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新疆将不会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

旅队中新来的汉人用棍子和盖布给自己建了一顶帐篷，狂风将其吹倒后他们又用箱子建了一个小屋，并且还在里面生了一小堆火。瞪羚在风暴中比平时更为大意，伯格曼一下打了4只，这对我们的肉食储备是很好的补充。

啊，这些没完没了的寒冷风暴！1月7日我们还不能出发，因为驮着沉重行李的骆驼不能顶风行进。次日风暴小了一些，太阳一出来诺林就准备带着他的人马上路。然而，5只骆驼发起暴动，扔掉了行李，但幸亏余下的骆驼没有发生骚乱。不久之后，诺林的队伍就消失在西面的沙漠之中了。解救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尖厉的西北风咆哮着，气温降到零下12摄氏度，行李全被打包，轿子被固定在长长的杆子上，上面盖着皮衣，骄椅上铺着毯子。胡莫博士如对待小孩般将我裹在一件长衣服里，然后让我坐进轿子里——我尚未完全康复，还必须小心在意。两只前后拴在一起的骆驼驮着我，轿杆的最前端固定在粗绳子做成的环中，绳子则交叉挂在驼峰上，门托骑在前面一只骆驼上。这种奇特的交通工具开始运行了，我以前从未这样旅行过，虽然在1897年3月我首次来北京时坐过骡子驮的轿子。骆驼走得很平稳，轿子垂直摇动的感觉很舒服，当两个牲畜步调一致时，轿子摇动的幅度就更大了，玛斯考尔和胡莫徒步走在轿子前面。圣诞前夜出生的小狗躺在一只铺着垫子的箱子里由一只骆驼驮着，它们的母亲在骆驼中间四处乱跑呜呜叫着寻找自己的孩子。我们终于也出发了，身后就只剩下孤零零的塞比斯特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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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左右两边出现了一些暗色的丘陵，丘陵中间伸展着平地，有时有坚硬的碎石，有时有堆起的沙丘。地面通常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干草丛，既有芦苇也有红柳。在“红泉”乌兰—布拉克，在芦苇丛中有瞪羚和鹧鸪出没。

夜晚的温度为零下26.7摄氏度，次日早上非常寒冷，前进路线指向西南方，路两边是低矮的沉积片岩和集块岩山脊。雪越来越大，凹地中的积雪厚达1.2英尺，天黑以后前面亮起火光。很快我就坐在了诺林的帐篷中，营地条件很糟，柴火很少，还必须化雪取水。伯格曼和玛斯考尔的坐骑倒在了路上。

由于刮着刺骨的寒风，第二天我们只走了8公里。转过一个丘陵后，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了拉尔森的固定营地。这位优秀的旅队向导裹着红色的皮衣前来迎接我，他像玩沙子的孩子似的高兴地大叫：“欢迎，欢迎，新年好。”他用箱子给自己垒了一个带有前院的小屋，前院可以挡住飞向门口的浮雪。他的住处的内部长2.3米，宽2.1米，墙上挂着骆驼盖布，房顶由鞍柱支撑，同样盖着骆驼盖布，四角烟道下是生着火的铁炉子，炉子上茶水正呼呼翻滚，羚羊肉在煎盘中咝咝作响，5位瑞典人，一位德国人，两名蒙古人塞拉特和马特在火炉边坐下，我们这些饥寒交加的客人只顾面对早餐狼吞虎咽。

在4天的风暴中，大旅队在这里遭受到损失，也是在这里，黑德和徐教授率领着102匹骆驼（其中30匹是乘用驼），带着必不可少的行李继续向哈密推进。拉尔森和他的两个蒙古人带着约100只箱子留在后面，这支小队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4匹疲惫不堪的骆驼，3条颈上挂着铃铛的用来吓唬狼群的半野的中国狗。有意思的是，它们居然也知道怎样猎取盘羊和胆小的野驴——这些动物一次又一次地误入营地周围。

