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二十七章 约 拿 [43]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20世纪50年代末，似乎J.P.摩根公司的荣耀已经逝去，如同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公司所经历过的那样，这个名字带上了一个令人敬仰但又有点过时的光环：一个银行王国似乎终于衰落，走到尽头了。摩根银行家们仍死抱着批发业务的程式不放，而竞争已经把银行业务推向大众。像国民城市及大通这样的大型商业银行也开始狠抓消费者存款，进军购物中心，吸引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新生郊区中产阶级。银行家信托公司曾坚持账户最低额为5000美元，但最终还是取消了这一规定并做起小额零星业务。
是亨利・克莱・亚历山大把摩根从被人遗忘却又自视清高的境地解救出来。亨利于1955年接替乔治・惠特尼成为董事长。尽管他们俩对银行业务的实质有某种共识，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惠特尼是东海岸贵族，而亚历山大，正如当时银行的公关官员吉姆・布鲁格回忆，“有南方人的随和雅度，他谈吐自如，对工作全神贯注，充满热情——额发零乱，一派好莱坞的英俊气度”。(1)惠特尼和亚历山大都非常英俊潇洒，以至于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女人们一直沿街巷穷追不舍。
亨利・亚历山大差不多是50年代华尔街最有名的银行家。他的照片曾被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个人魅力部分得益于摩根财团的形象。作为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年轻律师，他曾在奈氏“死亡贩子”听证会期间替杰克・摩根辩护。杰克曾说过：“我喜欢那个年轻人。”这几个字确保了亚历山大福星高照。1938年圣诞前夕，杰克邀请他成为继佩科拉听证会后的第一位新合伙人。“考虑一下吧，”杰克说，“咱们一个月后再谈。”(2)亚历山大对于当摩根合伙人还是戴维斯-波尔克公司合伙人着实进行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他的一位律师同事对他说：“你拿到了两副‘同花顺’的牌，必须二者取其一。”(3)他选择了摩根并为该银行组建成公司做法律工作。他是拉蒙特也是惠特尼的门徒。拉蒙特认为他早慧而机敏，惠特尼则说：“亨利能力过人。”(4)
像拉蒙特一样，亚历山大的好身材也是天生的，具有与生俱来的雅致。高挑的个儿，卷发，瘦削的下颏，还时不时在西服上衣的口袋里装缀着手帕，头戴翘边礼帽，使得他更加风度翩翩。而实际上，他是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人，父亲是谷物及饲料商。他读过公立高中、范德比尔特大学和耶鲁法学院，他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南部法庭里消磨时光的时候，第一次学到法律知识。他有政治家的才能，一次，访问田纳西州，他与一位做骡子买卖的农民交谈，后来这个农民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友善的骡子商。”(5)
亚历山大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形象。他自称生来就是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而加入的却是共和党。他赞成健全而正统的财政政策——同样也赞成减税，以刺激增长。他是卫理公会教徒，妻子（曾是鲍尔斯公司的模特儿）是圣公会教徒，因而他总是说：“在市里我是卫理公会教徒，在全国我则是圣公会教徒。”(6)这使得人们对他的身份疑惑不解。亚历山大谙熟保密技巧，从不提及客户姓名，有一次他令人难以忍受地、拐弯抹角地告诉记者：客户数字“比一万的二分之一要多”。(7)
亚历山大改变了摩根银行傲慢的形象。他乘一叶小舟泛波，开一辆雪佛莱客货两用轿车，而且购买现成的制衣。当时，由于美国各大财团均向众多石油公司和军火商的根据地——南部和西部转移，有一位带南部口音的董事长是很有用的，他可以鼓动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摩根银行长期以来尚未开发的其他一些地区的生意。亚历山大拉老乡关系干得棒极了。他有时像玉米饼似的，窝窝囊囊，闪烁其辞，实际上却是真正的世故圆滑。他常对不少公司的经理们说：“如果你们决定借点钱，我希望别忘了你们在华尔街23号的老乡。”(8)如此机智的措辞已掩盖了事实真相，那就是摩根银行急需扩展新业务。
在艾森豪威尔连任期间，摩根银行与白宫交往甚密。1956年3月初，艾克在斟酌是否让理查德・尼克松继续当副总统。当时谣言四起，盛传他要罢免尼克松，尼克松也准备宣告退休。艾森豪威尔把此事列为“男士晚宴”的一项议题，并邀请乔治・惠特尼参加。惠特尼建议艾克选择克里斯琴・赫脱为搭档，他比尼克松年纪大且阅历丰富。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又说，尼克松可以进一步修炼，将来当个共和党的高层领导人——这是很圆滑地让尼克松靠边站的策略。总统在他标有“私信、保密”字样的回信中对这一提议予以认同，但又无可奈何地加了一句：“（政治家们的）态度似乎是采取目前最顺应民意的措施。”(9)
亨利・亚历山大在白宫十分受欢迎，新闻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艾克的银行家”。尽管亚历山大是摩根历史上最注重国内业务的董事长——他在20年代国外贷款热之后才加入摩根，而且从未在国外生活过，但是他把摩根和英国认同的形象完全国际化了。这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特别明显。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第二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通知艾森豪威尔，英国正在起草应急军事计划以收回运河。11月初，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了埃及，这使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感到非常震惊。
苏伊士事件使大西洋联盟四分五裂，摩根财团为此大伤脑筋，并力图挽回美国对英国的支持。12月7日，亨利・亚历山大以少有的雄辩口才在芝加哥企业家俱乐部发表演说，把纳赛尔描绘成一个“搅乱阿拉伯世界的吞吐火焰、口念咒语的恶魔”。他还强调苏联企图通过与纳赛尔联合控制中东石油，以达到扼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亚历山大建议：美国以往曾将其保护范围扩大到雅典、土耳其和远东，现如今在中东也可以推行这种做法。在结束演讲的时候，他力主美国与大英帝国、法国恢复“对话关系”。他说：“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联盟，他们是我们防御的核心力量，是阻挡共产主义洪流的闸门。”(10)
乔治・惠特尼向来克制自己，不去利用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这种谦卑的态度提高了他的可信度。但是，1956年12月26日，他一反常态，给艾克写了一封严肃的信，直截了当地建议对纳赛尔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到一定的时候，必须要有人明确告诉他（纳赛尔）如何以特定的方式下台，并承担由此可能引起的风险。很可能你已经这么做了；如果还没有做，我觉得你肯定会做的。如果不采取行动，风险将日趋严重。这不仅使西欧金融处于窘迫之地，而且使西方大国名誉受到损害，后者于我来说是最不利的反响。我想，不用说在许多亚洲人和非洲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地位是改善了，但我觉得实现这一目标让西方世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11)
艾森豪威尔把此信给杜勒斯看，杜勒斯对惠特尼十分了解。这位国务卿提醒艾森豪威尔，摩根银行是英国政府的财政代理，并指出惠特尼的消息来源是“有些偏向性的”。(12)艾克回避了惠特尼信中的问题。在回信中，他告诉惠特尼，听说由于英、法在苏伊士事件中未能获胜，安东尼・艾登已经辞职。然后他突然转而打趣和开玩笑。
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摩根目前在白宫的影响力与它那为数不多的资金极不相称。50年代，摩根似乎萎缩了，也许这仅仅是因为它的对手迅速壮大。它必须拼凑一些银团才能向例如法国这样的大客户提供服务。但是，亚历山大仍然对分行业务和银行合并的热潮置若罔闻。由于老朽而尊贵的老银行纷纷被穷凶极恶的零售巨商吃掉，老华尔街渐渐消失了。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即皮尔庞特的好朋友乔治・贝克的银行——就是这种情势的一个例证。由于不愿意硬拉生意，而要求客户自愿上门，这家银行就像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富婆一样，很体面地死去——被国民城市银行收购了。大通银行遭到摩根财团冷遇以后接管了敌意的曼哈顿银行；化学银行收购了纽约信托银行；此后制造商信托银行又与汉诺威银行合二为一。纽约三分之一以上的银行销声匿迹了。只有合并，这些银行的规模才能扩展，与其多国客户的规模相适应。
