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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蚁众
在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中，蚂蚁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种群。它们是社会性昆虫，其社会比人类社会先进多啦！那是完全利他主义的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无私、牺牲、纪律、勤劳的典范。最可贵的是：蚂蚁的利他主义完全来自于基因，来自于生物学结构（腺体及信息素等）的作用，生而有之并保持终生，不需要教育、感化、强制、惩罚，不需要宗教、法律、监狱和政府。所以，蚂蚁社会的每一滴社会能量都被有效利用，没有任何内耗。由于蚂蚁个体的利他主义是内禀稳定的，因而其社会也是稳定和连续的典范，8000万年来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任何断裂。
和它们相比，万物之灵们真该羞愧无地。人类的万年文明史绝大部分浸泡在丑恶、血腥、无序、私欲膨胀和道德沦丧中。上帝和圣人们的“向善”教诲抵不过众生的“趋恶”本性，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治世”只是流沙上的城堡，转眼间就分崩离析。如果我们能以蚂蚁社会为楷模，人类文明该发展到何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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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1. 噩耗
下乡第三年的5月，麦子还没熟，知青农场里的农活相对闲一些。听说今晚没有安排政治学习，蹲在井台上吃晚饭时，我同颜哲很熟练地对了个眼色。吃完饭，同宿舍的李冬梅约我去散步，我扯个理由推辞了。阮月琴说：
“冬梅你没一点眼色，人家有正事呢。”
我红着脸没有反讥，她们嘻嘻哈哈地走了。等天色刚刚黑下来，我就避开人群，悄悄来到离场部有两里地的堰塘，这是俺俩幽会的老地方。这个农场是专为知青们新建的，堰塘也是知青们来农场后新挖的，挖出的生土堆在塘的四周，种着蓖麻。这一带是岗地，上浸土，晴天一块铜，下雨一泡脓。土质贫瘠，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种啥都长不旺。但后来我有了一个发现：原来蓖麻最吃生土，在生土塘堤上长得极为高大葳蕤，树林一般，为我俩的幽会提供了绝好的屏障。再加上塘堤地势较高，视野宽阔，所以两人在幽会中即使有些越规的举动，也不会被人发现。这几次幽会中，颜哲越来越不老实了，昨天就把手伸到我的内衣里揉搓。我当时也曾略作抵抗，但凭良心说，我的抵抗只是象征性的，很快就被他的进攻瓦解了，融化了。原来，男人的抚摸能带来那样电击般的颤栗和快感！这会儿我轻轻抚着自己的乳胸，暗暗渴望着颜哲的拥抱和揉搓，这种渴望让我的脸庞发烧。
今晚没有政治学习，这对知青农场来说是很难得的。农场位于北阴市旧城县的红星公社，而旧城县是当时全国四大政治模范县之一，“忠字化”运动搞得最为波澜壮阔。公路两边堆满了大叛徒大工贼刘少奇夫妇的裸体跪像，王光美的乳房和舌头夸张地下垂着；田地里盖了很多忠字台，请来了老人家的宝像镇在里边。只可惜旧城太穷，这些忠字台远远说不上高大巍峨，都是用土坯垒成，大小如鸡笼，实在太委屈老人家了。县里还风行全民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到商店买东西要先对毛主席语录，就像地下党对接头暗号。哪天北京城里传来最新最高指示，旧城县向来是传达不过夜的。这样的阵仗知青们经过不止一次：已经熟睡的知青被喇叭惊醒，集中到场院里学完最新指示，然后点起火把，排着队，敲锣打鼓，分头到附近乡庄上，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大娘大伯，给你送精神食粮哩，送最新指示哩。被惊醒的主人一般不点灯，也不开门，隔着纸窗应一声：好啊，劳驾你们念念吧。于是知青们就着火把的光亮，伴着院内被激起的狗吠声浪，大声念完最新指示，再转到下一家。等把周围的乡民们折腾完，常常是天色已亮。
不过近来这段时间里，可能京城里的老人家也折腾累了，发布最新指示的频次相对少多了。
两年前老人家一挥手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所以知青农场建场后，请来二三十位老农来担当再教育的重任。但下乡后，当泛义的“贫下中农”分解成一个个真实的个体时，知青心中的神圣感就弱化了。原来“贫下中农”也有诸多不神圣之处啊，这几十个个老农中不少人当过国军，比如憨厚老实的二班长老初原是国军的机枪手，他平时不言不语，有一天挖土方时忽然来了兴致，一个虎跳，跳到土坑里，拿锨把当机枪架起来，说机枪就是这样用的，这么着哗拉一下，一扫一个扇面，八路武器孬，最怕我的机枪。另一位老农陈得财是地主的败家子，大伙儿说他是吸大烟吸出来的贫农，身上还有淋病；有的老农好吃懒做，很多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女人和性。当然忠厚老实的也不少，像牛把式郜祥富、一班长老肖、二班长老初、四班长老庞等。但所有老农都有一个共同的劣势：文化劣势。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朝代，不知道下雨的原理，也背不来毛主席语录，他们在全场大会上领呼口号时常常闹笑话，比如：
热烈（强烈）抗议，苏修社会主义加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无条件（无理）侵占我国领土珍宝岛！
斗死去球（斗死批修）！
场长赖安胜的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也十分有限。他当过志愿军，在部队里学了百十个字，转业后回到农村，混到四十多还没成家。所以，至少以农民的眼光来看，他绝对算不上成功者。没人料到他会在43岁的年纪时来运转，被公社选做知青农场的副场长。不久场长老胡调回公社革委会任职，赖安胜便递升为场长。他在这儿真是如鱼得水啊，首先是政治层面上的如鱼得水，凭借“再教育者”的政治优势和知青对于回城的渴望，再加上他本人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他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力。只有去年秋季分红前，因为给老农们发秘密津贴惹出大字报事件，对他的权威提出了短暂的挑战，随着那件事的解决，他的权力就更加绝对；然后是男女之事上的如鱼得水，45岁的老光棍，32个嫩生生的城里姑娘，这种诱惑是很难抵挡的。他越来越钟情于和女知青“一帮一，一对红”，据说已经把两三个姑娘帮到床上了。不过这些都只是知青们压低嗓音的私下密语，还没人能拎出来很过硬的真凭实据——除了前天小知青孙小小对我说的话。
我把这些烦心事抛开，抱膝坐在土埂上，静下心来等颜哲。月色下的堰塘真美！水面平展如镜，倒映着明月疏星。塘蛙和鸣虫们快乐地聒噪着，几只稻鸡咕咕叫着，低低地掠过夜空。月光洒在我赤裸的胳臂上，带着森森的凉意。向南望去是一片荒地，与湖北接壤。这儿解放前属两不管地区，土匪横行，出过不少出名的匪首，周围的水坑里或井里常常填着死人。颜哲告诉我，别看旧城县现在贫穷破败，历史上尤其是在东汉时期却是有名的物华天宝之地，出过很多将相外戚，还有几位皇后，包括历史上有名的美女、汉光武的皇后阴丽华。我想，少女阴丽华也曾和我一样，坐在同样的田埂上，仰望着同一个月亮，做过同样的少女之梦吧。
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颜哲从蓖麻丛中钻出来，立即粗野地抱住我，吻我，吸吮我的舌尖，一只手插进我内衣里急煎煎地抚摸。我一边回应着他的拥抱和热吻，一边低声责备他：颜哲你越变越坏了，你变成一只大色狼了，你过去那温文尔雅的假面具扔哪儿啦？颜哲笑着，不反驳，手下一点也不停。等到他的手向我裤腰下发展时，我及时制止住他，说：
“不许得寸进尺了，到此为止。那儿得留到结婚后再给你。”
颜哲毕竟是君子，虽然正是情热如火的当口儿，很难一下刹车的，但他没有再勉强我，强使自己平息了情欲，安静下来，与我并肩坐在塘堤上。我掏出一叠饭票递给他，说：
“这是我省出来的，你知道我的饭量小。眼看到麦忙天了，你别饿着肚子。”
颜哲没有接，说：“用不着，我这个月够吃。对了，会计老霍昨天给我透了风，今年农场夏季分红仍然分不到钱，每人最多二三十元吧。像我这样拿十分工分的棒劳力们，分红反倒是负数。”
农场的工分太不值钱，棒劳力们比别人多出的工分比不上多吃的饭票。颜哲虽然身体单薄，但干活极泼，老农们对他的普遍评价是：这么个清清秀秀的学生娃儿，干起活来像拼命，有八分力气要用出十二分。才来农场那阵儿，挖堰塘，头一天，他手上磨了三个血泡，用断了两根锨把。回库房换锨把时，农具保管员四娃心疼得心尖尖流血——不是心疼出了血泡的手而是心疼锨把，不住嘴地嘟哝着：
“你这娃儿，你这城里娃儿，恁不知道东西金贵。”
颜哲听烦了，说：“记上账，赶明儿扣我的分红还不行？”
四娃撇着嘴说：“扣分红？得扣你多少天的工分？娃儿呀，你不心疼，我还替你心疼哩。这回我做个好事，不给你记账，以后千万小心点。”
四娃说得没错，那年到了年终，每人分红也就是二三十元，折合每个工作日不到一毛。而两根锨把是一元钱，也就是说，颜哲这样的十分劳力，得干十几天的工分才够赔两根锨把。颜哲后来颇为感慨地说，四娃这么一算，他才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了自知之明。
我把饭票硬塞到他兜里，笑着安慰他：“你分不到钱不要紧，我多少总能分点吧。等分了红，你就花我的，我反正没有别的用处。”
颜哲说那倒用不着。“其实，”他略为犹豫后说，“我爸妈给我留有一大笔钱呢，是文革前国外的亲友资助的，我爸一直不用，连三年困难时都没动用，说要派大用场。这笔钱外人不知道，抄家时没有被抄走。不过，我同样轻易不会用它，也要用它派一个大用场。”
他把这样重要的秘密告诉我，让我暗暗感动。我不知道他说的“大用场”是指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
“对，留下它将来派大用场。要是手头紧，就花我的钱。你知道我爹已经被放出来了。有爹挣钱，我家的日子宽裕多了。”我爹是市搬运站的苦力，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但文革中他是搬运站红革联的头头，在北阴市那次造反派抢枪风潮中，被牵连到抢砸战备武器库那个案子中，文革后期被判了一年劳，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能生活的客观环境培养并塑造了它。我更宁愿认为它只是偶然且长教。他被判刑期间正好赶上知青下乡，否则我也不会被撵下乡了。“爹妈让我告诉你，他们一直帮你盯着颜家大院，不让地痞无赖们偷抢。他们让你放心。”
爹妈一向疼颜哲，爹还捎来一句话：让我在钱财上多帮帮颜哲。爹说这个娃儿太可怜，爹妈都殁了，没一个亲戚贴补他。不过这些话我没说，怕伤及他的自尊。颜哲默然片刻说：
“谢谢郭伯和郭婶。不过，城里那套房子我可能用不上了，就让他们住吧。”
他是指这辈子大概不能回城了。的确，像他这样身世复杂的知青，前边的路确实是黑的，我不想用空洞的话来安慰他，只好沉默。颜哲也不再说话，从身边摸出一个土块用力扔到塘里，青蛙被惊动，刹时间停止了聒噪，沉寂片刻后蛙声复炽。我知道刚才的话勾起了颜哲对父母的回忆，想把话头岔开。就笑着说：
“看你扔土块，我想起会计老霍的趣事。颜哲你记不记得老霍那次闯的弥天大祸？”
颜哲笑了：“那能忘得了！真不相信那个老帮子能闯出这样的祸。”
会计老霍满头白发，瘦得一把骨头。他蹲在井台上吃饭时的形象最为经典：弯腰缩颈，两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夹着脑袋，几乎能挨着耳垂。男知青林镜夸他是刘备那样的帝王之相：书上不是说刘备“两耳垂肩，两手过膝”么，老霍“两膝过肩，两耳垂膝”，这样的帝王之相就更高档了。别人听了都笑，老霍既不恼也不笑，两个膝盖把脑袋夹得更紧。
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他至少60岁了，有一次一个年轻女人来这儿探望他，30岁出头，短发，长得很精神。晚饭后他俩出来散步，在护场沟边碰上我们一群女知青，孙小小冒冒失失地夸他：
“老霍头，你闺女长得多漂亮！”
两人一下子满脸通红——原来那是他爱人。从那之后我们才知道，老霍的真实年龄刚刚过四十。
老霍头是正经八百的国家干部。凡是下放到知青农场的国家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像文革中站错队啦，经济问题啦，海外关系啦，作风问题啦，连我们的第一任场长老胡也是如此，他是走资派，来农场时还没有彻底解放。但即使是“污点干部”，来到农场后还是比知青高一级，是我们的牧羊人。这些人中间唯有老霍头表现得非常畏缩，走路怕树叶打破头，平时从不大声说话，见人总弯着腰，目光不会高过别人的腰部。偏偏这么个比蚂蚁还卑微的小人物，去年夏天，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吧，弄出一个大纰漏。
那天晚上他和出纳从公社回来，走到护场沟天已经黑了，听见有女知青在蓖麻丛后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说笑。他听出其中有女知青张克玉，小张因为经常帮厨，与老霍比较熟。谁也料不到这老先生会突然童心大发，或者说，即使像老霍这样一个被外壳紧紧封闭的人也是有童心的，就看啥时候外壳能偶然裂开。老霍对出纳说：咱们吓吓她们吧。随手拾了一块儿“料僵石”（一种没有风化完的表面凹凸不平的石头，岗坡地里这玩意儿俯拾皆是）扔过去，那边立马传来一声惨叫！原来这块石头不偏不斜，正好砸中了小张的门牙，而且竟然把门牙砸折了。奇怪的是她的嘴唇倒没破，肯定那会儿正在“露齿而笑”吧，而老霍头的石头恰恰在这当口儿一掷而中，比后来美国佬的精准制导炸弹还要准。
赖安胜那时刚刚由副场长升任正场长，正是风光的时候，得知后雷霆大怒，把老霍骂得狗血淋头，令他在全场大会上认罪，视其认罪态度再作“严肃处理”。那场批斗会全场知青和老农都参加了。会场静得糁人，一盏汽灯咝咝地响着，照得老霍面色惨白。赖安胜场长叉着腰横在台上，凶神恶煞地瞪着他。老霍作检查时，手抖得拿不住检查书，两条瘦腿也一个劲儿哆索。下边的知青们使劲捂住嘴，不敢笑出声。后来有人说他把尿都吓出来了，淅淅沥沥往下滴，不过这多半是糟蹋他。
从那次挨批斗之后，老霍更是不敢正眼看人，尤其是对赖安胜场长。赖场长一瞪眼，能吓得他打哆索。按农村的说法，是他的苦胆被吓破了。不过那次事件本身倒是有惊无险，在受害人的求情下，老霍最终没落任何处分，只是掏钱为小张镶了一颗门牙。此后好长时间，男知青们最爱逗张克玉笑，而小张则学会了笑时绷着上嘴唇，不好意思把那枚“大金牙”露出来。
我学着老霍当时在批斗会上的样子，哆哆索索地说：“我要——深刻——悔罪——重新——作人。颜哲，我学得像不像？”
颜哲只是笑：“像，像——行了，别拿那可怜虫开涮了。”
“我真替他的爱人抱屈，那么年轻，和这种可怜虫过一辈子，咋受得了！”
“你说错了，听说那对老少配非常恩爱。他妻子来探亲那晚，隔墙的炊事员说他俩——”
“咋啦？咋不说啦？”
颜哲笑着，不再往下说。我猜到了，无非是男人们的荤笑话，也就不再问。颜哲说：
“秋云有一个坏消息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你讲。讲了我怕给你增加精神负担，不讲吧，我又明知道你最怕那玩意儿。”
“是啥？快说！快说嘛。”
他指指眼前的堰塘：“这里面也有蚂蟥，这是确实消息，昨天刘卫东洗澡时被吸上了。”
我打个寒颤。我是从小受苦的人，妈说我最泼实，天不怕地不怕，连蝎子都敢伸手抓。五岁那年我真的抓过一次蝎子，幸亏和我一块儿玩的学胥哥及时发现，一把拉过我，把蝎子用脚拧死了。我唯一的恐惧是蚂蟥。这怪我听了太多的“老婆儿语”，有街坊说的，也有我妈说的。老婆儿语说：蚂蟥最阴险，吸你血时悄悄贴上去，你根本不会觉察，而且它的唾沫能让你的血液不会凝结，便于它吸个痛快。它附上你的身体后，你如果一直没发现，它会顺着血管一直钻到身体内，或者你在河里洗澡时它会顺着你下体的体窍钻进去（女人最危险）。还有，喝水时也有可能喝进去蚂蟥卵包，这样它就在你胃里、肺里甚至脑子里安营扎寨，那这人就只死没救了。
这些老婆儿语中，至少前两条是真实的，下乡后被我的亲身经历所证实。后几条可能过甚其辞，但它却给我造成了深深的恐惧，因为这后三条害人方法，如果是真的话，太阴险了，简直不可防范，你再小心也不行。
我同蚂蟥的第一次间接遭遇是在农场打了机井后，机井位于食堂旁边，我们每天用它的井水刷碗。有一天忽然听见在机井中有蛤蟆一声接一声地惨叫，我奇怪地问班长老肖：才打的机井中咋会有蛤蟆？老肖说这不奇怪，蛤蟆晚上会在旱地上来回跳，不小心跳进井里就出不来，一辈子就在井里过了，农村娃儿们玩的游戏中，不是还有个“蛤蟆跳井”嘛，就是打这种事上来的。我又问：那它这会儿为啥惨叫？老肖说：很可能它被蚂蟥吸住了。只要是有血的生灵，蚂蟥都要吸血，特别是蛤蟆这样的小生灵，一旦被蚂蟥吸住就没命了，一直到它的血被吸干。
老肖的话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不解地问：蚂蟥咋能跑到才打的机井中？它又不像蛤蟆会跳。老肖被问住，说：那我就说不清了，许是老天爷的安排吧。我只知道山里有旱蚂蟥，闻到人味儿，老远就能跳到人身上吸血，但咱们这儿的水蚂蟥按说是不能走长路的。
