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终抵哈密

1月13日，旅队继续西进，晚上的气温已降至零下21.7摄氏度。我们所行的地方非常单调，全都是艾米尔塔格和卡尔力克塔格所构成的山地，它们都是天山山脉最突出的部分。路上我们一次又一次遇见冻得僵硬的骆驼尸体——黑德和徐炳昶的纵队肯定遭受了严重损失。

从15日起，大家行进时靠得很近，因为现在随时都可能碰上新疆的巡逻队。我们沿着西南方向行进，寻找斯坦因地图上标出的明水和穆傲沟之间的道路。我们当天就跨越了明水通向巴里坤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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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大地一片洁白，18日出现了第一个石头路标，次日我们的漫漫孤旅就结束了，当时大家刚跨越了一条在深约3米的渠沟中流淌的小河，然后就看见了西面山脊下绿洲中的柳树和杨树。我们溯渠沟而上，在左面看到了一间佛堂，佛堂里面唯一的“尼姑”是一头大黑母猪。在附近的一座暗色山丘上有一个麻扎，这是伊斯兰教圣人的墓地，麻扎有围墙和圆顶。我们还看到了牧草、野玫瑰丛、农舍、黄泥屋和有围墙的院子。大家在一小片柳树林边扎营，该地叫穆傲沟。玛斯考尔到来时驻扎在这里的200名士兵已不见踪影。我们只找到了5位汉族农民和3位维吾尔族人，其中一名72岁的维吾尔族人名叫霍达耶尔，他是附近的陶勒村的长老。他有50匹骆驼，其中的25匹救了拉尔森的行李。关于我们，他所听到的是一支2000人的队伍。能够再次用维吾尔语交流真让人兴奋，我已经有十几年未讲过这种语言了，但现在仍然没有完全忘记，经过复习以后很快就能使用了。

在这里买一只羊要花5块银元，30只草原飞禽值4块银元。我们购买了一些非常好的小麦面粉、鸡蛋、洋葱和圆白菜。真难以想象，在沙海中搏击了70天之后，我们终于在文明的海岸登陆了。向晚时分，胡莫喊道：“拉尔森来了。”真的，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拉尔森身着红色皮袄、神采焕发地走在50匹雇来的骆驼前面。

夜深时，西方传来驼铃声，那是一支由1000匹骆驼和25顶帐篷组成的驼队，他们要东去包头。看来，交通禁令被解除了。

我们仍在原地待了一天，并接受了张大人的来访。他是监视我们的部队的指挥官。他告诉我们，袁教授的纵队于一周前打此经过。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再也不用操心已经好久没有消息的袁教授纵队了。

1月21日出发时，胡莫、伯格曼和我使用了一种新的交通工具。这是一辆带有两个轮子的宽阔马车，全长4.65米。一匹马走在车辕中间，另外3匹则拴在前面的长绳子上。胡莫用蒙古毛毡、垫子、睡袋和毛皮铺在上面，坐在上面既软和又舒服。赶马人和马童都是蒙古人，当马车的行进速度加快时，他们就坐在马车的正前端，一般情况下他们则是跟在车边步行。赶马人不用缰绳，只是“噢！噢！一扑！一扑！”地吆喝着，他们只偶尔使用一下鞭子。马狂奔起来也不会出什么事——草原很大，马车又结实又安全。

我们在黄龙岗村附近度过了1月22日夜晚，考察队的前进路线在此与通向安西的大商路交会了。23日是中国的新年，因此一大早，仆人和村里的老人都来拜访我们。这一天街道两边的商店都关了，只有商店门前的木柱子上装饰着常见的红色年画。

然而，我们不能被中国的新年庆祝所耽搁，大家很快就上路了。不久我们就看到了考察队3个纵队的138匹骆驼在放牧，接着又看到来自北京的电报线经由安西伸向远方。我们时而走在长满植被的沙丘之间，时而走在平坦硬实的沙漠地面上。一路上，古老的烽火台遗址随处可见。我们的“大部队”时常通过一些路边长满杨树和柳树的小村庄，村子里有的汉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有的汉人聚在一起喝酒庆祝新年，孩子们则在嬉戏玩耍。这儿老狗带着小狗在狂吠，那儿一树寒鸦鼓噪。前方不时出现的墓地又提醒人们一切不过都是过眼烟云。经过清洞子村时，有毛驴和牛正在开阔的池塘边饮水，旁边停放着一辆马车。

