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新疆省主席杨增新

我们就这样来到了迪化，这是权力强大的杨增新政权的首府。考察队成员和我在此度过的整整两个月将对考察队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拉尔森的纵队直到3月8日才到达这里。

我们先进行了一般性的拜访——呈递名片并通报考察队的到达，不久我们就接获通知要我和已经抵达的考察队成员于2月29日中午12点前往杨增新的府上进行晤谈——我们要接受一次彻底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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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几辆蓝色敞篷小四轮马车进入白俄区的主街道，街道上泥泞不堪，在我们停留期间，我曾听说有两匹马被淹毙，甚至还听说有孩子被淹死的事情。通过维吾尔族人居住区和汉城墙的大门，我们抵达了门口站着持枪警卫的衙门，这是一个由庭院间隔开的红色建筑群，为统治新疆全省的政治中心，到达会见厅前，我们穿越了两个长方形院子。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在前厅会见了我们，他的贴身侍卫陪侍在他的两侧，陪同杨增新参加会见的还有部长樊大人和刘大人以及其他几位军官。

我们面前的这位新疆统治者，曾使我们在新疆省的东面品尝到了冷遇的冰凉滋味。只要他愿意，他就一定能阻止我们的计划，从而使考察队被迫掉头东返。他是想看看我们是什么人吗？想看看我们到底是绅士还是土匪吗？

杨增新目光犀利，面色严峻，不动声色地将我们扫视一遍，然后同我们每个人轻轻握手以表示欢迎，其弯腰鞠躬的动作几乎难以觉察。

杨增新生于云南，曾在甘肃担任过许多职务，在权力的阶梯上越爬越高，最后被选为新疆的军事统帅。他镇压了东干、柯尔克孜和蒙古人在阿尔泰和伊犁地区的叛乱，恢复了新疆省的治安。自1911年以来，他一直任新疆省最高领导。17年来，他以铁腕手段扑灭了所有企图反抗他的权力的叛乱。他促进商业，改善道路，引入汽车，建立电站，兴修工程，不断忙于制订各种改良计划。我们还知道，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一直使新疆免于冲突。新疆省东部靠近哈密的边境地区一直驻扎有蒙古人和回人组成的重兵，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刘旅长。他们的任务就是挡开“基督将军”冯玉祥有可能发起的第一击。

杨增新的控制区域南北2000公里，东西1500公里，面积几乎有300万平方公里。因此，新疆的面积是瑞典的6倍，它的面积相当于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和瑞典各国面积的总和。由于沙漠面积广大，新疆的人口只有大约300万，其民族有维吾尔族人、蒙古人、东干人、柯尔克孜人、塔兰奇人、塔吉克人、多浪人和汉人。然而，根据杨增新自己的说法，新疆有800万人口。

杨增新被视为一个公正的人，他对自己的军队要求非常严格。我听说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杨增新有一次由两名卫兵陪着沿街散步，这时他发现一个身着军服的士兵站在靴店前，手持一根带钩木棍一双接一双地偷靴子。杨增新向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立刻上前将小偷当场枪毙。小偷的头被割下来装在一个带格栅的小木笼子里在商店旁挂着示众了好几个星期，以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

对我们的第一番审查结束后，杨增新元帅让我拉着他的手和其他人随他一同赴宴。我们携手走过两间小屋进入餐厅，餐厅是一个长方形的房子，一张长桌子占去大部分空间。杨在桌子一边的中间位入座并邀请我坐在他的对面，徐炳昶教授则坐在我的左边。杨增新的右边坐着他多年的心腹和俄文翻译——来自喀山的塔塔尔·布尔汗。他的左边坐着他最好的朋友刘大人，他也是一位社会名流和教育专员。他的背后则站着一位面色和善的黑髭胖少校——他寸步不离杨增新左右，俨然一位贴身卫士。

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馅饼、饼干、甜食，它们都是用来自白俄的蜜饯饼烘制而成；还有各色香烟和美酒，侍者给我们斟满法国白兰地和白葡萄酒。

杨增新的前面放着一个厚公文包，里面装满了文件、信和电报，他们全与我的考察队有关。他翻了一下文件，从中拿出一封信交给徐教授，并随口说：“这是几个月前北京的一个学生写给考察队一名李姓学生的信，有人认为可疑就交给了我。信中谈到有军队正向新疆东部推进，想必各位都明白对此我不得不谨慎。由于这一原因，我下令在哈密对各位进行详细盘查。”