此后，每天用机井水刷碗时，我都会担心地观察碗里的水，看其中有没有蚂蟥的卵包。
农场这儿是上浸土，透水性不好。这种特性对庄稼生长不利，但造就了野地里星罗棋布的积水塘。它们的形状依着地势而成，大都是长橄榄形，也有卵圆形、圆形等其它形状，极漂亮，如仙女嵌在大地上的异形宝镜。池水异常清彻，几乎像是空无。水中的青草特别碧绿，长长的草叶随着缓缓的水波柔曼地摇曳。偶尔见几只小鱼或蛤蟆在水中游，就像是悬在虚空中，动作潇洒舒展。水塘最漂亮的时候是在夕阳将落时，晚霞把池水染上晕红，而水中景物如同加了滤光镜的风景照，显得特别柔和。
大堰塘挖好之前，我和颜哲最初幽会就是在这些小水塘边。脱了赤脚在水中轻轻晃动，池水给我带来惬意的清凉。我对它们简直入迷了，有一天晚上，当晚霞再次染红池水时，我实在忍不住它的诱惑，下狠心对颜哲说：
“我真的忍不住了，我想在里面洗澡，你帮我看着来人，行不行？——你本人也不准看。”
颜哲笑着答应了。此前知青们洗澡是在邻庄的堰塘里，男知青晚饭前去，女知青在天色刚刚暗下来之后去，互相心照不宣，不会撞到一块儿。虽然我同颜哲恋爱已久，但这么在他视野里洗澡却是头一次。我对他不放心，再三警告他不许偷看，他很庄重地再次答应。他真的走开几步，背向着我。我很快脱了衣服，带着忐忑不安的新奇感，滑入水里。就在这时候，颜哲大步窜上来，一把把我从水里扯出来，搂在怀里。我那会儿羞恼成怒，竭力挣扎着，尖声骂他流氓，不要脸，说话不算话。他没有辩解，拿来衣服让我穿上，然后硬搬过我的脑袋让我看水塘，说：
“你先看看水中有啥再骂我不迟。先看看吧。”他笑着说，“我承认，你下水前我确实偷偷溜了一眼，不过没看到你，却看到水里有东西在游，又过几秒钟后才意识到那东西是啥。对不起你啦，这么着把你赤身裸体从水中揪出来。不过，我知道你最怕这玩意儿，所以——只好当流氓了。”
我正在气头上，硬着脖子不理他，不过最终被他把脑袋扳过来，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水中有蚂蟥，有七八条之多，青黑色的身体，背上有五条黄色的纵纹，个头很大，伸展开时大约有一柞长，两头尖尖，犹如拉长了的纺锤。它们在水中一屈一伸，游得非常写意。如果不是我先天的厌恶，甚至可以说它们的泳姿非常舒曼潇洒。它们的风度自信和从容，就像知道自己是这片小天地的主人。
我止不住打一个寒颤，又是一个寒颤。如果不是颜哲把我拉上来，那——往下我不敢想了。我感激地偎在颜哲怀里，歉然地亲亲他。那晚我们在这个水塘边留连了很久，看一池抹了晕红的水逐渐变黑。我不敢再脱赤脚伸到水里了，想起从前经常这样做，心里非常后怕。我想不通为啥这样美的地方，偏偏同时存在着最丑恶的造物，只能说是老天爷的居心叵测吧。
新堰塘挖好后，我俩就不在这些天然水塘边幽会了，男女知青洗澡也改在新堰塘。多少有点奇怪的是，我们在新堰塘里始终没有发现过蚂蟥，我想也许这是因为堰塘新挖的缘故？不大可能，因为连机井中蚂蟥也能进去。但很长时间确实没在这儿发现蚂蟥，我曾为此暗自庆幸，因为一旦连这块净土也失去，以后再想洗澡就没地方可去了。
可是现在，颜哲的消息揉碎了这块最后的净土。想起此前一直抱着这个虚假的安全感在这儿洗澡，昨天还来洗过，让人不寒而栗。我发愁地说：
“以后我是不敢来堰塘洗澡啦，只能打点井水在屋里洗了。”
颜哲很抱歉，似乎这烦恼是他给我造成的：“秋云我真不想告诉你的。不过，这么怕蚂蟥真不像你的性格。再说，从种水稻后，你不是已经不怕蚂蟥了吗？”
农场原来都是种麦，第二年开始改种水稻后，我不得不同蚂蟥正面遭遇。我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恐惧，羞于告诉别人，因为老农们和男知青们好象一点儿都不怕，提起蚂蟥，都是不屑一顾的表情。男知青中，其实颜哲和我一样惧怕蚂蟥，至少是厌恶吧。不过作为一个男人，他不能把自己的恐惧外露，那会让人笑话的。
不过我能看穿他的内心。听见他学着别人、用不在意的口气谈论蚂蟥时，我不由得想：在这个世上，当个男人比当女人要难。
其实，同蚂蟥真正的遭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第一次下水田薅稻秧，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赤足浸在泥水中，心中一直提心吊胆，不时提起双脚悄悄看看。有个把小时，一直没有发现蚂蟥，我的心渐渐放下了。两个钟头后，我再次提起双足，忽然发现脚踝处一缕细细的血丝，心头忽地一震。果然有一头小蚂蟥正在小腿处安静地吸血。我为这个场面担心过多长时间啊，其实真碰上了，也不过如此。此前老农们已经介绍了对付蚂蟥的方法，我忙用放在手边的鞋底用力拍打，蚂蟥掉下来，我用草叶夹着它，到田埂上找块石头仔细把它砸烂。因为老农们说，蚂蟥的命非常硬，轻易弄不死它的。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根棍子捅到它的肚子里，把它的体腔翻个里朝外。不过这样的操作我绝对不敢干。
其后被蚂蟥吸上就变成常事，有时甚至同时吸附上三四只。次数多了，反而没了惧意。开始我把捉到的每一只都认真砸死，但在稻田里想找一块儿石头并不容易，干活那样紧张，不容许我每次都跑回田埂上找石头。后来我们变得麻木了，从腿上取下蚂蟥，远远扔到旱地上了事。至于它会不会重新爬回水田——这是肯定的——只有眼不见为净。
这会儿颜哲说我不怕蚂蟥了，我摇摇头：“我不怕蚂蟥吸到腿上，仍然怕它在洗澡时钻到身体里。”
他笑着说：“那是你自己吓自己，蚂蟥不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多人每天来洗澡，谁被蚂蟥钻到肚里啦？”
我强辩道：“可能已经有了，老婆儿语说，蚂蟥能在人身体中藏几年，才让你犯病。”
颜哲不和我辩，笑着说：“真要像你说的，那我以后也不敢下水洗澡了。”
对蚂蟥究竟能不能钻到身体里，我们都拿不准，就把这个话题撂开。其后农场最漂亮的一头北阴黄牛据说死于蚂蟥，而且据说是蚂蟥钻到它的百叶（牛胃）中去了，但这个事实的真假我不敢判定。
我说：“对了，大姐今天让人捎来一瓶油泼辣椒，她知道你爱吃辣椒，专为你做的。明天我给你送去。”
我只有一个姐姐，按北阴的习俗只叫姐，不叫大姐，不过我从小习惯这样称呼她。大姐长我十岁，从小就疼我，整天把小不点儿妹妹扛在肩膀上出去玩。大姐15岁就出去工作，在旧城县托修厂当车工。等我下乡时，大姐已经是俩孩子的妈，家境又苦，几乎熬成老女人了。
我下乡的地点挑选了旧城县就是冲着大姐来的，爹妈说有你大姐在那儿，多少有个照应。颜哲则是随我而来。我刚下乡不久，大姐骑自行车骑了45里来看我，那时正是农场最艰难的时候，大姐看见我的胳膊腿在袖口和裤口处晒得黑白分明，红薯面窝窝出了绿毛还放在床头舍不得扔掉，眼圈一下子红了。她帮不上妹妹多少忙，但我回家路过旧城县时，她总要买一斤鸡蛋，满满炒一碗，端给妹妹吃。为人木枘的姐夫这时总要领着小外甥们出去玩，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了怕孩子们眼馋，平时他们哪舍得让孩子们吃大碗的炒鸡蛋。
肚里没一点油水的我吃得那个香啊。我也领颜哲去过大姐家，那次大姐又多炒了一碗鸡蛋。这会儿我说大姐专为他炒的辣椒，他只是笑，不说话，笑容里有鬼鬼道道的东西。我问：
“你笑啥？我知道你对我大姐有意见，去了一次，以后再也不去那儿。没良心的，我大姐可没慢待你！那碗炒鸡蛋把你撑出毛病啦？”
他被我问急了，才说：
“大姐确实没慢待我，但我看出来，她不同意咱俩的事——所以，她也不会专为我炒这瓶辣椒，你不用蒙我。”
颜哲说得对，大姐私下里确实和我有过一次长谈，坚决反对我和颜哲谈恋爱，不是对颜哲本人有啥看法，而是看不上他的家境，说这娃儿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太差，会拖累你一辈子的。大姐凄然对我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记着大姐这句话，要不，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不过，我不知道颜哲咋看出来大姐的反对，仔细回想，他在大姐家的时候，大姐并没有任何表露啊。
我没有与大姐争论，但与颜哲照常来往。这瓶辣椒是我让大姐炒的，我的确没明说是为颜哲，但大姐应该能猜出来，她知道我平素不怎么吃辣的。在这件事上我玩了个一箭双雕的小心眼，既想让大姐知道我对颜哲的态度，又想拉近颜哲同大姐的距离。这会儿颜哲猜透了我的小心眼儿，我也就笑着不和他争辩了。我把头倚在他肩上，安静地看着浮云在明月旁游荡，颜哲也安静下来，陪我。
“颜哲哥，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当然记得啦，那天我家从北京回到老家，你和庄学胥一伙儿正在我家院子里挖蚂蚁窝。你当时不到六岁吧，又黑又瘦，标准的丑小鸭。没想到丑小鸭今天变成天鹅啦。”
“我算啥子天鹅呀，最多算个绿毛鸭。”我自卑地说，“颜哲你知道不，你，还有你的爸妈，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是什么？”
他回过头注意地看看我：“是什么？”我微笑着睇望着夜幕上的明月疏星，有意卖关子，不回答他。有些美好的东西最好不要说出口，即使对自己心心相印的恋人。我愿把那个印象永远暗藏在心中。
2. 蚂蚁的学问
颜家是北阴有名的四大世家之一，全盛时有近千亩地。解放后，颜家在农村的田产和房产都被没收，分给佃户们。在城里的颜家房产属于商业资产，按政策是要留下的。不过这些房产大都没留住，被一些小的国营单位，像供销社啦，信用社啦，街道办事处啦等无偿占用，日子一久也就充公了。颜家只留下一个大院，位于城乡接合部，原是他家的桑园，院内有几间草房，其余全是桑树或空地，围着低矮的土墙。颜家的祖辈都已经去世，第二代大都出国定居，所以这座院落一直空着，成了街坊孩童们玩耍的天堂。颜哲的父亲颜夫之早年留学英伦，是国际上有名的生物学家，解放后回国，在北京某名校任教，很少回家乡。但57年反右时他被揭发出有“恶攻”（恶毒攻击）言论，他曾说“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压制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说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只是个政治助产的畸形儿，那位李森科院士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恶棍；又说“没有自由的学术风气，科学就会被窒息”。这些言论足够划一个“极右”了，幸亏上边有人为他说话，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作为昆虫学家，在揭露美帝的细菌战方面立过功。那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定个“右派对象”吧。
然后他们全家被下放回老家，回到这座空置多年的颜家老宅子里。我从大人嘴里知道了颜伯伯是右派对象，但搞不懂这个称呼的含义。“对象”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那时已经知道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颜伯伯肯定是“右派”的“对象”——那就是说袁阿姨是右派啦？但大人说我说的不对，“右派对象”就是原本够格当右派的人，最终因政府开恩没有戴上“分子帽”。你袁阿姨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对象”，只是受丈夫牵连，要说她才是右派的对象哪。大人们的解释勉为其难，而我则似懂非懂地点头。这个政治名词的复杂性真难为了我六岁小脑瓜的智力。
颜家回来的那天我们正在颜家大院里玩耍。我那时的玩伴都属于贫民阶层，孩子们的娱乐很贫乏，看蚂蚁拉青虫是常玩的游戏。庄学胥比我大两岁，是俺们这一伙儿的孩子王。这天他领我们看蚂蚁拉青虫。一只黑蚂蚁在四处搜寻，学胥哥把一条半死的青虫放到它的附近。蚂蚁碰上了，立即冲上去咬，用力拖，青虫则拼命挣扎。不久，这只蚂蚁知道凭它自己是拉不动的，很果断地离开青虫，回窝去了。学胥哥高兴地说：
“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大部队就要开来了。”
果然过了不久，几百只蚂蚁排成一条线，浩浩荡荡开过来，团团围住那条青虫，爬满了它的身体。青虫很快用尽力气，或者是被蚂蚁蜇晕，不怎么挣扎了，蚂蚁们开始用力拖它。开始时秩序很乱，蚂蚁各用各的劲儿，每只蚂蚁的六条细腿儿乱蹬，但青虫纹丝不动。但蚁群不知道用啥办法协调了用力的方向，几百条细腿开始向一个方向用力，慢慢地，这个对蚂蚁来说非常庞大的躯体终于动了一下。蚁群受到鼓舞，几百条细腿蹬得更欢，没有一个偷懒的。青虫移动的速度逐渐稳定，向蚂蚁窝的方向移过去了。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看，但仍然看得很过瘾。这个简单的生命活动让六岁的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我问学胥哥：蚂蚁咋认路？咋回家喊“人”来帮忙？要知道它们可不会说话！还有，那个侦察兵咋知道根据青虫的大小应该喊多少“人”？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见过，要是蚂蚁准备拉的虫虫小，它就只喊来十几个“人”，而这次喊来了几百个。还有，它们不会喊口令，咋知道向同一个方向用劲？
学胥哥被问得只是抓后脑勺，说：“我也不知道，只能说蚂蚁生来就会这些吧，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学胥哥又说：“咱们干脆挖开蚂蚁窝看看是啥样子，你们乐意不？我知道颜家大院里有大蚂蚁窝。”
于是五六个孩子就带上学胥哥家的一把小洋锹，熟门熟路地翻过颜家院墙的缺口，来到大院里。这儿昨天刚刚打扫收拾过，是我爹领人干的，他说颜家的主人马上要回来，不过这个消息影响不了我们的玩耍。我们在桑园里挖开了一个大蚂蚁窝，蚂蚁黑鸦鸦的，怕没有上万只！巢穴被毁的蚁群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匆匆地跑来跑去，窜上伏下，没个消停。不过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还是有路数的，小头蚂蚁（工蚁）全都噙着白色的椭圆形的小蚁卵，慌慌张张地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大头蚂蚁（兵蚁）则虚张声势地张开大颚牙，向看不见的敌人宣战。我的眼尖，在众蚁之中发现了蚁王，实际应称为蚁后吧，个头比一般蚂蚁大三四倍，动作笨拙，在蚁巢的废墟上慌慌张张地乱窜。但工蚁们很快追过来把它制止住，十几只工蚁分别咬着它的腿，硬把它拉到一个土块下，藏了起来。小小的蚂蚁原来这么有纪律，这么舍已为人尊老爱幼，让我真的很感动。
学胥哥说：“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好玩艺哪。”
他掏出一把残缺不全的旧火镜，即放大镜或称凸透镜。那时我就奇怪，刘家虽然比我家还穷，但又常常有一些别致的小玩意儿，像放大镜啦，指南针啦，已经不会走动的金壳怀表啦，我们挖蚂蚁窝用的这把军用小洋锹啦。我还见过庄学胥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旗袍，戴着耳环，和现在蓬头散发的样子简直不是同一个人。我还知道学胥哥特别疼我，比如这些小玩意儿，如果我不在，他就舍不得拿出来玩。
庄学胥趴到地下，把正午的阳光聚焦成一个光斑。光斑四周是漂亮的彩色镶边，围着一小块夺目的白光。这个光斑是不敢久看的，看得久了，你的眼底会被烧出一个相同形状的黑斑，即使你闭上眼睛，也得好长时间后才能复原。学胥哥小心地把光斑收拢，罩着一只正在搬蚁卵的工蚁，那只工蚁立即痉挛了几下，仰面弹着六条腿，死了，小身体蜷成一团，然后开始冒烟。
我们以前只用臭蛋儿（卫生球）逗过蚂蚁，就是用臭蛋儿在地上划一个白色的圈圈，把蚂蚁围在里边，蚂蚁害怕臭蛋儿的味儿，在白色边线上撞来撞去，越撞越焦燥，就是不敢越过去，看着十分有趣。但用火镜烧蚂蚁还是第一次。我们争着说：
“学胥哥，让我玩一会儿，让我试一下！”
学胥哥照例先把火镜给我，我烧死一个蚂蚁后给别人，大伙儿轮流烧，玩得很高兴。后来院门打开了，有两辆人力车和几个人进到院子里，我们没有理会，照样玩我们的。忽然听见一个大人急迫地喊：
“别！不要烧蚂蚁。”
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把我们分开，拨弄着蚂蚁蜷曲的尸体，怜惜地说：
“孩子们别欺负蚂蚁，它们虽然小，也是一条命啊，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生命。”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颜家三人，颜伯伯旁边立着袁阿姨和8岁的颜哲，我父亲和另一个搬运工正从人力车上卸家具。直到多少年后，初见这一家的印象还非常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们太不平常了，太超凡脱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来到凡间。其实他们的衣着很普通，颜伯伯穿一身白色的中式裤褂，袁阿姨穿着当时流利的大花布拉吉，就是俄罗斯式的连衣裙，颜哲是白衬衣和带吊带的短裤，白色球鞋，这种白色球鞋在当时的北阴市倒是很少见的。这些不算太奢华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显得那样清爽那样潇洒。三个人的容貌也很漂亮，但在当时，他们的容貌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我已经被容貌之外的东西迷住了。