我与拉尔森在我的蒙古包中进行了一次长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接近新疆各民族生活的地区，旅队必须经历一次彻底的改变。我们决定在哈密将所有的蒙古人解散回家，诺林和伯格曼的4名汉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继续留下。拉尔森认为，一到哈密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必须和蒙古人一道循沙漠路线回家。然而，如果这样的话，他会失去游历迪化和其他可能的商业贸易机会，我建议他与我们同去迪化，然后穿越西伯利亚回到张家口。而且，和现在一样，那时他仍旧是考察队的一员，更为重要的是，在远东和蒙古我还要派他执行一项重大的使命。

1月12日，我们再度告别拉尔森继续向西推进，路两旁是光秃秃的暗色山丘，看上去像是从白雪覆盖的大地上竖起的高塔。我的轿子缓慢而沉闷地晃悠着，脚下是石英碎石和积雪。突然远方出现了一幕非同寻常的景象，那里放牧着很多骆驼，山脚下的一顶帐篷中还冒着炊烟，他们是商队还是我们自己人？当我们走近时，萨兰·高里尔和3名雇来的中国人急忙走上前向我致意。他们受命带领50匹骆驼来解救拉尔森，他们见到我很高兴，我告诉他们这里距他们的目的地只有22公里了。

萨兰·高里尔递给我一袋信件，它们来自我的伙伴。诺林和伯格曼在他们的帐篷中为我大声朗读了这些信，消息非常不好，我们已经落入中国内部政治的磨盘之间了，我们会被碾得粉身碎骨吗？一切都完了吗？

我曾派沃尔兹从额济纳河出发提前去了迪化，一是向那里的统治者杨增新报告我们的到来，一是取回我们的邮件和钱——北京的邮政当局颇有合作精神，他们帮我们将邮件和钱转向了新疆首府。

11月25日，沃尔兹从哈密写信来，称他与仆人们带着8匹骆驼已在夜间穿越了经常没有水和路的沙漠，一匹骆驼已经倒毙，第二匹也不得不留在哈密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在11月11日到达新疆边界时，遭到20名边界骑兵的包围，这些人为了赢得“荣誉”，当着他的面往来复枪中装子弹，尽管他提出强烈抗议，但还是被拘押了6天。与此同时，还来了一位被两支骑兵中队护卫着的诺颜，即首领，队伍中有4面旗子和4名喇嘛。

最终沃尔兹被允许在军队的“保护”下前往哈密，他们通过冰雪沿着山脚走了一条捷径，骆驼在这种路上走得很艰难。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们3个人和一个骑兵一块从一个斜坡上滑了下去，幸运的是毫发未伤。

沃尔兹于11月21日到达哈密，此时他已走了733公里的路程。进入哈密以后他被带往一个有庭院的房子，门口有两个军官和20名士兵站岗。第二天，一位姓刘的旅长来访，并对他进行了盘问。

“我必须尽快赶往迪化执行重要使命，我有护照和持枪许可证。”沃尔兹解释道。

“你必须在这里等我得到迪化的指示后再作打算。”旅长回答他。

沃尔兹被解除了武装，行李受到盘查，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带走搜查，看里面是否藏有钱和鸦片，由于没有钥匙，里艾伯润兹的一个装着胶片的铁皮盒子也被砸开，不过什么东西都没有损坏。

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信件在沃尔兹和刘旅长之间穿梭往来，一位会讲英语的年轻邮政局长陈先生充当他们的翻译。沃尔兹不愿意继续被耍弄，他要求将其强迫拘留12天的刘旅长支付他和他的手下以及骆驼的所有费用，如果第二天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沃尔兹声称他将亲自向迪化的杨增新发电报。最后，刘旅长于11月27日允许沃尔兹前往新疆首府迪化，但不是骑马，而是坐马车，并且“陪同”的还有一个骑马的卫兵。

以上就是沃尔兹信中的全部内容。

第二个报告来自穆伦温格，我在11月25日于依克海—古尔派他前往大石头。他在报告中讲述了他的冒险经历，遗憾的是，由于他大部分时间在夜间行军，没法绘制路线草图，因此他的冒险路线不太容易找到——只有像他这样的胆大鬼才敢这样走路。

