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骆驼暴动

7月22日的黎明终于到来了。拉尔森于凌晨5点准时叫醒了我。天色虽已开始发亮,但我的帐篷中仍是一片黑暗,不得不点灯。明端来一个盛满热水的大盆子,准备给我洗衣服。因为急着出去,我起床的动作比平时快。

伟大的日子来到了,这将是一个我和所有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旅队现在将要赶着自己的骆驼,而不是像从包头出发那样赶着雇来的骆驼出发了。营地里一片嘈杂。拉尔森下了一道又一道命令,骆驼尖叫着对放到背上的重物发出抗议。人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在急切地交谈和问答——蒙古语、汉语、瑞典语、德语、丹麦语和英语。场面如此独特,宛如一支小部队要去一片陌生的土地进行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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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两只总是随身携带的箱子装好了,里面都是我每天要用的东西,日记、书写材料、地图、罗盘、圆规、两套干净内衣、几本参考书、我母亲的《圣经》和《圣歌书》,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5点15分时我们开始用早餐——呼图尔图古尔的最后一次早餐。拉尔森平静轻松,他很高兴马上就要出发了,他履行第一旅队最高指挥的时刻也终于来到了。他甚至在别人之前已做好了准备,他急急忙忙走到外边。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问马仁,一个长得很像美洲印第安人的蒙古人。

“是的,所有的骆驼都装好了。”马仁回答。

“你数过了吗?”拉尔森问。

“与我们一起走的不多不少150匹,还有98匹留在这儿。”马仁回答。

“再见。”拉尔森一边向我们大声道别一边向旅队最前面走去,他要徒步带领第一队前进。第二队由穆伦温格率领。没有别的欧洲人与他俩做伴。拉尔森只有11个蒙古人——对这么多骆驼来说确实嫌少。但我们留在后面两小时后才出发的旅队只有4名蒙古人——两个跟诺林纵队,两个跟袁教授纵队。

拉尔森在清晨6点消失在顶上有敖包的山后面。他带着20匹骆驼,其他3个跟在后面的小组各有约15匹骆驼。现在最后一匹骆驼也过了山,越过呼图尔图古尔向西而去。在这个方向上的原野起伏平缓,用7.15毫米的军用望远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的3队骆驼——事实上,在清晨7点30分时仍能看到最后一组骆驼的身影,它们就如同明亮的海绿色中一道移动的黑线。看到他们上路真让人心中轻松啊!说真的,我们没有必要心存担忧,因为拉尔森和他们在一起。即使这个或那个骆驼甩掉了行李,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所带的行李主要是给养、比较重的个人设备和装银元的箱子,这些东西都不怕摔。

与此同时,帐篷被拆掉了,毯子也被卷起来了,骆驼被带到行李跟前,厨房也被打包,我们耐心等待出发。霍德博士已释放了78号试验气球,气球高度达8000米,肉眼无法看清。南方刮来一阵强风,天晴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身上生疼。突然几个蒙古人指着北面的草原喊:“拉尔森的骆驼!”他们一下子来了精神,飞身骑上骆驼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冲去,为的是拦住9匹向东全速奔跑的离队骆驼。逃跑者中一匹还驮着行李,另外两匹背着驮鞍,其他几匹身上什么也没有了。

傻瓜也会看出发生了什么事情——那9匹骆驼受惊挣脱了,正疯也似的逃跑。在更远处的山下,胡莫博士看到了另外15匹骆驼,它们的身影映衬着地平线,放开四蹄向北方狂奔,因此跑掉的不仅仅是几匹,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旅队七分之一的骆驼。

拉尔森的一名蒙古手下飞奔着冲入营地,他已经来不及从骆驼身上跳下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只是用两条胳膊画圈,摇着头大叫:“全都乱了!”然后一夹腿就飞奔而去。

