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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罗布泊，游移的湖
（一）
冬季，雾锁千里；春季，风尘蔽天；夏季，骄阳高挂。春秋候鸟来无数，乱点湖水解旅愁。这便是亚洲最深处的神秘之湖罗布泊，几人曾记？几人曾见？七洋无限远，近山无限高，天山贯北，帕米尔横西，昆仑青藏遮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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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发现罗布泊已有两千年之久，在地理著述中它以各种名称出现。由于对古文献的错误诠释，中国人很久以来一直认为塔里木河是黄河的源头，只是罗布泊将其吞没，但经过长距离的地下流动，在西藏东北的星宿海再度出现，此后一路东去，成为滔滔黄河。因此，在中国人的想象之中，该湖一直被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后。
对欧洲人而言，罗布泊也一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约两百年前该湖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亚洲地图上。1733年，瑞典军官约翰·古斯塔夫·莱纳特中尉带回了一份准噶尔人绘制的中亚地图，该图上名为拉普的罗布泊显得非常真实，而同年德安维勒所绘的地图并不十分准确。除此以外，欧洲人关于罗布泊的知识主要来自中国的记载。甚至1875年斯蒂尔勒的地图集所绘的印度和中亚还在罗布泊的北部，跟古代和近时期的中国地图一模一样。
但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过那里，没有人亲眼看到这个不同凡响的湖泊。马可·波罗在1273年曾沿罗布泊南面的路线旅行过，但他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这个湖，只是谈到了罗布泊中传来的鬼语声，还说沙漠深处有什么敲鼓的声音——实际是沙暴的呼号声。本尼迪克特·古兹曾于1603—1607年到过罗布泊附近，但他的笔记在他死后被烧掉了。18世纪60年代，乾隆皇帝曾派出过懂测绘的耶稣会士进入新疆，但他们可能只是以天文手段确定在西域所获的新土地的位置，对于这个神秘的湖泊则只字未提。
在所有的中国地图上，塔里木河都是流向正东，沿途在左岸接纳了海都河、孔雀河等支流，最后汇入罗布泊或蒲昌海。
因此，当俄罗斯陆军上校N·M.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其1876—1877年的著名旅行中发现了新的事实时，地理学界都大吃一惊。新的事实是，塔里木河转向东南方，罗布泊处在罗布泊的南边，这比中国地图上的罗布泊更靠南。奥古斯特·皮特曼博士就此写道：“这一发现和到达北极或穿越非洲大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
著名的中国探险家巴龙·冯·里奇索芬在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不无敏锐地指出，普尔热瓦尔斯基没有找到古老的罗布泊，而是发现了由于河道的摆动而在后来形成的另外一个湖。里奇索芬假定，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流向东面汇入了那个古老的湖泊，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却忽略了这条支流。因此，他不认为问题已得到了澄清。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答复是，中国地图是不准确的，塔里木河没有支流流向东面，当地人称他发现的湖泊为卡拉—库申，这与古老的罗布泊是一致的。
在罗波洛夫斯基的考察中，中尉科斯洛夫在罗布泊的北部发现了库鲁克河的干河床，他曾在两处越过这条一直伸向东方的沙河。
在1893—1897年的亚洲旅行中，我在科斯洛夫到过的两处地点的上游发现了一部分库鲁克河河道，并且沿着普尔热瓦尔斯基水道的东岸旅行，目的是想彻底搞清（如里奇索芬所言）是否有一条支流流向东面，结果证明这样一条支流并不存在。然而，我却在东面发现了一串湖泊，根据我的判断，这些湖泊是那个古老湖泊的变种。
科斯洛夫发表了一本完整的小册子，试图证明我的解释是错误的。他承认库鲁克河是现在的孔雀河的老河床，但孔雀河也在历史上汇入过卡拉—库申，而卡拉—库申与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古老湖泊是相同的，那就是说，罗布泊一直处在罗布泊的南部。
1900年我再次回到那个颇有争议的地区，绘制了一幅库鲁克河下游的全图。这条干河的河床一般宽100米，深约5米。因此我确信，包括孔雀河在内的整个塔里木河在昔时曾流经过后来成为沙河的河道。
在第二次调查中，我横跨整个罗布泊，直抵卡拉—库申，并于3月28日在沙漠的北部发现了楼兰城的废墟。由于所带饮水不多，我们只能待20个小时，在此期间，在罗布泊的北部发现了大量已经干涸了许多世纪的早期湖盆的遗迹。
由于我觉得古城的发现关系重大——不管在地理方面还是在历史方面——遂于1901年3月初重返沙漠，在一间屋子中出土了150件写在木板和纸上的手稿，许多手稿上有日期。手稿表明该城名叫楼兰，公元260—270年是其兴盛期。
