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戈壁圣诞

现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所有联系全部中断了，包围着营地的是无法穿透的宁静。我们一共9人，4名瑞典人分别是诺林、伯格曼、胡莫和我，两名蒙古人是照看骆驼的门托和马特，还有诺林的3名汉人仆从——厨子王、仆人张和赶骆驼的老王，不管是汉人还是蒙古人都很优秀。胡莫、玛斯考尔和我的行李加起来需要11匹骆驼来驮载，诺林、伯格曼和仆人们的行李需14匹骆驼驮载。除了代步骆驼以外，算起来我们尚需25匹骆驼，以便在我彻底恢复健康以后不用考虑援助而继续前行，但事实上这里只有诺林的8匹骆驼和拉尔森扔下的那4匹根本不能算数的弃驼，这样我们就被无限期地困在了塞比斯特泉，等待着从这里或那里冒出一支由骆驼或牲畜组成的救援队。

75号营地处在开阔地，一串深色的山脉和短浅的谷地挡住了北方的地平线，东北面山丘密布，两天以前我的“轿子”就曾经过那里。紧挨着营地的南方是一些低矮的山丘，在其最高处飘扬着瑞典国旗。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瞪羚、野骆驼和野驴，我们再没有其他邻居了，连这些动物也很少光顾这里。从“旗子高地”可以观赏四处的美景，举目向南眺望，但见丘陵和低矮的山脊如波浪般向远处翻卷而去，最后都变成了淡淡的青灰色，西北面的山势雄浑有力，那里有艾米尔塔格山和卡尔力克塔格山如金字塔般的陡峭山峰，其上覆盖着万年积雪，像高耸的阿尔卑斯山诸峰一样，它们构成了天山山脉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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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帐篷就搭在由沙漠、无边的空间和远方高大的山脉组成的环境中。胡莫和我住在我的蒙古包中，在我们正南方的蓝色帐篷是诺林和伯格曼的“逍遥居”，东面15米处是仆役们住的厨房帐篷，帐篷周围放着驮箱。附近则是12匹正在休整的骆驼，北方100米的地方是咕咕作响的塞比斯特泉，泉水在黄色的芦苇茬中形成了青幽幽的浮冰。

大部队离开时，我们心中自然而然产生出一种感觉，好像轮船扬长而去，我们则抛弃在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但因此就认为我们倒了大霉的人则完全错了，自然，骆驼过劳而数量不足的情况不尽如人意，但却没有发生灾难，因为我们能够应付眼前的情况，而且下决心要扩展我们的考察范围和任务。

漫长煎熬的等待开始了，狂暴的西风在帐篷外肆虐，我们的人每天都爬上那座“旗子高地”向西眺望。那面对着寂静而神秘的沙漠猎猎飘扬的瑞典国旗，好像在向无边的空寂示威。

持续不断的西风和间或出现的霜冻使我们的日子过得比预料中的要快一些，尽管有大大小小的焦虑，但我们的心情还是很愉快，并且充满了信心。我们一起工作、阅读、制订新计划，有时晚上聚在一起阅读科学著作，并展开讨论，或者聊天讲笑话，听留声机——我们逐渐培养起了一种既刺激又友善的同志友情。作为一个优秀的猎手，伯格曼每天都能为大家弄来新鲜的瞪羚肉。我的身体也迅速恢复，这多亏了胡莫博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到12月18日，我已经能获准起床几小时了，第二天甚至可以走一小段路并爬上“旗子高地”了。

几乎就在不知不觉间，圣诞节来临了，由于我病情好转，胡莫博士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他一连几天都默不做声地忙碌着，剪彩纸，在案板上揉面做小圣诞饼，为节日作着各种各样的准备。12月24日那一天谁也不能接近他，我刚一穿好衣服，他就礼貌而坚决地把我赶出帐篷，我只好栖身于诺林和伯格曼的帐篷，这里的小火噼啪作响，暖气盎然。我们大家各干各事，诺林制作附近地区的最后一幅地图，我写日记，伯格曼去我的蒙古包和胡莫一起准备圣诞宴席。

