第十五章　中国节日和德国信使

时间在流逝，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我们获悉，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16年已经过去了，旅队中的中国人决定举行一场庆典，蒙古人和欧洲人都受邀参加。在距那个伟大日子的最后一周，人们已完全可以推测出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中国学生和蒙古人忽然开始练起了跑步和运动技能。学生们不但从傣特曼那里借走了颜料和刷子，而且还请求冯·考尔和齐莫曼帮他们进行一些准备工作。拉尔森向蒙古人解释说10月10日晚上的营火必须是世界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也许远在北京的人都可以看到它的光亮，他还说北京距此不过区区1500公里。尽管如此，我从来未曾想过将会有一次如此重大的庆典。

10月10日前一晚上的温度降至零下8.3摄氏度，中午12点的温度甚至还不到零上4.9摄氏度，3点时河水的温度为10.5摄氏度，晚上9点时河水温度降至5.5摄氏度，而空气中的温度为0摄氏度，这些气温数据对那些即将参加庆典的人来说有一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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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典在早晨10点开始了，我到达现场时，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和全部随从都已经聚集在一个类似壁龛的凉棚前面，凉棚的两边是一些白杨树，场地的中间是一个用两只箱子摞起来做成的平台，上面铺着白布，装饰着树枝和各色花束，在“宴会厅”的入口处悬挂着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其右边是画在纸上的瑞典国旗在迎风飘扬，左边是德国国旗。场地的四周有许多挂在绳子上的纸片，上书意义重大的格言警句，其中一些是这样的：进步，天天进步！自由、平等、博爱！有志者，事竟成！古人说“知易行难”，孙中山说“行易而知难”！（Understanding is not difficult，but knowledge is difficult.）

这时徐教授走向前来，宣布庆典开始，并向旗帜敬礼，然后便是两分钟的静默时间，静默时所有的人都脱帽鞠躬，表示在思考节日的意义。

庆典的第二个项目是唱国歌，在唐代有歌曲类似于后来的国歌，但那歌曲只是颂扬伟大的唐太宗，据说演唱歌曲时，甚至连皇帝也要起立。现在的中国国歌很奇特，其中没有一个政治词汇，也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暗示。其歌词来自远古，据称有四千年之久。歌词较为简约，大意是：“云彩多么美丽，就像白色的棉花。日月的光辉永不熄灭。”歌声不断回荡在额济纳河岸边。

向中华民国国旗致意后，徐教授登上平台，用中文向他的同胞进行了一场演说，然后他又将其翻译成法语演说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听，我只记录了其中的大意：

“欧洲认为中国的命运比古老帝国的命运好不了多少，即使这在如今看来是真的，但也只是表面现象，而且这是互相争雄的将军们的错误，但这种局面将会过去，中国正在走向更好的时代——没有内战，没有分裂，没有争斗，没有战争。”

“在基督文明来临之前的第七世纪，中国人并不欣赏战争之术，但在孔夫子时代发生了变化，野蛮人入侵中华，中国不得不保卫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名叫鲁的国家并不十分强大，但当野蛮人四面来袭时，它进行了坚决地抵抗。孔夫子本人也是鲁国人，因此，他带着新的理论在他们同胞中间宣扬祖国之爱和守土敬业精神。如果没有孔夫子，鲁国早就亡了，现在他的新理论和新文化泽被神州大地。秦以武力征服中国，鲁则以其文化和精神征服中国，其征服是一场和平渗透。孔夫子的传统肇始于鲁，自那以来中国人就一直忠实于这一传统，其目的是尽可能地发扬光大中华文化，并以之作为抵抗外敌的干城。”

“目前，中国正在遵循这一古老传统的原则，要用中华文化作为抵抗外敌的武器，也就是抵抗那些将中国视作殖民地的外部强权。”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是落后的，我们需要所有能够得到的帮助，这种帮助不仅仅来自瑞典和德国。在这些优秀的向导的帮助下，我们将在中国文明化的过程中取得巨大的进步，这将给人类带来好处，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必定会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徐教授对我说了一些友好的话，并感谢我们和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感谢所有欧洲人的友谊、尤其是感谢那些参加今天节日庆典的欧洲人的好意。