接着，为了用数字确定古湖盆的位置和深度，我从南到北对那片沙漠实施了一次水准线测量。水准线使古湖盆的凹地最清晰地展示出来。整片沙漠几乎是平的，楼兰附近的起始点只比卡拉—库申表面高两米。
因此，我的看法是，在表面上和海面一样平坦的沙漠上，流水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高度变化都是极为敏感的。我发现南面的卡拉—库申湖的平均深度为0.81米，里面充斥着塔里木河带来的泥浆、腐烂的动物、植物，流沙也一步步将湖底垫高，与此同时，强大的东北风暴将北部的沙漠不断卷走，这样，在几百年的演变中，这里的沙漠下沉了。这种作用迟早会使南面的湖泊再次流入北面的盆地，从而也使塔里木河再度流入库鲁克河河道。卡拉—库申肯定会干涸，中国地图上处在沙漠北部的那个湖泊一定会再度水波漫卷。我曾在我的著作《中亚与西藏》第2卷第174页（伦敦，1903年）有如下预测：
我确信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个湖将出现在中国制图学者以前所标注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巴龙·冯·里奇索芬以其天才的推理所发现的地方。
在我的著作《中亚之旅的科学成果1899—1902年》第2卷第355页（斯德哥尔摩，1905年）有如下一段话：“……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和在罗布泊所得到的高度比较，本人不揣冒昧地断言，一段时间以后那河——塔里木河和其支流孔雀河肯定会返回库鲁克河……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因为这里，即卡拉—库申将完全被冲积层堵塞，河流被迫返回其北部河床。这样河流的最下游就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虽然各次摆动期的时间会长达1500年，但从地质时期的角度看，1500年只不过比我们的一秒钟稍长一点罢了。”
就在整整30年前，我预见塔里木河和罗布泊在几年后肯定会回归北部的旧河道。
地理学家大概不会看重这个明显具有冒险成分的预言。斯坦因声称仅凭一条水准线还不足以“确定楼兰城就在那个古湖泊的岸上”。至于我提出的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都曾一度流入那个古湖泊的说法，他认为不仅与他的考古观测不符，而且也与自然史的性质相矛盾，更与中国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公元500年所作的描述不符。
1927年初我们的考察队离开北京，经额济纳河穿越戈壁沙漠到达哈密。对罗布泊问题进行一次新的调研是我的计划中的首要任务。如前所言，我因此而向杨增新发了一封电报，请求他允许我的地理学家诺林在罗布泊的北部实施一次为期3个月的考察旅行。杨增新没有答应——我们必须先到迪化。杨增新并不十分信任我们，因为好战的谣言已在我们之前传开了。因此，新疆的统治者要亲眼看看我们，然后才能考虑我们的要求。
1928年2月19日考察队进入古城吐鲁番，住在霍加·阿布都尔·拉希姆房子里。一天早晨一位名叫托克塔·阿訇的商人来访。和平常一样我问了一切可能的问题，而不仅仅关于生意和道路的问题。除了别的事情以外，他还告诉我他每年都去孔雀河边的提肯力克买羊，然后再在吐鲁番的巴扎贩卖。我问他走哪条路，在何处过夜。当提到英盆时他说：“这里水太深，旅行者和货物都要靠摆渡才能过去。”
“你说什么？”我惊叫一声，“英盆附近是条河！28年前我在那里看到的全是沙漠。”
“是的，”托克塔·阿訇继续说，“但7年前（1921年），孔雀河流入了库鲁克的河床。”
“真的吗？”我惊讶万分，“你是亲眼看到这一变化的吗？”
“当然，”他笑着回答，“我每年好几次经过这条新河，常常费好大劲才将羊弄到渡船上。”
“那河向东流了有多远？”我问。
“噢，流得很远，有人说流到敦煌西北三天行程的地方。除了猎驼人阿布都尔·拉希姆外，没有人到过河的终点。”他说。
时间过去一小时又一小时，以前我从未这样仔细地盘问过一个当地人，甚至在西藏向导的带领下，作为头一个寻找普拉马普特拉河和印度河河源的欧洲人时也没有这样仔细过。托克塔·阿訇的描述清晰而真实，他还说动植物都已出现在以前沉闷的沙漠地带。
天黑了，托克塔·阿訇起身告辞，我请求他次日早晨再来，他答应了。然而，他失约了。我派人去他的住处，他不在家。去巴扎找他，他也不在。他害怕什么？难道他暴露了什么秘密吗？他是不是害怕他提供的情况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看来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带有巨大意义的问题。该问题的地理学意义我再清楚不过了，但这里所展示的是一个两千年后所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个浪漫的历史事件已经蛰伏了几个世纪，现在——1928年2月20日，它又重新复苏了，而且正在等待我们的考察队将分散的历史碎片连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别的地理发现，而只是解决了罗布泊问题，那也会在中亚的考察史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考察所花费的巨额费用也得到了可观的回报。罗布泊是一条锁链的锁钥，在吐鲁番所得到的情况使我们终于揭开了这个反复无常的移动的湖泊的最终谜底。
