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匪出没的地方

的确，我们真的上路了，旅队开始了第一天穿越亚洲大陆的漫长征程。我已进行了第一次观测，并将结果记入第一张图表，还有数不清的图表要制作。标出这望不到尽头的路线的所有拐弯、起伏、山脉、溪流、峡谷和宿营地，通过天文计算，它们的位置将会出现在地图上。为了测量我的骆驼走过的距离，我们设下了第二道150米长的基线，通过这种办法我得到了所走过的距离的长度，不会有更准确的测距仪了，我的优秀的骆驼当然不明白在制作行进路线图中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0批共150只骆驼越过我直趋第一座山口，我与门托则跟在它们后面。在单调枯黄的地貌上，时不时显出一丝绿色，那是草原上孤寂的夏日的小草的影子，但经常的情况则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痕迹。与此同时，长长的、逶迤向前的旅队却呈现出一派壮观而鲜明的景象，如同一串漂亮的黑珠子。最前面的骆驼在远处几乎看不见，那些紧随在后的骆驼迈着稳健的步伐负重前行，队伍两边是骑着马、又嚷又唱的士兵。回头看去，只见整个地平线上都是人和马，旅队的后尾几乎看不到。听不到骆驼的声响，它们那像猫一样轻盈的步伐在松软、多尘的土地上没有一丝声音，唯一的声音是木箱子摩擦驮鞍柱子的咯吱声，铁皮包护的提环和箱子锁刺耳地敲打箱子的叮当作响之声，逃脱的骆驼的尖叫声以及士兵、蒙古人、各工作人员以及首领的谈话声，最后是北风的怒吼声。没有旅队的铃声，也许是在土匪出没的地方尽量不出声地行走更安全一点吧。但一旦我们有了自己的骆驼，那么它们的铜铃将会奏出响彻沙漠的、既古老而又清新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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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观测接着一次观测，图表上走过的路在慢慢地变长，我们的右方和前面是低矮的山，旅队循着往帕斯布伦和五原的道路向西北方向前进，“基督将军”冯玉祥曾坐着汽车走过这条路。在我们到达这些地方之前，一直用电报线与他人保持联络。看到最后一根电报杆消失在身后时，我第一次有了真切的孤独感。

我们不时地经过一个个惨兮兮的村庄，村里的泥巴小屋破旧不堪，墙壁摇摇欲坠，有些屋子似乎无人居住，因为可怜的主人已被土匪和士兵赶走了。在其他房子中我们看到居民和他们的孩子衣不蔽体，我们还经常看到农民驾着马或牛拉的铁犁耕地的情形。

旋风如阴郁的幽灵掠过平地，它们旋转着前进，卷起尘土扶摇直上，与此同时，一些小的气旋则缓慢地向前移动。

中午12点，大队通过衮胡斗克村，村民站在小屋前注视着这不曾见过的景象。村子的中央“躺”着两个遇难飞机的发动机，它们是冯玉祥将军的征战的无言见证人。飞机看上去很古怪，骆驼受到惊吓，几乎控制不住。傣特曼的骆驼疯狂地向前一跃，将他头冲地摔了下来，他背部受了严重的碰撞。黑德使出浑身力气才将自己的骆驼控制住。他们抓笼头的双手被撕开流着血，但是胡莫博士打开他的专用包，很快给受伤者包好了伤口。

旅队正在接近西北方向的一列山脉，在左边远一点的地方出现了一条灌溉渠，渠两边柳树成行，那是洪水浇灌的结果。在西面，昆都伦苏莫庙正面的白色墙壁依稀可辨，宛如沙漠中仙女的城堡，此刻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喇嘛住在里面，其他人都去北方的游牧人中间去布道了。

在一个由长方形的泥墙构成的旅店的门前，卫队的士兵们停下来拴住了马，他们称这是1号宿营地，并嘱咐我们把银钱放在墙内安全的地方，但我们宁可将帐篷支在外面的开阔地上，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旅队的杂物用品。