令我吃惊的是，庆典节目单上的下一个节目竟是“斯文·赫定博士讲话”。好啦，我想，以前我也曾陷入比这还要严重的困境，于是我拔腿走上讲台。我表达了参加如此隆重的庆典的喜悦之情，表达了自己的诚意、由衷的同情和希望——这些同情和希望不但来自于我们，而且还来自于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并衷心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幸福繁荣。最后，我四度向中华民国国旗欢呼致意。

然后，齐莫曼以所有客人的名义发表了一次极为精彩的讲话——他说的是法语，有的地方甚至还押韵。齐莫曼不久便被选为额济纳河气象站的站长。齐莫曼之后，学生刘也向他的年轻的、充满热情的同胞发表了讲话。

节目单上的第七个节目是“音乐和朗诵”，其下有一系列的小题目。

节目中朗诵的许多诗歌都来自远古时代，如一个生活于7世纪的伟大的鲜卑族将军斛律金，他不识汉文，但却在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诗歌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另外一首歌讲的是西汉时期的苏武，汉武帝派他为特使出使匈奴，匈奴人企图说服他归顺。由于他不辱使命，拒绝诱惑，匈奴人将其流放至边远地区，他在那里牧羊19年。后来，他终于获得自由回到中国，即使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仍以下面的歌曲歌唱忠诚的苏武：“苏武羁留匈奴威武不屈，牧羊十九载冰雪做伴，茹毛饮血不辱使命。牧羊北海之滨，不忘汉家故土，旄节毁而难归，备尝艰辛志不坠，忠诚汉家心如铁。夜醒闻听胡笛音，心意翻腾珠泪滚，忽闻北风起，群雁南归捎羁愁，白发老母依门望，看穿秋水思儿郎，娇妇独坐帐幔后，满腹幽怨谁与诉。夜半梦连连，争恨鸿雁不飞渡。海枯石烂心不变，一腔赤诚同日月，可期匈奴力渐衰，汉皇威扫胡天霾。”

然而，我们的中国东道主们不仅向我们吟诵了古典诗歌，一些颇为现代的、多少带有一丝共产主义意味的、歌颂自由的歌曲也在额济纳河畔的树林中回荡。

庆典的文艺表演部分是在帐篷群前面的平地上举行的，驮鞍上的盖布铺在地上形成了一个边长12米的小广场，人们在这里唱歌、朗诵、游戏，各种活动一个接一个。

不过，参加庆典活动的大多数人，包括蒙古人和土尔扈特人，都觉得节目的第二部分，即文艺表演，比第一部分更有意思。因为他们现在至少能明白节目的内容，因而可以尽情享受其带来的乐趣。

接下来要举行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跑道”旁边是一排看台，全用箱子摆成，上铺驼布。

其实，只有徐教授、拉尔森和我坐在看台上当观众，因为其他人几乎都参加了比赛，沃尔兹是一个极棒的“运动员”，可惜他生病了，但发着高烧的他坚持要参加比赛，我苦苦哀求他保重身体，但也难以让他回心转意。里艾伯润兹机警的如同一只猎犬，扛着沉重的摄影机来回忙活着，他拍下了一系列珍贵的照片。

徐教授、拉尔森、齐莫曼和赫姆波尔都是裁判员，我自己不是一个运动员，无法根据比赛规则描述这些狂热的比赛的过程。

日落前夕比赛结束了，饥肠辘辘的运动员们开始准备用餐。菜单上有葡萄酒、肉馅饺子、沙丁鱼、蒸苹果、米饭、绿豆汤、咖啡、茶、饼干、雪茄烟和香烟。“葡萄酒”为蒙古所产，味道很怪。

庆典活动取得了成功，人们胃口大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用不着发表讲话了。的确，歌颂祖国的讲话已经足够了，现在该填饱肚子了。