现在时间是8点20分,我们等待着拉尔森的信使。胡莫博士、傣特曼和我一起登上敖包用望远镜向西搜索。在两公里开外的地方有大约50匹骆驼正在吃草,但那是一个汉族商队的骆驼。在更远的西边看到一系列黑点和一道道黑带,那黑点显然是扔掉的行李,而黑带则可能是拉尔森纵队的骆驼。在西南面左方的高地上我们的蒙古人正骑着骆驼对一匹驮着行李奔跑的白驼紧追不舍,它被追上制伏了。蒙古人欲将其带回营地,但那牲畜脾气倔犟,不想跟他回来,傣特曼和胡莫赶紧下去帮着把骆驼的负载卸下,并设法将那家伙带回了营地。我们最先看到的那9匹骆驼也打东北回来了,我下山查看这帮“叛逃者”,白驼大腿左右的皮和肚子被箱子的边沿磨开,正在流血。9匹骆驼当中也有几匹血流不止。如果骆驼走得慢一点的话,其身体自然不会与行李碰擦。当然,谁也没去将箱子设计的去适应那种速度。

与此同时奔向灾难现场的沃尔兹带回了详细的情况。

“情况看上去很糟糕,”他说,“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100多匹骆驼失踪了。”

“拉尔森怎么说?”我问他。

“他要两桶水,而且认为旅队必须在新营地进行重新组织。”沃尔兹说。

中午1点吃午饭时,我命令所有没有特殊工作拖累的人都出去帮助几个蒙古人寻找骆驼和丢弃的行李。

“这次事故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有人问。

“失去了两周的间歇期和一些骆驼,而且,穆伦温格带的银元箱正在去蒙古共和国的途中,银元箱子可能会在那儿与骆驼一起被偷走。”

沃尔兹回来后,我立即派玛斯考尔和赫姆波尔去拉尔森那里。玛斯考尔很快回来报告说新的宿营地看上去像一个战场一样可怕。拉尔森与两个蒙古人待在那里。

在山顶上瞭望的当儿,我的帐篷又被重新搭了起来,那虽然是好意但却没有必要,因为一吃完午饭我就在胡莫的陪伴下出发去新营地了。我只随身携带了一卷地图、一个罗盘、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和若干香烟。临走以前我向小羚羊告别。刚才我们检查受伤的白骆驼时,小羚羊轻盈飘逸如玉人般地翩然而至。那骆驼仍在张着鼻孔紧张而激动地喘着粗气,小羚羊的到来惊得它飞腿后踢。如果这一腿踢着了,那巨大的力量会使小羚羊如小球般飞向帐篷,但骆驼踢空了,其后腿从粗心的小羚羊头上掠过,我们赶紧把小羚羊带出了危险区。

沃尔兹的坐骑拴在一袋大米上与别的骆驼站在一起,但它只戴缰绳而未拴鼻绳。不知道什么缘故它也受惊了,横冲直撞地冲入其他骆驼中间,米袋子像一片羽毛枕头似的被拖来拖去。尔后它又冲到最后几顶帐篷中间,把那儿搞得一团糟,最后,那家伙又冲入那些拴着的骆驼中间,把它们也冲得无法控制。好在经过一番努力后闹事的家伙终于被抓住并紧紧地拴了起来。

在距一个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旅队碰上了汉族商人的骆驼,我忙于画图,没有注意那群牲畜,但让胡莫吃惊的是那里有几只背着驮鞍的骆驼,我们赶紧停下来看个究竟。那个汉人帮着挑出了6匹不属于他的骆驼,它们的左面颊上都烙着字母“H”。它们被拴在一起由胡莫带着,大家都很高兴不会空着手去见拉尔森了。我们还给他带了一些别的东西,其中有从8号营地附近的泉水中汲取的两桶冷水。

草原一片荒凉,但溪水两岸的牧草却新鲜嫩绿。我们接近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这段距离只有4.17公里,以平常的速度我们需要59分钟就能走完。因此这不算长距离,但却是一段多灾多难的距离。

还未抵达事故地点,我们就看见草原上遗落着三三两两的鞍布,它们无语地孤零零地散布着,或彼此拧在一起,或纠缠在绳子里。在路上散布着箱子、口袋、行李箱、桌面、帐篷杆子、椅子等,其混乱程度让人吃惊。然而,新宿营地,也就是大恐慌发生的地方,才是混乱的中心。一到这里人们就本能地想起了战争,大约有50匹骆驼已被重新聚到一起,鼻绳系在四处放着的箱子上。令人惊讶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箱子被摔开了,一些箱子上有血迹。拉尔森前来见我,平静如常,但很沮丧。他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最后终于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的需要:“我渴得要命。”

骆驼卧倒在地,水桶取了下来,拉尔森喝了个痛快。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因为其他人也在喝。水真是解渴的好东西,在这些干旱地区的夏季,干渴总是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人。

