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沙漠行军和沙暴

11月8日一起床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旅队准备进入第二个考察阶段，即在冬季越过额济纳河和哈密之间的沙漠地带——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头一天的行军距离并不长，这实际上是一次试验，目的是让蒙古人看看骆驼的行李是否放得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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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队已经出发，而此时拉尔森却告诉我说有15套行李需要驮载，但骆驼不够用了。这样我们只好将这些东西留在1号气象站，于是所有在以后几个月中用不上的东西和装备都被留了下来。哈斯伦德被安排在下一次出发，他将带来余下的东西。由于从呼图尔图古尔出发时过分役使骆驼，从而导致目前骆驼的短缺。我们那时有272匹骆驼，我的主力部队有127匹。现在损失的骆驼已达到28匹，在前面等待我们的荒凉沙漠之中死去的骆驼肯定会更多。

和以前一样，哈密之行也是分成3个纵队：霍德是中部纵队的前锋，晚一天出发的诺林在北部纵队，我本人则在南方纵队。

旅队很快将额济纳河抛在身后，接着森林也消失了。我们在森林旁边的碎石地面上建起了营地，这是50号营地。

考察队的28名领导成员中只有9人在我的纵队，他们分别是拉尔森、黑德、冯·玛森巴希、里艾伯润兹、穆伦温格、徐炳昶、黄文弼、丁、刘。有5个中国人留在后面，其中有3个人在袁教授的纵队——我已有两个月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考察队还有19名照顾骆驼的蒙古人和汉人。另外还有一名厨子、5名仆人和文物收集者白。我们的给养足够消耗40天，为了度过无水的荒漠地带，我们还带了6只木制的蒙古水桶，其中的水可供3次宿营之用。

一个有800匹骆驼的中国商队也于同一天离开额济纳河，他们来自归化城，途经哈密和巴里坤前往古城。其驮载的货物有布匹、茶叶、香烟以及其他百货。我之所以要提到这个商队，是因为在我们旅行的第一程他们就一直在跟在我们不远的前方。其负责人请求与我们同行，因为考察队的来复枪可使他们免遭土匪的劫掠。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供那么多的骆驼饮用的泉水。

终于又上路了，多让人高兴啊！但没有人怀疑这次沙漠之旅将会是多么艰难。

11月9日早晨，借着拆装我的蒙古包之际，我坐在火堆旁注视着旅队分成7行向西北逐次进发，片刻之后我起身跟了上去。转身回顾，额济纳河畔的森林逐渐从视线中消失，众多已塌陷的汉代烽火台的身影也愈显模糊。地面很硬，上面有一层细圆的碎石，其中生长着稀落落的杂草，其根系拢起了一堆堆的黏土丘。出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其中有死杨树，这里在古时肯定是一条三角洲支流。

第二天我们推进至莫鲁音—古尔附近的森林地带，莫鲁音—古尔底部宽180米，有几个地方比较潮湿，但其余地方十分干燥。其左岸有一处泉水，泉水不远处是一个水潭，上面有一层清冽的淡水冰。莫鲁音—古尔与额济纳河相似，只是这里的森林较稀，树也较粗矮，山梣木是这里的主要树种。我的蒙古包就建在一株梣树下，于是沙沙作响的树叶声又可以伴我入眠了。我们似乎正在告别这个美好、难以忘怀的夏天，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冬，这将是我在亚洲所经历的最难熬的冬季之一。不远处是一个土尔扈特蒙古包，我们获知河边住着20户土尔扈特人。一个名叫坚桑的土尔扈特人前来搭讪，他将把我们带到下一处泉水。他说这个地方叫托罗依—苞鲁克，意思是“沙脊上的杨树林”。在春季和初夏河水很深，连续的夏雨之后河流通常要涨水，涨水时节不能渡河。他还说莫鲁音—古尔岸边的森林中有狼、狐狸、野猫和羚羊，但没有猞猁狲。他本人以狩猎为生，猎获的兽皮出售给汉族商人，一张狼皮可以卖12块钱。坚桑也知道霍德和哈斯伦德从托罗依—苞鲁克取南路趋向哈密，他建议我们走北路。他的建议被采纳了，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这样做非常好，但对旅队而言却是灾难性的一步。

11月11日前一晚上的温度为零下14.2摄氏度，这是迄今为止最冷的天气。晚上纤风不作，月光如水银般从天窗中流入，炉子中的火也是噼啪作响。尽管晚间温度很低，但白天1点的温度却已升至零上10.4摄氏度。