大家心情非常愉快，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和礼貌的东道主。

用餐之后是颁奖活动，颁奖过程颇为难办，因为所有的欧洲人都主张把自己的奖品颁发给一无所获的蒙古人。

最后一个节目的主角是拉尔森，他用一整堆树干摆成了一个约4米高的四方形，其中填满了干燥得像引火绳似的树枝和圆木。夜色降临额济纳河，柴堆燃起了火焰——如此大的篝火我以前从未见过，只有整幢房屋燃起的火才可能与之相比较。

在熊熊升起的烈焰旁我们举行了最后一场体育比赛——6名德国人和6名蒙古人拔河比试力气。最终蒙古人获得胜利，他们早已习惯于搬弄旅队沉重的箱子，这功夫早已经练成了。德国人不肯认输，还要再次比试，结果绳子突然绷断，这12个人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四仰八叉，腿齐齐地指向空中，观众们被这突然的一幕逗得大笑不止。

接下来又是音乐演奏——中国音乐、蒙古音乐和欧洲音乐各自施展魅力，留声机、曼陀林各展风采。人们在音乐声中饮茶、聊天、逗趣，各种语言交替着。

时间宛如长了翅膀似的在轻快、和谐和友好的气氛中飞逝，最后，我代表客人们真诚地向徐教授表示感谢——庆典举办得非常成功，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盛举，我们不会忘记在这个凉爽的秋日里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的真诚敬意。

喧嚣的庆典过后，额济纳河之滨又重归平静，秋天的凉意在继续——晚上的气温已低至零下8摄氏度，早晨10点则上升至零上3.1摄氏度，而下午6点又开始降霜了。

现在“供应纵队”该向马木进发了，在我们向哈密进军之前他们要对给养进行补充。马木坐落在额济纳河右岸，距离我们有223公里之遥。10月13日午饭之后，玛斯考尔率领旅队出发了，他们手下有学生刘和马，一名赶骆驼的汉人和7匹骆驼。他们要完成一系列任务，头等重要的大事是取回从北京来的邮件，它们是徐教授和其他中国人渴望已久的东西。我也急切地想看到这些信件，因为我想知道北京委员会对我的建议的答复。

我和徐教授写了许多信件，交由马木的邮局寄走——考虑到考察队将来的变故，这些信件还是相当重要的。它们都是徐教授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稳妥起见，他把这些信件都为我译成了法文。

其中最重要的一封信是写给迪化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的，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在信的开头，我们向他简要地介绍了考察队的科学目的和在额济纳河的旅行，然后告诉他考察队很快将转向哈密和善鄯，然后由此趋向吐鲁番和迪化。

“我们欲在哈密建立一座气象站，我们得知您总是不遗余力地襄助科学事业，我们相信您也将支持我们的考察活动，我们怀着极大的敬意等待您的消息，期望您敕令沿路各当局在必要时予我们以协助。抵达迪化后，我们将亲自登门拜访，亲耳聆听您的高见。为不致唐突，现提前致函前来，敬请过目。”

这个简短的信件对杨增新而言并不算什么新情报，因为在冬天，张作霖元帅已经将考察队的事情电告了他，并且还给我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介绍信带给杨增新，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北京委员会也已经告知新疆方面考察队即将到来的事情并请求予以支持。

我们这封信件的目的旨在告知杨增新考察队的行动路线和考察队目前的情况。他肯定已经等待好久了！他将如何接待我们？中国的政治局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经耳闻了一些不确定的传言，这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对我们的态度？自1911年以来就在新疆实施铁腕“统治”的杨增新会不会感到这场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科学考察是入侵？我们能否成功？对这些我们自然一无所知，然而这种种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考察的魅力和悬念。在前去哈密的路上这些担心肯定会与日俱增，所有这些神秘疑问的答案只有在到达新疆边境时才能得到。

