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焦虑的日子

12月7日早晨，我们继续沿着西北方向前进，而那个大商队还有两拨人马留在原地。考察队还没走出多远就碰到一只被丢弃的骆驼，它已无法跟随我们前进了，它站在路边，腿不停地发抖，眼睛呆滞而无神地看着我们。

前路通往一条谷地，我们再次跨越了几天前遇到的山系，这个广阔地带的风景真是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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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面黑乎乎的山中有一条巨大的陡峭山脊伸向北方，似乎挡在我们前往西方的道路上。然而，还没到跟前我们就发现自己处一个切割的很深的排水沟的边沿，水沟出自南面的一条谷地。在谷地，水沟出水口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芦苇，那支汉人大商队现在就扎营于此。我们的营地则安顿在下面一点的地方，该地名为沙拉—霍鲁逊，意为“黄芦苇”，一条小河咕咕作响，两边都是大块的浮冰。北方如以前一样是无边瀚海，其风光是我们自离开包头以来所看到的最为壮观的景象之一。

黑德少校是一个好猎手，他天天带着新鲜猎物来犒劳我们。在沙拉—霍鲁逊附近他又打到了两只高大的雄瞪羚。我们的两个人还从中国人那里买到了少量的小米和糖。和我们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带的给养不仅够自己消耗，而且还可以接济他人——他们确实有丰富的经验。

刘拜访了一位识路的中国人，他给刘讲了去大石头的路线的详细的情况。根据刘从他那里得到的关于宿营地、泉水、牧草和路程的情况，我们画了一幅草图，并据此判断，考察队距大石头还有240公里，需要走11天。刘随身携带的一幅中国地图上，大石头到塔什布拉克的距离为58公里，从塔什布拉克到哈密为120公里。因此，我们距哈密应该还有约420公里——那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自己的行军路线，距离不会超过300公里。

12月8日的路线首先通往西南方，一座金字塔形的小山顶在一个拐弯处凸显，其脚下有一堆石头，茂盛的灌木一下子就到了尽头，前面出现了一条奇特的谷地，其底部不足100米宽，两边高耸的山脉直插谷地底部，风光虽然壮观，但色彩颇为忧郁。

接着谷地变得开阔了一些，我们走过一处由两座山峰构成的天然门廊。根据山顶上的石堆路标的指引，旅队来到一处十分恶劣的宿营地，那里没水没草，柴火也很稀少，因此我命令在此禁止用水洗东西，即使厨房也要节约用水，狗只能用洗碗水解渴，它们还可以利用不时出现的一堆堆小积雪来解渴。

傍晚8点时，气温已降至零下12摄氏度，但风却小了一些。晚上出现了一幕令我难以忘怀的情景，当时从东面传来了古老而又熟悉的驼铃声，其节奏沉稳、庄严，离我们越来越近，徐教授、胡莫和我急忙跑出去一看究竟。四野笼罩在满月的银色清辉之中，那个旅队的第一批骆驼如幽灵般出现了，它们个个高大有力，步态庄严平稳，背上的行李也安放得稳妥有序，旅队的所有人都步行向前。

那种感觉令人着迷，我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这种场景，但还是想一遍又一遍地看，那长长的行列消失以前我简直无法离开。不，它没有消失，在东面的远处又传来了新的驼铃声。然而，由于没穿皮袄，我冷得受不了，我欣然屈服于我们的医生的仁慈权威，他令人给我弄了一盆燃烧的炭火。在黑夜里，当痛苦和不安搅得人不能入眠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与寒冷和黑暗之神作对实在无益——我直到早晨才入睡。门托叫醒了我，他按时给我弄了一盆火，拉尔森和其他人已出发了，只有黑德留下来陪着我和门托。由于我认为自己的不适应只是暂时的，所以就没有对胡莫博士说什么，然而，我已没有胃口吃早饭了，他们拆蒙古包时太阳已经升起，我坐在外面烤火，看着阳光将东方地平线上空的云彩染成玫瑰色。

我们继续骑着骆驼前进，一阵剧烈的西风刮来，冻彻骨髓，我渴望到达72号营地，好在再走14公里就能找到一处开阔的泉水，其浮冰周围都是不错的牧草。胡莫博士在帐篷之间的篝火旁给我做了首次体检，立刻确定了诊断结果——胆结石症复发。他命令我休息——起码在今明两天，徐教授同意他的意见，请求我躺在床上等待疼痛减轻后再开始行动。我的抗议无济于事，没有比不能继续旅行让我感到更痛苦的事情了，在任何情况下考察队都不能停止前进，更何况现在的情况很不妙——骆驼疲惫不堪，给养越来越少。不过，在72号营地待一天并无大碍，这里的水和牧草都很好，于是我立刻躺在床上，像一个小孩似的备受呵护。