还是有向导好！旅队行军路线直通北方。我们正在通过的草原上长着一丛丛的灌木和牧草。这里野禽很多，可以看到它们一群群地飞往莫鲁音—古尔的水潭。到处都是羚羊和瞪羚踩出的小道。我骑着骆驼走在前面，后面是拉尔森和向导，然后是考察队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后面便是长长的队伍。里艾伯润兹骑着骆驼走过来，要在骆驼上为我摄影——就像是在开阔的沙海的一艘船上给另一艘船摄影一样。

走了24.7公里以后，大家在沙拉—霍鲁逊泉的远处宿营。此地叫扎赫—沙拉霍鲁逊，意为“黄芦苇的边界”，我们的帐篷就支在枯萎的芦苇中间。乌尔加和肃州之间的十字路就通过这里进而伸向远方。这里曾有一块用木板做的路标，上面画了两只黑色的手。但据说它从未被使用过，只是有一次作为试验让一辆汽车走过一次。在这种平坦坚硬的不毛之地，汽车可以任意行驶。

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蒙古的东部边界地带称为无人区也许更为恰当——它不在蒙古共和国的管辖之下，也看不到牧人——至少在我们去新疆的路途上没有看到牧人。汉人在此也没有固定的聚居点，甚至连一个商店都没有。但是，在几个地方我们却看到了荒弃的鸦片田。坚桑告诉我们说，现在考察队走的这条路线投入使用还不到两年，来往于归化城和古城的汉人商队多走此道，为的是避开额济纳河上游的收费站。该路线通向嘎顺淖尔的正西面，但走在路上却看不到嘎顺淖尔。从53号营地可以看到40里开外的嘎顺淖尔的西端。北面的山系名叫托斯陶，其蓝色轮廓显得很突出，其中一个山峰上立有敖包，在那里每年都要祭拜当地的保护神。西北部低一些的山系叫乌努泰因哈拉山，意为“黑狐山”，据说那里有黑狐狸。这个多山的地区还是野骆驼的乐园，它们经常从山那儿出来，有时到达嘎顺淖尔，有时甚至跑到这个湖边来。今年人们在莫鲁音—古尔下游曾两度看到约10个一群的野骆驼。坚桑和另外几名土尔扈特人就看到过这种奔跑速度飞快的“腼腆来客”，它们一旦嗅到人迹，就会以风驰电掣般地速度撤走。因为怕激怒众神，土尔扈特人不杀野骆。

查干—博戈多山坐落在距此有8天路程的西北方，我们的土尔扈特向导说那座山是“白色的神灵”，那里的山谷植物茂盛，有熊等动物出没其间。

此时天气非常晴朗，但西风猛烈。度过了一个温度极低的霜降夜之后，考察队于11月12日向西北方向挺进，因而渐渐地离开了嘎顺淖尔。边疆的沙漠地带都是粗沙和光圆的碎石，其下则是松软的土层。道路很好，就像用水泥铺过似的。地面很平，看不到起伏的地浪。人们只是偶尔从骆驼行进中的起伏感到地面高度的变化——当前面的队伍突然从视线中消失后，你才意识到地面高度发生了变化，而不久之后消失了的队伍又会出现在另外一个平坦的地浪的顶端。给这样的地形画草图是很简单的事情，你只需用一把尺子画一条直线，直线的上方是青绿色的苍穹，直线的下方则是由深蓝色逐渐淡化为紫罗兰色的沙漠——就这样草图就算完成了。也不需要画任何细节，顶多画几个略带黄色的灰色小点，说明草原上还生长着稀稀拉拉的牧草。