中国仆役们确实能干，他们三下五除二就给自己的骆驼卸了装备，旅队的骆驼被一组一组地领过来躺在地上，它们背上的两根杆子从绳环中拨出。很快，两只箱子就放到了地上，明天早上只要简单地动一下手，这些箱子又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仅半个小时，所有的232匹骆驼就被卸了负重，箱子被堆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空间里，在帐篷前面形成了一个由箱子和“街道”构成的“小城镇”，帐篷则是由各旅行队的主管搭建的，蒙古人门托和马特给我建起了舒适的住所，里面是我每天都要用到的箱子和袋子，还有地毯和床。旅队的每个成员都有折叠铁床，但我本人则放弃了这种物件。在亚洲的岁月里我只有一次使用过有顶篷的木床，而且几天以后就用它作了营火木材，也许只有老“亚洲”才觉得与亚洲的土地进行亲密接触是一种特惠。“蒙古公爵”拉尔森就这么想，他最喜欢躺在地上睡觉，胡莫博士也学我们的样子，我相信向西再走500里后，将会有一大批床被留在后面。每当什么东西被扔掉或用完时，拉尔森总要说：“现在骆驼能轻松一些了。”

在昆都伦苏莫庙旁边的营地上首次出现了一群醒目的蓝色蒙古帐篷，帐篷上有白色的经幡和螺旋状的装饰品，据说这些东西意味着长生不老和永恒。正如前面所言，有6个人还有待与我们会合。营地已竖起了16顶帐篷，在帐篷行列的中间，用作俱乐部的亮绿色帐篷鹤立鸡群，这个带有英国特色的“房子”有两层，帐篷本身被一个很大的遮阳篷罩住，遮阳篷悬在空中，在前面形成了一个类似阳台的东西，在帐篷里面，是一张用三脚架支起来的桌子，在其周围则是旅行用的折叠凳子。

下午5点时俱乐部用铃声招呼大家去用茶。俱乐部帐篷的入口很独特，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大家认为它值拉尔森所付的200墨西哥元。所有的人都激动欢快。一队中国商旅前来驻扎在旅店的院子中——他们为了安全一直跟在我们的旅队后面。从西方，也许是从乌里雅苏台，第二支旅队正在向我们走来，到现在它还没遇到任何麻烦，此时距包头也只有一天的行程。人们可以想象，在荒野中度过四五个月后接近目的地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突然，西北风卷来了一场风暴，像鞭子似的抽打着营地，我们几乎无法回到自己的帐篷，我的帐篷受风的一面被扯得像个鼓面，其他的帆布带着极强的力量啪嗒作响，我跳起来抓住最前面的一根帐篷柱子，以防绳索突然绷断。出去查看是不可能了，在风暴中是站不稳的，周围什么也看不见，甚至连最近的帐篷也影子全无，空气中满是沙尘，帐篷布砰砰作响，粉尘满屋，暴露在外的东西上很快覆满了尘土，轻一点的物品、纸张、图表都被我飞快地扔进了箱子，要不它们就会“随风而逝”。伯格曼的太阳帽消失在雾中，拉尔森说它已飞回了包头，但后来却在箱子中间找到了它。几分钟后狂风止息，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总算可以检查一下损失的情况了。16顶帐篷中有4顶被吹倒在地，俱乐部未能幸免，它的外遮阳台被完全撕成碎片，如扯碎的旗帜般在风中啪啪作响，在一片慌乱中当然也有让人开心的事情，这便是那些倒塌了的帐篷中的人的狼狈模样，瞧！仪表不凡的“蒙古公爵”拉尔森从废墟中现身了，他像哲学家一样坐在箱子上，默想着该把帐篷的哪一头先竖起来。其他两个倒塌的帐篷的床上满是沙尘，里面的居住者也在忙乱地收拢四散的东西。

黄昏时分一场轻雨飘然而至，雨停后骆驼被带往各自的行李旁，它们将在夜里躺在这儿消化胃中的食物。骆驼在晚上总要被带进营地，不是怕贼偷，它们不像马，摸黑出去吃草时眼睛看不见。

白天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分配晚上的警戒任务，两个欧洲人和4个卫兵成了哨兵，士兵们请求我们不要离开营地一步，因为这样可能会被抓走，或在回来时遭到射击。于是命令发出了——晚上每个人都必须待在营地的范围以内。