休息的时候一支来自安西的蒙古商队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带着大麦和面粉去加萨图汗。他们说两天前碰到过诺林纵队，并说他们准备今天在塞比斯特泉附近宿营，其地在距此3天路程的西南方，诺林纵队的骆驼走得很好，显得很活跃。这一消息令人欣慰，因为我一直更为惦记进入陌生地域的他们。自离开安西以后，蒙古人已在路上走了13天，还要走6天才能到家。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是应该赶到塞比斯特泉附近和诺林、伯格曼和玛斯考尔会合呢？或者只是从他们附近穿过？

几天以来，所有的人，包括中国人，都在步行。骆驼越来越疲惫，几乎每天都会有一个新的“烈士”倒下，我们必须保存它们的体力，甚至乘骑驼也被当做载货驼使用了，不善于走路的蒙古人依然骑行，生病的我仍被安置在自己的“鸟巢”里。

12月11日早晨8点30分出发，胡莫博士走在我的旁边，风静尘息，云霞满天。

两个小时后他下令停下，然后生了一盆旺火，将我扶下来躺在铺于软沙之上的皮袄里。我的胆疼得很厉害，他只好给我注射了一针吗啡和咖啡因，这样可以减轻疼痛。我在火盆边整整躺了两个小时，然后循着其他人的足迹继续前进。我坐在高大的骆驼背上，随着它的走动前后晃动，我坐得极不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宿营。前面不远处终于出现了营火的烟柱，我们很快就和其他人会合了，我的蒙古包已经支好了，它现在充当的是“野外医院”的角色。

为了照顾我，胡莫博士在晚上将自己的睡袋、皮衣以及其他东西都拿到了我的蒙古包，他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

第二天我和胡莫博士以惯常的方式跟在队伍后面行进。离开74号营地刚两公里，我们就看到两个人影在阳光里匆匆走上前来，他们是拉尔森和诺林。看到诺林他们安然无恙真让人高兴，他们说伯格曼和玛斯考尔就在西北约50里处的塞比斯特泉宿营。

诺林在既无水、草也不好的74号营地与我们一起待了一个晚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生病的我运到塞比斯特泉，那里有一切——水、草、柴火全都有。而且医生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命令我必须在那里休息两个星期。同样，他还不准我再骑骆驼，因为其颠簸起伏明显对我的病不利。

走不动又不能骑骆驼，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捱到塞比斯特泉呢？这里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用我们那点可怜的木料也做不出一个来。

第二天早上，已经出现的水短缺迫使我们继续向塞比斯特泉方向前进，徐教授建议用帐篷柱的箱子板做一个雪橇，可以由人或骆驼拉着走。但拉尔森指出，由于地上石头很多，这样的交通工具走上两公里就会散架。他主张做一个担架，由4个骑着平稳骆驼的蒙古人抬着走。然而，我坚决抗议坐这种“飞机”。因为它随时都有掉在4只骆驼中间的危险，要不然就会被一旦受惊奔跑的骆驼扯成碎片。

就这样我们迎来了12月13日，这一天在我的一生中应用3个星号来标识，它是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因为在这一天，最伟大、最美好的事实充分证明，我曾拥有最值得珍视的友谊和忠诚，我相信我的同伴们也会记住这一天——不论怎样，至少有一件事情他们肯定忘不了，那就是抬着我这个沉重的大活人穿越死寂的戈壁沙漠的奇特景象。

早晨9点30分我们出发了，等着我的是一张铁床，床的两边是两根固定的帐篷杆，床上铺着睡袋和几只垫子，我穿着毛皮袄和山羊绒靴，戴帽子躺在上面，身上还盖着一张大羊皮。等我像一个木乃伊一样被裹好后，头一批人就进入了位置，根据约定好的次序，黑德和胡莫、诺林和冯·玛森巴希将单架扛在肩膀上一齐前进，7分钟后马特换下了黑德，其他3人只是换了一下肩，不久又有人接了过去，那是里艾伯润兹和他的仆人查理以及蒙古人将逊。行进的速度和担架的重量要求每7分钟换一次班，因此我们组织了两套人马互相换班，这样一套人马负重时另一套人马就可以休息7分钟。我手里握着表，7分钟一到我就喊换班。蒙古人不会齐步走，单架在他们肩膀上不规则地扯动，因此，每当4位欧洲人换班时我都有一种轻松和安全感。与此同时，我还像平时一样在笔记本上记录观测结果。

