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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众之城
5月29日是我们在固定营地呼图尔图古尔的第一个休息日,不管喜欢与否,旅队都得在此地逗留近整整两个月。需要总是胜过愿望——买200匹骆驼需要时间。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对旅队生活和工作的组织以及帐篷“城”的布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前一天我已与赫姆波尔讨论和解决了营地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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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初夏日日刮风,帐篷不能串结起来,这样在上风走动的人扬起的尘土,就会被风刮到下风处。我们决定将所有的帐篷排成一条长长的直线。拉尔森坚持要像蒙古人那样把帐篷门开在南面,他说如果我们将帐篷口开在别处就会受到嘲笑。
在帐篷与帐篷之间放着箱子,有的并排,有的摞在一起。营地很壮观,从南面不远的山上看确实让人印象深刻。那些山中的精灵自古以来就受到膜拜,现在他们的安宁被我们这个移动的“城”以未曾料到的方式搅扰了。
读者也许认为身为一个有18名白种人、10名黄种人和34名仆役的探险队的首领是一件苦差事。我确实也没做过这种事情,因为以前我总是独自旅行。但我发现领导这么一个队伍非常容易,如果所有的参加者都是智慧的学者,又对自己的任务充满热情的话,那么领导他们就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简单的事情。有多少还处在青春年华的青年人渴望参加横越这块巨大陆地的旅行啊!目前这块大陆已经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能够在这个时候亲眼目睹亚洲大陆是再幸运不过和令人羡慕的事情。旅行队不需要用沉闷乏味的军事纪律去管理其成员。想去打猎的人只要骑上从附近的蒙古人那儿租来的马匹就行,晚上归来时带上一两只羚羊。如果人人都尽心尽责,就不需要严格的命令。在别的情形下需要以不断地监督、规定和惩罚维持的纪律对我们来说是最自然不过和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人想着去违反纪律。
我们现在处在内蒙古一个小地区的中心,汉族人毛明安把此地称为明—干—加萨克。该地区的首领住在距我们约50里的北方。旅队刚一到达,他就派了一个军官和3名士兵前来查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和需要什么。他们听到了我们的射击声并很高兴我们打死了3只狼。首领的副手说我们想干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在地上挖掘,因为那样会触怒土地神和山神。并且,我们被要求一定不要去攀登顶上有敖包的山脉。次日我派赫尔·沃尔兹和袁复礼博士去回访,那首领是一位和蔼的蒙古族老人,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好像要知道一切似的,最后他还说打算亲自拜访我们。两天后一名资深陆军上校来访,他戴着大大的眼镜,穿着奇异的黑蓝色服装,佩带银质剑袋和武器。他和随同前来的士兵享受了我们的茶和雪茄烟,我们还拍摄了彼此一起坐在帐篷俱乐部入口交谈的情景。
正如前面所言,旅队的固定营地的海拔为1570米,这同西藏的情况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但对瑞典也正如对德国一样,1570米已是相当高了。在通过中亚的高原和沙漠地带时,这样的高度也不算什么。不管怎样,这里都是山区气候,虽然时间已是6月中旬,但阴凉处的温度没有高过27摄氏度,有一天晚上的温度竟降至1摄氏度,这令我们大吃一惊,两天之后我们还经历过2摄氏度的霜冻。但有一次白天帐篷中的温度升到了38摄氏度,甚至在露天都可以感受到太阳光的炙烤。不管是白人还是黄人都被晒黑了,当然也有几个中国人是例外,他们带着时尚的红色遮阳伞。气候仍很理想,我们是在一处名副其实的山中疗养地,不会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只有中午11时到下午5时之间有值得一提的、但从未引起烦恼的热意。太阳一下山,天气就变凉了,在密度比较大的低层空气中,太阳的光线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吸收了,但在这里我们却感受到了很强的太阳光的照射。然而,风总是从四面八方不停地吹着,我们已测到的最大风速超过了每秒20米。实际上,在这种新鲜凉爽的风的吹拂下,没必要怕什么热。
一天,当一切都平静下来的时候,明从溪沟里提来一些水泼在我的帐篷周围,于是产生了一股宜人的凉气。我并不想抱怨天热,在我的一生中有太多差点被冻死的时候。然而,我还是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待我们的不一定都是好事。
