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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蚁王
蚂蚁是社会性昆虫，社会性昆虫有三大要素：
1 同种个体相互合作，共同照顾族群中的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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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族群内有明确的劳动分工；
3 族群内至少有两个世代重迭。
社会性昆虫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然有一个雌性的“王”， 是族群中具有繁殖能力的唯一雌性。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蚁王的职位只是一种劳动分工，蚁王并不负责蚂蚁社会的组织和指挥。蚂蚁社会的秩序是天然形成的，是由基因决定并由信息素具体实现的，就像白蚁群中，只要个体数量达到某个临界值，就会自动学会建造复杂的蚁巢。在人类社会中，对“王权”的需要与制约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因为一个高踞社会顶端的管理者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成为社会肌体的毒瘤，这个过程因为缺少制衡机制而几乎无法避免。但在蚁类社会中，由于“王”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因而也不会发展为社会的毒瘤。
摘自昆虫学家颜夫之的著作《论利他主义的蚂蚁社会》1948年发表于英国《理论生物学》杂志。
1. 新生
那一天真难熬啊，尤其是到了下午，我心里愈益燥动不安。赖安胜下午没来麦田，我不必再维持那个假面具，所以我时时手搭凉棚向远处眺望，盼着两车三人的影子早点出现。实际上我知道，到县城有四十多里地，即使是正常情形，来回一趟也到晚饭后了。连林镜也看出我的异常，过来小声地问：
“秋云姐，你今儿个咋心神不定？”
林镜是初中生下乡，年纪小，性格活泼，整天嘻嘻哈哈地没个正形，但他其实心眼很好，知道体贴人。看着他真诚的娃娃儿脸，那一会儿，我真想把肚里的担心全都倒出来！当然，这样重大的秘密是无法告诉他的，我只有含糊地说：
“没事，我昨晚没睡好。”
孙小小躲了我一上午，一直紧跟在赖安胜后边，帮他捆麦，用近乎崇拜的目光盯着他雄健的后背。公平地说，赖安胜割麦确实是农场头一把好手，揽得宽，割茬低，镰刀忽忽生风，横着扫过一波，用脚背配合左手一拢，整整一个麦个子（麦捆）就出来了。但孙小小的眼光绝不仅仅是对“技艺”的崇拜，那是女人看自家男人的目光，非常炽烈，毫不掩饰。那会儿我已经猜到了其中的隐情，岑明霞更是清楚地帮我证实了这一点：她老是拿毒毒的眼光斜睨着孙小小，而孙小小对她的毒视毫不在意，在赖安胜跟前越发笑语连珠。
下午，孙小小见场长没来，又开始往我身边凑了，跟在我后面打麦捆，有一搭儿没一搭儿的和我说话。我忙着割麦，再加上对她开始有了戒心，没怎么理她。她忽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秋云姐和颜哲哥都是好人，他们不让我理你们，我偏要理。”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句话大有讲究，但很谨慎地没有理这个话茬。她又突兀地跳到另一个话题：
“看赖场长割麦真带劲儿，像洪常青跳芭蕾舞！哼，岑明霞那贱女人，我帮场长捆麦有啥错？你看她看我那个眼神，恨不能吃了我！”
我从她的话里品出了一个女人（这个早熟的女人还不到15岁啊）的醋意，或者说品出了两个情妇的争风吃醋。我看出来，此刻孙小小已经以赖安胜的情人自居了。从那之后，我再不敢对孙小小说啥知心话。
终于熬到晚饭后，我对冬梅招呼一声：
“我去接颜哲，可能回来晚一些。”
冬梅知道我今天心事很重，当然她肯定把原因想歪了，认为与我昨夜整夜不归有关。她体贴地说：去吧，去吧，回来晚一点也不要紧，我给你打掩护。我避开所有人，跑到平时和颜哲哥幽会的堰塘堤上，从那儿可以看到进出农场必经的砖桥。今天是无月之夜，又赶上阴天，蓖麻、小叶杨和道路都浸在浓重的暮色中。其它知青吃过饭后也来这儿散步，我躲着没让他们发现。可能他们嫌天太黑，停的时间不长，很快就嘁嘁喳喳地回场部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那两车三人一直不出现。算算时间，如果不出意外——如果那桩凶杀案其实并不存在——他们这会儿应该回来了。黑色越来越浓，已经到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更不用说看到远处的公路了，我只能侧耳倾听着那个方向的脚步声，为他们担着心：天这么黑，会不会从公路下到通农场的土路时他们走错了？我但愿不是因为其它原因。
墨一样浓的夜色中，我的心里越来越焦灼，焦得坐立不宁，心急如焚，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头的焦灼。
听见后边有脚步声，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一跳一跳地走近。离很远，我就从那肩宽体壮的背影中看出是赖安胜。他来到砖桥边，站住，用手电筒向远处照。不过，虽然三节电筒的光柱很强，但距离稍一拉远，它就迅速被黑暗所淹没，看不到远处路上的情形。赖安胜不停地踱步，从他的步态中也能看出他的焦灼。
两个因相反原因而焦灼的人默默地等着。熬过漫长的时间后，终于听到前方有脚步声、车轮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赖安胜急忙把光柱打过去，又是那么漫长的一段等待，然后拉车的人影终于进到光圈之内——是两个人和两辆车！我瞪大眼睛盯着，直到确定那边只有两个人，我的心脏在刹那间碎裂了。听见赖安胜满意地问：
“办妥了？”
听见陈秀宽喜孜孜的声音：“场长，办妥了，办妥了。”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天塌了，地陷了，颜哲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他的“宝贝”没能救他，而我竟然愚蠢到相信他的宽慰话。我知道这会儿我该藏起来，否则被这三个凶手看见，我也会没命的。但……世界已经崩塌了，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管不顾地跑出来，悲愤地、凄厉地高声喊：
“颜哲！颜哲哥！”
赖安胜没有料到我会在近处突然出现并大喊大叫，惊呆了。他瞪着我，手电筒下意识地垂了下去，亮光从地面反射上去，照亮了他的脸，这种自下而上的逆光让他的面相显得十分狞恶。我没有理他，向陈得财和陈秀宽扑过去，要向他们讨回我的颜哲哥。我还没有抓到他们的衣领，忽然——让我和赖安胜都目瞪口呆的是，一个人从前边的人力车上轻快地纵下地，向我走过来。
那当然是颜哲！他没死！
我的悲愤立即雪崩，化为滔滔的狂喜。我扑过去，想投到他的怀里。不过我及时镇静了自己——毕竟还当着三个人的面，不好意思的。我抓住他的右臂，紧傍着他的身体，这可是真实的颜哲，温暖，强健，亲切，不是幻影，不是鬼魂。然后我回过头，笑吟吟地欣赏赖安胜的表情，我想，他此刻一定是又惊又怒又怕又恨吧。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很好玩了，且看他如何收场吧。
赖安胜把照在地上的光柱抬高，照着两个凶手的胸部，牙缝里咝咝地脱口而出：
“你说办妥了？”
借着反光，我看到了两人的表情，非常特殊，我没办法真切形容它。他们脸上没有了往常的戾气（陈得财）或贱兮兮的谄笑（陈秀宽），而代之以非常沉静的幸福，幸福是从心底自动流淌出来的，非常甜美，非常有感染力，甚至可以说是震撼力。此后我只有在欣赏拉斐尔的《西斯廷的圣母》油画时，才有过同样的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美好的表情，此后，它在我们农场里就随处可见了。
陈得财沉静地笑着（这可不像他！），由衷地说：
“办妥了，化肥全拉回来了。今天多亏颜哲，天太黑，连我俩也迷路了，不知道在哪儿该下路。又忘了带手电，兜里倒有洋火，可一擦着就被吹灭，鬼毛儿也看不到。那会儿真把俺们急坏了。还是颜哲眼睛好，隐约看见一条路，就趴到地上摸。先摸到一泡牛粪，他说不行，有牛粪不能说明是不是农场的路。再摸，摸到一堆马粪。他说方圆几十里只有咱农场有马，没错，就是这条路了。”
陈秀宽也沉静地笑着（这也绝对不像他！），补充道：
“找到这条路后天更黑，半点也看不见，连自己的腿都看不见，活脱儿是到了阴间，三个没有腿的鬼在走路。我说这咋敢走呀，再走非冲到沟里。还是颜哲脑瓜灵，想出来一个办法。啥办法？别人肯定想不到的。他睡在车上，仰脸看，能勉强看见路边的树稍映在天上，再喊着左左右右，指挥着俺俩顺树稍的中间走，这才摸回来了。赖场长我对你说吧，等俺们总算看到农场的灯光，等一会儿又看到你的手电，甭提有多高兴了。”
原来颜哲是为指路才睡到车上，也得亏他能想出这种不平常的办法。颜哲平和地说：
“听我的没错吧？以后事事听我的就行了。”
两人衷心地点头：“听你的。听你的。我们都听你的。”
颜哲悄悄用肘子扛我一下，刚才他的话显然是公然向赖场长挑战。我忍不住乐，忙捂嘴堵住笑声。没错，眼前这俩人肯定让颜哲收服了，成了他的不贰之臣，甚至一点不顾忌赖安胜的面子。对事态走到这一步，我是知道原因的——颜哲那件宝贝真的很管用——而赖安胜可就傻眼啦！他怎么也想不通，两个心腹打手不但没有把颜哲干掉，还在转眼之间就投靠了后者。
不过赖安胜算得是一个枭雄。他此时应该估计到颜哲已掌握他的杀人计划，心中肯定极度震惊恐惧吧，但他仍能硬撑着架子，沉默一会儿后，闷声说：
“回去吧，你俩喊上四娃，把化肥卸库房。”
那两人没有立即动作，回头看看颜哲。现在颜哲不放话他们是啥也不会干的。颜哲说：“对，化肥卸库房。你们先去，我要和场长谈几句话。”
赖安胜用歹毒的目光盯着他，他肯定估计到颜哲要同他摊牌。良久他说一句：
“好吧。”
颜哲说：“秋云你先回去，我想到场长室和他单独谈。”
这时我已经完全不担心了，但我想了想，撒娇地说：“不，我在场长室外边等你。”
“好吧。”
赖安胜闷声不响地走在前头，把颜哲领到场长室，点亮煤油灯。他走回门口，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啪地摔上门。
两个男人在里边谈，我在外边等。虽然里边也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危险——所谓狗急跳墙，赖安胜那种地痞，走到绝路会拼命的。凭他的身板儿，颜哲恐怕不是对手——但我已经不担心了，我彻底信服了颜哲的能耐，或者说是颜伯伯的能耐，他研制出的蚁素可真管用！
想到他和袁阿姨，想到他俩的横死，我的心又隐隐作疼。但今天是带着疼的喜悦，因为，依照事态的发展，颜伯伯生前对儿子的托附已经不会落空了。愿他俩的在天之灵，还有颜伯伯留下来的宝贝，能够护佑他的儿子吧。
隔墙库房中，那俩人卸完化肥，去食堂吃饭了。保管员四娃锁好门，打着哈欠离开。我也赶紧回到我的宿舍，拿出我晚饭时备好的馒头夹辣椒。冬梅被惊醒，睡意朦胧地抬起头看我，我喜悦地小声说：
“颜哲已经回来了！我给他送晚饭去。”
睡意浓浓的冬梅一定不理解我过分的喜悦——颜哲才离开一天，秋云丫头不至于这般骚情吧。她咿咿唔唔地应了一声，那时候我已经跑出屋门了。等我赶到场长室，两个男人已经谈完，刚刚打开门，一片明亮的灯光从门洞里泻出来。开门的一刹那我就知道赖安胜变了，他脸上也漫溢着那种沉静的幸福。手里拎着一个小铺盖卷，还有牙刷毛巾什么的杂物，安静地说：
“你等一下，我这就把你的东西搬来。”
颜哲平和地说，是那种皇帝式的暗藏威严的平和：“去吧。”
赖安胜走了，我把三个馒头递过去，颜哲贪婪地吃着，他显然也饿坏了。我说你慢点吃，我去屋里给你倒点开水。倒完开水后我好奇地问：赖安胜去搬啥？颜哲说：
“搬我的行李呗。他把场长交椅，还有场长室，都让给我了，库房钥匙也交出来了（库房钥匙共两套，分别保存在场长和保管员手里）。他高风亮节，主动让贤，说我比他更适合当场长。”
他说得一本正经，弄得我忍俊不禁，笑道：“真的？”
颜哲笑笑，不予回答。那么这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今晚世界变化太快，让我眼花缭乱。我高兴得合不拢嘴，缠着问他，这一天内到底是发生了啥事？咋把那两个凶手和赖安胜制服的？你一定得给我讲讲具体经过。他笑着摇头：
“明天再告诉你。今晚我还有些杂事必须得处理。明天吧。”
赖安胜很快把颜哲的行李拿来，还很周到地铺好床。干完这些后他该走了，但他立在门口迟迟不走。我借着灯光观察，他仰着头，嘴角微带笑意，似乎在回忆什么。我疑问地看看颜哲，颜哲示意我不要说话。过一会儿，赖安胜突兀地说：
“颜哲，我割麦是农场头一把好手。”
颜哲微笑着说：“对，我知道，秋云知道，全场人都知道。”
他顿住了，似乎又在回忆什么。然后又是突兀地说：
“你们俩都是好人，打根儿起就是好人，我知道。”
“对，你也是好人。从这会儿起你已经是好人了。”
赖安胜很高兴，像是得到大人夸奖的孩子，笑眯眯地走了。尽管我平时非常厌恶他，但这会儿看到他这般纯真的表情，心中不由暖洋洋的。他走后，颜哲把门窗全都打开，用一把蒲扇用力向外扇动空气。我奇怪地问：
“你这是干啥？赶蚊子？我咋闻到屋里有一股儿酸味儿。”
他笑着说：“不是赶蚊子，是赶蚂蚁。我已经有经验了，只要我用了爸爸那件宝贝，第二天早上准会有一个蚂蚁大聚会，我可不想床上桌子上爬满蚂蚁。”
我不知道颜伯伯的宝贝和蚂蚁有啥关系，不知道咋会有蚂蚁大聚会。我没问，反正颜哲答应第二天告诉我。我想我该帮颜哲干点啥事，屋里找不到第二把扇子，我就找来一个藤编的簸箕，帮他用力把酸味扇走。活干完后我还兴奋着，想和颜哲再聊一会儿，但他几乎是强迫式地把我推走，命令我快回去睡，然后关上门。
我回到女知青宿舍，躺到床上。不行，今晚太兴奋，无论怎样努力也睡不着，我又悄悄起床，在场院里闲逛。等我下意识地逛到场长室，见屋里的灯还没熄灭，他还在看书，头影映在窗纸上。我想那本书一定和他的宝贝有关吧。他今天跑了百十里地，肯定累了，该劝他早点睡了，但我忍着没有打扰他。
我在外面痴痴地看着那个头影，很久才离开这儿。
2. 利他的设计
公元一九七零年六月一日，对北阴市旧城县红星公社知青农场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从这天起，一种全新的、利他主义的生活开始了。率先走入新生活的“新人”是赖安胜、陈得财和陈秀宽，是三个原先的恶人，厚道一点说，至少也算是道德层次较低的人吧。这多少带点讽刺意义。不过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类似的阴差阳错。