一个六岁女孩无法清晰地理出这种感受，但我分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滋生出很强烈的想同他们亲近的感觉。
不过颜伯伯的责备也让我脸红，让所有的玩伴脸红。刚才我们只顾玩得高兴，忘了蚂蚁也是一个小生命，忘了它们实际算得上我们的小玩伴。我们讪讪地笑着，低着脑袋，用赤脚搓着光腿肚。只有庄学胥觉得这番责备损伤了他在小伙伴中的威信，恼火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要发作。袁阿姨忙说：
“老颜！——有话慢慢说，孩子们小，不懂事的。”回过头对我爹说，“我先生专门研究昆虫，天下的虫蚁没有他不喜欢的，喜欢得都发痴了。说话直来直去的，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悦耳的的“京片子”，觉得它好听极了。我爹傻哈哈地笑着问：“虫蚁里面也有学问？”
这句问话应该说是不大礼貌的，但颜伯伯没在意，拉过颜哲说：“来，和小伙伴们认识认识，你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颜哲不像我们这样在生人面前怯场，很有礼貌地笑着对我们点头问好。颜伯伯用手抚着我的头说：
“小云——她是叫小云吧。“
爹说：“是的，这是我家老二。老大也是闺女，比她大十岁，初中毕业后已经上班了，在旧城县托修厂。这个二妮子淘，每天到处疯跑，最喜欢虫虫蚁蚁，花花草草。”
“那好嘛，跟我家小哲对脾气。小云，还有你们四个男孩子，我告诉你们，蚂蚁中也有很多学问呢，你们愿意听我讲讲吗？”
我仰脸看着他，再扭头看看颜哲，连连点头。颜伯伯把孩子们拢到一块儿，讲了很多有关蚂蚁的知识。我们听得十分专心。我爹卸完家具后也凑上来听，一听，连他也走不开了。
36年后，我仍能清晰地回忆出颜伯伯当年讲的蚂蚁知识。当然可能不全是那天说的，颜伯伯此后也常常讲说，我可能把颜伯伯多年的话浓缩到一天了。他说：蚂蚁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种群，在地球上至少存在8000万年了，现在已经发现白垩纪的蚂蚁化石，它们估计是从臀钩土蜂科演化而来。据估算，地球上的蚂蚁一共有数十万亿只，是人类数量的近万倍。在热带地区，蚂蚁及白蚁的生物总量竟然能占到昆虫生物量的三分之一，在亚马逊密林中蚂蚁更多，每公顷面积上有800万只蚂蚁和100万只白蚁，甚至占到所有生物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蚂蚁一般是雌性社会，蚁后只负责繁衍后代。工蚁包括兵蚁也都是雌蚁，负责觅食和警卫。雄蚁一般与蚁后交配后就死了，只能算是蚂蚁社会中的一个过客。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蚁类有9000多种，隶属360多个属。中国有黄琼（应为犬旁）蚁、双齿多刺蚁、日本弓背蚁、日本黑褐蚁、深井凹头蚁、红林蚁、小家蚁等——
我忙问：“颜伯伯，为啥咱中国的蚂蚁是从小日本跑过来的？是不是日本的蚂蚁特别霸道，爱侵略中国？”
颜伯伯笑了，摸摸我的脑袋说：“不，不是这个说法。中国的蚂蚁不是从日本跑来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很多种类和日本的蚂蚁一样。不过，日本科学家研究东亚蚂蚁比较早，所以在给蚂蚁命名时就占了便宜，很多名字挂上了日本的前缀。”
他说，你们挖的这一窝是日本黑褐蚁，一般有一只蚁后，数千只工蚁；但也有的多达6只蚁后，数万只工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它生物族群的王者一般是唯一的，像蜜蜂，如果一个族群内有两只以上蜂王，就必定要分群，或者蜂王们捉对儿厮杀，一直杀到只剩一只。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人类社会的这个规则在动物中同样适用。但蚂蚁族群内经常发现多个蚁后和平共存的现象，比如日本石狩红蚁的一个蚁群竟然有108个蚁后和3亿只工蚁，而入侵欧洲的阿根迁蚁竟然有数千只蚁后共处于一个族群内。
颜伯伯说的另一点知识我印象特别深，因为说到这儿时颜伯伯相当动情，用力做着手势，声音也提高了。他说：蚂蚁可是利他主义的典范！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一点私心也没有。
他说，比如南美的行军蚁，当碰到酷暑烈日时，它们会抱成一个大团，强壮的工蚁在最外边，里边是幼蚁和蚁后。烈日会把外层的行军蚁晒焦，但它们以身体作屏障保护了内层的同族。等天气凉爽后蚁团松开，继续行军，而牺牲者就甘愿化为泥土。再比如一种蜜桶蚁，它们吃饱食物后身体胀大，然后倒悬在蚁穴的天花板上，等劳动的工蚁饿了，过来拍拍它的尾部，它们就分泌出食物来喂食。所以，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作为一种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们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这些知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太新鲜了。我爹听得连连点头，说：
“真的，虫蚁里边也有这么大学问，颜先生你不愧是读书人。小云子，以后多来颜伯伯家听他唠嗑，能长学问。”他笑着对颜伯伯说，“我家小云子生错地方了，该生到你们这样的读书人家里。我看她天生是读书人的秉性。”
我爹是个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确，我从小就和邻家的孩子不同，我爱看着花草虫蚁发愣，惊叹老天爷咋能造出这样精致的东西。我喜欢大自然的景观，冬天的白雪让我心地空灵，春天的嫩苞让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云让我情绪昂扬，甚至从五六岁起我就能感到萧瑟的秋意，常常对着满地打旋的黄叶伤情。夸大一点说，在孩提时代，我的心是与天地相通的，只是这种特异禀性随年龄而逐渐失去了。
颜伯伯说：“欢迎你们都常来玩。关于蚂蚁的知识，我家小哲知道的不少，你们问他就行。”
我高兴地拉着颜哲的手说：“小哲哥哥，以后和我们玩，讲蚂蚁的故事，行不？”
颜哲笑着点头，用标准的北京话，很平和很自信地说：“没问题，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都是从我爸这儿学的。”
颜伯伯说：“那好，你们去玩吧。”
大人们进屋去摆放家具，颜哲又接着对新伙伴们讲了很多蚂蚁的知识，比如说蚁后能生出受精卵（双倍体），孵化后是工蚁；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单倍体），孵化后成雄蚁。等等，让俺们佩服得了不得。不过我也让他知道了我的“厉害”。我拿刚才问学胥哥的老问题问他：蚂蚁侦察兵咋识路，咋知道一条大青虫需要多少“人”来拉，它回窝后咋能向“别人”说清楚这次应该多少“人”去。颜哲给窘住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知道。蚂蚁认路肯定是因为信息素，它们顺着来时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于咋通知蚁巢去多少人，应该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释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这只是我的猜想，书上没有这样的知识。”
学胥哥得意地大声说：“你不是说，蚂蚁的知识你全知道吗？”
他这明显是当面篡改，因为颜哲哥刚才只说过“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从没说过“全知道”。但颜哲没有在这点上辩解，很窘迫地思索一会儿，说：
“我只知道，蜜蜂发现蜜源后，是用圆圈舞通知巢中的其它工蜂，它舞动时的圆圈大小和强度就表示蜜源的远近和大小。至于蚂蚁是不是利用信息素来发通知，好像还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小云你真不简单，能问出这样难的问题。”
颜哲哥哥的夸奖让我很得意。晚上颜哲领我到他家，拿这个问题问了爸爸，颜伯伯竟然也不知道。颜伯伯说他以后会进行研究。“可惜我没有合适的仪器，能在不影响蚂蚁活动的情况下观察蚁巢内的情况。我想办法吧。”他说。
不过，这项研究大概没能进行，因为随之就是大跃进，顾不上这些脱离现实的研究了。然后——随之就是三年困难，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头，激情洋溢的时代。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迈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5万斤，水稻亩产10万斤。全民大炼钢铁，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了，大门上的门钌铞、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各小学的操场上都建了土高炉，平素不大为人看重的小学“自然”课老师这会儿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因为形势逼得他们个个成了土高炉的设计师、建造师兼炼钢技师。《中国少年报》上满怀激情地报道过一则最大胆的创举，它一直镌刻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小学生用黄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炉，趴到地下，用嘴巴当鼓风机，竟然也炼出了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在北阴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北阴得天独厚，城南有白河流过。白河从山中流出时肯定经过某个铁矿，所以两岸的沙滩下有一层一层的铁砂。把铁砂挖出来，平铺在带坡度的沙滩上，撩起河水冲啊冲啊，较轻的沙子被冲走，较重的铁砂被提纯，从坡面上轻轻刮下来，就可用做炼铁的原料。北阴掀起了全民淘铁沙的热潮，我们的小学自然也参加了。颜伯伯和袁阿姨刚到北阴一高中报到，颜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语，实际上她是教英语的，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一高中只设俄语课，只好改行。这会儿他们尚未正式上班，就随我们小学一块去了。
几百个小学生在队旗的指引下，迎着灼人的朝阳，意气风发地来到白河边。越过陡峭的小寨门，朝下望去，天哪，河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一条白水静静地淌过，两侧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庞大的蚁群在拉一条白色的大青虫。虽然还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数男人都脱着光膀子，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低年级小女孩也脱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满眼尽是晒得冒油的黄色脊梁，如果说人群像蚂蚁，那就是黄蚂蚁了。
颜伯伯不愧是有学问人，在淘铁砂这种事上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干，而是先在附近转一圈，把我、颜哲、庄学胥和袁阿姨领到一个洄水湾处，说：
“来，咱们在这儿挖个坑试试，这个是洄水处，估计铁砂沉积较多。”
果然，几锨下去，挖出一个厚厚的黑砂层，足有四指厚。这给以后的淘洗工作省了大劲儿。很快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财富，两个男人跑过来，看着我们铺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
“你们咋恁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学胥哥忙问：
“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占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作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
“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式”的小圈子，是不是太哪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翻译笑着说：
“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我悄悄问颜哲哥：
“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
“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是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
“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蓝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颜哲翻译说：
“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自豪，对这位“黑人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大伯”也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是三年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濡以沫。我妈蒸好野菜或豆腐渣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满不错呢。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检麦穗、遛红薯、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有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门口，停下车，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侯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走时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人发现。大姐破啼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找黄豆历险记。妈心疼地直骂她：傻，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上坏人咋办，终不成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时都不心疼，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妈得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扣着”过日子，比如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皇，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就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是一道景观，因为那时不兴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我妈经常劝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了。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全没派上用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再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颜哲：
“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说：