我们已经跨过了穆傲沟东面的新疆边界，现在正在靠近该省的第一个城镇。突然，前方尘土中有一支黑色的骑兵队伍飞驰而至。为首的是一位别克，即王爷，他身着一袭毛边袷袢，身材魁梧结实，威风凛凛。彼此通报后他便陪着我们继续前进，我们谈论着一些有关哈密形势的话题。慢慢地，所行路线逐渐变成了一条大道，旁边有水渠和老迈的柳树。进入街道，但见两边都是灰色的墙壁；走过小桥，只见两侧雕栏夹道。我们的马车轰隆隆地穿过汉城的双重城门，最后来到刘旅长的衙门前，旅长的随从在外院恭恭敬敬地接待我们，士兵们夹道向我们致敬。进得内院，但见大门上挂着两面红旗，客厅中有几位官员在等候，其中有市长和玉勒巴斯汗——一位维吾尔族的权势人物。正在用茶之际，刘旅长走了进来，他身材瘦削，面色苍白，举止儒雅。我们立刻就热烈地交谈起来，懂英语的邮政局长陈先生做我们的翻译。陈先生是一热情有礼的小个子，他曾以各种方式向考察队的前锋提供过帮助。

刘旅长询问了我们的旅行情况和旅行中所遭受的磨难，同时还问到了我们的考察路线、骆驼的损失以及我的病情和其他一些事情。我问他我们何时可以去迪化，他回答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我说我想把诺林和伯格曼直接从这里派往罗布泊，刘旅长遗憾地说只有迪化的杨增新能决定此事，他说将就此事立即给杨增新发一封电报。他了解我早年的中亚探险经历，他说现在在新疆旅行比过去要安全得多。

刘旅长接下来谈到了杨增新提出的我们继续前往迪化所应遵守的3项条件，即解除武装、检查行李和留下蒙古人。他解释说，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是由于该省处于战争状态已经3年了。我请他放心，向他保证蒙古人一定会被遣送回家，因为他们不熟悉这里，不懂新疆的语言。我们的行李则任由他检查，正在路上的拉尔森将受命把所有行李卸在衙门的大院里。刘旅长问是否可以检查马车上的东西，我欣然同意。刘旅长说检查行李时我必须在场，我告诉他说完全没有必要，我愿将此事交给他和他的手下。然而在检查行李时，胡莫、诺林、伯格曼仍在现场——所有事情在几分钟内就搞定了，他们几乎什么也没碰。

刘旅长在院子向我介绍了他的12名军官，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然后我们就离开衙门，士兵们再次向我们致敬。

徐炳昶和袁复礼告诉我，所有这些误解至少应部分归咎于北京的一位学生写给考察队的一名学生的既不严肃、措词又不恰当的信件。他在信中开玩笑说：“祝贺你加入了200名‘好战的’人之中。”写信的人大概是想说我们的人很多，而且有精良的武器用以防身。然而，迪化当局看到这封信后，便将我们所有的信，不管是中国人的信还是欧洲人的信，统统都送到北京去审查。可能是审查局告知新疆当局我们的信件中没有被禁止或值得怀疑的内容，因此我们8月至11月的信件得以留在迪化，现在它们已被送来哈密——邮政局长陈先生在我到达的第一天晚上就转来一大堆让人心情愉快的信件。

尽管有黑色的谣言和满天的阴霾，我们还是到达了哈密，这个小回城处在沙漠的边缘和天山脚下，是地球上距海洋最远的城镇之一，它深藏在亚洲腹地被人遗忘的角落，到这里来访的欧洲人寥若晨星。哈密有汉城和突厥城，有回人巴扎，即集市，还有清真寺，也有汉人商铺和庙宇。作为一个边境卫戍重镇，好几位将军的司令部都设在这里。哈密地区被看做战区，只要中国本土的将军们之间发生内战，负责新疆省安全的统治者就要提防来自东方的入侵。

新疆有一则谚语说：“哈密瓜天下闻，吐鲁番的葡萄香又甜，库尔加的良马能追月，库车的女人赛天仙。”哈密镇的四周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果园，里面种植着各种果树。这里的灌溉用水都来自北面的天山。好几条重要的商路都起自哈密，经安西到肃州、兰州和宁夏线，还有我们已部分试走过的路线都穿越了大沙漠。