这是银行业的崭新纪元，银行形象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了。传统式的银行家都是脾气粗暴的吝啬鬼，严格审查贷款申请，并且生性就倾向于否决。这种做法只适合于由银行家分配稀少资金的特定历史情况。但是，在赌场时代，这种情况出现了逆转，其特征是金融中介迅速崛起，资金十分充裕。这时的银行家都成了和蔼亲切的推销商，他们是扶轮国际地方分社的成员，打高尔夫球，并在电视广告中笑容可掬。银行曾一度像戒备森严的堡垒或四周环绕着哥林斯式大柱的法院，而如今它们转而邀请外来者。1954年，制造商信托银行在第五大道开了一家分行以招徕过路客。这家分行有一个30吨重的保险箱坐落在厚玻璃窗的后面，这样路过的人都能从其敞开的门一瞥保险箱内部。在这些新银行的内部，大理石走廊和出纳员的柜台已换成了敞式柜台以及柔软的家具，其色调赏心悦目。大通银行展开的广告活动，打头的有一条标语：“大通曼哈顿有你的朋友。”对贵族风范的摩根银行家来说，这样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亨利・亚历山大对此嗤之以鼻：“市场如此广大，你无法迎合每个客户。”
为了显示他们现在迎合公司客户的需要，许多华尔街的银行把总部迁到商业区与住宅区交界处。目空一切的银行家等待公司董事长们跑来求他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50年和1965年间，华尔街上几乎没有出现新建筑。大通银行在商业区拥有大片土地，很担心不动产的价值会下跌。为了保护大通银行的利益，重新唤起对华尔街的信任，约翰・麦克洛伊和大卫・洛克菲勒与房地产巨商威廉・泽肯多夫做了一笔生意，在与华尔街隔一个街区的地方盖一幢大通曼哈顿大厦。
作为这笔买卖的一部分，大通银行还必须为它那位于百老汇街15号的38层高楼找到买主。顺理成章的买主就是建筑连在一起的摩根财团。当泽肯多夫1954年第一次与亚历山大提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会谈的内容很有启示。
“我们不是房地产商，”亚历山大说，“我们已经有了街角这一小块漂亮的地盘。我们在金融界的作用是不同寻常的；我们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有很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有关系网。而且，我们不想扩大，不需要这块地方。”
“亨利，”泽肯多夫说，“你马上会结婚的。”
“你说什么？”
“总有一天你会与另一家银行合并，一家大银行。那时候，这点财产实际上就是新娘的嫁妆；你可以与合伙人达成一项更好的交易。”
“摩根永远也不与人合并。”
“好吧，这只是我的预测。”(13)
泽肯多夫后来总是向亚历山大提起他们的这次会话。
从大危机中幸免于难的银行家都不敢做房地产投机生意，所以亚历山大为购买百老汇街15号而玩命地讨价还价。他以2125万美元买下，得到的抵押贷款利率为3.5％。这个条件使大通银行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后来它买回了抵押贷款。百老汇街15号这时与华尔街23号连成一体，成了后者堂皇的入口。喜欢炫耀的泽肯多夫利用这笔交易转变了摩根对房地产贷款的反感情绪，并最终从这家银行获得了贷款。后来，泽肯多夫讲述了在他结束一次旅行飞回纽约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如何哄骗他中途下飞机去参加一个裸体营的婚礼。当他赶到华尔街23号开会的时候，印有他和婚礼狂欢者照片的新闻已经登出来了。他原以为这次曝光很可能终止他与端庄正派的摩根财团之间的关系。但是，摩根的每个高级职员，包括亨利・亚历山大和乔治・惠特尼，都洗耳恭听这些很刺激的详细情节。
许多摩根人反对合并，因为他们喜欢在家长式的额外津贴甚丰的小银行工作。他们认为合并会使摩根与众不同的特色失去价值。还有更令人进退两难的情况：如果为增加资金与一家较自己大的银行合并（这是唯一能解释这么做的正当理由），就要成为小合伙人，J.P.摩根公司实际上将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决定最终还是必须要做出的。直至1958年，亚历山大还在以摩根银行的自力更生唬人，他跟人们说：“有的合并是不错，尽管我不否认在这儿也会发生这样的好事，但我们不想合并。我们干得很不错，谢谢你们，我们要坚持到最后，我们并不急于合并。”(14)
亨利・亚历山大以其横溢的才华和罕见的运气，解决了这一难题。在百老汇大街140号的街角，是那个臃肿的、死气沉沉的担保信托公司。资金充裕而人才短缺，这家银行的情况和摩根财团恰恰相反。其很高的贷款限额比芝加哥高架轻轨环线以内所有的银行的总和还高。这家银行曾是货币信托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那次灾难性的食糖贷款后，便受到了摩根的监护。1929年，该银行与国民商务银行——曾叫皮尔庞特・摩根银行——合并，成为纽约第二大银行。30年代，乔治・惠特尼在其信托委员会当主席，汤姆・拉蒙特在其执行委员会当主席。这是一家第一流的银行，美国前100家公司几乎均是它的客户。吉多・维倍克当时是担保银行的一个职员，他说：“我们曾认为摩根是一个不错的小银行，由于它有贷款限额，在参与大额贷款时，只能占一小部分，他们对此非常担心。”(15)
担保银行的董事长是卢瑟・克利夫兰。他是一个老派银行家，戴无框眼镜，头发一丝不苟，阴沉着脸。他说话简短，不具幽默，试图操纵整个银行。他的独裁作风促使人才大量外流。对下属来说，克利夫兰是傲慢专横的，成年人也会在他面前不寒而栗。他的儿子进他的房间时也像玩偶盒一样飞快地出出进进。克利夫兰总是让来访者在办公室外等候，让他们进办公室后又会严加盘问。尽管股东已表示不满，而且生意萧条，他仍对建立分行和开设小型支票账户的提议嗤之以鼻。
卢瑟・克利夫兰是关系银行业的专家。他坐在一间幽暗的、黑乎乎令人昏昏欲睡的办公室里，潜心研究办公桌上唯一的一份材料。布鲁斯・布拉肯里奇当时在担保银行工作，后来又成为摩根担保银行的一名公司经理，他回忆说：“那是一个10人名单。他们是银行最重要的客户。他肯定会定期给这些人打电话以示他对他们生意的关注。”(16)克利夫兰曾是经营俄克拉何马石油的银行家，他有一大批有权有势的石油界客户，包括城市服务石油公司，四合一财团（即当今的埃克森、美孚、德士古和雪伏龙），它们可以以很优惠的条件享有从沙特阿拉伯油田打油的专营权。为了与董事会成员搞好关系，他与董事们打扑克。有一位油田界的董事居然把一张罕见的10000美元面值的钞票放在皮夹里，随时准备快速地大赌一场。据一位曾经是该银行的雇员说，整个贷款业务充满了裙带关系。“我见过的克利夫兰批准过的唯一一笔贷款是给他的一个关系户的期权贷款，”担保银行的一位银行家说，“后来这笔贷款受到了银行评估员的批评。”更有甚者，食糖事件的余毒使担保银行缩手缩脚，陷入瘫痪。当时担保银行的信贷分析专家弗兰克・罗森巴赫说：“保本比赚钱更重要。”(17)
克利夫兰暴戾恣睢，自命不凡，终于导致董事会反叛。一位董事问谁可以取而代之，克利夫兰咆哮道：“没人！”于是乎，董事会就与亨利・亚历山大就合并问题进行会谈，旨在踢开克利夫兰。福特汽车公司给了他最后致命的一击，该公司对担保银行经管其养老金不满意，并将资金转到摩根。董事会告诉克利夫兰如果他连最大的账户都保不住，那就是不称职。起先，担保银行的董事会到华尔街23号建议新银行名字为“担保-摩根”——这个点子让亚历山大无法忍受。一年后，1958年12月，由于对克利夫兰的失望与日俱增，董事会咬碎了牙往下咽，同意新银行命名“摩根担保银行”。独裁专制的克利夫兰召集各位副行长宣布这一消息，这是人们记忆中唯一的一次银行职员会议。
J.P.摩根公司接管了规模四倍于自己的一家银行，因而新闻界把它比喻为约拿，反把鲸鱼吞食了。[44]亚历山大设计了这笔完美的交易。担保银行在铁路和公用事业方面有实力。J.P.摩根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主要贷款银行，而担保银行的一大客户则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摩根拥有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担保银行拥有阿诺康达公司。摩根在美国东北部和西欧无可匹敌，担保银行在南部、小油田、中东和东欧的关系广泛。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财政部的欧洲事务代理，摩根历史上就在伦敦、巴黎及布鲁塞尔设有分行。20世纪20年代，担保银行为托马斯・沃森的IBM提供资金，它的几位经理因投资于该公司而发了财。美国运通公司在担保银行的存款最多，高于在其他任何一家银行的存款，而且亨廷敦・哈特福德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在该公司开了账户。摩根真是大赚一笔！
华尔街的人说，实际上是担保银行被亨利・亚历山大兼并。比尔・泽肯多夫前来祝贺，亚历山大说：“要知道，我常常想起咱们俩的那次谈话，你说得很对。”泽肯多夫说：“亨利，我说得不对，我错了。”“怎么呢？”亚历山大问道。泽肯多夫答曰：“你不是当新娘的人。”(18)
亚历山大主持合并后银行的工作，而卢瑟・克利夫兰基本上没事干，一年后就退休了。汤米・拉蒙特和小亨利・戴维森成了副董事长，戴尔・夏普任行长，他是担保银行中唯一一位保住了高层职位的人。华尔街23号和百老汇街15号合并后要翻修，亚历山大和其他人就暂时搬到担保银行在百老汇大街140号的办公室。摩根“军队”的大举进攻，非但没有使担保银行堑壕中的部队觉得挫败或丢脸，反而让他们感到解放和得救了。亚历山大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直到银行合并消息公诸于众前一小时才通知摩根建富公司。这一消息对这家伦敦银行的打击特别大，因为担保银行有一个规模大、竞争力强的伦敦分行。
1959年4月24日，银行合并圆满完成。亚历山大召集组合后的全体职员，以摩根的集体座右铭给大家训话：“在此，摩根人只占少数。但我希望，除少数摩根人以外的每个人也都知道，晋升途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如何很好地培养你的下属以接你的班。”(19)这种密切协作的企业文化强调集体高于个人，使摩根担保银行不同于华尔街上那些由好斗之徒组合而成的银行。
