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呼图尔图古尔的最后一天

我们的日子过得既单调又快乐，在蒙古的炎夏和这样的高度，也只能过这样生活了。我以前曾讲过，我们的固定营地的高度为1570米，但那只是建立在仅仅两周的气压观察之上的结论，现在，5个多星期之后，我们可以确定的平均值为1595米，可能的误差约为60米，更为确定的数值只有在与亚洲其他地方的站点的数值比较后才能得出。

7月8日，一些蒙古人赶着骆驼向营地走来，他们从北方赶来了19匹骆驼，这使我们的驼队数量增加到了220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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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汉人兄弟前来向我们出售8天大的羚羊崽，每只5元。拉尔森警告大家不要买，他说如果买了，我们就会被蜂拥而至的小羚羊淹没。那可怜的小家伙最终被留了下来，它得到了温热的奶子，大家尽最大的努力抚养它。现在它就盖着东西躺在我的帐篷前面，我确实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如果知道它妈妈的下落，我一定会把它送走，但草原太大，羚羊就如同擦着地面飞行的云彩一样迅捷。

在我们的宠物中还有一只小巧、整洁、优雅的跳鼠，胡莫博士将其养在一个很大的空箱子中，现在它几乎完全被驯化了。在箱子的底部有一个带有软垫的开口笼子，它每天都睡在这里面。箱子里还有水、米、石碗，而且里面总是有一堆金凤花，金凤花瓣似乎是它最喜欢吃的东西。它吃东西的样子非常迷人，先是两条大得不成比例的强壮有力的后腿将整个身体支着坐起来，然后再用小的发育不全的小腿的爪子将花瓣送进嘴中。这个灰褐色的小家伙有两扇很大的薄耳朵和两只褐色的大眼睛。它是胡莫博士在值夜班时抓到的，它是夜里活动的动物，太阳一下山它就活跃起来了。当它在地上自由活动时，总爱使用后腿使整个身子直立起来。其可作支撑的尾巴长而有力，末端为一束白毛，中间有一条横向的黑条。胡莫博士对它很有信心，他将其从笼子中抓出来放在自己的肩膀和胳臂上，小东西一点也不害怕，且有很强的好奇心。但它的食谱很奇特，不仅仅限于蔬菜。一天，胡莫博士觉得它需要有个伴，于是从小溪中抓了一只青蛙放入水盆里，但早上发现青蛙被吃得只剩下了头部。还有一件事使大家在一段时间里对它失去了爱意，那就是它将自己的两只孱弱无助的小崽给吃掉了。它让它们活了几天，但似乎它对自己的后代毫无兴趣，而且还不管不顾地在它们的身上踩来踩去，两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那里吱吱直叫。我解释说，跳鼠表面的残忍也许还带有一点英雄主义色彩，它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囚禁中面对不可捉摸的未来。

然而，那天也有一件让人激动的事情。赶来骆驼的蒙古人报告，他们在百灵庙和归化城之间的商路上遇到了一支汉人商队。商队的头人说他们三天前去过归化城，在那里看到有欧洲人在买骆驼，更多的情况他们就不知道了。我们认为，在归化城买骆驼的人除了我们的特使冯·考尔、索得鲍姆和哈斯伦德外不会是别的欧洲人。大家的情绪因而高涨起来，所有人都盼望他们摆脱险境，同时也希望几天之后我们能够结束在营地的牢狱般的生活。

当预定的会合时间超过7天以后，平时总是镇静自若的拉尔森也沉不住气了。晚上12点30分，他与胡莫博士一起来到我的帐篷，当时我正在写东西。拉尔森建议派一个最可靠的蒙古人给归化城的贝尔吉恩医生和凯辛博士送一封信，问问他我们的人是否离开和在什么时候离开那里，如果没有离开，耽误的原因是什么？

7月9日像平常一样过去了。晚上喂好小羚羊并安排好它的卧处以后，胡莫博士和我站在插着红十字旗的帐篷前聊天，突然拉尔森挥着双手跑了过来——他一般是很平静的，这时候又喊又叫，肯定有什么事。