第一天我就感到我们的待遇似乎得到了改善。当然，我们仍然是俘虏，但尽管如此我们却受到了很好的关照。然而，另一方面，新的麻烦事却伴随着肃州的马姓学生的一封电报一起来了，马与齐莫曼和索得鲍姆留在了额济纳河畔的1号气象站，他的电报说，甘肃当局已经禁止了1号气象站的活动，并命令他们撤离该省，他们的资金已告罄。在邮政当局的帮助下，我们立刻通过电报指示给马支付100块钱。

这次我又见到了已经分别4个月的袁教授，他的沙漠探险之旅成果丰富。除了大量的发现以外，他还在陈藩附近地区发现了3座古城。他的人和牲畜状态都不错，而且花费也非常少。他还去了一趟额济纳河的气象站，并带来了一封齐莫曼于12月1日写的信，信中说：“袁教授彬彬有礼，非常友好，他的手下也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可以相交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和生活，非常和谐。气象站工作秩序井然，每天早上7点和晚上9点的观测工作非常准时。我们身体都很健康，一切都很棒，令人心满意足。”

索得鲍姆也在信上写了几句话：“向所有人问好。这里一切平安，我们很喜欢这个小聚居地的平静生活。”

这便是12月1日的情况，自那以来几乎两个月过去了，现在又接到了学生马这封令人不安的电报，徐教授向肃州的民政和军政当局拍了电报，并详细写信作了解释，我们其余的人只能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考察队在哈密一直待到2月4日，在这段休整时间里我们与当局的关系一步步得到增进和改善。拉尔森的人马所带的行李被检查时，刘旅长也在现场。在这次检查中他们从我的一只箱子里取出了一幅张作霖的大画像，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和签名。显然，这幅画像给刘旅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旅队的一位汉人向导要返回归化城，他将带走大批骆驼，并把我们的21个蒙古人送回家去。除了应得的报酬外，每个蒙古人还额外得到了90块钱、充足的面粉、茶叶、羊肉和两匹雇来的骆驼。但蒙古人的出发时间被推迟了，因为所有东去的商队都要以其畜力为军队服务，否则不准上路。但是，由于有当局的帮助，我们得到了比较好的对待。

我给杨增新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他我们最后一支纵队已抵达哈密，感谢他的款待和关心。我还表达了想与其尽早结识的愿望，同时我也请求他允许诺林和伯格曼直接去罗布泊。在回电中，杨增新表示欢迎我们去新疆，至于去罗布泊的问题则必须等我们到迪化方能决定。显然，他想亲自了解我们。因此，所有的考察人员、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必须在新疆的首府露一下脸。

有一天，我们的朋友、邮政局长陈先生请我们吃饭。席间38道菜一个接一个地端了进来。我们正在吃饭时门口传来了声音——刘旅长在骑兵的簇拥下，前来对我们进行新年拜访。我们没有出去迎接，据称当一个达官贵人前来拜年时不出门迎接是失礼的行为，但如果我们都去接待他，那一天时间就不够了。

第二天，徐教授和我驱车去回拜刘旅长。我们先去拜访了沙亲王，6名穿羊皮袄的士兵领着我们，车子滚过尘土飞扬的大路，进入两边都是墙壁、树木和水渠的街道，最后抵达沙亲王的住宅。他的中国风格的宫殿四周环绕着高大的泥墙，几头毛驴正从拱门进入，身上驮着一捆一捆的柴草，这些柴草来自草原，是做柴火用的，有的毛驴身上驮着木质水桶，桶上覆盖着一层白霜。

我们走进一个宽大的客厅，里面铺着地毯，桌子和一排一排的红椅子四散摆开，墙上挂着4幅很大的卷轴，其中一幅上写有汉字“福”和“长寿”，这是沙亲王4次去北京朝觐时，皇太后对他的赏赐。

我们刚被领进一间小一些的会客室，着一身中式服装的沙·马苏特出来迎接我们，汉人称其为“沙亲王”，他的礼仪非常周到。他年约七旬，身材矮胖，面色红润，慈眉善目，胡子雪白，鹰钩鼻子格外惹人注目。自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以来，他的家族就一直以哈密为首府和居住地。然而，沙·马苏特的权力是虚的，严格说来，汉人只是仅仅容许他的存在而已。他从虔诚的教徒那里征税，据说比汉人的税额还要重。因此，据说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也不怎么喜欢他。他的女婿住在吐鲁番，在库车也有一些他的家族的“影子”王公。