走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又休息了半个小时，担架就放在熊熊燃烧的火堆旁。可能我是唯一需要火的人，那些抬着我走的人早已大汗淋漓了。休息时，黑德骑上诺林的骆驼先走了，他去传令拉尔森立即派出至少8名蒙古人前来接替头两组人——他们骑骆驼，因此可能会很快就到达这里。

稍事休息之后我们一行人继续在荒野上行进，里艾伯润兹又是摄影又是拍照，我对他拍摄的那些胶卷很好奇，但只有到了哈密才能将其冲洗出来。

中午1点时，我们在一处有芦苇的地方停下来，并点燃起了一大堆芦苇火，还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午餐有烤羚羊肾、绿豆、饼干、黄油、茶和奶油。

吃完饭后我们又上路了，我的“轿子”在一片新的戈壁上晃悠着，举目望去看不到尽头。门托、班彻、马特和将逊抬着我，现在的换班时间已缩短为5分钟。3点30分时太阳已接近地平线，我们走进一个由低矮山丘组成的迷宫，地面起伏不平，这对抬着我的人来说更为吃力。

又过了半个小时，前面出现了一队迅速移动的队伍，他们的黑色剪影在落日余晖中显得格外生动。那是我们的10位蒙古人和汉人，他们从塞比斯特泉前来迎接我们。他们骑行的速度很快，我们原地停下来等他们。他们下了骆驼以后，其中4个人立即走向担架接替原来的人，他们的步子迈得又小又快，路边的山丘比以前更快地向后闪过。然而，他们的步调很不一致，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海啸中划船一样。

突然，伯格曼走过我的身边，我俩热情地握了一下手。伯格曼年轻，充满活力，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几分钟之后玛斯考尔出现在我的旁边，他和平时一样，平静而快活，我向他表示了对失去可爱的小羚羊的同情，指出在我们的和平进军中小羚羊已完成了它的使命。

不幸发生在几天前，当时诺林的纵队正在行进，伯格曼在距大路几公里的地方打了一头野驴，玛斯考尔走了过去，他忠实的小羚羊也如平时一样跟着他。约摸走到中途时它转入新营地，可小羚羊却在此失踪了。他们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去找它，但一无所获，他们又是喊叫又是吹口哨，但无边的沙漠却寂然无声，似乎不愿交出它的“猎物”。小羚羊很可能迷路进入了多山的地区，它的身体太轻盈，在坚硬的地面上没有留下蹄印。小羚羊就这样消失了，我们非常怀念它。我设法安慰大家，说它已找到了自己的亲戚，并被友好地接纳为一个群体的新成员。

我们队伍的行进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3个骑骆驼的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遮挡着地平线上射来的太阳光线。我的“轿子”两边是骑在骆驼上的欧洲人，他们就像是拱卫在我身边的仪仗队，骑行在我后面的也是一队蒙古人。

现在我们走得更快了，太阳下山了，夜暮时分开始了，天渐渐变黑了。天气很冷，冷气穿透了我的皮袄。前面出现了火光，当到达第一顶帐篷时我示意队伍停下，那是诺林、伯格曼和玛斯考尔的帐篷，虽然拉尔森已在200米开外的地方为我们建好了营地，但我再也不想向前走了，我已受够了。我的“轿子”被安放在帐篷的入口处——在蒙古包还未竖起来之前，胡莫博士把我安置在了一个温暖的帐篷里。

从愈益加重的夜晚寒气中进入一个温暖的帐篷真是一件美事，我像个帕夏一样躺着，帕夏的意思是总督。接见旅队的成员。徐教授是第一个接受我召见的人，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好久，焦虑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帐篷的入口出现了拉尔森的高大身影，他向我汇报了旅队的情况。黄文弼、丁和刘也进来向我问安。几位仆人也表达了他们对我的关切之意。