徐教授看完信后交给我说：“这封信里有句话说‘恭贺在旅队中有200名士兵与你相伴’。”这听起来是一个并不算糟糕的玩笑。

香槟斟满了杯子。杨增新起身致辞，布尔汗担任翻译。他欢迎我们来到迪化——“诸位到此，对科学、对新疆、对全中国都是福音。各位将揭开我们这个伟大省份的秘密，找到贵金属和煤，同时可提供指导使我们能提高新疆人民的福祉，我将非常荣幸地能在各个方面为诸位的工作提供帮助。”

在答谢词中，我感谢他的盛情款待和对我们的有力支持，我说在北京我们就已经对其在新疆的英明治理有所耳闻，我们从哈密至迪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也已充分证明我们所闻不虚。现在，全世界都躁动不安，中国内战方炽，而他却能在自己的省份维持和平与秩序，从而为整个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对他、对科学、对新疆有所助益，如果对新疆人民的福祉有所帮助，那将是我们的莫大收获。

饭桌上的气氛轻松而愉快。徐教授作为中方人员的代表发表讲话，他简要地回顾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希望自己的祖国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复兴时期，当然，各省之间首先要团结和睦相处。

接着杨增新又开始谈话，他以令人惊讶的率直谈到了将军之间的战争。我向他呈上张作霖元帅的亲笔信，其时已越一年。他面无表情地读了一遍，之后的谈话对那位元帅并不友好。根据杨增新的看法，张作霖是一个只知为一己谋私利的人物——“他不考虑和平和人民的幸福，而这正是我在新疆省奋斗的唯一目标”。而就在我这本书写到这里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已成为谋杀者的枪下鬼。

我们知道杨增新是一位有学问和见多识广的人。他已印行自己的回忆录30卷，并且仍在对自己的生活和新疆省的治理进行总结反省，因此他对写书的人抱有极大的敬意。他说他知道我已出了好几本书，其内容不仅涉及新疆地理，而且还关乎其他方面。

显然，杨增新对我们的印象不错，因为在3月4日我们受邀在同一个地点参加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中国国宴。一道又一道的中国菜令人目不暇接，鲨鱼鳍、竹笋、烤鸭以及所有中国皇家餐桌上应有的珍馐全都一应俱全。

这一次我谈到了我们的计划和期望。我请求他允许诺林在罗布泊进行一次地理考察，同时允许伯格曼和哈斯伦德在大约相同地区实施一次考古调查。杨增新爽快地答应了——“可以，没问题，他们随时可以出发。他们不需要特别通行证，我将责成当地政府好好接待他们。”我又进一步要求在查尔克力克和库车建立永久性气象站，德国人和中国人可以长驻那里进行气象观测。他对此也欣然允诺——“当然可以。我将向那里发出必要的命令，很遗憾没能让你们在哈密建立气象站，因为哈密处在战区。但你可以选择吐鲁番、古城、楚古查克或库尔加取而代之。”

对我们所有的请求他都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考察队所有中方人员都属于国民党，但他还是允许袁教授、黄文弼和丁按计划进行考察旅行。

杨增新虽然外表严峻，但有时也偶尔开开玩笑。

“你们为什么要劳心费神地骑着骆驼去沙漠中寻找古废墟呢？在我们衙门中您有充分的机会研究考古学。你都看见了，这里的一切都摇摇欲坠，这间屋子的灰泥都大块大块地掉落了。”杨增新对我说。

“您的牙是真牙吗？”他问我，因为他似乎不相信我只比他小3岁。

我用手指紧紧捏住牙齿摇晃给他看，他笑了，我看到他嘴里仅余几颗牙齿。而且，就这所剩不多的牙齿里的一颗仍然因为疼痛而使他烦恼。我将胡莫博士推荐给了他。然而，两星期后胡莫博士到来时他却拒绝拔掉那颗病牙，而只想吃些止疼药之类的东西。

这一场中国国宴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人们一直坐着。当大家最后起身告辞时，宴会的主人彬彬有礼地陪我们走过两道庭院并向我们鞠躬致意，一直等我们坐上马车时他们才转身离开。

