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泛舟额济纳河

10月15日考察队分散在6个不同的地点。主营地的24人中只有14人留在原地，由于还要组织两支新的小型考察队，我们的人数还会减少。

玛斯考尔和沃尔兹带走所有的信件以后，我就摆脱了繁冗的通信工作——可以考虑去湖上进行一次短途旅行了。因此，一告别沃尔兹，我就转身到“船坞”视察拉尔森的奇舟，它已在陆地上躺得时间够久了，现在已经完全干透了。我和哈斯伦德又驾船试航了一次，我们顺流下行了几里路，由于不断搁浅，就在左岸登陆了。情况很明显，我对哈斯伦德说：“那船不能在额济纳河航行，它太重了，很快就会沉入水中。甲板要撤掉，独木舟还要再挖空一些，直到它的重量和厚度减少一半为止，这样我们起码能驶过一半的浅水滩，而现在我们却常常搁浅在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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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工高姆博和4个蒙古人在岸上跟着我们，他们帮助哈斯伦德把船再度拖入“船坞”。哈斯伦德接受新命令后立即开始着手工作，独木舟的底部放着通红的木炭火盆，这使得凿独木舟的工作越来越容易，速度也越来越快。造船的工作在夜晚继续进行，晚上干活时的照明光源就是篝火。我晚上上床歇息之时仍能听到斧头的砍削声和锯子的摩擦声，等到第二天早晨睁开眼时我听到的仍然是同样的声响。独木舟还在继续被凿薄，它的周围出现了一堆堆像小山似的木块和木片。

我们必须要在10月17日早晨出发，因为时间不等人，河水已经开始回落。我们以前测得的最高水位为59.5厘米，现在的水深为55.5厘米，这意味着船更容易搁浅。

下午4点船才改造完毕，完全跟我的要求相吻合，两只独木舟的最宽处约有45厘米，前部的宽度为30厘米，两条结实的横木将它们连接起来，两者之间的距离为35厘米。独木舟的前面放着一块箱子盖——那是绘地图的桌子。在中间部位，一块小木板固定在两只独木舟之间，我坐在上面，一只脚放在左面的独木舟中，另一只脚放在右面的独木舟中，身体的其余部分在水上保持着平衡。在我们后面固定着另外一块小横板，船员哈斯伦德坐在上面操纵桨板。

10月16日下午我们驾驶着这艘所谓的船进行了一次新的试航，这次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不管船什么时候陷入泥滩，哈斯伦德都会立刻跳入水中把船推开，于是我们又可以继续在水中航行了。这趟漂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船一会儿漂向右岸，一会儿又被冲回左岸。我们在一个有遮蔽的小湾“抛锚”后将船拖上了岸，前面是一片老杨树林。

这次试航极为成功，第二天早上我们要顺着额济纳河航行到更远的地方。此时天已不早了，太阳正在西沉，我们起身返回。一路上不时穿过小的灌木丛，翻越长满红柳的小丘，更要通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荡。几分钟之后，一道水沟横在前面，这是额济纳河的一条边渠，大约有20米宽、30厘米深，里面有一股浅浅的水流，哈斯伦德把我背了过去。很快暮色四合，天越来越黑，突然火光闪亮，亮光在树丛中闪烁，狗的叫声传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经过一番琢磨，我制订的短途旅行计划是这样的，独木舟不装载行李，因而拉尔森要带一小队人马沿着左岸前进，并时刻与我们保持联系，在选择宿营地时他要与我们商量。徐教授和李很想看看那两个湖，于是拉尔森也带上了他们，赫姆波尔和齐莫曼也带着他们的小旅队向湖的方向前进，准备图测额济纳河的西部湖湾。该湖湾名为奥博恩古尔，与嘎顺淖尔相通，在返回时他们还要图测昆都仑古尔湾。据说该湾一直流向东部，在额济纳河的中游冬都尔古尔伸入苏泊淖尔之前与之交汇。