“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有点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虽然沦落，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打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两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香烟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结着伙子到富人家强吃强喝，叫做“吃大户”。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颜先生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来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屁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既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
“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看看丈夫的脸色，没敢责备他，只是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抉断，再用脚拧碎。我尖声喊厨房里的妈：
“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妈急匆匆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
“你干啥？发癫了不成？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
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
“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在我家平常是牝鸡司晨的，但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刺他：
“你能戒烟？公鸡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不理他这个半疯！”
但妈这次看走眼了，从那天后，爹真的戒了烟，戒得非常彻底，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烟不再难买时，他也没有复吸。我妈不久就盘问出了爹戒烟的原由，跑到颜家咯咯地笑：
“颜家大哥，得亏你来这么一下，要不妮儿他爹一辈子也戒不了！你看这多好，钱也省啦，早上起来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烟票啦。”
妈在那儿又笑又说，颜伯伯和袁阿姨也陪着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俩的笑非常苦涩。后来我爹基本不去颜家，颜伯伯则素来不到邻居家串门。两人在路上碰面时仍然说话，但客客气气的，不再有过去的亲密和熟不拘礼。不过我爹从没卖过颜伯伯的不是，当我和颜哲哥哥好上以后——这在我上高一时就已经相当公开了，我爹虽然从来不说赞成，实际上是赞许的。他打心眼里疼爱颜哲，比疼我更甚，这种事瞒不了我的眼睛。
3. 情敌报信
恋人幽会时的时间过得最快，我们坐在堰塘堤上，扯着两家的闲话，不知不觉天已晚了。颜哲说：怕是有10点了吧，该回去了，要不冬梅和月琴又该笑话你。我说好吧，回去吧。颜哲站起来，笑着对我张开双臂：
“来吧，咱们的的老程序。”
告别前颜哲一定要再和我“亲热”一次的，我投身入怀，享受着他的热吻、拥抱和揉搓。正在情浓时，忽然听到很近处有一声冷笑！俩人一激灵，立即分开身子，我忙整理好衣服，仔细搜索四周。不，不是幻觉，隔着一株蓖麻，仅一米之外有一个清晰的男人身影。他是何时走近的，我们一点没察觉，我们信赖的蓖麻丛屏障反倒成了对方的掩护。我声音颤栗地问：
“谁？”
那边冷冷地回答：“是我，庄学胥。我找颜哲有急事。”
我一下子面庞发烧。我想他一定听到了我们的情话，也看到了我俩刚才的“亲热”。让庄学胥看到这些，比让其它人看到更令我难堪。我们是街坊，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而且在年岁渐长时，他分明对我有意的，但我那时已经选定了颜哲，这让我总是对学胥哥有隐隐的愧意。以后，我能从学胥哥身上看出他对颜哲的敌意。文革时他第一个对颜伯伯掷出那块致命的石头，对此我不会为他辩解，那是他内心深处兽性的公开显露。自从他显露了兽性的一面后，我和他的关系就非常冷淡了。不过，私下里我也猜想，当他决定向颜哲的父亲落井下石时，也许，“情敌”的嫉恨是因素之一？
不管怎样，既然让他撞见了，我也得去面对。我绕过那株蓖麻，硬着头皮向他走过去，问：
“学胥哥，你找颜哲有事？”仓促中，我说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你咋知道我俩在这儿？”
他又是一声冷笑：“你问问全农场的人，哪个不知道这儿是你们幽会的老地方。”
我更加脸红了，原来我们自以为保护得很好的秘密，已经成了农场的公开话题。颜哲在身后跟过来，用力拉了拉我，虽然没有言语交流，我也能揣摸出他的意思：你不用在他面前难为情，恋人有点亲热举动算不上丢人事。然后颜哲平静地问：
“找我啥事？”
庄学胥狠狠地撂了一句：“啥事？对你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俩有一点吃惊，但也仅是“有一点”而已。颜哲只是一个普通知青，没杀人放火没写反动标语，怕是不会有什么和性命攸关的大事吧。颜哲又拽了拽我，分明是说：沉住气，别听他吓唬。庄学胥知道我们不会信，冷冷地说：
“颜哲，你是不是打算到省里去告赖安胜？”
我们这次真的吃惊了。因为直到目前，这还是只有我俩才知道的私密话。看来庄学胥的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这事是因孙小小而起。农场共有北阴市和旧城县的68名知青，孙小小是年龄最小的，下乡时不足14岁。按说，这个年纪是不够下乡条件的，但孙小小家门不幸，母亲和姐姐都是县里有名的破鞋，据说她上高中的姐在教室里靠墙站着就把那种事办了。他父亲嫌丢人，愤而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后来，作为政治模范的旧城县在全国率先兴起“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热潮。说起来旧城县其实比当时的全国标杆县甘肃会宁县更早，但会宁县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在全国出了名。但北京的记者此前到旧城县采访时，到处看到的却是这样的谩骂：
某某是地主婆，某某是破鞋，滚下乡去！
这种口号上不得台面的，比起会宁县自然低了一个档次。而且旧城县的作法太左，哪家该下乡的不服从命令，工作组就到这家吃大户、扒房子，当时创造的办法是：三间的住房只用扒中间一间就行，这样扒房效率最高。全县被折腾得一片鬼哭狼嚎，老百姓当街拦住北京记者下跪哭求。所以上边最终树了会宁县当标杆，而旧城县只能勉强附于骥尾。
孙小小的母亲和姐姐既然是有名的“破鞋”，自然头一批被撵下乡。孙小小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又不好跟着她妈，只好“照顾”到知青农场来。知青们都知道这些根由，因而对孙小小有潜意识的歧视。再加上小小有点缺心眼，农村话叫“八成”，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她成了男知青们经常逗弄的对象。
那天在稻田里拔稗子，孙小小也在，田里尽响着她无忧无虑的笑声。孙小小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嫩，一双眼睛极大，水灵灵的，两颊有两个酒涡。虽然年纪不大，胸脯已经开始鼓起来了。熟识孙家的人们说，孙小小颇得其母姊的风范，母女三人在容貌上都算得是县里头一份。
知青林镜逗小小：“你看你，拔错了，拔的都是秧苗！”
小小看看手里的稗子，不服气的说：“不是，是稗子，我认得的。秧苗我没拔！”
后三个字的谐音让林镜起了联想，他反应很快，马上接过话头说：“你没‘爸’？你‘爸’可多了！”
周围的男知青们马上听懂了，哄然大笑。小小听不懂，气恼地一遍遍重复：
“我没拔，就是没拔！”
她越说这俩字，大伙儿越笑。我看不过，喊过来孙小小，让她到田埂的开水桶给我端一杯开水，小小一向听我的使唤，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了。我回头对林镜说：
“林镜，有句话不知道我当说不？我知道你们看不起小小的家世。但那不是她的错。你们要是这么着一直耍弄她，只会有一个结果：让她走她妈和姐的老路。你们愿意这样吗？”
林镜刷地红了脸，很有点无地自容的样子。刚才跟着起哄的其它男知青也讪讪地沉默了。林镜其实是个好男孩，平素与我和颜哲很友善，心地也不错。听了我的责备，以后再也不戏弄小小了，反倒经常护着她。小小也凭本能认准了我，就像小狗小猫能认准家里哪个人最亲它一样。她有什么心里话，一点也不瞒我。
前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忽然有人扯我的胳臂，我睁开眼，原来是外宿舍的孙小小。她俯在我脑袋上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让我说话，然后悄悄拉我出门，一直走到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才停下，在这儿说话不会有人听到了。我小声问：
“啥事？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她确实非常紧张，浑身止不住发颤，两眼像高烧病人那样怪异地明亮。我原以为她是让吓的，后来才（非常痛心地）知道，她不光是害怕，更主要是亢奋，而这一幕最终极大地影响了她，让她一生都走歪了。她说：
“赖场长刚从我们屋出来，我就来你这儿了！”
鉴于这会儿已经是深夜，再衬着她异常的表情，这句话让我有了误解：莫非那个色鬼场长把小小怎么了？原来不是，事情是这样的：孙小小与岑明霞和宗大兰住一间房，这些天宗大兰回北阴探亲去了，只留下小小和岑明霞两人。一个小时前，小小刚想睡着，呀地一声有个男人推门进来。天热，男女知青们睡觉都不上门的。那人熟门熟路地走向里边岑明霞的床铺，撩开蚊帐坐到床边，小声和岑明霞谈话，原来是赖场长。两人谈了很久，小小在这边竖起耳朵听，能听出个大概。赖场长说：
“农场已经来了第一批招工指标，可惜不太满意，是县纺纱厂的，集体工指标，不是全民工。让不让你走这批指标，我很犯难。走吧，也许以后有更好的地方；不走吧，万一以后的指标还不如这次呢。你说该咋办？”
听见岑明霞小声说：“我听你的，听哥的安排。”
那边沉默一会儿，赖场长小声冒出一句：
“……也舍不得你。”
“那我先不走，下一批吧。”
后来那边不说话了，只听见床咯咯喳喳地响着。农场各宿舍都是土坯垒的床，上面铺着高粱杆，咯咯喳喳就是高梁杆的声音。小小偷偷抬起头，借着月光观察。透过岑明霞的蚊帐，隐约看见场长趴在岑明霞身上，屁股撅着，一下一下地用力，床的咯喳声伴着他的节奏。孙小小吓坏了，一动不敢动，生怕场长发现她没睡着，其实赖场长那边根本不在乎她。后来听见岑明霞小声央告：
“哥你小心点，别流到里边……”
再后就没有声音了，场长在她身上趴了一会儿，下床走了。孙小小再也睡不着，等岑明霞睡熟，偷偷来找我。
听着小小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止不住手足发冷，那是缘于极度的愤怒。说句没道理的话，如果赖安胜把那个贱女人唤到场长室里去，不管他咋样干，我肯定不会这样愤怒。但他竟公然当着另一个女知青的面！当着一个14岁的女孩子！他竟然一点也不担心别人告发他！
早在知青下乡之前，“上边”就深知女知青们面临的危险——女知青和他们的男上级。一边是比农村姑娘嫩生风情的城里女学生；一边是握有生杀大权的、又常常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农村男干部。这种双重的不对称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所以，上边制订了保护女知青的强力措施，甚至比保护军婚更严厉。在旧城县就曾发生过轰动全县的一件事：一位女知青到公社邮局去寄信，一个同她相熟的男职员一时发贱，开了一个过头的玩笑，顺手拿剪刀把她的辫梢剪掉一段。这位姑奶奶大怒，立即喊来男知青把那人痛殴一顿，又告到县里。县革委极为重视，最后那人被判两年徒刑，开除公职，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也亏得法检两院能想出这么机智的罪名，因为那人仅剪了一个辫梢，划入“流氓犯”不大够格的。这桩案子确实震慑了不少农村干部，他们相互见面时会开一些荤玩笑，说：一堆嫩生生的香瓜放到眼前不敢啃呀，叫咱们干眼气。
可是在我们农场，那个色鬼竟嚣张到这样程度！孙小小盯着我，一双大眼像猫眼一样发亮。我强使自己冷静下来，考虑片刻，劝小小说：
“可不敢告诉别人！这是大事，如果你说出去，又没有真凭实据，赖安胜一定饶不了你。”
小小一个劲儿点头，说我只信得过云姐你一个人，我只对你说，绝不会告诉别人。我劝她回去睡吧，岑明霞不一定睡熟的，如果她发现在那件事之后你偷偷出来，肯定会怀疑你。小小说：
“好的好的，我就回，我这就回。”
但她并没有回去的意思。我问：
“小小你还有啥事？”
小小的问题显然不好出口但又非常想知道，她犹豫片刻，还是问道：
“秋云姐，岑明霞说‘流到里边去’，那是啥意思？啥子流到里边？”
我没料到她会问这样的问题，窘得脸上发烧。我喝道：
“别问了！这些东西不该你知道的。快回屋吧。”
看我生气，孙小小不敢再问，乖乖地回去了。看着月光下她已经开始发育的身影，我止不住心中发冷，因为我已经预见到小小的未来。她因历史的阴差阳错，看到了这个年龄本不该看到的事情。这些劣性刺激太强烈，让她对性事的兴趣远远超出14岁孩子应有的限度。我想，她很难逃脱她母亲和姐姐的覆辙了。
我果然不幸而言中，孙小小次年招工回城，那年她还不足16岁，很快变成一个纵欲无度的淫妇，情人是论打计算的。直到20年后，那时她改名叫孙肖晓，是市骨科医院的护士长，和第三任丈夫离了婚，仍每天去他家住，影响很坏。我那时和她基本没有来往，有一天在街上偶然遇上她，扯了一会儿闲话。那年她大概有三十七八岁，总的说来漂亮的“硬件”还在，大眼睛，白晰的皮肤，胸脯丰满，两个迷人的酒涡，身段也保持得不错。但当年少女的光艳是永远失去了，只能靠粉底和眉影来弥补了。她的穿衣相当新潮，迷你裙，露肩的T恤，这在当时的北阴都是为天下先的。但我总觉得她和真正的年轻姑娘不同，那些新苗是从新时代中长出来的，骨子里都带着新潮；而孙肖晓却是在努力追逐一个不属于她的时代，有点悲剧性。
闲谈中，鉴于往日的友情，我把那些街谈巷议告诉了她，也委婉地劝了几句。孙小小非常真诚地、坦率地、理直气壮地说：
“云姐你不知道内情。那个不要脸东西和我离婚之前提的有条件哩，非要我答应，离婚后再陪他睡100次。当时我为了能痛快离，只有答应了。我现在是数着指头去他家的，只要睡够100次立马就走，一回便宜也不让他占！”
我唯有叹气，不再劝她了。那时有一个随意的想法，单是因为孙小小这一生的堕落，赖安胜就死得不屈。
第二天晚上和颜哲幽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颜哲顿时勃然大怒，发怒的原因和我一样：不光是因为赖安胜诱奸女知青，更因为他做事之嚣张。颜哲甚至骂了粗话，而他过去是从不骂粗话的：
“我操他妈！禽兽不如的东西，色胆包天，太不把知青当人了！我明天就去县里去告他，县里告不倒我去地区，去省里！”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已经经过一天的沉淀，所以比他冷静一些。我说：
“我不反对你告，但是得慎重。这种事岑明霞绝不会承认的，孙小小这种见证人也十分靠不住，年纪太小，又缺心眼，不定让赖安胜怎么一唬就唬住了。弄不好赖安胜会反咬一口，说你陷害革命领导干部。”我又说，“你告还不如我告呢，至少我的出身比你硬，再说孙小小是对我说的。”
我的话让他冷静下来，他想了想，摇摇头说：
“你不能出面。一个姑娘家绝不能和这种事搅和在一起。”
他说得也有理。姑娘家和这种事搅在一起，身上再干净也会被泼上一身污秽。最后我们商定，先不去告，暗地里收集证据，等有把握了再说。这会儿听庄学胥拎出我们的密语，我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些话我从没告诉过第三者，想来颜哲也不会说。我忽然想到：既然庄学胥今天能悄悄来到我们身边而不被觉察，也许那天他也来了，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又向赖安胜告发？也许他一直在跟踪我，贴近我们俩的身边，用阴森的目光，看他心仪的姑娘咋和另一个男人“亲热”？我在心中再次仔细地捋一遍，确信这个推理有八成是对的。这让我止不住心中发颤——不光是因为对这件事的恐惧（太可怕了，如果我和颜哲在这儿亲热时，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盯着我们？！），而且是对人性的恐惧。如果庄学胥真的干了这些事（跟稍、偷窥和告密），那这人就太可怕了。
