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1号气象站

10月26日前一晚上的温度骤降至零下8.7摄氏度，为我们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低温度。太阳升起以前哈斯伦德和里艾伯润兹已跟着拉船的牛车先行出发了——他们可以不必顾及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前进的路线。

我的纵队在森林中顺着奥博恩古尔向南进发，于10月28日过河，此时有些河段已结冰。旅队穿林越障，有时行走在灌木丛中，有时跋涉在草原上，有时行进在寸草不长的碎石地上，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大本营。瑞典国旗在额济纳河岸边高高飘扬，在新的气象观测站附近还有一面德国国旗。所有人都趋前迎接我们。对我来说，再次见到诺林及其伙伴真是莫大的安慰。事实上，伯格曼、黑德、冯·玛森巴希、索得鲍姆和丁已经与我们分别数月了。他们于10月23日到达这里，比我们早到了5天。吃完饭以后，北方纵队的负责人立即呈上了他们的报告。诺林的23张大地图给人印象深刻，另外15幅地图则描述了到额济纳河的路线。黑德展示了他的不凡的三角测绘成果，其方向也大致通往善德庙。玛森巴希对纵队经过的谷地和河道进行了一系列地形测量，从而给诺林的地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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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家陈的大力支持下，伯格曼在从百灵庙到额济纳河的路上发现了120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只有14处是在善德庙到1号气象站的途中。现在，我们收获的器物有17600件，除了石片、石斧、石刀和其他石制用具以外，大部分都是燧石核、燧石刮削器、燧石片、燧石箭镞。

北方纵队的所有成员都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满意——他们当然有理由高兴。不仅如此，他们只损失了1匹骆驼，但却买了3匹。他们的12匹骆驼状况良好，随时都可以开始向哈密长途行军。

他们在途中听到了关于我的旅队的可怕谣传，有传言说我们是正在沿着额济纳河开进的一支军队，目的是要征服土尔扈特地区。有的传言说我们正在黑城掘壕防守，因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黄金，引得土匪们蜂拥而至，企图在我们上路时实施抢劫。

大本营一切照旧，冬天将至，欧洲人都穿上了冯·考尔制作的毡靴，此外还配备了皮帽和棉衣。晚上大家分开睡觉时，人人都不忘记给自己的帐篷中带去一个通红的火盆。

日子过得很平常，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商讨和考虑新的计划，该计划涉及中亚的广阔地区，但在我的心中却总觉得我们谈论的是我的祖国瑞典的这个或那个小省份。我们同时也在想袁教授现在在哪里——南方纵队完全失去了踪影。诺林在善德庙西面时还与之有联络，因此他猜测袁教授可能走了一条更偏南的路线，但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前往马木的玛斯考尔、刘和马还没有回来，也没有黄文弼的消息，但他和其他人一样很快就会赶来，不必担心他们会延误大部队的出发时间。况且，在额济纳河失去的时间将只会在一个方面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就是在哈密的2号气象站将不会有完整的观测记录。出于这个原因，霍德博士向我提议由他带一部分人马于10月31日出发，抄最短的沙漠路线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哈密进发，这样他应当能比大部队早约20天到达目的地，这样，等我进入哈密时就会看见2号气象站已经建好并开始工作了。

我当然同意这一计划，遂立即指示拉尔森于10月3日早晨备好24匹最好的骆驼，霍德的人马将构成中部纵队。我们将分3路推进，我自己打算取道更南的路线，诺林和伯格曼将取道更北。哈斯伦德被指定为霍德前锋的向导，赫姆波尔的任务则是测绘纵队的行军路线。

10月3日凌晨，所有人都围住即将出发的人与他们道别。24匹健壮的骆驼已经轻装在身，乘骑骆驼闪闪发亮的鞍子上挂着枪盒、鞍袋、水壶以及其他用具。只有一名汉人和蒙古人仆从跟随霍德博士的队伍出发。拆搭帐篷、铺床叠被、打包装卸的事情都由旅队的负责人亲自打理，这两名仆人只在哈斯伦德的指挥下照顾骆驼。傣特曼充任厨师。赫姆波尔和李划出了第一道基线——他们两个都要测绘线路。最后一批信件被装入了邮袋，还有最后一次握手，然后霍德就骑上骆驼，带着精干的小旅队消失在冬日的森林之中。