拉尔森开始讲事情的经过。他一开始就发现骆驼们骚动不安,它们显得紧张不安,眼睛盯着地平线,头快速转动。但旅队还是出发了,旅队缓慢前行,并不时地停下来看看行李是否歪了。直到离开8号营地3公里后3个小组仍保持着一定距离。之后拉尔森把它们分成5个小组,各组靠得很近,以平行队伍向前开进。他们穿越了干河床后就沿着它的右岸向平原的西部走了不大一会。这时候拉尔森发现已不可能使驼群保持平静了,于是决定设营休息。

然而,他与整个旅队都处在一条峡谷中,谷中溪水奔流,使人想起一旦下大雨就会有洪水泛滥的危险。于是旅队继续向前,走了200米后在一个平缓安全的山坡上驻留。如果他留在峡谷中的话,那就不会出任何事情。但就在这个小坡上厄运降临了,一只骆驼挣脱绳子,从同伴的旁边跑到了最前面。

它很快加快了速度,其背上的箱子上下颠簸,里面的东西哗啦作响,惊得它猝然狂奔。邻近绳子上的骆驼在互相碰撞中也受到惊吓而狂奔起来,其他骆驼也被拖着一起跑。于是就产生了一场可怕的混乱。如果骆驼是连在一起向西跑的话,那么拉尔森手下的蒙古人会很快赶上并截住它们。但它们一开始转着圈跑了几次,又蹦又跳地企图摆脱身上的行李。行李不是被摔到左边就是扔到右边,像火柴盒似的被拖着。哗啦啦的声音震耳欲聋,响彻山谷,犹如房子倒塌了一般。人若置身于这种令人眩晕的混乱中会非常危险。

拉尔森徒步而行。他左手抓绳,右手抓着那个驮着我的大旅行箱的疯了似的骆驼的鼻绳。骆驼们扯着绳子,屁股跃起,拉尔森有被踩到蹄下的危险。可这时他的右手还握着一把柄上满是木结的蒙古驼鞭,他使出全身力气毫不留情地抽打那些狂暴的动物的敏感的鼻子——骆驼的鼻子一受到重击就会就变得麻木从而使骆驼平静下来。他控制住了自己的那一条驼绳和驮着我的箱子的骆驼。我想,它们并未真正平静,但它们停止了骚动。因为拉尔森一旦发现哪个家伙有骚动的迹象,他的鞭子就会毫不犹豫地挥向其鼻子。拉尔森的绳子上大约有20匹骆驼,他希望把它们全部控制住,但一串逃脱的骆驼从旁边冲了过来,把拉尔森的骆驼绳一下子冲断了,他只控制住了7匹骆驼,其余则狂奔而去。

穆伦温格也勇敢地与疯狂的牲畜搏斗,拉尔森很欣赏他的力量和敏捷的反应,他的唯一不足就是想抓住太多的骆驼。他一只手抓着两串骆驼,又想用另一只手抓住冲过来的第三串骆驼,但头两串却挣脱了,个个鼻子流着血着魔似的四散而去。它们或者扔掉箱子,或者将其拖在后面,箱子松开后散在地上,而它们仍继续狂奔。但穆伦温格并未认输,他骑着一匹速度很快的骆驼如箭般追上去,追上后就用鞭子猛抽逃窜者的鼻子,并抓住绳子将其带回出事地点拴在重箱子上。然后他又冲向下一个逃跑者,每次他都能抓回一个骆驼。但场地很快就空了,他的追捕也变得越来越长。拉尔森说穆伦温格在这一天的表现非常棒,他追回了驼队的相当一部分骆驼,但如果有人想从他本人口中得到一些这方面的情况的话,他只是笑着强调说自己并没有做多少事情。

蒙古人马仁的表现也很出色,他驯服了6匹骆驼。150匹骆驼中只有13匹被控制住了,其余的都如风中的谷糠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拉尔森说他曾看到一匹很大的骆驼驮着两只220公斤重的箱子,如羚羊般轻巧地越过溪水跑走了。他曾在蒙古带过100匹驮着皮毛的驼队,那些骆驼也制造过类似的骚乱。他也曾目睹过无数次小的骚乱,但像7月22日这样,所有的骆驼都一齐发疯的事情他却连想也没想过。