但为什么他又跑来为我们通风报信？我没来得及继续想下去，因为庄学胥紧接着撂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赖安胜已经知道颜哲要告他，他打算‘做掉’颜哲以除去后患！凶手都找好了，是咱场的陈得财和陈秀宽。”
我俩大吃一惊。不过虽然震惊，我们打心眼里不信。赖安胜确实是个坏种，说他干啥坏事我们都信，但这么公然策划杀人未免太离谱。就是有这个阴谋，也不会轻易让庄学胥知道吧。也许这只是庄学胥的阴谋，他想挑起颜哲和赖安胜拼命，好从中渔利……庄学胥显然深知我们的思路，断喝一声：
“你们以为他不敢！别迂了！你们只用想想，如果奸污知青的事捅出来，他会得到啥下场，就知道他敢不敢干了！”
我俩一惊，立时悟到庄学胥的话是对的。据说赖安胜已经在农场里弄了两三个女知青当相好，从岑明霞这件事看来，那些传言不会有假。如果全都坐实，那他至少是10年徒刑，如果撞上“严打”，挨枪子儿也是可能的。“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为了保住场长的宝座，为了避免坐牢甚至挨枪子儿的下场，以他的六分流气四分霸气，当然会毫无顾忌地铤而走险，反正他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失去了。
我和颜哲确实是书呆子，即使在运用智谋策划政治战争时，也不由自主地按“羊”的思路，而不会体悟到“狼”的想法。而庄学胥显然是深谙“狼”道的。
他看看我俩的表情，知道他的话已经正中10环，便不欲多停，说：
“反正我已经尽心啦，信不信由你们。颜哲你好自为之吧。”
他转身要离开，颜哲问了一句：“庄学胥，能问问你这样做的动机吗？”
庄学胥对这个问题显然早有准备，冷冷地说：“赖安胜是个不知死活的驴种，杀人这种事也敢干？总归会露馅的，早早晚晚罢了，我才不会陪着他跳火坑。再说，咱们毕竟是老街坊老同学，我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送命。”
我和颜哲对视一眼，心照不宣。我俩不大相信他说的后一个原因。理由很简单：如果他透露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他很可能先做了告密者，否则赖安胜不会这么信任他，甚至让他参与、至少是风闻了杀人预谋。他肯定是先告了密，见赖安胜决定杀人，又怕了，所以拐回头向我们泄密。这样，即使那桩凶杀案被揭开，他也没有责任了。
按说，听他通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我们该向他致谢的，但因为这样的心理，我实在不愿意、也最终没把“谢”字说出口。庄学胥对颜哲说：
“不过，赖安胜的事拿不到真凭实据之前，我不会出头为你做证人的。我把话说前头，到时候你别烦我。”
颜哲说：“对，你不会为我火中取栗的。等我把赖安胜告倒，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做场长了。”
庄学胥没有说话，匆匆离开。
我俩开始认真思索面临的危险，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已经真真切切地悬在头顶了。也许，两个凶手这会儿已经潜伏在四周？颜哲说不会，你不用草木皆兵。但我宁可小心一些。我不敢在这儿多停，拉着颜哲，在蓖麻丛的掩护下，悄悄转移到一个新地方。确认周围没人潜伏后，我急迫地说：
“先不管庄学胥是什么动机，我相信他说的消息是真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颜哲，你继续呆在农场太危险，谁知道姓赖的啥时候下手？防不胜防。我想咱们干脆破釜沉舟，到县里去告他。只要把这件事公开，他就不敢再对你下手。“
颜哲摇摇头：“你昨天说的话是对的。这泡脓还没熟透，不能硬挤。咱一定得拿到真凭实据。否则，如果庄学胥不认帐，孙小小又被吓住哄住，那咱们就输了，反倒落个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罪名。”
“我也考虑到这种可能，那就实行第二个办法：你告病假，回家躲几个月，或者干脆躲到我亲戚家，我姑家在湖北省襄阳，离这儿不远。我想赖安胜再凶横，也不过能在农场一手遮天，总不至于把手伸到外省吧。等这泡脓熟透、有人出来作证时，你再回来，那时就安全了。”
颜哲摇头：“这样未免太怯弱了。是他干了犯法的事，又不是咱们。”
“那你说，该咋办？”
颜哲认真思考着，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在月光下紧紧地盯着他的面庞。他的表情忽然有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似乎某个困扰多时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脸上也绽出轻松的笑容。他说：
“秋云我有办法了，也许这是天赐的机会，让我完成早就想干的一件大事。我有办法了，绝对可靠的办法。至于详情我暂时不能向你透露，你只管放心吧。”
他这番话让我充满狐疑，不禁想起他早先曾说过的：他保存着父母留下的一大笔钱，要办一件“大事”。我原以为，他所说的“大事”是不确指的，只是对今后的一种预备。但从这会儿的话意来看，这件大事是具体的，是早有腹案的。我生气地说：
“你不告我详情，我咋能放心？这是生死大事，你别这么吊而郎当的！”
颜哲笑着：“秋云你别问，该说的时候，我肯定会第一个告诉你。”
“不行！你至少得告诉我个大概。”
颜哲犹豫片刻：“那我只能告诉你，我要启用我爸留下的一个宝贝，专门对付赖安胜这类坏种的，绝对有效。可惜我爸没来得及用。”
说起父亲，他的情绪有一刹那的黯然，而我也突然联想到颜哲说过的话：颜伯伯在三年困难时一直不动用一笔钱财，说是要“干一件大事”。他们父子两个所指的“大事”是不是一回事？想到这儿，我对颜家父子忽然有了神秘感。这种神秘感在我初见颜家时就有，后来慢慢淡化，但这会儿又悄悄复活了。颜哲已经走出刚才的黯然，说：
“你放心吧，真的尽管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何况，”他一把搂住我，在我耳边轻笑道，“你还没有为我生儿育女呢，我咋舍得扔下你，一个人先走？”
他的笑声中有发自内心的轻松，让我也变轻松了。我骂他：
“不要鼻子座（脸）的东西。这个紧要当口，还惦记着说风话。”
然后我们回去。他的轻松有效地安抚了我的焦灼——不，他不光是轻松，这个词尚不足以形容他的变化。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只彩色的蝴蝶从原来的蛹壳中破壳而出，一只凤凰在火中涅槃。他显然在那个刹那间下定了决心，今后要为新的目的而活了。我不由想起，文革中他父母双双自杀后他几乎崩溃，一年后才“死而复生”。当时我和我爹妈的劝慰起了很大作用，但也许并不是主要作用。因为，在他精神接近崩溃时，我曾听他不住地念叨：要干大事，爸爸交给我的大事。那时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意，现在看来，也许这才是他走出精神崩溃的主要动力吧。
我有点惊疑地偷眼看着这个新的颜哲，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他。
我们在场门口分手，他笑着再次让我放心，然后各自回宿舍。但我根本没有回去。短暂的轻松之后，焦灼很快回潮了。我并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虽然他因惯于“君子之道”而难免天真，但他有足够的聪明，如果横下心来玩诡计，绝不会输于赖安胜那样的驴种。而且依我观察，他平素并不是行事莽撞的人，在这样的大事上不至于心中没底吧。但不管怎样，我的担心仍不能完全消除。颜哲是把希望寄托在颜伯伯留下的“宝贝”上，那无疑是一种科学发明，但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科学”或“理性”在与政治作对时，是决不会取胜的。眼前就有强有力的例证——颜伯伯就失败了，他的宝贝并没能保住夫妻俩的性命。
等颜哲走远，我犹豫片刻后，悄悄在后边跟着他。我决定今晚躲在他的住室外边，为他站岗，保护他。这是很幼稚的决定，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哪能把他每时每刻罩在我的视野里。但至少在想出更好的办法前，我要尽自己的力量。颜哲回屋，点亮带罩子的煤油灯，举着罩子灯上到床上，钻到蚊帐里，开始他每晚的例行工作——烤臭虫。说来颜哲毕竟是“落难王孙”（我妈的话），虽然家境变坏后也很能吃苦，但在一些生活细节处仍然比不上我们这些从小吃苦的人。比如，他非常怕蚊子叮臭虫咬，天再热，也要钻蚊帐里，把蚊帐掖得严严实实。但蚊帐能挡住蚊子可挡不住臭虫，各个宿舍里臭虫多得抱团，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即使在稿荐上撒满六六六粉也不济事，才下乡那阵儿，颜哲被它们折磨得要发疯。
颜哲有一个好友王全忠，上高中时同届；文革时在一块儿办《红旗》报，这张报纸在当时北阴地区群众组织中颇负盛名；下乡时下到一个农场一个班，都是拿十分的棒劳力，而且同住一个宿舍。全忠是蒙族，实际上他这个蒙族早被彻底汉化了，他本人在履历表上一直填的是汉族，一直到高中时，统战部通知，凡在西峡县重阳地区姓王的都是蒙族，是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时逃到西峡山中的，此后他才改了履历。不过，我和颜哲发现他身上确实有蒙古人的强悍基因，不光是指他的阔脸和塌鼻子，主要是指他身大力沉，耐力好韧性足，而且对蚊叮虫咬有极强的耐受力。他与颜哲床头对床头，老是奇怪地问颜哲：
“臭虫咋光找你，不来找我？我床上从来没臭虫。”
颜哲也觉得非常奇怪啊。但有一天他偶然掀开王全忠的席角，一下子出了一身鸡皮疙瘩——苇席的四角都有个折边，折边的凹处趴满了臭虫，整整趴了一层，四个折角处加起来，怕没有上百只！这些臭虫当然不是吃素的，但这个蒙古鞑子皮厚肉糙，竟然从来没有感觉。
细皮嫩肉的颜哲就没这份功力，幸亏他善于动脑，很快找到了治臭虫的有效办法，原来臭虫的习性并不是喜欢呆在阴暗隐蔽处，它们也是“努力向上”的，只要你白天不把蚊帐撩起来，它们就会顺着蚊帐悄悄往上爬，然后老老实实聚集在蚊帐四个角落处。每晚睡觉前，只需用带罩子的煤油灯去烤蚊帐角，被烤焦的臭虫劈劈拍拍地落到灯罩里，每晚都能逮二三十个。说来臭虫的繁殖力实在惊人，每晚消灭二三十个并不能让颜哲床上的臭虫断根，只是能保证臭虫的数量足够少，使他这个晚上基本上能睡安稳。颜哲在向我吹嘘他的发明时说，这是他和臭虫之间的“动态的恐怖平衡”。
这会儿他在细心地烤臭虫，金黄色的灯光映得他的脸庞亮堂堂的，就像浮在黑暗背景上的一座黄金头像，显得特别纯洁和安详。他神色明朗，甚至有心思轻声哼着歌。我侧耳听听，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歌声伴着屋里众人粗粗细细的鼾声。我在窗外的黑影中悄悄观察着，看来他确实胸有成竹，没把庄学胥送来的死亡威胁放在心上。这让我多少放心一些。
颜哲熄了灯，睡了。我继续留在黑影里为他站岗。颜哲很快睡熟了，这从他一动不动的睡姿可以判断，他绝对想不到，一个姑娘正为他“风露立中霄”吧。外边的蚊子太厉害了，连我这个素来不怕蚊叮的人也受不住，露在衣服外的胳膊和小腿被咬得火烧火燎。我考虑是否回屋去穿上长衣服，回头一看，发现篮球架上有一座门板，那是与颜哲同班的男知青黄瞎子建起的避蚊台。黄瞎子是个一千度的近视眼，家境最困难，连四五元钱的蚊帐都买不起，只能拼上血肉之躯任由蚊子叮咬。他曾在一年中连发13场“老犍”（北阴土话，指疟疾），创下农场最高纪录。多少年后我曾把这事聊给一个医生，他坚决不相信一个人一年能发13场疟疾，说光是高烧也把人烧毁了！我说这事儿千真万确，建议他不妨去找黄瞎子进行研究，说不定能搞出什么医学发现。
有天晚上黄瞎子被咬得实在受不住了，情急智生，便把宿舍门板卸下来，吊到篮球架顶部，用绳子捆牢，再把自己捆在门板上睡觉。因为高处风大，蚊子少一些，可以睡个安生觉。第二天大伙看到他的业绩，个个啧啧称赞。这么个一千度近视的瞎子，深更半夜，凭一人之力，把门板吊到那么高的地方，真难为他能办到！林镜一本正经地说，这件事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一句成语：狗急跳墙。
黄瞎子这些天出河工，没有在农场。我想不如躲到他的避蚊台上，既可以避蚊子，也能居高临下地观察。作为姑娘家，长时间守候在男宿舍外面，若被人撞见很难为情的。于是我悄悄回宿舍拿一条被单，把单子裹到腰间，手足并用地爬到避蚊台上。黄瞎子用来捆身体的绳子还在，我小心地把自己捆好，万一睡着后一翻身摔下去，那就麻烦了。再裹上被单。这儿蚊子确实比较少，又凉快，简直是天堂了。我开始朦朦胧胧进入浅睡，每隔几分钟就醒一次，观察完四周的动静，再接着入睡。
轻薄的白云在月亮周围游荡，头顶的天河悄悄地缓缓地转动着。眼皮越来越涩。我揉揉眼睛，忽然看见了颜伯伯夫妇，他俩在空中飘飘荡荡地向我靠近。我在心中对自己解释，颜伯伯他俩会飞一点也不奇怪，他们已经是鬼魂了。他们悲伤地说：秋云，我俩已经死了，以后全靠你保护哲儿了。我看见他们浑身血迹，难过地说：你们放心吧，庄学胥已经把消息捅给我们，我们已经有准备了。袁阿姨惊问：庄学胥？可不能相信这个人。颜伯伯制止住妻子，说：不能这样说，文革前他也是个好孩子啊。袁阿姨摇摇头，指指我的身后说：好孩子？那他这会儿为啥偷偷把哲儿和秋云捆起来？
我恍然回头，原来颜哲不知道啥时候来了，就睡在我背后，紧紧地挨着我；庄学胥也来了，正偷偷用绳子把我俩捆在床上。我急忙推颜哲醒来，同时用力想挣开绳子。但绳子捆得很死，颜哲也一直熟睡不醒。这时，我看见赖安胜拎着一把刀悄悄向我们逼近。我急得大叫，却喊不出声音。半空中的颜伯伯和袁阿姨也急疯了，像蝙蝠一样绕着我们狂飞，他们手腕脉管处流出的鲜血化作满天血雨……
我从噩梦中惊醒，满头冷汗。周围当然是空无一人，没有颜哲，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阴险的庄学胥和赖安胜。只有我身上捆的身子是真的，没有这条救命绳，说不定我已经在噩梦中摔下去了。可能怪我睡前把自己捆得太紧，引发了这场噩梦。
但这个梦彻底赶走了我的睡意，也毁了我的心绪。我把那根绳稍松一些，坐起来发愣，心绪十分阴郁。月亮落山了，世界浸泡在黑暗中。黑暗悄悄涌动着，无边无际。农场睡熟了，远处的乡庄也都睡熟了，天地间没有一丝灯光，没有一点人世间的声音，连狗吠也没有，似乎这儿已经被文明世界彻底抛弃。刚才我在梦中看到了久违的颜家夫妇，他们血迹斑斑的身体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他们并没有怪罪我，他们放心地把儿子托给我来保护。但我苦涩地想，也许颜伯伯和袁阿姨的死，都和我有关啊。这是我深藏心中的罪孽，我甚至没对颜哲说过。
4. 罪
中国作家中至今没有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算高行健），真该集体自裁以谢国人，因为近半个世纪来，中国人的经历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赶得上。1958年那些忘我劳动的蚂蚁，到1960年变成了饥饿的、只剩下觅食本能的蚂蚁；1962年后刚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到1966年，又变成了互相撕咬的蚂蚁——不，这时再用这样的比喻就太糟蹋蚂蚁了。蚂蚁世界也有战争，但只限于族群之间的战争，没有哪种蚂蚁会在自己窝里撕咬的。
1966年6月6号，星期一，北阴市一高中高三丙班的数学课代表颜哲去教研室领作业，因为毕业考试已经结束，要正式开始高考复习了。不过他没有领到作业。教研室已经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先搞文化大革命，为期两个星期。那天，高一学生的我也去教研室领作业，听见颜哲哥哥正大惑不解地说：
“两个星期？可是一个月后就要高考了！”
那时，没有人料到这个啥子“文化大革命”会延长到两个月，然后是两年，然后是十年。而且对绝大数人来说，耽误的是整整一生。
那天我和颜哲一块儿从教研室出去，路上我笑着问他：文化大革命是干啥的？是不是不让看旧戏了？这下子你爸妈可惨啦，再看不成“定军山”、“祭风台”啦。正说话间碰到来上班的颜伯伯。他的消息比较闭塞，是从我们嘴里才听到这个消息。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目光“刷拉”一下变暗了，那是对于未来噩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就像手指被烙后，在大脑反应之前就会下意识地缩手。他勉强笑笑，和我们分手，听见他低声叹息道：
“又要运动了。”
学生们的参与起先有点被动，但很快就被点燃了激情，成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卧龙岗拉倒《千古人龙》的石牌坊，砸碎全国仅存两套的十八罗汉琉璃像。爬到王府山的假山亭子上把风铃砸掉。到地主资本家的家里抄家。高三学生们开始还惦记着高考，把数理化和外语课本偷偷揣到怀里，在听报告时抽空看两眼，但很快他们就把书本彻底扔脑后了。在北阴一中里，批斗的矛头不约而同地对准了颜夫之老师，其后轮到他妻子袁晨露。虽然我为他们担心和惋惜，但出现这种局面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是那么超群出众，那样清高脱俗。他们明显是属于“士”的阶层，属于“阳春白雪”的概念，与北阴这个闭塞落后的社会背景完全不协调。一句话，如果要找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来做革命靶标，不找他们还能找谁？