“怎么了，怎么了？”我们急忙问道。

“他们来了，全部旅队都来了。”拉尔森喊道。

“在哪里？”我们问。

“在那边，在山的北面。”拉尔森答。

果然，骆驼在夜幕中隐隐可见。我们急忙趋向小溪与大路交汇的地方。他们来了，古铜色的脸犹如美洲印第安人，浑身尘土，衣衫褴褛，头发蓬乱，看去真如土匪。但好在大家都身体健康，情绪高昂，骆驼状况也良好。他们在归化城买了五匹骆驼，价格在120墨西哥元左右。

营地的情形多么让人激动啊！三个归来的人成了英雄，成了真正的集会中心。人们七嘴八舌地向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冯·考尔走到我的跟前，两脚一碰行了一个军礼，报告说旅队的任务已全部完成，而且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我向他和另外两人表示了欢迎和谢意。

“你们把北京和包头的邮件都带来了吗？”我问他。

“是的，全带来了。”他答。

“你们收到钱了吗？”我问。

“是的，一切顺利，所有的钱都收到了，包括旅行费用，购买骆驼的费用和委托费。”他说。

“饿了吗？”我问他。

“是的，快饿疯了。”他迫不及待地答道。

厨子们受命下厨，饭很快就做好了。与此同此，骆驼的负载被卸了下来，邮件被开包。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东西，而且还有一大堆的报纸。

7月15日，拉尔森来到我的帐篷报告：

“现在已有237匹骆驼。我们买了240匹，但死了两匹跑了一匹。到现在我们已花去21286.90墨西哥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匹骆驼花去了88墨西哥元。价格如此之低，多亏了安德鲁斯的帮忙。在237匹骆驼中，26匹在诺林的纵队里，15匹在袁教授的纵队里。除了需要27匹乘骑用的骆驼外，大本营的行李需要195匹骆驼驮载。为旅队的蒙古人准备的16匹骆驼已计入195匹骆驼以内。我们最多还需要30匹骆驼，我确切希望明天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你看来，什么时候可以上路？”我问他。

“最迟在7月20日。”拉尔森答。

“你觉得到迪化时还能剩多少匹骆驼？”我问。

“所有骆驼都能到达。我在蒙古已生活了34年，但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上等骆驼。一开始它们可能不好驾驭，性情固执，但那之后很快就会平静下来。”拉尔森答。

最后一名信使于7月17日凌晨4时离开，他带走了我们的伙伴和两箱子装满考古发现的箱子，我曾希望他能够带一封涉及嘎顺淖尔情况的信走，这些情况可以在西汉早期的历史书中找到，其发生年代在耶稣诞生前两百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学问高深，他自己带了6箱子中国古籍，对考古很有用，这些书中就有早期西汉的历史。应我之请，徐教授通读了这些书，在去嘎顺淖尔的途中他为我翻译了书中9个不同的段落，里面提到了嘎顺淖尔和额济纳河。史书的作者是班彪、他的儿子班固和班超，还有他的女儿班昭，因而此书是一部家族作品。对我们来说，手头拥有可以在其中找到今天旅队正在经过的地方的历史资料该是多么重要啊！早期汉代的历史书中提到了一个湖，即居延海，而未提及嘎顺淖尔和苏泊淖尔。他们还知道居延城，而居延县这个名字的出现则是耶稣之后4个世纪的事情。我们是这样解释上述情况的——即使如听上去的那样没有看到那些湖泊——正如在罗布泊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些湖在汉代早期可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像罗布泊一样，湖的分割很可能是由于不断发展的干旱造成的，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才发生的。