11月12日晚间西风几乎强化成阵风了，猛烈的呼号声持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约9点时，狂风变成了标准的沙暴。拉尔森跑到我的蒙古包喊道：“赶紧出来向西看，沙暴像一堵黑墙似的逼过来了。”那的确是一种惊人的，不，应该说是一种神秘的景象。天完全变黑了，空中飞舞着无数的沙粒和尘土。幸好前一天下午我已测定了北方山脉的方向，今天它们就好像一下子被风卷走了一样，根本看不见了。门托急急忙忙冲了进来，要在我的蒙古包的天窗和地面之间固定一条绳子，然后再将其固定在外面的几口沉重的大箱子上。如果蒙古包被风刮跑了，那就再也无法找回来了。当然就更别提我那些个人物品了，它们将会被狂风刮走，很可能还会在莫鲁音—古尔河畔的森林中停留片刻。在这样的风暴中行走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像在水中行走一样挣扎着向前挪移。如果你顺风行走，身体必须往后靠。虽然人在狂风中可以挺住，但骆驼却倒了大霉，它们庞大的身躯加上高高摞起的行李成了狂风绝好的目标，与平时相比，它们此刻要付出双倍的力气。这样恶劣的暴风会将一个旅队毁掉，因此我们决定留在54号营地，这里倒是有水，但牧草却再糟糕不过了。可另一方面，风暴可以提高温度。夜晚的温度甚至只下降到零上0.3摄氏度，那是水银柱在整个冬季的夜晚里最后一次停留在零度以上。

这无疑是我们迄今为止遭遇到的最猛烈的一次风暴，估计其速度可达每秒30米，我们好像是被围困或被冻住了似的。帐篷不仅受到沙尘的拍击，一阵一阵的砾石也把毡墙打得咚咚作响。蒙古包受风的一面眼看都要被吹得陷进来了，板条一根接一根地从屋顶掉落下来。然而，这些都不能打扰我的写作。拉尔森那里也并不沉闷无聊，他和胡莫正想尽一切办法给穆伦温格和冯·玛森巴希解释桥牌游戏的规则，他们热闹的笑声一次又一次压过风暴声传了过来。徐教授和其他的中国人一整天都没有露面。在拉尔森的帐篷用完晚餐后——飞尘如雨点般落入碗中，所有的欧洲人都被请入我的蒙古包，这里的铁炉子烧得通红，不时有火星从中蹦出来，我们就围在我的灯笼周围阅读和写作。几条狗蜷缩着身子藏在蒙古包后面，因为蒙古包比帐篷更能挡风。

风暴肆虐了整整一夜，11月14日早晨它呼号咆哮得更厉害了。外面一个人影也没有，连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气的蒙古人都在睡觉。沙质地面看上去像扫过一样干净。像彗星尾巴似的淡色沙尘贴着地面旋转，速度飞快。人一旦走入其中，立刻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你感觉地球好像正在移动，你好像就要被波涛翻滚的巨浪吞没似的。走向帐篷时，你必须保护好自己的脸，因为无数细小的沙粒如鞭子一样朝你的皮肤抽来。我们不仅要问，昨天在我们之前出发的大旅队现在不知怎么样了，他们甚至还带着几个坐柳条轿椅的旅行者呢。事实上这种轿椅有更大的受风面，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风暴中，他们会被轻而易举地从骆驼背上掀下来。但我估计夜里起风以后，他们可能也停下来了。

在这样的日子中你不可能真正停止工作。风在我的蒙古包上又拉又推，又扯又摇，慢慢地将其推向下风处。但为了以备不测，所有可以移动的东西都被我装入了皮包。人们逐渐适应了空中震耳欲聋的响声，这种声音听上去就如倾盆而下的冰雹打在正在乱石堆中行进的马车的顶篷上一样。我们当然不可能上路了，但必须保持平静。太阳就像分散的光线，非常模糊，而且一到下午就完全消失了。拉尔森和穆伦温格的帐篷被吹翻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埋在厚厚的沙尘之下，连驮鞍也要挖一挖才能拿出来。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呼救声，原来一顶帐篷快要被风吹得飞起来了——风暴将帐篷钉拔了出来。我急忙赶了出去，发现里艾伯润兹拿着摄影机正等在即将发生的灾难现场。灾难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帐篷轰然倒下，里面的人扑在帐篷布和他们的财物上，以防被风吹跑。然而，有一卷卫生纸却成功地逃脱了，它眨眼间就全部展开了，足有100米长，如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飘带在风中啪嗒作响。我们的肚皮都快要笑破了——一半是因为那卷卫生纸，一半是因为里艾伯润兹，他怎能放过这次宝贵的拍摄机会呢。

晚间温度计测得的温度为零下7摄氏度，风暴小了一点，但早晨的风仍很大。我们现在起程向西北方向前进，路上还赶上了一个小旅队，他们晚上点起的篝火在我们躲避风暴的营地都可以看到。让大家又惊又喜的是，那是诺林纵队，他与伯格曼和玛斯考尔取道更北向我们的旅行路线赶过来了。我们打算一起走几天，然后我计划循北方路线考察，而诺林则要通过不熟悉的地区向南方推进。这样我们就能分别从两面对夹在两支考察队之间的山系进行绘图测量，蒙古人称这些山系为库库图姆林乌拉，意为“蓝色的铁山”。