早饭后，颜哲敲响上工钟，而这向来是赖安胜的权力。知青们集中在井台边，听副场长庄学胥安排农活。赖安胜没有像过去那样立在井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大家，而是主动站到一班的队伍里。颜哲则站在井台上，平静地看着大家。大部分知青和老农在政治上比较迟钝，没有看出这点异常，只有庄学胥的眼睛贼，而且他事先知道一些内情，看出异常了，不过他没有动声色，只是时不时向赖安胜和颜哲扫过来一眼。他要布置农活了，赖安胜笑哈哈地说：
“庄场长，我先说两句，我先说两句。从今天起，我到一班干活，颜哲当场长。”
全场愕然！就像一把盐撒到滚油锅里，人群中升腾出一片嘁嘈声。这会儿连庄学胥也无法掩盖自己的惊疑，瞪大眼睛看看赖安胜，看看颜哲，甚至还看看我。颜哲不动声色，我也佯做不知。最后庄学胥迟疑地问：
“赖场长你是当真？”
“当真，当真。颜哲是个好人，当场长最合适，再说我想干活。恁长时间没干活，我快想疯了。我割麦可是全场头一把好手，颜场长都承认的。”他又补了一句，“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最后这两句话非常让众人犯疑——明显不是赖安胜这种粗人的口气，但不管是鹦鹉学舌还是出自本人之口，反正这句话他说得十分真诚。这时颜哲说话了：
“庄场长，派活吧。”
他的声音很平和，但带着不可违抗的威势，在一句话中让众人接受了“场长更替”这个现实。庄学胥没有再迟疑，立即布置了农活。今天是全面开镰割麦，他为各班分了地块儿。并说中午不休息，炊事班把馍和开水送到地头。然后让各班班长带人出发。
从最初的震惊中醒过来，众人们开始各怀心思。颜哲平素干活实在，为人刚直，在知青和老农中有威信。所以对他当场长，不少人很高兴。一班的王全忠，二班三班的知青副班长何子建、刘卫东，小知青林镜等，一点不掩饰他们的兴奋，时不时看我，眼中尽是笑意。几个老农班长老肖、老初和老庞毕竟年纪大些，没让他们的感情外露，但至少是不反对的。孙小小的表情则纯粹是好奇，她的脑筋比较简单，大概考虑不到，赖安胜不当场长的话会不会影响她的前途。但岑明霞就不同了，她对场长以身相许，就是想早点招工回城，绝没想到今天一场霹雳，场长哥哥竟然会主动退位，可不把她弄得闪腰岔气！这会儿她简直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和愤怒，这愤怒既针对赖安胜，也针对颜哲。当她对颜哲扫来一眼时，眼中的毒汁简直能溅出来。还有庄学胥，在知青当中，身为知青副场长的他应该是最受震动的，但他掩饰功夫好，这会儿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镇静下来，照常派完农活，匆匆领着人们出工了。
颜哲没有随我们走，他目送人们离开后，独自回场长室。我敏锐地发现，不少知青眼中立时显出失望！这些大都是为人正派、干活实在的那类人，像何子建。何子建和颜哲的情况差不多，在农场都属一流的棒劳力，其实身材单薄，力气并不大。有一次他独自到西边的水台子乡拉货，那段路上有个较陡的坡，一般来说拉车的都要请同伴或路人帮忙推一下，他没喊别人帮忙，咬着牙一个人冲了上来。上坡后离农场还有二里地，在这段路中他一定非常难受了，但他硬撑着，一直到家才虚脱。那天我在现场，只见一辆人力车摇摇晃晃地走进农场，车一停下，拉车的人跟着就软了，踉跄几步摔在地上，把在场的女知青们吓得一片尖叫。过后我问他，冲上陡坡后你不会稍稍歇一会儿再走？他腼腆地说：
“想歇来着，可是那会儿心里好难受，我怕歇一会儿就走不动了。”
连颜哲也感慨，说他干活比自己还玩儿命。这会儿何子建瞄了我一眼，眼中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光芒，随即低下头，默默地走了。他们一定在想：颜哲当上场长第一天就变了？也像赖安胜那样再不干活，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监工？
我知道他们冤枉了颜哲。颜哲是在为全场人安排一种“新生活”，今天是第一天，一定有很多具体事项需要安排。刚才他眼底都是红的，昨晚很可能一宿未睡。但我没法子向大家解释，只有更卖力地干活，仿佛这样才能为颜哲赎一点罪过。
但我再卖力，比那三个“新人”还是差远了。农场的老农们都来自于种麦区，在割麦技艺上有数十年的浸淫，是知青们绝对比不上的。相比而言，若是从头开始学的技艺，比如插秧，则显示出知青们接受能力强的优势。赖安胜比昨天上午干得更泼，而且今天是三个人比翼齐飞，三个光膀子齐齐向前推进，三把镰刀刷刷地削平了麦浪，这让场面更好看。昨天孙小小说得对，看他们割麦简直是享受，比看洪常青的芭蕾舞还过瘾。赖安胜说“劳动最快乐”，现在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他的真心话。三个人汗流如注，但脸上都漫溢着喜色，漫溢着光辉，光辉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他们的快乐在周围形成了一个磁场，形成了强力的正反馈，让所有人都沉浸在快乐中。
至于工作效率那就不用说了。我真遗憾，颜哲没有来目睹这样的劳动场面。
一天没有见颜哲，连吃饭时也没见，不知道他在干啥。割麦天收工很晚，收了工，到井台上推出井水，匆匆冲洗完毕，已经是深夜12点了。我实在乏得厉害，腰酸背疼，两条腿拖不动，真想赶快回屋倒头便睡，但我强撑着来到场长室，因为颜哲说过今天要告诉我所有秘密，而这个秘密太吸引人了！无论怎样疲乏，我也不会把这个时刻往后推的。
颜哲在屋里看书，是厚部头的英文原著。我知道他下乡时偷偷带来英汉大辞典和几本英文书，我学的是俄文，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书。他一直藏着掖着不敢让场长知道，要不又成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这可不是妄测，同班知青王全忠带来了高中数理化课本，农闲时曾看过两眼，赖安胜知道后在大会上不点名批判，说：
“有个别知青，竟然到现在还在看高中课本！”
这个罪名是如此昭彰，以至于不用具体分析因何有罪。
所以，下乡后颜哲也是第一次看这本书。他看得很专心，虽然已经十分疲乏，但强撑着看下去，不时翻翻辞典。我悄悄推门进去，站到他身后时他还不知道。我攀着他的双肩，小声说：
“颜哲哥，对不起，可能耽误你的正事了，但你说过今天要告诉我秘密的。”
他把书推开，笑着站起来，打个哈欠，揉揉眼睛：“对，我是答应过。知道你肯定来，我一直在等你。”他过去把门关好，“不过你也得答应我，按老规矩，咱们先亲热一会儿。”
他紧紧搂住我，像往常那样给我一个接舌吻，双手钻到我的内衣里揉搓。我开始时抗拒，说：这是在屋里，小心别人看见。但像往常一样，我的情欲之火很快也被燃起，血液被烧沸。我回应着他的拥吻，享受着男女肉体接触时的快感。当他的手向下发展时，我凝起意志力制止住他，他也像往常那样没有再强逼。
但我今天总觉得有点异常，他在和我亲热时，一直拿一只眼睛冷静的观察我，那似乎是他的第三只眼睛，是旁观者的眼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性的俯瞰。这只是我下意识的模糊感觉，我拿不准，但心中隐隐的不舒服。等我们从情热中平静下来，他冷静地说：
“秋云，我知道，虽然你一直在拒绝我‘得寸进尺’，实际上你的性欲并不比我弱，你打心眼里喜欢我的抚摸。对不？”
我立即沉下脸，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在恋人之间这样的话算不上多下流，但反正它十分刺耳。这会儿我简直想拂袖而去。颜哲显然已经预料到我的反应，立即拉住我，恳切地说：
“秋云你别生气，我知道你有道德洁癖，肯定不爱听这样的话，但我这样说是有意为之，是为下面的解说做个铺垫。你听下去就会知道我这样说的用意了。”他盯着我的脸色，笑着问，“秋云你还生气不？你不生气，我就开始讲那个秘密。”
我说，不生气了，开始吧。
“秋云，刚才我其实是想告诉你：男人女人都有性欲的，所有两性繁衍的动物都不例外。性欲这玩意儿虽然很玄虚，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实实在在地存在，这点谁都不会否认。而且它完全是由基因所给予，这点也不会有疑义。比如，你我的性欲都是天生的，随年龄增长自动出现，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启蒙，不需要父母或师长来打开性欲之锁。我说得对不？”
我点点头。他说的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当然是对的。
“性欲是由基因决定，这是第一层面的因果。从第二层面上说，它是由激素所决定。比如，太监被阉割后不再产生激素，也就没了性欲，甚至他们的胡子都会在几天内完全脱落。”
“嗯，这些我知道。”
“下面我就要说正题了。与性欲一样，看似玄虚的‘利他主义’，比如蚂蚁的利他主义，也完全由基因或激素所决定，不需要教育、强制或外来的激励。这就像蚂蚁或白蚁建蚁巢，蚁巢非常复杂，但它们并不需要事先有一个蓝图。只要蚁群的数量足够多，信息素足够强，它们就会自动学会建蚁巢，就像是某个蓝图凭空出现了。我讲的这些，你有疑义吗？”
我摇摇头：“我没疑义，你接着往下说。”这些观点确实匪夷所思，但其实它非常符合逻辑，再加上他刚才的铺垫和类比，我没法子不信服它。
“因为蚁群的利他主义来自于天性，所以它是内禀稳定的，从蚂蚁社会建立到现在数千万年都没有断裂。非常可惜啊，在人类天性中没有这种利他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他天性不占优势。所以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尽在善恶之间摇摆。圣人的‘向善’教化抵不住人类的‘趋恶’本性。你肯定不会忘记58年大跃进，那时的社会多干净！人人忘我劳动，不计私利，尽情享受劳动的愉悦。再看看文化大革命至今的丑恶，和那时不啻是天壤之别。比比蚂蚁，人类真该脸红！”
我听他说着这些话，慢慢地有一种奇特的感受，就像听母亲在我孩提时代的呢喃，遥远而亲切，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有天生的熟悉感。我明白了，想起来了。从我六岁起，颜伯伯反复说过类似的话。那时我当然不懂，但时间长了，它们悄悄渗入我的记忆，平时不被觉察，此刻被颜哲的话激醒，激起深长的共鸣。
颜哲下面说的内容我则是第一次听说：
“我爸爸深入地研究了蚂蚁的利他天性。从最深的层面说它是来自于基因，从较浅的层面说，实现它的‘技术途径’是信息素。小小的蚂蚁身上有很多复杂的腺体，像杜氏腺等，它们分泌出信息素，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最终形成一种类似磁场的无形的场。凡接受信息素的蚂蚁也就具有了稳固的利他主义。这不是天方夜谭，这种由信息素横向传递所造成的利他主义，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和性欲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我爸爸已经学会提炼这种信息素了。”
我迟疑地问：“那就是你说的……宝贝？”
颜哲点点头，自豪地拿出一件东西。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柱状圆筒，不锈钢材质，顶盖上有一个小把手，筒上印有我不认识的英文字。这是一种袖珍型喷雾器，此前我还从没见过。乍一看到它，我不禁愕然。我和颜哲相好多年，他带到农场的小箱子对我全方位开放，可以说他的内裤袜子有几条，我比他本人更清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天知道他平时藏在什么地方？在农场的公共宿舍里可没有个人的私密空间。
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对颜哲有了畏惧感。原来他对我仍有尚未开放的秘密啊。不过反过来想想也不奇怪，我也同样有未对他开放的秘密——比如说，我在他父母之死中的责任。颜哲说：
“对，就是它，是我爸爸被抓走前一天传给我的。它的功效我想你已经不怀疑了，只用看看那三个‘新人’就行。我对他们都喷了一次，只一次，他们就立地成佛了。哈哈。”
我从他手中珍重地接过来，把玩着，沉思着。一个疑问慢慢浮出我的脑海：
“既然……为啥颜伯伯在生死关头不用它，用到那些恶人身上？我想他不会是来不及带。在被红卫兵抓走前，他已经和袁阿姨约定自杀，准备了自杀用的刀片。至少还做了另一项准备，就是把这件宝贝提前传给你。是不是？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用它来自救？”
提到他死去的父母，颜哲的眼色立即暗下来，他总是这个样子。他从没有向我讲过父母被抓前同他的诀别，我也无法真切地推想其细节，反正那一定是相当沉重的。在那次诀别中，父母可能不忍心明示他们会自杀，但也肯定会给儿子一点儿思想准备。那么，在接受了父亲传下来的宝贝、与父母预道永别、独自回到床上时，颜哲该是啥样的心情？我不敢想，即使仅仅想一想，我都会觉得心中压抑得难以忍受。我歉疚地说：
“颜哲哥对不起，我不想提起颜伯伯袁阿姨，但这件事太重要。”
颜哲摇摇头，驱走了心中的阴霾，解释说：
“说起来你可能不理解的。爸爸研究成功了信息素，但从不打算把它用到人类社会中。他说，用‘技术手段’来改变人性这种设想虽然十分诱人，但也非常可怕，有种种预料不到的副作用。他把资料和实物交给了我，让我此生继续他的研究。但又让我起誓，在我这一生中不准投入实用。他说要想真正投入实用至少是1000年后的事。”颜哲摇摇头，“我觉得爸爸过分谨慎了。他说这话是在被抓走的前夜，可能是受了当时心绪的影响吧。我不赞同这个决定，没有实践的研究能有什么意义？至少得在小范围中试用。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噢，原来是这样。”
那晚颜哲娓娓地讲了很久，我也完全忘掉了疲乏。他告诉我，到农场后他从来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赖安胜的杀人威胁只是一个外因，促使他把已经有的设想付诸实施。因为他早已发现，知青农场是个“相对孤立的社会系统”，知青们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来往，农场的老农们也都来自其它公社，与周围村民联系不多。至于“上边”，只有公社知青办和农场有直接联系，但也很少来人，平时只靠两条通讯线，即一条广播线和一条电话线。我更正道：