10月17日早晨出发时，1号气象站的人只有霍德、胡莫、傣特曼、里艾伯润兹、穆伦温格和隋留下，陪着我们上路的随从有蒙古人门托、班彻、马特以及汉人明和王。两名德国人有自己的仆人和骆驼。大家同时离开，但很快就走上了不同的路线，3天之后我们才能在土尔扈特人首领的大本营附近会合。我打算在徐教授的陪同下去会会这位王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会见他的大儿子，因为他本人老病交加，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趁此机会向他引见齐莫曼，他准备在这位王爷的土地上逗留一年半的时间。

哈斯伦德和我骑着牲畜走到前一晚上停船的地方，然后下马登船。我们只带了几件必需品：地图、指南针、手表、铅笔和望远镜。由于要一次次跳入水中，哈斯伦德甚至将自己的衣服都交由沿岸行进的旅队保管，自己只随身携带了一件毛背心和游泳内裤。

拉尔森拿着枪随着我们在左岸前进，他打了一只野鸡和野鸭，他的坐骑由蒙古人班彻引领着。

我们用船篙撑离陆地驶进水中，船行进的速度很合适，既不是太快也不是太慢。河岸上满眼秋色，枯黄的灌木丛、低矮的红柳林、杂草、芦苇都覆盖上了一层漫漫黄色。荒丘不时闪现，长满植物的沙包由于河水的冲刷大都形成垂直的岸墙。我们很快就发觉这种强烈的浸蚀坡地的水流很适合航行，因此就尽可能地让船沿着岸边前行。

但水流总是从此岸流向彼岸，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穿越河床。正是在这些河段我们习惯了搁浅，因为这些地方隐藏着令人迷惑的沙滩。船篙一插入沙滩，船就开始打转，于是哈斯伦德就要跳进河中，踩着泥寻找深水处。

我本人坐在“桌子”前，一边观测，一边画出额济纳河下游的河道图。我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因为额济纳河和别的河流一样也是九曲十八弯，很少有地方能让人省心一两分钟，因此，我不得不时刻看着指南针和手表，一刻不停地在地图上画着，与此同时，其他必要的记录和观测数据也要飞快地记下。而为了得到经过的河流的长度值，我还要一次次地测量水流的速度。

河岸上有几个地方出现了人影，好奇的土尔扈特人跑向岸边——他们的帐篷就在河流的附近。有一次我们靠着左岸航行时，两个穿蓝衣服的男子和一名全身红色装扮的女人骑马前来观看，他们非常好奇，有礼貌地向我们打招呼，然后转身陪着我们走了不长的一段路——他们已经听说我们要在河上旅行，现在要亲眼来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河岸边有骆驼在放牧，这些牲畜们睁着溜圆的眼睛看着我们，那神情似乎比土尔扈特人还要吃惊。一匹高大的黄色骆驼站在河岸边喝水，我们的船一声不响地从它的身边滑了过去，它先是抬头看了一眼，旋即转身消失在树林之中。

中午1点刚过，我们正沿着左岸漂流，拉尔森出现在红柳丛中，他对我说现在该吃午饭了。他也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走”得太快了。于是我们停船登岸，摆开简单的食品开始用餐。食物是一壶热茶、一块巧克力和几块饼干。坐在茂密的红柳丛中是很件舒服的事情，天气很暖和，气温是23摄氏度，哈斯伦德可以好好晒一晒自己了。

吃完饭后我们继续前进，有几次我们通过一群狭长的小岛，其中一个小岛把我们和拉尔森分开了许久。中午3点刚过，旅队就到达了额济纳河分叉的地方，分开的两股水流显然一样大。左面的一股叫奥博恩古尔，意思是“敖包河”，汇入嘎顺淖尔；右面的一股叫冬都尔古尔，意思是“中间河”，汇入苏泊淖尔。根据我们从土尔扈特人那里得到的情况来判断，冬都尔古尔应该比它的“左邻”更深更窄，因此我决定先对“中间河”进行图测。