10月底11月初时，河水的水位越来越低，我们曾在其上度过了几个难忘的星期，河的两岸还是那么景色宜人。事实上，一部分河水被冰冻了。11月4日晚上的温度为零下10.8摄氏度——但冰的形成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水位一下子从最高位发生了33.5厘米的突降。土尔扈特人告诉我们，马木附近以及更上游一些的居民习惯于让河水浸淹他们的土地，以便给庄稼形成一层保护冰层，他们还说，一旦这种情况过后，11月中旬就会出现一次新的涨水期。河床看上去奇特而生疏，顺着河岸延伸的支流变成了一道长长的拐弯，里面是一潭死水。现在只有河床中部还可看到一支细流，弯弯曲曲地向前流淌，前面是一堆堆裸露的泥滩。

一天，拉尔森令人吃惊地给我带来了一顶土尔扈特人做的蒙古包。虽然比较小，但却十分清新，其穹顶宛如一个奶酪盘盖子。我们将其竖立在蓝色帐篷中间，左面插着带旗的矛，这样一来，人人都知道我们这个游动“部落”的头领就住在里面。覆盖蒙古包的毡块分为两种颜色，外面为白色，里面为灰色，门为红色。蒙古包中间放着一个用空石油桶做成的炉子，上有烟囱伸向天窗以外。于是，天窗只能半开半合，天光从中透了进来。门左首放着我的写字桌，一口箱子和椅子，右首放着两个皮包，里面装着我随时要用的东西。在这些家具的前面铺着来自包头的地毯，其余地方铺着毡片。冬天一到，我就怀着愉悦的心情搬进了这个温暖的住所。晚上我躺在“床上”时，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了——我的毛皮床使我的身体总是紧贴着亚洲的土地，这时我便可以看着天窗外的星星和月亮进入梦乡。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过冬的居所也建成了，它是帐篷和地窝子的结合体，里面还有炕，受到了大家的极大欢迎，索得鲍姆就要在这里过冬。

11月3日，风沙突起，营地和整个附近地区顿时被笼罩在淡灰色的沙尘之中。然而，就是在这种沙雾之中突然闪现出玛斯考尔的高大身躯。他牵着骆驼，平静而稳健地走了过来，开口就用纯正的瑞典语问：“有吃的吗？”食物立即被送了上来。

这里距马木223公里，他们去时需要9天，回来时则走了8天，并且还莫名其妙地损失了一匹骆驼。当时他们正在穿越额济纳河，刘的骆驼躺倒在水中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刘和马遇事从不退缩，他们立刻跳入河中，帮着其他人将那牲畜拖上岸，并就地点火扎营，烤干湿透的衣服。次日早晨他们出发时，发现那只骆驼已全身僵硬地死在了帐篷边上。

他们在130公里处走到了森林的尽头，最后的25公里路上他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农田、花园和水渠。小镇马木就坐落在额济纳河的右岸，它被四面城墙环绕，每面城墙至少长200米，东西两面各有一道门。小镇有不到300名汉人，仅有3家商铺。整个马木地区约有1000户人家。

友善的市长对我们的特使极为热情，他们被安顿在市长的家里。市长家里的陈设显出斯巴达式的简朴，其主人显然是冯玉祥元帅的崇拜者。他们从一个同样友善的店主那儿买到了面粉、糖、蔬菜、土豆、毛皮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以十分合理的价钱将这些东西用骆驼送到了1号气象站。这家商店的主人的兄弟正准备举行婚礼，玛斯考尔、刘和马也受邀前往祝贺。玛斯考尔给了新娘几块银元作为贺礼，而她则恭恭敬敬地给他磕了个头作为答谢。

在返回大本营的途中他们接到了黄文弼和匡。这样，他们和刘、马以及旅队就在夜深时与我们会合了。刘带来了北京最新的消息——“国立大学”的罢课现在已波及北京所有的大学和高中。对于我和徐教授向北京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和建议，委员会在8月4日举行会议进行讨论，并于8月6日回信表示同意。