耶稣前第四世纪，中国出现了7个王朝，最北面的分别是燕、赵、秦，它们都与蒙古相连。考古学家黄文弼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忙于调查和跟踪百灵庙以南50里的古城墙废墟，它们一直向大本营西南方向延伸开去，旅队在去善德庙和嘎顺淖尔的途中要跨过这道城墙。黄文弼在一封信中向徐教授表达了这样一个猜测，即这段城墙是以上提到的3个王朝建立的长城，它们自成体系互相独立，其目的是为了防御蒙古人。我不清楚黄文弼在他的书中为这个猜想找到了什么佐证，但徐教授认为这一猜想可能涉及一个重大的历史发现。

我简要地提及上述这些小插曲的目的是想表明，在中国的土地上考察时有中国学者的合作对考察的好处和意义有多么重大。如果我单独旅行或只带欧洲人考察，那么为了得到2100年前嘎顺淖尔的历史情况，我最多只能在回到家后向欧洲的汉学家们请教。而今，在历史现场，不仅有历史资料，而且中国的学者们就可以向我作出解释，因此我立刻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事情。

也许人们现在会明白，当我说中国工作人员是考察队的无价礼物时意味着什么。

诺林博士带领的北线纵队现在已出发两个星期了，迄今与他们的联络尚未中断，骑着骆驼的蒙古信使来回奔波，不仅传递双方的信件，而且向诺林带去了他们所需的东西。在7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神圣的巴音博戈多，它的意思是‘富裕的神’。它名副其实，南边到处都有铁矿和锰矿。含矿带一直延伸到查干—敖包—苏莫，我已经对之实施了制图学调查。伯格曼首先发现了这个矿带。”

7月5日伯格曼报告：

“我必须向您报告令人满意的消息，陈在我们早先的营地附近发现了一处很大的石器时代村落，这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最有价值的地点。在两天半的时间里我们已收集了不少于1450件文物，在这些东西中最多的是制作精美的刮削器和石头，其中一些看上去像斧头。也不缺陶器，但陶器上没有纹饰，因而没有确切的线索确定其年代。即使那儿未找到陶器碎片，也可以从一部分人工制品上作出判断，这些人工制品很可能使人想起更古的石器时代。那里很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此后在石器时代就一直有人居住。然而，我现在还不能就此肯定地表达我的观点，因为我现在尚没有机会研究以前在蒙古发现的所有石器时代的遗物。我以1:2000的比例尺画了一张那个地方的地图，对此图我非常满意。正如您将看到的那样，陈的发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为了鼓励他，我已承诺给他25墨西哥元的奖励……”

7月8日诺林自查干—敖包—苏莫来信：

“迄今为止我们的工作令人满意。我已绘制好了两张地图，其内容和以前的地图一样丰富，黑德的美妙的三角形网络向西面又伸展了60里。由于现在你们好像还要在呼图尔图古尔待上一段时间，我们也就不太着急赶路了。伯格曼一直在寻找新的地点，他感到非常满意。”

人们肯定会明白这样的报告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快乐，一切都进展顺利啊！

中国人也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并报告其所获。袁教授在7月11日写道：

“亲爱的赫定博士，我现在处在距大本营只有18公里的地方。白（三名资料收集员之一）在附近发现了石制工具和骨头化石。这就是我们一直走到大路以北三公里的原因。我想尽办法制图。明天队伍将向南面移动，在山脊的顶部您很可能用望远镜就能看到我们。更西面有一个有溪水的地区，我将快速穿越那里，以便尽快到达其西面的山脉……”

黄文弼只能用汉语写信，他将自己的报告送给徐教授，徐教授则从来不会忘记向我翻译报告的内容。我也同样告诉徐教授我所收到的报告的内容。发现铁矿石的消息使他特别高兴，我们已经梦想着建立一条铁路把包头和巴音博戈多连结起来，而且也已算出它会给中国带来数以百万元计的利润。

