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终于离开了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躁动不安的过渡时期，这就是我面对的特殊时代。在北京的静谧的公使馆里，我远距离注视着汉口、上海和南京的变乱，那些将军们之间纷争纠结的混乱场景一幕幕在我脑海闪过。此时的我也一直身陷于一个小型风暴的中心，攻击直指探险队——我的计划有被破坏的危险。

终于，我离开的日子到了。眼下只有探险队的医生戴维·胡莫博士跟随着我，我不知道我们俩谁在5月8日那天干活更多。除了一起打包外，我还来来往往忙碌着把我的名片送到各公使馆去。在冬季和春天的那些日子里，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和挪威人都对我非常慷慨，我向V·K.亭博士、W·H.翁博士和格拉堡博士辞行，这最后一位朋友许诺关照我在北京的事情。最后我与著名的蒙古探险家罗依·查普曼·安德鲁斯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的美好时光，从他那里我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帮助，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卖给了我65匹训练有素的骆驼——他已不再需要这些牲畜了，由于局势不稳定，他已决定不再在即将到来的夏天去蒙古进行发现之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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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莫博士和我与瑞典大臣奥斯卡·艾威罗夫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晚上。艾威罗夫精力充沛、善解人意且机智多谋，从一开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他都会说服中国政府许可我在动荡的年代进行一次伟大的探险。在最后的几周里，他的练达和忠诚帮助探险队绕过了一系列可能使探险搁浅的暗礁。现在，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9日早晨探险队的行李被放在德斯瓦根斯—里茨旅馆前面的人行道上。这些行李要装在银行的汽车上，银行的汽车将会带来我们在旅途中使用的大部分装银两的箱子。火车在中午11时50分出发，汽车来迟了，因而我们只剩下45分钟了。汽车停好后行李被放了上去，行李太重，一根弹簧被压断了，于是我们打电话要了别的车。我提前驰往西直门附近的车站，这里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是准备参加这次和平跨越亚洲活动的5名学者和5名学生，他们大部分是国立大学的教授、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一个作为我们的协助者的委员会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该委员会承担的是保护者的角色。

接下来的30分钟令人激动。火车进站了，拨给我们使用的车厢中满是中国人和他们的行李。已经是中午12时30分了，站长解释说他只能再等10分钟。运送银两和旅行包的车还未到达——我不能将所有的钱就交给胡莫一个人去管，我必须留在这儿。让火车走吧，虽然我很不情愿这样做，北京的报纸将会说在最后一刻不可逾越的障碍横在了我的道路上。好在一些送行的朋友许诺说他们会担保将银子送来，所以我同意离开。

忽然，站前的广场上卷起一片尘土，三四辆汽车疾驰而来。“是胡莫！”瑞典大臣奥斯卡·艾威罗夫大叫一声。真是载着银两和行李的车来了，能干的医生胡莫救了我们。一群苦力上前帮忙将沉重的箱子拖进了车厢，一切安顿就绪后，我们向艾威罗夫和其他朋友挥手作别，火车也随之向前移动。

“真是谢天谢地。”我想，“现在终于开始了横越亚洲大地的旅行了。”

北京逐渐消失在我身后，南口如一道天然门廊通向群山。早先的色彩单调的灰蓝色群山，现在却变得色彩鲜明起来。铁路在右手通往明陵，在空洞的地下，永乐大帝已在他那令人敬畏的陵墓中安睡了五百多年。铁路两边是宽阔的冲积平原，村庄、茅屋，还有灰色的院墙点缀其上。杨柳初长，荫翳渐成。田野已现绿意，耕地成灰褐色的小块状。

突然，一阵尘暴席卷谷地，周围的一切都被包裹在一层厚厚的雾气之中。顺着山势蜿蜒而去的古老城墙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车厢中的东西全都遍覆黄尘。但这并未破坏我们的“假日”心情，不仅是那些中国人，其他人也都很高兴能够离开。当局拨给我们使用的车厢原来是用来拉牛的，在车厢的中央和两边安置了窄窄的长凳，四边的墙上则开了一些长方形的窗口。在欧洲或美洲，从来没有一节车厢如这般肮脏，不过这又算得了什么？尘土充塞的所在对我更有吸引力。胡莫和我坐在前面，我们可以在那儿煮茶、做早饭。紧挨着我们的是3位考古学家，他们很快就会显示出寻找史前村落的高超本领。