尽管已是霜天萧瑟，11月4日的中午饭仍在露天开吃，桌子边只有18个人，因为有10名工作人员缺席。我告诉他们主力队由我指挥，以拉尔森为向导，同时诺林纵队将于11月8日向哈密开进，他们立刻报以欢呼，因为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想再度进入“原野”。

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打包。

夜深后，几个瑞典人、玛斯考尔和齐莫曼聚集在索得鲍姆的冬“屋”里，享受着烤土豆和通红的炉火。

留在土尔扈特人那里的3个人将会经历什么样的风险？日后他们将会给我们讲述什么样的奇遇？

11月7日又是一个分手的日子，因为学生隋要离开我们前往包头建立新的气象站。

在9月28日到11月8日，我们在额济纳河度过的所有日子里，建立第一座永久性气象站的工作每天都在进行着，等到我们即将离开时气象站已基本建成。

有一天，齐莫曼让我参观了气象站的所有设施：科学仪器、住所、设备和储藏室。有些地方需要改动一下。就住所而言，在森林边缘已设立了4座大的土尔扈特蒙古包。齐莫曼住在已经建好的一座里面，第二座为马的住所，第三座住着几个仆人，第四座里面是马仁和其他照管骆驼的蒙古人，马的住所还可以接纳客人。

我和齐莫曼进行了几次深入的讨论，指出了我期望他完成的各种任务。他是气象站的主管，负责严格按时进行气象观测。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必要时刻将自己“拴”在气象站上，因为有马和索得鲍姆做他的助手。因而，他可以到河流三角洲进行短途旅行，冬天可以在冰上出游，春天能驾“船”出行。

除此而外，他每月还要通过马木的邮局向在迪化的我呈递一次报告。根据马仁的建议，他可以用最好的骆驼与马木镇保持联络。还有，来自罗依·查普曼·安德鲁斯队伍的64匹骆驼中的大多数需要留在这里悉心调养。在它们休养好以前，我们必须雇用土尔扈特人的骆驼。其往返一次的距离不到450公里，收费只有5块钱。

我们箱子中的钱不多了，因此只能给气象站留100多块钱，同时还要给袁教授留一小笔钱。我们决定一到哈密就派优秀的旅队向导哈斯伦德带上钱和信赶回1号气象站，其行程来回距离足有1400公里，如果再加上去霍德纵队的路程，共有2100公里，不过，这也难不倒他。

额济纳河下游的居民属于土尔扈特部落，因而也是蒙古人。在此说上几句他们的历史，这并没有越出我的旅行记述的范围。留在后面那个小小的沙漠河畔的我的同伴将在日后与他们进行更为密切的接触，因而他们有机会知道涉及当代土尔扈特人风俗习惯的许多事情。

我已经数次提到，我们的中国学者所带的6只大箱子中装满了中国历史古籍。在这座“金矿”里有一本出自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名为《蒙古游牧记》，其作者张牧并没有将其写完，另外一个游历者贺月涛为这本书做了结尾。此书详细记述了每一个蒙古部落的情况。徐炳昶教授将其中重要的部分作了翻译——著名的汉学家已经为伟大的文化语言作出了很大贡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科本在他的著作《喇嘛教僧侣统治制度、等级制度与寺院》（1859年）中已经对土尔扈特人的传奇经历作了描述。在以下的记述中我不能确定那些名字的具体拼法。

土尔扈特人祖先的名字为翁罕，他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鄂尔勒克生有4子，大儿子叫珠勒札翰鄂尔勒克。后者的儿子和鄂尔勒克生活在亚尔地区的艾绍尔霍拉，此地距塔尔巴哈台不远。在这一时期卫拉特人有4个部落，换言之，卫拉特人包含以下4个分支：图奥罗斯或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在阿拉善和库库诺尔沿岸）和图尔伯特。4部落中唯有和硕特是成吉思汗后裔。准噶尔部生活在伊犁地区；图尔伯特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土尔扈特人在亚尔；和硕特部的牧地早先在迪化周围，但在明代末期，在顾实汗的率领下离开该地，目的是为了征服阿拉善和库库诺尔。顾实汗的外甥额图尔图带领其部落到达阿拉善的牧地，但在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额图尔图汗被准噶尔攻杀，于是他的一部分部从移至宁夏，康熙帝在此为他们安排了牧场。顾实汗的小儿子有16个儿子，其中4人在西藏喇嘛的允许和帮助下定居于库库诺尔周围，其余12人则游牧于阿拉善地区。康熙皇帝批准他们游牧于由他钦定的地区，这些地方离中国边境只有60里左右。