从北京买来新的干电池以后，旅队的无线接收站又恢复了运转，它的天线发射塔迄今为止一直徒然而立，茫然地“注视”着星空。现在我第一次接到报告：“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收到瑙恩的广播了。”我急忙奔向霍德的帐篷，发现他和冯·考尔正躺在地毯上戴着耳机收听呢。他们刚刚收到瑙恩的报告信号，也就是说，现在是中欧时间1点钟，相当于格林威治时间12点钟，而在我们这里则大约是晚上8点。我戴上耳机，清晰地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嘀嘀声——听到来自柏林的消息使我非常激动。如果电池有很强的电流的话，我们不仅可以收到全世界的消息，而且还能天天与亲友联络。我本来想着要带一部真正的无线装置，但由于困难重重和价格昂贵而作罢。我们需要的唯一东西就是经度，而这通过瑙恩的时间信号就可以得到。

考察队中的11名德国人非常优秀，有了这样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在北京等待的紧要关头，有人敦促我送一些德国人回去，当时似乎也有必要这样做，但我坚持住了，没有把一个人“扔下船”。只有冯·德沃尔少校由于个人原因而自愿旅行回家，他后来失踪了，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难过。

没有德国和中国，这次伟大的考察就不会发生。在德国我不但收到了人们对我的计划的理解、关注和支持，而且找到了慷慨的赞助者。另一方面，如果我拒绝与中国人一起工作，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泡汤，我也早就打道回府了。

7月16日，考古学家黄文弼带着他的由10匹马组成的小旅队回来了，几分钟之后，在徐教授的陪同下他来到帐篷向我汇报，他向南骑了40里直到长城，然后从两个方向循着长城走了20里。从他携带的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和现场考察，黄文弼得出了一些确定的结论，当然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只有他一人负责。根据他的观点，有3段独立的长城建于公元前4世纪，后来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将其连接起来。这些长城现在所存不多，可看到的是一些离地面几英尺高的圆状土墙。黄文弼还找到了一些烧砖的残片，但其余的长城似乎是由草和黏土填充而成的木头框架构成的。墙非常厚，它的外面、也就是北面有壕沟。黄文弼在距一个村庄一里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早期汉代建立的城，其中的屋宇街衢早已荡然无存，但城墙还清晰可辨，而且可以很容易地确定西城门的位置。扎沙庙村的农民很熟悉这座城，他们把它称之为“庄库瞭”。黄文弼在此发现了大批烧砖，上有“之”字形装饰，他随身带了一些样品。这座古城处于阴山北麓，阳山位于更北的地方。黄文弼对自己的发现非常满意，他已经计划在我们的和平之旅结束后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说真的，7月16日不是一个坏日子。我们终于得到了足够的骆驼，黄文弼的发现前景广阔，而且，就在日落前拉尔森和我正在视察驼群时，胡莫骑着他的灰马沿着“马可·波罗街”飞奔到我们面前报告了如下情况：

“百灵庙的考察队已胜利完成任务踏上归途。我们拍摄了1100米长的电影庙会胶片。实施了6次人体测量和血液测试，此外还购回7匹上等骆驼。”

“好极了，其他人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半夜。”胡莫答。

“你们淋湿过吗？”我问。

“是的，都泡透了，在谷地和坑中的水已经没到骆驼的膝盖上。”胡莫答道。

“你们饿吗？”我问他。

“饿极了。”胡莫说。

厨子接到做饭的命令，旅队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外科医生给他摆了一桌丰富的饭食，但他急于向我们讲述所看到的奇闻趣事，以致饭菜都凉了。我心有不安地催促他：“把饭吃完，把饭吃完，伙计。”

午夜时分，里艾伯润兹和哈斯伦德赶着骆驼，披着一身银白的月光归来了，于是又建起了两顶新的帐篷。三人高兴异常，里艾伯润兹对自己拍摄的胶片充满热情，因为那已超过了他的期望。

次日早晨，胡莫和哈斯伦德向我作了详细汇报。他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写出来大家共同欣赏：