科学家成员中以瑞典人居多,艾里克·诺林博士是地质学家,他现在正忙于用1:50000的比例尺描画营地周围的地图。医生戴维·胡莫博士不仅要治疗旅队中的病人,而且还要为那些行踪不定的蒙古人和汉人治病。然而,营地中的人健康状况非常好,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植物和动物标本收集工作。只要机会允许,他还进行人类学统计工作,这是北京的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斯蒂文森博士交给他和几名德国人的工作。这是一个极好的计划,我们的一些人在他的指导下参加了这项工作。考古学工作委托给了夫克·伯格曼,尽管在北京已作出决定,所有的发现都归中国,但伯格曼还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然而,我还是很有根据地怀抱一种希望,那便是中国人会以一种真正的高姿态让我把复制品带回去,因为这些东西不会使他们变得更穷,同时也不会使我、确切地说是斯德哥尔摩的东亚收藏品更为丰富。我自己则正在画旅队的行军图,而且使用的是我以前在亚洲进行长途旅行时使用的方法。当然,我还记日记,收集反映该图地理和地形特征的资料。
你也应该看看拉尔森,那个来自瑞典瓦斯特曼兰德的蒂尔伯加的57岁的“年轻人”,他在蒙古待了34年,以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在那儿进行的旅行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白人。当他看到我帐篷前面的瑞典国旗时,两眼盈满了激动的泪花。他跨马而来,气定神闲,两手背后,唇边洋溢着友好的微笑,这就是你应该看到的他。这不,说着他就来了,腰杆笔挺还一脸傲气,目光如炬地扫视营地,审视着情况是否正常。
什么都逃不开他的眼睛,他简直无处不在,他洞悉在营地发生的一切。他是一份活报纸,向我报告当天所有的新闻。他把帽子拿在手中踱到我的凉篷下面,总是用那宽厚的瓦斯特曼兰德口音说:“原谅我的打扰。”可他从未打扰我——他总是受我欢迎的左右手,我事无巨细都要和他商量。他坐在我的写字桌右边的箱子上,一边摆弄着手中的帽子一边向我作汇报。如果没有他我该如何是好?他管理着骆驼和蒙古人,没有他们我们哪里也别想去。
拉尔森从心底里喜欢这次旅行,这使他适得其所。看到他尽显才能,举手投足都透出一股行家的神态时真让人高兴。他尊重自己的工作,认为那是高尚的事情。他说:“在蒙古度过的漫长岁月里,我一直梦想着能够参加一次真正的探险,但我从来未敢奢望成为如此壮观的一支探险队的一员。”
我把最多的感谢送给了拉尔森,在北京的艰难日子里他经常帮我渡过难关。在最困难的时刻他总是镇静自若——和我一样。拉尔森不会得意忘形,他不会讲一句不友好的话,他总是心情愉快、友善待人。他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自控,因为他深知,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控制别人。他表达意见时的友好和幽默是他赢得所有人尊重和喜欢的秘密。当紧要关头到来时,就是那些曾当过军官的德国人也能心甘情愿地听他调遣。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尤其是在饭桌上。但是,如果谁得罪了拉尔森,或做了什么对骆驼不好的事情,如不必要的出行,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拉尔森绝不会放过他。拉尔森不发怒或大喊大叫,他用最轻柔的声调清晰地表达那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他站着的时候总是双腿分开,双手放在裤兜里,帽子高居头顶,脸上挂着友好的笑意。在这位镇静而泰然的首领面前,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没有人向他表示异议,一切事情都很顺利。这种事情对他来说简单地就如同让别人按照他的意志做事一样。然而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力量,因为这首先要有自制力,其次需要具备对人的认知力,然后是谦和和正义感。拉尔森具备所有这些素质,有这样优秀的管理人才,谁说世界不能被征服。
哈斯伦德原来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现在是拉尔森的得力助手。他是一个特别机灵、能干和热情的青年。把安德鲁斯的骆驼带到大本营一事已经足以证明哈斯伦德的能力。
索得鲍姆只有22岁,他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因为他到这里时,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外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床,没有毛皮,除了牙刷以外也没有其他行李。我对自己说,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聪明人。比起我们带着40000公斤行李上路的做法来,两袖清风地骑着骆驼穿越亚洲大陆该是多么省心啊!当然,索得鲍姆被重新打扮了一番,他得到了一套簇新的服装,看上去就像一位身着周日盛装的庄园仆人。他处事极为冷静,既不怕土匪也不怕恶狼,并且能恰到好处地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很强的厨子打交道。
在德国人中,首先应提到的是霍德博士,作为旅队的气象学家,他不仅对本学科,而且对相关学科也有透彻的了解。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很棒的伙伴,受到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喜爱。他平时不是在气象台就是在山顶上观测风向,或者一天两次释放试验气球。他的时间都用来计算和做笔记。在他从事的各种工作中他有好几个助手,既有德国人也有中国人——4名中国学生对气象观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赫尔·傣特曼曾是一个海军军官,他主管天文仪器和天文观测,同时帮助霍德博士进行无线定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老练的业余画家,在不太严肃的场合他又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幽默大师,他的曼陀林弹得也很动人。