几个蒙古人已经记住了带头闹事的骆驼,都说应该煞一煞那家伙的威风,办法是加重其负荷,这样就能将其内心的邪魔驱除,从而使之懂得规矩。不仅如此,蒙古人还断言这场灾难是有根源的,并不全是因为骆驼太胖,吃得太好,休息得太多,或是受了惊,而绝对是他们自己疏忽大意的结果,那就是他们没有向以前营地附近的神圣敖包贡献牺牲。我请求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去贡献,以便我们能够免除由逃跑的骆驼和丢失的箱子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拉尔森讲完时已是下午4点,他确信他简直不能形容几小时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其所目睹的混乱就如同经历了一场大战。

霍德、冯·考尔和里艾伯润兹逐渐与我们会合。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了箱子和盖布并十分明确地指出拉尔森应向哪个方向派出蒙古人。里艾伯润兹很后悔没能与拉尔森一起出发,拉尔森则绝对肯定地告诉他,那种场面如果拍成电影肯定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其所值能超过成本的50倍。但他又颇为理解地安慰说,里艾伯润兹在去嘎顺淖尔的路上将会有十几次的机会再次目睹那种场面。我也尽力安慰他,指出如果他在现场的话,肯定会被撕成碎片,摄影机也会被摔碎。

三人转回了8号营地,胡莫与他们在一起。拉尔森和我与几个蒙古人在一起,他不断地发出指令和听取汇报,而我则盖着一块布睡着了。

一小时之后我醒了,营地一片宁静。拉尔森举着望远镜站在营地西面的山上,旁边只有一个戴草帽的蒙古人,他正在接受那些不时地送回来的东西。我问拉尔森是不是有重要的东西丢失了。

“是的,丢了两只装有4000块银元的箱子。我们正在派专人寻找——穆伦温格已去找了,但迄今尚无结果。”

“他知不知道驮着银元的骆驼向哪个方向去了?”我问道。

“不知道。整个现场是一团混乱,眼睛不可能只盯在一匹骆驼身上。”拉尔森答。

“如果钱丢了怎么办?如果土匪或窃贼发现了那两只箱子,我们就再不可能有什么指望了。4000块银元的损失太大了。”我说道。

“不过,就现有的给养走到哈密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不找到箱子是不会罢休的。这里还有一只箱子被摔裂了,所幸银元没有滚出来。”拉尔森说。

“好啦,事情只能这样了,我不想再次派信使到北京取钱了。我们必须省吃俭用了。到哈密以后会有30匹骆驼空出来,把它们卖掉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到达迪化。”我说。

在距我坐的地方几乎不足15步远有8匹骆驼,它们的鼻绳被紧紧拴在重箱子上。这些牲畜紧张不安,激动得难以自已。它们平常安静温和,但现在由于疯跑而变得无法控制,几乎不能安静,不停地绕着箱子兜圈子,拽绳子,与已经消失的同伴一起飞奔是它们最大的快乐。它们一个个不停地呼哧呼哧喘气,宽大的鼻子往外喷着白沫。它们的眼睛平常柔和似梦幻,但此时却像火红的木炭,眼白充血,令人恐惧。突然,我的白色硬太阳帽从头上掉了下来,带着很大的响声滚动在几只骆驼中间。这使它们异常恐慌,纷纷扬起后腿直立起来,脖子乱晃,围着箱子猛烈跳动。好在帽子继续滚动,安全地通过了这个炼狱,没有被它们啃坏。我走向前去轻声细语地抚慰它们,渐渐地,它们的“舞蹈”停了下来。

大约10点时一个蒙古人赶着15匹骆驼归来,一些骆驼还驮着行李。我们让骆驼卧下为其卸去负荷,并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拴在箱子上。

“快来呀!”拉尔森喊道,“丢掉的钱箱子回来了。”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这样去哈密之前就不用卖骆驼了。别的东西丢掉并不要紧,我的愿望是尽快出发向西。”

半小时后又有两个蒙古人出现在山头,他们领着20匹骆驼,个个背上都驮着从周围地区捡回来的行李。

“这是我和霍德的行李。”拉尔森喊道。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只骆驼?”我问。

“加上那些已在8号营地的大概有100匹,约有50匹还未找到。”拉尔森说。

“在搜索期间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此住上两天。但我实在不想再待了。假如情况很糟的话,我们也能承受得起损失。只是骑骆驼的人必须步行了。”我说。