在目前的兔年的第7个月的第16天是麦达尔节，又称麦特莱雅。该节持续3天，今年恰好在7月13日至15日进行节庆。寺庙主持的名字叫智仁喇嘛，职位仅次于他的是大喇嘛和东霍诺。寺庙里还有一个“神”——吉根，即转世者，与西藏人的林波彻相应。吉根的名字叫乔尔罗斯喇嘛，他对我们的旅队非常友好，把他们与前来做客的年轻王爷杜姆罗·纳姆奇安排在同一所房子里。当地的首领达克汗百灵王也理所当然地前来庆祝。在上一次这个地区的军事征讨中，百灵庙被汉人夷为平地，10年以后才得以重修。吉根的新房子为中式风格，放有沉厚的圣书的图书大厅、柱廊、庭院、阳台都一如西藏风格，建房的神木来自博戈多·库伦，即乌尔加。听着胡莫栩栩如生地描述，那里的情景仿佛就在我眼前。

在通往举行节目表演的庭院的门口，乐队的圆形喇叭、鼓和钹已准备就绪。高级人员或顺着墙站立或坐在阳台上，他们对面的垫子上则坐着妇女。两个戴面具的黄衣喇嘛穿着像流苏一样的裙子进入场地，开始表演人物和舞蹈。查干·敖包根，意思是“白色的老人”，他是一个小丑人物，非常有趣，他被认为是黄色面具的发明人。经文打开，一个人大声诵读麦达尔，即那个即将到来的救世主菩萨的教诲。左面出现了一群戴黄帽子的高级喇嘛。他们进入庭院排成了一队，前有音乐开道。大喇嘛在罩篷下走过来，紧随其后的士兵扛着麦达尔像，其像放置于一个类似于公共电话亭的轿子上，士兵们还扛着麦达尔的学生的画像。他的后面则是众多的戴面具的人。这个行列离开寺庙，在外边的空地上扎营后开始吃茶点，然后绕寺庙转一圈。在寺庙的四面他们都作短暂的停留，因为每面都对应着上天的一个区域。回到寺庙后，这些人就在众多的旁观者和来宾面前开始诵经。

7月14日节庆达到高潮。早上10点钟时大海螺喇叭深沉的低音在寺庙的房顶上回响，接着叮当作响的铃声加入其中。在进行节日表演的庭院里，善男信女们根据职位和资历各就各位。驱妖舞开始了，戴着牡鹿、野兽以及其他动物面具的喇嘛两人一组踱了进来——跟我在西藏看到的一模一样。里艾伯润兹被挤撞的无处可站，不得不爬到一个低矮的柱子上去拍摄。仪式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项目，喇嘛们举着一张很大的三角形纸片在人群的头顶上晃动，据说它能够将所有的魔鬼和罪孽吸走。然后所有人都走到外面的平地上站成一个半圆，中间点起一堆火，三角形纸被扔进火中烧掉，这代表魔鬼的黑色物质全都化成了火焰。另外一个重要的节目是两个魔鬼附体的人登场表演，两个喇嘛先把魔鬼驱入他们的身体，后者看上去真的如中魔一般。两人面庞鼓起变成了红色，眼睛几乎都快要蹦出来了，嘴唇上满是白沫，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和不可控制的狂喜之中。他们确实很危险，我们的人受到警告不要靠得太近，因为这两个人都拿着矛和剑四处乱挥。真的，他们还弯弓射箭，不仅向空中射，而且还向水平方向射。有一次他们还向正在屋顶上拍摄的里艾伯润兹扔石头。

7月15日的节庆中出现了新的舞蹈和戏剧，还增加了两个戴着高帽子的魔术师。

中午时分曲终人散，成群结队的香客四散回家。正如胡莫所讲的那样，他们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妇女们佩戴银饰、发带、耳环、项链、手镯和戒指。黄色、红色、绿色和蓝色配合得十分和谐。

我们的人有幸作为吉根的客人住在他的房子里，那样就没有人敢冒险去碰他们。他们一到百灵庙就去拜访头人达克汗百灵王，他友好而诙谐地接待了他们和其他造访者，客人们给他带来了礼物、杏子、蜜饯、糖果和哈达。