尽管队伍壮大了，但亚历山大仍然坚持与部门主管开会的传统。摩根人对职位是比较吝啬的，但是为了抚平与担保银行职员的关系，亚历山大慷慨地提拔人才。在两行合并的过程中，“风格”这类小事往往最难处理：仅就文具印刷风格问题就争执了很长时间；两家银行的餐厅都使用印有花押字的银器，就银器和火柴封面所进行的交涉也是步履艰难。
1960年4月，小朱尼厄斯・摩根在他的北滩宅邸邀请800人共进午餐，以祝贺合并成功。伙食由路易斯・谢里饮食公司提供。杰克的这个大儿子比他弟弟哈里更不适合干银行工作，他还在从事银行业是出于对家族的忠诚。摩根巨大的能量在这无忧无虑但多少有些无能的一代人身上渐渐枯竭了。朱尼厄斯是纽约游艇俱乐部的会长，他渴望成为一名航海船舶设计师，家里摆满了玻璃船模。他英俊，为人宽厚，但缺乏雄心壮志，成了又一位被捆绑在家族王朝驾驶方向盘上的摩根先生。虽然他每天早上都穿上银行制服，戴着软呢帽，但看起来从来就不像那么回事。一位同事回忆说：“朱尼厄斯是我遇到过的最友善的人。但他应当干海军，他根本不懂银行业务，可惜他了。”
那次午餐实际上是朱尼厄斯与银行的告别会。他穿着旧的补钉衣服，高大而英俊，在他那有40间房子的石头宅邸的走道上迎接客人。宅邸名字叫“致意楼”，里面存放有英式家具并残存着旧日典雅的气息。在大厅的壁龛里，陈放着7个大型明代釉陶人像。朱尼厄斯与客人们握手，旁边站着他的妻子路易丝，她毛衣上还有个洞。家里有人认为她具有艺术家气质而且行为古怪，有的人则认为她盛气凌人且娇生惯养。路易丝做梦都想“赶上”约翰・辛格・萨金特所画的肖像画里的杰西・摩根。她养了一大群黄色的拉布拉多狗，它们在寓所、桌子、网球场、游泳池和方圆20公顷的花园四处乱跑。6个月后，朱尼厄斯在安大略的一次狩猎中死于突发性溃疡，享年68岁。
通过与担保银行合并，摩根财团夺回了其世界第一大批发业务银行的地位。存款猛增到40亿美元，其规模继第一国民城市、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洲银行之后，居第四位。但摩根的公司实力不止这些，它拥有的公司账户数量无人能及，1万个账户中有97个开户公司属于美国百家最大的公司。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家新合并的银行每年发放的公司贷款高于其后5家银行贷款量的总和。
这家新银行的出现导致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没有过的一种担心情绪。但表示担心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其他各家银行。若在20年前，摩根-担保银行的合并早就会引发人民党中心地区激昂的抗议声。如今，只有轻微的抱怨，主要来自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赖特・帕特曼，他想以反托拉斯为由阻止这一合并。纽约州银行管理当局同意合并，他们注意到赌场时代的现实情况已不同于过去：公司如今可以跳过银行找人寿保险公司筹资，以发行债券方式筹资，或者用留存盈余扩大生产。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的特殊地位已经不复存在，银行权力过大这一令美国政界担心的老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
起始，摩根在肯尼迪时代似乎可望发达。尽管杰克・摩根及摩根银行曾怠慢过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但肯尼迪总统仍想讨好华尔街，以增强他战胜尼克松的微弱优势。道格拉斯・狄龙说：“他在金融政策上也很保守。许多人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想这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吧。”(20)总统就内阁人选一事咨询了当时在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工作的罗伯特・洛维特先生，后者推荐财长人选为约翰・麦克洛伊、道格拉斯・狄龙或者亨利・亚历山大。显而易见，亚历山大本来已经被安排在了这个位置，但他后来犯了个战略性错误。在竞选过程中与肯尼迪待了一个钟头后，亚历山大宣布他支持尼克松。罗伯特・肯尼迪（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谈到亚历山大的失误时说：“我认为摩根银行的一把手拿到这个职务本来应该是毫无问题的。约翰认为亚历山大支持尼克松是对他个人的污辱。”(21)狄龙后来获得了这个职位。但或许亚历山大本来就不适合进入肯尼迪内阁，就在考虑内阁人选的时候，他仍然与银行家们谈论尼克松的落选：“作为商人，咱们不能孤立自己或者关在屋里生闷气。”(22)
然而，亚历山大还是被卷入一桩肯尼迪政府的轶闻中，即1962年约翰・肯尼迪与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罗杰・布劳就钢材涨价一事发生的对峙。政府向钢铁工人工会施压，迫使工会同意工资上调幅度适中；作为交换条件，管理部门同意控制钢材价格。当布劳4月10日通知肯尼迪钢价上涨3.5%时，他感到上当受骗。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引发了肯尼迪那闻名遐迩的大骂：“我父亲总是跟我说，所有的商人都是狗娘养的，我以前一直不信，现在我可是信了。”(23)
肯尼迪开始运筹反对涨价，并猛烈抨击商人。与此同时，政府在寻求更谨慎的办法来影响美国钢铁公司。亨利・亚历山大是该公司董事会的成员，摩根财团的小约翰・迈耶是该公司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副财长罗伯特・鲁萨曾是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他打电话给亚历山大，请求亚历山大劝说布劳不要提价。摩根财团已不再有魔法让美国钢铁公司取消涨价，但亚历山大还有可能在双方僵持阶段让布劳在新闻发布会上缓和他那与政府对着干的言辞。最后，迫于肯尼迪的压力，布劳于4月16日将价格压低至原来的水平。此后，亚历山大陪着布劳参加一系列会议，以修复与白宫的关系。
尽管如此，肯尼迪执政期间还是为银行家提供了一个政治上宽松的环境。这期间，银行家们已不再像他们在30年代那样令人生畏。摩根银行甚至头脑有点发热，超出它原来的业务范围。1961年，亚历山大终于传染上了存款热，决定屏弃摩根长期以来排斥零售业务的态度。通过和纽约州北部六大银行的联盟，亚历山大希望组建美国最大的控股银行，一个名叫“摩根纽约州”的庞然大物。布鲁斯・尼古拉斯是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解释说：“基本的想法是，这家银行要设一个凯迪拉克分部，一个雪佛兰分部。”不可一世的摩根财团本来立即就要在奥奈达及宾厄姆顿等地建144个分行，但结果是，摩根唤醒了大众对银行家朦朦胧胧的恐惧感。于是，约翰・肯尼迪的货币监理官詹姆斯・萨克森以反托拉斯为由枪毙了这一计划。有些人认为摩根银行提出的计划过于宏大，结果搞砸了。过后，亚历山大叹着气对同事们说：“唉，我们不得不盯着批发银行业务了。”日后，这家银行才感到萨克森使它避免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当摩根担保银行的全体人员返回装修一新的“街角”的时候，这个建筑物的内装饰反映出银行业的一个崭新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对客户开放：玻璃及大理石的围栏已拆去。嵌皮面的光滑的红木写字台已经取代了带有隐藏分类格的象征特色的拉盖办公桌。只有在德国和奥地利旧式宫殿里才能看到的一个巨大的路易十五枝形吊灯，使整个大厅光彩熠熠；原来马赛克的镶板面已覆盖上苹果绿的织物。尽管仍旧富丽堂皇，但已往的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变化最大的要数交易厅，过去它意味着整个银行，现今只是百老汇街15号摩天大楼的一个豪华接待室。而高层职员的办公室仍留在华尔街23号楼的二层。似乎是为了炫耀其对世俗的成本观念不屑一顾，银行否决了扩建这个起路标作用的矮楼的建议，让它永远站在其他高楼的阴影里。华尔街23号楼很可能是世界上仅存的成本效益最低的建筑。
合并后不久，美国银行业开始挣脱监管规定的限制。艾森豪威尔时期，银行家梦寐以求的是存款。为了求得漂亮的存款，亨利・亚历山大劝降了担保银行。但是50年代末，利率猛长至4.5%，公司的财务主任不愿放着没有利息收入的自己的存款（补偿性余额）不用，而去贷款。摩根财团则帮助客户将存款转向高收益的货币市场票据，此举在当时被一些银行家认为是大逆不道。乔治・惠特尼对批评者说：“我的客户不是傻瓜。”(24)
看来不付利息的存贷余额会逐渐被侵蚀掉。对摩根财团而言，没有消费者存款作缓冲，失去公司存款的幽灵就变得尤为可怕。摩根银行内部一些人对批发贷款业务令人沮丧的前景看得十分清楚。后来接替亚历山大任董事长的小托马斯・盖茨常常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看，这事不好干。”(25)
打破束缚的日子就要到来。1961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乔治・穆尔和沃尔特・里斯顿想出了绕过规定的利率上限的办法。按照法律规定，银行不对30天以下的存款支付利息。但是银行出售30天以上到期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银行就可以支付利息。这些大额定期存单可以流通（因此，叫“可转让”）。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的使用触发了商业银行运行方式的一场变革，使它们摆脱了对存款的依赖。银行家再也不必等存款，从公司和消费者手中解脱出来。如今它们可以周游世界，在海外批发市场出售大额定期存单以筹集资金。这种新做法叫管理负债（在银行术语中，贷款是资产，存款是负债）。因此从两方面来说，关系银行业务已经土崩瓦解了：一方面，公司财务主要任务要求从其存款中获利；另一方面，银行家已轻装上阵，可以不要存款而转向货币市场。