赫尔·里艾伯润兹是旅队的影片拍摄员和首席摄影师。一旦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或出现合适的主题,他就带着家伙,像猎鹰扑食似的冲上去拍照。他曾与海克博士去过阿比西尼亚,经历过许多非同寻常的冒险。
退休少校赫尔·黑德是我的参谋长,他在营地负责维持秩序和决定夜间值勤事宜。他还负责传达我的命令、传递消息和报告情况。黑德还是猎人和神枪手。
赫尔·穆伦温格主管资金和账目,他的帐篷里放着装银子的箱子,所有人的工资都由他发放。
赫尔·沃尔兹和赫尔·齐莫曼是霍德博士的长期助手。
巴龙·冯·玛森巴希和巴龙·冯·玛斯考尔·毕艾伯斯坦因看管行李,正如赫尔·穆伦温格一样,他们知道400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因为他们保存着这些箱子里的东西的详细目录。
冯·考尔则什么事情都做。
徐教授是10位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首领。根据新的政府的要求,不管我喜欢与否,这些人都要参加我的探险队,因而至少从名义上说,这次探险处在中国人的监督之下。
徐是他的姓,炳昶是他的名字,但除此之外,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徐教授还有另外一个“字”,只有他的朋友使用这个“字”。
徐教授于1888年出生于湖南省靠近湖北省边界的一个村庄里。他17岁时离开父母到北京求学,1913年又去巴黎学了6年哲学。他回国以后在河南省首府开封得到一个职位,向学生教授法语和中国文学课。1921年时他成为国立大学的欧洲哲学史教授,起初其薪水为220元,但后来涨到280元。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教授们只得到一半或更少的工资,他们不得不兼职,如在小学上课、作讲座等,这样才能供养得起自己和家庭。由于经常兼职,他们没有剩余时间跟踪学科的发展,学业及个人发展因而受到影响。
徐教授绝不是一位盲目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点也不憎恨外国人。然而他认为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发现的艺术瑰宝和文物不应该带出境外,而应该交到在中国境内的博物馆和收藏处。
我曾在初冬的一个美丽的日子里去了北京,接着就慢慢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我正在考虑对内陆地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考察。“哼!”那些学术和精神文化界的新时代的领军人物冷冷地说,“这儿又来了一只新的猛禽,它要掠夺我们的地下宝藏”。于是针对我的考察计划腾起了一片反对之声,徐教授就是喊得最凶的人之一。但经过几乎两个月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除了别的问题外,协议规定10名中国学者和学生应该加入我的探险队,而徐教授则被选为他们的领导。我以极大地满足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在长时间的艰苦谈判中我认识到徐教授是一个特别温和、谦逊和平和的人。如今我们一起旅行,没有受到以前争议的一丁点影响,到处洋溢着和谐的气氛。因此,我除了庆幸自己得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旅伴外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他站在本国文明的最高处,精通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更为了得的是,他对欧洲的生活和思想也有深刻的理解。
袁复礼教授于1893年生于北京,他签名时用的是L·袁博士,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四元”。他曾于美国学习地理学和考古学。他求知欲强,多才多艺,不仅对地理问题和地形测量很感兴趣,而且对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也独具慧眼,他在这些学科领域的修养完全符合所有欧洲标准。袁教授很乐意向我们这些欧洲人展示他的发现,同时还解释他的发现的意义。他与我的瑞典同道诺林和伯格曼相处最友善,没有嫉妒和分工上的争议。他和另外两人的想法都是,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欧洲和中国的研究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陪同我考察的第二位考古学家是黄文弼,他33岁,出生于湖北省汉口西面的汉川县,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就去了汉学研究所。和其同事一样,他也帮助举行过考古展览,因而对考古调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他听说一批中国学者要加入我的考察队时,他就向遴选委员会提出申请,摆出条件要参加考察。