当一个人知道他会在凌晨被再次叫醒的时候，他是不会反对在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的。令我吃惊的是，在头一天的长途行军后，我一点都不累，躺着久久不能成眠，而是思考着自己奇特的命运。在经过了19年的间歇后我又开始在亚洲探险了，早先我总是单人独骑地出行，而今我成了28个欧洲人和中国人所组成的团体的领导，这些人要么是学者，要么无论如何也算文化人，他们大多读过我的书，而现在他们却在自己做笔记，而且在将来会有机会证实我的记录是否与实际相符。拉尔森、诺林和袁复礼都有过很多旅行经历，但却没有一个到过亚洲的心脏，而我却在那里度过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这些欧洲人以前大多从未踏上亚洲的土地，而这些中国人也只在中国内地的范围内旅行过。我们都不知道经过嘎顺淖尔和哈密到迪化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路线，我有意选择了我至今还不熟悉的道路和地区——第一天的行军已经预示着将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每一天行军时我们都要越过无尽的空间向西瞭望，那里不管对我们还是对整个外部世界来说都是一片神秘的所在。因此，在走向2100公里以外的新疆省首府迪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把眼睛睁大，不能遗漏任何重要的发现。

多年来一直飘浮在我眼前的渴望与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躺在亚洲的土地上，听着哨兵的脚步在帐篷周围回响，夜风在营地上空怒号。这已不再是梦想而是现实，我已开始执行我所计划的最伟大的任务，这一任务前所未有。

次日早晨4点30分我醒了，但我得先揉揉眼睛，仔细看看是否真的又到了古老的亚洲，那整个大陆是否向我和我的同伴敞开了胸怀。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伟大情感呀！晚上挺冷，5点时温度只有8.8摄氏度。我根本未顾及早已预料的劳累，只是背有点僵，但时间一长它就会变得有弹性的。

到处都是招呼声、喊叫声和命令声——有人说瑞典语，有人说汉语，还有人说蒙古语。拉尔森像个陆军元帅似的走来走去，检查着一切。骆驼们愤怒地尖叫，因为它们又得驮着行李上路了。帐篷拆了，床卷了起来，厨房用具收拾起来放入箱子，我们的壮观的旅行大队又开始移动了，目标是前方的山脉。

旅队的路线通往昆都伦古尔谷地，那儿溪水潺潺，我们涉过时水花飞扬，溅到身上感觉很惬意。在顶部覆有浓密植物的幽谷中，黄色的野玫瑰、蓝色的剑旗花和其他野花竞相绽放，香气氤氲。在谷地变宽的地方是杂草，牛车轮子吱哑吱哑的滚动声也不时传来，空气清新，凉气变浓，风吹过来带有寒意，大家都冷得穿上皮外套，徐炳昶教授把自己裹在大衣里——所有中国人都身穿欧洲猎装。有一两个人异常平静地坐在驼背上读书。我们在一个拐弯处停下，让看不到尽头的大队人马从身旁走过去。一名旅队负责人走在最后，负责检查有没有什么东西遗落下。

在萨巴萨村附近停放着许多牛车和两辆漂亮而实用的运输工具，人们称之为北京车——在这儿被用作运输工具。萨巴萨村的前半部分已成废墟无人居住，在村子的正中间，三枚炮弹提醒人们这里曾见证过冯玉祥的轻型野战炮。通到五原的电报线一直与我们保持联络，那条电报线由三根线构成，最低的一条低得我们不得不用棍子将其支起来，以免遭到损坏。两辆被劫掠的汽车的残骸也是冯元帅在此地作战的有力证明，有些村子被完全夷为平地，人迹杳然。尽管如此，到处仍可见到耕地的痕迹——人们还在劳作。看到他们隐藏于柳树和榆树荫中的身影，真让人惊奇。

谷地现在变得很开阔。队伍沿着左边前进，那儿有很大的水池和小溪流，到处铺展着柔软的、散发着芳香的草地——一个理想的宿营地。在烤炙的灰黄色荒野，这里不正是天堂吗？但旅队的前锋正在跨越寸草不生和起伏不定的高地，于是天堂便如同梦中的幽灵一样在身后消失了。

继续前行便到达吴坟子村，我们打算在此过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里更换护卫。骆驼都被卸了装备，旅队的帐篷“城”很快就在村子前面的一块地里建成了。当伙房冒起烟，厨房设备就被置于工作状态，旅队的大厨冯·考尔在厨房忙活，他把晚饭需要的东西都摆了出来，有黄油、饼干以及英式柑橘酱。村民们身着红色和黑蓝色衣服聚在周围看热闹。