摩根的创新者是拉尔夫・利奇。他身材高大，面色红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门徒。他一开始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职员，也是该委员会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网球搭档。两人常常在上午参加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中午冲出去抢夺联储的网球场。20世纪50年代初，利奇要转到担保信托公司工作，马丁当时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位拿薪水的主席。他对利奇说：“拉尔夫，别忘了，你今后一两年的同事要是在15年或20年前，都是会进监狱的那号人。”(26)利奇作为摩根担保银行的司库，仍向联邦储备委员会提供建议，并给联储的理事会及职员讲解货币市场业务。新时期与20年代不同，摩根与联储的亲密关系不是体现在贷款业务上，而是体现在国库券业务上。摩根成为联储在市场上的耳目，反过来它常获得中央银行信息。与新政时期相比，摩根现在与华盛顿联储的关系更为密切。在50年代，摩根雇用阿瑟・伯恩斯当经济咨询专家，他跟踪联储的马丁。
在担保信托银行工作期间，利奇向克利夫兰不停地送备忘录，就银行如何更大胆地管理资金提出建议。傲慢的克利夫兰总是说：“年轻人，上楼先去管好已有的贷款，我们才能管好这家银行。”(27)与摩根合并后，利奇得以尝试他的设想并率先在联邦基金市场上进行试验。联邦基金是各商业银行存在联储的储备金。有的银行短时间内有“剩余”的储备基金，即超出法定要求的储备金部分。摩根开始利用内地的小银行暂时不用的储备金，或者自己使用或者以隔夜贷款的条件贷给其他银行。这类短期贷款的规模大幅度增长，达到每天10多亿甚至20亿美元。有的银行还是认为新辟市场不应当用于利润交易，而作为天才交易商，利奇视联邦基金市场为一大盈利来源。
对商业银行家来说，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和联储基金意味着一场剧烈变革。由于银行业务已从存款转向购买资金，所以重心也就从存款业务厅转向资金交易厅。随着银行积聚了大规模、形式多样的投资资产组合，资金交易染上了一种新的投机色彩。银行业务不仅风险加大，而且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老派银行家请公司财务主任吃午饭以便保住公司在银行的存款，而如今的资金交易商都是些瘦弱且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成天泡在电话上，眼睛只盯着不断变动的价格，他们无需特别讲礼貌或有教养。以往存款业务那悠闲的节奏已为资金交易商们闪电般的决断所代替。
联储认识到这种波动性大的新业务所蕴藏的危险性。难道存款和投机又要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混杂在一块吗？难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没有将银行与这一飞快变化的市场相隔离吗？摩根拉开架式十分张扬地做资金交易，其资金交易部门是战后最具实力的一个。但是，对这一新业务比较生疏的银行能做得好吗？在他们手里这一业务会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工具？利奇回忆说：“联储总是对我们说，‘摩根做这项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美洲银行和花旗银行也这么做了，结果将会如何？’其实，他们主要的想法是，‘这样做对你们这些家伙不错，但对国家有害。’当他们问及其他银行能不能干好的时候，我总回避道，‘我可不能狂妄自大地对他人评头论足。’”(28)
渐渐地，摩根财团“游回”到资本和货币市场。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摩根介入公司证券的交易，摩根在60年代成为国库券和市政证券的最活跃的交易商。利奇不同于老式的束手束脚的银行家，他总是在利率走向方面下大赌注。尽管这种做法现在在银行界已司空见惯，当时对华尔街23号那些保守者来说，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离奇事物。1960年，利奇抓住一个绝好时机，对联储正在拍卖的一年期国库券进行投机。他冷静地向摩根董事会提议一笔巨额赌注，副董事长亨利・戴维森问：“拉尔夫，我们谈的这个数目有多大？”利奇说：“嗯，8到10亿美元。”斟酌再三，戴维森答曰：“拉尔夫，我们要花时间考虑考虑，一年前这就是整个银行的业务量。”(29)
这项新业务唤醒了50年代那死气沉沉的华尔街。不久，位于百老汇街15号的摩根大楼的第十层已经有了一大批热血沸腾的年轻交易员，他们占据头寸，买进国库券、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外汇以及联储基金，伺机出售。很快，利奇每日经营的市场交易量达10亿美元。1966年，《财富》杂志声称，利奇“在一年中经营的钱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都多”。(30)
在某种程度上，利奇过于锋芒毕露，以至于政府开始干预了。1962年8月，财政部出售三月期总额为13亿美元的国库券。利奇投标，金额达到令人震惊的6.5亿美元巨额，是迄今为止购买国库券的最大一标。华尔街看出这是试图垄断市场。尽管利奇温文尔雅地否认有任何恶念，财长道格拉斯・狄龙还是针对摩根银行颁布了一条新政策。此后，单个投标人最多只能购得每周出售的证券的四分之一。摩根份额被减半为3.25亿美元。
普通百姓要花许多时间才能理解这些变化。购入资金、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以及无所顾忌的资金交易的崛起将对银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前，银行家特别注重业务的“资产”方面，即发放贷款。现在，负债方面，即贷款所依附的资金也变得同等重要。增加利润有两种途径，提高贷款利率或在市场上购进更廉价的资金。在这一新环境中，摩根财团这一保守主义的阵营，已将资金交易人抬高到一个陌生而显赫的位置。
然而，对银行来说不幸的是，这一新的批发货币市场对银行的公司客户也同样有利。正如摩根银行可以在全世界出售它的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一样，通用汽车或美国钢铁公司也可以绕过摩根银行，出售一种叫作商业票据的本票，其利率低于这些公司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率。在摩根所经营的批发公司业务中，银行家已经不再扮演那个特殊的角色——衔接资金供给方和资金使用方的桥梁。在赌场时代，大型公司愈来愈多地自我充当银行家，对批发贷款业务构成了威胁。而在1935年，对于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们来说，批发贷款业务曾是如此的可靠。
60年代初，欧洲市场的崛起加速了银行革命。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公开的抗议，这些不受管制的海外市场把格拉斯-斯蒂格尔的精神实质给否定了。50年代，只要美国富裕，其他国家穷困，摩根聪明、年轻的银行家就不做海外银行业务。亨利・亚历山大的业绩就有典型性，他没有与各国外长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是汤姆・拉蒙特和拉塞尔・莱芬韦尔事业中的一个显著标记。尽管如此，他预见到美国经济生活的下一阶段发展重点是对外贸易和投资。美国公司均快速向海外扩展。摩根与担保银行合并不久，亚历山大和沃尔特・佩奇就跨出国门，在法兰克福、罗马和东京开设摩根分行，使原来的国际业务网起死回生。摩根利用了1919年颁布的边界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一国不允许美国银行在该国设立分行，则该法案允许美国银行得以持有外国银行的股权。到1962年，摩根财团已在澳大利亚、秘鲁及摩洛哥等地的11家金融机构中持有股权。在赌场时代，美国银行又一次在追寻其跨国公司客户，而不是领导这些客户。
为了充实国际业务，亨利・亚历山大聘用了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位国防部长小托马斯・索夫林・盖茨。他们俩的社交面正好可以互补，亚历山大认识公司和主要的银行家，盖茨与各国总理和外长混得挺熟。人们对盖茨寄予希望，希望他运用其行政方面的才能，管理合并后更加庞大、更为官僚的银行。
盖茨似乎是少有的从旁门左道进入摩根统治集团的人，但事实上他却是正统的摩根苗裔，而且忠心耿耿。他父亲曾是德雷克塞尔公司的合伙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30年代，盖茨是德雷克塞尔的证券经销商，并在J.P.摩根公司学艺。他热衷于情报工作，二次大战期间在海军航空情报局服役。1953年他开始了在华盛顿的事业，任海军部副部长、部长，最后接替尼尔・麦克尔罗伊任国防部长。
盖茨富有，和气，是一位身穿裁剪考究的衣服的牛仔。他热衷于交际，表现出一种平和的权威。对下属而言，他是位强壮的英雄，喜欢美酒、女人和战斗机。一位同僚不无羡慕地回忆说：“盖茨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喜欢享受生活和美酒的。”在五角大楼，他生硬直率，从不胡搞。一次，他收到一份冗长的报告，申辩要保留一个讨厌的交通信号灯。这个信号灯位于弗吉尼亚州一个海军军火库附近，常常造成交通堵塞。盖茨在报告顶端潦草批示：“关掉那盏该死的灯。”(31)他借助海军部长的权力，下令关闭了那些派不上用场的基地。由于他未与林顿・约翰逊商议就关闭了一个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基地，这位未来总统从此不肯原谅他，后来派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调查。