拉尔森也许会在这里跨越奥博恩古尔，于是哈斯伦德四处转悠着寻找一个合适的浅滩——我不想让拉尔森进入深水，因为他不会游泳。蒙古头领马仁的营地在奥博恩古尔左岸下游很远的地方，他在那里看护我们的骆驼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我派班彻徒步去那里看一看。徐教授也随他的小旅队已经去了那里。

我们现在正漂流在冬都尔古尔河上，在船前面靠河左岸的地方有一群野鹅正在休息，它们一看到我们就哗啦啦地窜入空中向南方飞去，它们的翅膀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异常美丽，翅膀扑动时发出的刷刷声清晰可闻。鹅群在空中叫成一片，好像是说河中怎么突然出现了陌生的怪物。与额济纳河河岸及其三角洲支流区的土尔扈特人及其骆驼一样，这些野鹅也是第一次看到船，它们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越往前“走”，冬都尔古尔变得越窄，船也不再经常搁浅了，驾船变得越来越容易。事实上，哈斯伦德只是坐在那儿，手拿船篙专注地看着水面，由于不需要经常跳入水中，他的衣服几乎都要干透了。船漂流的速度很快，有一次在一个深深的急转弯处，水流差一点将我们推向岸边，好在我手中有一根细木棍可以把船撑开，从而避免了一场碰撞。

下午4点时河流拐向东方，接着又转向西北方向。4点45分时温度计显示空中气温仍为22摄氏度，河流温度为12摄氏度，半小时后太阳落山，空气中的气温下降了7摄氏度。

时间过得飞快，太阳已经西下，拉尔森再度在树丛中现身——旅队必须找到我们，因为在天黑以前必须宿营。

这里的河水很深，但只有15米宽，它就像一条人工运河，河床没有泥滩，左岸的斜坡很陡，而右岸则显得较为平缓，两岸都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左岸的沙土中生长着古老的白杨树，右岸的树林沐浴在落日余晖中，树干呈现出一片砖红色，而树冠则是金光万道，美丽异常。

这个地方真不错，简直就像一个皇家花园，于是我们决定在此登岸扎营。哈斯伦德将船拖上岸，拉尔森去收集柴火，我则画了两幅草图。

这里的河段又窄又深，距离河岸30米处就看不到它了，似乎它一下子就消失在黄色漫漫的树林中去了。今天的天气确实不错，航行也很顺利——一个纤风不起的日子。周围的自然景观也颇有魅力，流连其中，身心怡然。野鸭和野鹅在岸边不停地起起落落，而野鸡们则安详地卧在红柳树下的安乐窝中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空中有一只鹰在盘旋。左岸地势更为平坦，到处都是芦苇，牧草有一人多高，牛、马和骆驼的身影不时闪现其中，有几次我们还看到了土尔扈特人的帐篷。

暮色渐浓，西面传来了骆驼的叫声，显然那是我们的旅队，他们马上就要越过附近的奥博恩古尔了。驼鸣声停了下来，这说明他们已经顺利地过了河。为了给他们指引方向，拉尔森点起了火，哈斯伦德光着身子站在火堆旁，手里拎着毛背心和内裤在火上烤，徐教授和李走过来挨着我们坐下。我们的帐篷在白杨树林边很快建立起来了，转眼间厨房也建好了。6点30分时，我们开始用餐了，摆在面前的食物有肉馅饺子、绿豆、米饭、饼干和茶。大家都坐在火堆旁的毛毯上用餐。干枯的树干很容易燃烧，火舌噼噼啪啪地越蹿越高，骆驼们的身影在火光的映衬下变成了红色。栖身于枯树干之中的蝎子在被烧焦之前肯定还以为是盛夏又到来了。天空一碧如洗，夜风习习吹来，落叶沙沙作响，走在上面宛如回到了家乡。

晚饭后我靠在帐篷中的垫子上写日记。然后就在这个“皇家花园”的大天篷下上床睡觉，只要醒着，我就能听到篝火旁的蒙古人的笛声，他们铺着羊皮睡在露天。在这样一个美妙的夜晚，大家几乎都没有睡意。