在迪化，到处都在传说杨增新以前从没有像接待我们这样接待过任何欧洲人。显然，在中国内战方酣之际进入中国腹地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我们成功了。

在新疆边境我们遭遇的曾是不信任的眼光，可在迪化的这几天我们受到如此盛情款待。显然，考察队的前景已非常明了。这都要感谢杨增新的敏锐和准确，他显然是一位心理专家和人性的判官，他只消看一眼就能判断出我们远离政治，我们的科学计划和当时的政治风向无关。杨增新对工作人员非常尊敬，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工作者——他晚上睡得很少，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整日忙个不停。

在杨增新生命的最后时期我们与之发生了紧密的接触，他的伟大人格和有力刚毅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他也许是已经过去的旧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他富有古代中国人的伟大德行——自豪和爱国。他梦想有一个统一的中国，有一次他对我说，一旦南方军队进入北京，他将毫不犹豫地承认新秩序。对我们而言他是一位施恩者，他帮助考察队跨越了一道危险的深沟。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将以尊敬和感激之情怀念他。

3月7日，外务部长樊大人和教育部长刘大人为考察队成员举办了一场丰盛的欧式宴会——由于这两人所负责的部门的特殊关系，我们与之接触频繁。宴会餐桌上的食物和饮料极为丰盛，席间谈话不断，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我们的敬意。

必须的访问和回访耗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12日晨刘大人和樊大人早早来访，我慌忙披衣迎客。他们以杨增新的名义要求视察我们的气象站，学生李和刘带着他们参观气象站并解释了各种设备的用途。第二天刘与赫姆波尔少校一起前往博戈多—奥拉的高山气象观测点接替霍德博士，同一天伯格曼和哈斯伦德也踏上了前往罗布泊的征程。他们用3辆马车驮载着行李，马儿扬蹄奋鬣，显得非常有气势。他们还将把我们自己的大约30匹骆驼带进吐鲁番，这些都是经过戈壁考验的“老兵”了。4天以前诺林也带着35匹骆驼和他的中国仆人向南移动了。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被称为“俄罗斯人区”，因为杨增新将该地区和城南端的地方划给了300名在迪化寻求避难的白俄居住。这些人大部分靠做生意、烤面包、洗衣服、缝纫等行当维持生计，大都生活窘迫。前白俄总领事加科夫自革命以后一直留在迪化，他学识渊博，富有同情心。虽然他从杨增新那里领到了退休金，但他的生活很不宽裕，因为他将大部分钱都寄给了在俄罗斯的家人。这里也有几位俄罗斯医生和药剂师。吉米尔金和他的亲戚的经济条件很好，他们住在这座城市里最好的私人宅第中，他一直是刘大人的翻译和商业客户。

一天晚上，布尔汗代表杨增新来见我，他带来一封来自北京的密码电报。杨增新想知道其中的内容，但不巧的是我们忘了带密码本，因而无法将电报翻成明文，但杨增新起码可以证明我们对他无密可保。

3月18日，我再次起了个大早，因为有人报告说杨增新本人正在来我住处的路上，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进入我的院子。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听到远处传来喇叭声，因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购买饼干、甜食、水果和香槟，并在餐厅摆好桌子。不久，50名身着鲜黄色军服的骑兵占领了街道，这是杨增新的卫队。另一些人骑着马进入院子，其余的则停在门口。震耳的喇叭声在近处的房屋间回荡，一辆蓝色的小马车在台阶前停下，名震四方的杨增新走了出来。我和徐教授趋前迎接。我们簇拥着他进入餐厅，并讲了一番礼节性的话欢迎他。

两小时之后，杨增新起身告辞，我们送他上车。当骑兵队消失在街道尽头时，我的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希望他这次拜访之后一切平安。

不久，布尔汗来见我，我向他宣传了一番我的计划，即乘飞机飞向那些骆驼无法达到的沙漠。他对此非常感兴趣，并说支持我的计划，但这还需要外事部门的审查。

布尔汗在杨增新那里详细阐述了我的愿望，不久外事专员便要求我和徐教授前往彼处晤谈。外事负责人樊大人的衙门为俄罗斯风格，如其他一样，前有庭院。我们经过一条通道，内挂一鹦鹉，它会说汉语。通道尽头是一间明亮宜人的接待室，我们在接待室的一张绿色桌子前坐下。布尔汗充当翻译，徐教授没有参与谈话。