日落时分,老营地的人来看望我们。人们在8号营地和9号营地之间来回穿梭,有时候捡回的行李被送到旧营地,因为发现行李的地方离旧营地更近些。而且,我们还不得不时刻了解什么东西还未找到和多少匹骆驼已被找了回来。赫姆波尔来回查看,记下未丢失的箱子的数目——他知道丢掉了多少只箱子。第二天他还将自己的记录与玛斯考尔的记录进行了一番比较。

黄文弼也从老营地过来了,我问他有没有丢东西。是的,他的6只装有宝贵的中国古书的箱子有一个不见了。他很达观地对待这件事,脸上若无其事,但他却一个人独自进入草原,一直找到太阳下山才回来。

最后,徐教授也带着两个学生出现了。他对一片狼藉的场面非常吃惊,而他更惊讶的是我的平静——我居然还能开玩笑。

暮色渐浓。胡莫和明、两个蒙古人和几匹骆驼带着我们和拉尔森的帐篷、睡袋以及部分厨房用具来了。

显而易见,我们还要在这里至少待上三四天,因为受惊的骆驼需要一段时间平静下来,很多牲畜已闲了一整年,背上重东西就发狂一点也不奇怪。更糟糕的是拉尔森还要为旅队找更多的人手。他要雇10名汉人为蒙古人做帮手。晚上,一些人被派到村子里物色人选。

晚上大家都疲惫不堪,没有出去搜索的蒙古人一整夜都与拴在一起的骆驼睡在一起,以便随时应付不测,但牲畜们一直很平静——它们也该累了。

当天的这一幕确实很有趣,那是一种群体心理在作怪,开始是一只骆驼受惊或觉得实在无法忍受沉重的箱子的困扰,于是猛然跳起扔下负荷,继而邻近的骆驼受到感染群起效尤。结果所有骆驼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影响,在15分钟内整个驼队四分五裂,一切秩序都荡然无存,所有的牲畜就像风中的谷糠一样飘然四散。那真像一场公共集会,一位强有力的、精力充沛的演讲者把听众吸引到自己周围,人们跟随他,因为他讲话有说服力,至于他说的什么,听众从不思考。如果骆驼们知道自己在奔跑中会被箱子尖利的棱角擦伤腹部和腿而备受痛苦的话,它们也许会离开那个煽动者,可它们只知道跟着乱跑。

在这场大混乱中也有挑战、反抗和革命的成分。如果骆驼能够思考的话,人们可以想象它们会起而反抗强加在其背部的“枷锁”,会决定跟随那个能告诉它们如何摆脱压迫的骆驼。它们把我的宝贵的箱子扔在地上——那是对压迫者的抗争。它们对人喊道:“如果你们想将货物弄到嘎顺淖尔,那就请自己拖着去吧。我们再也不愿做你们的奴隶了,你们对给我们造成的麻烦的唯一回报就是让我们在草原上吃半天草。但这种好处在我们摆脱你们残忍的皮鞭以后自己就可以得到。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自由最可贵,让行李见鬼去吧!”

7月23日一整天都在搜寻逃跑者。7月24日早晨,来自早先同一营地的几支小旅队正向我们走来,其中有18匹骆驼带着霍德的氢气桶。我急切地想知道骆驼怎么会愿意驮这些类似鱼雷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而且它们比一般箱子还要重。我爬上营地高处的山顶举着望远镜观察着,只见旅队平静而缓慢地抵达营地,把其危险的行李卸在距帐篷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暴动的骆驼身上,我怀疑它们将来还会如此。至于在前天的大混乱中一直向西突奔而走的那只混蛋骆驼,昨天有传言说它已被拴在一顶蒙古帐篷上,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传言不真实,蒙古人今天报告说人们在好几个地方看到它,先是在东面,后又在东北面。我们的一个蒙古人曾追过它。

