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考察纵队

蒙古的土地留住了我们——自在呼图尔图古尔建立营地以来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弄不明白到底怎么了，大家并不烦躁，人人都在工作，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制订计划，每天都等待着出发，可是骆驼怎么还不来？

买骆驼的人找到各色商人和中间人，这些人与某些蒙古共和国的富人有关系，这些富人好多牲畜过千。几天以前我们的两个蒙古人回来报告说他们已经买到了100匹上等骆驼，每匹100墨西哥元。但在交割牲畜以前各卖主的要求是先交银子——时局很坏，谁也不知道他们与之做生意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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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还没看到这些骆驼的影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拿出10000银元（超过1000英镑）的数目交给代理人。付钱的场面非常浪漫有趣，太阳如红莓般落下，其光线扫过正在进入沉睡状态的草原，夜晚的清凉贴着地面悄然而来，许多人都披上了皮衣。银元山堆在俱乐部帐篷的前面，银元摆成长排，每排1000元，旁边站着冷静的蒙古人和精明的汉人，他们有的等待，有的点数，有的把银元放入口袋，这些口袋被装入木箱在次日早晨由冯·玛森巴希和穆伦温格保护着送到骆驼的所有者那里。

6月16日第一批新买的骆驼送来了，它们个个高大丰满，漂亮动人。我兴致勃勃地在拉尔森和他的蒙古人的引导下观看了新到的24匹牲畜。它们的驼峰厚实坚挺，上尖下圆，站得很稳，这些骆驼基本上都已脱去了冬毛。此时霍德博士正在释放气球，气球冉冉升起，在蓝绿色的苍穹下闪闪发光，如一颗美丽的钻石。新来的两个蒙古人成了旅队的新成员，他们可爱、结实、饱经风霜的面孔是他们的种族自成吉思汗以来就具有的特征。他们看到气球升空时的表情很有趣——两人盯着那明晃晃的气球，惊讶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至肉眼无法再看到气球为止。

目前旅队拥有200匹骆驼，虽然营地里只有104匹。根据最近的清点和称量，我们需要294匹骆驼驮运行李，这个数目经过对行李的重新打包后下降到270匹。63匹骆驼用来乘骑。每三天就能空出一匹骆驼——到哈密时将有大批骆驼无物可载。我们支出15000块银元买270匹骆驼，这是一笔活的资本，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根据需求或赚或赔地将它们转变成现金。

太阳下山以前我又去看了一次骆驼，它们有的站得笔直，显得颇为高贵，另外一些在躺着反刍食物。

周围一片寂静，在水银泻地般的月光下呈现的是帐篷的深黑色的影子。我一直站在自己的帐篷前，凝视着装饰帐篷的白色带子。它们不是没有生命的装饰品，而是具有深刻的含义，在带子每边的两个底角上可以看到一个“寿”字。在帐篷正面的中间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符号以圆状显现出来，这个圆的周围有5只蝙蝠展翅欲飞，其意为“福”，两边则是片片白云。

向未知的地方派出一群带着10000块银元的蒙古人似乎有些冒险，当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而没有他们的消息时，人们不可能不着急。我给冯·考尔、索得鲍姆、哈斯伦德在包头、归化城、北京和天津办事的18天期限也已超限4天了，但仍然没有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我们听流浪的中国人说，国民党的旗子已在包头升起，张作霖成了北京的独裁者。如果这些我们无法证实的消息是真的，那么京包铁路只对军队开放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的人肯定被这种倒霉的事延误了。但如果他们已带着银子和行李上路并在途中遭遇土匪的话，那么消息肯定会传到百灵庙和大本营的。

6月26日星期天，我们过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节日。一群陌生人进入了营地——5个男子、3个女子和6个脏兮兮的孩子。他们说自己是一个巡游剧团，想给我们表演几个拿手节目。我们的人认为他们是乔装打扮的土匪的探子，如果真是这样他们装得倒很像。一个可以到全中国去的演艺团为什么偏偏游荡到蒙古的荒漠中来呢？也许是竞争太激烈，因而只要给钱，他们也可以给蒙古人演出。这样的冒险者无需害怕土匪——抢劫他们得不到报酬。再说，土匪们也需要娱乐。

巡游剧团在仆从们的帐篷附近安顿来下，受到茶饭招待以后，那几个“夫人”就开始彼此帮着抓虱子，于是一场对寄生虫的无情屠杀就上演了。胡莫博士觉得这种“可敬”的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这里，因为这会使我们面临沾上带有斑疹伤寒的寄生虫的危险。于是我请求袁教授把他们遣送到河流对面的什么地方安顿好，这样，寄生虫就不可能渡过河来钻进我们的帐篷。