颜家被抄了，当时的主旨是“破四旧”，还没上升到政治层面上。颜家的四旧自然不少，有旗袍、高跟鞋、戴博士帽的毕业照片等，最轰动的是抄出了袁阿姨年轻时在英国海滩上的泳装照，以那时的眼光看来她的衣着相当暴露，衬着碧蓝的天空，洁白的沙滩，她修长白润的年轻胴体确实美极了！红卫兵抖动着照片，斥骂颜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颜伯伯和袁阿姨苦笑着偎依在墙角，默默地看着他们在屋里肆虐。邻居们围在土院墙的豁口处窃窃私语。我和学胥哥没有参加这次抄家，站在墙外看。学胥哥说：看来从颜家还真抄出不少东西呢。我不服气地说：谁家没有四旧？我家有菩萨像，你家还有穿旗袍的照片呢。庄学胥的脸色刷地白了，过了很久才小声说：
“秋云你可别对外乱说。”
我说你放心吧，我决不会对任何人说。
然后学校出现了针对颜夫之的大字报。最初是学生们没有章法的撕咬，几天后，一份“帅报” 出来了，贴在鲁迅图书馆的山墙上，满满一墙。图书馆是当年一中最大的建筑，“鲁迅图书馆”的牌子还是老校长请郭沫若先生书写的。“帅报”是当时的习惯叫法，指那些有份量的、代表了工作组批斗方向的大字报。它用颜色鲜亮的青色墨抄写，与一般大字报的黑色字迹相比，有先声夺人的功效。从字体上看，这份帅报是校图书馆的王老师抄写的，他是本市有名的书法家，过去脾气有点臭，能求得他的墨宝不是件易事。但今非昔比了，在革命的风头上，读书人的臭脾气不再有容身之地。工作组一声令下，王老先生只有乖乖从命，用他最擅长的魏体，把上万字的帅报，批判他好友颜夫之的帅报，恭恭正正地抄出来。
我和其它学生一起看这张帅报。大伙儿哜哜嘈嘈，挤挤扛扛，空气中浮动着亢奋，浮动着撕咬猎物的欲望，我想非洲鬣狗群发现腐肉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唯有我心中止不住发冷。帅报直接点了颜夫之的名字，而且其内容不像早先的大字报那样零碎空洞、模糊不实，可以说，这份帅报上所揭发的颜夫之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无虚的，我都亲耳听过。它们都是颜伯伯——不，颜夫之——关于蚂蚁的一些闲聊，像蚂蚁是利他主义的典范啦，蚂蚁社会比人类社会更先进啦，行军蚁的自我牺牲精神啦，蜜桶蚁的一生只是一件器皿啦，等等。这些比较玄虚比较哲理的话，用“阶级斗争这把照妖镜一照”，就现出了原形，暴露了其骨髓深处的阴险恶毒。
帅报上反复使用两句最有份量的话：
用心何其毒也！
是可忍，孰不可忍！
其后，这两句话成了所有革命大字报上的经典用语。
帅报署名是“横扫群魔”战斗队，但我非常清楚它的执笔者是庄学胥，因为我们俩是最常去颜家的，颜伯伯的这些话常常是以我俩再加颜哲为听众。现在，即使以一个15岁少女的懵懂，我也立即料到了颜伯伯——不，颜夫之——的下场。他完了，有了这么多翔实丰富的材料，他肯定被归入敌人阵营，万劫不复。其后我知道，就在昨天夜里，在“群众揪出”之前，颜夫之已经被秘密抓起来，关在学校特设的用来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中。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样的逮捕和监禁，学校工作组就能作主，不用麻烦公检法的。颜妻也被隔离，但工作组很讲政策，对他们夫妻还讲区别对待。袁晨露只算监视居住，是怕她自杀和串供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挤出看帅报的人群，在人群后边看见了颜哲哥哥——不，颜哲。他正在目睹一场灾难扑着黑翅降临在父母和他本人头上，我能想象到他内心里天塌地裂的感觉。但至少说他外表上撑住了，高傲地仰着头，双眸带着高烧病人的病态的明亮，面色惨白如纸。后来，当这一段噩梦成为过去时，我才听他披露了真正的内心世界。他说：其实他根本不像我想的那样坚强。我所看到的高傲是假的，实际上是病态的自尊，是用病态自尊编织成的保护自己的脆弱外壳。
我没法同他打招呼，在心中叹息一声，低头挤出人群，心想我该和他家拉远距离了。一个上午我心事重重，知道我和颜哲相好的同学们都目光复杂地看我。在那之前，我俩的恋爱已经明朗化了，现在我认真考虑是否该结束它。并不是个人利益方面的算计，那时我还小，没有这样复杂的机心，我的考虑完全是基于阶级觉悟。我喜欢颜哲，但他——有一个“阴险恶毒”的反动爸爸！一个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的女儿，咋能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呢。
中午回家后，我说了学校发生的事情。我还说：庄学胥写的这份帅报和别的大字报不同，上面的揭发都是真实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细究起来，颜夫之说那些话，可能确实有暗藏的动机……
我爹怒冲冲地说：“放屁，全他妈放屁。颜老师讲点虫虫蚁蚁的知识，有啥罪过？颜老师和咱们邻居八年，他们是啥人你能不清楚？一百二十成的好人！小云，咱们宁可相信自己的眼，不能信上边的话。我早看出来，这些年来上边的人八成中了邪，说话办事疯疯癫癫的……”
我妈及时制止了男人的“恶攻言论”，说：“小云，不管别人咋干，咱家决不干亏良心的事。以后对小哲，该是咋样还是咋样。说句不该说的话，小哲那是个好孩子，更是个贵人胚子。他要是能成咱家女婿，是咱郭家坟头上冒烟了！”
爹妈的话把我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我顿时感到无比轻松，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啊，它只是被外边的社会强奸了。那会儿我真庆幸自己有这样的爹妈，没文化，政治嗅觉也不敏锐，他们只有“老百姓的眼光”，对世间的是是非非，起码有正常的判断。由于爹妈的校正，我从短暂的彷徨中走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不过妈最后那句话很让我害羞，我佯嗔道：
“看你说的啥话！啥女婿啦贵人啦，多不害臊。”我机灵地把枪口转移到老爹身上，揶揄他，“爹，至少颜伯伯有一样罪行是确实的——他侮辱工人阶级，把一盒香烟洒到地上让你捡。”
爹脸红了，说你个鳖妮子，哪壶不开你拎哪壶。“其实，那件事说到根儿上怨我，太贱气，为了过一口烟瘾，爬到地上捡烟头。这事要是倒过来，是你颜伯伯缺烟吸，他再馋，会不会像我那样捡烟头？会不会？”爹自问自答，“不会，绝对不会。这些读书人，宁可死，也不会掉份子。”
我细想想，爹说的在理。颜伯伯、还有袁阿姨、颜哲那样的人，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尊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被伤害。我爹别看是个粗人，在很多事上其实目光如炬，单拿他这番话中所包含的自省意识，我就达不到。其实我爹这个搬运工也曾牛气过，刚解放那阵，土改和镇反时，他就当过乡长。那时的乡长可不了得，有权批准枪毙人的。他们乡的通讯员往县里押犯人，一人押十几个，路上嫌人多，走得慢，就拿枪突突几个后再接着走。不知道我爹是不是用过那个枪毙人的权力，反正他后来辞了乡长，离开家乡来到北阴市当搬运工，而且从不和儿女们谈那时的事。
只是——爹的料事未免太准了啊，他不该提到“死”字的，结果竟然一语成谶。
下午，庄学胥来喊我一块儿上学。过去我们三个街坊虽然不同级，但上学时常常搭伴儿去。只是从运动开始，庄学胥就不和颜哲搭伴儿，今后更不会了。我一般和颜哲搭伴儿，所以庄学胥连带着对我也疏远了，今天是多天来他第一次来约我。庄学胥在大门口喊：
“秋云，该上学了！工作组布置今天全校讨论帅报！”
他的喊声中分明透着得意，透着居高临下的显摆。在三人的交往中，我早知道他对我有意思，当我明确选择颜哲作男友后，他肯定心中憋屈的，这回可以报一箭之仇了。我还没及答话，爹已经光着脊梁从堂屋“腾”地窜了出来，指着我住的西屋破口大骂——当然只是指桑骂槐。他说：
“小云你给我记着，是个人就只能当人，不能当狗！见人落难时只能拉一把，不能咬一口！你要是在学校干了亏良心的事，别说我不认你这个闺女！”
我从窗户向外看，门口的庄学胥被完全骂呆了，我想，这会儿他脸上肯定青一块儿红一块儿吧。他在那儿站了很久，分明是咽不下这口气，但最终没敢回嘴，悻悻而去。我爹是三代贫农，又是个粗人，心直口快，啥话都敢往外撂，他和我爹作对，落不到好儿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其实庄学胥并不是自诩的“红五类”。他妈是一个国军少校的外宅，丈夫逃台湾了，他妈不得已，带着两岁的儿子下嫁给贫民庄家，俗称“带犊儿”。这些底细老街坊都清楚，后来连上边也知道了，所以，等“黑五类”子弟被撵下乡时，在学校红极一时的他也未脱此劫。那天庄学胥不敢和我爹吵架，是不是怕我爹掀出他的老底儿？
对自家的这些底细，过去他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估计知道的成份大些，因为那次抄颜哲家时，我一提到他家的旗袍他就脸色惨白。而且，至少在他被撵下乡后，肯定全都知道了。但他下乡后仍有意无意以“红五类”自居，言谈中常常涉及某某人（如颜哲）的“反动阶级本性”。听着这些话，我除了作呕，也有怜悯感：文革中大多数人都得了集体癔病，所幸很快就自愈了，唯独庄学胥病症太重，今生今世也难以除根。
我瞅庄学胥走远才出门，去喊颜哲，但他家中没人。到了学校，我立即去高三丙班找颜哲。教室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枯坐着，面前摊着一本“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本毛选和一本英文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有一本英汉大辞典，他看着资本论，不时翻翻大辞典。颜哲从小跟父母学英文，已经相当熟练，不过到北阴一中后改学俄文，英文多少生疏了。文化大革命如此迅速地改变了“人”，原本和谐相处的同学们转眼间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文革前，尽管颜哲的父亲是“右派对象”，在那个年代，这个帽子足以压垮一个青年的自信，但颜哲学习极为出色，仍在班里赢得了足够的尊重。虽然那时也常批判“白专尖子”，不过学生们在心底里还是看重学业成绩的。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真正成了被扔在一边的臭狗屎，没有一个学生组织要他参加，甚至几乎没人和他交往，我记得王全忠就是那时敢于同他保持交往的少数人之一。对于一个心高于顶的青年来说，这比死亡更难受。
所以，当学生们处于群体性歇斯底里时，只有他一个人枯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安静地学习文件，一遍一遍地学习。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把马克思的英文原著也列为学习内容，这其实是一种隐晦的反抗。因为，当时社会上尊奉的“思想”和“主义”，其实和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
他端坐在那里有如石像，虽然脸上很平静，但那只是一个面具，有抑止不住的郁愤之气从内心升腾至眉间。我站在窗外看着他，心中充满怜悯。这些天对“牛鬼蛇神”们的批斗已经升级，从精神上的折磨发展到肉体上的折磨，而颜伯伯首当其冲。颜哲即使躲在这里，大概也能听到批斗场上的惨叫声吧。可惜他没有任何办法保护自己的父母，甚至不能躲开它。这对他该是怎样残酷的内心折磨啊。想来我也很惭愧，他处于这样的艰难处境，我却想疏远他。我只是在听了爹妈的那些话之后，才回归旧的感情河道。
我悄悄叹息着，走进去喊了一声“颜哲哥”。我喊他时，他的背影分明抖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这样温馨的称呼对他已经是久违了。不过等他回过头，面容已经显得很平静。我没有提他的父母，也没有尝试去安慰他，怕伤及他的自尊心。只是尽可能平和地说：
“颜哲哥，我爹妈叫我告诉你，以后到我家吃饭吧。”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那样看我，眼中慢慢泛出水光，弄得我心中酸酸的想哭。不过他的眼眶很硬的，到底没让泪水流下来。他只是尽量平淡地说：
“替我谢谢郭叔郭婶。不过用不着，我会做饭，能自己照顾自己。”他补了一句，“也谢谢你，秋云。”
然后又埋头于书本。
晚上照例要批斗。黑帮们已经增加到五人了，他们并排立在操场的中央，每人都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黑帮牌，头上悬着几个200瓦的大灯泡。正是热天，灯泡又故意悬得很低，把他们的头发都烤焦了，尤其是，密密麻麻的飞虫被灯光招来，轮番向那五个脑袋轰炸，像受刑一样难忍，但他们都不敢用手驱赶。
这会儿轮到颜夫之挨批，他走到前边，被勒令爬上一条长板凳。长板凳被人有意去掉了一只腿。等他艰难地在三条腿板凳上立稳，有人立即对板凳踹了一脚。颜夫之扑通摔下来，面朝下，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在哄笑和怒骂声中，他挣扎着爬起来，满脸是血，大概把门牙摔掉了。血污把他变得很狞恶，很丑陋，一点也不是我六岁时见到的“天上谪仙人”的风貌了。颜夫之抬头时正好冲我这个方向，我无法形容他的眼神，但它深深刻在我心里。一直到多少年后，当我在电视《动物世界》栏目中，看到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牛被鬣狗群包围时，我恍然悟到：颜伯伯当年就是野牛这样的眼神啊：悲凉，无奈，宿命，同时尽力地、几乎是可笑地努力保持尊严。
颜夫之又被逼着爬上凳子，这回勉强站稳了。一个叫万家声的高三学生上去发言。万家声和我同在校宣传队，比较熟。他是宣传队的主力队员，平时温文尔雅，翩翩美少年一个，很得几个女孩的暗恋。他笛子和二胡玩得很好，一曲“春江花月夜”吹得撩人心魄，让人感受到空灵静雅的意境。当然他今天不是来演奏的，这时的“大批判”实际已经“弃文从武”了，“文”的批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无非是追问“你说蚂蚁有利他主义究竟是什么险恶用心”，“你想用蜜桶蚁来影射什么”，而颜夫之的坦白即使再上纲上线，也不会令批斗者满足。至于“武”的批判则可花样翻新，就看你的创造力了。老人家教导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左派学生们早就凭本能知道，老人家哪些话是绝对不能违背的，哪些话是门面话，可以一笑置之。万家声发言中，向颜夫之捅了一拳。这一拳看来并不凶狠，但激起颜夫之一声极为凄厉的惨叫，他转回头，悲愤地盯着万家声。万家声则迎着受害者的目光，不慌不忙地又捅了一下，再次激起一声惨叫。这次我看清了，在万家声收回拳头时，他的指缝里明晃晃地闪了一下，原来他的指缝里夹着四只长针，针尖上挂着鲜红的血珠！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忍着泪，低着头，匆匆挤出人群，向老文革办公室走去。老文革的全名是北阴一高中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是最初的官办学生组织，是由当时的工作组组长、地委常委、地委财贸部部长宋天明一手操办。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学校里，最恐怖最血腥的时期，其实是在工作组和老文革当政期间。后来造反派当政时的武斗虽然也血腥，但那至少是势均力敌者的战斗，不像工作组时期，纯粹是强者对没有任何回手之力的弱者的蹂躏。
我到了文革办公室，庄学胥在里边，坐在一张大圈椅上读报。他在写了那篇“帅报”立功后，已经当上了老文革主席，很受工作组的宠爱，甚至北阴日报上刚刚在头版刊发了颂扬他的专栏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对一个高中学生来说这是没有先例的宠遇。也许此刻他读的就是这篇文章吧。他有了身份后，行事也有了改变，对于武化程度愈来愈高的批斗会，他只进行幕后指挥，不再上第一线了。
我进门时没有喊学胥哥，而是喊了一声庄主席。他没想到我会来找他，稍稍一愣，脸上不自觉绽出喜色，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男女之间的，本能的，非政治的。但这点亮色一闪即逝，看来他马上想到了我父亲对他的咒骂，也意识到了他现在的身份。他平淡地说：
“秋云，找我有事吗？”
我叙述了刚才见到的一幕，最后说：“不管颜夫之本人有多可恨，也不能这样折磨他，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嘛，希望你能出面制止。”
我来这儿时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估计他可能会敷衍、推诿、说一些不疼不痒的官面话，但我没想到他的拒绝是那样干脆，那样大义凛然：
“郭秋云同学！”他提高声音，正色说道，“我知道你和颜夫之是街坊，知道你和颜哲要好（这两个字加了重音），但你该想想，你这会儿的要求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真该警惕了，该认真想一想了！”
我让他呛得哑口无言，苦笑着退出去。