另外两匹完全消失的骆驼中的一匹出现在许多地方,它已经不停歇地跑了48小时。今天晚上我们的两名搜寻人归来后报告说那匹骆驼现在肯定在距此300里之遥的北方,没人看见它吃草,它只是不停地跑,可见疯得很厉害。这种牲畜我多年前就见过,根本没有找回来的可能。在因心力衰竭而倒地死亡之前它不会停止奔跑。这类骆驼身上确有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它可以轻而易举地穿越辽阔的草原,如幽灵般飘忽于沙漠之中。在漆黑的夜晚它迈着轻盈、迅捷的步伐通过游牧人的帐篷。骑手和游牧人看着它在草原上快速掠过,所有的人都知道怎样与之相处——没人想要抓住它们,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种牲畜已走火入魔,不可能再为人类服务。它将永远消失在荒野之中,直至死亡。

这天晚上的清点安排在骆驼群中。沃尔兹、冯·考尔、穆伦温格、拉尔森和哈斯伦德已数了多遍,马仁和高姆博也同样数了一遍。11次点数的结果表明在我们的营地中有233匹骆驼。此外,8号营地还有10匹,两匹有人骑着进行侦察搜索,诺林和袁教授带着40匹,因此旅队现共有骆驼286匹。还有3匹失踪,其中一匹无望找回,但没有它们我们也能过得去。由于它们疯得厉害,摆脱它们也许是件好事。

为去善德庙而招募的10名汉人有4位今天晚上已到营地。他们虽然是农民,但知道如何与骆驼打交道。由于土匪横行,农民觉得种地已毫无意义,因此很乐意来工作,我很高兴我们能彼此帮忙。增添了10个新人手,骆驼就容易控制了。一个月之后,它们就会变得驯顺起来。

当然,10名汉人的到来也多了10张吃饭的嘴。诺林在归化城买了大量中国面粉,在善德庙还可以再买一些。前天的大灾难中我们损失了350块钱,要不是及时补救的话,损失还可能更大。

现在是晚上10点30分,天开始下雨了。外面一片漆黑,不时传来一两声骆驼的尖叫声,很快,听上去好像是众驼在一起叫唤,由于蒙古人也开始叫喊,我便以为一场新的革命又要爆发了,可这一次骆驼们什么事也没有,一切很快又归于沉寂。外面放哨的人不会挨冻,昨晚的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今天的最高温度已超过了30摄氏度。

雨点欢快地打在帐篷上,今天晚上我肯定会梦见不停奔跑的骆驼,不管是阴雨凄凄还是阳光灿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们不是被草原的魔鬼驱赶着就是被自己朝思暮想的未知仙境所吸引,片刻不停地向北方跑去。

7月25日营地的生活再次进入正常的轨道,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9号营地比8号营地略高,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瑙恩无线广播电台的时间信号格外清晰,音质大大好于以前。建立无线电台和竖起发射天线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霍德、冯·考尔、傣特曼和几个中国学生只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在旅队停留时间超过一天的地方我们总要将无线电台建立起来,如果一次走得距离很长,那么即使在只停留一晚上的地方也要将发射天线塔竖立起来,以便我们能随时知道时间和经度。

诺林的北方纵队已有好几天没有消息了,但我肯定他们正在不紧不慢地向西推进。而袁教授的南方纵队刚送来一封长信,内中报告说他发现了一座火山,现正在给其环状山坡作图,那个地方叫盖希克。

从北方纵队伯格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与其资料收集人陈的收获也不小。由于考古学家黄文弼在主纵队,所以我希望我们也能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发现,虽然我们走得比其他两支纵队都要快。据推测,在更西方的通往嘎顺淖尔的整条路上将会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但在去哈密的路上这种遗址会越来越少,因为旅队在那里要通过一个宽达200公里并且布满沙丘的不毛之地。如果在石器时代那里的气候条件就和现在一样的话,那么就别指望有重大发现。但陆地内部的干燥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可能在几千年前戈壁还不像现在这样是沙漠。不论怎样,我们的考古学家们都会睁大眼睛。

然而,希普卡山口一切平静。胡莫博士时不时有几个病人,他们大部分是蒙古人。拉尔森或哈斯伦德担任病人的翻译。拉尔森刚带着新来的4个赶驼人当中的一个前来看病,我听见他这样对胡莫说:“这个人腹部有一个疖子,不要给他切得太深,我明天还需要他。”