喝下午茶的铃声准时响起，大家都集中在俱乐部帐篷里的桌子边。通常下午茶比较随意，花的时间也不长，但没人会错过——因为在白天5点的热气侵袭后大家都渴了。然而，我们今天坐的比平时要久，因为那个巡游剧团要求为我们演出。于是，椅子、凳子在俱乐部的遮阳篷下和门口的桌子前面一字排开，大家各就各位。演员们在包装箱和给养袋子围起来的空地中央搭起了露天戏台，其位置就处在帐篷前面、我们称为“马可·波罗街”的公共道路南面。一只空箱子就放在那儿，两个巡游乐人坐在椅子上，一个吹笛子，一个演奏一种弦乐器。

为了打扮和化妆，演员们一直待在旅队仆从们的帐篷里。观众逐渐安静下来，蒙古人和其他仆从坐在箱子和旁边的地上，露天的畜舍被撤掉。如果这些演员是伪装的探子，那么我们这个移动“城”的居民数量将使他们三思而行。

现在两个男人上台了，天生一张女人脸的男人扮演旦角，头戴女人的假发，身佩中国妇女的饰品。另外一个戴着一副长长的黑胡子的男人将自己的眼睛周围抹得惨白。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很熟悉，忽儿歌唱，忽儿尖叫，忽儿咆哮，发出一串串无法理解的话语，与此同时，乐师们也在起劲地演奏着。我问徐教授和袁教授能不能看懂，他们说只能零零星星地听懂一两个词。但毫无疑问那段子与爱情有关，男的问：“请问芳龄几何？”女的则以骂作答。那出戏分为四折，两个恋人自始至终都在吵架。虽然听不懂那些充满双关语的口角，但看戏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放松。如果能够读一读这出美妙的戏剧的剧本的话，那肯定很有意思。人们也许认为，两个恋人在整出戏中都打情骂俏肯定会显得乏味，但事情完全不是这样。那不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说话，演员们跳着舞着，用扇子击打彼此的前额，造成了一种掌掴的声音效果，或者用一种硬木制成的板子发出有节奏的嘎嘎声。他们跳跃如体操运动员，蹲踞如老鼠，频频做鬼脸。毫无疑问，他们讲的都是琐碎事，但其动作不具有攻击性，其模仿也很出色，中国观众从中得到了很大乐趣。音乐也很棒，虽然具有亚洲音乐艺术的单调节奏，但我却是百听不厌。在从东到西的整个亚洲我倾听着这种具有魔力般催眠作用的音乐，梦想着更加美好的时光，它能抚平内心的狂躁，它使思绪走向安宁——人们知道，弄蛇人的笛声能使眼镜蛇平静下来。

演出结束了，演员和乐师接到奖赏后就离开了，观众们四散而去。不管怎样，总算在我们的“城”中有了一次像样的娱乐活动。

白天，霍德博士在温度计上读到了32.2摄氏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在大本营遇到的最高温度。晚上气温降至14.8摄氏度，但这一温度对我们而言似乎也热得非同寻常，因为一种褐色的小甲虫出来活动了。我在自己的灯笼周围发现了600多只，它们的紧密团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我写字时它们在纸上到处乱飞。零上几度时见不到它们，那时我可以不受干扰地记日记和写信，而现在则不同了。

6月28日，有两个蒙古人带着4匹子骆驼来营地出售。我们以每只90元的价格买了下来，外加一条他们的黑狗。

6月30日，真让人惊喜！我们正要坐下吃饭，一个蒙古仆从前来向拉尔森报告说一群骆驼正向营地走来。我们急忙拿着望远镜冲了出去。只见我遣往东北去的两个蒙古人骑在骆驼身上，驱赶着一群骆驼走来。他们走得很快。当骆群靠近时，看到帐篷吃了一惊，于是撒腿往北方狂奔。众驼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弯状队伍，奔跑时搅起的旋尘把它们完全遮蔽。但赶驼人很快控制住了局面，骆驼群再次接近小溪，又蹦又跳地跑了过来，哗啦哗啦弄得水花四溅。我和拉尔森检查了42匹新驼，它们个个膘肥体壮，给人的感觉是完全能承受夏季去迪化的长途行军。