当国防部长的时候，盖茨喜欢做地下活动。他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一项旨在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四点计划出谋划策，四点计划是以惨败告终的猪湾事件的早期蓝图。他敬仰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后者经常到盖茨家出席晚餐。尽管艾克下令中央情报局中止U-2侦察机的研制，盖茨还是深入地参与了这个侦察机的活动并授权最后试飞。在当摩根董事长的时候，他不无留恋地说：“那个U-2简直不可思议！我常梦见U-2。”(32)恰逢艾森豪威尔赴巴黎与尼基塔・赫鲁晓夫高峰会晤前夕，U-2侦察机被击落，盖茨建议总统承担责任。在剑拔弩张的会晤过程中，他将美国军队处于战备状态，这一举动使得人们更加众说纷纭。沃尔特・李普曼说：“选择此时进入战备状态，比在会晤前两周把U-2送上凶多吉少的旅程还要稍微糟糕一点。”(33)
在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的前一天，盖茨向他汇报工作，他描绘出一幅老挝即将倒向共产党的可怕画面，并建议美国适度介入。他说美军大约需要几周时间进驻老挝。原先的计划是重新任命盖茨为国防部长，鲍比・肯尼迪为副部长，一年后再由鲍比接任部长。但这个计划遇上了麻烦，因为约翰・肯尼迪的顾问指出，肯尼迪竞选演说中提到的美苏“导弹差距”与盖茨的重新任命两者相互矛盾，会让总统难堪。后来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当了国防部长。亨利・福特二世建议两人“交换”——盖茨任福特汽车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当国防部长。通用电器公司也请盖茨当家。但是，盖茨却选择了摩根。他的女婿乔・蓬斯说：“他说他从来就是个银行家，不想学如何制作烤面包机。”(34)
盖茨给摩根银行带来一种轻松的工作方式。一位下属仍然记得盖茨与吉米・林之间的一次会谈。吉米・林是收购欲强的大型航空和电子公司林-特姆科-沃特的总裁。盖茨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对战斗机的喜爱和热情，而林则不断地问摩根能不能资助他收购威尔逊体育用品公司。“没问题，吉米。”盖茨答道，然后话题又回到他热爱的战斗机上。最后盖茨派一位下属同信贷政策委员会的负责人斯图尔特・克拉金谈这件事，克拉金越级否定了盖茨的草率决定，并直截了当地回绝了林的申请。摩根因而成为华尔街上第一家中止林购买计划的银行。
盖茨从来不曾完全从政治狂热中冷静下来。他不仅是艾森豪威尔的好朋友（艾森豪威尔主动支持他竞选参议员），也是后来两位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的好朋友（他的下属猜测也许盖茨桌上的第二部电话是直通白宫的热线）。他的关系网无所不在：他参加了一个专门的组织，1954年该组织由位于旧金山的一家隐秘建筑公司的老斯蒂芬・比奇特尔和摩根的一位活跃的部门经理共同组建。在卡莱尔饭店，比奇特尔定期召集课题组开会。该课题组成员包括泛美公司创始人胡安・特里普、德士古总裁奥古斯塔斯・朗、卢修斯・克莱上将，以及盖茨。在这些喝着白兰地，抽着雪茄的讨论中，比奇特尔总是谈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析石油价格走势，盖茨阐述北约及俄罗斯威胁。(35)盖茨总是运用他众多的关系，扩大摩根在全球的影响。
在肯尼迪新任总统之际，没有人能预见60年代银行业向海外挺进的形势。显而易见，如今总统不得不阻止美国资金的大规模外流。
1962年初，艾森豪威尔召集他的旧内阁成员及共和党领导人开会。阿瑟・伯恩斯的一席话让汤姆・盖茨印象颇深，他警告说持续不断的美元和黄金外流会严重地损害美国的收支平衡，约翰・肯尼迪将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盖茨提醒亚历山大，伯恩斯“认为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管制。虽然政府不愿意直接管制，但迫于形势他们很可能不得不这么做。”(36)摩根财团迅速地做好了准备，以迎接一个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筹资的新时代。正如亚历山大所言：“商业发达，银行兴旺。”
1962年底的一天，亚历山大主持一个情绪激昂的会议，提出了一个30年来闻所未闻的问题：摩根财团要不要重操承销证券的旧业，这回是在巴黎？联储做了一个让华尔街23号小有惊讶的决定（这个惊讶银行家们是心照不宣的），并通过了一项暂行规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美国境外并不构成障碍。但是，这样做经得起法律推敲吗？人们对此战战兢兢。当时在摩根银行工作，后来任驻法大使的埃文・加尔布雷思回忆说：“高层决策人员中有另一派不愿这么干，这容易被人们看成是打擦边球，但亨利对此充满希望。”亚历山大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听取不同意见。最后，他力排异议，说：“好了，我想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业务决策。”(37)该决定计划在巴黎建立一个证券承销分部，名叫摩根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建富及荷兰米斯-霍普公司是该公司不参与决策的小股东（自从与担保银行合并后，巴黎的“摩根公司”这个名字就暂时不用了）。但是由于满足于美国国内业务，摩根士丹利不屑一顾地拒绝了这第一份进入欧洲的请柬。
1963年7月18日，肯尼迪提议征收利息平衡税，以抑制美元外流。由于这项法令对于出售给美国投资者的外国证券进行惩罚，因此鼓励银行大量向海外扩展。听到这个消息后，凭直觉，亚历山大推测将发生转折。当天下午，他召开摩根管理人员大会，作了一番简短而有先见之明的讲话：“你们将永远记住今天。它将改变美国银行业的面貌，迫使所有的业务转向伦敦。要消除这一法令的影响尚需若干年。”(38)两年后，林顿・约翰逊对发放给外国借款人的贷款实行自愿限制，并在白宫会议期间与盖茨面谈这些限制措施的重要性。(39)一夜之间，海外银行业务成了许多有志者偏爱的事业。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境外的美元充足（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形成了一个游离国土的货币资金库。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唯恐美国报复，把美元存入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和伦敦的莫斯科罗纳尼特银行，欧洲美元应运而生。后来，“欧洲”一词用来表示任何所属国境外的货币。也就是说，欧洲美元即是美国境外的美元，欧洲日元则是日本境外的日元，如此等等。到80年代中期，这个自由商人们梦想的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浮动市场的存款额已达2.5万亿美元。
欧洲市场是一个迎合大企业、各国政府及各机构的批发市场，因而即刻与摩根财团情投意合。在这里，银行无需为美元存款支付存款保险费，也无需为贷款预留规定的准备金，可以随心所欲地放贷。由于已习惯于新政法令的规定，美国银行家起初对这种灵活做法有些紧张，但不久也就适应了。购买资金取代吸收存款的新趋势，以及欧洲市场的建立，均为发展扫清了障碍。如果联储在美国紧缩银根，各银行可以在伦敦大量出售大额定期存单，并用购得的欧洲美元支持其国内贷款。
纽约各银行负隅顽抗，维护他们的特权。约翰逊执政初期，华盛顿试图取消美国银行在其海外分支机构保留的欧洲美元账户。一位名叫保罗・沃尔克的副财长邀请摩根国际银行业务部主任沃尔特・佩奇及其他一些人到华盛顿商议此事。银行家们发出了严正警告。佩奇回忆说：“当时我们说，这是美国银行界的末日，你会把我们从欧洲、新加坡和日本撵出来的。我的天，那天晚上保罗与我把整个法案修改了一遍。他的速度惊人，说话之间就干完了。”(40)这个法案后来被取消了。在未来的25年中，保罗・沃尔克则成了为摩根奋斗的干将。
在摩根建富打瞌睡之际，西格蒙德・沃伯格，这个无孔不入的伦敦反崇拜偶像者已于1963年为意大利的高速公路公司发行了第一笔欧洲债券。摩根新的巴黎分支机构是这个市场上早早升起的一颗明星。与担保银行的合并使得摩根的巴黎分公司重复设置，办公大楼闲置着，这让人挺难堪。因此，摩根将其在巴黎旺多姆广场的分公司留在原地，而把新成立的巴黎摩根股份有限公司搬进位于马克西姆餐厅附近的协和广场4号，这个悬挂着枝形吊灯的大楼原来是担保银行分行。这座建筑原名夸林饭店，是国家纪念馆。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这里与法国签署承认美国独立的协议，夏多布里昂曾在此写他的爱情小说。从它那流光溢彩的大楼内部，摩根财团将向全球证券市场发起冲击。
除开展巴黎业务外，新开发的欧洲市场为摩根各银行扩展与梵蒂冈的关系提供了机会。50年代，梵蒂冈在纽约的资金几乎全部由J.P.摩根的信托部管理，梵蒂冈在伦敦的资金则几乎全部受摩根建富的监管。50年代末，贝尔纳迪诺・诺加拉退休了。他神秘莫测，威力无穷，是“罗马教皇特别行政署”的创始人。诺加拉的退休使摩根财团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罗马教皇同盟军。为了加固这一关系，1963年摩根担保银行、摩根建富和摩根士丹利与梵蒂冈一起组建了一个名为“欧美利坚”的罗马投资银行。60年代，梵蒂冈资金充裕，富有金融创新精神，它控制着在华盛顿建造的水门饭店的罗马房地产公司。“欧美利坚”是意大利第一家美式投资银行。