突然，我们的工作被打断了，帐篷的入口处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呜呜声，张双手捧着一只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小犬崽走了进来，犬崽的妈妈也跟在他后面，那是一条活泼好动的母狗，诺林在善德庙将其收入帐下。我们在帐篷的一角用毡子做了一个真正的狗窝，让狗母子栖身于此，这样一来，狗妈妈就完全不用为它的孩子担心了。然而，一只小狗崽并未满足它的愿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一只又一只小狗崽降生在风暴肆虐的沙漠不毛之地。不管怎么样，狗妈妈将这样的喜事安排在我们停留在营地的时候是很明智的。诺林和我专注地看了小狗降生的全过程，心中想着这些圣诞孩子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显然，它们将在亚洲腹地的那条小路上游荡。我们给狗妈妈弄来了毡子、肉和水，并饶有兴致地看着呜呜作声的小动物，它们还没有睁开眼睛，笨拙而无助地在其母亲周围乱爬。我们这个小社会一下子增加了7位新成员，我们4个瑞典人都收到了一份难以忘怀的圣诞礼物，那另外3个体弱的小家伙可能活不长。

现在胡莫博士带着新的“玩意儿”来了，那是将要被烧烤、油炸和烘焙的精致食品，于是，糖饼和羚羊肉的香味弥漫开来，它们与小狗的乳臭味和火燃烧时的烟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野性的和谐。

时候已经不早了，圣诞之夜来临了，胡莫博士宣布，请客人们进入圣诞屋。他说话的时候嘴边挂着深沉的微笑，想象着我们看到圣诞屋时的惊喜神色。蒙古包的门大敞着，一片灯海灿烂光耀，可那到底是什么呢？是幻象还是做梦？我几乎认不出我日日生活于其中的蒙古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厅，它的中央是圣诞桌，上面有盘子、杯子和数不清的好东西，餐桌上7个臂状烛台发出流光溢彩的光线，烛台用七色彩纸包裹，平添了些许艺术气息，同时也起到了圣诞树的作用，它的周围放着波浪形长沙发，装饰品则充满了东方韵味。

在这个地球上最大、最荒凉的沙漠之中，胡莫是如何创造出这些奇迹来的呢？难道他会变魔术？诺林和我都吃惊的不知如何是好，以至于在桌子前面就座时我们仍然茫然地陷入深思，想着胡莫可能与神灵和天使沟通过。

伯格曼坐在桌子的右首，胡莫坐在左首，前面更近的位置仍然空着，帐篷中只有我们4人。桌子前面是火炉，已经热得发红了。

现在可以更仔细地打量一番蒙古包的节日“盛装”了，长沙发其实是堆在一起的睡袋和羊皮，上面盖着精致的毛皮，蒙古包的“四壁”挂着一圈来自归化、包头、宁夏和哈密的各色地毯，在其上作为向穹顶的过渡，则排列着用哈达做成的蓝丝绸中楣，这些哈达是土尔扈特人首领和善德庙大师喇嘛的侄子在不同场合献给我的。

坐在温暖而舒适的长沙发上，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在一个小汽船的雅致会客室中，这种幻觉被火炉和笔直伸向天空的烟囱进一步强化了。在正对着诺林和我的门上方挂着一朵白色的圆团形花，上书“圣诞快乐”。门的左右各放着两个箱子，权且充当餐具柜。蒙古包离门最近的部分由两面悬挂着的瑞典国旗与客厅主体部分隔开，左面国旗的上方是一个自穹顶盘旋而下的有翼天使，手中握着一条白色长带，上书“光荣属于天国的上帝，和平、友好洒满人间。”在我的家乡，这种天使像总是挂在圣诞树的上方。右面国旗上方挂着一个灰色的瑞典仙怪玩偶，玩偶头戴红色睡帽，手里拿着三臂烛台。玩偶是伯格曼做的，他还在穹顶的中央放置了一个仿制的佛教“法轮”，屋子中上升的热气使其不停转动。

圣诞桌无疑是智慧和品味的杰作，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家中亲人的肖像，胡莫在任何时候都要带上他可敬的母亲的画像，诺林前面闪闪发光的镜框中是他的聪慧而美丽的妻子。伯格曼面前是一个年轻姑娘的照片，那姑娘洋溢着北欧风情，全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我的敬爱的双亲则从墓地的庄严的静谧和一片灯海中注视着我，在他们之间放着我的兄弟姐妹的相片。我们谈论着遥远故乡的亲人，一遍又一遍地猜想着他们在的圣诞节日的活动，我们知道他们也一样思念着我们，他们也一定在想我们今天将如何度过。他们一定很纳闷为什么没在节日里收到我们的电报，难道我们被沙漠吞噬了？我们必须在寒风中完成艰巨的任务吗？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根据习俗，我的家乡的圣诞桌上铺设的白色桌布和狭长的蓝色丝绸上面会覆盖许多宗教画，画上有神采飞扬的亚当和夏娃手挽着手在漫步，还有四处飞翔的小天使和滚皮球的胖乎乎的圣诞猪。