在本书的第25章，我只用了简短篇幅交代1921年以来罗布泊所发生的水文变化。我的目的只是要用出书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宣布，正是我们的考察队第一个获知罗布湖泊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脉动，而我只是世界上众多的人当中第一个证实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的人。自从1901年以来我就再没到过这里，此次突然发现自己就置身于几年前刚刚发生大变动的罗布泊的附近，而且比其他人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神奇的事件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即使在小说中也显得有点离谱和牵强。
但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是一心注视着在本书的瑞典版（斯德哥尔摩，1928年）中发现的一张短笺。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意义我至今仍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首先，我们应有更多的人证实托克塔·阿訇讲的是真话，即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真的重新占据了库鲁克河河道，罗布泊真的再次回到了中国地图上所标示的昔时位置。
真的，我由于激动而无法成眠。我生活和呼吸在历史之中——人类诞生以来的地球史。我思考着这个不同凡响的湖泊，它很快将成为地球上最有名的湖。是我证明它在周期性地游移，单单一个游移期就可能长达1500年。现在一个游移期已经结束了。事实已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不仅活着看到了这一事件，而且是第一个知道这一事实的人。
我回忆着28年前在库鲁克河河床长时间艰难跋涉的情景。那宽阔、深邃、干涸的河道，那河岸上的死树林，都还历历在目！那一个个树干就如同墓地的石碑，灰裂、干枯、脆得就像玻璃。见不到生命的痕迹，更没有一滴水，那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在地球上不会找到第二个。1500多年前一条大河流经此处，其生命之水滋润着楼兰，使之在耶稣前后的数百年中繁华相递。楼兰城城墙巍峨，塔楼耸立，商旅辐辏，市场兴旺，贸易畅达，驻军森然。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前哨据点，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桥梁。驼队由此而进，成捆成袋的丝绸被运入罗马，装点着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的奢华与糜丽。
这条漫长的商路就沿着罗布泊沿岸向东西方延伸。商人及其仆从，动物和飞鸟，军队和使节一路风尘，行色匆匆，但都要在这个天赐之湖或与之紧密相连的支流或小湖一解渴乏，然后才能继续向前完成各自的使命。
4世纪之初，北方的蛮族南下将富庶的楼兰劫掠一空，楼兰从此陷入沙海。我于1901年在此发现的几份历史文献都谈到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然而，其他地方的堡垒和村庄也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罗布泊湖水逐渐干涸，在沙漠的南缘出现了一个新湖，这是塔里木河改变流向在东南面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新的河道的结果。人类和动物逃往西部和南部有水的地方，大批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灭绝了，它们干燥的骨头和贝壳在我们脚下沙沙作响，浑如秋天的落叶。死亡与湮灭就像一块巨大的尸布覆盖在楼兰文化的遗迹上。当马可·波罗在稍远的南面正向忽必烈汗的宫廷行进时，楼兰已在瀚海中沉沉睡去了近一千年，这位伟大的威尼斯人根本不晓得以前还有这么个城市。625年之后，我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穿越罗布泊，幸运之星将我引到了那些古老房子。但见无法穿透的寂静笼罩着无法唤醒的古城，伟大的丝绸之路就在这里被切断了1500年。往事越千年，敦煌和楼兰之间的最后一声驼铃早已随风而去，留下的只是默然无语的沙漠。1901年，我冒险从敦煌以西向楼兰推进，有一次走了11天居然滴水未见，最后是野骆驼的脚印把我的驼队从覆灭的边缘拉了回来，顺着它们的脚印我们找到了库鲁克—塔格山脚的盐水泉。
现时楼兰和整个地区复兴的钟声敲响了，这里本来在4世纪初还享受着罗布泊及其支流的滋养。现在水流回到了老河床，随之也带来了鱼和软体动物，还有草原动物、植物、红柳和杨树。用不了多久，春季的风暴就会在茁壮成长的树林奏响古老的歌谣，公元之后最初几世纪的动人景象也会再现。
要不了几年时间人们就会重新沿着回归的河流向东旅行。也许有一天罗布泊会复活——不是那些已在黑暗的坟墓中沉睡了两千年的人的复活，而是楼兰古城的复活，我有责任将其从睡梦中唤醒。渔村和港口迟早会在这些水道旁边出现。虽然30年已过去了，但在1901年漫过我全身的奇特感觉却如在昨日，当时是3月，我信步迈入楼兰一所古老房子的房门，也许是最后一位永远离开这里的中国人走得太匆忙，竟忘了关门，因此几千年来房门一直开着，而我则有幸成为第一位访客。