樊大人口气友好，对我们新疆考察的重要性多有褒词。我向他指出，自己年轻时期在新疆的森林、山脉和沙漠中度过了很多年愉快的时光，现在如果能以实际行动表达我对该省的感激之情，那将是一种荣幸。但这里有的地方我们无法涉足，因此只能考虑用飞机去揭开它的秘密。

樊大人说话时不时鞠躬，其声音柔和悦耳。今天他与杨增新进行了长谈，并得到了杨的指示。几乎一年以前北京的外交部就已向杨增新通报了我这一愿望，同时告诉他，政府已拒绝了我的飞行计划，然而，杨增新可以自行决定此事。但出于政治原因，他拒绝了我的请求。樊大人一再道歉说中国的内部局势首先必须明了，现在只能静观事态的发展。

因此，飞行计划只能暂时搁置起来，但却有一个小小的安慰当作补偿。樊大人已受托以杨增新的名义邀我从本地的资金中提取全部60000块墨西哥银元——这些钱为考察队和气象站所必需。由此看出杨增新对我们怀有极大信任，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在北京向杨增新的女婿付出同样的数目。

晚间风暴乍起，房顶上屋子里到处都充斥着风的号叫声。次日天降大雪，泥海般的街道不见了，肮脏的城市又变得一片洁白。外面一阵叫声把我吵醒：“北京陷落了，中国统一了。”两天之后樊大人证实这不过是个谣言而已。

我们得不到可靠的消息，虽然有无线电与外部联系，但天线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出问题。经肃州和兰州也有电报线与迪化相通，但传输缓慢。第二条线路由楚古查克通往塞米巴拉金斯克。俄国一边的情况很好，但中国一边的情况却糟糕极了。路的状况也同样，在迪化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间汽车和马车暂时都不通，因此我们已很久没有外部消息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收到这位或那位考察队成员的来信。吐鲁番的诺林来信说，3月17日晚9点那儿的温度为零上17.5摄氏度，白天就好像是在热带，进罗布泊之前他写道：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到前面去旅行。在这次旅行中我不知道什么在前面等着我，但肯定是一次不凡的经历，因此我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只管挥鞭纵横驰骋，在前方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上留下一片永恒。”

在3月13日收到的肃州来信中，索得鲍姆说学生马已经去兰州向甘肃当局解释额济纳河气象站的目的，他认为不会有什么危险。然而，我们不断为齐莫曼少校担心，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待在气象站了。他不懂任何亚洲语言，但却是一位能干和无所畏惧的人。

拉尔森在一封信中说，说我们自额济纳河派出的隋姓学生已安全抵达目的地，只不过在暴风雪中损失了3匹骆驼而已——不管什么时候收到工作人员平安的消息，我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除了逃离自己祖国的白俄以外，在迪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欧洲人，他们不是传教士就是商人。三十多年前我就在此地认识了英国传教士里德莱和亨特，这次与他们重逢，真是莫大的快乐。像从前一样，他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教书和传教。里德莱夫人已经作古，我们一起谈论着在甘肃的往事。年轻的德国商人希尔莫先生是弗斯特公司在这里的代表，他给我们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从雇佣仆人到购买马匹，从筹备给养到转交欧洲来的邮包，几乎在所有实际事务方面都有他的援手。

迪化邮局的负责人是爱尔兰人麦克劳恩，其住宅是一幢漂亮的石材房子，位于高级汉人官员住宅区的附近，与之一起生活的是他年轻的妻子。这位大不列颠帝国的代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帮助，我们的进出邮件都由他打理，从无差错。

街对面的俄罗斯总领馆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它的面积很大，由好几幢白色房屋组成，里面有俱乐部、剧院、网球场和花园。在这里可以看到白俄罗斯教堂的绿色尖顶，也可以听到召唤祈祷的钟声。一年前已离开的前总领事曾禁止白俄在其教堂履行对神灵的义务，但杨增新却命令教堂向白俄社群开放，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尊重外国的宗教信条。