考察队的中外成员都利用此次机会向远方的亲人写信，因此邮件变得十分沉重。一切就绪后，送信的“邮差”队伍就上路了，玛斯考尔挺着笔直的身体平静地走在队伍之中——他带着自己的骆驼要走完第一段行程。刘蜷缩在牲畜背上，开始着手画行军路线图。

玛斯考尔从我们中间离开后，我们这座移动的“城”的一位“居民”变得非常难受，那便是小羚羊。它四处乱蹦，徒劳地在玛斯考尔的帐篷中寻找它的主人，晚上在篝火旁它也是焦躁不安和满腹狐疑的样子，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将它逮住并锁在俱乐部帐篷的储藏室中——它的睡毯已经铺在那儿了。伴随时光一天天地流逝，玛斯考尔也变得越来越遥远，小羚羊也慢慢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而，所有人都相信，它不会忘记它的主人、保护者和朋友。

和各种实际的准备工作一样，大本营的科学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天气好时，傣特曼不管在白天还是晚上都要进行天文位置观测，10月12日，经过一系列的观测和接收瑙恩时间信号后，他确定了1号气象站的地理位置，其所在位置为额济纳河畔。通过新的观测手段，他打算尽量使观测结果接近最终值，与此同时，他还在画水彩画。

为了寻找理想的1号站位置，几支小分队出发作短途考察，但最终我们还是觉得最合适的地点莫过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营地，这是拉尔森在9月23日选定的，这样，霍德博士就可以和他的中国同事们于10月中旬开始着手建立气象站了。

经过一番忙碌，气象观测工作就正式启动了，湖岸附近的空地上竖起了篱笆，里面很快竖起了4根高高的柱子，用作气象观测的仪器就要放置在这些柱子上面。

霍德博士每天都要释放试验气球，他十分热衷于研究夏秋高空气流运动的结果。10月12日的气球升至距地面14840米的高空，这已相当于15700米的海拔高度了，连续5周的观测结果出来以后，这一数值还会变得更为准确，而根据一年半以后的观测结果，我们就会更加接近真正的绝对高度。

在10月15日以前的日子里，大多数人，首先是我，可以说忧心忡忡，因为我们的给养开始短缺。旅队虽然能够平安抵达哈密，但在那儿需要用钱。我已为自己向迪化转了一大笔款子，但现在还需要将一部分钱转往哈密，以便我能够顺顺利利地从那里旅行到迪化。

因而这些天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从早晨到深夜一直坐在帐篷中的“写字桌”前不停地写呀写，只有当晚上帐篷前的篝火燃起时，我才出去坐一两个小时，与其他人聊聊天或听听音乐，然后便回帐篷继续工作。每过两个小时，门托都要进来换一个火盆，里面是红彤彤、暖洋洋的木炭火。

为了使信件尽可能快地抵达斯德哥尔摩，所有外国信件都要委托给迪化的邮局，经由一条较马木更为安全的路线送出去。

10月8日我给沃尔兹下达了命令，要他在10月15日出发前往迪化去送信，他欣然接受了这一重要任务，高兴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沃尔兹来自巴伐利亚，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和登山家，他浑身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力气，他属于那种不知困难为何物并酷爱野外挑战的人。

从额济纳河到哈密的直线距离为650公里，哈密到迪化的距离为550公里。然而，这位信使还要再从迪化返回哈密，再走550公里，这样他总共要走1750公里，但事实上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最后他至少要走2000多公里的路程。

将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一个手下使我内心感到很不安，并且只有两个赶骆驼的人跟着他，一个是蒙古人萨尔彻，另一个是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要途经一些土匪出没的地区，因此我很不放心。但沃尔兹本人却一笑置之，声称他倒确实希望能与土匪们会一会。那两名亚洲人也很高兴能够与沃尔兹一同前往，和沃尔兹一样，他们也认为这次使命是对自己极大的信任，是一个荣誉。