次日早晨我们继续漂流，沿途景色令人陶醉，旅队越是深入这片沙海中的神奇森林，我就越后悔里艾伯润兹没有带着摄影机同我们一起来。但这后悔来得还不算太迟，因为昨天晚上在营火旁我与拉尔森讨论了这个想法，他也与我有同感，于是我写信给里艾伯润兹，让他尽快追上我们。班彻负责把我的信送回大本营，在经过马仁的营地时，他从那儿要了4匹骆驼。估计里艾伯润兹在两天内就会追上来，我们将在下一个营地等待他。

10月19日的前一天晚上气温降至零上3.3摄氏度——最后几个晚上天气居然越来越热——我们好像正在进入春天，而不是秋天，早晨9点时测量的空气温度为10.6摄氏度，水温为8摄氏度，水的流速为每秒90厘米，昨天水位已下降了好几厘米。我们撑船离岸，继续在冬都尔古尔河上航行。旅行非常美妙，船在狭窄的河道中平稳地漂流，沿途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看到我们都惊讶无比。

河流的宽度经常变化，有时候宽达70厘米，有时在急转弯处仅宽10厘米。总之，河床越来越深。现在冬都尔古尔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处在陡峭的码头或高达两米的浸蚀台地之间的人工运河。

继续前行，两岸不时闪过一片片美丽的树林。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泊船上岸。拉尔森也已经在一片舒适的白杨树荫下生起了火。河岸上有野猫的脚印——那动物曾在河边饮水，看上去像是一只猞猁狲。

再次出发时船上多了一位乘客——拉尔森坐上船和我们一起漂流。这样做也是情理中的事，因为正是他建造了这艘漂亮的船。他非常喜欢在河上旅行，兴奋地喋喋不休，简直无法自已。他一会儿测水深，一会儿打野味，一会儿这只脚站在左边的独木舟中，那只脚站在右边的独木舟中，举着望远镜观察四周的环境。他说的话逗得哈斯伦德哈哈大笑，我一直忙于查看时间和测量指南针上的度数，所以无法和他们在一起开心。

旅队在左面出现了，驼队沿岸行进，看上去悠然自得，魅力不凡。可是，景色突变，树林走到了尽头，红柳都变得稀稀疏疏了，几株孤零零的杨树成了树林通往湖泊的前哨。河流两岸是大片的牧草和芦苇，迷人的景色已经消失。我们还在接近平坦开阔的盆地，在那里安静地隐藏着两个姐妹湖。

此时已中午3点，空气温度为16.1摄氏度，河水温度为11.1摄氏度。马特骑着骆驼跑来报告，说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就在下游前面的一处地点宿营，我们的帐篷也正在那里搭建着。我们经过几处河流的拐弯之后，旅队便出现在眼前，于是我们停船上岸。

在冬都尔古尔和奥博恩古尔两河之间，延伸着一带数米高的平坦的卵石高地。我们在平地上的营地的西面是土尔扈特王爷的大本营，其地称为瑟尔—松彻。

王爷住在一处泥房子里，房子是新建的，里面有40多间屋子。房子附近是他的衙门。离房子不远处有一座寺院，叫做达吉林过姆帕，其名称值得注意，它用的是藏语的寺院，而不是蒙古语的寺院。

关于冬都尔古尔通往苏泊淖尔，或奥博恩古尔通往嘎顺淖尔的水道的翔实情况我们难以得到。我们不清楚从距王爷府半里路的宿营地能不能继续航行到河流的入湖口。于是哈斯伦德前去进行了一番侦察，他发现就在宿营地的下游冬都尔古尔出现了两条河道，左面的一条形成了一系列沼泽地，沼泽地的水形成了几条小支流，小支流最后汇聚成一个小瀑布后又回归到右边的河道。河道很窄，如一条排水沟，我们的连体独木舟能否通过成了问题。不过，我们决定先试一下再说，即使水位正在下降，也没能改变我们的决心。