时间过得很快，我的蒙古包也搭建好了，那些住在其他营地的人都回去了，我们的营地变得一片寂静。诺林对我说，曾有3个、后来又有两个形迹可疑的蒙古人带着俄制1886型军用来复枪来到营地与照顾骆驼的人攀谈。他们的营地距我们有一段距离，他们大约有50匹上等的骆驼——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些骆驼的。毫无疑问，现在我们与一小股土匪成了邻居，为了打探我们的虚实，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我们，看能否对我们发动一次突袭。诺林建议我们应该先发制人，组织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向他们的营地出其不意发动进攻。此计划完全可行，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琢磨着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计划。我们的人将生擒土匪并将其绑送哈密当局，他们的50匹骆驼要为我们疲惫至极的旅队服务，不过到了哈密之后我们也要把这些骆驼交还给那里的当局。制伏这些困扰和平商队的害虫以后，我们应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哈密，整个新疆的人也将把我们视为英雄。

为了安全我们在夜间布置有岗哨。夜里两点时我听到蒙古包前传来坚实的脚步声，我知道那是正在放哨的伯格曼，我喊他进来，他进来后生起了炉子，这样一来把胡莫也吵醒了，我们讨论着行动计划，一直到夜里4点。

早上我接到报告，说那股土匪已经撤走了，他们很可能觉得我们太强大所以不敢轻易下手，这样我们的剿匪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这种奇怪的情形下，75号营地成为整个旅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营地，在这里的塞比斯特泉，我们走上了冒险的新舞台，也是在这里，考察队的进程陷入了麻烦和不确定的境地。

我将自己严严实实地裹在睡袋里，一整天都在和徐教授、诺林、黑德、玛斯考尔、冯·玛森巴希、拉尔森、伯格曼以及里艾伯润兹进行重要的讨论，胡莫博士在必要时还做了会议记录。

在我患病以前，考察队曾决定将拉尔森和一些蒙古人留在塞比斯特泉看管重行李，而其他人则带上必要的行李、给养和113匹骆驼继续向大石头前进，到那里以后，骆驼将留在商铺中强化饲养以补充体力，余下的蒙古人和骆驼待在一起，与此同时，雇一支骆驼队前往塞比斯特泉接走拉尔森、蒙古人和重行李。我本人和其他人将带着汉人仆从或乘雇来的骆驼，或乘我们自己最好的骆驼通过塔什布拉克继续向哈密行进，以期在圣诞来临之前到达那里。

现在，我的病情使计划有所改变，即胡莫博士和我也要留在塞比斯特泉。胡莫博士坚决不同意我继续乘骆驼旅行，他命令我必须停下来休息。他说，先行向西推进的人应该有可能弄到一辆车和一队骡马，这样，我坐在上面就可以继续哈密之旅，而不必担心病情恶化。但当拉尔森听说塞比斯特泉附近有土匪出没后，便认为重行李被劫的可能性太大了，他建议用我们自己的骆驼将其运到大石头。他建议在夜晚行进，这样在白天就可以放牧骆驼。我很支持这一计划，因为我也不愿意将贵重行李留在后面，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将其取回来。

诺林提议，他和伯格曼陪我和胡莫留下，这样他们便有机会在塞比斯特泉附近进行一次彻底的地理学和地形学调查，因为这个地方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感兴趣，他们需要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实施调查。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大量的笔记和计算需要应付。也许不用我特别强调，对胡莫博士和我来说，在塞比斯特泉等待的时间里显出十分不同和更为鲜明的色彩，当时旅队决定在这些不确定的日子里诺林和伯格曼的帐篷应搭建在距我的蒙古包不足5米远的地方。在自包头开始的长途行军中，我和我的两位优秀的同胞很少搭伴，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同甘共苦一些日子了，然后再共同经历转换营地的艰辛。总之，不管结果如何，肯定不会留有任何遗憾。现实经常比幻想要更神奇和浪漫，虽然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并不比读者更了解未来的变化，但我的预感告诉我将来的变化将证实我刚才的断言。

当各种讨论和协商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了，也许这是我们一起在营地看到的最后一次落日了。我将所有考察队的工作人员都叫进了我的蒙古包，中国人、德国人和瑞典人在我的床边集合起来，我们共有5位瑞典人、4名德国人和4名中国人。我经过深思熟虑，尤其是和徐炳昶达成一致意见后，发出了以下命令：