已经西斜的太阳送来红彤彤的光线，30名即将返回包头的士兵站在阳光下合影留念。新卫队有20人，扛着红黄色旗子，左臂佩红黄色布条，正待接受调遣。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应让两支卫队同时守夜，旧卫队守卫营地，而新卫队则在距我们更远的周围山上警戒。人们十分直率地告诉我应该给红白旗士兵和红黄旗士兵分配不同的任务，以免他们产生冲突和偷拿彼此的武器——如果在我们的营地中发生一场小型内战肯定很令人激动。下岗的士兵都跑进村子，在那儿去度过他们的夜晚。

我与中国人谈了晚上值勤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承担一份责任，但唯一希望的是能有一位带枪的欧洲人陪伴，这样在必要时可以应对夜晚和黑暗中的不测。4名学生立即要求值夜，于是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时间段。这样，在以后的夜晚，中国学者便开始上岗了，甚至他们的领导徐炳昶教授也要求不被落下。由于年龄的缘故，欧洲人中只有我和拉尔森免值夜勤。由于胡莫博士和霍德博士一整天都忙个不停，我也想免除他们俩的夜间值勤任务，但他们却不想得到高于其他人的任何特权。

夜色四合，黑幕降临大地，骆驼从草地归来，晚上的值勤也开始了。半开的帐篷中透出亲切的光线，到处都是谈笑的声音，一架曼陀林送来轻快的旋律，周围寂静异常，谁会相信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土匪横行的地区呢？谁又能相信我们还处在一个内战随时都可能重新爆发的地区呢？

次日早晨我刚准备穿衣服，就有人告诉我说老卫队正在等待接受我的遣送，士兵们骑马排成横队，站在他们前面的是骑马的指挥官。大部分旅队小组领导都陪在周围，他们个个身带照相机。我走上前去用汉语致辞，感谢他们的忠诚，祝愿他们安全抵家。接受了每人60元的津贴后，这些人就骑在小马上转了一圈，然后飞快地向包头方向奔去。

新的20名卫兵开始“服役”，像前面的卫队一样，他们都穿着鲜亮的蓝灰色制服，但头上却戴的是平常的小丝绸圆帽，而非军帽。其中一个士兵的长枪上带着红黄旗。所有的人都把枪放在鞍头上，枪口冲地。他们的小马虽然不怎么好，但士兵骑在上面飞奔接近营地时械击马嘶，枪和袋子叮当作响，再加上他们嘹亮的歌声以及狂呼乱叫声，把我们的骆驼都快要吓死了。

我们拔营起行，两个士兵走在前面，和他们走在一起的是霍德博士，他自己牵着的平静深沉的骆驼身上驮着两口特别贵重的箱子，一口箱子中是经线仪，另一口箱子中是每日必需的气象观测用具。我为了解闷也跑到队伍前面与拉尔森、胡莫、伯格曼和傣特曼走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有说有笑的团体。我的意思是说别人在谈笑，而我本人则必须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路上和图表上，并将所有的观测记入笔记本。旅队走在一带宽阔的平地上，两侧是低缓的纵向山地。所有的地上都种着燕麦、芥末和鸦片，至少是在不久前种上去的。不久以前这片土地完全属于蒙古人，但汉族人以微不足道的价钱将其买去，然后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耕植收获。确实还有一些蒙古人住在这里，但他们在与顽强和勤劳的汉人的斗争中一般都处境不妙。汉人熟悉农业，需要土地，而作为游牧者的蒙古人则不断地被赶往北方的南部边境。因此，在人们的注视下，这里不断发生着持续不断地移民活动，这和我在1923年乘车经过蒙古东部时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但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由于内战和土匪的破坏，平静的耕作已不可能，土地的生命力已完全被耗尽了。在吴坟子村的田地里，一个孤独的农民跟在黑牛和犁后踽踽前行，透过农舍的废墟我看到的是贫困和压抑，这里看不到一只鸡，也几乎见不到猪，有的只是一些憔悴不堪、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的人类。但他们不乞讨，只是惊讶地看着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到这片荒凉的地方。

一路上还有许多这样废弃的小村落，但却透露出真正的生命的迹象。奥尔特涅果村的田地有小运河引来的水浇灌，运河两岸栽植榆树。在榆树的高高的枝头上有喜鹊作窝，看到水和正在吐绿的树木让人不禁精神一振。

临近中午时刮来一场猛烈的北风。在北方的湛蓝色天空，有一块奇特的乳白色云团向我们飘过来，它就像一座拱形桥把整个苍穹从东向西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拱状光束，如同象征性的凯旋拱门，通过这道“门”我们将要进入这片其他欧洲人一无所知的土地。