我们的地理学家艾里克·诺林博士和我一样内心也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他一刻都不想等待就急着要去罗布泊，调查1921年以来罗布泊所出现的新问题。发给杨增新的第二封电报的答复和第一封一样——我们必须先去迪化，我们必须等多疑的主人验明身份后才能别作打算。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趋向新疆首府。没多久就被招往杨增新的衙门。大家身着灰色的时髦猎装在衙门的内院站成一个半圆形——瑞典人、德国人和中国人一共24人。杨增新挺直身子，威风凛凛地走了过来。他身材匀称结实，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天庭饱满，目光睿智，鼻梁高耸，三角形的山羊胡子已经花白，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旧世代的人，他是已经灭亡的中华帝国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这位66岁的铁腕老人18年来一直统治着地球上最大的省份——新疆，其面积是瑞典的6倍，也是这位老人掌握着决定我们命运的最高权力，他可以把我们遣回北京，也可以向我们敞开所有的大门，罗布泊的钥匙就掌握在他的手中。
他一边轻轻颔首，一边向我伸出他那权力无边的手，然后，一个一个地与我的人握手致意。这一过程持续时间很长，因为他那探询的目光要将每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一遍。握手结束以后，他表情释然，彬彬有礼地邀请我们进屋，然后牵着我的手走向已摆好的桌子。显然，这次审查结果不错，杨增新已看出我们不是强盗，而是诚实的人。
接着便是延续数小时的盛宴。杨增新端着斟满香槟的酒杯起身致辞。他首先向考察队表示欢迎，称我们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认为我们的考察将对他、他们的官员和新疆省大有助益。
我起身作答，感谢他对考察队的盛情款待。徐炳昶教授代表他的中国同伴也向杨增新表示感谢。宴会结束以前我请求杨增新批准诺林前往罗布泊北部进行一次考察。
“没问题，”他回答，“不需要护照，我要亲自指示各地认真接待诺林博士。”
（二）
在前面，我简述了罗布泊近来的历史，从1877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这个游移湖与中国地图所载位置不符到1928年2月20日我在吐鲁番第一个得到该湖已北归其旧河道的消失为止。我还提到了新疆的统治者杨增新允许我们自由出入罗布泊，不受干扰地解决这个议论纷然的问题。
现在对罗布泊的考察又开始了。我命令诺林博士尽快组建他的第一支考察队，经由库鲁克—塔格山中的小村辛吉尔直抵我在1900年曾图测过的河床。自那以来该河床就被称为库鲁克河，意为“干河”，它也被称为库姆河，意为“沙河”。现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在1500年后重归这条河道。诺林的主要任务是对已恢复生机的河流进行图测，这一任务绝不是出于民族的或个人的荣誉的考虑。我当然在年轻时测量过这条尚无生机的干河，我是首位在1900—1901年穿越罗布泊的欧洲人，那次我发现了古老的军事殖民地楼兰的废墟，而且提出了楼兰曾经坐落在中国地图上所标注的罗布泊北岸的假说。我发现了西汉军事路线上的烽火台，而且，通过水准测量的途径断定沙漠的北半部存在着一个平坦的凹地。由此我推测该凹地在很久以前是古老的罗布泊的一部分。最后，我在30年前的两本书中预言塔里木和罗布泊将在不久重归北面的旧河道。不管我的预测赖以建立的物理和地理学事实是否正确，我的预言终究发生了。因此，即便我有为瑞典和我的考察队获得荣誉的强烈愿望，人们将会宽容我。诺林博士和我有同感，过不了几天他就要随同旅队前往那里进行春夏旅行了。
4月11日，他离开了辛吉尔，很快就将那里的山脉抛在身后，并在10公里之遥的南方看到生气勃勃的库鲁克河蜿蜒东去，如同沙漠之中的一条蓝色缎带。他沿河东行了220公里，到达楼兰东北约20公里的地方，图测了河道、沿岸湖泊和沼泽地，确定这条大河的大部河道就是我在28年前测量过的那条河道。河宽150米左右，深达数米。每秒流速大约为1米。这样其每秒的流量肯定达到了200立方米。在楼兰的北面库鲁克河形成了一个内陆三角洲。在该古城东北20公里处还有一条宽150米的支流，水质清冽。诺林没能推进到楼兰，因为该城北部的大部分沙漠都被湖泊和沼泽淹没了。
库鲁克河两岸生长着大片茂盛的芦苇。一片片的红柳丛也展现着勃勃生机，植物的种子顺水而下，越漂越远。我年轻时这里的沙漠寸草不生，荒凉的像月球一样，而今，野猪群在密不透风的芦苇丛中开辟道路，狼群在追猎羚羊和野兔，鸭子和野鹅在湖面上成群戏嬉，鹳群和鹤群在沼泽中觅食。
沙漠重现生机。动植物再次成为这片沉睡了1500多年的沙漠的主宰。那么人类要多久才能重新生活在沙河岸边呢？睡梦中的楼兰什么时候才能重温其繁华旧梦呢？
罗布泊的夏天来得很早，蚋虫和牛虻遮天蔽日，诺林和他的驼队备受折磨。他只得满足于沿河侦察一遍。这样我们的考察队就第一次将人类的足迹印在了新河两岸，诺林暂时没有惊扰罗布泊，而是集中全力在库鲁克—塔格进行地质研究。
1930年2月诺林再度去库鲁克河考察，这次季节更为合适，他得以延长第一次已经开始的考察活动。和前一次一样，这一次他也同样等到了我的老朋友和向导、猎驼人阿布都尔·拉希姆的大力帮助，后者的家成了他的基地和大本营。我托诺林给阿布都尔·拉希姆带去了一件衣物，后来他来信邀我去辛吉尔做客，共同回忆30年前的情景。