“你说错了，是一根。”
“对，是一根。”
公社和知青农场都太穷，从公社到农场只能拉得起一条电线，它兼作广播线和电话线，由场长室里的一个双掷开关控制。这个开关一般放在广播档，通电话时再改换到电话档。这么着要从外边打进来电话十分麻烦，场长哪能老呆在屋里给你当接线员？所以，大部分私人电话是直接通过广播喇叭，我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墙上挂的纸喇叭不光能听，还能起话筒的作用。具体程序是这样的：家里的长途电话先打到公社，公社哪位热心人接到电话后，就对着墙上的纸喇叭高声复述内容，诸如：
“知青农场的某某某，你妈有病了，叫你回家一趟！”
而农场的人通过纸喇叭接听，虽然音质不好，也能勉强听到。接听者再对着纸喇叭大声回答，比如：
“那位传电话的叔叔，麻烦你告诉我妈，我这就请假！”
接电话的人再在电话里复述给打来电话的人。这样的喇叭电话音质很差，而且接电话者首先得放弃隐私权，因为当你打电话时，全农场每个屋子都在听着喇叭中的对话。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知青家长是不会来电话的，只要来电话必定是大事，比如父母急病之类。那时我最怕的，就是半夜三更突然听到纸喇叭里嘶嘶地喊我的名字。
颜哲接着说：“所以说，知青农场是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实验场，比较容易建立起清晰的边界，隔绝外界的影响。它也很安全，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扩散到外界。”他自信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试验不可能失败了，它非常成功。你可以看到，那三个原来的‘坏种’，喷了我爸爸的利他素后，变成了多么高尚的人！”
我由衷地点头：“嗯哪，看着这仨人干活真的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他们劳动的快乐，那种非常真诚的、完全发自内心的快乐，把周围的人都感染了。你今天真该去现场看看。”
颜哲也很遗憾：“是的，真可惜我没去麦田。我今天太忙啊。昨天我使用的是我爸留给我的蚁素，接下来就该自己制造蚁素了。这个事情很急，但蚁素的制造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疑难，我一直在查资料。不过你说的那种快乐气氛我完全能想象得到。秋云你想想吧，如果全农场、全社会都变成这样，那该多好！”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那是理想之光，而他的理想是古今中外人类精英们最崇高的理想。但这个计划太庞大，太伟大，令我不由生出怯意。不敢相信两人小人物和一小瓶蚁素就能开创一个新时代。我迟疑地问：
“下一步，你是不是想对全场人都喷利他素？”
“对，除了……咱俩。”他顿了一下，“非常可惜，即使农场整个变成利他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了高尚的君子，但它仍处在异己环境中。需要一个人保持清醒，保持不那么‘高尚’的状态，因为有可能需要他玩一点权术或阴谋。以便保护其它高尚的成员。所以我想先不对自己喷利他素。”他叹息着说，“其实我很想早点进入那个境界，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快乐。但我只能这样。至于你，我想也暂且别喷吧，以便能陪着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清醒，那我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最后这句话的内蕴非常沉重，他用玩笑来淡化它，“再说，咱俩就是不喷利他素，问题也不大，咱们的利他天性本来就占优势，我对咱俩的道德水准很有信心的。”
我犹豫着，拿不出明确的意见。今天我接触的新东西太多，它们汹涌而来，淹没了我的理解力。我一向信服颜哲，信服颜伯伯和袁阿姨。我也非常愿意农场变成一个干净高尚的小天地，只是，我难以排除心中隐隐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就是顽固地横亘在我脑海深处。最后我迟疑地说：
“好——吧，我陪着你。”
听见我的许诺，他非常高兴，简直喜形于色。我也很感动，单从他的喜色中就能看出，他对我确实非常看重的。
他说，眼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制造更多的利他素，要足够全农场成员用。父亲已经传授给他制造方法，就是用这种蚁素吸引和收集蚁群，再从蚂蚁身上提炼出更多的蚁素，这就像种庄稼一样，只要有了种子（爸爸留给他的这瓶珍贵的蚁素），再生产它就非常简单。这两天他一直在复习父亲传授的办法。然后他要回城一趟，因为一些必需的仪器现在保存在颜家大院里。还需要再买一些化学药品，这就用得着他父母的遗产了，那笔钱款本来就是为这件“大事”而预储的。
他这一去大概要五天时间，所以——
“这五天就偏劳你了，帮我盯着点。赖安胜那三个人不用操心，他们确实已经变成君子了。该小心的是庄学胥，还有场里那几个爱惹事的痞子，像崔振山。”
我答应了。我们在夜色中久久对望，不知不觉已到凌晨，颜哲搂紧我，像大哥哥一样轻轻吻了我的额头。他就要走了，这次分手前他没有要求与我“亲热”。我们担负的使命太重大，已经没有闲心去想男女之事。
颜哲和我来到庄学胥所在的宿舍，颜哲进去把他喊醒。庄披着衣服，揉着眼睛出来，颜哲对他交待：
“我要赶到县知青办开会，大概四五天时间。”这句谎话是为了对庄学胥起到一点震慑作用，让他误以为颜哲在“上边”有人。“农场的麦收就由你全面负责吧，有啥事可以同秋云商量，她算是我的代表。”
我发现颜哲其实也很会当官的，这番话说得很平和，但平和之中自有场长的威势。庄学胥没有说话，只点点头。昨天局势的变化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到现在怕是还没想通呢。赖安胜咋能轻易就把场长禅让，而且是让给他本来想要杀的人？站在庄学胥的角度，他肯定会以为，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犯罪的证据，逼迫他让出了场长宝座。但赖安胜现在的“快乐”不大像被胁迫的人啊。不管庄学胥是怎么猜想，反正他目前打算坐山观虎斗，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动手。所以这会儿他对“颜场长”的安排言听计从。
颜哲把场长室的钥匙留给我，匆匆走了。这儿的交通很不方便，他要步行四十里赶到县城，才能坐上去北阴的班车。我站在井台上，看着他独自走出农场，沿着新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直到那个身影融化在晨光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井台上只余下我和庄学胥，场面比较尴尬，有那么五六分钟，我俩几乎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我和他一块儿长大，关系曾相当亲密，但在文革和下乡期间，在目睹了他的种种作为之后，我早就不把他当成昔日的学胥哥了。而他显然也对我怀着敌意，因为他是把我和颜哲划到一条线上的。我们客气而冷淡地闲扯了两句，就分手了。
3. 平定内乱
颜哲走后的头两三天，农场的麦收没有受影响。除了得益于庄学胥的调度外，还得益于赖安胜他们三位“新人”。他们保持着持续的炽热，仨人几乎能顶两个知青班的劳动量。有了他们的榜样，其它知青和老农也都干劲儿十足。
但逆向的潜流还是有的。像岑明霞。岑明霞曾是男知青最痛恨的人，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那时农场三天两头组织劳动竞赛，压榨着知青们本来就少的休息时间。人们乏得入骨，蹲厕所拉屎那会儿都能做个短梦，这对知青们根本不算稀罕事。刘卫东更绝，有次蹲井台上吃晚饭时竟然睡着了，手里端的碗一下子倒扣在地上。别人哄堂大笑，他醒过来还惊问：
“咋了？咋了？谁和我捣蛋？”
本来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一个小时，但总有几个积极分子提前上班。尤其是岑明霞，她的饭量小，或者是她舍不得吃，因为节余的饭票可以在分红时换现钱，全场就数她的节余最多。吃饭少当然吃得快，十分钟不到就扛着农具下地了。而棒劳力们饭量都大，这时只好阴沉地瞪着她的背影，三口两口把饭扒完，赶快随她下地。如果单是这个原因，男知青们还不会太痛恨，问题是：只要大家都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上工，岑明霞同志就该回场部拉屎了。大田里没有厕所，而知青们在这个习惯上一直没有被贫下中农教育过来，解手一定要去厕所的。但岑明霞的如厕时间太长，长得绝对超过了正常限度，屙井绳尿黄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男知青们敢怒不敢言，你总没办法钻到女厕所里催一个姑娘出来吧，那也太没绅士风度了。
但也有敢于不绅士的人。那次岑明霞又故伎重演，她前脚走，崔振山后脚跟着回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着：
“大伙儿都听着，我要去给岑明霞的屙屎掐表啦，看她到底能蹲多长时间！”
众人们哄然大笑，撺掇他去。那时知青们没有一个带得起手表的，崔振山跑厨房里拎来农场的报时闹钟，蹲在女厕所门口守着。别人问他干啥，他就嬉笑着实话实说：
“小声点，别让里边听见。我给岑明霞的屙屎掐表哩。”
这段时间中当然也有女知青上厕所，但没一个人为岑明霞通风报信，说外边有人在算计她。结果，等蹲麻了双腿的岑明霞扶着墙走出来时，崔振山得意洋洋地宣布实测数据，说岑明霞在厕所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把观测结果捅了出来，在男女知青中传得沸沸扬扬，以后岑明霞的“积极”才收敛一些。
这次赖安胜禅让场长后，岑明霞表现得“嫉恶如仇”，老是拿毒毒的眼神瞪安胜，瞪颜哲，甚至瞪我。今天她干脆破罐子破摔，不但不再提前上班，上工后也耍赖，割几镰刀就坐在地下歇着，全不在乎别人的眼神。她这么一耍赖，别人根本没办法，农场里基本是吃大锅饭，虽然也评工分、计考勤，但只要岑明霞是坐在地里而不是睡在宿舍里，你就没法说她不出勤。崔振山也跟着学样。他一向又懒又滑，赖安胜当场长时有煞气，他还不敢懒得过份，现在赖安胜下台了，庄学胥又睁眼闭眼地不抓纪律（依我看他甚至在怂恿纪律的涣散），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看着这些情况，我很着急，很担心。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也许等颜哲回来时，农场的秩序已经崩溃了，那时我该怎样面对颜哲的信任？但处在我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任场长的女友——我无计可施，只有加倍卖力地干活，来麻痹心中的焦灼。
这几天中常常想起颜伯伯生前说过的：蚂蚁社会中没有内耗，成员的劳动完全自觉，不需要教育、感化、惩罚、物质刺激，不需要工分和工头……所以蚂蚁社会是最高效的，内禀稳定的，8000万年来始终如一，太难得了！我想颜伯伯说得真对，且不说别的，单说人类社会中为了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约束像岑明霞、崔振山这样的懒人诚实劳动，需要制定多么繁琐的规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去监控，最后还是一团糟！而蚂蚁社会呢，只需要分泌一点蚁素就行了。
颜伯伯说那些话时我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才理解了。我盼着颜哲早点回来，带着那种宝贵的蚁素，或者叫利他素，把所有人都改造成新人。
第五天，农场的那股潜流更加汹涌。晚上，我偶然瞥见庄学胥拉着崔振山等三四个人聚在麦场旁，好像在嘀咕什么。在我经过时，他们的话头一下子停了，或尴尬或阴沉地看着我。我装着没看见，径直走过去。
我独自来到平常和颜哲幽会的地方，心里煎熬着，不知道庄学胥这会儿在捣啥鬼。过一会儿，庄学胥跑来找我，向我索要场长室的钥匙，说他想给公社打个电话。我估计他是想向县知青办打电话，落实颜哲是不是在那儿开会。看来他捉摸了几天后，对这件事已经犯疑了。这也难怪，一般来说，县知青办不会专挑麦忙天去召开一个长达五天的会议。颜哲的这个谎话撒得太不高明。
我当然不会让他顺顺当当打这个电话，就佯做找不到钥匙了，翻遍全身衣兜也找不到。这时我真庆幸知青农场的通讯落后，给庄学胥的行动增加了难度。我说：
“真抱歉，明明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咋会找不到啦？等我找到后给你送去吧。”
庄学胥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我在捣鬼，冷笑一声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我自个儿也觉得我的捣鬼不大光明。不过我更理解了颜哲早先的话：得有一两个人不喷蚁素，保持清醒。因为，为了完成崇高的目的，有时不得不玩一些阴谋，做一些小动作。
第二天上午是拉麦，我给老肖班长拉稍。牛把式郜祥富急匆匆地来找我，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努力镇静自己，对郜叔叔使个眼色，走到一边，避开旁人。郜祥富疑虑地问：
“秋云，我说句不当说的话，是不是颜哲没在县里开会？”
我觉得浑身血液冲到头上，一下子懵了，吃吃地问：“你这话啥意思？”
“你们在大田时，我听见庄学胥用喇叭往县里打电话，那边回话说，这几天根本没有知青会！”
他非常担心地盯着我，显然，他担心的不光是开会不开会，而是——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花头，毕竟这次权力更替太突然，谁心里都会画个问号的。郜叔叔是个厚道人，对颜哲和我一向非常好。现在连他也对颜哲起了疑心。我没法儿回答，既不想骗他，也不能说出真情，只能含糊地说：