他8天之后到达塞比斯特泉，我于一个星期后带着大部队也来到这里，3人继续夜间走路。12月5日，他们邂逅了一位骑着骆驼的喇嘛，此人来自拉萨，在25天的时间里他只见到一个孤独的蒙古人。喇嘛把所知道的周围地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当时他们的面粉和羚羊肉只够吃一天多了。

12月6日他们转向南去，经过长时间的寻找他们发现了一条可能通往哈密方向的小路，然而，当他们第二天注意到路边的灌木刺上没有来自驮队的棉花絮时，他们便意识到这条路不通向哈密，因为棉花商队都是从哈密方向出发的。于是他们又找到了一条有棉絮的道路，这说明它通往哈密。他们午夜宿营于一泉水边，赫姆波尔、霍德和哈斯伦德也曾在那里停留过，因为那里有空罐头盒和废纸片。

12月9日，他们发现附近有一处废墟，穆伦温格和班彻走上前去察看，而老张则带着驮畜继续赶路。他们看到他直接走向了另一处废墟，有一队面目不清的人正停在那里，其马匹在附近拴着。那些陌生人彼此看了一眼便上前与老张搭讪，穆伦温格立即提着左轮手枪走过去，班彻一脸苍白惊慌失措地跟在后面，老张称那10个带着步枪的人是士兵。穆伦温格命令两人继续前进，自己领着骆驼进入山谷，但那队人马的小头目却骑着马追了上来，命令他站住，并哗啦一下将子弹上了膛。

“把你的护照拿出来。”那人粗鲁地说。

“先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穆伦温格回答。

“我不需要护照，我有我上级的名帖。”那人说。

“好吧，这是我的护照和带枪许可证。”穆伦温格说。

“如果你想继续向西走，就必须把武器交给我，否则必须按原路返回。”那人说。

与此同时，整个队伍包围了他们。

“我们要去新疆，不想搁误工夫。”穆伦温格强调说。

“好吧，但先得将武器交出来。”那人说。

此后他们一起向西走，夜间很晚时才扎营，穆伦温格询问有没有其他欧洲人通过附近地区，那个带头的人答道：“有，先是一个，然后又有5个，他们现在都已成了俘虏。”

第二天他们继续前进，一些羚羊在附近吃草。穆伦温格请求借那人的步枪一用，但羚羊却及时跑开了。他们循着去哈密的路线前进，但随后却偏离大路进入旷野，我们的人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这些士兵们没有穿着统一的军装，给人的印象更像土匪。

不久他们进入了一个类似峡谷的谷地，晚上停留在一个山洞前面，附近有泉水和芦苇。洞里面有两堆火，他们说自己的头领就住在里面。但他们没有见到头领，他们说他循着去安西的路去了星星峡，他们必须把穆伦温格也带到那里去，然而，穆伦温格除了哈密以外哪儿也不愿去，那些人便声称要派一名信使把头领接回来。因此，在头领到达那里以前，穆伦温格他们就成了这些人的俘虏，但他们被允许在洞的入口处搭起帐篷安身。

穆伦温格在洞中受到礼遇，洞中除了骑鞍以外别无他物，据此穆伦温格怀疑这些所谓的士兵可能是土匪。惊慌不已的班彻坚持认为他们已落入了一帮土匪的魔掌，而老张却确信他们就是士兵。半夜，穆伦温格被吵醒，发现班彻正跪在地上念诵喇嘛经。他忙问他在干什么，那蒙古汉子回答说他们落入了土匪手中，肯定会送命。半小时以后，那个被派出去寻找头领的人单独回来了，班彻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土匪们耍的障眼法，土匪只是要把他们带进沙漠深处，然后再毫不费力气地将他们抢劫一空——图财害命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第二天，那帮人确实没有放走他们的意思，而是带着他们一起上路。傍晚时分他们走在前面，以便生火和建立营地，只有那位小头目骑着骆驼仍与3个俘虏待在一起。穆伦温格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扑上去夺取那家伙的步枪，然后飞驰而走，正这样想时老张报告说在右面发现了一个旅队。