我们一道行进，地上不时长满了稀疏的牧草和带刺的植物，但更多的地方则是一片荒凉。不时出现的黏土台地证明这里原来是嘎顺淖尔淹没过的地方。瞭望左面的“黑狐山”，由于蜃景的作用，其西部的一串顶峰颇像漂浮在地平线上空的一串黑珍珠。

沿着西北方向走了30.6公里以后，我们在一处极为荒凉的地方建起了营地。

11月16日早晨，已经没水洗脸了。水箱中的水不多了，必须节省着用。由于缺乏燃料，每天在我们的帐篷中烧得通红的炭火盆今天也熄灭了。没有人因为无法洗脸而抱怨，因为几乎已是零下10摄氏度的霜天了。

我们向正北出发时风暴几乎已经平静下来。沙漠单调无趣，小路在黑灰色的地面上蜿蜒曲折，犹如一条亮色的飘带。蒙古人骑在骆驼上聊天、唱歌、吹口哨、叫喊——身边有心情愉快的人相伴真是令人愉悦的事情。东北方兀立着蓝色的山脉，构成了托斯陶山系的延伸部分。

在这里很少看见骆驼的残骸，今天我们只看到了两具，前几天连一具也没看到。人们对这里的印象是，这条路上的交通不是很繁忙，更稀少罕见的是蒙古人为神灵们树立的还愿石堆，渐渐地一个也看不到了，大家感到好像正在离开蒙古人的地界。大沙漠西部的地方出现了新的景观，那里的山顶上飘扬的是先知的绿旗。另外，我们还通过了一处路标，那是汉族商人用众多的石头堆起来的一座小金字塔。

56号营地所在的地区与上一个营地所在的地方一样荒凉，但大家还是找到了一些柴火。一只骆驼驮着几捆柴火，以备在没有树木的地方做饭用和在蒙古包中生火用——现在蒙古包成了俱乐部，所有想取暖的人都去那里。

11月17日，拉尔森于早晨6点30分出发，我在一小时之后也动身了。道路通往北方，我们在想它为什么不折向西方呢，这样走离哈密会越来越远。尖厉的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吹得人脸部生疼，骆驼身上可移动的东西都在乒乓作响。在这种多风的寒冷天气里画地图真是不容易，手很快就没有知觉了，在测定方位的间隙也越来越难以将手暖和过来。路在山间穿行，一次又一次穿过干燥的浸蚀河床。然而，山还是走到了尽头，考察队又一次进入平地。在最后一座山顶上出现了一堆石头，它使人想起了海岸上的航海标志。

西北风缠住了我们，骆驼在颤抖，我也随着它的抖动而摇晃起来。然而，看到远方的新营地升起了烟柱，我的心中油然生起一种轻松感。到达营地时我已冻僵了，由于骆驼一路上不停地颤抖，我现在站在地面上感到地面好像也在上下摇晃。然而，一坐到红彤彤的火堆旁，我顿时感到身心释然，地面也平静如常了。远在西方的“白神山”的淡蓝色山峰如金字塔般闪现在地平线上空。

晚间的气温为零下8.2摄氏度。11月18日的太阳闪着清丽的光芒。一阵轻风从东方吹来，西北的天空覆盖着云层。我们依依不舍地与诺林、伯格曼和玛斯考尔分别，还有那只小羚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它。我们沿着西北方向前进，而诺林他们则向南趋向查干—博戈多断层块周围。我们右侧的山脉构成了托斯陶山系的一部分，左侧的山系则是“黑狐山”的一部分，前天考察队就翻越过该山。和通常一样，植被坚硬枯萎，让骆驼吃这种东西有点不人道，最好能将驮箱磨成锯末给它们作饲料。但跨过了一带芦苇和一处泉水后，渐渐出现了一片灌木，有些还是绿色的，这正合骆驼的胃口，借此我们也要休息一下。从起风暴那天起到现在，考察队已3天没找到水了。天黑以后，南面的山顶上隐隐闪现着诺林纵队的营火。同时，他们肯定也能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营火。

夜幕降临时，西北的天际变得更为阴郁——难道又要遇上风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