来自伦德的年轻天文学家尼尔斯·阿姆博尔特博士参加了诺林的第二次考察。2月19日他们从库鲁克—塔格的库尔班契克泉出发，直趋库鲁克河以南，在其左岸建立了他们的35号营地，这一点成为他们的工作中的第一个顺序站点。阿姆博尔特在此进行了极为精确的天文观测、三角测量和陆地与天文反射系列钟摆观测活动，同时进行的还有地磁观测、三角测量和对陆地与天文反射的确定。最后，在两个气象站同时进行了完整的气象观测活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精确的绝对高度值。在上面所提到最后一项观测活动中，年轻的俄罗斯人伏洛尼科夫给阿姆博尔特博士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这个地区鲜为人知，部分地区根本不为人所知，我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先行者到过那里一次，这次通过阿姆博尔特的各种工作，诺林获得了这一地区的精确的地形——地理学全图，其在坐标网格和垂直线方面的可靠性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诺林和阿姆博尔特联合绘制的库鲁克河和库鲁克—塔格地图超越了整个中亚探险所取得的所有领先成果。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确度是地球上任何一幅类似的沙漠区地图所无法企及的。
3月5日他们移向英盆，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军事路线上带有望楼的前哨堡垒。该地成为系列观测的活动中的第一站，所提及的所有观测活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后两位瑞典探险家沿着库鲁克河继续前进至东北，他们所处的地方在楼兰东北40公里处。诺林对他目前制作的地图并不满意。我不久前在北京接到了他于1930年9月29发自喀什噶尔的报告，其中总结了他在过去一年中的劳动成果。从上面所提到的最东点，他循着最近冰川期的塔里木湖北岸一线正好进入喀什噶尔东部地带，获得了新疆最近第四纪历史的广泛而极有价值的资料。他的眼光甚至投向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巨大山系天山和昆仑山。我所能披露的是，他总有一天会向我们呈现一幅出人意料的壮丽画卷，使这些山系的形成过程和中亚的地理起源跃然而出。
但在这里我们暂时只关注罗布泊。
根据诺林的观点，在最近的冰川时期，整个塔里木盆地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或内陆海，就像地中海一样，而罗布泊只是这个巨大的内陆海的最后孑遗。他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发现了塔里木湖的北岸线，非常清晰分明，他已将此记入了自己的地图。湖岸线形成了一个台地状的堤岸。越往东去，史前人类的沉积愈少，楼兰北部和东北部则没有史前沉积物。诺林认为，塔里木湖的北岸在最近的冰川时期处在楼兰的东部和北部，该湖加上其向东部的延伸部分很可能和里海一样大。而在东北部，它则形成了一些长长的海湾，这里的湖水浅，多为沼泽地。
北部湖岸线更西的部分常常被打断，这是最近的冰川时期来自天山的大河造成的结果。从麻扎尔—塔格到喀什噶尔以东的古老海岸线则消失在东南方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中了。年底时诺林忙于向东跟踪塔里木湖的南部海岸线，他打算将该湖的整个海岸线都连接起来。
由于诺林使用了极为精确的高度测量法，可以看出自塔里木湖消失以来地壳已经历了长期的水平变化，因为北岸线由西到东明显下落。如果诺林在楼兰城的北面的湖岸线上标一个零值点的话，那么阿克苏附近的同一条湖岸线的高度值则为300米。继续往西，高度则再次降到250米。
这种地壳运动在西部表现为较为强烈的地壳隆起——或不太强烈的地壳下陷——这一点在东部不太明显，因此塔里木湖水被倒向东面，在盆地的东部形成了一个湖。诺林称之为大罗布泊，根据所发现的地理线索他已绘出了该湖的轮廓。由于在这个新的海床北面几乎没有机械沉积，从而表明冰纪最强烈的融化活动在那个时期已经结束，因为在前一时期巨量的沉积物进入塔里木湖，其东部地带完全塞满了。
现在该湖已进入其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边缘地带的来水已不足以补充大罗布泊表面的蒸发量了。由于这一原因，湖面越缩越小，变成了一个不断下降的盐湖，两千年已经过去，在此期间该湖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三角洲，而其最后接收者则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淡水湖。然而，诺林推测人类曾定居于大罗布泊岸边，因为他在老湖的北岸和西岸发现了粗糙的碧玉箭头，那些在旧石器时期生活在大罗布泊岸边的人的肯定有充足的饮用水。