在节日的第一天，乔尔罗斯喇嘛举行“招待会”，他坐在“宝座”上，前来参观的人们接受他的祝福。吉根手持一本黄书，轻触朝觐者的头部，算是对他们的赐福。香客们都向他敬献礼物。7岁的哈姆博喇嘛，藏语称“堪博”喇嘛，携其他人来到“神”的面前，乔尔罗斯喇嘛起身坐到他旁边的宝座上，慈爱地抚其头与之谈话——这是一个动人的、难以忘怀的画面，因为双方都显现出天生的高贵气质。

胡莫、里艾伯润兹和哈斯伦德都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为了他们的安全，吉根甚至还颁发了专门的命令。虽然接圣水的荣誉轮不到他们——用孔雀羽毛在圣器中蘸水向香客身上滴撒，但他们仍然受到了尚礼的主人的应有的关照。他们向寺庙敬献了50元钱，向圣僧们赠送了许多小礼物，如闹钟、刀子以及其他东西。当他们向吉根辞行时，吉根向他们索要在寺庙拍的照片，且许诺给我们写一封推荐信，称那将对我们的西行考察大有好处。我们因此决定派一个特使给他送上照片及其他礼物，同时再将他许诺的推荐信取回来。

我曾谈过旅队的骆驼，并且引用拉尔森的话说他从未看到过如此多的好骆驼集中在一块。昨天晚饭时他把大家都逗乐了，他说在视察驼群期间发现，如果从后面观察一匹站着的骆驼，它的身体就像一个直立的椭圆形。但他说，我们的许多骆驼都是平放着的椭圆形——它们太胖了，肚子圆滚滚的像气球，营养太丰富需要减肥。的确，我还从未听说过几天之内就要开始2000公里沙漠之行的骆驼要斋戒3天，但这对我们的牲畜却是必要的。最近这3天，约有100匹肥胖的骆驼要拴在营地里接受减肥治疗。

拉尔森向我透露，他一宿没睡，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蒙古人也不能安睡，原因是担心骆驼会出什么事。如果就像现在一样，骆驼再无所事事地过上7周好吃好喝的日子，它们就会变得过度兴奋而不听使唤。由于骆驼肚子太圆，驮鞍和行李来回晃动而无法在驼背上保持平衡，因此只要一件行李滚下来，或者只要一个骑者的头盔被风吹落，那旁边的骆驼就会受惊，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地全速奔入草原。它们一跑，其他的骆驼也会跟着跑。于是，不会有箱子，也不会有面袋子了——一切都会被扔掉。箱子被摔开，里面的东西散落四处。更为糟糕的是，扔掉了行李的骆驼一身轻松，狂奔数小时才能平静下来。经过这样一场破坏性骚乱后，需要几天时间收集散落的东西，修补箱子和重新装载。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让那些最强壮的牲畜空着肚子走路。另外一项措施是把大队人马分成几个部分，彼此相隔100米，这样就可以把灾难限制在小范围内，尽可能阻止骆驼“叛乱”的扩大。第三项措施目前还在营地周围的地区进行实验，这项措施是，挑出速度最快的骆驼由年轻敏捷的蒙古人在行军途中骑乘，他们将负责追赶那些跑掉的骆驼并迫使其停下来。

无论如何，出发时的场面确实激动人心。由于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使自己冒摔胳膊断腿的危险，我让拉尔森给我选择了一匹性情平和的乘骑骆驼。于是一匹18岁的母驼成了我的坐骑，它浑身黑色，高大、平和、优雅，我可以抚摸它的眼睛、鼻子，对此它毫不在意。如果是其他骆驼的话那情形就不同了，它们会吐唾沫，在你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的衣服上、脸上已是一片狼藉了，那情景让人想起了乳脂。但我的骆驼却彬彬有礼，举止得体。那个把它与另外几匹骆驼一起卖给我们的蒙古人起初不愿意与它分开，因为它曾经驮着他的儿子去过池南府，在经过锤声震耳、火花乱飞的铁匠街时它眼睛连眨也不眨一下。但当拉尔森告诉他我将骑着这只骆驼去哈密和迪化时，他改变了主意：“如果那位伟大的首领要骑它，我很乐意把它转让给你们。”