被属人尊称为“帕迪沙”的沙·马苏特是一位活泼、愉快而有趣的人，“帕迪沙”的意思是“王爷”。我们不需要翻译，直接用其母语维吾尔语直接与他交流。他的第一个问题涉及柏林的A·V.列考克教授，此人以其在吐鲁番和中亚等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考察工作而蜚声世界。我对沙亲王说，列考克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于是王爷便回忆起了他与列考克的一些事情，并请求我代为转达他对列考克的问候。

沙亲王对我的祖国瑞典的位置很不清楚，他问我：“您的祖国离伊斯坦布尔有多远？”

“坐火车4天就可以到达。”我答道。

“噢，这样说来你们确实是土耳其人的邻居了。”——他只是去趟北京就需要3个月。

然后他开始询问我们的亚洲之旅，他不理解考察队怎么会在路上走了8个月而商队走完这些路只需要3个月。我向他解释说，我们要一路上进行观测并收集资料。我问他为什么这里的人这样害怕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不怀好意。他说：“这么多全副武装的欧洲人来到我们的边界地带，我们当然会怀疑你们可能是敌军的先头部队。现在正在打仗，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但我们没有害怕您，尤其当知悉贵国王子曾褒奖过您时更是如此。而且北京政府也建议对您以礼相待，然而，我们无法知道您的真假，当然，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我们辞别沙亲王后又去拜访刘旅长，刘旅长现在对我们非常殷勤，他邀请所有旅队工作人员参加宴会，除了他，镇政府官员和沙·马苏特也将出席作陪。宴会将在玉勒巴斯汗的府上举行，那是沙亲王唯一能去的地方，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不会吃到用猪油炒的菜。

我们还拜访了市长，他是一位相貌堂堂，和蔼可亲的人。

将军阿也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在新疆服役30年，其大半军旅生涯是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度过的。

在邮政局长陈先生的府上我们不但吃到了胡桃，而且得到了很有价值的建议。

考察队忠诚的蒙古人1月29日从营地进城购买衣服和给养，他们的大帐篷、他们本人以及肥大的皮袄将我们的庭院占得满满当当，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回拜接踵而来，人群显得更加拥挤。回访的人中有刘旅长，他在骑兵的簇拥下坐着精致的小马车走进了院子。我们的俱乐部帐篷现在已变成了手术室，因为陈先生的小女儿被狗严重咬伤，胡莫博士正在给她治疗。不得已，我只好在我简陋的工作室招待刘旅长，茶杯就摆在我的写字桌上。刘旅长送给我一张漂亮的豹子皮，作为对我前天的礼物的回赠——礼物当时由诺林转交，是一副带有支架的大型望远镜，他非常喜欢这一贵重的礼品。他向我们奉上了一大堆咬文嚼字的恭维话，他说自己在南洋生活过几年，曾与很多欧洲人打过交道，但从未遇到像我们这样的好人！他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祝贺徐教授和其他中国人能够有机会随同我们一道从北京来到他的镇上和更远的地方。他甚至大胆地将新疆比作一个藏在家庭中的钱箱子——但只有掌管钥匙的人才能将其打开。现在，我们来了，带着打开新疆所有宝藏的钥匙。他肯定地说，我们的工作不仅对新疆有利，而且对整个中国也有益。

与此同时，沙亲王还邀请我观看猎鹰的场面。猎鹰的季节一般在秋季，其方法是将鸽子或母鸡置于张开的网中引诱猎鹰，待其上钩后予以生擒。驯化猎鹰通常需要15天，主要是训练其如何用带钩的爪子猎取狐狸和兔子等猎物，并老实地蹲踞于猎人的皮手套上。猎人带着猎鹰在冬季狩猎，一到夏天它们就会被猎人放飞，因为秋天到来时猎人将诱捕新的鹰来训练。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那些被猎人放走的猎鹰又一次落入猎人的诱捕网中。

“老虎王爷”玉勒巴斯汗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沙亲王的左右手，与中国当局有很好的关系。他出面摆平了我们的事情。他对我们帮助很大，帮忙管理骆驼，寻找牧地和牧人，购买给养和马车，总之，他处处都在帮助我们。

他的房子是伊斯兰风格的两层木质结构，门廊上面挂着两面五色彩旗。军乐队在拱门入口处吹奏喇叭，声音甚是嘹亮。街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玉勒巴斯汗领着我们进入院子，两边士兵立正敬礼，主客登上楼梯，进入内阳台。站在内阳台上，回城和带有城墙的汉城风光一览无余，北面的天山山脉和眩目的雪原景观尽收眼底。冬季的花园里玫瑰盛开，夹竹桃和天葵也各展风采。主人们在大房间等候，其中两人带我们在这个漂亮的宫殿转了一圈。