多少年以来，塔里木河一直蜿蜒曲折地徘徊于塔里木湖干燥的史前沉积地带，中国人一直到最近也认为塔里木河为黄河的上游，称其为“河”。由于地势平坦而松软，塔里木河不断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从一条河道转移到另一条河道。有时候在这里，有时候在那里，反正每年都要为自己开出新的通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变化（除了知道它真的发生了以外，我们什么也不清楚）发生在4世纪之初，很可能是在公元330年，那次特殊的变化使新疆东部的地图与西汉以来或更早时期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次变化中，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孔雀河离开故河道向东流去——这就是被称为“干河”的库鲁克河，我于1900年对之进行了图测。几百年以来该河一直向东流过楼兰已达地图所说的罗布泊——然后转向东南面，在罗布泊南部的阿斯蒂恩—塔格山北麓形成了一个后被称为卡拉—库申的湖泊，普尔热瓦尔斯基1877年发现此湖，认为它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罗布泊。我在1901年证实卡拉—库申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它肯定会返回北部的旧湖盆。
20年以来，即在1921年，塔里木河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发生了——这是因为这一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注视之下，并且能够进行验证和调查。公元330年的河道变化当然比今天发生的变化重要得多，因为随着那次变化而来的是亚洲腹地一个完整的文化区的凋落和消失，而几百年来支撑这一文化区生存的便是塔里木水系最重要的河流。城市沙化了，变成了一堆堆废墟，交通和商路断绝了，湖泊干涸了，动植物也销声匿迹了。
塔里木河道的最后一次变化和罗布泊位置的移动并没有带来重大的政治和历史后果，因为当其发生时，居住在最下游和卡拉—库申湖畔的只是罗布里克部落的几百户贫苦渔民，他们已迁至南部山脚下最近的绿洲，开始了新的生活。如果湖泊的北移是持久性的，那么南面的植被肯定会灭绝，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鱼类、软体动物和昆虫，而鸟类和四足动物也许能自救。
在地理科学界，这一水文地理变化可能引来很大关注，而且，其对未来政治与贸易的意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根据我在吐鲁番获得的情况，1921年卡拉库姆小镇以南15公里处的塔里木河碰巧脱离故道，沿着一条新的河道流向东面，在前往干涸的库鲁克河河道时与孔雀河交汇。对这一地区实施图测非常困难，部分由于新的变化年年发生，部分由于淹没面积太大，最后也由于当地人拼命地挖掘运河迫使水流回南面，因为那里已经缺水了。
在1930年2月至3月的第二次旅行中，诺林完成了两年前已开始的观测工作。河流在库尔干西南5公里处流入高度为两米左右的浸蚀台地区，水质由于携带大量黏土而变浑，四周都是大片密不透风的芦苇。
继续往南有一片枯萎的死杨树林，和我在1900年看到的情况相同，新杨树还没有长起来。由于四周布满芦苇丛生的沙洲、湖泊和沼泽，人们无法靠近河流。总的来看，新河在库鲁克—塔格山的乱石堆旁向东流，位置处在库鲁克—塔格山和史前沉积区之间，前进不远又分成了几条支流。这些支流忽而合为一股，忽而又分开形成三角洲。流过一些湖泊和沼泽地以后，该河又合为一支，水变得格外清澈。河宽有150米，深达8米，流速为每秒1米。继续东流不远，它又分成了3道河湾，最终消失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之中。
大约在楼兰西北30公里处，该河又合为一处，宽达100米。这里的河水流速非常快，以致黏土色的河流发出咆哮声。然后它又分解成一个湖泊构成的迷宫，此为诺林在罗布地区看到的最大湖泊群。站在东面极目望去，新的湖泊一个连一个犹如蓝色的带子。湖泊中一般都有狭长的芦苇岛。在楼兰的东北方向，1921年以来生成的植被越往远处越稀薄，最后竟至完全消失，这可能是河水还在扩展的缘故。而且，由于地面有大量盐分，水已经碱化了，楼兰东北40公里处有一条支流，水色清澈但味道稍咸。
令诺林大为吃惊的是，他在阿尔特米什—布拉克以南一个新形成的湖岸边发现了马队、驴队和一头牛新踩的脚印，其行进方向是从东向西，诺林的推断是，这些脚印肯定是来自甘肃敦煌的逃亡者留下的。
我的朋友、猎驼人阿布都尔·拉希姆告诉诺林，他曾在1929年沿着库鲁克河进行了一次短期勘察，比诺林向东多走了10公里。他已达最东面的湖泊群，从西南方向绕着它走了一圈，最后正好抵达楼兰废墟。在楼兰的正南方他看到一条很大的支流向东流去。因此诺林认为，目前真正的罗布湖位于楼兰以东的罗布泊中心，他推测那里是凹地的西部分支。当谈到罗布泊中的凹地时，必须记住这些凹地用肉眼是感觉不到的，只有新聚集起来的水和仪器测量才能揭示它的存在。
诺林在其报告中提到他还不能确定现在水的分布与楼兰还处在繁荣期的第三世纪是否相同。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然而，诺林认为，在1600年以前，山脉和楼兰之间布满了湖泊和沼泽，形成了一道保卫中国军事基地免遭北方的蛮人侵袭的天然屏障。
通过深入和勤奋的调研，诺林为楼兰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篇章。他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我们其他人只是关注这个游移湖在历史时期的变迁。他的目光直接回到冰纪，并且绘出了那个时期塔里木湖的湖岸线，那时塔里木湖占据了整个新疆，而且向东可能达到了卡拉诺尔和苏绿河。在冰纪末期，由于逐渐蒸发，冰层消退，河水下降，一度庞大的湖泊收缩了，进入了我们现有所知道的游移期。如果这种蒸发过程继续延长，新疆的气候越来越干燥，罗布泊将会消失，塔里木河也将经历和车尔臣河、和田河和克里雅河一样的发展过程。