这项新的业务由尼古拉・凯奥拉博士负责，他父亲战前曾主管梵蒂冈贸易部门，而他本人在梵蒂冈城长大。40年代末，他在诺加拉手下当一名低级的股票分析员，而后得到了意大利银行的一项奖学金，于50年代初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公司当学徒。60年代初，当凯奥拉访问罗马的时候，梵蒂冈就表示有兴趣与摩根财团共同拥有一家投资银行。凯奥拉回到美国后就开始准备合作方案。摩根担保银行和摩根建富公司立即抓住这一机遇，而摩根士丹利那时对外部世界持一种奇怪的偏狭和夜郎自大的态度，非常勉强地加入这一新银行。在凯奥拉奔赴罗马的前夕，哈里・摩根召见了他并对他说：“记住。我们花了漫长的时间建立自己的声誉，现在就在你手里。”(41)
新银行股权的三分之一属梵蒂冈，三分之一属摩根财团，余下的部分在意大利各银行中分配。诚然，欧美利坚银行主要为梵蒂冈服务，但它的确是第一流的大银行，是欧洲市场的开拓者。尽管它位于罗马，它却做美元融资，从而向万能的梅地奥银行在意大利投资银行界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直至1971年，这家银行一直盈利，可是在这一年，由于与摩根财团蓬勃兴起的巴黎业务之间产生冲突，所以摩根财团自动引退了。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摩根股份有限公司的开张似乎极为顺利。1963年2月，这家银行为德国最大的拥有23家百货商店的邮购公司——内克曼公司发行欧洲股权股票。在将公司变为上市公司时，创始人约瑟夫・内克曼想拥有多数股份。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这个可能是德国最富有的人、钢铁世家和一个已定罪的战争罪犯的后裔，有意出售他的内克曼股份。内克曼担心这些股份会落入德国银行之手，因为德国银行是可以拥有工业股份的。内克曼尤其想绕过德意志银行这家操纵了整个工业王国的德国第一大银行。他倾向于全球辛迪加，而只分给德国一小部分股份。
对摩根的巴黎新分行而言，内克曼股票的发行似乎是大获全胜。摩根买进3000万美元的股份，然后转售给比利时、瑞士和荷兰的银行。在伦敦，摩根建富牵头组织了一大批购买股份的群体，股票直线上升至溢价。当时摩根巴黎分行的一位叫埃文・加尔布雷斯的人说：“这是第一次在国际范围销售的股票。人们认识到我们可以在国际范围进行分销。”(42)但是，当时也出现了发生麻烦的迹象。摩根财团发出售股电传后德国银行不做反应。当德意志银行抱怨股票在德国境外发行的时候，加尔布雷斯说摩根财团只注重客户的意愿。他并不完全了解他自己引发的愤慨的深度，也不完全了解自己是如何深深地触犯了传统。德意志银行会伺机等待，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打个平手。
尽管欧洲市场本质上是跨国界的，但早期的欧洲市场却为激烈的民族纠纷所困扰。除了欧洲美元市场以外，银行都希望作为主干行发行本国货币证券（甚至美国财政部也曾在短时期内坚持应由美国公司作为主干行发行欧洲美元证券）。如今已昂首阔步的摩根财团起而反对这种地方狭隘主义，因为它正试图侵袭最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瑞士银行垄断系统。瑞士信贷银行、瑞士银行公司和瑞士联合银行组成卡特尔，主宰了瑞士法郎证券的发行，外部的银行向它们发起挑战，可能自己倒霉。1963年9月，摩根巴黎分行还真是这么干了。当时，哥本哈根市要筹资，财政部门的人征求摩根建富的意见。正如摩根建富的蒂姆・柯林斯回忆说：“有人心生一计，既然瑞士利率低，为什么不发瑞士法郎的债券呢？”(43)
这一次，尽管没什么人预见到有场怒火将要爆发，加尔布雷斯还是警告华尔街23号可能会遭到愤怒的反响。加尔布雷斯说：“瑞士各银行气坏了。它们打电话叫醒亨利・亚历山大，说‘你不能这么做。瑞士法郎不是国际货币，应当由瑞士人掌管……’亨利被数不清的电话所困扰，电话里尽施各种威胁恐吓。”(44)瑞士政府告知华盛顿，如果再发这种债券，他们将把美元转换成黄金，抛售美元。他们拒绝使本国货币发挥国际货币的功能。他们还对英格兰银行施压。柯林斯回忆说：“一段时间，英格兰银行和瑞士中央银行之间关系冷漠。”(45)这次倒霉的哥本哈根债券发行是那一代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瑞士法郎发行的欧洲债券。
这时，德国人仍为内克曼股票而刺痛，并伺机报仇。当巴黎摩根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认购另一家德国邮购公司——弗里德里希・施瓦布公司的股票时，德意志银行认为这是报仇的绝好机会。摩根财团没有与承销者签订书面合同，而只得到较为玄乎的“表示兴趣”的答复就开始进行了。这实际上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尽管摩根有一家德国小工会银行的支持，但毕竟势单力薄，无法阻止临头大祸的发生。股票发行刚刚宣布，德意志银行出其不意地开始玩手腕，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施加高压，不让它们参与认购。这次摩根财团的灾难是全方位的：股票发行金额1300万美元，摩根有900万美元的股票不能脱手，那时候这可是个庞大的数目。纽约总部震惊了。
作为被动的合伙方，摩根建富对摩根担保银行无礼的“美国式”做法感到恼火。根据美国法律，华尔街23号不能再注入更多资金，摩根建富不得不在伦敦各商人银行间组织一次临时救援；而摩根建富认为这一活动未获得其美国堂兄弟的充分赏识。后来，胜家公司的董事长唐纳德・科切尔——他也在摩根担保银行董事会任董事——以1600万美元买进施瓦布股票，摩根巴黎公司的业务得以挽救。
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加深了巴黎公司的灾难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摩根财团不能既做纽约各银行的受托方，又在巴黎为这些银行承销证券。这是最后的致命一击，摩根担保公司最终从其经营的巴黎业务中撤出。加尔布雷斯回忆说：“国际业务部经理约翰・迈耶对施瓦布股票的结局灰心丧气到了极点。”(46)在施瓦布事件受挫后，摩根担保银行在其后的十多年时间都没有重返欧洲市场发行证券。20年代，对于这样一家在国外市场已站稳脚跟的银行而言，这次失败是摧毁性的，它从此对证券市场交易畏缩不前，缺乏自信。
这时，摩根士丹利进来了，但它发现欧洲市场多少晚了点。当亨利・亚历山大忙于开办世界各地业务的时候，摩根士丹利却连一个欧洲办事处也没有。1966年，摩根士丹利开始摆脱自己的狭隘主义，比尔・斯沃特和弗兰克・贝蒂托秘密访问罗马并会晤意大利银行行长吉多・卡利。贝蒂托生于新泽西州特伦顿，是摩根士丹利的第一个美籍意大利人，向来是一个可用以对付意大利的秘密武器。然而，他却不会说意大利语。50年代仍任摩根财团顾问，年迈而高傲的乔瓦尼・富米嘲笑他为乡下人。
贝蒂托富有想象力，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卡利已经通过意大利出口和海外汇款，囤积40亿过剩美元。贝蒂托建议，摩根士丹利在意大利的大客户，如埃克森、通用汽车、杜邦公司等，可以借里拉贷款，并在当天转换成美元，以缓解卡利的美元过剩。卡利对此很高兴，并让摩根士丹利发誓严守这笔独家交易的秘密。在两个月时间里，摩根士丹利旋风般地完成了6亿美元等值的里拉贷款，公司对欧洲业务上了瘾，并由此赢得了公司能在世界各地淘金的名声。
1967年1月，摩根担保银行在巴黎业务举步维艰之际，请摩根士丹利来解围，并把巴黎业务的三分之二卖给它；而摩根担保银行自己则与摩根建富、荷兰的米斯-霍普公司以及瓦伦伯格家族的斯德哥尔摩恩斯克达银行一起拥有其余的三分之一业务。这种保留三分之一股份的做法，是承袭了摩根担保银行拥有摩根建富三分之一股份的做法。尽管贝蒂托愿意与摩根担保银行平分巴黎业务，但该银行在施瓦布事件后信心大挫，宁愿持少数股。
新的摩根国际公司赶走了老雇员，而由谢泼德・普尔领导的一批更富有经验的摩根士丹利人员来经营这家公司。他们正赶上欧洲债券兴盛时期。一旦摩根士丹利摆脱了作茧自缚的做法，发现了外面的世界，它在巴黎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伊思特曼・柯达、德士古、美国烟草公司、普罗克特和甘布尔、阿莫科等等一大批企业融资。巴黎业务的忧郁气氛消失了，并超越了所有对手。到1975年，它每年可发行50亿美元的证券。
创建了摩根国际公司以后，摩根的集团利益更直接地涉足海外证券交易。摩根财团又不声不响地融为一体，尽管这是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摩根担保公司对巴黎业务的参与比较被动，仅是其掌握的众多少数股份之一，而且，小约翰・迈耶主要视之为一种避免将欧洲业务客户转给大通银行或第一国民城市银行的途径。尽管摩根国际公司有其局限性，但它毕竟代表了部分地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在华尔街23号，摩根担保银行由于将巴黎业务控制权拱手送给摩根士丹利而痛心疾首。摩根士丹利的人认为摩根担保银行从来就不曾履行诺言，介绍原有的客户，而摩根担保银行则认为自己将摩根士丹利送出国门后并未得到充分的感激（令人惊骇的是，摩根财团内部互相之间总是这么敏感）。对摩根士丹利而言，这是个转折点，在欧洲已有了至关重要的立足点，并轮流向巴黎派送称为“左轮枪手”的轮训人员，以获取国际业务经验。摩根士丹利自豪地将其除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海外发行的证券均打上新的摩根国际公司的招牌。那时，摩根担保银行还不曾醒悟，不知道它正在扶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说不知道到80年代这将是一家与摩根抗争的投资银行。