在蒙古的一个隆冬时节，胡莫博士曾以熟练的手艺用纸张制作了一大捧盛开的红色玫瑰。

这时诺林嘬着嘴“吹”出一阵嘹亮的喇叭声，张端来一锅滚热的汤，汤的味道很美，漂在上面的羚羊舌片使我一下子想到了乌龟，诺林藏在箱子底部的一瓶酒现在就在桌子上，大家的杯子都斟满了酒，我讲了几句话，内中涉及圣诞节、我年轻时的圣诞筵席和沙漠中的圣诞前夜，并举杯为家乡亲人的健康、为考察队的成功干杯。

然而，我差点忘记了我们美好的圣诞筵席上一项非常重要和最容易勾起人乡思的一个节目——我们给神灵敬献了一道真正的瑞典菜——鱼子酱、沙丁鱼、瑞典火腿、牛舌、奶油和黄油，还有地道的瑞典硬面包，这些储备中孑遗的美味是诺林、胡莫、伯格曼在西伯利亚之旅留下的。

接着上来的第二道菜是羚羊脊肉，烤肉中还加了绿豆和腌黄瓜。味道真棒！我们现在在沙漠之中品尝的这道羚羊脊肉远远超过了皇家大酒店的水准，回到斯德哥尔摩，我一定要将我们的医生胡莫推荐到皇家大酒店当主厨。

甜食有松果香芋冰片、奶油小圆面包和糖塔，接着上来的是饼干和干酪，还有布里干酪，最后是咖啡、法国白兰地和上等雪茄。桌子上一直摆放着一盘甜点、柠檬糖和巧克力，在各道菜的间歇，我们还抽了一两根香烟。

最后，胡莫博士讲话，他讲话方式独特，语言诙谐感人，诺林和伯格曼不时予以其鼓励，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4位瑞典人在沙漠中的瑞典国旗下度过的这个圣诞节。在这个距额济纳河和哈密分别为400公里和300公里的地方，我们发誓要尽全力以自己的工作为科学服务，解决几个重大问题，为瑞典创立荣誉。

圣诞节过去了，当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也过去了，1928年的新年开始了。我们仍然深困沙漠之中等待救援，就像被冰围困的极地探险者一样。“旗子高地”上的瑞典国旗就是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但西面的沙海仍杳无人迹，令人望眼欲穿的救援队似乎永远也来不了。狂野的风暴刮了一整天，像刀子似的一阵一阵刮进透风的帐篷。天色阴沉忧郁，但我们的情绪依旧高涨。

1月3日，厨子王报告，燕麦片、糖、盐、胡椒、咖啡和土豆已然告罄，第二天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吃面包，大米也只剩下几把了。但我们还有一些豌豆汤粉、可可和茶，仆人们还有一定数量的小米，水也不缺，而且伯格曼每天起码能打一只瞪羚。

次日，门托早早叫醒了我，他说西面来了两个骑骆驼的人，我听见此话就如同被毒蜘蛛蜇了似的一蹦而起。

“他们还有多远？”我问。

“三里。”门托答道。

大望远镜已在“旗子高地”上架了起来，可以看清来者是蒙古人，他们行动迅速。等他们再走近一点时我认出了来人是班彻和桑杰吉勒彻。他们稳稳地骑在骆驼上，皮肤黝黑，身体裹在如袋子般的羊皮袄中，腰间缠着皮带，头上戴着衬着毛边的巴什利克皮帽。他们从大石头昼夜不停地骑行了5天到达这里，给我们带来了50斤面粉和几封激动人心的信件。