1930年春，考察队的中国成员黄文弼先生在楼兰以东不远处进行了极有价值和勤勉的考察工作，他将获得的资料——一幅解释性的简易地图，两篇关于罗布泊和楼兰的深具学识和洞察力的文章都送给了我。这些成果是对诺林的库鲁克河研究的补充。黄文弼就楼兰的历史意义表达的观点非常有意思。考虑到那时为止，只有两个欧洲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到过楼兰，因此，听听一个博学多识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上，黄文弼并没有成功地抵达楼兰。跟诺林的遭遇一样，他也是受阻于新形成的支流和沼泽地。他从卢克沁出发，自阿尔特米什—布拉克前往那里，在南面很远处就能看到古城的两个塔。
然后他沿着东北方向前进，因此，其右侧总是有水——在楼兰的南面和东面布满了湖泊。他循着一条支流继续向前，该河宽30米，深4米，流速很慢。一名猎驼人告诉他该水来自孔雀河，于5年前已到达这里。黄文弼到达一处位于湖岸边的望楼，这无疑是古楼兰城的一部分。由于楼兰离斯坦因所走的路线很近，也许这座望楼就是斯坦因地图上的某一座。但黄文弼认为斯坦因没有看到这座望楼。他在望楼里面发现了约80片大约公元前80年的刻字木片，两千年前该地被称为头垦。
黄文弼通过迷离的雾霭极目东眺，发现5公里范围之内湖泊纵横，沼泽相通，无法逾越，于是他从头垦转向北面。
黄文弼的向导射杀了一匹来湖边饮水的野驼。对这些四处漫游的沙漠居民和它的生活条件而言，塔里木河下游所发生的水文变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阿布达尔附近和卡拉—库申边上的“食鱼人”因水的消失而不得不迁往察尔克力克和米兰时，野驼却不会为水犯愁了。我曾看到它们像幽灵一样在沙漠中相距数英里远的植被孤岛之间游荡，它们的蹄印曾将我们引向阿尔特米什—布拉克以东的3口水量稀少的小盐水泉，几世纪以来野驼已熟悉泉水的所在，它们至少一个星期去那儿喝一次水。
现在由于水已回归到北面的旧地，野驼再也不用游荡到很远的地方去解渴了。不管它们处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或这一荒凉山脉东部谷地的任何地方，它们只需直接转向南方，总能抵达某个湖岸或支流的边上。它们也没必要以盐水解渴了。沙漠中突如其来的水是淡的，经过芦苇密布的沼泽或浅湖的过滤又变得非常清透。它们也不再需要寻找牧草了，只要抬起轻盈的脚步趋向南方，大片的芦苇和新鲜的红柳就会出现在眼前。只是楼兰以东的沙漠荒凉依旧，但只要水停留在故道，要不了多久植被就会扩展到最外沿的湖区。
随着1921年以来，罗布泊水文分布所发生的变化，野驼的黄金时代已到来了，但它们的前途仍旧阴云密布。如果塔里木河和孔雀河水继续留在库鲁克河河道，要不了多久人类就会循着水流、植物和动物的痕迹向东转移，沿河建立居住点和农庄。也许已沉睡了1700多年的古楼兰也会重新苏醒，再睹人间烟火。如此野驼的好日子就要结束了，它们必须迁入人迹罕至的沙漠深处寻找新的宁静。
31年前顺着库鲁克河的干河床旅行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给一个地理学对象的尸体进行医检。而今28年已弹指飞过，我再次派诺林去看这位病人，它仅是处在昏睡状态。在对当时的干河道进行了一番图测后，我表达了如下看法：“我认为库鲁克河是整个塔里木水流的主干，该河所形成的湖泊只处在沙漠的北部。”在历史时期的开始，那些终端湖就重复着同样的变化，自普尔热瓦尔斯基以来也是如此。但自那时以来湖泊一直处在沙漠的南部。如我所料，在这个历史时期以前的某个特定的间歇期，湖泊是呈三角形或新月形的。塔里木河水离开北部故道流向南方后，三角形的北边干涸了，水汇集到了南边的角上。1921年塔里木河再回北道以后，南方的湖泊干涸，而北部的盆地又被水灌满。
处在这些游移期之间的是众多的中间阶段，但恐怕已不可考了。寄生湖和新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在1896年发现的许多湖和水道都属此类，它们是这块变动不居的土地上的匆匆过客。
把我自己1900年对库鲁克河的描述与诺林1928年和1930年对新河的描述进行一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两者之间有一鲜明的共同点，诺林自己在报告中说，新河的河道大部分是我图测过的那条旧河道。我提出了一个假定，指出正如在塔里木河下游一样，在河流的终点河流都流过浅浅的湖泊群。诺林现已发现了几处这样的通道湖群。在我以前曾看过的一个地方，河宽75米，深6米左右，一片死树林将河岸台地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另外一处地方的河宽94.5米，深达6.5米。老河和新河一样也是在库鲁克—塔格南麓的乱石堆中穿行。但我认为，河流在楼兰的西面注入罗布泊的第一湖区，但诺林、阿姆博尔特和黄文弼则确定它继续向东越过楼兰向东北方向流了约40公里。我在从阿尔特米什—布拉克至楼兰的旅行中没有看到河流，但诺林现有报告说那里到处都是湖泊和沼泽。1901年时我似乎清楚地看到罗布泊向东北方向伸出了一个很大的分支，因此我在当年2月在那个地区跨越过一个湖泊的老湖盆的底部。几年以后，斯坦因和亨廷顿也穿越过类似的覆盖着盐层的古湖盆底部，但我穿越的这个湖底在那个历史时期开始以前可能已经没水了。