“他确实对我说，是去县城开会呀。好在今天他就该回来了，回来再问他。”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释疑，郜祥富疑虑地、心疼地看着我。如果——那颜哲这个麻烦就大了！郜叔叔是把我当闺女看待的。农场初建时从地区黄牛研究所半买半要地弄来七头南阳黄牛，我非常喜欢它们，没事就去找它们玩，连带着和郜叔叔混熟了。这是真正纯种的南阳黄牛，而不是周围农村已经退化的、形态猥琐的杂种牛。南阳黄牛是全国最有名的役用兼肉用牛，个头剽悍，几乎有一人高，玉石一样青白色的弯牛角，硕大的四只蹄子，全身披挂着像丝绸一样光滑细密的金黄色牛毛，用手触一触，那儿的皮毛就会轻微地抖动一下，像是一片涟漪向四周荡开。它们散在草地上吃草时显得特别安详和高贵，牛尾巴悠闲地在脊背上拂着，幽深的黑色瞳孔里反射着夕阳的金光。我喜欢它们不光是因为外形，还因为它们的神态和风骨。你站在旁边时，它们会以安详自信的目光来看你，就像是你一个心意相通的平等的伙伴。它们的肩胛骨很高，便于安装挽具，这正是农学书上强调的南阳黄牛的优点之一。初春的田野里，两头黄牛用它们的肩胛并排拉着深耕犁，解冻后变得松软的黑土浪花般翻卷着。它们步伐从容，神态悠闲，那个漂亮那个潇洒啊，真是再看也看不够。
对这些黄牛我说过一句很傻的话，以后想起来就脸红。那天，我忽然发现有一头黄牛的胯间吊着两个蛋蛋，而旁边的牛没有。我忙问郜叔叔，这头牛是不是长了肿瘤？用不用看医生？其实我不至于这样傻的，如果稍微认真想一下，也许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郜叔叔跟前随便惯了，那句话没走脑子就直接蹦出来。郜叔叔很窘，对我直摇头：
“你这个妮子呀，你个傻妮子呀。”虽然很难启齿，他还是尽可能婉转地告诉我，“这是牤牛，就是公牛，是牛里面的男人。旁边那些没蛋蛋儿的是磨牛（北阴土话），就是母牛。”
我当然不至于傻得一点不透缝，理解了他的意思，羞得红着脸跑了。郜叔叔很厚道，为我保密，没把这句傻话告诉任何人。后来我自个儿忍不住，在一次幽会中告诉了颜哲。那次真让颜哲笑疯了，他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像个农村娘儿们那样使劲拍大腿。后来我跟他急眼，他才勉强止住笑，并答应我决不告诉别人。
郜叔叔也很疼颜哲。他去岗上放牛，或者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俺俩捎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几个鹌鹑蛋，用荷叶小心地包着；有时逮一只漂亮的蚰子；有时是一包酸枣。现在，他真诚地为颜哲操心，我却无法告诉他实情。
我简直不知道咋和郜祥富分的手，撵上老肖，拉上麦车的稍绳。老肖也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看看我，但没有问。老肖也是个好人，不言不语的，但知道心疼人。我俩默默地拉着麦车回去，到了打麦场。庄学胥见到我，非常客气地问：
“颜场长开会该完了吧，今晚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确信他已经知晓了实情——可能不是全部实情，但至少落实了颜哲这五天并没有在县里开会，而只要有这个裂缝，颜哲的场长位置就坐不稳了。
我不愿这么快就认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小人，就冷冷地说：
“庄副场长是急着向他汇报工作？别急，我想他该回来了。”
然后撇开他走了。
当晚，颜哲终于回来了。后来我回城探家时听爹妈说，颜哲回城五天，一直闷头钻在家里，不知道捣鼓什么，连饭都是由我妈做好了送去。一天妈去送饭，一进院子大吃一惊，那么大的颜家大院，黑鸦鸦地全是蚂蚁，地上铺满了，几乎看不见一寸地皮！细看，蚂蚁都是向一个中心走。我妈随着蚂蚁的流向，边走边看。颜哲那会儿不在，到桑园里解手去了。蚁群一直爬到颜家堂屋，爬上桌子，爬进一个大肚子长脖子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正架在火上烧，所以进去的蚂蚁不用说都被煮死了，但它们照旧不慌不忙地自动朝瓶里进。妈震惊地说这真神了！颜家一定有祖传的召唤蚂蚁的法术，因为类似的蚂蚁朝圣你爹也见过一次，那是颜教授鼓捣出来的。
颜哲走的第五天下午，我们从麦地回来，孙小小高兴地喊：秋云姐，你看颜哲哥，不，颜场长回来了！这时我看见颜哲在砖桥边等我们，披着一身金色夕阳，显得纯洁而高贵。我心中涌出难以抑止的狂喜。孙小小率先跑过去，拉着颜哲说这说那。这个15岁的小姑娘虽然已经成了赖安胜的情妇，虽然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争风吃醋，但毕竟还保持着少女的纯真，没有忘记她同颜哲的友谊。颜哲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和大伙儿打招呼。但我心痛地发现，大伙儿看他的眼光比较陌生，包括与他关系一向很好的林镜、何子建、刘卫东、郜祥富等。他们都知道了那个消息——颜哲这五天并不是在县知青办开会，也猜到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中有花头。颜哲似乎没有看出这种情绪暗流，对我说：
“秋云，你到场长室给我开门。”
我跟他去了。我能真切感受到背后目光的压力，那是几十双目光汇成的，像锥子一样扎人。
我打开场长室的门，同他进去。没等颜哲问我，我立即讲了场里的凶险波涛。颜哲听了，一点儿都不在意：
“没事的，我已经把蚁素弄妥了，今晚喷洒完就万事大吉。没事的。”
他从隔壁的库房拎来两个农用喷雾器，蚁素大概已经灌装妥当，因为我闻到熟悉的微酸味儿。看着它们，我放下心来——但仍有些忐忑。原先那瓶蚁素是颜伯伯制造的，现在，颜哲制造的蚁素也有同样的神奇功效吗？颜哲倒是成竹在胸，笑着说：
“不妨事的，不妨事的，庄学胥翻不起大浪。走，跟我吃饭去。”
大伙儿聚在井台吃饭时，颜哲对庄学胥说：
“庄副场长，通知八点在库房开会，县里有重要精神传达。”
庄学胥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目光深处有猫玩老鼠的得意。他没有揭穿颜哲的谎话，只是问一句：
“是在库房？天这么热。”
天热时农场开群众会一般都在麦场，那儿豁亮。颜哲点点头，没有做任何解释：
“是。按我说的意见去通知吧。”
我及时向颜哲警告了农场中潜涌的波涛，但我毕竟没经验，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想到在当天的会上庄学胥就要向颜哲发难，也没想到他利用的炮手是崔振山。
农场的知青按来源说分两大块：北阴市来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和旧城县来的初中生。崔振山属于后者。他身高体胖，从外表上看比颜哲的年纪还要大。家里非常贫穷，是那种入骨的贫穷。20年的贫穷生活极大的放大了他最强大的本能——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一拃长、四指宽的肥肉片子，筷子夹起来颤悠悠的，一口吞下去——那才叫美！”
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爱打赌，而打赌内容总要和吃联在一起。一次午饭，他吃了两个馍，一碗稀饭，对于知青的粮食定量来说，这已经是最大值了。然后恋恋不舍地放下碗，说：
“娘的，再来十个馍也能吃下去。谁敢和我打赌？赌一个月的饭票。”
何子建看看他，跑食堂里抱来十个馍，摞成高高的一堆：“吃吧。”
崔振山乐得眯着眼：“真打赌？不耍赖？”
“不赖。”
于是崔振山自己又去买了两碗稀饭，据他说有稀饭冲着，吃馍更利索。也不要菜，大口大口吃起来。开始六七个馍简直是风卷残云，但崔振山显然也高估了自己的饭量，他的速度逐渐放慢，吃最后一个馍时非常难以下咽，先用手掰下一块儿，用力捏成小团，再送到嘴里，似乎这样可以少占胃的容积。那个艰难劲儿，连我们旁观者都替他难受。何子建劝他说：
“实在吃不了就算球啦，撑死了划不着。我主动降价，只要你一半赌注。”
但崔振山哪舍得半个月的饭票？仍视死如归地吃下去。他最终吃完了，这顿饭总共吃了12个馍，三碗稀饭，合二斤七两粮食，以后一直没人能打破这个纪录。
那天下午正好是扛麦包。扛麦包是重体力活，200斤重的麦包被人抬放到腰部，弯着腰，踩着梯子板，一步步爬到麦堆上，再拉开麦包的封口绳，把麦子倒出来。这个活初干还不觉得，但干了一天后，晚上瘫在床上，全身骨节都像是酥了。往常崔振山虽然满身横肉，却一贯以弱劳力自居，拉人力车时只当拉稍的，而且稍绳还老是松垂着，扛麦包这类话他自然是从来不干的。但这天下午他主动去库房，发疯般地扛麦包。晚饭也没吃，跑到堰塘里游泳，很晚才回来。即使如此，夜里他还撑得在床上穷折腾。
第二天他还阳了，追着何子建要饭票，穷追不舍，弄得何子建那些天躲着不敢见他。何子建的为人绝不赖皮，但一个月饭票太重要，一个月不吃饭早就饿死了。所以他虽然耍赖，大伙儿都同情他。后来还是颜哲几个人说合，把赌注减少为10天饭票，这事才算了结。到了月末，何子建没饭票了，每顿只敢喝一碗稀饭，可怜兮兮的，我们几个饭量小的女知青为他凑了一些。
崔振山另一次有名的打赌是吃青蛙，他说他敢生吃青蛙腿，赌两毛钱，结果他当然赢了；然后他说再赌吃青蛙头，也赌两毛钱，周围的人都笑，没人再同他赌。这时知青黄瞎子路过，因为没有目睹刚才崔振山的生猛表现，不相信他的胆量，就应了这个赌。但黄瞎子掏遍口袋只有贰分钱，崔振山知道他是真没钱，便说：
“两分钱也赌！”
把青蛙头塞嘴里，卡查卡查嚼吃了，伸手向黄瞎子要钱。
两天后他捉了一只癞蛤蟆，又满场找人打赌，说把癞蛤蟆整个连皮带骨吃完，赌五毛钱。癞蛤蟆的皮肤上有毒腺，流着黄绿色的粘液，看着都令人反胃，怎么吃？但这次再没有人敢应战，他把赌注降到两毛钱也没人应，这回算是尝到了“独孤求败”的滋味。
从本性上说，他和颜哲是两类人，自然成不了知心朋友。但崔振山没什么政治上的野心，与颜哲没有利害冲突，平素相处得还算不错。至于这次他为啥甘愿充当庄学胥的炮手，我一直想不通。只能说崔振山乐得看见天下大乱，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白开心” 式的人物（见古龙《绝代双娇》）。也许是他对颜哲的“平步青云”有嫉妒，而庄学胥聪明地发现和利用了这一点。
晚八点，早就习惯了政治学习的场员们拎着各式各样的自制板凳，准时来到库房。颜哲和庄学胥在门口迎候着，我守候在里面，悄悄地照护着墙角的两个喷雾器。很多人进来的第一句话是：咋不在麦场开会？库房里多闷热！我知道颜哲选在这儿开会是想保证蚁素的喷洒效果，但这个理由是说不出口的。这使我成了阴谋的参与者，有点心虚，不大敢看别人的目光。颜哲很从容，笑着对来人说：
“忍一会儿，一会儿你们就知道原因了。”
赖安胜、陈得财和陈秀宽都来了，满面笑容，规规矩矩地坐到一个角落里。往常赖场长总是叉着腰立在主席台上，居高临下地俯瞰大家。那时的霸气突然变成今天谦和的微笑，大伙儿对这一变化还不习惯，所以下意识地避开他，这样他三人便成了人群中的一个孤岛。
岑明霞也进来了，她今天还是那种“恨遍天下”的模样，恶狠狠地瞪一眼赖安胜，再瞪一眼颜哲，找个阴影处坐下，像平素一样开始纳鞋底。那个年代，纳鞋底是北阴市贫民女人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虽然一双鞋底要千针万线，而加工费只有区区几毛钱，但不少人完全以此为生。岑明霞是替她妈纳鞋底，等攒够几十双，就托探家的知青捎回家。她虽然干公家话耍滑，给自家纳鞋底却非常卖力，而且活干得又快又漂亮。
人群中的另一座孤岛是颜哲，也许还要加上我。虽然我俩平时很有人缘，但毕竟颜哲这回当上场长太突然，太蹊跷，而且正在麦忙期间出去开了五天会——又听说县知青办并没召开什么会！这一切凑到一块儿，使大伙儿不由得对我俩拉大了距离，人们都用陌生的眼神看着颜哲。
崔振山进来了，进门后先滴溜溜地扫视一圈，在角落里找到了赖安胜，幸灾乐祸地说：
“咦，赖场长咋窝到那儿？你不站在主席台上叉着腰啦？”
大伙儿都一愣，觉得这句话有点刺耳。虽然不少人对赖安胜下台高兴，但毕竟这么当面揭丑有点过分，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赖安胜却不以为忤，高高兴兴地回答：
“我不当场长了。我想干活。”他补充一句：“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这句话说得像唱儿歌，大伙儿都啼笑皆非，但没人笑。因为他的表情非常真诚，看来这句话确系发自内心，于是这句可笑的孩子话就有了感人的力量。崔振山没有受到感化，嬉笑着说：
“看，这话说得多动人，咱赖场长觉悟多高。不过赖场长我就奇怪啦，你咋把场长让给颜哲？按说场长这个位置，你不干了，得副场长顶上来。”
大屋里顿时没了声音，这句话太敏感，是不适宜在公众场合大声说出口的。几个老农班长和知青副班长都屏住气息，等着赖安胜、颜哲和庄学胥会有什么反应。到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今晚崔振山是存心替庄学胥搅局的。后来我得知，庄学胥在今晚发难是有预谋的，他觉得现在是最佳时机，可以整倒颜哲再加上赖安胜，这样他的场长位置就绝对到手了。他最初想找两三个有威望的知青副班长当炮手，但几个副班长都知道庄学胥的为人，平素也与颜哲交厚，不愿为庄学胥火中取栗，都婉言推辞了。无奈之中庄学胥才找到不大能上台面的崔振山。
我紧张地看看颜哲，从他的平静表情中看不出什么。庄学胥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但并没有尝试去制止崔振山。屋里气氛是如此异常，连最没有心劲儿、正在同周围人嬉闹的孙小小也觉察到异常，惊异地抬起头看着我们。
但赖安胜一点儿不受周围气氛的影响，照旧快快乐乐地说：
“我把场长让给颜哲，他是个好人。”他想了想，主动补充道，“我不是好人，我们（他用手指指陈得财和陈秀宽）不是好人。我们曾经不是好人。”
这句三段递进式的忏悔，意味太重了，周围的人都受到震动，几十双目光刷地汇聚到他身上。只有崔振山还是一点儿不受感化，一点也不松口地追问：
“曾经？那你现在变好了？”
赖安胜看看另两个“新人”，高兴地说：“对，我们变好了，颜场长说我们都变成好人了。”
我们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快乐，而且联想到这些天来他们三个干活的劲头，觉得赖安胜这句话确系实情。我看看庄学胥，他的脸色开始沉下来，也许这样的进程并不如他的意，也许他觉得赖安胜的举止太反常，不大像是被威逼退位的人。崔振山看一眼庄学胥，眼珠一转，贼兮兮地笑着追问：
“你说你们三个过去是坏人？咋坏？”