这些天来当我的眼睛从“书桌”上游移开来转向外面的游动的“城”时，心中不免伤感。到处都在打包，到处都放着箱子。信封和纸片满天飞——一切都为了出发。

最让人心疼的是与那个小羚羊的分离，它无拘无束地四处跑着，不时进帐篷来看我一眼。它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甚至在我们的狗身上闻闻嗅嗅，而狗则对它的冒犯不屑一顾。

该地区的头人没有向我们索要任何补偿，但我们给了他100块钱和各种小礼品，以作为旅队的牲畜在他的领地上吃草的代价。众多其他居民，既有蒙古人也有汉族人，都由于他们给旅队的服务而收到了报酬和奖励。

与此同时，7月19日，我们在“碱水河”上的最后一天到来了。到处都洋溢着出发前的气氛，所有的骆驼在中午1点前在营地集中，整天时间都花在为骆驼上装上。它们的左脸颊都印上了我的姓的第一个字母H。里艾伯润兹今天要拍摄骆驼集中起来的壮观场面，但天公不作美，雨下得很大，光线暗淡，气温很低。

时已仲夏，令人窒息的热浪随时都会出现。今天中午1点钟时的温度为18摄氏度，这是一个很舒适的温度，而且天下雨时还感到有些冷。目前为止，旅队还未碰上大热天。当我们在嘎顺淖尔把骆驼安排好时，那么最坏的日子才算过去。我们估算两个月才能到达那里，考虑到要制图的原因，旅队每天走得很慢。

霍德博士整个7月都异常焦虑，因为气象观测就要在呼图尔图古尔进行，他一直迫切地催促我使之成为可能。这件事情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当明天我们随大部队出发时，齐莫曼、玛斯考尔、刘以及一个蒙古人还要一直在这里待到7月31日。气象站会保留，气象观测工作将继续进行。

“马可·波罗街”已失去了蓝色帐篷群所形成的美丽外观，我们走后留在后面的人肯定会感到很孤独，但留下的小羚羊也许会为他们带来一丝安慰。

我们因而可以提前12天走。为了赶上大队人马，齐莫曼的9匹骆驼的小旅队每天都需要长距离行军，很可能在善德庙，或在从这里到嘎顺淖尔的路上与我们会合。

我昨天还在想，把这一小股人马留在呼图尔图古尔是否明智和恰当。地区的头人曾对拉尔森讲，只要旅队全部驻扎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没有人敢贸然进攻一个有这么多欧洲人的营地。但这里的和平与安全常会受到威胁，他不能为那些留在后面的人的安全负责。当然，如果有什么风声，他肯定会提前向他们发出警报，而且他还很乐意为他们提供一支蒙古卫队。穿越亚洲的旅行总是伴随着危险，如果总想在任何时候都避开它们，那么最好还是待在家里，我不相信就真的如听上去那样可怕。

人类的计算经常会发生错误，我与拉尔森同意把7月20日定为出发日期，但天空乌云厚积，天气阴冷多风，看上去像要下雨。诚如预料，我们刚在呼图尔图古尔吃完最后一顿午饭，天就下雨了。我从未想到那个地方的一场雨会阻碍旅队的前进，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抱怨干旱少雨，如果不下雨夏天的草会成什么样子？我们渴望下雨。拉尔森曾请求精通天气变化的霍德，看老天爷的“水门”何时才能打开浇灌牧草，现在终于下雨了。雨落得挺快，但要等到地面湿到吸鞋的程度还需要时间。下午时雨越下越大，噼噼啪啪地打着已经湿透的帐篷布。装着沉重行李、给养和其他东西的箱子已经成对排好，用绳子捆着，只等着一声令下往骆驼身上上装了。面、糖、其他容易受潮的东西恐怕会变质。蒙古人已放下工作进帐篷喝茶了，他们不喜欢在倾盆大雨中干活，但拉尔森过来把他们轰了出去。所有的给养箱子再次被集中起来用帐篷布盖好。