后来，在拉尔森和里艾伯润兹的陪同下我拜访过新的总领事加夫洛先生。这两人，加上后来的冯·考尔，他们都要求回家，想得到护照和信息。为了能从新疆进入俄国，必须获得莫斯科的特许。加夫洛先生以最大的诚信解决了这些手续问题。一般来说，我们总能在俄罗斯总领馆感受到善意和宽容精神。

4月5日，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宴会，受邀出席的除杨增新外，还有樊大人、刘大人、蒙古王爷、潘先生和几位欧洲人。胡莫把我们的屋子装扮成了一间很有品味的客厅，在他的房间也放了一张桌子，专门接待以个人身份参加的高贵客人。餐厅的墙上挂着瑞典、德国和中国国旗，屋子的大门上边还飘扬着两面中国彩旗。布尔汗担任所有讲话和谈话的翻译。宴席非常丰盛，杨增新和我们在一起很放松，也很幽默。为杨增新举办的宴会当然也要招待他的50名贴身侍卫，我们在院子里为他们摆上桌子，食品和饮料都是从巴扎定购的。

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我在杨增新的私人书房与之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晤谈。书房挺大，有一扇大窗户，房间里有两张摆满书籍和文件的桌子，一个安乐椅，我们就坐在屋子中间一张小一些的桌子边。布尔汗也在场，但充当翻译的是徐教授。我们又一次提到了飞行计划，杨增新平静而入情入理地向我解释了他拒绝我们的政治原因。

就在俄罗斯教堂的钟声宣布复活节到来的时候，丁和陈也出发了，他们将要在天山南麓进行长途旅行。

说实话，迪化的中国宴会花去了太多的时间，但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应酬，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人们才能密切接触和相互了解。胡莫博士一般不参加宴会，因为有好多病人要等着他诊治。他的病人中有阿克苏的行政长官，刘大人的弟媳——她得了疟疾，一位患痢疾的官吏。有一天他被召去见杨增新，对方虽和以前一样要保留他的坏牙，但却允许胡莫博士对他的全身进行一次彻底检查，他甚至还问胡莫他能否再保持5年的健康。胡莫博士回答说他还可以健康地活10年。检查完身体之后胡莫受邀参加了一次汽车旅行，这使他有了一个短暂的放松时间，然后杨增新开车将他送回衙门参加宴会。和我们其他人相比，胡莫博士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中国人的生死，有一次当他刚要离开阿克苏行政长官时，另外一名官员送来急信，问胡莫博士能不能马上赶过去。在那名官员的房间他看到一个仆人四肢伸展、不省人事地躺倒在地板上——这个仆人吞服了许多大麻——当天他被辞退了，他觉得对他太不公平，遂决定要死在主人的房间。这种报复行为在中国并不少见，仆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一般并不是出于悲愤，而是因为他们的主人会因他的死而丢面子——如果他死在主人房间的话。胡莫给他作了诊断，然后用冷水浇其身子。此法奏效了，那人恢复了知觉，甚至可以站起来走路了。然而，事情结束后他又服用了一次大麻，剂量是前一次的两倍。这一次他运气不好，没能恢复知觉。

4月20日，玛斯考尔和刘从博戈多—奥拉归来，轮到胡莫前去值班了。他的病人都恢复的挺好，可以让他休息一阵子了。同一天袁教授出发前往古城和阿尔泰。南京政府教育部长，也是以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给徐教授发来一封电报，告诉徐教授他已担保额济纳河畔的气象站只会用于科学目的，因此气象站的工作将不会再受到干扰。

徐教授和我于4月25日再度登门拜访杨增新，我通知他5月初我将去欧洲旅行几个月，并交代在此期间考察队工作组织的情况。对我的所有要求他都允准如前，我们将会收到护照、文件和去楚古查克的汽车。他要求我帮他弄两支带弹药的步枪和一架大型望远镜。我告诉他我准备向国际媒体介绍他及其新疆，他谦虚地说自己是一个非常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人，但如果我执意要写，就请不要忘记他的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

我进行欧洲之旅的原因是必须在柏林和斯德哥尔摩进行几次深入的磋商。考察队的工作我可以很放心地交与徐教授和赫姆波尔少校。由于中国人不同意使用飞机，我就没有理由让所有德国飞行员待在新疆了，他们中的4位将随我去柏林，其余5名都留在气象站做事。因此考察队现有8名瑞典人，5名德国人和10名中国人。