全场静下来，没有人再小声说话，没有人用扇子打蚊子。人们都小心翼翼地、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到了这时，人人都闻到了即将爆炸的火药味儿。赖安胜仍保持着那种沉静的幸福，毫无机心地回答：
“我从当上场长后就偷懒，不干活，光想整人，还操心着把女知青骗上床。”
屋里像落了一个无声的炸雷。庄学胥被惊呆了，也许他这时才觉察到局面已经失控。当然，能把赖安胜搞臭也是他的目的，但他凭本能知道，局面按这样走下去就太危险了。颜哲眉头锁起，正想制止崔和赖的对话，但崔振山已经迫不及待地问：
“那你快说，都把谁骗上床了？”
全场刹时冰冻了，凝固了。空气中充满了高能火药，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引爆。人们下意识地低头，不敢看赖安胜，不敢看周围的人。也许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窥探隐私的欲望，但无论如何，当着大伙的面，尤其当着几个女当事人的面，这么毫不留情的追问，未免太过分太缺德了。只有崔振山这样脸厚皮糙的人，才能把这种话说出口。岑明霞早就停止纳鞋底，此时脸色苍白如纸，手里举着针一动不动。我觉得只要谁用手指戳一戳她，她的身体就会立马溃散。我在人群中还发现另外两个苍白如纸的面庞，我想，过去传说赖安胜已经把三个女知青弄上床，一直不确知另两人是谁，但现在我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她们了。
庄学胥终于反应过来，暴怒地喊：“住嘴！崔振山你给我住嘴！”
崔振山可不吃这一套，讥诮地说：“为啥？不是你让我来闹场的么！忘了你昨天咋求我啦？”
庄学胥被噎住，嘴唇抖索着说不出话。颜哲这时说话了，声音很平和：
“振山你不要再问了。赖安胜过去干过坏事，但他真的变好了，这几天来他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清楚的，你们说是不是？”
不少人暗暗点头。的确，这些天来三个恶人的“焕然一新”，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原因。颜哲谆谆地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恶’，至少有不高尚的东西。有人干活耍滑，拉稍时他的稍绳从来没崩紧过（这是指崔振山）；有人在晒场时偷农场的芝麻吃（还是崔振山）；有人吃饭想尽办法赖饭票（这是指陈秀宽）；有人在场长面前巴结谄媚，想早点招工回城……”他没有再往下列举，尤其没提那些过于丑恶的事，比如有些女知青以肉体换取招工。他说：
“心中有‘恶’没关系，改了就好了，像赖安胜一样，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你就会感受到真正的轻松，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
崔振山撇着嘴说：“哟，我咋听起来像是福音堂的牧师在传教。颜哲你别跟我装圣人，你只说说这五天你上哪儿了？县知青办的电话说啦，这几天县里根本没有会议。”
大伙儿都看着颜哲，因为这些天都听了一些风言风语，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看来局面走到这一步才是庄学胥的真意，他按捺住心中的得意，不动声色地看着颜哲。我为颜哲捏一把汗，不知道他怎样对付这个咬人咬红了眼的崔振山，尤其他下嘴的地方恰是颜哲的短处。颜哲沉下脸，冷冷地说：
“那是个秘密会议，级别不够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他转向大家，“我现在就宣布那次秘密会议的内容。据防疫部门说，旧城县最近流行一种叫虎拉热的瘟疫，死亡率非常高。县里紧急命令，为全县人喷洒特效疫苗，一个人也不能漏。为了避免社会动荡，这个消息没在报上和有线广播上公开。”
下边熙攘一片，人们都很害怕。他说的什么“虎拉热”把大伙儿都唬住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虎拉热”只是他的杜撰。世上没有这玩意儿，只有“虎列拉”，即霍乱的旧译名，但霍乱是细菌致病，而疫苗是对付病毒的。不过那时的人们没有这些常识，没人知道他是在说谎。颜哲也没有给大伙儿时间来仔细揣摸，立即回头对我说：
“开始吧。”
此前的整个晚上，我都像个木偶一样戳在台上，被动地看着剧情进展，这会儿才有了我的戏份儿。我和颜哲戴上口罩（我俩不能吸入蚁素，颜哲说，农场得有一两个人保持清醒），背上农用喷雾器，开始按动手把。白色的烟雾从喷头中喷出，空气中充溢着好闻的微酸味儿。我能感到，尽管颜哲表面从容，但内心已经开始焦灼了，像庄学胥一样担心局面失控。我们得赶紧喷洒蚁素，只要喷完，局面就在颜哲掌握中了。好在大伙儿还没从“虎拉热”的震惊中清醒，被动地接受着喷洒。只有庄学胥紧张地思索着，忽然问：
“颜场长，你和秋云也喷疫苗吗？”
“当然，给你们喷完就给我俩喷。”
“那你们干嘛还要带着口罩？
颜哲一时语塞，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庄学胥立即跨前一步，咄咄逼人地问：
“颜哲！”他甚至不再称颜场长了，“你们喷的到底是啥玩意儿？”
他的逼问在人群中引起了惊慌，我也急了，惊慌地看着颜哲。颜哲丢个眼色让我镇静，让我别管庄学胥，只管喷下去。他自己干脆迎上去，用力按动手把，把大量白雾喷到庄学胥的脸上，厉声说：
“你想知道这是啥玩意儿吗？告诉你，是利他素，让你变成好人的。喷了它，你就不会再害人了，就像你在文革中害死我的爸妈一样。你也再不会在农场兴风作浪，为了自己能爬上去而不择手段。”说到这儿，他的声音开始变平和，“庄学胥你不必担心，我说的是真的。很快你就会尝到劳动的快乐，利他的快乐。你会收获一种宁静的幸福。”
这番话让大伙儿有点儿迷茫。多数知青知道颜与庄之间的历史恩怨，以为颜哲是在说气话，所以没把他说的“利他素”当真。庄学胥开始还满面惧意，用双手在面前舞动着，用力驱赶烟雾。但他随之像被颜哲的话催眠了，舞动的手停下来，后来身体也静止了，入定了。慢慢地，庄学胥，还有在场的所有人，脸上都漾出沉静的幸福，那是几天来我从赖安胜那儿已经看惯了的表情。他们静静地聆听着颜哲的话，就像信徒们聆听牧师的传道——不，就像信徒们直接聆听上帝的教诲。颜哲的声音也越来越带着魔力：
“请把我给予的利他素纳入心底。抛弃私欲，抛弃恶念。世上惟有劳动最快乐，利他最快乐。”
利他素已经起作用了，它在人群中形成一个场，形成自我激励的正反馈。人群静下来，没一个人说话，但他们头顶都有勃勃跳动的喜悦，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它。每个人，包括刚才耍泼的崔振山、惊惧欲绝的岑明霞、诡谲的庄学胥，更不用说早就进入幸福境界的赖安胜等三个人。这会儿，庄学胥也像赖安胜那晚的表情，仰着脸，定定地看着远处，似乎在回忆前生的事。过了很久，他嗫嚅着说：
“颜哲，小云，我过去是不是干过很多坏事？”他急急地声明，“不过我要变成好人，我想我已经变成好人了。”
颜哲平和地说：“对，过去的事不管它，从今天起你就是好人了。”
庄学胥走到我跟前，忽然绽颜一笑，回头对颜哲说：
“其实我认识小云比你早，从小她就喊我学胥哥。”
颜哲点点头：“我知道。我回北阴第一天，你正领着她在我家院子里玩。”
此刻庄学胥的目光清朗纯洁，一如他七八岁时。我心中发疼，低声说：
“对，你是我的学胥哥，从小就知道护我，迁就我的小性子，还把你家的火镜啦、打火机啦拿出来让大伙儿玩。有一天我看见一只蝎子，我喊着：大螃蟹！伸手就去抓，是你把我一把拉回来，把蝎子踩死。”
这件往事让庄学胥脸上漾起一波笑纹，非常甜，是从内心自然漾出来的。他看看颜哲，想说什么又停住了，半仰着脸，似乎在倾听远古的回音。我猜想他是想对颜哲忏悔，对过去“具体的恶行”进行忏悔，比如他对颜哲父母的迫o害，比如对我和颜哲的跟稍和告密。不过这些恶行比较可怕，即使在蚁素的魔力下他也难以出口。这时崔振山挤过来了，也是想说什么又中途停住，半仰着脸想了一会儿，突兀地说：
“颜哲我老实告诉你，我比你力气太多了，平常我是真人不露相。”
颜哲会心地笑了：“对，我知道。那次摔跤之后我就知道了。”
崔素来以弱劳力自居，即使给分去干“女人活”也毫不脸红，以至于大伙儿从心理定势上把他看成弱劳力。但人们忘了，这个饕餮之徒的一身横肉里藏着巨大的力气，远比身材单薄的颜哲强。有一天晚上十几个男知青在麦场上起哄，比赛摔跤。上场的都是平时公认的几个棒劳力。颜哲身材单薄，力气不算大，凭着身手敏捷赢了何子建和高林，这时崔振山忍不住上场了。虽然他身高体胖，但由于平时“弱劳力”的固有印象，颜哲没把他放眼里，没想到很快输了。颜哲哪能对他服气？非要再来一场，崔振山很狂地说：这次我让你搂后腰。颜哲不干，说这么着就是赢了，也胜之不武。但崔振山这次非常坚持，把狗熊一样的身板往地上一扎。颜哲从背后搂着他的腰，用尽力气甩他，把他甩得在空中转圈，但崔振山总能稳稳地落到地上。最后，颜哲瘫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地彻底认输。
崔振山得意地说：“从前干活时我藏着力气，以后看我的吧。”
“对，我相信，你一定是知青中头一份棒劳力。”
岑明霞也迫不及待地挤到前边，她容光焕发，与刚才的惨白惊惧完全不同。她高兴地说：
“我的力气不大，可我手快，谁也比不上。秋云你也比我差远啦。”
她说得不假。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她掐芝麻叶。芝麻叶带有芝麻的香味，是本地农村常用的面条下锅菜。在芝麻结籽前总要掐一茬叶子，但不能掐多了，否则会影响芝麻的产量。干这个活，男人的力气完全用不上，他们常常用一只手扶住芝麻杆，防止细细的芝麻杆晃动，另一只手一片一片地掐，那个笨拙样子实在可笑。女劳力的手要巧一些，其中最巧的是要属岑明霞。她从芝麻稍开始，两手一左一右，从上而下，飞快地掐下去，同时能让芝麻杆一晃也不晃，动作灵巧得像蝴蝶在花心飞舞。我衷心地说：
“没错。不管啥活，你只要真心干，就干得又快又好。”
“我会真心干的，从明天起，你看我的吧。”
会场熙攘起来。所有人都几乎按捺不住劳动的欲望，急着想一显身手。颜哲回头喜悦地看看我，那意思说：一切都搞定了，我们成功了。我长舒一口气。眼前的情景当然让我喜悦，但同时，一种莫名其妙的苦涩在心中膨胀。
颜哲随即宣布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说从今天起，农场不再打上工钟，不再分派农活，劳动全凭大伙儿的主动，食堂吃饭也不再凭饭票。因为“高效的蚂蚁社会里从来没有这些累赘”。人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惊人的决定，然后他宣布散会。人们都带着那种沉静的喜悦，相继离开了库房。颜哲只让保管员四娃留下，告诉他今晚要守在这儿，不能关门窗，用一把大蒲扇在屋里用力扇动。这是为了尽快把空气中残留的蚁素赶走，省得明天这儿出现一个蚂蚁大聚会。四娃不知道原因，但他当然会尽力会做的。颜哲后来告诉我，要想造成蚂蚁聚会，即蚁群的正反馈，空气中的蚁素浓度倒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有一个“稳定的”、“点状的”的蚁素源。
等他们走完，颜哲走过来，紧紧把我拥在怀里，低声说：
“成功了！我自己制造的蚁素和爸爸的一样有效。”
我同他拥吻，但没有说话。他看出我的心绪不佳，就关切地问：“怎么了？”
我犹豫片刻，说他最后那个决定恐怕太草率，尽管有了蚁素，但一个农场不能缺少有效的生产指挥，否则会乱套的。颜哲笑了，自信地说：
“你恐怕还囿在旧的圈子没有跳出来。我举个例子：如果想把水提到山顶，那就需要一整套东西——提灌站啦，水渠啦，电力啦，尤其是外部的管理啦，等等。但若让水往低处流，就不需要任何这类玩意儿，水会自动把所有低凹处填满。为什么？因为第一种过程违逆水的本性，而第二个目标符合水的本性。人类社会也是同样道理：只要成员具备了利他本性，他们会自动填满所有需要劳动的岗位。不要忘了那个现成的例子：蚂蚁社会里就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管理，但它们运转得很好。”
我不再说话了，在他的怀抱中保持沉默。颜哲扳过我的脸仔细看看，说：
“不，你有心事不是为这个。告诉我，到底是为啥。”
我本不想说，但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只好说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啥。没错，你的利他素很有效，我感受到了大伙儿的幸福。但这种幸福都带着梦游的色彩。坦率地说，他们现在的言行是由咱们控制着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咱俩并不在这个群体中，这让我——怎么说呢，有点儿‘骗人入局’的负罪感。”我怕自己的话伤害颜哲，赶忙补充道，“这只是我的糊涂念头，你别介意。也许，让我也吸入蚁素，跟大伙儿融入一体，就不会有这样的胡思乱想了。”
但我的“糊涂念头”显然对他触动很深，他也沉默了。良久他说：
“其实我也很想融进这个利他群体中去，但是不行，为了保护这个纯洁的小团体不受外界所害，必须得有一两个清醒的监管者。扮演这个角色是很痛苦的，这一点我十分清楚。秋云，你一定要陪着我，别让我一个人留在外面。”
他的话里有很深的痛苦，我被打动，反过来安慰他：“颜哲哥你别担心，我留下来陪你。我答应过的，保证说话算话。别不开心啦，今天你该高兴的，你的蚁素真的和你爸的蚁素一样有效，原先我还担心‘新姜没有老姜辣’呢，我是多虑了。”
“是啊，我看了那么多天的书，就是为了有效地复现爸爸的成功。有了今天的实践，我也更自信了。”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两次的蚁素虽然同样有效，其间还是有差别的。这不奇怪，即使大药厂用标准程序生产的青霉素，也不能保证不同批号之间完全相同。按医院条例，打针前每个批号必须分别作皮肤试验。我本人就经历过一次真正的危险。上初中时有一次我患肺炎，医生开了三天的青霉素，头天做了皮试，不过敏。因为是连续打针，其后不用再做皮试。但第三天的青霉素换了批号，护士疏忽了，忘了重做皮试。我打完针，刚走到医院门口，忽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好在我还清醒，知道是药物过敏，立即回头向注射室走，那时走路已经得扶着墙了。刚进注射室，我就顺墙溜下去，其后便人事不知。
过后很后怕，如果我当时没有勉强走回注射室而是休克在路上，耽耽搁搁的，说不定一条小命就报销了。可惜，在蚁素问题上我忘了这个可以类比的教训。那次从喷洒程序上说正好有一点巧合：喷了第一批号蚁素的赖安胜等三人又和其它人同时接受了第二批号蚁素的喷洒，后者完全覆盖了前者，于是把其中的矛盾掩盖起来。所以我和颜哲当时都没想到，不同“批号”的蚁素之间有着小小的差异。