由于我听说有一条小型的三角洲支流流向冬都尔古尔以东，我指派赫姆波尔和齐莫曼前去对之实施图测，他们也准备打此地再度赶往固定营地。

额济纳河附近及其三角洲地带的居民都是蒙古人，他们属于土尔扈特人的一个古老部落。在我到达之前，徐教授已代我向王爷作了通报。现在我们的宿营地距其府第仅有半里之遥。

10月20日早晨我们派马特前往衙门询问王爷何时能接见我们。然而，已过了中午12点，我们的信使还未回来。也许那王爷根本就不愿意接见我们，我们知道他眼花耳背，平时总是躺在毛皮褥子上，很少见客。他的45岁的长子主持着他父亲和部落的所有事务，几周前胡莫和哈斯伦德登门造访时，曾获得允许拜见了他的老父亲。看来，我们除了等待外别无他法。

芦苇丛中传来了风的呼号声，河面上卷起了一层白色的泡沫，天际飘来一团黄色的沙尘雾，这说明沙漠就近在咫尺。然而，这一片黄色的面纱却使在北面延伸的不高的山系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深蓝色轮廓，它们从东西两面伸向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的北部。在东北面，诺颜—博戈多，其意思是“众神之首”，它的两座平坦的山峰隐然可见。

下午刚过不久，马特终于回来了，王子给他的回复令人费解。他答复说今天不能接见我们，因为今天是他们的月份的25日，这个日子不适宜会客。他说将在10月28日或29日派一名信使前来，那时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他都将告知我们他见客的日期。我立即召来徐教授和拉尔森进行商议。徐教授和我一样，也认为这一回复几乎是侮辱性的。如今我们近在眼前他都拒绝接见，28日，即4天之后我们早已走远了，那位王爷真的相信我们那时会掉转马头去参拜他吗？徐教授认为，一个所辖只有97顶帐篷的小小王爷只不过相当于一个汉区的地方镇长，像我们这样一支庞大的考察队进入其辖区时他应以礼相待才是。然而从那位王爷的角度来看我们，他的确也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何许人，是政客？间谍？抑或是白匪？拉尔森认为，我们的旅队刚抵达时，王爷肯定已派人前往甘肃询问了当地的汉人当局该如何应对我们。说不定此刻王爷正在等待上边的指示，因此给了我们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位王爷应受到赞扬，而不是责备，因为这表明他谨慎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徐教授同意他的看法。

也许其中也掺杂着政治因素，据说多半土尔扈特人同情蒙古共和国，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表明他们的立场。但是徐教授反对这种看法，他说如果那样的话王爷就会失去所有头衔而一无所有。他肯定是一名保守的人，效忠中国政府，不愿放弃自己拥有的小小权力。

这时哈斯伦德过来告诉我们说，他和胡莫经过王爷的府邸时曾遇到黄文弼，当时他正需要一个带路的人。于是他们就一起去了王爷府，但王爷没有露面，而是差人把他们带到了衙门。在衙门他们与几个官员见了面，并告知了黄文弼的要求。正当他们与官员谈话时王爷的长子走了过来——他是这里真正的实权人物，他友好礼貌地向他们表示欢迎。他愧疚地表示未能亲自接待他们，他强调说：“各位想必明白，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们不能不谨慎啊。本地长治久安，将来还想永保平安。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来自不同派别的代表。况且，我们也不清楚各位是何人，为何到此。”

他的小心谨慎的确是有道理的，试想一下，在一个美好平静的日子里，18名全副武装的欧洲人和10名中国人带着数百只骆驼如蝗虫似的突然来到他平静的土地上，他怎能不紧张呢？何况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事情。而且，关于我们的谣言也早已在额济纳河传开了，经过蒙古人和汉族商人之口，这些谣言已被放大。以致有人说，一支军队带着庞大的商队和大批帐篷，还有数不清的武器正在开来。还言之凿凿地说我们的前锋部队已在河岸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过不了几天后面的大队人马就会赶上来，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军事性质的集结。王爷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加强戒备。