“我想知道那是个什么旅队。”穆伦温格向那个领头的中国人说，“也许是我们的人。”那个小头目也不反对，只是骑着骆驼快步走上前去。老张跟在士兵的后面继续向前走，而穆伦温格和班彻却原地未动，此时天已变黑了。

“现在机会来了。”穆伦温格对同伴说，“他们是土匪，我们必须今晚逃走。”

班彻很紧张：“那我们吃什么？”

“那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能从这儿逃走。夜很黑，我们必须冲向北方，然后突然折向西面。”

“那就得牺牲骆驼了。”班彻说，“否则他们会找到骆驼蹄印，而且骆驼在山中走得也很慢。”显然他已经被说服了。

“好吧，把骆驼留在后边，如果他们是土匪，就会将骆驼偷走，如果是士兵，我们还能把骆驼要回来。”

班彻有一块肥肉，那是全部给养，穆伦温格带上了旅行箱中的一半钱，即350块，他只能带这么多，因为另外一半钱在一只骆驼的鞍囊中，那些钱永远也别想要回来了。然后，他们徒步离开了正在吃草的骆驼，迅速没入一条山谷，那里净是松软的尘土和沙子，为了抹去足迹，班彻将自己的皮袄拖在后面。然而，他很快就累了，于是他建议踮着脚尖走，这样他们的脚印看上去就像野驴的蹄印。

他们走了半夜，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但不敢生火，因为火光会暴露他们的行踪。如果那些人追上来怎么办？但没人追来。第二天他们一直走到下午4点钟，两个人都已疲惫至极，需要休息。肥肉也吃光了，但前面出现了一处结冰的泉水。又走了一程后他们便躺倒在地，从晚上11点一直睡到凌晨1点，直到最后被冻醒。第二天他俩虽找到了很好的饮用水，但却没有东西充饥。12月12日他俩游荡了一天一夜，天亮时传来流水的哗哗声——终于找到了一条小河！他们两人在河岸边生起火，火灭后他们把沙子铺在发红的灰烬上作为“温床”躺在上面休息，两个小时后班彻叫醒了他的主人，说：“今天我们将看到天堂。”

“你是什么意思？”穆伦温格问道。

“是的，我听到了公鸡的叫声。”班彻说。

他们立即上路，不久他们看到一所简陋的茅舍，里面住着一个汉人，他们在此吃饱喝足之后购买了面粉、肉和一头毛驴，下午两人又继续踏上了去哈密的大路。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遇到了两名骑马的蒙古族士兵，士兵盘问了他俩一阵，然后就飞驰而去。10分钟后又出现了一队骑兵，其头领对他们的盘问更为细致。穆伦温格操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简洁明了地回答了所有盘问。他俩被带往一处庭院，内有蒙古包、士兵和马匹，部队的“总司令”住在一间泥房子中，他俩被请到他的炕上与之交谈。他曾听说两名外国俘虏逃跑了，现在才知道眼前这两个人就是那两个被逮捕的俘虏。他现在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冯玉祥的军队——曾有谣传说一大队欧洲人正在向前推进，且在深秋有1200人在额济纳河畔的80顶帐篷中住过——由于我们的到来，整个东疆都被动员起来了。最后，他向穆伦温格保证，第二天他就会将他们的骆驼要回来，但12月14日和15日他们都没有见到骆驼的踪影。

12月16日，穆伦温格作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如果明天还不送还我的骆驼和给我两匹马，我们将步行去哈密。”他们得到了马匹，在一歪树村他们遇到了沃尔兹的蒙古人萨尔彻。12月18日他们继续旅行，终于抵达哈密，在那里刘旅长再次对他们进行了审问。12月22日，老张带着两匹骆驼也来了，穆伦温格立即向我们派出救援人员，这件事再次说明他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