而且，正是这个小小的差异造成了后来的血案，最终成了溃堤千里的蚁穴。
4. 女知青怀孕
第二天是打麦。像割麦一样，打麦也是农活中的重头戏。实践证明，颜哲说的“水会自动填满低凹处”的话一点儿不错。那天早饭后，虽然不再有人派工，但所有该去打麦场的劳力都去了。颜哲也早早赶去，拎个桑叉准备“撂垛”。打麦时的分工是这样的：有人负责把麦捆打碎，有人负责朝打麦机里喂麦，有人负责用桑叉把打麦机里喷出来的麦秸推到麦秸垛前，两人用桑叉把麦秸挑到垛上，即俗称的“撂垛”，再有一个人在垛上负责把挑上来的麦秸摊平，最后结出圆锥形的垛顶。麦秸是黄牛冬天的食物，堆成垛是为了防雨。打出来的麦粒则另有人负责运走，摊到麦场里晒干。
没有干过农活的人，不知道撂垛的艰难。从表面看来，把轻飘飘的麦秸挑到垛上一点儿也不费力，但长时间的重复动作使你肌肉酸痛僵硬，而麦秸垛越来越高，挑起来也越来越难。大团的麦秸如浪涛般不停息地涌来，你稍一放松，它们就会集成大堆，锈在一起，撂起来就更加困难。在农场里，撂垛向来是棒劳力的活，颜哲是当然选手之一。每次看到他累得精疲力竭，只能趁打麦机偶尔被麦秆塞死的片刻，拄着桑叉大口喘气，我真为他心疼。
不过今天颜哲没能干这个活，他刚站定，就被两人挤走了，一个是赖安胜，一个竟然是崔振山。虽然有昨天会上崔振山的那番话，但颜哲还是不大相信他能干这活，站旁边怀疑地观察着。但这两人确实干得很好，虽说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颜哲撂垛时从容多了。后来随着麦秸垛越来越高，他们也开始拄着桑叉喘气，但脸上仍洋溢着劳动的快乐。
整个场上都洋溢着这种快乐和幸福。向打麦机里喂麦的是岑明霞。这个活儿不需要大力气，但要手疾眼快，这正是岑明霞的强项——想想她纳鞋底是怎样一个快手！我在旁边解麦捆，一边干活，一边欣赏着岑明霞的动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样潇洒写意，揽过我递过去的麦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进打麦机，干得既快，也不会塞死机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头发也湿透了，脸上因汗水而粘满了细小的麦秸屑。但她脏兮兮的脸上同样洋溢着快乐。
整个农场运转得像一部精密的机器——不，这个比喻不好，所有机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农场却是自动运转，自我管理。其实应该这样比喻：农场运转得像高效的蚂蚁社会，只有劳动者，不需要管理者，没有任何内耗和无用功。
这中间只有一个人的地位比较尴尬——颜哲。今天无论他走到哪儿，拎起啥样的活，都会很快有人走过来，把他的活接下来。半晌休息时，他把我拉一边，尴尬地苦笑着：
“糟了，出了一点纰漏，是无法修正的错误，我事先没有估计到。”
我吃惊地问出了啥纰漏，颜哲说：
“可能是蚁素的一个附加作用吧，人们都把我当成了蚁王，会自动地阻止我干活。”
我立即想起六岁那年，庄学胥带我们挖开蚁巢后的情景：十几只工蚁拽住蚁后躲起来，不让它身涉险地。没错，保护蚁王这种指令一定深藏在蚂蚁的信息素中。我不禁大笑，小声揶揄他：
“对，蚁后是不干活的，只负责繁殖。你把这个任务担起来得了。”
颜哲面红耳赤，他真的很尴尬。说起来，这种尴尬其实是缘于他的成功。他的蚁素很有效，如今农场成员的行为都受深层次的利他主义的支配，绝非劝说、解释、命令这些浅层次的行为所能改变。所以，不论他怎样解释，“不许蚁王干活”这个潜在的规则也不容改变。但如今这儿不需要脱产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蚁后那样专司繁殖，这样他岂不是成了废人一个？
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干木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齐师傅八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既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刚填完膘的狗熊。
但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但人们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
“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有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铁锁等，它们怎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
“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它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每天啥时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但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今年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
“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但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我看着她，也像颜哲那样往深层次思考，我想蚂蚁社会中一定也有技艺超群的个体吧，一定有的，在自然界，差别是绝对的。那么，这些技术超群的蚂蚁，也和普通蚂蚁一样享用定量的食物，它们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打击？或者说，缺乏激励规则的社会，是不是会导致平庸占主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更佩服蚂蚁社会的高明设计。
我想啊想啊，得不出结论。也许，这种思考是颜哲这样的人特有的专利。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思考下去，因为正在微笑的岑明霞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呕得满面胀红，眼中盈出泪水。我忙跟过去，正好过来送稻秧的赖安胜也急忙跑过去。我关切地问：咋啦？咋不舒服？我去喊卫生员吧。岑明霞摇摇头，说不用了，忽然有点恶心，这些天已经呕过很多次了。这时孙小小忽然笑着喊：
“明霞姐你别是怀孕了吧，怀孕的女人都要呕吐的。”
我吃一惊，心想自己的反应实在太迟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呀，反倒是傻呼呼的孙小小最先反应到。那会儿我非常尴尬，几乎不敢看岑明霞。未婚姑娘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丢人的事，何况她的身份是女知青？鉴于当时严厉的法律，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要蹲大牢的。我替岑明霞脸红，也替赖安胜担心，这些天来，我对他的恶感已经全都消失了，我不希望一个好人落得个悲惨下场。
奇怪的是我为之羞愧或担心的这两个人，在蚁素的作用下，都抛弃了正常人的思维规则。岑明霞并没有脸红羞愧，赖安胜也并没有恐惧担心。他们听了孙小小的话后，都恍然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脸上漾出更加灿烂的笑容，那是为人母和为人父的喜悦。这种喜悦应该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蚁素也遮蔽不住。
赖安胜小声问：“你真的怀孕了？”
岑明霞点点头说：“一定是了，两三个月没来例假。”
然后很陶醉地用手摸肚子。那儿当然不会有胎动，但她已经在预先聆听胎儿的呼唤了。
孙小小大声向别人宣示这个喜讯，周围的男人女人都围过来，很有兴趣地盯着岑明霞的肚子。我面红耳赤，逃一般离开这里。我在场长室找到正在看英文书的颜哲，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颜哲也傻眼了，他比我更清楚“女知青怀孕”的严重后果，同样不愿赖安胜有那种下场。何况这事一捅出去，就会彻底破坏他刚开始的社会实验！我俩关在屋里商量很久，想不出可靠的办法。打胎的办法不是没想过，但在当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社会规则下，干这件事太难，超出两个知青的能力。颜哲一向对自己的智力自负，但在这种事上，他的“只会走正道”的智慧没有用处。我比他强一些，但今天也想不出其它的出牌方法。
天晚了，田里的人们收工了，他们踩着夕阳，说说笑笑地走回农场。不少人簇拥着岑明霞，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尤其是孙小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不用说，全场人都知道了岑明霞怀孕的“喜讯”，他们身上洋溢着更加浓郁的幸福。
我俩透过场长室的窗户，心情复杂地盯着他们。往常我俩非常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也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眼光，欣赏场员们脸上的幸福，看着他们，我们自己也不酒自醉。但今天这种表情让我俩啼笑皆非。我们在为闯祸者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捂住这个裂缝，而当事者却浑然不知眼前的灾祸，还在一如往常地“幸福”着。最后，颜哲咬咬牙说：
“那——就让她生下来吧。分娩前让她一直待在农场里，咱们把这个秘密捂住。”
我大吃一惊，疑虑地看着他。颜哲解释说：
“秋云你听我解释。如果把岑明霞送到县医院去流产，哪怕找到可靠的关系，也很难保证不泄露秘密，那赖安胜就惨了，咱们的社会实验也肯定泄密。再说，看看岑明霞的欣喜表情，她会同意流产吗？肯定不会。他们喷过蚁素后，只受‘利他本能’的控制，不会有这种世俗的担心，而‘繁衍后代’应该是利他本能的第一目标。”
颜哲苦笑着加上一句：
“其实，蒙昧者最幸福，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清醒的上帝，是最痛苦的啊。”
我对他这种“清醒的痛苦”深有同感，这会儿我真后悔不该留在“外边”陪颜哲。但对他的决定我还是坚决反对，我说：
“你的担心不错，但不管咋说，也不能让一个未婚姑娘生下私生子呀，那会毁了她的一生。”
颜哲说下边的话时，显然颇为犹豫。看来他不想对我说得那么深，那么直白。但犹豫良久，还是没有瞒我。他说：
“我决定让她生下孩子，还有更深的考虑。秋云，也许你对我的这些考虑有反感，希望你认真听我说完，并且——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请你不要站在女人本能的高度、而要站在哲理的高度思考问题。行不行？”
他执拗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是“女人本能的高度”，什么是“哲理的高度”，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这才往下说：
“我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我爸爸一再说：蚂蚁的利他主义社会是内禀稳定的，他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蚂蚁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机制，可以自动产生足够的蚁素，在族群内部形成一个自我激励的闭环，从而把利他社会永远延续下去，不需要一个上帝来监管和校正。这种自稳定机制正是利他社会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再看咱们的社会实验，从目前情况看相当成功，但你别忘了，它与蚂蚁社会相比，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镜像不对称——咱们的小型利他社会需要一个外部的监管者，一个上帝。上帝为他们注入蚁素，随时校正运行中出现的误差。可是，如果一个利他社会不得不依靠外部监管者，那是非常不可靠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怎么保证一定有这么一个上帝？不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保证能随时产生一个尽责的上帝。”
我不禁悚然。这些天来，我一直陶醉于农场的幸福感中，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计划原来还有这样大的疏漏，甚至是本质的、不可校正的疏漏。我对颜哲更佩服了，他确实比我站得高，想得远。颜哲皱着眉头继续说：
“还有更可怕的前景呢，那就是这个利他社会之上，可能出现一个恶的、自私的上帝。因为上帝本人并不受利他素的约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自我约束，但这就更不可靠啦。一旦他心存恶念，那他就会把他控制下的、高度纪律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你——想想这种前景吧。”
我更加悚然，也更看清了我和颜哲的距离。这些天，我非常投入地帮他创建这个利他社会，但实际上我是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可怕的陷阱，也没想到我绝对信服的颜哲其实一直如履薄冰。我仰脸看着他，目光已经不是钦佩，而是敬仰。想想吧，他其实就是这个微型利他社会的上帝，可以为所欲为的，但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清醒，保持着强烈的自省意识。这太难得了。颜哲看到了恋人的敬仰之情，心情放松了，笑着说：