另外一组的徐炳昶教授一直在与两个同事谈话。学生们打开旅行包拿出吃的东西。另一边，年轻的摄影师匡则试图将狭窄的南口谷地的一段保存完好的长城摄入相机，但他没有成功。

离我们不远处坐着李教授，他身穿西服，面容酷似欧洲人。他是一个地理学教授，他要求乘坐我们的专用车厢和他的5个学生一起旅行到包头，我们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李教授友善合群，向他的学生和我们介绍谷地的地理状况。徐教授是探险队中的中方工作人员的领队，他和李教授都是我们早餐和午餐桌上受欢迎的客人。

现在经过的地方我以前也来过。

第二天，火车到达了绥远地区的首府归化城，火车在此停留了20分钟，我们很高兴在此地见到地理学家艾里克·诺林博士，他正在这里为旅队的中方工作人员购买补给。火车接着又开动了，一个又一个小时慢慢过去了。单一而枯燥的平原伸向远方，在那里，巨大的黄河在两道河湾处闪闪发光。果园里万花竞放，为两边的灰色村庄增添了秀色和妩媚。极目远眺，北边低矮的阴山一直向西蜿蜒而去。

太阳通过窗口把温暖的光线送了进来，中国人有的沉沉入睡，有的吞云吐雾，有的则不停地喝着他们带来的茶叶。置身于这17个中国人之中，我们两个瑞典人则讨论着模糊的、无法预料的将来和我们的伟大计划。

夕阳西下，远处出现了包头的影子。傍晚7时30分火车停下了，我的8位德籍工作人员已在车站等候，他们当中有我提名做工作人员首领的赫姆波尔少校和主管天文观测及无线接收设备的霍德博士，还有瑞典考古学家夫克·伯格曼以及翻译H·苏——他与一个德国人结婚，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两名警察前来查验证件。胡莫和另外几个人护送着一辆装着银两的牛车前往去冬租住的一处农舍，其余的人则骑上俊美的骆驼先行向城里进发。只一刻钟我们便抵达南城门，入得城门，又得走同样远的路程才能到达下榻的农庄。时已薄暮，商业街上远近各处的商肆都点亮了灯笼。布满尘土的街上人声喧哗，到处都可看到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派到这里的驻屯兵士。

拉尔森站在农庄的入口处，双腿叉开作指挥状，我们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首先祝贺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我先问候了我的蒙古族和汉人仆役，然后在拉尔森和巴龙·冯·玛森巴希的引导下察看了我的中亚之行的第一个大本营。中国学生住在一间较大的房子中，这间房子的隔壁是厨房，在这两间房子中间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在左面通向一个小庭院。这个庭院中有3间房，较小的一间留给我使用，剩下的两大间分别用作俱乐部和餐厅。拉尔森在庭院里竖起了自己的帐篷，帐篷前面的柱子上飘扬着一面瑞典国旗。

另外一个较大的庭院里的房舍中住着其他人，在这个庭院里，装满补给品的箱子堆得像座小山似的。用两辆运货卡车将这一堆行李运到包头算不了什么，可一想到这些成吨的东西将要由骆驼驮载着越过沙漠地带，并且要每天卸下和装上的时候，我的心中不禁犯起了嘀咕。

越过一座小山便是第三座庭院，我们所购买的骆驼都圈养在此。霍德博士在两个庭院之间建起了他的天文站，为了应付天气和风的变化，他带着许多精密的仪器。

正在我视察的当儿，装载银两的牛车由远而近，慢腾腾地走进了院子。

直到晚上10点，厨房的男孩才摇着手铃满院子跑着招呼用餐，于是大家就进入餐厅坐下来——我们坐了两桌。晚餐有汤、禽肉和米饭，虽然没有酒，但大家心情都很愉快，精神振奋。对那些自3月24日起就一直在这里等待我和胡莫博士的人来说，时光该是多么难熬啊！

一些人至今还未赶上来。以其在中国腹地和西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旅行而闻名的诺林还在归化城，沃尔兹少校、巴龙·冯·玛斯考尔·毕艾伯斯坦因将在那里与他会合。他用60匹骆驼将新购的给养运到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约定的地点。探险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也将在那里与大队人马会合，他们一个是丹麦人哈斯伦德·克里斯腾森，他曾在北京为我服务过，现在准备做拉尔森的助手，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的德籍影片拍摄师里艾伯润兹，他们两人接到指示前往张家口之北160公里处的哈伦—乌苏瑞典使团驻地接收我从安德鲁斯那儿购买的65匹骆驼。