我没再到批斗现场，一直在校园僻静处转。心里郁闷不解——本来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为啥在他的“义正辞严”面前却处于道德上的劣势？我转到前院的树林。北阴一中是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至于房屋建筑的历史更早，原是一座有名的寺庙，名字叫东大寺。校院内有很多参天古树，栖息着从远处河边飞来的白色水鸟。每当夕阳将坠时，众多白色精灵啼啭着，结队从蓝天上滑过，真如仙景一般。有时大风过后，地上会掉下来鸟蛋和雏鸟。鸟蛋当然是摔碎了，你只能对着惆怅一番。有的雏鸟倒安然无恙，在地上一声接一声地哀声鸣叫。有两回我曾求学胥哥爬上树，把雏鸟送回鸟巢。学胥哥从小是爬树好手，真难为他，这么高的槐树他真的爬上去，把雏鸟送回窝，自己几乎惹鸟的父母啄了眼睛。
其它学校的学生很羡慕我们的环境，说：黎明和黄昏时分，在绿荫之下和鸟啭声中读书，那该是何等的福分。58年大跃进时有人曾想砍这些树，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说：这些古树是学校的魂，谁砍树先砍我的腿！总算把这些古树保下来了。文革后期修焦枝铁路又看上它们，要用来做枕木。这时老书记仍在学校，但被打倒后失了锐气，不敢阻挡了。这些巨树全遭了厄运。这是后话。
我在幽静的树林里独自彷徨。此刻学校里好像到处弥漫着高能电子，弥漫着狂燥亢奋，弥漫着撕咬和嗜血的欲望，即使在往日的“仙境”里也能感受到这些。我没想到青梅竹马的学胥哥会变成这种人。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万家声会显出嗜血的这一面人性，我想连他本人都没想到吧，这种兽性和空灵静雅的《春江花月夜》如何能共处于一个心灵？后来，当工作组和老文革垮台后，学生中的打人凶手并没有被认真清算，更没有人主动表示过忏悔。据我所知，唯一真心忏悔的人是万家声。他同宿舍的男生说，那段癫狂期过去后，他曾在很长时间里彻夜不眠，绕室彷徨，自言自语。他对最亲近的朋友说：
“我真不能理解，那时我咋会变成这样一只疯狗！只能说是疯了！”
万家声后来很胆怯地找我，想通过我约见颜哲，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我很感动，立即向颜哲做了转达。可惜颜哲坚决不见。他听我说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阴沉地盯着地面。最后抬起头说：
“我不见。要是我爸妈虽然受尽苦头但还活着，我大概能原谅他，现在不行，我做不到。秋云你告诉他，我不会单单记他一个人的仇，但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我很替万家声惋惜。我觉得颜哲过于褊狭，不够宽容。毕竟那时万家声只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而且关键是他确实真心忏悔了，是我校那么多打人凶手中唯一真心忏悔的！我觉得这非常难能可贵。但我不敢劝解，我无法苛求一个死了双亲的受害者。父母双双横死后颜哲几乎崩溃，一个人钻到颜家大院里不出来，不吃不睡。那一段，我妈和我每天泡在那个院子里陪他，吃饭时硬拉他到我家。在我全家的多方慰解下，他总算逐渐走出了那团阴影。可以这样说，在那场不幸发生时他已经死了，半年后才死而复生。后来他也参加了学生组织，心态慢慢恢复正常。直到现在，我从来都小心翼翼，不敢在他面前提及他父母，只要一提，他心上的伤口就会被再次撕开。所以，他不愿见万家声，我真的无法劝解。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万家声，颜哲最近不能见他，那一刻我看到，万家声的眸子刹时变得黯淡了，低下头踽踽地离开。我非常同情他。正是看到了颜哲的褊狭，后来我一直不敢坦白我对他父亲所犯下的罪孽，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我在校园里转了很久。直到深夜，校园里的“杀气”才有所平缓，亢奋一天的学生们显得比较疲惫，三三两两地回宿舍。黑帮们也被押回牛棚，继续写他们写不完的检查。我回到女生宿舍时，同学们都已入睡。这正是我的愿望，由于颜哲的关系，我和室友们之间也显得尴尬，常常是没话强找话说，所以我尽量减少与她们的碰面。这时离天亮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懒得脱衣，和衣躺在床上。
刚刚朦胧入睡，忽然听到急骤的钟声，高音喇叭喊着：
“所有愿意革命的红卫兵，立即到大礼堂去！立即到大礼堂去！“
同屋的女生们被惊醒，连忙穿上衣服，脸也不洗，匆匆往外跑。我因为没脱衣，第一个跑出去。刚走到大礼堂的墙外，就听到里边撕心裂肺的哭号。时值深夜，我睡意未消，忽然听到这样凄厉的哭号，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走进去，是庄学胥在哭，手里举着一张主席的宝像。他过份悲痛，哭得直打噎，边哭边控诉。我好容易才听清是怎么回事：原来他说这张主席画像是大毒草，其中暗藏着对老人家的恶毒攻击，在背景上可以看到隐含的两个字：暴君。
庄学胥在这方面的嗅觉确实灵敏。不久前，他在《一颗红心向着党——谈建华日记摘抄》那本书的封面上就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谈建华是当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典范，他死后其日记被广泛宣传，我们在文革前看过多少遍了，从没发现什么。但经庄学胥提醒，仔细看看，封面上谈建华画像的膝弯处确实藏着两个小字：小丑。这两个字藏得很妙，但一经提醒，人人都能认出来。
那时我们立即联名向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写了揭发信。不久那边回信，说这本书的美编已经被揪出来，正在批斗。他们一再感谢我们，感谢革命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为此庄学胥和我都曾得意了一阵，把我们的独特发现到处向人夸耀。不过文革后期有人出来说，那位谈建华确实是个口实不一的小丑，这是后话了。
但在这张宝像上，庄学胥所说的那两个暗藏的字很难辨认——我是说，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辨认，但在今晚特定的气氛下，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我们都“辨认”出来了。庄学胥仍在哭诉阶级敌人对主席的迫害，哭声时断时续。现在，屋里弥漫着高浓度的信息素，那是仇恨、愤怒——不，是悲愤，是“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这些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竟敢把黑手伸向毛主席！悲愤在人群中产生正反馈，自我激励，越来越强（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颜夫之曾说过，蚁巢里的信息素会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不少人也像庄学胥那样痛哭失声，大多数人默默垂泪。人们的眼睛都是红的，是被仇恨之火烤红。
几乎所有人在这儿听完哭诉后，都红着眼，去不远的史地生（历史地理生物）教研室。黑帮们押在这儿，革命群众要找他们复仇，根本不管他们与这件事有没有牵连。我也去了。六七个牛鬼蛇神们都被按在地上，头对着头，屁股高高撅起，对着外边，排成一朵莲花。进来的学生们都闷着头不说话，对着他们的屁股和脊背用脚踹，用棍棒打，这种无声的场面更加重了屋里的杀气。黑帮莲花阵中趴着一个女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颜哲的母亲袁晨露。她虽然早就被揪出，是黑帮中唯一的女性，但其罪行多限于“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不到政治层面上，所以一直没怎么斗她。袁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那次抄家抄来的她留学英伦时的泳装照片。那时我们从未见过女人的泳装照片，所以学生们，尤其是性欲开始苏醒的男生们，第一眼看到这些照片，都有震撼的感觉，目光都有被磁吸的感觉。当然谁也不会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说出来的全是言不由衷的批判。不过，多半是由于潜意识中异姓留下的美好感觉，所以男生们一直没折磨袁晨露。但今晚不行了，今晚她也成了复仇的对象。
在这群被仇恨烧红了眼睛的人中也包括我。尽管我从未参加过打人，尽管我刚刚冒着政治风险去庄学胥那儿要求制止武斗，但在今晚特定的梦魇状态下，我心中也充斥着撕咬的欲望。我看见那个圆圈阵中有个黑帮不老实，两个人使劲捺他的头，他仍竭力想昂起来。我没有多想，照他屁股一脚踹过去。我用力太大，使他的身体整个向前冲，碰到了前边另一个黑帮的头。捺他头的两个学生愣了一下，手下用力稍松，那人趁机昂起头——是颜夫之，他那时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四十三四吧，但头发白得较早，已经黑白各半了。所以，仅仅看到他的后脑勺，我就认出了他。然后他回过头，额上血迹淋漓，悲愤欲绝地盯着这边。他不会认出我的，血流已经糊住了他的眼睛，他仅能看到一个血色斑斑的模糊世界，只能看到一排互相雷同的狞恶面孔。但即使如此，他的注视也让我打了个寒颤，让我从梦魇中彻底清醒。我不敢多留，立即从这儿逃出去。
在那之后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思维被冻结，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着，脑子中只翻腾着一个念头：我怎么变成了我一向厌恶的打人凶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打人凶手万家声到几个月后才清醒，我比他清醒得早，我的梦魇状态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想着“我”的颜哲，想着他慈和可亲的父母（那多像是前生的事情！），想着如果我爹妈知道了我今晚的疯狂，会不会用劈柴棒揍我？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颜哲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他父母的噩运？他会不会铤而走险？
有了这个闪念，冻结的思维立即流淌起来。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找到颜哲，尽我可能去安抚他，保护他，这样才能弥补我的罪孽。我匆匆到各处找他，包括他过去（文革前）早读晚诵时常去的林荫下，还有最近他常一人独在的高三丙教室，都没找到。后来我摸到他的宿舍，那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能住二三十人的大房子。门虚掩着，我悄悄推门进去。
没进门就听见如雷的鼾声。不是颜哲，是工作组长宋天明。一高中是北阴地区的运动试点，文革开始后宋组长一直与“革命小将同吃同住”，就住在高三丙班的男宿舍里。宋是南下干部，说话带山东口音，长得像一个心宽体胖的笑弥勒。他是13级高干，这对于文革前没见过大世面的高中学生们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天人了。而这样的高干竟然住到中学生的大宿舍中，真的让学生们很感动。过去我来找颜哲时，常常看到有二三十个学生团团围在宋天明的床前，虔诚地仰望着他，听他讲革命经历。
后来，等革命烈火烧到工作组头上时，学生们揭发说，那时宋天明每晚的宣讲中，倒有一半内容是上不得台盘的荤笑话。这让我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其实倒不是对宋天明的幻灭，随着年纪增大，我对男人们，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男人们张口不离荤笑话，已经看淡了，那是男人的天性，虽然脏，倒也算不上十恶之罪。我的幻灭主要是针对那些虔诚仰望宋天明的学生——既然当时听的是这些肮脏东西，那你们咋能维持住脸上的虔诚表情？能做到这一点儿太不容易了。
但颜哲从来不在这些虔诚的听众之中。可能并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自卑。他知道自已不属于那个圈子，强挤进去没的让人憎厌，所以也就不去凑群。
宋天明睡得很香，赤着上身，摊手摊脚地睡成一个大字，鼾声带着胸腔深长的共鸣。看情形他肯定不知道校园里发生的血腥，当然能良心清白地睡觉。我在门口犹豫一会儿，不愿经过他身边，就折回头，从大宿舍的另一个门进去。颜哲果然也在熟睡。这个大宿舍中只有他们俩人在睡觉，恐怕此刻全校师生中能够安睡的也唯有他俩了。看来，在高音喇叭召唤“愿意革命的红卫兵”时，颜哲清楚自己的身份，没有去，因而躲过了目睹父母被打的悲剧。
我悄悄走近他身边，伫立很久，借着路灯透进窗户的昏暗光亮端详他紧蹙的眉头，听着他细细的鼻息声。他眉宇清秀，清秀间透着勃勃英气，我常常无端地想象着，唐朝著名的儒将张巡（他的籍贯就是北阴所属的邓县）大概就是这个面容吧。我觉得他这会儿能够安睡是最好的结局了，虽然明天他仍得面对现实，但至少今晚他不用忍受心灵上的“进行时态”的折磨。我真想摸摸他的手，或者用脸膛挨挨他的脸膛。但我最终没有打扰他，悄悄退出去了。
我又在校园里转了一会儿。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时候，史地生教研室里的暴行已经结束，牛鬼们被押回自己的屋子，疲惫不堪的学生们一群群回宿舍去。我想我也该回屋了，就尾随着前边的人群往回走。路过女牛棚时，忽然听到屋里有人尖声喊叫，我急忙跑过去。竟然是颜哲的妈妈！我简直不相信，一向慈和稳重的袁阿姨会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但不会错的，女牛棚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儿已经聚了十几个红卫兵，又有一行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是庄学胥。他们围在门口，表情严重地听她揭发丈夫。袁晨露焦灼地说，他们夫妻被抓前曾事先约定，一旦哪个受不了批斗就自杀，另一个听到前者自杀的消息将追随其后。他们事先为此做了准备，都在鞋底藏了保险刀片。为了证实她的揭发属实，她真的从鞋底取出半边刀片。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黑帮们被抓起来时，工作组为防止他们自杀，已经布置学生们进行了彻底搜身，连钢笔、皮带和小手绢都收走了。对这一点，久经运动的工作组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但他们没料到，这对黑帮夫妻竟然把刀片藏在鞋底里。
袁晨露近乎狂燥地求告：“我料定他今晚会自杀，肯定会自杀。你们得赶快去制止，晚了就来不及了！”
得知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后，庄学胥立即带人往男牛棚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后边。等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去，已经晚了。一个人只有四到五升血液，全部流光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男牛棚里一共关着五个人，其余四个这会儿都在地铺上躺着，竟然睡得很熟。虽然他们刚刚经过炼狱的煎熬，但肉体的疲惫战胜了精神的恐惧。颜伯伯窝在墙角，半躺着，似乎也是在睡觉。但我一眼看到，一道血液之河自他身下流出，一直蜿蜒到门口，屋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我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过去。
庄学胥把门口的看守踢醒，大骂一通，命令立即喊校医来。校医衣冠不整，心惊胆战地跑来，试试死者的气息，翻翻眼皮，胆怯地说：
“庄主席他没救了，瞳孔已经散了，身体也开始凉了。”
庄学胥转而大骂颜夫之，骂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暴怒地踢着同屋已经被惊醒的牛鬼，说你们谁还想学他？尽管去死，我撑着你们！但我看出他内心有怯意，他是以厉声咒骂来掩盖自己的胆怯。毕竟这是学校里第一个死人，是在他所激起的歇斯底里的群殴后自杀的。庄学胥骂了一通后匆匆离开，肯定是去找工作组组长讨主意。
庄学胥临走看到我，也看到我不受控制汹涌而下的泪水。他狠狠瞪我一眼，走了。走了两步后又回头来命令：
“郭秋云你去！看好袁晨露，别让她也自杀！”
他特意指派我去，也许这一刹那他在想，此刻派一个和袁晨露有特殊感情的人做看守，她会最尽心吧。我对这个命令没有抵触，匆匆赶到女牛棚。原来的看守是一位小个子低年级女生，已经困得支撑不住，很高兴有人来换班，哈欠连天地走了。袁阿姨一直扒在窗口向外看，心惊胆战地等着有关他丈夫的消息。这会儿看到我，看到我躲躲闪闪的目光，于是她什么都明白了。其后，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抹去眼中涌出的泪水，悄悄退到她的床上，睡了。