“好在这个难题并不是完全无解，我爸爸发现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什么途径？”
“生物在进化中会根据环境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形态，或行为方式，并且能够把这些变化纳入本能中，这称为获得性遗传。有关例证非常多，比如英国的一种蛾子在多煤灰的环境下，能在几代时间内把体色加深，形成保护色；又比如食肉的熊猫在环境变化时逐渐改为食用箭竹。其实，拉远了说，生物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在进化中逐渐产生的，并慢慢固定下来，变成能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本能。”他强调说，“非物质的动物行为，可以通过物质形态传给下一代，对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想不通。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完全相信。你接着说。”
“所以我爸爸相信，虽然人类利他社会开始时只能由外部管理者创建，但经过若干代之后，也会把利他习性固定下来，变成族群本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手段尽量把这个时间段缩短，比如，不超过五代就能固定。”
我沉默了。我太迟钝，到这会儿才悟到他这番长篇大论最后指向何处：“你是说——有意在这个微型社会中开始繁衍后代，然后研究后代会不会把获得性的习性变成本能？”
“对。岑明霞的儿女将是第一个，甚至可以说，咱们创建的利他社会从婴儿降生那一刻才算真正开始。所以，这其实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她本人的最大荣幸。这个婴儿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冒一些险也值得，即使让婴儿母亲做出一些牺牲也值得。”
我又沉默了。我从刚才“哲理的敬仰”中掉下来，掉回到我那 “女人的低级本能”。颜哲说得非常对，他的设想既目光敏锐，又非常宏伟。但不管怎样，把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预先定为一个实验品，这个做法使我产生本能的反感。我不是说我的反感有什么道理，甚至可以说它简直简直地没道理，可它就是横亘在我心里，无法消除。但我无法反对颜哲，我那肤浅的思维根本无法抵抗他锐利的思想。停了很久我才说：
“那个婴儿——不可能有利他天性吧。别忘了，怀上这个胎儿时，赖安胜和岑明霞还都没有喷蚁素，还是恶人。”
“你说得对，但至少怀孕期间岑明霞已经是新人了，胎儿的本性不光取决于父母的基因，也取决于孕期的母体激素。另外，在孩子出生后，我想定期为他喷洒蚁素，强化他的利他天性。”他说，“当然，如果在父母都变成好人之后再怀孕，那会更好。以后吧，以后再让他们生下第二胎，两者可以做个对比实验，那样更有说服力。”
“这就比较好玩了，”我神经质地笑着，“比较好玩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成为新社会的始祖，至于赖安胜和岑明霞呢，这么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新人类高祖’啦。上帝真会开玩笑，让纯洁无瑕的新人类从这俩恶人的恶行中繁衍出来，就像污泥中长出莲花，从粪堆里长出灵芝。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摇摇头，“我这句话说错了，那俩人早就不是恶人了，变成君子了。我说这话，只能说明我心底太狭隘。怪我没喷蚁素。”颜哲看看我，没有再说任何话。他太聪明，尽管我努力遮掩，但我此时阴暗的心理瞒不过他。他只是吻吻我，与我告别。临别时我忽然起了一个随意的想法：这么多天来，颜哲一直没有要求幽会时的“亲热”，我似乎也失去了这个欲望。是不是因为做一个时刻清醒的上帝，心理负担太重，以致让性欲枯萎了？我不知道。
5. 老魏叔
关于那个可能要出生的孩子，我俩没再商量过，没做出“是”与“否”的任何决定。我们只是关照大家：把这个消息对外保密，在孩子出生之前尽量不让附近乡庄的人在农场乱窜，以免泄密。颜哲的关照被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点毫无疑问，场员们如今对颜哲和我的任何话都会无条件执行。
但拖延做出决定实际上就是默认。在我们的默认下，岑明霞腹里的那团胚胎一天天，一天天长大，已经可以看出她有身子了。岑明霞沉津在妊娠的喜悦中，空闲时间，她不再纳鞋底，而是开始做小孩子衣服。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飞针走线，把母亲的情意缝入一件件精致的小衣服里。
在她身边常常有孙小小，她总是兴致浓厚地说一些有关女人生育的傻话，出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主意。另一个常来的人是赖安胜，他在这儿扮演的角色比较奇特，虽然他对这个胎儿的关怀溢于言表，但似乎并不以父亲自居，而岑明霞虽然欢迎他来，似乎也不把他当丈夫看待。这么说吧，看他俩的表情，似乎并不把胎儿看成自己的私有，而是看成群婚制部落的后代。
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目光，我猜他俩之所以这样，还是缘于心理上的某种障碍吧——虽然他们如今处在梦游般的幸福感中，喷利他素之前的一切“恶”都被隔断了，但大概他们还记得：这个胎儿并非来源于美好的爱情，而是一段令人作呕的奸情。
我赶紧摇头，驱走这种想法。我自责地想，与农场处处洋溢的明朗快乐相比，我的心理太阴暗了。只有一个办法能改变我：赶紧对自己喷利他素，那样我才能融入这个利他主义的群体中。
女知青怀孕的秘密到底没能守住。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照例来到颜哲的场长室，向他通报一天来农场的情况。颜哲近来大多时间都猫在屋里，看英文专著，做一些小试验。场员们仍然不许他干任何农活，他和我虽然也曾努力说服大家，但不奏效。看来，利他素的确带来了 “保护蚁王” 这种冥冥中的指令，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开始时颜哲很不习惯。记得赖安胜升任场长后就彻底脱产，颜哲曾对此很不满。但现在颜哲对自己不干农活已经坦然了，因为他并没有闲着。这个利他社会是从平地建立的，还有太多的蓝图需要绘制，有太多的陷阱需要预先发现。在这些方面我是帮不上忙的，担子只能砸在颜哲一个人肩上。自他当上场长这两个月来，他虽然基本没干农活，人反而瘦了，显得很苍白，眼窝凹陷，目光中闪着高烧病人那样的炽热。当他偶尔来到人群中时，他的苍白瘦削和大伙儿的黝黑粗壮形成很大的反差。大伙儿簇拥着他，就像一群快乐的头脑简单的土著黑人簇拥着一个忧郁的白皮肤的神。
说起白皮肤的神，这儿有一点巧合。颜哲后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活儿。农场搞基建时，从场外请有几个木匠，颜哲跟着学过几个月的木工。现在基建已经结束，外来木工们都走了。但一个农场总少不了一些零星的木工活，正愁没人干呢，颜哲便把这些活计揽下来，这是技术活，再没人能从他手中夺走了。
那天我到场长室，见这儿已经大变样，墙上挂满了木工锯、刨子、凿子和斧头，一条木工长凳顺在门外边，旁边抛散着锯末和刨花。这些木工家什原来放在牛屋隔墙的一间空屋里，颜哲说挪到这儿方便，看书累了就干一会儿，等于是课间休息。
我逗他： “这是场长室还是木匠坊？以后大家喊你颜场长还是颜木匠呢？”
“随便。”
“以后就喊你小木匠吧，不过可没看轻你的意思。国家领导人中，至少李先念和李环是木匠出身。”
颜哲平淡地说：“还有一个人也是木匠——耶稣。”
我当时没有在意，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但后来想到他这句话，越想越觉得其中有深义。他可能并非有意拿耶稣来自比，但两人确实神似：宗教的激情，忧郁的气质，苍白的肤色，瘦削的身体，还有，目光中高烧病人般的炽热。可以说，他和耶稣一样，也是信徒簇拥的一个白皮肤的神，只是他慑服众生时依靠的是科学而不是虚无的神迹。
我和颜哲正在说话，头顶的喇叭嘶嘶地响了，是公社知青办主任大老魏找赖安胜场长。农场只有这一条线路，如果场长室的双掷开关一直放在广播档，公社领导想往这儿打电话也只能先在喇叭上喊。颜哲正要把双掷开关扳过来，喇叭里已经传出赖安胜的回话。听见他高高兴兴地说：
“魏主任，我已经不当场长了，我想干活。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我心想要糟，颜哲代替赖安胜当场长的秘密守不住了。不过对这一点我们预先是有精神准备的，这件事反正瞒不住公社，他们知道就知道吧。场长这个职位并不是国家干部编制，从理论上说谁都可以当的。何况农场初创期间大老魏在这儿住过三个月，非常欣赏颜哲而厌恶赖安胜，他肯定巴不得颜哲能当场长。
大老魏是红星公社资格最老的干部，至今还保留一个习惯：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之前要先摸屁股，那是因为刚解放搞土改时，他作为上边派驻的干部，屁股后总是斜挂一个盒子炮，开会时得先把它弄正。他在农民中威望极高，不为别的原因，只为他干活不惜力。这人并不属于膀宽腰圆那种人物，长得黑瘦黑瘦，貌不惊人。但兴修水利时，工地上别人都是俩人抬一个抬筐，他是一人挑俩，为此伤了力，吐血，病治好后照干不误。农民们最看重这个，口碑相传，把大老魏塑造成了个传奇人物。这人心直口快，说话不怕得罪人。不过从反右运动过来后，这种干部在政界就不吃香了，再加上听说他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点毛病，所以二十年来，他在只是公社一个中层干部。
喇叭里沉默片刻，吃惊地问：“你说啥？你不当场长，如今谁是场长？”
“是颜哲。他是个好人，我们都服他。”
喇叭里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声，问：“你这会儿在哪儿？”
“我在一班宿舍。我如今就住在这儿。”
“立即回场长室！把开关扳到电话挡，再等我的电话！”
从他的语气中，我们感觉不妙。我看看颜哲，颜哲看看我。我安慰颜哲说：
“可能这个消息过于突然吧，我想大老魏不会反对你。”
大老魏住场时，与干活同样泼辣的颜哲惺惺相惜，虽说并无过深的私人交往，但“君子之交淡如水”，心中是十分器重颜哲的。后来有件小事更加深了他对颜哲的好感。农场搞基建时从场外请了四个木匠，也挑了四个知青当学徒，主要工作是拉大锯。把要解开的圆木打上墨，用抓钉竖着固定在树干上，两个学徒踩在梯子板上，一来一去地拉锯。每天如此，学不到啥技术的。但颜哲趁休息时进去瞄艺，学得极快。一个月后他们拉锯时发现了一根“姜子木”，这是本地木匠对这种树材的俗称，不知道学名是啥。这种木头极坚硬，拉不了两道锯缝，大锯的锯齿就被磨钝了。木质呈淡黄色，夹着半透明的木筋，比重比水重，木屑扔到水里会沉底。在中原地带的树材中，像这样比水重的材料可以说绝无仅有。木匠们见了，稀罕得了不得，说这种木材最适宜做木工刨。师徒们瞒着场里，把这根圆木解成木工刨的材料，每人分了一个刨坯。
颜哲有了刨坯就自己开始做刨子，甚至没咋向师傅讨教。几个师傅颇为不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耐。过去的木匠没有三角和几何知识，只会背诵“鲁班爷爷”传下来的口诀，像“刨口一寸九，刨子不推自己走”之类。他们把这些口诀看得十分神秘，其中有个杨师傅，是门里出身，木匠世家，干木工已经十几年，还一直靠老爹给他做刨子。
但在学过三角几何的颜哲看来，这些太简单了。他买了一本“木工必读”，知道掏刨子的关键是刨刃角度，角度小则省力，但不得小于42度；角度大则工件光滑，但不得大于50度。一般取45度为好。只要把角度弄明白，闭着眼睛也能把木工刨造出来。
那天，颜哲的刨子做成了，几个师傅都立在旁边看他试刨。刨子轻快地在木头上滑动，从刨口吐出薄如棉纸的刨花。几个师傅都上去试试，说做得不错，用着很顺手。这下杨师傅坐不住了，他说咱不能在徒弟这儿丢人呀，赶紧为自己做了第一个木工刨。从那之后，几个师傅都对颜哲另眼看待。
后来农场要打两辆牛车，牛车对于农户来说是个大设备，其意义不亚于后来城里人的私家轿车。所以，有本事的木匠师傅们在干完活后，总要在牛车上留下一件多少带点艺术性的玩意儿，在没有一点儿文化气息的农村家庭，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奢侈。一般是在“牛仰角”（车辕上拴缰绳的一根木桩，小擀面杖粗细）上刻一串八宝疙瘩，即把一根四方木棍分割成几个正方体，再分别削去八个角成为14面体。颜哲看不上这个，打算在牛仰角上雕一只狮子或老虎。那得先得找一张画当样板吧，说来难以相信，在当时的文化沙漠中，竟然到处找不到一张动物画片，托回城探家的王全忠到颜家大院找，也找不到，都在文革“破四旧”时给烧了。那段时间我见他一直在找画片，就劝他：干嘛非要雕狮子老虎，雕只黄牛不就行了？咱农场的南阳黄牛多威武，眼前就是现成的样板。他说不行，他不打算雕黄牛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黄牛的牛角雕出来太细，容易碰坏，而牛仰角免不了磕磕碰碰。
后来还是保管员四娃为他拾到了一张香烟商标，上面的狮子只有指甲盖大，模糊不清。颜哲硬是以它为样板，刻出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狮子。
雕这只狮子颜哲可没少花时间，主要是刀具不顺手，他没有钱去买木雕刀具，只能用一只钢锯条折断，磨出一只简易刀具。为雕这个狮子，晚上他顾不上和我约会了。我常常到他的宿舍去陪他，看着他细心地用那把锯条刀一点一点地剜。十几天之后终于雕成了。狮子怒目蹲坐，左前爪下按着一个绣球，头上鬃毛形成精致的涡卷。狮口里含一个小球，项间有一个圈，两者都是在本体上雕出来的，能自由转动而取不下来。他决定雕这个玩意儿是兴来所至，弄完后当然很高兴，但也没太看重它。但它简直把几个木匠师傅还有大老魏都给震了，他们交口称赞：还是城里读书娃儿有灵性，俺们收了多少徒弟也没见过这样灵性的！