夜晚来临，由骆驼组成的骑兵旅从草场归来，它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看到这些壮美的牲畜迈着高傲的步伐走路的样子真是一种乐趣。落日带来了另外一种景观，此时的落日和已过去的四周大为不同。红色完全消失了，西方的苍穹上布满了小块拉长的带有银白色边缘的蓝灰色云彩。太阳时而隐身于云彩后面，时而喷薄而出，但最终还是掉入蓝黑色的云墙之中。这面蓝黑色的云墙已经扩展到苍穹的最高点并越来越接近我们，从未见过的寂静笼罩在整个地区的上空——就是一根燃着的蜡烛也不会产生丝毫摇曳。这是风暴来临前的平静，人们可以看到一股恐怖的风暴正在逼近，暴怒的风神正向东方滚滚而来。大家都迅速钻入帐篷，接着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榔头敲打钉子的声音——必须抓紧时间加固帐篷。第一阵风卷起了铺天盖地的尘粒，我慌忙将四处摆放的图表、书籍、笔记、衣服等容易被风刮走的东西收拾起来。风暴以巨大的力量在头顶肆虐，帐篷每时每刻好像都要被撕裂似的。转眼间已是一片漆黑，风咆哮着在周围冲撞，人们只能听到风暴的声音，它整整狂叫了两个小时。

7月1日早晨，我早早就起来了，为的是出席诺林博士率领的组织精当的小型旅队的出发仪式。他这一路纵队有麦斯尔斯、黑德、冯·玛森巴希、伯格曼、丁、陈、两个苦力，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厨子。他们带了6个星期的给养和3顶帐篷。

关于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的情况如下：

诺林10天前回来时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计划，目的是要对通往嘎顺淖尔的路线进行一次比我们预先计划的更为彻底地绘图调查。最初的计划只打算提供这次行军路线的简单地图，因为我很早就习惯这样做了，除此以外，诺林和袁教授还要对与这一路线有关的若干地区进行调查，不过这都要视我们能为此付出多少时间和相应的区在地理学和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而定。小型的专用考古图将由伯格曼和黄文弼画出。总体来说，在此次情况下我们的路线图只是一条线，只是时不时地往这儿或那儿延伸一下。

诺林的计划真是太好了，我几乎不用特别强调地指出，就欣然同意了他的计划。他将一直对通往嘎顺淖尔的路线实施三角测量。我们因而会得到一个连续的三角形系统，这些处在专门的石堆和固定的点之间的三角是以经纬仪来衡量的，三角形的边的长度为10公里和15公里。三角形系统的主轴是通往嘎顺淖尔的旅队路线。赫尔·黑德具体实施三角形的测量工作，他骑着骆驼从一个固定点走到另一个固定点，而诚实的苦力王魁则身上扛着贵重的经纬仪步行。

诺林本人将对三角形内部的地形状况进行考察，在这方面他依赖的是那些固定点。他的助手是冯·玛森巴希，他的考察对象是谷地中的水道和已确定的道路。两个人在工作时都使用了平板绘图器，诺林甚至还可以省出时间来实施地理观察和描绘地质地图。黑德与冯·玛森巴希曾经作为军官学习过地形学课程，因此，在营地附近做的几次实习中，当诺林向他们讲解地形观测的主要对象时，他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两人对分配给自己的任务热情很高，满怀喜悦地盼望能够为考察作出贡献。

我们通常都与中国学者讨论制图计划，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真诚的支持并引发了他们的极大兴趣。诺林在大队的右边或北面与之保持大致20公里的距离，中国人建议组建一支他们自己的测量纵队，也就是说在大队的南面10公里左右的地方进行地形测量。这样，我们大体上将以三支平行纵队向前推进，北方纵队受诺林指挥，中间纵队，即主力纵队归我指挥，南方纵队受袁教授节制。袁教授于7月3日自此出发，陪同他的有考古学家黄文弼、资料收集者刘和白、一个厨师、两个苦力，还有两个蒙古人。他带了4星期的给养和15匹骆驼。

北路的伯格曼在陈的协助下负责考古和丁道衡的古生物学考察，他们任务最重，因为角度测量需要极高的精度，因此他们就于7月1日早早出发了。袁教授的纵队最有可能与大队保持同样的前进速度，但为了不致落得太远，他还是于7月3日出发了。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地形测量以外，袁教授还希望有机会进行考察和古生物学的调研，这些工作都要花时间。

按说，两边的纵队将会一直与主纵队保持联络——有蒙古信使骑着敏捷的骆驼在各纵队间来往联络。我们有几匹这样善跑的骆驼，其中一匹就是放开四蹄飞奔的马也追不上它——里艾伯润兹昨天已为这几匹骆驼摄了影。

水和草地是决定宿营地的主要因素。因此两个或三个纵队或许能时不时地在同一个水泉或水道边过夜，其他时间我们都是分散的。然而，有一点十分肯定，那就是我们在走完一半路程后至少能相会一次，地点就在一个叫善德庙的地方。先期到达那里的纵队，很可能是主力纵队，它必须等待其他两支纵队的到来。骆驼要在那儿休息几天，而地形学家们也将在那儿比较各自的收获并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结果令人满意，那么制图工作将会以同样的方式一直持续到嘎顺淖尔，从而形成三角形系统的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