第四位中国学者名叫丁道衡,28岁,他来自长江南部贵州省织金县的一个世家大族。
最后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单帆顺,35岁,出生于安徽省南部的婺源县。他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定居于长江北岸的安徽省首府安庆,那里盛产樱桃、杏子、梨和草莓,果园处处水果飘香。另外,那里的“迎江渚”也以其美丽和佛塔而闻名,由于这一原因,善男信女多有来此礼佛者。
由此可看出,4位中国学者和他们的中国学生来自于5个不同的省——即直隶、河南、湖北、贵州、安徽。严格地说他们代表了5个不同的民族,因为就自然、气候、人口和语言而言,中国的省份之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的反对派在与我谈判时摆出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让几名中国学者和5名中国学生加入我们的考察队。然而,在选择参加者时,我们只要了4名学生,把第五个名额让给了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他主要是在袁复礼和黄文弼的领导下拍摄地理和考古对象。之所以确定4位学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曾解释说我准备在内陆建立4个永久气象站,而中国方面打算在考察终止以后接管它们并配以中国的气象学家,因而决定应向一个气象站派一名中国学生,以便使德国人能对他们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气象观测技术培训。这样在4月26日的协议中又加入了一个附件,规定气象站不能交给政府,而是要交给委员会,即在北京代表考察队利益的“董事会”。在没有欧洲人帮助的情况下,中国人对气象站的维护和发展又成为未来的问题,站在开拓者的角度我将就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后面说几句。
因此,“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给我分派4名学生绝非突发奇想,相反那是一个明智和极具前瞻性的决定。与这些学生们熟悉之后,我有一万条理由感谢这一决定,因为这证明北京的“中国科学研究机构协会”很严肃地代替政府为气象站的将来负责。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计划越来越清晰而且正在变成现实,虽然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形势的需要而作了一些有用的调整。我很快就后悔为什么才带了4名学生而不是8名,因为理想的情况是,在德国气象学者撤走以后,每个气象站的中国负责人应有一个助手和一名备用人选,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
北京的国立大学有自己的期刊,在该刊和别的机构与神学院的出版物上刊出了我的考察计划的简短说明,并通告数学和物理科的学生——尤其是气象科学生——可以自由报名,同时也要考察他们的英语和法语知识。
30名数学和物理科的学生提出了申请,其中竟有一个女生。在接受她报名以前,我们先询问了她的父母是否同意她与我们进行孤独的内陆之行。他们的回复我不得而知,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那女生未通过测试,总之,她没能与我们同去。
测试者是我们的朋友袁教授和数学科的李教授。30名年轻人先接受了语言测试,然后袁教授又对他们进行了数学和物理测试。每个人要做8道题,袁教授发现有8名受试者通过了考试。通过了医生和身体检查后,这8名学生又接受了李教授的考试。在8位学生中只有一位姓马的学生起初体检未通过——他的脉搏太快,但当德国医院的迪波博士宣布他身体健康时,他被允许参加了最后的、决定性的考试。4个最优秀的学生从8个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就是姓马的学生。其余3位分别是刘、崔和李。
4位学生中有3位来自直隶,一位来自山东。
10位中国人中现在没提到的只有匡元闯,他是一位摄影师。匡现在与徐炳昶教授住在一起。
4名学生住在一间漂亮的大帐篷里,行李都放在帐篷周边,中间放的箱子当桌子,里面装满了书籍和衣服。我不时过去与他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总显得愉快、友好,一个小小的掌故或不值一提的笑话都能将他们逗得捧腹大笑。学生们把帐篷收拾的舒适整齐。在临时桌子上放着蜡烛和灯笼,香烟和零碎的东西塞在一堆一堆的书和笔记本之间。气象手册总是放在他们手边,显然它们经常被用到。
学生们给人的确切印象是,通过考试以后他们决心钻研科学并决心以此为自己的国家争得荣誉。
人们能想象得到,在这个混杂的旅队中语言该有多混乱。在我的桌子边上就座的一般是拉尔森、霍德、里艾伯润兹。袁教授坐在我的右手,胡莫、徐炳昶和赫姆波尔坐在我的左手。我与徐教授讲瑞典语、德语和法语,和袁教授讲英语。但当哈斯伦德坐在旁边时,他当然与我们瑞典人讲丹麦语。拉尔森与徐教授说汉语,而当旅队中的人带着问题前来时,他又用蒙古语给他们下命令。有时为了调剂一下,我还与冯·考尔用俄语交谈,因为他生于圣·彼得堡。这样共有8种语言。在哈密、然后在新疆肯定还会加上维吾尔语,我的维吾尔语超过这些人。
在这个混杂的语言群体中人们有的是练习欧洲和亚洲语言的机会。准确地讲,我认为最棒的事情是讲瑞典语,因为我在亚洲流浪多年,连说一个瑞典语单词的机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