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过去了，地面已经湿透了，走路时脚下泥水四溅，扑通作响。水从我的帐篷的遮阳篷上哗哗流下，在帐篷前形成了一个个小湖。湖水四溢，到处一片汪洋，所有的坑中都积满了水。外边人迹杳然，大家都缩到了帐篷里面忙这忙那。拉尔森经过一番视察后前来报告，说明天出发已不可能了，因为驮鞍、盖布、绳子都已经湿透。如果我们已经上路走了一段时间的话，事情就不会这么糟糕。但现在骆驼吃得太好，太活泼，已经成半野的骆驼了。如果现在给它们上装，越来越干的绳子就会慢慢变松。行李会从驼背上滑下，而且只要一件行李滑下，其他骆驼就会飞奔甩掉自己身上的负担。湿盖布很容易腐烂，而且随着湿度的升高会将骆驼擦伤，现在已经完全脱毛的驼肚比冬春时更容易受伤。

因此我命令，7月20日仍然原地不动。工作人员继续自己的工作，甚至无线电台也被重新建了起来。后半天阳光灿烂，风也刮了起来。

到7月20日晚上我们已经清楚，22日之前出发已不可能了。盖布表面虽干，但里面仍是湿的。而且，事实上我们也需要在7月21日这一天把一切重新布置好。

和该地区的西部相对的三个地方的名字分别是冬杜尔—吉恩—户舍、巴润—衮—户舍和德云—衮—户舍，其意分别是“中部伯爵的土地、西部伯爵的土地、东部伯爵的土地”。“衮”意为“伯爵”，这是拉尔森在乌尔加时蒙古人送给他的称号——可见这个地区对外来者并不十分友好。1900年斯堪的纳维亚蒙古传教团的若干瑞典传教士被谋杀，他们是斯奇伯格、斯艾伯格（一个有瑞典血统的美国人）、希尔达和克拉拉·安德森姐妹以及伦德小姐，据说他们是被“义和拳”杀掉的。

7月21日就快要结束了，我刚喝完下午茶，骆驼们都在营地里，需要一整天为它们上驮鞍，但现在都已完成了。不过箱子的事情还没完，因为等绳子干后还要将其重新捆装一次。大量的行李被再次散开，这样箱子就能两个一组地分开放置，目的是为清早的上装做好准备。整个景象看上去颇为奇特，人们几乎找不到路，营地给人的印象是刚经历过一场战役。我不停地在躺着和站着的骆驼之间走来走去，在它们的队列之间形成了真正的大路和街道。空气中充斥着只有骆驼才能发出的气味，这种味道虽称不上芬芳，但只要你一直生活在骆驼中间，就不会去在意它。骆驼过夜的宽阔场地上已被厚厚的驼粪覆盖，这种东西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会成为这个地区蒙古村民的燃料。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发之际，诺林和伯格曼派来了一位信使——他受命快去快回。信使带来了诺林纵队的令人渴望的好消息，他们正在北面向嘎顺淖尔前进。

诺林写道：“我们的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干得不错。由于索得鲍姆的加入，我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了，因为我现在不必在行进时一直待在旅队里了。我们现在急于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和每日走多远。今天我们停在原地整理地图和日记，但明天又要继续前进了。”

同一天的伯格曼也写道：“自上次写信以来我已经发现了14处石器时代遗存，大多数都不很丰富，但却看得出来是村落。这样，我总共发现了28处遗址。我现在对自己要求很高，一天至少要找到一处遗址，然而我只能遗憾地说，我将不可能做得这么好了，因为诺林打算天天前进，我只能在休息的日子里做一些适当的工作，尽管如此我仍然确信自己将会发现许多东西。一旦到达嘎顺淖尔，真正的大发现就会出现。”

由于今天刚刚听说西部地区很不安全，因此这支已与我们分开的弱小纵队的消息让人松了一口气。我还为留在后面的齐莫曼、玛斯考尔和刘的安全担心，但他们只是淡淡一笑，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