在迪化的最后几天我很忙碌，不仅要为出发作各种准备，而且按照中国的礼节还有好多应酬不能省略，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插曲。

4月底时雨下得很大，不久雨就变成了雪，大地再度被覆盖。但29日却是一个好天气，我邀请杨增新、樊大人、刘大人以及其他几位帮助过我们的要员参加在公园会见厅举行的告别宴会。俄罗斯总领馆的负责人也在受邀之列，他们帮助我们弄到了跨越边界进入哈萨克斯坦旅行的许可证、护照和推荐信。

说真的，杨增新所建的迪化公园不仅是为了让公众娱乐，而且也是为了他本人的荣誉。公园紧傍一条沿着城西侧流动的小河，周围林木蓊郁，气象不凡。公园中的主建筑受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影响，一楼的大房间直接和阳台相连看似一种由木柱支撑的画廊。纪念堂本身只是一间屋子，边上有一汉式祭坛，上有各种装饰和祭器，和杨增新真人一样大的肖像身着戎装挂在墙上。毫无疑问，这座奇特的建筑的目的旨在让后世记住杨增新的美名和他在新疆的政绩。纪念堂入口前的庭院中有一亭子，里面也赫然立着一座杨增新塑像，金粉度身，灿然若霞。

但见一汪小湖襟带裁林，景色十分优美。在长廊的一端有一小夏屋，里面置一小桌，但座位却很高。

客人们正在到来，中国人并不特别注意按时赴约。但我们刚一踏上亭子的平台，杨增新的汽车喇叭声就传了过来，那一队着鲜黄军装的骑兵也策马奔入院子，在亭子和主楼之间站成两列。我们急忙下亭迎客。他一边友好地与我们答话，一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进夏屋。我们在这里整整等了一小时，余下的客人才全部到齐。

所有的客人都露面以后，我领着杨增新进入宴会厅，宴会上只有中国菜，所有人整整坐了3张圆桌。有几个人发表了讲话，我的心情很好。

讲话的人通常站着，讲完之后绕着3张桌子与每个与会的人寒暄几句以示尊敬。我讲完话转了一圈后回到我的座位时，发现杨增新正坐在我的椅子上与徐教授谈得热乎，我只好坐在杨增新的贵宾座位上，一会儿他转过头附在我的耳边悄悄说：“你问问徐教授我给他说了什么。”

徐教授告诉我，说杨增新请求我在瑞典为他购买10辆适合在新疆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我一回来他就付款，而且我还可以在考察期间无限制地使用这些汽车。

我随后与杨增新和布尔汗详细讨论了这件事，我建议他先买回4辆，他同意了。

5月5日，我驱车前往杨增新的官邸向其告别，卫兵说杨增新正与俄国总领事一起用餐，于是我只好将名片递了进去。然而，当我坐上马车准备返回时，杨增新的汽车开进了院子。他本人和布尔汗从车上下来，示意我过去。杨增新拉着我的手走进官邸，我们一起坐在前屋交谈，内容涉及我的旅行和返回。他又提到了汽车并要求我带两名会讲俄语的瑞典技师来迪化帮他维修汽车，我答应尽量照办。

杨增新累了。15分钟后我起身告辞，他陪我穿过院子走到马车边，再次祝愿我一路平安，最后他说：“快快回来。”然后车夫一声鞭响，马车跑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杨增新。

接着便是5月6日，我非常希望能够静悄悄地离去，但现在无法如愿。黑德、玛斯考尔、玛森巴希、穆伦温格和我们需要思考许多小的事情。最高当局传来命令，要求我们在公园的亭子前出发，樊大人、刘大人以及其他朋友将在那里为我们送别。我再次听到了不厌其烦的长篇大论。杨增新委托樊大人向我转达他的问候，并附上他的大红名片，我也请樊大人代为转达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刘大人将在3天之后离开迪化，经由西伯利亚和哈尔滨前往天津，在那里经办他本人和杨增新的事情。他非常周到地将我们的两个人——文物收集人李和仆人张纳入他的随员之中——这两人一直要求回家。我曾想将他们沿大商路经由肃州送回，但由于杨增新不希望他们通过甘肃，这样就剩下西伯利亚一条道可走了。现在，多亏刘大人的包纳精神，他们有了一次绝好的返乡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两辆汽车已等在台阶前。我起身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然后登车离开花园、离开迪化，经由新疆北部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前往柏林和斯德哥尔摩。