根据诺林的估计，已恢复生命的库鲁克河在1928年春和1930年的头几个月里每秒的流量至少为200立方米，这使人有理由怀疑新河不仅接纳了孔雀河，而且也接纳了大部分塔里木河水。因为我在克尔拉附近发现孔雀河的每秒流量为72立方米，这一流量在全年都几乎没有变化，因为巴格拉什充当着一个补充和分配的角色。然而，只有两条河的东南段和南段得到考察以后才能确定最终的答案。
我的考察队的5名成员在1928年越过或循着那个神秘的三角洲的干河道进行了考察，其中考古学家伯格曼和气象学家霍德提供了我急需的全部资料。他们发现塔里木河和孔雀河的最下游几乎都已干涸了。在涨水时期，流水顶多在河道中涨涨落落，滞流不定。在更远的阿尔干，1928年以前，1921年以后就没有一滴水了。在塔里木河道的最深处只能找到一些死水潭。由此不难看出，1928年时塔里木河和孔雀河都流进了1900年时还滴水不见的库鲁克河。
对罗布泊现状的探索和图测还未进行。我有理由推断这个湖比1901年的卡拉—库申湖要大得多，因为绿洲的发展和新疆灌溉水的增加并没有减少它的水量。
我已计算过，在世纪之末，流过小渔村玉尔特查勒干进入卡拉—库申湖的平均水量全年为每秒64立方米。我在30年前已形成了如下看法，即如果焉耆库尔附近岸边的湖群和阿伍鲁库尔至阿尔卡库尔之间的湖链突然干涸，前者每秒18立方米的流量和后者每秒19立方米的流量将帮助塔里木河汇入卡拉—库申。这样，终端湖全年每日接到的流量将是每秒101立方米，而不是64立方米，湖水容易将从24亿立方米扩大至3000亿立方米。
1921年以来，卡拉—库申河两条湖链都消失了，现在流向楼兰的水在途中并没有分叉，因此其水量比玉尔特查勒干附近的塔里木河要大得多。不错，新湖群和寄生湖群在东至英盆的新河道旁的出现减少了塔里木河的流量，但无论如何，现在流入罗布泊北部的终端湖的水量都大大超过了1921年以前流入南部湖中的水量。
（三）
最后，我还想就1921年以来发生于塔里木河下游及其最终接收者罗布泊的重大的水文变化的历史意义多说几句。
阿尔伯特·赫尔曼博士早在1910年就清晰而深刻地勾画了几条主要古代交通要道的走向，两千年前丝绸就是沿着这些道路被运至罗马的。在其中亚地图上，他展示了这条伟大的交通要道通过中国本土沿着南山或里奇索芬山脉的北麓西行，直抵敦煌和玉门关，然后在玉门关正南分成两条支线，北线经过哈密、吐鲁番、库车和喀什噶尔。南线的东部也是一条由防卫工事保护的军事路线，斯坦因对此已作过详尽描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4世纪之初时，罗布泊位于罗布泊的北部地区，因此上面提到的从敦煌至楼兰的南线走的是罗布泊的北岸。在楼兰附近南线又分成两条，北线顺着库鲁克河直至今天的克尔拉，南线循西南方向直抵和田。
因而，只能说由于罗布泊的北部有水道和罗布泊的存在，才使敦煌往楼兰的路线和库鲁克河沿岸线路能够生存，从而为外来者的入侵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4世纪初，塔里木河及其支流孔雀河变道移向东南方，造成终端湖游移至罗布泊的南部，由此而造成北部罗布泊附近的水道和湖泊干涸，敦煌、楼兰和库车之间的商路和军事线路因而失去意义，经由此路与西方的交通遂告中断。
现在，如前所述。钟摆的又一次新的巨大摆动将流水和静水都送回了北面的库鲁克河故道和楼兰附近的湖盆。因此这一带又出现了两千年前的环境，敦煌和楼兰之间固有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恢复了。
这种深刻的变化对中华民国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物理和水文地理界，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给政府重开古老的交通线提出了一种手段。正如在汉代一样，现在也可以建设一条通衢大道，从中原经由敦煌、楼兰、库车到达喀什噶尔。然而，昔时的驼队需要4个月，而今的汽车队从东面的北京走到极西的喀什噶尔只需两个星期。通过这种办法，走完最西部的中国省份和中国本土之间的距离所花的时间将被压缩至目前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新疆将距南京更近。通过组织良好的货物运输，新疆的产品将被送往沿海地区，外国的百货也会被运至新疆，官员和旅行者可以迅捷地走完4000公里的行程。新疆和中原之间的大型运输将完全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该地北部的运输也将经由吐鲁番和哈密通向这条大道。这样，贸易将利用中国境内的道路进行，从而摆脱对西伯利亚铁路的依赖。
也许安德雷·西特罗恩提出的跨越亚洲的汽车旅行设想会刺激这条两千年之久的交通大动脉复苏。在M·乔治斯·马里耶·哈阿德特的领导下，这次包括神父迪尔哈德·德·贾汀在内的伟大汽车探险也许不久就会成行。无疑，他们的经历和观测活动对中国肯定有更大的实际用途，在此谨祝愿这次法国人的冒险活动获得其应得的成功。
在北京，由代表考察队利益的中国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公布了我在塔里木河下游获得的重大发现，并建议在北京或南京与喀什噶尔之间修一条汽车路。我向政府提出的类似建议也收到了有利的反馈，全部由中国学者组成的这一委员会宣布，他们准备支持这一提议。
亚洲的土地起码和美洲的土地有一样多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亚洲的腹地将发生以前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情。
1930年12月28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