然而，餐桌上有足够的陪客，李教授是我们的贵客，可惜他不能陪我们考察。喝完咖啡后我顿了一下杯子用英语发表了讲话，主要是感谢中国人的好意，我还讲到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讲到了在内战和骚动不安的局势中我们准备趋向中国遥远的内陆省份，而与此同时其他的欧洲人却正在向海边撤退。北京的所有白人朋友都以怀疑和不安的眼光注视着我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我们将证明白种人和黄种人能够很好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因为知识会超越政治的藩篱和种族的偏见，我从不打算理会令人不安的纷扰和短视的民族主义。旅行队的人都将成为朋友，中国人将享有与欧洲人一样的权利。而且，中国人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是主人，而我们则是客人。因而，我期望每个人都能恪尽职守，因为，如果探险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那我们的成果将会真正有利于人类的福祉。最后，我表达了对所有在场人员的欢迎之情，并希望我们的旅行是愉快的和成功的。

随后站起来讲话的是徐炳昶教授，他代表旅行队的中国人致辞，其意思与我的讲话大致相同。然后我们又在一起坐了好长时间。

我上床时午夜已过，陷入沉思的我久久不能入睡，难道我真的成了对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的中心进行考察的一支科学队伍的领导了吗？

我们还得在包头待9天，这是一个约有6万居民的城市，这个处在黄河北岸的小城同时还是一个约3万士兵的驻扎地。1897年2月，在铁路修通以前，我就在这里与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传教士赫莱伯格一家度过了难忘的几天。和其他许多的瑞典传教士一样，他也在后来的义和团起义中被杀害了。

在北京的谈判有满意的结果以前，我还不能让拉尔森购买所需要的250匹骆驼，可是只有购买了这些骆驼我们才会有足够的畜力。然而，这些待购的骆驼还在距包头有4天路程的山坡上放牧着，在5月18日以前还不能役使它们。因此我们必须安下心来耐心等待。

不过，事情还很多，日子显得也不是很长。作为一个由60人和300多匹骆驼组成的旅行队的首领，我必须处理各种报告、请求和抱怨——成千上万的事情需要讨论和解决，以便百事顺遂，从而使这个移动的“小镇”能够形成一个有机而和谐的整体。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记，我必须检查我们的工资主管赫尔·穆伦温格呈上来的所有数据，他保管着现金和账目。现在我已看出钱有点紧张，须在北京弄点钱并要委托在包头的斯文森传教士转给我。传教士的儿子索得鲍姆取代了翻译H·苏的位置，因而我们不再需要他了。索得鲍姆出生在这里，他不仅会说蒙古语，而且汉语也讲得与瑞典语一样流利。

给养需重新打包，这样，当大队伍再次宿营时，我们就能在专门的箱子中找到所有所需的物品，因而省得打开更多的箱子。旅行队的成员们也将自己的私人财物归整一番。齐莫曼少校自那年秋天以来就是我的西伯利亚和东北之行的副官，也是我此次旅行的主要帮手，他知道该去哪儿找到所需要的东西。

从宽大的庭院到小小的房间，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工作，不时出现的一些小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有一次，从房顶上大家看到约莫有20个士兵围住邻居的房子进行搜查，他们抓住一名小偷捆了起来。

从这里的房顶上可以看到黄河，它流经甘肃和北部数省，绕着鄂尔多斯沙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弯形，我曾在那片沙漠中差点冻死。

一天，庭院中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原因是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大雨转眼间就变成了冰雹。甚至在开阔地上的骆驼也受到惊吓。冰雹大如榛子，半是圆锥形半是球形。天气顿时冷如冰冻，而刚才的温度还是28摄氏度。恶劣的天气过去以后，庭院已被白雪覆盖。探险队的几个年轻人打起了雪球仗，他们投射练习的靶子是同伴的窗户，那些窗户都是糊着纸的木头框子。屋内传来愤怒的喊叫和骂声，而扔雪球的人和旁观者则乐得哈哈大笑。然而那还是我们的房子，打破了几个纸窗格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想赶快离开这个农舍，在这么长时间里，它对大部分人来说实际上是一座监狱，谁也不会想它，更不会去想那些寄居其内的嗜血的臭虫。

庭院中充塞着箱子、袋子、水容器、帐篷、行李以及其他物件，要在这么小的地方为几百匹骆驼上装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在西北城门前面租了一家客店，5月16日开始向那里转移400只箱子和其他所有设备，5月18日，220匹骆驼到了，租用它们共花去我1650块钱。同一天的最后一个物件，也就是最后一个沉重的银两箱子留在了客店。与此同时，在医生胡莫的陪同下，我向传教士斯文森一家道别——他们一直都很友好，时刻准备给予我帮助。黄昏时我们回到客店，客店的院子里已支起帐篷准备过夜。