我从一直为赫姆波尔和霍德充当旅队向导的哈斯伦德那里接到了一封写自12月18日的信件，信中说他的纵队在庙沟村被蒙古和回回士兵截住并缴了械，还被拘留了11天。在穿越沙漠的旅途中他们的24匹骆驼只损失了3匹，这清楚地表明哈斯伦德的任务完成的是多么好。但很明显，哈密根本不欢迎他们——“可以看出那儿出了问题”。他要求火速前往东面与我的纵队会合，但遭到拒绝。

霍德博士更为详细地叙述了他们纵队从10月31日到11月27日的戈壁沙漠之行。他们在庙沟村被迫停了来，纵队受到了严密监视——12月3日有800名骑兵随他们一起行进，同时士兵的数量还在增加，第二天纵队接到杨增新的信函，称他不希望考察队来新疆，并说他此前已电告北京，称不想在新疆见到考察队。

赫姆波尔、霍德和哈斯伦德的纵队中还有冯·考尔、傣特曼和学生刘，他们用英语给杨增新起草了一份电报，赶往哈密的电报站发往迪化，电报上说：“今天我们被告知阁下不允许斯文·赫定博士的考察队成员进入新疆，且要求我们返回北京。作为答复，我们告知阁下，考察队回头穿越沙漠是不可能的，理由如下：考察队离开北京时没有携带足够的过冬设备，因为我们打算在新疆购置这些东西，因为来此地旅行所花时间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考察队的所有给养和所余物资都已告罄，因此，我们缺乏此时返回的必要条件。我们全部的款子都在迪化或于我们到达那里以后由北京寄来。考察队在沙漠中损失了大批骆驼，余下的都已羸弱不堪，经不起多日的沙漠劳顿。我们被告知，有人怀疑我们是共产党，对此我们坚决否认，我们提请阁下注意以下事实，即北京的瑞典公使和德国公使已经向张作霖元帅阁下作过保证，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打算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捣乱，也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我们请求阁下考虑上述情况，允许我们前往哈密，借此机会请允许我们表达对阁下的最美好的祝愿。”

12月6日，纵队领导赫姆波尔接到了杨增新的答复电文。内中允许考察队的26名成员，即全部工作人员，继续前去新疆，但必须接受3项条件，即解除武装、检查行李、将所有仆役和骆驼留在新疆边境地带。

12月9日，纵队又一次登程，3天内到达哈密，在这里他们把所有武器都交了出去，行李也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纵队直到月底才收到了由北京转至迪化的一部分款子，这样，他们在29日乘3辆马车前往迪化。

霍德在12月24日的信中进一步报告说，新疆当局不允许他们拍照、画地图和在哈密设立气象站。

但是结果一切都好，因此在最后我必须再讲讲徐教授在12月31日于大石头写的一封信，信写得平稳庄重，希望我们在边疆遇到的问题终获解决。

大家在80号营地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些信件，然后花了几个小时进行讨论。新疆方面对我们的疑心这样重，以致整个哈密地区都处于备战状态。为了阻止我们补充给养，连通往东面的商旅路线都被截断了，可见考察队有多么不受欢迎。应我的请求，张作霖元帅早在年初就已在一封长长的电文中告知了杨增新关于我们考察队的情况。所以，我们对在新疆边境受到的怠慢感到很惊讶。最使我难过的是，考察队从1927年5月至9月的全部邮件已被送往北京进行彻底检查，因为在迪化没有人懂瑞典文和德文。结果，为了等待这些重要的信件，我们不得不一直等到1928年的3月底。

然而，在我看来，对我们这些人和计划的看法似乎正在改变，因为玛斯考尔在边境受到了军官和士兵的十分友好的接待。

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有好形势，但新疆的气氛无论如何都是紧张的，因此我们必须打好自己的牌。晚间我给拉尔森写了一封信，讲了当前的形势，并要求他加快速度，这样也许我们能一起进入哈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