我们现在骑行在旅队的中央，大家准备在奥尔特涅果村外的休耕地上休息一下，几捆行李从骆驼身上卸了下来。但与我们的希望相反，前队又开始移动了，所有的纵队都跟了上去，此时不断刮着恶劣的北风。旅队两侧是低矮的山丘，无法看到陆地向哪个方向延伸。只有最近的山丘在混浊的空气中兀然而立。我们继续前进了两个小时——这可不是两个小时就能忘却的两个小时。越来越强的风真是一种麻烦，皮囊、遮盖物及其他放在骆驼身上的东西不停地抖动，我要使劲保护着图表、袋子和罗盘，以防它们被风吹跑。我的骆驼现在走在最后，拉尔森和伯格曼步行在侧。草原上尘雾弥漫，阴郁的旅队逶迤前行，色调模糊，最后竟完全消失在旋起的尘土中。最前面的纵队已没有踪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风景依然好看。空气中的幽灵都来对付我们，但旅队还在继续前进。这是一支行进的队伍，一个游离的部落，一群趋向神秘之地的人和动物。风在尖厉地呼号，骆驼和马身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尘土，宛如彗星的灰色拖尾。我们似乎正在涉过一条急速上游的沙尘之河，远近各处都可以看到贴地的旋风、沙柱旋转着掠过。我已不记得以前是否被风从骆驼上掀下来过，但眼下我快要掉下来了，因为从西北方迅速刮来一股灰黄色的沙柱，其黑褐色的底部紧缩在一起，如一小股咆哮着的台风或龙卷风。其他沙柱都与我擦肩而过，有的在我的前边，有的在我的后边。但这股沙柱似乎是专门冲着我而来，夹着不可抗拒的力量直奔旅队后尾。

“抓住你的帽子！”拉尔森冲我喊，同时他自己却摔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旋风忽地掠过我骆驼的前边4匹骆驼，我使出浑身力气转向背风一侧，双手紧握拴行李的绳子。如果我没抓紧的话肯定要被风掀下来。骆驼的行李互相碰撞，眼看就要滑下来，整个袋子和行李都快要掉下来了。骆驼在恐惧中踯躅不前，扭头转向下风处躲避。小石子和沙子如冰雹般打在我的热带头盔和双手上。但一切都在一两秒钟之后过去了。沙柱继续在草原上神秘地旅行，直径大概有15米的样子。真是奇异壮观的景象！但是，只有真切地体会过这种自然的“恶作剧”的人才能感受到它对自己身体的作用，因为除了我，旅队的其他成员什么也没注意到。

在这样的天气中骑行既不好玩也不容易，更别提还要在摇摇晃晃的骆驼背上去画路线、图表了。但当转过下一个山脊时，我们高兴地发现纵队一个接一个地停了下来。他们开始在小村子诺伯迪恩附近扎营。这个小村子的居民数量远不能与我们这个游动的“城镇”相比。我们帐篷刚搭好，几个瑞典人就走进来好好地享用了一顿茶点、黄油和柑橘酱。我们有说有笑，感到非常惬意，而此时帐篷外仍是大风怒号。风速每秒18米，下午6点钟时气温只在冰点以上12摄氏度，太阳看上去就像一个惨淡无光的盘子。

晚饭后，赫姆波尔少校和徐教授前来商量夜里巡逻的事情。中国人商量好了怎样应付晚上的不测，但由于他们没有武器，因而不能参加战斗，于是有些人就只能钻出帐篷静静地躺在地上，因为土匪肯定会把帐篷作为靶子的。赫姆波尔建议他们放心地待在帐篷中，不要贸然出去，以免在黑暗和混乱中遭到误射。

卫兵们向徐教授抱怨弹药不够，要求把我们的子弹给他们一些。但徐教授认为他们的子弹应该越少越好，于是回复他们说我们的子弹太大，他们的步枪用不上。

4位学生今天又要值勤，随同他们一起的还有6个卫兵，帐篷“城”的四角各有一个固定岗，外加两个游动哨，每两个小时换一次岗。我们还决定让两个德国人也值勤，他们曾参加过战争，警觉性极高，一旦发生突然袭击，他们会比中国人更加精确地确定位置——我们就这样警惕地护卫着旅队的安全。

然而夜晚过去了，在狂号的风暴的多声合唱的伴奏下没有出任何事情。初升的太阳将飞尘染成了红色。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帐篷也没有受到一粒子弹的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