真是一个美好的新年！

玛斯考尔在信中说，他听说赫姆波尔、哈斯伦德和穆伦温格已经到达哈密，有人曾看到沃尔兹在军队的保护下正在前往迪化的途中。士兵们虽粗鲁却友好——他们可不是土匪。

徐炳昶在另外一封信中讲了他和黑德的大石头之旅。

黑德对此也有生动的汇报：第一天打到了6只瞪羚，还发现了一匹野驼。

12月17日，断水，西风强劲，两匹骆驼死了。

12月18日，一场猛烈的暴风雪，一匹骆驼被宰杀。

12月20日，风暴更猛，我们仍留在原地。

12月21日，一场暴风雪袭来，无法上路。

12月22日，两匹骆驼被冻死，我已筋疲力尽，决定让拉尔森和两个蒙古人带上所有行李留在后面，其他人带上骆驼和必需物资继续前进。

12月23日，带领102匹骆驼上路，其中两匹在途中死掉，无水，但下雪。

12月24日，一场凶猛的暴风雪，只走了3公里，没水。

12月25日，一场风暴，两匹骆驼倒下，蒙古人最后一次分到面粉，然后他们就只能吃驼肉了。

12月26日，一场寒风，一匹骆驼死了，另一匹被宰杀。

12月27日，另外一匹骆驼倒地不起。

12月28日，我们遇到了4顶蒙古包，这是离开额济纳河以来第一次遇上蒙古包。购买面粉、糖和5只羊。

12月29日，到达大石头。一匹骆驼死去，我们希望7天内到达哈密，班彻和桑杰吉勒彻被派到我们这里。

最后，拉尔森报告说他正处在我们西方160里处，4天的暴风雪摧垮了骆驼的抵抗力，他本人还可以靠剩下的面粉对付。

这样我们得到了第一批消息，虽然不是来自外部世界，但也是我们自己前锋队伍的消息，于是我们陆续知道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然后大家又恢复了惯常的生活，而等待援军的心情则更为迫切。

当1月5日到来时，我们4个瑞典人已在塞比斯特泉待了24天，时间如往常一样不急不慢地过着，然而晚上10点20分时所发生的一场变化一下子把我们从计划和幻想的王国带回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世界。

当时我们4个人都坐在蒙古包中的“写字桌前”，胡莫和我正在写作，伯格曼在研究亚洲考古，诺林在制作最新的图表，除了火炉的噼啪声和帐篷外面风的怒吼声之外，一切都很安静。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仆役们从不敲门，他们都是直接走进来，而且狗也没叫。

“是玛斯考尔！”我十分肯定地喊了一声。

“是的，是我，玛斯考尔。”玛斯考尔在帐篷外用纯正的瑞典语回答，他紧接着问，“有喝的吗，伙计们？”

我怀疑在玛斯考尔的一生中他再不会受到如今天晚上这般精心细致的照顾和关爱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将他拖到屋子的一角，在垫子和皮毛之间收拾出了一张床，然后端来热腾腾的茶水。他已被完全冻僵了，门托将炉火拨旺，火光红彤彤地跳跃着，与此同时，玛斯考尔以其惯有的平静和轻松，回答了我们连珠炮般的问题。

“就你一个人吗？”我问道。

“不，还有奥特宏和3名中国人，还有25匹雇来的骆驼和我们自己的5匹骆驼，另外还有一顶轿子和几封信。”玛斯考尔说。

“讲讲你们的旅行经过。”我说。

“经过艰苦的强行军后我到达穆傲沟村，那里尽是粗鲁的士兵。我与他们说笑饮酒，很快成了朋友，他们帮我雇骆驼、买给养并帮忙制作轿子。轿子很快做好了，然后我就往这里赶。在路上走了7天，由于暴风雪太大又耽搁了3天——冻得人真够呛。前天我与拉尔森一起度过了一夜，给他留了一些羊肉。今天的路似乎长得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似的，我们走呀走，有时骑骆驼，有时步行，为的是不被冻僵。在距离此地大约有半小时的路程时，我们终于看到了塞比斯特泉闪闪发光的浮冰，很快又看到了帐篷和旗杆。现在，这不你们都看到了，我到了这里。”玛斯考尔说。

我们感谢玛斯考尔如此漂亮地完成了艰难的任务。不错，他有学生刘当翻译，但如果没有过人的幽默和与汉人、蒙古人出色的交往能力，他是不会成功的——人人都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感谢，我们一致推选他为瑞典公民。

最后，玛斯考尔还告诉我们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即我们将会遇到一些麻烦，但他相信只要我一到达哈密，这些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关于我们的谣言飞得满天都是，有人说我们是一支入侵军队的前锋，对新疆不怀好意。为了不让我们在沙漠中买到给养，通往东面的商队交通已被阻断，军队也已被召集起来。除了已经送到哈密的信件外，所有欧洲人的邮件都已被送往北京进行彻底审查。

形势很清楚，我们受到了怀疑，关于我们可能被迫原路返回的担心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我们根本进不了新疆，可这是我们宏大计划的最终目标，难道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