此时与以前一样，卫拉特还是分为4部。准噶尔首领巴图尔浑台吉企图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而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对此无法容忍，遂决定率领所部迁于南俄。此事发生于明朝末年。中国文献资料记载，土尔扈特人的新牧地的南方有一处哥萨克人的聚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尔扈特人成了俄国的臣民。

然而，和鄂尔勒克的后代仍习惯于每年派人向中国皇帝进献礼品，他的儿子叫书库尔岱青，其子阿玉奇接受了“可汗”的名号。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阿玉奇向中国派遣了使臣。康熙对这个遥远的部落很感兴趣，为了得到有关他们地区的可靠情况，康熙派图里琛借道俄国来到了土尔扈特人的聚居地。图里琛将其这段3年的出使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异域录》。

18世纪中期的土尔扈特是一个很重要的部落，他们的王爷叫做渥锡巴（实际叫渥巴锡）。那时俄罗斯正与邻国作战，作为俄国的臣民，土尔扈特人也得参战，由于此缘故，土尔扈特人失去了许多男子。不甘受沙皇摆布的渥锡巴决定寻找新的牧场。他的一位生活在中国的亲戚来到渥锡巴的营帐，劝他夺取伊犁地区——这一地区已在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被中国控制。

渥锡巴要带走所有的土尔扈特人，他向伏尔加河西的人发出命令，要他们在冬季越过河流开始行动。但这个冬天伏尔加河没有结冰，渥锡巴只带了一部分人向伊犁进发。俄国人尾随追来，但他以突然的行动摆脱了追兵。当哥萨克人也来攻打他时，他决定选择通往布鲁特方向的路线，直奔新疆西部和喀什噶尔西北。由于受到布鲁特人的攻击和抢劫，渥锡巴只好转逃戈壁沙漠。他们在那里行军10天，没有水草，只能以马和牛的血解渴。部落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力，成群的牲畜也丢掉了。

他们长途跋涉7个月后到达伊犁河畔。当时渥锡巴仅剩七万部众。获悉土尔扈特人正在接近的消息后，伊犁将军立即派兵沿边布防，同时派使者去见渥锡巴，询问其有何要求。渥锡巴回答说他一心归顺，因为他是一位喇嘛教徒，渴望回到喇嘛教的故乡，他从此再也不想受俄国人的统治了。对他和他部落的人民来说，俄国的宗教、风俗和服饰都显得格格不入。

当时中国人的意见也不相同，有些人主张善待土尔扈特人，另一些人则主张将其赶走。乾隆决定对其以礼相待，将其首领渥锡巴招至热河。他在那里授予渥锡巴“可汗”封号，授予他的兄弟“王爷”封号，其他土尔扈特头人也受到很高礼遇。

土尔扈特部落得到了新的牧场。他们被安排在4个地方游牧：南路在喀喇沙尔以北，北路在塔尔巴哈台以东，东路在伊犁和迪化之间，西路在库尔加以东。在斯蒂尔勒的地图集中有关“中亚”的书页里，今天仍可以在上述地方找到土尔扈特人的名字。

除此以外，中国皇帝还送给他们14万匹马、牛和羊，而此前他们已在新疆得到了12万头牲畜。除了谷物、棉花、布匹、蒙古包和其他用品外，他们还得到了两万斤茶叶。

他们将明朝皇帝授予的大印交给中国皇帝，并得到了新授的清朝印。

中国史书最后也记述了土尔扈特人的一支是如何到达额济纳河的。如《旧约》一样，史书准确而枯燥地追溯了一代又一代，直至来到额济纳河的第一位首领。我们获悉和鄂尔勒克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的第四个儿子纳木图额伦有一子，名叫纳图亚尔马木特，因此他也是阿玉奇汗的远亲。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纳图亚尔马木特的儿子阿拉布珠尔通过准噶尔地区前往西藏，他打算拜见西藏喇嘛并与之晤谈，他显然是在寻求帮助。那时准噶尔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与阿玉奇不和。阿拉布珠尔因此未能安全返回，而是进入了甘肃的肃州。