次日，阳光炙热，所有的行李上都拴上了双条绳子。然后，为了保护驮鞍上的箱子，只好将两根木棒穿过两个绳环固定起来。院子里挤满了人畜，大家又激动又不安。穿着黑制服的警察、一身灰蓝色装束的士兵、衣衫褴褛的孩童徜徉在汉人、蒙古人仆役以及旅行队的人们中间。“账房先生”赫尔·穆伦温格最后一次发放工钱。还有人给亲人写信。帐篷被拆下来像睡袋似的卷成一卷。骆驼们被带去饮水。我们准备等到天气稍凉便立即上路。下午3点吃饭的铃声响起，鸡蛋、猪肉、羊肉、面包和茶纷乱地放在箱子上，我们一堆一堆地坐着吃饭。在我们的“桌子”上，我的举止就好像是身处斯德哥尔摩的泰勒斯剧院之中似的。西北风很猛，尘土在周遭打转。大家找了一小块阴凉处束手等待，结果发现还是不得不在这里再待一宿。

5月20日早晨5点，拉尔森叫醒了我。我走出房门一看，刚刚露脸的太阳下呈现出一幅令人振奋的画面。为了便于快速上装，骆驼被5个或10个一组地拴在一字摆开的长长的货捆上，然后就被带到客店东面的开阔地上，大队人马正在那里集合。一匹身驮准备在中亚建立永久观测点的仪器设备的骆驼将这些贵重的东西摔到了客店门口，所幸没有损坏什么东西。在门外等待的是30名武装士兵，他们在包头的指挥官派他们作旅队的护卫。他们左臂套着红白色臂章，佩带步枪，骑着长毛小马。对他们来说，这次特殊的任务是愉快和受欢迎的，他们不停地说笑和唱歌，看来非常幽默。

骆驼的上装工作一直未停，它们一群一群地被带了出去，除了一两匹黑色的以外，大部分牲畜都呈褐色。它们现在正在脱毛，毛一片片、一束束地挂在头上、肚子上、脖子上和腿上，风一吹，一条条地都飞了起来。这种“春装”自然是不好看，但情况很快就会得到改善，天气变热以后，它们的冬毛就全脱光了。

现在瑞典人和德国人骑着骆驼排着长队走了出来，来复枪盒子、望远镜和照相设备装在皮箱之中，黄皮鞍带中装着热水瓶、笔记本、手枪、弹药及其他物品，它们与墨西哥皮鞍碰撞发出叮当之声。阳光在这些皮鞍上形成明亮的反光，使它们显得坚实而壮观。

身处不断变化的纵队之间，我想既然一切已经就绪，于是就转身回到旅店，却又在那儿发现许多趣事。大腹便便的黑猪在箱子之间游荡、拱地，店主的妻子一跛一跛地转悠，周遭是一群往筐子中拣骆驼粪的唧唧喳喳的半裸孩子。先是那8个沉重的装银两的箱子刚刚被装到4匹强壮的骆驼背上，然后便是38只氢气筒，为防止它们在热天爆炸，这些设备都被裹在毛毡和草垫当中。

很难说我们是一支旅行队。那是由5个或10个一组的骆驼肩并肩组成的一个旅行队，在亚洲的岁月里我曾见过无数旅行队——前往甘肃和蒙古的阿拉伯和美索不达米亚商队，埃尔布鲁兹的波斯人的朝拜圣墓的旅队，长城脚下的来自约迪亚山脉和西奈沙漠之间的土耳其和巴伐利亚的单峰驼旅队。然而，我的这支旅队是我所见到的最令人自豪的一支，它看上去确实壮观，如一支军队在行进，充满了色彩、勇气和力量，与此同时，太阳也升上了山顶，更使这壮观的场景增色不少，但阴影依然很长，不规则地投射到渐显绿意的地面上。

拉尔森报告说庭院已经搬空，所有骆驼都已负重集合到外面的平地上，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们上马，旅队开始行进。中国学者们不用马鞍，而是坐在口袋上，如同盘踞在王座上似的。我本人则要不停地摆弄罗盘、望远镜、画板和笔记本，于是像以前一样，我的骆驼则要以特殊的方式收拾一番，这样我就能舒舒服服地旅行了。骆驼的侧面挂着我的卷起来的帐篷和床具，在这些东西和驼背毯之间铺开的是布和毛皮，我就坐在这个鸟巢似的小窝里，并能随意改变位置和伸展双腿，为了不使我的工作受到骆驼步态的些微影响，我让那位蒙古人门托领着它——门托骑着一匹高大的骆驼，人很可靠。

卫队的30名士兵骑着马在我的周围狂奔，卷起阵阵尘土。骆驼队则无声地迈着缓缓的步伐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队向第一个进入北方山脉的山口挺进。第一队的头驼身上绑着一面瑞典国旗，包头慢慢地从我们的后面消失了。

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终于踏上了去往中亚的道路，那里的沙漠之区如同一条宽大的干河床一样横贯整个中亚腹地。我们将面临伟大的任务和进行神秘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