我们决定谨慎从事，并且决定以友好的方式向王爷解释考察队的意图并告知在他的地盘上建立气象站的计划。徐教授承担起了起草信件的任务，那封汉文书信在开头的一番客套之后大意说：

我们今次专意来访，可至为遗憾地获悉今天您不宜见客，使我们不能亲眼一睹尊颜。我们的考察队受到中国政府和联盟的保护，欲在陕西、甘肃和新疆北部实施科学考察。我们还计划在苏泊淖尔附近，在哈密、迪化及其他地区建立气象站，目的是对降水、风向和气温的情况实施长期观测。

我们现在在额济纳河的西岸，在这里的建站工作已经完成。因此我们感到有义务对您及其您的官员进行一次拜访，以便向您解释我们的意图，并代表气象站请求您的保护。我们的考察队是具有科研目的的组织，它的所有成员都是学者和有教养的人。至于政治——我们不想和政治有任何瓜葛，我们不属于任何特殊的集团或联盟，气象站的任务是纯粹科学性质的。

斯文·赫定博士是潘真活佛20多年的好朋友，他曾几次游历西藏进行探险，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也曾数次拜访北京的喇嘛，并告知其准备出访上述地区的计划，并得到了北京喇嘛的大力支持。而我本人——徐炳昶教授，则一直对黄教怀有极大的敬意。我们可以向您保证，就气象站的成员而言，他们绝不会违反当地的风俗习惯，不会以任何形式冒犯寺庙或敖包。

在此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把您的接见看得很重要。如果您不方便的话，我们愿意借此告知，在这个月底或下个月初我们的旅队打算继续向新疆进发。

如果我们这两个负责全队工作的人这次不幸未能见到您，考察队里还有3名成员将有幸留在这里，他们准备着随时拜访您，以便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

除此之外，与考察队有关的所有成员都持有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发放的护照。如果您愿意，请派一名全权代表来我处查验护照。

送信的人仍然是马特，他好一会工夫才回来，随他而来的有一位“图失米德”，即秘书，还有一位官员。秘书告诉我们说，王爷有一位翻译，但却没有一名懂汉语的翻译。于是，我们聪明的蒙古人塞拉特立刻将信件翻译成了蒙古语，那位特使带着信立刻回去了。我们只好继续等待，等待的时候没有从王爷处得到任何消息。

向晚时分，里艾伯润兹赶来了，他带来了5匹骆驼，两部照相机，还有许多胶片和胶卷。他兴致极高，报告说大本营一切正常。

夜幕降临后我们又燃起了一堆火——这里有的是浮木。大家坐在火边讨论白天遇到的问题，都在琢磨王爷为什么不愿接见我们。不用说，王爷的秘书极为客气，他保证说我们是受欢迎的，还说我们完全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要乘船去湖上应该小心一点，那里水很大！

说实话，更为我担心的人是徐教授，他对我去湖上航行的担忧确实令人感动。他说：“真正勇敢的人没有必要盲目地去冒险。去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您说要去测量水深，调查湖的面积和形状。但这些事情齐莫曼就可以轻松完成，即使湖上有冰，地理学所必需的新知识也完全可以得到相关数据。想一想您对自己的亲人、祖国和考察队所承担的责任吧。您曾谈到您在西藏的湖泊冒险，但那时您多年轻啊。您曾说只要冯·考尔能用羊皮做一只安全适航的筏子就解决问题了，但那需要很多羊皮，您必须节省。如果您愿意一直等到筏子做成的话，我将欣然承担全部购羊费用。我请求您打消您的念头。您说天气好时独木舟不会出事，可一旦您在湖心时起风怎么办？”

“我们将升起船帆，全力向岸边滑行。”我说。

“您冒的险与可能得到的结果相比太不值当了。我希望明天晚上大家也聚在一起宿营，这样在您进行愚蠢的冒险之前可以把事情再说一说。”徐教授说。

徐教授的担心发自内心，也是他的善良天性使然。最后，我故意开玩笑问他：“如果我去了湖上回不来您怎么办？”

“不要这么说。”他严肃地回答，说着慢慢地走回自己的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