他从肃州向清朝皇帝派出使团，宣布自己要做天子的臣民，清帝将肃州西南的舍尔腾划归其游牧。毫无疑问，此地指的是阿纳姆巴鲁音—乌拉东南的希尔丁或舒尔腾地区，我曾于1901年1月去过该地，那里有两个湖，分别名为布伦音诺尔和苏哈音诺尔。我在这一地区遇到的蒙古人为我提供了穿越沙漠的向导，他们肯定是阿拉布珠尔部落的后裔，因为阿拉布珠尔十分感激地接受了清朝皇帝的安置，在舒尔腾世代游牧。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阿拉布珠尔请求为皇帝的军队服役。由于满洲皇帝的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将蒙古人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因此，阿拉布珠尔的请求被欣然接受。皇帝遂命阿拉布珠尔率500人进行一次西征，目的是为了寻找距罗布泊200里的卡斯湖。

事实上，卡斯湖远在罗布泊东南400里的地方。康熙皇帝可能是从当时的中国地图上知道该湖的。普尔热瓦尔斯基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欧洲人，他将其称为噶斯。在1900年和1901年，我也到过该湖，我的两个大本营——曼达尔利克和杰米尔利克就在卡斯湖边和其邻近地方。

阿拉布珠尔一直与其部落待在卡斯湖边，并死在那里。康熙封其为“固山贝勒”。其子和继承人丹衷亲自到北京，被晋封为“多罗贝勒”。

雍正时期，卡斯湖边的土尔扈特人中弥漫着不满和分裂的情绪。有几个首领带着部众投奔了准噶尔部，丹衷感受到了来自邻居的威胁，遂向清政府请求将牧场内移，清政府答应了他的请求，中国史料记载：“陕西总督查郎阿令携部众游牧于阿拉克山、阿勒坦、持卜什等处。”这个游牧部落在那里一直徘徊，似乎找不到永久的栖身之处。

但是他们在上述地方并未停留多久，因为清朝皇帝很快就让他们在额济纳河下游安家了，其地直至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这样丹衷多罗贝勒在1729年就成为额济纳河上的第一位土尔扈特人首领。这说明，土尔扈特人在额尔济纳河及两个湖边的历史还不满两个世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北面的土尔扈特人曾向我们保证说，苏泊淖尔在过去的近两百年里从未完全干涸过。

昔日中国境内的蒙古人都受到皇帝的直接统治，随着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这种关系自动发生了改变。现在，额济纳河上的97户土尔扈特人便处在甘肃省最高当局的管辖之下，尽管他们的王爷在某些事情上可以和北京直接交涉。

额济纳土尔扈特人的地盘东接库尔纳，其地在我们的1号气象站东南侧，南到巴音博戈多附近的马木，西连沙漠戈壁，北至阿济善山脉，东南直抵甘肃边境的贺兰山脉。

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描述了老土尔扈特人的历史，目前他们的后裔生活在额济纳河西北的4个地区和伊犁附近，以及噶喇沙尔和其他所有提到过的新疆的地区。除此之外，在科布多西南部还各有一个土尔扈特人部落。这两个部落被称为“新土尔扈特人”。这样土尔扈特人共有7部，其中5部为旧土尔扈特。

自从马可·波罗的“保护者”元朝灭亡之后，中国人把蒙古人分为3大部：一个是漠北的喀尔喀蒙古，一个是西部草原地带的额鲁特蒙古，一个是南方的漠南蒙古及众多的其他部落。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额鲁特蒙古是和硕特蒙古的子孙。

在这些蒙古民族和部落的世界里，我们找到了勇敢坚强的土尔扈特人。提到他们的早期聚居地，正如歌中所唱的：“你不会在这些异教徒的小屋中永远住下去，你如同陌生的客人，总要在大地上游荡片刻。”但在额济纳河的土尔扈特人已度过了200个春秋，他们很可能永远在此生活下去，直到最后一个部落凋零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