摩根担保银行还是自己保留了一块欧洲业务。1968年，它在布鲁塞尔开设了名为“欧洲清算”的最大的欧洲证券清算系统，这也是第一个对市场实行自动化管理的清算系统。一开始，这一系统遭到了各欧洲银行偏执而强有力的抵制。这些银行认为它们的内部机密会因此而泄露给摩根财团。而实际上，“欧洲清算”的聪明之处并不在此，而在于其极为有利可图。交易商留在系统里的钱可贷给其他系统成员，借款人可用他们的欧洲证券作抵押。摩根士丹利从未被邀请加入布鲁塞尔业务。摩根各银行之间的集团利益总是集团自利。一旦一家银行发掘了宝藏，总是把它藏起来，不让其他摩根兄弟知道。所以，在这一时期，摩根各银行之间的合作，与其说是把它们拉到一起，不如说是最终把它们拆开，使它们互相猜疑，相互谴责对方在耍两面手法。它们的关系最终发展到家族积怨所特有的仇恨。
日本这个国家造成了摩根担保银行和摩根士丹利之间最为持久的摩擦。除欧洲和北美洲外，各国财长总是认为各摩根公司实际上都密切隶属于摩根财团。这一误解在日本最甚，因为日本有其自己的财团，这些财团都是围绕核心银行组织起来的。摩根担保银行的杰克・洛克伦回忆说：“日本报纸每次报道我们，都称我们为控制通用汽车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摩根财团’。”(47)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日本从其惨败中缓慢复苏，这个问题似乎一直停留在学术界。194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这一事件影响不大，只是区域性的。在美统期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根据美国做法改革了日本金融，甚至还授权颁布了一项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相类似的65条款，将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分离开来。麦克阿瑟将军想分化财团，消除它们的力量。这些财团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主宰着日本，并且与军方勾结征服东亚。一段时间，日本各银行都改用占领区的中立名字。美国人撤走后，三菱、住友以及其他银行又返用传统名字。日本被占领期间，有4家美国银行建立了分行为军人服务，包括国民城市银行、美洲银行、大通银行和制造商银行。在允许美国运通公司经营旅行支票业务后，日本大藏省不再允许外国金融渗透，“竹帘子”垂落下来。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停止了债务偿付。50年代初，日本经济复苏，因而想以偿还摩根两笔旧债而重新树立其完美无瑕的信贷声誉。这两笔旧债就是1923年的地震贷款和1930年的金本位贷款。日本人吹牛说他们有两千年不欠账的历史，并举办了一个盛大仪式，表明已恢复偿债并与摩根重修旧好。1951年，日本与美国签订和平协议，此后，一位大藏省官员来到华尔街23号，说：“我来兑现我的签字。”(48)在史密斯-巴尼和银行家信托公司的帮助下，日本全额偿清债务，裕仁天皇还为两位史密斯-巴尼的官员授了勋章。
J.P.摩根公司一直以自己在日本出类拔萃的地位而引以为荣。这家银行总是津津乐道于裕仁天皇为杰克・摩根、汤姆・拉蒙特和拉塞尔・莱芬韦尔所授的勋章。但在50年代，这家银行倾其有限的资金，都投在英国和法国，无法与日本重建特殊关系。在与担保银行合并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担保银行是日本政府和电业债券的主要受托人，也是许多日本银行家在华尔街的培训基地。这些银行家照抄担保银行的单证格式，把它们带回日本，用于自己的银行业务。
这两家银行做日本生意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它们实际上垄断了“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这是早在1927年由银行家信托公司发明的。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使得美国投资者在美国购买外国股票几乎没有什么麻烦。实际上，他们购买的是存放在外国银行保险库中的股票的收据。协作的美国银行把股息转成美元，免去了投资者外汇兑换的麻烦。1960年，摩根担保银行的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的传播者里吉斯・莫克斯利访问日本，宣传这一业务的好处。日本大藏省担心这一业务会削弱国家对资金的控制，只是谨慎地同意索尼公司做这一业务。这也是该项业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日本股。后来，野村证券公司的董事长田渊节也说：“如果说日本金融市场国际化有一个里程碑的话，那就是1961年索尼在美国发行美国证券托存收据。”(49)
自从施瓦布事件后，摩根担保银行很长时间未涉足海外市场，现在却又像上次那样无意间引发了日本国内市场的怒火。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要求摩根财团在纽约发行可交易的票证时，须指定一家外国银行保留实际股份。莫克斯利天真地想在日本各银行间民主地普及这个业务，并试探让东京银行作为索尼美国证券托存收据业务的监护人。他没有认识到索尼的主要银行三井对这种侵蚀其领地的做法十分反感。一个三井代表团怒气冲冲地来到摩根门前，抗议这一严重违反常规的行为。摩根担保银行的鲍伯・温声称：“他们差点要了我的脑袋。”当这家银行向东芝、日立及富士钢铁公司发行美国托存票证时，没有重犯这个错误。
在60年代，摩根担保银行决定钻过“竹帘子”，将其办事处升格为日本分行，这在当时是极其困难的事。摩根士丹利对日本的态度就是一大障碍。摩根士丹利将绝大多数海外业务局限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久经考验”的西方客户。摩根士丹利被美国客户捧惯坏了，它和摩根担保公司不一样，对国外市场的态度比较矛盾。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摩根士丹利的几位合伙人还是老军人，公开对日本表示敌意。50年代，这种态度还无所谓，因为日本当时仍然贫穷，从世界银行大量举债。然而，到50年代末，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告诉两位日本大藏省的代表说，日本经济已经复苏，从世界银行毕业了，日本应该自己到华尔街寻找贷款。当他们问及该见见什么银行时，行长给了一份世界银行募资说明书。完全出于巧合，第一波士顿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排在最前面。
当时，日本正在准备为东京市发行债券。日本人先拜访了第一波士顿，印象非常深，因此接受这家银行担任联合主干行。日本期望在摩根士丹利受到同样的礼遇，心想难道摩根财团不是日本的忠实朋友吗？但是，日本人却被冷冰冰地毫不客气地回绝了。摩根担保银行的洛克伦说：“大藏省的元老们真的是震惊了。”(50)洛克伦当时不得不为华尔街23号处理这一不愉快事件的后果。
为什么摩根士丹利狂傲地拒绝日本呢？这包含了生意盘算和排外情绪这两方面的因素。摩根士丹利仍坚持一种坚定不移的政策，即证券发行的经营要么独揽，要么不干。这种势利狂妄的做法油水甚丰，这家公司可独吞所有的管理费。日本人盲目地冒冒失失撞进来，并不知道由于他们草率地首先接受了第一波士顿银行，使得摩根士丹利无法再介入，否则就要触犯它自己的戒规。但摩根士丹利对世界银行做过唯一的例外，这无疑对日本有误导作用。
为什么不再做一次例外呢？曾是摩根士丹利合伙人的亚历山大・汤姆林逊解释说：“给世界银行融资要比给一个战败国融资风光得多。日本人不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有多么敏感：参与过战争的合伙人对与日本做生意不感兴趣，而且年长些的合伙人对袭击珍珠港事件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与日本的私人关系受到了伤害。”(51)此外，在西方人的眼里，日本似乎只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强者，而非羽翼丰满的工业强国。60年代初，日本紧随印度，是第二大负债国。
无论业务角度合理性如何，摩根士丹利的决定还是带有微妙的种族歧视色彩，因为类似的反对从没有阻止该公司与意大利或德国做生意。一位前合伙人讥讽地说：“德国人有点改邪归正了，似乎所有的纳粹都被清洗了。”当时，摩根士丹利的一个合伙人就可以投票反对一项重大决定。有一个合伙人曾是战斗机飞行员，他做了一次煽动性的爱国演说，引用了裕仁、偷袭珍珠港事件、出售战争债券等等事实。时至今日，佩里・霍尔对这一决定终无悔意：“即使现在，我也不会与日本人做生意。”(52)尽管年轻的合伙人认为老家伙们都是一帮顽固不化的笨蛋，老家伙们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立场。
这种不妥协的态度给J.P.摩根公司带来了大麻烦，因为该公司当时力争从日本大藏省拿到一大笔资金。由于担心摩根士丹利羞辱日本从而产生不良后果，J.P.摩根公司国际部的负责人约翰・迈耶与他的密友、负责摩根士丹利海外业务的高级合伙人约翰・扬进行了冗长而怒气冲冲的对话。1964年9月东京会议后，这一问题对摩根担保银行变得尤为紧迫。摩根担保银行董事老史蒂夫・比克特尔和他的朋友、前德国军管司令卢修斯・克莱上将一起说服迈耶，力争开设东京分行。比克特尔说，东京正成为世界信息之都，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公司也计划在东京开设办事处——这一直是使得摩根人步其后尘的强大诱惑。摩根的战略计划是在世界上的主要市场建立分行，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一边倒现象。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摩根决定开设日本分行。