在玉勒巴斯汗府上举行的宴会就要开始了，宾主就座于3张圆桌边。我和沙亲王坐在中间的桌子。刘旅长和徐炳昶教授在第二张桌子旁就座。在第三张桌子就座主人位置的是市长，坐客位的是拉尔森。按照习俗，沙亲王走到我的跟前，端起酒杯和象牙筷子举至前额，然后右手在我的椅子上方轻轻一扫，似乎是向我表明椅子是干净的。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珍馐，有鲨鱼鳍、竹笋、烤鸭等。沙亲王请我们喝酒，他本人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不饮酒。

沙亲王的谈话很有趣。

“你的年轻同胞为什么要将可敬的胡子刮掉？是为了看上去显得年轻吗？胡子是男人的装饰品，刮掉胡子是不对的。”沙亲王看着诺林和伯格曼说。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还没有。”我答道。

“太奇怪了！你为什么不结婚？”沙亲王问。

“哪有时间呀。”我答。

“噢，哪有比结婚还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起码应该有一个老婆和一大堆孩子，到迪化后你一定要娶一个俄国女人。”沙亲王说。

太阳下山了，沙亲王出去念经。念经回来后他注意到拉尔森没有喝中国葡萄酒，于是又提了几个有趣的问题。

“他为什么不喝酒？”他问我，“他是不是一位牧师或犹太法律学家？”

“他是牧师。”我回答。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拉尔森年轻时曾当过传教士。

“我们的牧师也不喝酒，但为了补偿，都吃得很多，所以他们的胃口都大得惊人。”沙亲王说。

宴会结束时里艾伯润兹使用闪光灯给大家照相，看到这种情形沙亲王急忙跑了出去，因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是不能照相的。

宴会举办得很成功——独特而富有色彩，很久以后我仍然能想起这件事情。我们向主人告辞，再次经过闹哄哄的军乐班子，坐车回我们的住处。透过尘土飞扬的街道，我看到店铺的漆柱闪耀着鲜红色的光芒，深蓝色的天空挂着一轮新月。我们因胜利而备感振奋，不久前我们刚越过边界时曾遭到逮捕和缴械，像俘虏似的被对待，这里的人把我们看成是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而今沙亲王和将军却对我们以礼相待，想尽办法讨好我们。他们给我们送来大米、羊和瓜等食物，似乎想要尽可能地让我们在此地多停留一些时间。显然，我们的到来给这里带来了极大的变化，人们的好奇心似乎还未得到满足。

当然，我们的作派也要得体有礼。我们于次日举办了一场答谢宴会，和昨天的宴会一样，不同的是昨天的主人成了我们今天的贵宾，昨天的贵宾则成了今天的主人，而且38岁的卡拉沙鲁音吉亘活佛也是今天的贵宾之一。确切地说，卡拉沙尔土尔扈特人的王爷是卡拉沙鲁音吉亘的侄子，但由于后者尚年幼，其王爷事务只好暂由吉亘代理。

玛斯考尔在一张桌子上陪客，他和客人们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这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好感，他们大声为他叫好。玛斯考尔和他们一起玩一种猜拳游戏，猜拳时两人互为对手，同时向对方伸出若干手指，并大声喊出一到十之间的一个数字。玛斯考尔有一次输了，一下被罚了9大杯酒，他眼睛眨也不眨地一口气干了9杯，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大声为他叫好。

晚上，邮局通过肃州转来了一封齐莫曼于12月18日写的信，信中证实甘肃当局已经禁止额济纳河畔的气象站的工作。

前几日，齐莫曼接待了一个由4名中国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他们礼貌而周到地要求检查并记录气象站的活动和观测纪录。调查结束后他们返回肃州，学生马与他们一同前往，以便进行口头和书面解释。齐莫曼当时只剩下15块钱了，但他很快就接到了哈密和北京的援助。他还有11只大箱子的储备，有面粉和大米。他担心如果我们在新疆边境遭遇敌意，那将对额济纳河气象站的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2月1日，蒙古王爷来拜访我们，他这次来拜访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由一匹黑马拉着的小型俄罗斯敞篷四轮马车，他的卫队由身着整齐灰黄色欧式军服的强壮的土尔扈特青年组成，他们胯下都是清一色雪白骏马，看上去煞是威风，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黑德在征得刘旅长的同意后打开贴有封条的箱子，取出一支步枪作为回礼赠送给蒙古王爷——他使我们意识到他做梦都想拥有这样一件武器。而且与他做朋友对我们也许有用——由于其地位，他在新疆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答谢，他送给我和徐教授每人一张天山熊皮，后来在迪化他又送给我一匹良种蒙古骏马。