今天的天气很怪。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33摄氏度,晚上却只有11摄氏度。今天下午5点的温度只有16.7摄氏度,7点的温度只有15摄氏度,与此同时,北方吹来一阵中强度风,满天乌云飞渡,距地面只有80米。巴音博戈多和其他小山顿时云遮雾罩。天气变得十分冷,我们都穿上了皮袄——这才是7月底呀!看上去好像秋天已经开始,我们已逃过了酷热的夏天。如果有人觉得太热,我一般会说:“再过几个月你就会希望这种热天回来了。”

今天晚上所有的骆驼都早早地被拴了起来,驮鞍已被置于这些不安分的动物的背上,我们把这当做最后一次上驮鞍。明天或后天拉尔森便要带着它们动身了,拉尔森提前出发去选择合适的宿营地。骆驼们还算平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变得听话的。我们现在雇了8个赶驼人骑着骆驼走在左右两侧,每队两名蒙古人,以便一发现骚乱的征兆便立刻出手制止,因此所有人都手持拐棍。“我们将要和骆驼战斗,”拉尔森说,“我们将要把它们驯服。”骆驼这种古老的运输工具必须用棍棒进行管教,它们如果太胖、太壮就会狂奔,如果太瘦则走不动。我们至少有150匹野性十足的骆驼,但是,正如前面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总有一天要让它们懂得规矩。

有人认为旅队的行进速度太慢了,但我们并不着急。我们不是马拉松运动员,旅队走得越慢,考古学家们的机会就越多,我们获得的其他成果就越丰富。如果走得太快,旅队的成果就少,考古学家们就没有时间去挖掘。走得慢了得成果,走得快了得时间,不管怎么做,我们总有所得,但我们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赢得时间,而是为了花时间在亚洲的土地上进行考察,因此每一天都有收获。我们没有为自己的活动设立时间限制,因为整个大陆都在我们面前敞开了。

7月29日,拉尔森叫醒我并对我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我已告诉他要叫醒我,以便我能目睹他们开拔,因为这次出发很可能孕育着灾难。天气很好,温度计显示的温度为零下3摄氏度。高地之间的峡谷雾气氤氲,牧草和土壤上晨露散发着湿气,但太阳升起以后云消雾散,湿气顿失。

骆驼已经身负重荷准备就绪——同样的骆驼,同样的箱子,都在一个星期前经历了一场灾难。拉尔森用10条绳索串起了150匹骆驼,跟在骆驼周围的是13名蒙古人、7名汉人、两名仆役,还有穆伦温格和里艾伯润兹,他们两个人等着拍摄下一次骆驼暴动的情景。

第一批骆驼开始向西进发,接下来的一批骆驼隔着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最后一批在清晨6点15分也动身了。刚走出营地还不到一公里的时候,有一队骆驼显得狂躁不安并且跑了起来,紧随在后的蒙古人骑着骆驼如箭般冲过去迫使它们停下,幸运的是其他骆驼尚未受到感染。危险很快被解除了,后面的队伍又缓慢地驮着黄色箱子向前移动了。

我放心地回到“写字桌前”给我的亲戚朋友写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收集邮件,下次也许要等到半年以后。如果在去嘎顺淖尔和哈密的路上遇上去归化城或包头的商队,那便可以托他们的领队代转。我们给包头和归化城的邮政局长分别留了20和30块钱,要求他们每次支付给帮我带信的人五块钱作报酬,并负责给我们买邮票。但也许根本就碰不上商队,这完全靠运气。不管怎样,今天是最后一次发信的机会。要送走的信件装成了一个标准的邮包,胡莫将其带到8号营地。齐默曼、玛斯考尔、刘、小羚羊以及那只鹰都还像以前那样待在那里。

然而,正当胡莫准备策骑而行的当儿,玛斯考尔来见我们,他一边喝茶一边报告说,8号营地一切正常,回去时他带走了本该由胡莫送去的最后一批信件。由于他是步行,我们很久仍能看见他在草原上的高大身影。随着他的离去,我们与文明世界的最后一线联系就割断了,除了瑙恩无线广播电台的时间信号外我们什么也收不到了。

晚上拉尔森派人送来了一条令人满意的消息,他的两个蒙古人骑着骆驼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赫定,我们现在距你的营地有25公里。旅途很顺利。里艾伯润兹无事可干,想早点动身,这样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这里雨很多,令人愉快。祝一切顺利。”

谢天谢地!总算一切顺利,我们应该再也不会被桀骜不驯的骆驼耽搁在半道上了。因此,应该尽量高兴地起来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