当时的日本远比今天封闭得多，而且没有一个官僚愿意沾染上准入摩根财团这样的政治污点。日本政府认为外国银行已经够多的了，批准更多的外国银行进入是极其敏感的问题。1965年，曾在硫磺岛和冲绳打过仗的汤姆・盖茨首先向日本外相水田稻男申请分行许可证。即使跟日本人打交道，盖茨仍然是不拘礼仪，单刀直入地要求成立一家分行。这次会晤远远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只是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抑郁的斗争。日本人让摩根卑躬屈节达29个月之久，足以补偿日本对该银行的点头哈腰和低三下四。日本大藏省定下两条规矩：摩根不能与美国大使馆商谈此事（此点可以遵守），也不能和某个律师商谈此事（此点不能接受）。有时会谈好像是耐力比赛，日本人煞费苦心地用耸肩、叹气等方式暗示种种无名的困难。
一开始，摩根派了许多使者以及主管国际业务的小约翰・迈耶参加会谈。迈耶后来于1969年接任盖茨成为摩根担保银行董事长，是战后该银行董事长中最严厉和不具幽默感的一位，他魁梧而刚毅，圆脑秃顶，眉毛又宽又浓，日本人认为这是伟大的武士精神的标志。当他带着戒备神情，莫测高深地吸烟斗的时候，很少面带微笑。他记忆力强，经验丰富，总是显得比别人超前几步，因而他工作的细致和全面在摩根传为佳话。他1927年开始在担保公司工作，至今仍能隐隐约约记得40年前的铁路债券的细节。
与风度翩翩的亨利・亚历山大和汤姆・盖茨不同，迈耶让下属觉得不安。他从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那里借来了一个法宝：尽管他事先知道谁干得最好，他还是把同一份活让不同的人干。他总是装着同意某个年轻银行职员对一笔巨额贷款的判断，而后看着他为此而辗转不安。他对细节了如指掌，没人能比得上他。但是，有的同僚认为这种做法有反作用。一位曾与他共事的人说：“即使是一份有关提供给爱尔兰的金额小至900万美元的信贷报告，他也从头至尾读得一字不漏。”
迈耶使摩根财团严守秘密和小心谨慎的作风更进一步。尽管熟知政坛动静，他却是摩根董事长中最不愿抛头露面的。他一直关注世界金融信息，与接替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亲密无间，两人每星期日都进行电话长谈。一位崇拜他的前同僚说：“迈耶应该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他是一个真正的有内涵的人，不动声色而颇具影响力。”迈耶在位期间，摩根银行不再在华尔街起着显眼的领先作用，而对其前任们来说，充当领导是顺理成章的。
迈耶体力超凡，他心中的东京快乐周末就是爬富士山，而且比日本人还有耐力。每次迈耶在纽约问东京的洛克伦需要什么东西，洛克伦总是拍回电报说：“耐心，耐心，耐心。”(53)耐心终于得到了报偿：摩根担保银行成为1952年以来第一家获准在日本开设分行、穿破“竹帘子”的美国银行。
在冲破日本封锁线的过程中，摩根谈判代表意外地受益于历史。大藏省的许多老人仍记得汤姆・拉蒙特，而且也记得一位命运多舛的美丽艺妓，这就更有帮助了。1904年，杰克・摩根的侄子乔治・摩根住在横滨，收集日本艺术品，与加滕由纪结婚。乔治的朋友告诉记者：“我认为与他结为伉俪的年轻女子出自一个良好家庭。”但乔治真的是赎回了一个年轻艺妓的契约。(54)他们在纽波特和长岛度蜜月的时候，由纪・摩根被摩根家族所排斥，这对夫妇最后只好定居巴黎。乔治1915年死于西班牙，他妻子继承了财产。
由纪的信托基金由J.P.摩根管理，该公司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办法给她付款。战后，亨利・亚历山大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的副主席访问科隆，他找到了由纪的下落，不仅付给她所有的利息，而且连复利也一同支付。后来，由纪迁回京都，她告诉邻居：“摩根永远值得信赖。”(55)
1969年3月24日，摩根东京分行终于开张了，由纪在京都的一个邻居赶来存入她一生的积蓄800万日元（这时，由纪已去世），她被友善地告知摩根不是储蓄银行。有一部以由纪生平为素材的音乐剧也增加了她的知名度，该剧描写她被赎出来嫁给乔治・摩根时，仍在恋慕着一位年轻学生。摩根谈判代表在东京周旋的时候，沉稳的官僚们常常会转而问起由纪・摩根。摩根的洛克伦解释说：“日本人很容易动感情，40岁以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故事。”(56)
摩根箭筒里的另一支箭是桦山爱辅。在战前他是桦山伯爵，曾陪同汤姆・拉蒙特和弗洛伦斯・拉蒙特访问东京，在30年代帮助拉蒙特建立一家情报局。美统期间，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头衔，而现今是杰出的摩根顾问，受雇于新摩根分行，他只提供建议而不做枯燥无味的辛苦的具体工作。即使没有头衔，他那贵族身份也广为人知，可以约见任何人，上至裕仁天皇。
在其追求建立东京分行的努力中，摩根财团还有一个最后武器，一位国籍不明的人。他叫杉山觉，又叫戴维・菲利普斯。50年代，一位叫约翰・菲利普斯的美国教授在日本的美国空军部队工作，结识了《朝日新闻》社的杉山先生，后者想让他儿子受美国教育（当时，受美国教育的人在日本很吃香）。菲利普斯收养了这个男孩，重新洗礼，起名为戴维・菲利普斯。戴维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与菲利普斯一家生活了13年。他每天都学日语，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后，到纽约摩根担保公司的证券交易部工作。后来，移民及归化管理局对戴维的收养问题提出质疑并威胁将他驱逐出境；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所以，1964年戴维・菲利普斯（杉山觉）被送往东京办事处任摩根代表。
菲利普斯的被驱逐在摩根王国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他出任办事处代表后，很快就被人发觉在为摩根设立分行一事进行秘密游说。他说：“由于我的日本面孔，日本报界从来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总是出入大藏省。”(57)尽管没有受过真正的银行培训，他却善于寻求新业务，而且乐于深夜走访东京的主要商业区银座。他是个完美无缺的摩根混血儿——受两种文化的彻底熏陶，并且能流利地使用两种语言，穿着考究而昂贵的衣服，佩戴翻边袖口链扣，口衔“登喜路”雪茄。
菲利普斯的出现帮助摩根担保公司解决了摩根士丹利问题。为了消除日本人对摩根银行任何残存的疑虑，约翰・迈耶一直催促摩根士丹利的约翰・扬开设一个日本办事处。美国实行资本管制后，摩根士丹利必须到世界各地为其客户寻求资金，而此时日本已强大得不容忽视。1970年，摩根士丹利同意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开设东京办事处：办公地点毗邻世界银行东京联络处，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办事处代表。摩根担保公司答应了上述要求。
菲利普斯在摩根士丹利的工作非常出色，1977年成为第一位非白种人常务董事。他总是让新客户感到惊讶。摩根士丹利的鲍伯・格林希尔说：“我有几次与戴维一起参加会见，你能看到的就是难题迎刃而解。”(58)菲利普斯从日立、三菱、日本兴业银行和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那里都拿到了生意。索尼公司的一笔生意竞争极为激烈，以至于有消息说，高盛公司都请求亨利・基辛格与索尼董事长鞠田爱子说情，可是他却能从索尼争取到一大笔私募生意。尽管摩根担保银行的人十分崇拜菲利普斯，但有时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发现他在利用人们对摩根“财团”原来那种混乱概念。比如，摩根担保银行曾为日本一家医药公司武田制药发行一笔可转换欧洲债券，而老武田死后，他的儿子让摩根士丹利发行债券，想以此报答老朋友。摩根担保银行的人认为，戴维・菲利普斯从来不曾澄清这一误解。
摩根担保银行新分行的业务盈利极高，贷款的借贷差额盈利很大。该银行向美国在日本的跨国公司发行日元贷款，向日立、东芝、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本田及日本电话电报等日本公司提供美元贷款。这两家摩根公司均瞄准了三菱集团，该集团重点是造船和重工业，与摩根烟囱为主的业务正好吻合。而摩根银行战前的如意伙伴、负责提供衣服及其他军需的三井公司，在停战后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做日本业务之所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因为向日本公司提供的美元贷款均由日本银行提供担保。1976年，日本第三大贸易公司安宅公司投资的一家纽芬兰精炼厂因亏损而告破产，当时摩根在该公司还有一笔未偿贷款。那天早上，鲍伯・温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给国际业务部主任刘易・普雷斯顿打电话，他说：“刘易，看来你在日本第一次赔钱了！”但是，就在当天，日本银行就介入并命令安宅公司的主要银行——住友银行解救该公司。当天下午，温不无惊讶地又给普雷斯顿打电话，说日本方面要偿还那笔未投保的贷款。“他们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普雷斯顿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温答曰：“他们从政府那儿得到了进军的命令。”(59)在日本这个银行家的乐园，摩根担保公司不断扩大其贷款的国别限额。从不曾有人为开设日本分行所经历的马拉松式的艰苦磨难而后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