6月2日我刚到柏林，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就已传遍全球——张作霖被谋杀，北京陷落。南方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人们终于可以指望中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统一起来了。自然，我也在考虑这些事件将会对新疆和我的考察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6月底，我在斯德哥尔摩接到胡莫博士的来信，这封信在5月27日就已经发出。信中谈到了迪化的局势，说到那时为止一切还都平安无事，信中还说霍德、傣特曼和李已于5月10出发前往查尔克力克去建气象站。5月22日沃尔兹和李带着同样的目的也去了库车。5月11日胡莫前去拜见杨增新，请求杨增新允许他在博戈多—奥拉进行一次植物学考察。杨增新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请他测量一下福寿寺旁边的小湖的水深，看看那儿的山地气候是否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就打算夏天在这个“圣山”上待一段时间。其余时间胡莫就在迪化周围进行植物学考察，访问病人也越来越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徐炳昶教授和赫姆波尔少校是我离开考察队期间的负责人，他们忙于指导几名学生进行气象观测。赫姆波尔曾请求杨增新允许他派一支旅队前往额济纳河气象站取回我们于11月留在那里的15匹骆驼行李，杨增新表示不能同意，这再次说明他不愿与甘肃发生任何联系。在信的末尾，胡莫告诉我一条好消息，他说额济纳河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样，气象站及其成员齐莫曼、索得鲍姆和学生马终于真正摆脱了危险，对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然后，迪化甚至也成了戏剧性事件的舞台。7月2日斯德哥尔摩的外交部接到了北京的瑞典公使馆发给我的一封电报，内称：“马福祥将军已被任命为新疆绥靖专员，这很可能意味着杨增新将被撤职。”

我向一位北京的中国朋友咨询，这一事件是否会对考察队在新疆的继续工作产生影响，他说：“不必忧虑，杨增新将成为省委会的一员。”

北京的瑞典公使馆8月2日的来信证实了这一令人安慰的消息，信中说中国新闻局已发表公告，指出：“杨增新已电告南京政府他已升起了国民党的旗帜，并已根据国民党的原则重组了省政府，他已完全承认南京政府的领导。”

然而，7月7日迪化发生的事变给国民党政府的所有决定迎头一击。7月16日，瑞典和各外国报纸纷纷发表了如下消息：“路透社上海电：国民政府已经接报，中国新疆的军事首脑杨增新已在迪化一所俄罗斯学校的发奖仪式上被外务委员的卫队击毙。谋杀者已被逮捕，中国人对此深感震动。人们忧虑中国新疆会发生新的动乱，苏俄在那里的影响已经得到扩展。外务委员及其开枪射击的20名卫队已经政府主席下令枪决。”

迪化只有一所法律学校和一所物理学校，后者设有俄语课程，主要是为了训练电报人员。这两所学校都是汉语授课，法律学校有俄语指导课，杨增新似乎是在俄语考试时被谋杀的，据俄罗斯的报纸报道，那个外务委员正是我们的朋友樊大人，他的全名是樊耀南。迪化的传说是，多年前这位樊大人就被派往迪化任命为外务委员。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曾与杨增新和樊大人一起言欢，他们两人至少从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友好的。怎么突然就成了一起流血事件的主角，而且都丧了命！

据俄罗斯的电报，此次谋杀之后，一个临时委员会任命了所谓的“民政长官”作为新疆最高权力的执行者，直到南京政府任命一位新省长为止。迪化没有民政长官，杨增新大权独揽，专断一切。

迪化的事件对新疆的考察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我不得而知，自从6月14日以来我再也没有收到赫姆波尔、胡莫和徐炳昶的信——可能是谋杀事件后信件审查更严格了。

但我还是希望尽早能够听到大本营、气象站以及在野外工作的人一切都好的消息。因为现在——在杨增新死去一个月之后，我又想回到我在亚洲腹地的工作岗位，继续完成那伟大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