我默默守在门外，透过开着的门，警惕地监视着她的动静。黑帮们睡觉不许关门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守她，几乎每次值班时，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她坐在椅子上，头低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写检查，似乎身体与椅子已经连成一体。我发现她脸上不时闪过痛苦的神色，有时悄悄动一下屁股，用不易觉察的幅度捶捶腰眼。后来我才从其它黑帮口中了解到，他们当牛鬼期间，最怕的甚至不是批斗，而是坐着写检查！长期的单一动作，使腰椎间钻心的疼痛，那种剧疼简直能令人休克。还有，腿部下垂的时间太长，都浮肿了，一按一个深坑。学校的牛棚生活连监狱里的放风都没有，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解手。所以，他们对这点时间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说，那片刻的享受成了当时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诱惑。后来学生们烦了批斗黑帮，把矛头转向走资派，不再逼老黑帮们写检查，而是勒令他们出去干重体力活，劳动改造。黑帮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那对我们简直是天下大赦呀，我们个个都欢天喜地。
袁阿姨的忍耐力非常惊人，比那些男黑帮们强多了。那么多天来，我没听她发出过一声呻吟。当她看见是我单独值班时，也没有利用过去的特殊关系求我照顾她。我当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隔一段时间就带她出去解手，甚至她没提出，我也会主动催她去，而且带她去远处的露天厕所。把她带进厕所时我低声咕哝一声：我在外边，你去吧。这实际上是说：我在门口把风，你尽量在里边多停一会，晒晒太阳，舒展舒展身躯。袁阿姨当然理解我的苦心，每次她从厕所出来，都用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我。
但我给她和颜伯伯的是小恩惠，犯的是大罪孽。这次颜伯伯自杀，我总觉得原因在我，是他看见我（儿子的恋人！）踢了他，才对人性彻底失望。在我心里，自责像火一样燎烤着，像利刀一样搅动着，折磨得我几乎窒息。我呻吟着，脱口喊一声：
“袁阿姨……”
这些天来，我不像别人那样喊她“袁黑帮”，但也从没喊过“阿姨”。这次称呼显然出乎她的意外，她从床上起身，疑问地看着我。仓促中我找到一句话：
“袁阿姨我没事，只是想告诉你，我爹妈叫颜哲到我家去吃饭。”
就像那天颜哲一样，她的眼眶中也慢慢涌出泪水，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到那两汪闪亮的水光。她用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谢谢。”
然后缩回床上，很安稳地睡了。
后来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原想让她对颜哲放心的，但也许这恰恰坚定了她赴死的决心——丈夫已经去了，她唯一挂念的是儿子；现在儿子也有人照顾，她可以跟丈夫去了。袁阿姨自杀后，很长时间，我被沉重的负罪感折磨，左冲右突，无法走出这座围城。而且我只能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不敢对颜哲坦露。我并不是想对他隐瞒自己的罪孽，而是担心性格比较褊狭的颜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如果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原来手上也有血迹，他会不会心理崩溃？会不会彻底自暴自弃？
让我负罪的还有一点：在那晚的看守中，我没能制止袁阿姨的自杀。其实这是过度的自责，真正要赴死的人谁也拦不住的，尤其是像袁阿姨这样外表柔媚内蕴刚烈的女人。想想吧，即使在“揭发丈夫”的那个非常时刻，她竟然还思虑周密，只交出半边刀片而留下半边！那时她已经为丈夫的不幸、因而为自己的追随预先做了准备。那晚，我尽管受着负罪感的折磨，仍不转眼地盯着袁阿姨。我敢说我没懈怠过片刻，而她缩在床上几乎没有动——不过割断动脉本来也不需要大的动作。
晨色初露时，我忽然奇怪地发现，一大群红蚂蚁从袁阿姨的床下缓缓地爬出来，它们停住了，探头探脑一会儿，再缓缓地向前蠕动。开始的刹那我没明白是咋回事儿，我很奇怪蚁群为什么会夜里出来。忽然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儿，是血腥味儿，是我在颜伯伯那儿闻到的血腥味儿。我定睛朝地上看去，那不是红色的蚁群，而是鲜血聚成的水汪，鲜血已经变得粘稠了，前进得很艰难，只有当后来的鲜血越聚越多时，它们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往前蠕动少许。是袁阿姨的血，那具娇小身体内的鲜血肯定已经流尽了。眼前这一切终于超出了一个16岁姑娘的心理承受极限，我眼前一黑，身体软了，扶着门框溜下去。
5. 凶杀
农场的清晨姗姗来临了。
东方一抹鱼肚白悄悄露出头，抗拒着周围的夜色，终于站稳脚跟，把稀薄的晨光洒向原野。四野很静，公鸡还没有打鸣，只有偶尔传来一声犬吠，遥远得像是梦中的声音。清冷的空气携带着小麦的香味儿。农场也很静，只有牛屋里有响动，有金属拖地的清脆声音，大概是牛把式郜祥富已经在准备今天的挽具了。
我苦涩地叹息一声，从折磨人的回忆中走出来。不管怎样，颜哲的爸妈已经走了，不管在他们的不幸中我有没有责任，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能做的，是保护好颜哲，否则我才真的会愧疚终生。
我想我该从蓝球架上下去了，就在这时我听见有脚步声，两人从后排宿舍中出来，一前一后，一个高壮一个矮瘦。后边的那个一溜小跑地追着前边那个，似乎在央求那人听他说话，而前边的人似乎不屑于理他。我认出来他们是谁了，心头不由一震——这正是庄学胥所说的、场长准备雇用的两个杀手。
一个是陈得财，和赖安胜一样，也是四十多岁的老光棍，长得剽悍有力。这人和其它老农不同，其它老农虽说是 “再教育”者，但实际上心底中总有些自卑，那是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自卑，文盲对读书人的自卑。唯独陈得财似乎从来都怀着一股戾气，那是流氓无产者对读书人的戾气，是穷人对富人（按说知青们绝对算不上富人吧）的戾气。由于这股子戾气，他常和知青们有一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争得脸红脖子粗的。林镜爱逗他，一次老陈被逗恼了，脱口说出：
“你妈屄知青有啥了不起！老子当过国军，扛过洋枪，坐过洋船。二十四排火（子弹），五颗手榴弹，土八路一碰上咱就跑！”
这番话经林镜四处传播，成了陈得财的经典语录，其名声甚至远播到其它县的知青中。
另一个人是陈秀宽，就是那位“吸大烟吸出来的贫农”。这人有点儿贱气，最爱和女知青们扎堆，老是有意无意地蹭一下女知青的身体，或拍一下她们的后背，好像占了多大便宜。女知青们若是使唤他干什么事，他跑得赛过狗獾子。不过后来没有一个女知青理他了，连男知青也躲着他。老农们嘴里传出来他有淋病，是他当少爷时在窑子里染上的，而且非常重，尿都是白的。知青们对于淋病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名词，不知道那种病况是否属实，也不知道淋病如何传染。越是不了解越是害怕，从此像躲避瘟神似地躲着他。农场没有自来水和洗碗池，刷碗时都是来到井台上，找两人推着解放牌水车，其它人到出水口刷碗。水车需要俩人才能推动，这么着要想刷碗至少得三人配合。自从陈秀宽的淋病被公开后，他就找不到一个人合作，他当然知道别人为什么躲他，大概自知理亏，只有远远等在旁边，等别人刷过碗后有哪个好心人给他捎来一碗水。我就常主动给他捎刷碗水，虽然我同样惧怕淋病，厌恶和他接近，但——要是让淋病病人连刷碗都刷不成，这样的惩罚也太严厉了。
没想到这个么小人物也要成为杀颜哲的凶手。
他们朝这个方向走来，看来是要到场长室去。我悄悄窝在门板上，连出气都不敢大声。他们当然想不到蓝球架上有人，临近蓝球架时，陈秀宽紧跑几步拉住陈得财，压低声音哀求道：
“财哥你再听我一句！……我看那事不敢干，要挨枪子的呀！”
那晚我有个发现，原来搞窃听最好的地方是在说话者的上方，虽然声音很低，但经过地面反射，能听得清清楚楚。陈得财在篮球架下站住，鄙夷地骂：
“熊包！窝囊废！你早干啥了？提上裤子知道害怕了？你以为城里小妮就这样好日？日了女知青，比破坏军婚还厉害，何况赖哥说了，咱们是仨人玩一个，到了法院会定成轮奸，逮住了铁定挨枪子，一个也跑不脱！妈屄的反正是个死，咱们把那小子干了，说不定还能躲过这一难！”他呸地吐一口痰，“你妈的少再给我唧歪，咱仨一条绳上拴的蚂蚱，不干也得干，你再往后缩，我先掐死你狗日的。”
我听得不寒而栗：原来赖安胜真要杀人！原来他是用这样的办法来雇用凶手！他们说“轮奸”，不知道受害者是哪一个？不像是岑明霞，赖安胜最宠的是她，不大可能把她推出来让其它男人染指吧。很可能是他原来奸污过的某个女知青，玩腻了，就送给这两人。那么受害者是谁？她究竟是因为什么，是受威逼还是渴望回城，而甘愿受三个男人的蹂躏，其中还有一个淋病病人！？
我听见篮球架下陈秀宽哼哼哝哝地说：“中，中，我听赖哥的，听财哥的。”
他们不再说话，向场长室走过去了。等他们一走过拐角，我立即飞快地爬下篮球架，跑到颜哲的屋子。屋门仍旧大开着，屋里人还没有醒，没有响动。老农班长老肖翻了个身，我原以为他要醒，但他翻翻身又睡熟了。我悄悄摸到颜哲床边，推醒他，同时紧紧捂住他的嘴巴，向他示意出来再说话。
我在前边急急地走，到护场沟才停下，回身拉着颜哲的手，身子禁不住颤抖。颜哲看出我的惊慌，紧紧搂住我，小声问：
“咋了？别慌，慢慢说。”
我偎在他怀里，努力镇静自己，把刚才偷听到的话告诉他。虽然这个消息庄学胥事先已经透露过，但那时毕竟没有实证，现在我亲耳听到了两个凶手的话。而且，听他们的口气，杀人计划马上就要实行了，很可能就是在今天。
颜哲镇静地听我说完，把我用力搂紧，感动地说：
“原来你昨晚不睡觉，一直在门外护着我？傻妮子，痴妮子呀。”
“嗯。”我忽然泪流满面，“颜哲我怕你出意外，我怕你像你爸妈……”
我怕勾起他的伤心，把话截住了。颜哲的眼神又是一刹那的黯然，这种表情我已经非常熟悉了。他随即拂去眼神中的阴云，安详地说：
“秋云你别怕，我说没事就没事。他安排十个凶手我也不怕，咱们已经事先知道他们的计划，有了防备，何况我有那个‘宝贝’？”
我没法不担心，问题恰恰是：这个“宝贝”是否那样神通广大，我心里没一点儿数。颜哲搬过我的脑袋，结结实实地吻我一下，再次说：
“真的不用担心。回去吧，该起床了。秋云，真的感谢你。”
早饭时大家像往常一样聚在厨房前的井台上。会计老霍还是像往常那样蹲着吃饭，两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厨房和会计室在主场区的西边，离主场区大概有六七百米，来回吃饭睡觉稍远了些，这主要是为了让厨房凑机井的位置。库房和场长室则在主场区的东南，离井台更远一点。正因为这个距离，所以后来洪水来时，会计老霍在井台上喊了两天两夜，场长室里的人们都没听到，这是后话了。今天农场的气氛一如往常。林镜还是爱捣蛋，这会儿在讲黄瞎子的轶事，说黄瞎子有天晚上和大家挤在井台上抢吃一盘辣椒，辣椒已经吃光，别人都停筷了，只有他还在一个劲地夹，说：咦，咋夹不住？咋夹不住？他没法夹住的，那是瓷盘底的釉彩红花。听众都笑，说这会儿黄瞎子在工地上正打喷嚏哩。同宿舍的李冬梅趁别人不注意，悄悄用肘子触触我，小心翼翼地说：
“秋云你昨晚一直没回来？——别担心，我对别人说你和汪英合铺去了，汪英那儿我也打过招呼。旁人问时，你别说漏嘴就成。”
女伴们都知道我常和颜哲幽会，也常拿这事同我嬉笑打闹，从没避讳过。不过，像这样整夜不回的情形还是头一次。我知道冬梅为啥这样谨慎——她肯定以为我和颜哲昨晚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这事就比较严重了，虽然是在恋人之间，弄不好也会作为“道德败坏”挨批斗的，全看场领导想不想认真。我不想辩解，也没办法辩解，只是感激地对她点点头。
早饭时赖安胜也在井台上，他吃完早饭，背着手，看着远处的麦田。他披着外衣，这在当时的革河边冲洗，用刷子擦，坚硬的塑料须擦着金属面，磨出笨拙的窸窣声，如同猫鼠在青瓦屋顶追逐，或者，已经接近尾声，猫捕命电影中是正面人物的标准打扮，可能他有意无意在作模仿。时间是五月底，马上要开镰割麦了，眼前一片金黄的麦浪。农场所处的的这一带岗地十分贫瘠，连树都长不大，放眼望去，视野中只有形态猥琐、弯腰躬背的小树，离远了看就像灌木。不过知青农场的麦子长势相当喜人，县里对知青农场在政策上有倾斜，化肥的配给比较充足。施足了化肥的薄地十分慷慨，就像是从没吃过饱饭的人乍一吃饱，把全部力量都使出来了。从第二年起，知青农场还在这一带率先改种水稻，产量也相当高。不过那和化肥没关系，听说旱地改种水田，第一年都会高产。
赖安胜面阔口方，身高肩宽，胸肌和三角肌鼓鼓地凸起，在农场里属上头一份的雄健男人，也是第一号的棒劳力。只是一张蛤蟆大嘴影响了形象，否则他算得上一个美男子。初建场时他和知青一样下地干活，干得极泼。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第一年割麦时正逢上淫雨，麦地里尽是胶泥。知青们只能穿有鞋带的球鞋，没有球鞋的知青就用绳子把布鞋捆牢。在泥地里杵一会儿，鞋上裹满了胶泥和草根，大小像个小足球，走动起来相当困难。但没有知青敢脱赤脚，因为斜斜的麦茬相当锋利，会割破脚的。只有赖安胜和几个老农脱着赤脚，在锋利的麦茬上健步如飞，如履坦途，这得益于他们脚底板上有厚厚的茧子。那天晚上我曾在日记中激动地写上：
赖副场长的一双铁脚板，让我看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的差距。
但他当上场长后就再也不下田了，平时也刻意和知青们保持距离，我猜他是学习前任胡场长的派头，胡场长文革前是县长，很有手腕，如今领导一个农场可以说是牛刀杀鸡。那种从容淡定的派头，赖安胜是无论如何学不像的。这会儿赖安胜久久地以背影对着我们，我不知道在此时此刻——就在他就要拼死一搏、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心情？
如果仔细观察，这天早上也有几点异常：庄学胥常常不动声色地扫我和颜哲一眼，那意思说：你们究竟打算咋应付？你俩好自为之吧。陈得财和陈秀宽一直不在井台上，没见他们吃早饭，不知道这会儿窝在哪儿。最可疑的是孙小小，过去她一向爱粘在我身后，小尾巴似的，但今天却躲得远远的。既躲着我，又不时拿目光扫我，神情亢奋不安，肯定心里有什么秘密。不过孙小小肚子里是存不住秘密的，当天下午我就从她嘴里知道了根由：场长昨晚非常震怒地威胁了她，让她“闭紧你那张小屄嘴，以后若再跟郭秋云或颜哲说啥屁话，就让公安把你抓走关到大牢里”。她很害怕，所以不敢和我再接近。
还有一点她没说，是我猜的，我想与事实不会太远：昨晚赖安胜威胁她之后，又把她弄上了床，教这个不足15岁的小姑娘学会了男女之事。而且显然孙小小对此并不反感，甚至可以说她初次尝到了男女之事的乐趣。看着她亢奋的表情，看她时常追随场长背影的炽烈目光，就能清楚地猜到这一点。也许她身上真有她母姊的淫荡遗传？我这样想时觉得自己很残忍——她只是一个不足15岁的小女孩呀——但不管怎么说，孙小小的人生之路从此时起就走歪了。
我也悄悄观察着颜哲，他非常轻松，目光带着旁观者的冷静，大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劲头。看着他的笃定，我心中多少踏实一些。
上工的钟声敲响了，像往常那样，副场长庄学胥安排农活。因为大块麦田还没熟透，今天主要是做麦收准备，只有我和颜哲所在的一班去割麦，有些小地块儿的麦子已经熟了。庄学胥安排时，赖场长不声不响地站在他后边听着。等他把活派完，赖安胜说：
“颜哲不去割麦，让他领着陈得财和陈秀宽去县里拉化肥，去两把人力车。”
庄学胥很快扫了场长一眼，显然这个安排他事先不知情。我心头一震，知道“那件事”要来了。因为这个活儿安排得相当蹊跷，以往去县里拉物资，一般是一人拉一辆车，如果货物过重则是男女搭配，女的拉边稍。像这样派三个强劳力拉两辆车的情况绝无仅有，也不合逻辑。但如果赖安胜本来就没打算让第三个人回来，那就不奇怪了。
这时我看见了那两个准备做凶手的人，他们已经收拾好两辆人力车，远远地候着。庄学胥说：
“好的，颜哲你去，按场长的安排。”
颜哲点点头，对那边两人喊了一声：“等我一下，我去换双鞋！”
经过我时，他不动声色地看我一眼，我能从他眼睛里读出很多东西——放心吧，我知道他们的用意，我回去就是去带我的“宝贝”。
我们带着镰刀去大田，赖安胜也亲自去了。这半年来他早就脱产了，不干农活，所以今天他的举动恐怕也属反常。我在麦田里抬起头，远远看到两辆车三个人走过护场沟的砖桥，那是进出农场的必经之路，然后在新修的土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蓖麻和杨树的绿荫之中。此后的一天中，尽管我处在赖安胜的眼皮底下，不得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难免不时怔忡失神。因为我的魂魄已经随着颜哲走了，正伴他走着那段生死未卜的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