首先，拉尔森将大队人马和全部行李带往大石头，与他一起走的还有德国人和中国人。为使自己的旅队更有效率，拉尔森要走了诺林的7只骆驼——诺林的骆驼总是好过拉尔森的骆驼，因为它们是按照汉人的饲养原则进行喂养，而不是按照蒙古人的饲养原则受到照顾的。有了这几匹好骆驼之后，他把4匹弃驼留在塞比斯特泉。至于在大石头采取什么办法解救我们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确实对这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在将穆伦温格从依克海—古尔派出时，我们曾相信他会在12月8日与我们会合，后来得知我们离那儿的实际距离要远得多。现在已是12月14日了，如果穆伦温格已经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他早应该回来了——也许他在大石头根本就没东西可买。因此我不得不拜托拉尔森了，让他们去一探究竟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其次，玛斯考尔和刘在文物收集人陈和汉蒙浑血儿奥特宏的陪同下马上以急行军速度驰向哈密，目的是在奥尔加呼屯或大石头，最不济也在塔什布拉克组织一支骆驼救援队搬运留在塞比斯特泉的行李并购买所需给养。如果可能的话，为我雇或者买一辆车，外带3头骡子。玛斯考尔和刘也从诺林那里借了7匹状况良好的骆驼，他们要尽快回到塞比斯特泉，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将诺林的骆驼留在返回地点，以便让其休息和放牧。刘和玛斯考尔返回这里后，准备在下一次西行时制作路线图，因为在强行军的夜晚是无法制图的。玛斯考尔拿走诺林的旅行箱后，我们在塞比斯特泉就剩7块钱了。

最后，哈斯伦德将带上诺林和伯格曼的邮件和钱，在哈密以东100公里的塔什布拉克等待我们——这两人正准备进行一次短途旅行，可能在我之后两星期才能到达哈密。他俩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渴望得到家乡的消息。

谈到穆伦温格我们既吃惊又慌张，他好像完全消失了，就像掉入了一个深渊似的不见踪影。在前几天的旅行中我们既没有看到他的脚印也没有发现他留下的信件。我们猜想他是否已经转向了更南的路线，直接去了哈密而放弃了大石头，因为大石头处在通往巴里坤的道路上。他在依克海—古尔出发时所带给养仅够一星期之用，但他带着来复枪，没吃的可以打羚羊，因此他没有饿死的危险，就算出现极端情况，他还可以宰掉体弱的骆驼充饥。而且，他还是一个十足的胆大鬼，他曾在光天化日之下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法国人的俘虏营溜走，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在去哈密的路上走丢的。当然，从他那里得到帮助是不可能了，而且，我们的大旅队还很可能将他在半道上捡回来，从而给我们期盼的救星以帮助——呵呵，事情反过来了！

命令发布完毕之后，我便开始起草冗长的电报，电报有800个字，将把它从哈密发往斯德哥尔摩。电报讲述了我们在额济纳河的考察、1号气象站的建立、扩展考察的计划以及向塞比斯特泉和哈密的长途旅行。第二封电报稿被压缩至560字，并由胡莫为徐教授翻译成法语，为德国人译成德语。胡莫将第三稿和最后一稿清楚地誊写了一份读给我听，然后按照和黑德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将其放置于蒙古包的入口处，好方便他早上前来收取。

给养储备被检点一番后也分配给大家，留下的人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在最后一刻，胡莫得到了留声机，它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等待的日子不致变得太枯燥，而那些即将离开的人却再也没机会听到它发出的声音了。

大部分人今天晚上睡得都很少，夜深时那些即将离开的人聚集在蒙古包中与我作别，我向每个人都诚恳地说了声再会，希望他们能够迅速弄到我们所需要的救济品——骆驼、骡车和给养。最后徐教授单独与我坐在一起，他正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留下和我在一起呢，还是跟大部队去哈密呢？他的愿望是留下，但另一方面，他认为以他的身份和权威，在必要时可能对组织救援队有所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根据4月26日达成的协议，他和我在考察队中享有平等的权力，因此，我认为我俩其中之一非常有必要在进入新疆时跟着大部队一起前进——政局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可能会要求我们出示保证书和声明。因此徐教授和我不得不分开，在后面我所经历的激动人心的冒险中，一想到徐教授跟随着西去的大队，我心中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12月15日夜里3点30分，起床号响了起来，听着那沮丧的声音，胡莫和我几乎不能入睡。黑德取走了门口的电报。旅队于5点15分时在漆黑的夜色中出发了，一小时之后，玛斯考尔、刘、陈和奥特宏赶着诺林的7匹最好的骆驼也上路了，最后，徐教授和黄文弼也动身了，他们带着仆人王。与此同时，诺林仔细检查了留给我们的给养，他发现某些东西的存货不足，于是他写信给拉尔森，说他们最好能全速前进，因为我们的面粉、米、糖、盐以及其他东西仅能维持10天。此信由徐教授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