为了熟悉哈密的情况，我与徐教授、黄文弼和匡进行了一次旅行。我们的马车碾过厚厚的尘土，不时遇到步行者和骑在牲畜上的人，还有一队队拉着柴火的公牛车和由高大的骆驼组成的小旅队。路边流淌的沟渠水灌溉着柳树、塔形杨树和桑树。

我们首先来到左宗棠祠堂。

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他与李鸿章、曾国藩形成了中国的权力三巨头。大约在1880年，他们剿灭了中国内地的太平天国叛乱。平定陕西后，左宗棠又挺进新疆镇压叛乱，将这些广阔的地区重新置于中华帝国的统治之下。因此，为纪念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功，在哈密为他建立了祠堂。“新疆”意即“新的疆域”，即得名于左宗棠镇压新疆叛乱后，以前这一地区一直被称为“西域”。

我们穿过几道头顶雕梁画栋、两边是红漆柱子的门廊，跨过两处庭院之后进入祠堂，房屋中心有一个像舞台一样的小台子，台子上的壁龛里有一幅高约一英尺的左宗棠画像，画像上他身着黄衣和官帽，留着黑胡子，看上去很刚毅。在他的画像前面放着一盒香，专为祭拜之用。有一块碑上记载着他的所有功勋和荣誉，在另外几块碑上则记载着他的军队将领的名字。

镇子的边缘地带有一座陵墓清真寺，这是一座立方形建筑，上覆无纹釉陶，其前部饰以皮什塔克和壁龛。它的一切都是直线和点的组合，在其上没有发现其他的伊斯兰建筑通常所具有的圆形曲线。在其穹顶之下埋葬着沙·马苏特的祖父和其王室的另外几名成员。

第三场宴会的时候到了，我们受到王爷般的礼遇。这次宴会的举办者是哈密的军官团，参加者和前两次一样，都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们在哈密已经熟悉了新疆奇特的货币制度，其一般的支付手段是独一无二的钱证，名叫“新疆两”，“新疆两”印于迪化。小铜币“大钱”也在流通，其中心中有一方孔。有时还可看到“亚姆鲍斯”，这是一种船形银锭，中间有镇当局的印章。我们那些即将返乡的蒙古人只能带着银元上路，因为“新疆两”在新疆以外不值一钱。我们需要2000块银元，一位来自维尔内的西土耳其斯坦商人阿訇·巴依为我提供了帮助，他几乎不相信在整个哈密能找到2000块银元，但他却想办法东拼西凑地弄到一些。然而，时下一块银元已涨到4新疆两，如果别人知道我们需要银元的话，价格可能就会涨到6新疆两，后来还是玉勒巴斯汗帮忙以平常的价格弄到了我们所需的银元数目。

在哈密期间，没有比胡莫博士更忙的人了，求医问药的人不断来找他。他还有许多需要登门服务的病人，如沙·马苏特的儿子、市长、刘旅长等等。

2月2日晚上我们的蒙古人起程了。他们警惕性高，服务忠诚，我对每个人都表示感谢，希望他们旅途顺利，他们已完成了自己在考察队的任务，现在要去城外自己的营地，2月12日才能正式开始返乡的长途旅行。6月5日我收到拉尔森发自张家口的信时仍没有听到他们返乡的消息。我衷心祝愿他们在穿越戈壁沙漠时不要落入土匪的魔掌。

我们将70匹最好的骆驼送往吐鲁番牧养，以便以后将其重新纳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次日一群热闹的庆祝新年的家伙走进了我们的院子，队列的前面是两个扮做女人的男子，他俩走在船形的木框子中。他们表演了一通滑稽戏，把“小船”摇得好像行驶在大海上一样。他们的后面是乐队，有人手拿钗钹，有人手拿两块硬木板，时不时敲打出清脆响亮的声音。他们在我们面前组成了一个半圆形，唱了一首歌，末了还请求我们不要见笑。

当天剩余的时间被用作告别回访，当我们被告知将有一支军事护卫队陪同我们一同前往迪化时，我问他们是否还把我们看成是一群土匪，要不为什么还要派这么多士兵陪同我们。我得到的回答是：“不是，根本不是，这是一支仪仗队，只有地位崇高的人才配享有这种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