拉尔森在一旁平静地断言，如果沃尔兹说的情况出现，土匪们将倒大霉，因为勇敢的沃尔兹是一个神枪手。里艾伯润兹则声称，如果谁能为他搞来一队真正的土匪让他拍摄的话，他愿意为每名土匪出价50元。他还说，如果人们事事害怕的话，那最好不要来亚洲旅行，而应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吃肉喝酒。

沃尔兹只能带一顶帐篷，那两名同伴也要与他睡在里面。拉尔森的任务是挑8匹最好的骆驼供他们使用，3匹用做乘骑，其余的驮载给养、冬衣、睡袋、帐篷、个人装备、武器弹药、炊具和两个小水壶。

我为他们规划的行军线路是沿着巴里坤的大旅队所走的路线通往古城。到达这里以后，骑马或坐马车与随行的中国人一同去迪化，蒙古人萨尔彻和8匹骆驼将留在这里，到迪化后他要去见杨增新，向其转达我的私人问候，同时呈交信件。在这封信中我只是再次陈述了以前通过马木转送的信件的内容，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派来考察队的成员——德国人赫尔·沃尔兹作为专门的信差拜访您，并向您问安。很久以前我们曾向迪化转送了一笔钱，其中一部分我们需要在哈密花费，因此该信差的任务是将这笔钱取出来，经由吐鲁番和善鄯转回哈密，如蒙阁下您能敕令沿路各当局向其提供必要的保护，我们将不胜感激。”

见过杨增新后，沃尔兹就要去提取钱，并接收已经送到那里的我们的信件、报纸和书籍，他可以以自己认为的最好的方式运送这些珍贵的东西——或者要求杨增新派一支卫队护送，或者用一辆平常的小马车，而他自己则充当武装警卫。

如果他们能日行40里，那么这趟迪化之行40天就足够了，因此，沃尔兹在11月25日一定能抵达目的地。5天的时间足够他完成在迪化的任务，15天之内他可以再次骑马回到哈密，这个时间应该在12月15日——大概与我们同时到达，因为我们也正在考虑于11月5日出发去哈密，预计在12月5日到达。

为了给沃尔兹送行，10月14日晚上营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篝火旁，篝火也比平时要大许多，蒙古人的乐队演奏乐曲，风也刮了起来，广阔草原上的沙沙声与美妙的乐声融合在一起。刚从嘎顺淖尔做植物考察归来的胡莫和哈斯伦德带回来一种奇特少见的烈性酒，当所有的罐头容器和杯子都斟满酒后，我走到篝火的前面和沃尔兹作了一番美好的告别演说，最后我还用瑞典语四度向他祝福。

10月15日早上7点，大家都起床了，8匹骆驼膘肥体壮，背负轻装准备出发，其中有一匹白骆驼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还有几匹是新购买的，还没有进行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所有的骆驼都处在最好的状态，我对它们怀有一种敬畏之情，这种心情是人们在港口向即将驶向大海的轮船挥手道别时所特有的——这些“沙漠之舟”将要经历多少场风暴啊！它们能坚持下来吗？它们之中的某些是否会永远地躺倒在路边呢？

沃尔兹乘骑的是一匹黑色骆驼，这匹骆驼一直把他从包头驮到我们现在的营地。萨尔彻和那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四处检查行李，他嘴里叼着香烟，看那神态好像只是要进行一次轻松的短途出行。

接下来是最后一次握手，然后这支小旅队就消失在蒙古帐篷群附近的树林中了。

与他们一同而去还有我的一大部分旅行日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的信件在新年到来之前是不会到达斯德哥尔摩的。为了让那些在家里想念我们的人放心，我还与沃尔兹一起拟了一封电报，它11月底就会到达目的地。

我们后来经常想到沃尔兹和他的孤独的旅队，试着计算他们的行程和所至。他可以自主选择路线，我们只是推测他可能会选择直接到达巴里坤的沙漠线路——那里有一部分线路是无水的，这样，就会离开处在山脉南面的哈密至少100公里。

事实上，我并不特别为沃尔兹担心，一个曾在战场上勇敢善战的德国军官是不会畏惧沙漠旅行的，即使旅程有2000公里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