牛车打好后不久，大老魏就要离开农场了，走前他到粉房找到我，那一段我被抽到粉房里帮忙，把红薯切碎，磨成粉，准备冬天做粉条。老魏进屋后不说话，嬉皮笑脸地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发毛。我说：老魏叔你是不是神经啦？他突兀地说：
“秋云你好眼力。”
我给说的一头雾水，问：“啥眼力？老魏头你说的啥意思？”
他说：“颜哲呗。那是个好小伙，人品好，有灵性。你看那只狮子雕得多有灵气！更难得的，这娃儿是既有灵性，人又实在。赶明儿肯定能成大器。我要是看走眼，你把我眼珠子挖出来当尿泡踩。秋云你得抓紧他，可别松手，把我干女婿放跑喽我可不依你。”
他平时对我很好，曾经笑说要认我当干闺女。我给窘得面红耳赤，扑上去双手捶他，拿手中的白粉面抹他一脸，佯嗔道：
“大老魏你再胡说八道我不依你！”
想想这些话，我认为大老魏不会真的给颜哲使别腿。外面有匆匆的脚步声，赖安胜跑进来，询问地看着我俩，说：大老魏要我回电话？颜哲没说话，把双掷开关扳过来，示意他接电话。电话一接通，大老魏就劈头盖脸地训斥起来。他大概太激动，忽略了场长室还有第三者，所以声音很大，我们在旁边也能听到：
“你怎么搞的？自己就敢做主把场长让给颜哲？也不给上边打个招呼？”
赖安胜真诚地解释说，颜哲是个好人，见识高，我们都比不上他。那边压低声音说：
“我当然知道颜哲的为人，比你个王八蛋强多了。可他家庭太复杂，爹妈又是在文革中被逼死的。他不是自己人！”
虽然他压低了声音，我们仍听得清清楚楚。我愕然失色，赶紧看颜哲的表情。他不语不动，黑暗中两只眸子更明亮，我想那是以屈辱和愤怒为燃料。事后他对我说，再没有什么比大老魏这句话更能伤害他。老魏刚才提到颜哲父母之死时并没有说他们“自绝于革命”，而是说他们被逼死，但在这个正确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却是颜哲“不是自己人”！受害人的儿子非但没有享受赔偿的权利，反倒背负上了原罪。
更何况这句话出自大老魏之口，一个非常欣赏颜哲的人，这比其它人说出来更伤颜哲的心。我对此同样难以理解—— “好人”不是自己人，而“王八蛋”却是自己人！我觉得，“当官的”大老魏和作为平常人的大老魏，似乎完全不是一个人。
赖安胜真诚地为颜哲着急，但他说不出更有力的理由，只是絮絮地重复着：你说得不对，颜哲是个好人，打根儿起就是好人，不像俺们是半路才变成好人。他见识高，为人好，当场长比我强多了，我们都服他。那边的老魏不耐烦了，显然弄不懂“打根儿起的好人”与“半路的好人”是啥意思，喝一声：
“不要说了，我明天去农场！”
那边摔了电话，赖安胜手里举着话筒，忐忑不安地看着我们。颜哲示意他可以离开了。他走后，颜哲很长时间仍然不语不动，我在旁边看着他白热的目光，真担心他的生命力会在一瞬间烧光。我小声问：
“该咋办？明天他就来了。”
颜哲凶狠地说：“来吧，没有对付不了的事！”
大老魏不是一个人来的，同来的还有谷翠花，40岁左右的妇联主任，也是公社的老资格干部，来知青农场住过队。短头发，大脸盘，为人开朗热情，和男女知青们处得很好。颜哲把场长室腾出来，自己呆在库房里，有意不见他们。农场没有客房，所以公社干部来农场时，按惯例要把场长室让给他们。他们似乎也无意先见新场长，而是一头扎到群众中走访。大老魏今天不是在电话里发脾气的那个人了，他满脸是笑，和熟人们亲热地打招呼，问问庄稼和家里老少，和男人们开几句粗鲁的玩笑。只有在大田里见到赖安胜和副场长庄学胥时，他才把脸板得像铁块儿。这俩人在锄谷子，这话儿虽然不重，也是最难熬的农活之一，主要是天气闷热，野地里没有任何挡日头的荫凉。赖安胜和庄学胥都只穿短裤，已经湿透了，身上的汗流到塑料鞋里，与尘土和成泥浆，走起路来巴唧巴唧响。大老魏看着他们这个样子，脸色才和缓了一点儿。
他转过头看见我，笑着说：
“秋云你越长越漂亮啦。上回你回家探亲，路过公社时为啥不到我家吃饭？把你干爹忘啦？”
从他的言谈中看不出丝毫芥蒂，不过我仍敏锐地发现了变化：他在我面前有意避开了关于颜哲的话题，而在过去他不会这样的。
他俩在全场转了半天，神色越来越平缓。的确，今天的新农场没有什么毛病可挑的，到处井井有条，人人干得热火朝天。而且，与过去不同，今天到处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欢乐，洋溢着沉静的幸福。它是那样浓郁，你可以嗅到它，触到它，能用手捧上一掬带回家去，除非瞎子才看不到农场的变化。
所以，他们这次调查只能得到一个结论：新场长比旧场长强多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这样。
午饭时颜哲仍躲着没见他们。下午，大老魏把赖安胜叫到场长室，颜哲则立即拉上我钻到库房，让四娃离开，把库房门关上。场长室在库房隔壁，各有门出入，中间是隔断的。不过界墙中留有一个照明用的墙洞，洞里放上一根蜡烛可以照亮两边。现在颜哲用报纸把这个墙洞糊住了，只留下一个观察的小孔。颜哲打算窃听他们的谈话。这种“听墙根”的行径原本为颜哲所不齿，但——颜哲冷笑地说：
“我既然不是自己人，干点卑鄙的事就算不上什么。”
我知道大老魏这句话伤颜哲太深，没法劝，只能叹息一声。
我们趴在库房的麦囤上，悄悄听那边的谈话。大老魏反复追问赖安胜：你把场长让给颜哲这件事到底是咋发生的，你为啥这样胆大这样急迫，甚至不给公社打一声招呼，你的组织性到哪儿去了，要知道农场一把手的任命权力是在公社！他的盘问当然问不出什么结果，因为今天的赖安胜已经与过去的“恶”隔断了。赖安胜只是一遍遍地重复：颜哲是个好人，打根儿起的好人，比我强，我们都服他。最后大老魏没了耐性，怒吼着：
“滚，你他妈给我滚蛋！”
我听得忍不住笑，赶紧用力捂住嘴巴。
赖安胜走后，那屋好长时间没动静，我们轮流凑到小洞上看，大老魏正在屋里沉思，背着手面墙而立，眉头锁得紧紧的。看来他真的很为难——是承认场长“非正常更替”的现实，还是“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我想他肯定倾向于前者。大老魏是个实干家，并不是那种只会整人的政客。知青农场只要运转良好，他肯定会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会帮着我们去疏通或糊弄上边。这正是颜哲早就分析过的走势。
有脚步声和开门声，是谷翠花从地里回来了。听见她嚷嚷着口渴，倒了一杯水咕咕冬冬喝完，接着很长时间没了动静。我觉得奇怪，探起身子从小洞里看，不由满脸通红。原来两人正紧紧搂在一起亲嘴，大老魏的一只手还插到谷翠花的上衣里忙活。我这才知道，群众传说他有个老情人的事是真的。这段私情是从土改时期就结下的，那时大老魏和谷翠花在一块儿住队，魏的家属还没迁来，谷也没结婚。一个光棍一个姑娘，干柴碰上了烈火，于是就烧起来了。后来魏的家属来了，谷也结了婚，但两人的私情一直没真正了断。
颜哲拉拉我的衣服，示意问：那边发生了啥事？我红着脸摇摇手，不让他看。我们听墙根原是为了保护农场，保护这个小型的利他社会，手段虽不光明，若是为了纯洁的目的，还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是窃听或偷窥人家的偷情，那就太宵小了。这时那边说话了，谷翠花吃吃地低声笑：
“没出息的，看你那个馋劲儿。大白天，别让外人看见了，晚上吧。”
这下子不用我说，颜哲也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了。
老魏说了几句话，声音很低沉，这边听不清，后来谷翠花在喟然长叹：
“这辈子咱们只能这样偷鸡摸狗，成不了正经夫妻了，我也不能给你生个一男半女。”
大老魏内疚地说：“成不了啦，翠花我对不住你。”
“别说这种淡话。要说对不住，是咱们对不住嫂子和我那口子。”
“我只有下辈子报答你啦。”
“不说谁报答谁，只盼着阎王爷把姻缘簿改改，让咱俩下辈子能成一家。唉，不说这些了，说了没的难受。咱们说正事吧。”
那边真的停止了亲热，开始谈工作。听见谷翠花严重地说：
“这回我可挖到根了，知道赖安胜为啥不敢当场长了！知道不，有一个女知青叫岑明霞的怀孕了！”
大老魏震惊地问：“真的？你没看错？”
“呸，我干了20年妇女干部，还没这个眼力？不会错的，至少三个月了。”
大老魏暴怒地说：“一定是赖安胜那个王八蛋！我早知道他那根老二不安生！妈的，色胆包天，这可是女知青，比军婚还厉害。他敢把女知青肚子弄大！”
“没错，我没敢深问，但作孽的一准是他。不过，很奇怪的，似乎岑明霞并不怕人知道，她床边公开堆着好几件小衣服。我旁敲侧击地问她打算咋办，她根本没打算偷偷打胎。还有，全场人似乎都知道这件事，一点不避讳。这就怪了，难道他们都不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满场人都傻了？喝迷魂药啦？我实在想不通。”
墙那边认真地讨论这件事。谷翠花分析，一定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的真实把柄，以此要挟，迫使他让出了场长的位置。这有点搞政变耍阴谋的味道。但颜哲这个新场长干得确实好，农场井井有条，一派兴旺景象。别说群众，就连被逼下台的赖安胜也心悦诚服，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
“颜哲篡了场长职位这件事，你准备咋办？咱们能不能帮他糊弄过去？”
大老魏有一段时间没说话，最后沉闷地说：
“要是光有私下换场长这事，我原想保颜哲的。他把农场管得这样好，就是他家庭问题再严重，也值得保一下。我刚才已经做好打算，先同县里老胡通通气，他对颜哲印象也不错，如果他能点头，别人就不会说啥。但有了女知青怀孕这件事，农场的事就捂不住了，早晚要露馅。弄不好，连我这个知青办主任也得赔进去。我只能向公社和县知青办反映。”
听到这个决定，我非常紧张。看看颜哲，他也紧张，正在努力思索。那边作出决定后好长时间没动静，后来大老魏在叹气：
“今儿个看了农场的气氛，就像大跃进前期那样干净，人人只知道干活，没一点儿私心，干得越多越高兴。这样的景象已经多年没见了，说心里话，我眼红得很，动心得很，真想搬到农场里跟他们一块儿干，也不枉活这一辈子。可是……唉。”
又是好长时间没动静，谷翠花也不说话。时间长了，我忍不住趴纸洞上再瞄一眼，大老魏已经拿起电话，准备摇手把，这种老式电话机摇手把才能接通。但他显然十分踌躇，迟迟未摇，叹息着：
“这个电话打出去，赖安胜那小子这辈子就完了，不说挨枪子，十年大狱是脱不掉的。还有颜哲，要是上边把私下换场长这事拔高到阶级斗争的线上，他也完了。”
我赶紧跟颜哲咬耳朵：“他要给上边打电话了，要捅这件事了！”
颜哲俯身向洞里看。那边仍在犹豫，大老魏说：“打？”谷翠花说：“那就打吧！”又顿了几分钟，这几分钟对俺俩来说太漫长了，接着听见摇电话手把的吱吱声。颜哲立即起身往外走，甚至没跟我打个招呼，我忙跟到后边。他边走边从裤袋里掏出那个不锈钢材质的喷雾器，又戴上口罩，看来他是早就备好了的。到了场长室，他没有停顿，径直破门而入。屋里两人吃惊地看着我俩闯进去，大老魏机警地按断了电话。颜哲平和地说：
“魏叔你别动。接县里通知，每个进农场的人都要喷防瘟疫药。”
他按动手柄，朝大老魏和谷翠花喷去。大老魏想躲避，但在猝不及防的片刻间，他俩已经被白雾包围了。老魏怒声问：
“你干啥？你干啥？”他的脑子比较灵，立即起了联想，“这是不是迷魂药？你对赖安胜他们都喷了迷魂药？”
我有些理屈，不大敢看他俩愤怒的目光。不过这时颜哲已经完成了喷洒，歉然说：
“魏叔实在对不起，是你逼我这样做的。放心，这不是迷魂药或毒药，相反，它能让你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快乐，劳动的快乐，帮助他人的快乐，这正和你的本性相符。你不是想搬到农场吗？那就在这儿住一段吧，你们俩都来这儿住吧。”
两人愤怒而警惕地瞪着我们，但渐渐地，他们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我知道利他素起作用了，不由松一口气，但我的轻松是有限度的，两个公社干部可不比农场的人，如果把他们长期困在这里，难免会引出一些事端，至少他们的家属和同事要来找他们吧。所以，颜哲的做法只是把危机推迟，并没有根除，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此便悬在我们头顶。
这时，那两人已经彻底进入新境界中，他们脸上开始浮现出我已经见惯的、沉静而幸福的笑容。而且他俩的幸福感特别浓郁，也许是因为他俩本性良善，与利他素发生了更强烈的共鸣吧。
谷翠花看看老魏，柔声说：“好的，听颜场长的。老魏咱留下来吧，留下来，啥心都不用操了。”
“好的，留到这儿，咱们就心地轻松了。”
他们大概是说：不用再狠下心往上边汇报，那个决定本来就是违反他们本性的。不过这会儿他们的思维已经不清晰，这种想法是朦胧的。
颜哲想了想：“至于你们的住处——这样吧，魏叔你住我的场长室，我搬到二班宿舍，那儿有个空床。至于谷姨你……”他又想了想，“就和魏叔住一块儿吧。”
我吃一惊，立即拿目光制止颜哲，谁都知道他俩不是夫妻，这样公开同居显然是不合适的。颜哲也用目光制止我：听我的，一会儿我再解释。至于那两个当事人，虽然已经处于梦游状态，还是有点羞怯。尤其是谷翠花，红着脸说：
“我跟老魏……这不合适吧。”
颜哲很气派地挥挥手：“没啥不合适的。这个农场有全新的社会规则，没人会笑话你们的。你们也看到了，没有一个人歧视岑明霞和赖安胜。”
谷翠花想了想，认可了他的话。能和老魏正大光明做夫妻，哪怕是短时间的，也是她多少年来的梦想！她不再犹豫，斜走一步，亲热地挽住了大老魏的胳膊。老魏也没再拒绝，他俩互相对视的目光已经像夫妻了。颜哲说：
“该吃晚饭了，你们把屋子收拾一下。魏叔你就用我的铺盖，我让秋云再给谷姨送一套。”
他拉上我退出场长室。看来他对这个结局很满意，脸上浮出由衷的微笑。
晚饭后颜哲领着我找到大老魏，简单地说一声：
“魏叔你跟我来，我为你接风。”
大老魏顺从地跟着出门。谷翠花也想跟来，又不知道颜哲的邀请是否包括她，疑问地看着我。我笑着点点头，她很高兴地跟着来了。我们到了菜地，这儿有一间瓜棚。我们进去，种菜的老马赶紧迎出来：
“颜场长来啦，魏主任来啦，还有你们俩，快请坐。”
我们在小板凳和老马的地铺上分别坐定，颜哲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两瓶宝丰大曲，一小瓶醋，一包盐，笑着说：
“我知道老魏叔的规矩，先把话说前头，好让老魏叔放心。咱不占公家便宜，酒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实打实说是用秋云的钱，我的零花钱都是她给的。”
宝丰大曲在当时算名酒了，那时中原的酒鬼们最推崇的就是“张保林”（张弓大曲、宝丰大曲和林河大曲）。大老魏盯着这两瓶名酒，两眼放光，喜不自胜。他嗜酒如命，在全公社久负盛名。但他家经济状况不好，一般只喝最便宜的地瓜烧，甚至有一次喝过工业酒精兑的酒，喝得胃出血，后来才不敢喝这种假酒了。而且他为人刚正，从不倚仗权势占公家便宜。他在农场住队期间，常有老朋友来看他，那自然是要喝一场的。朋友们知道他的家境和为人，一般都自带着酒。大老魏从厨房要一点盐和醋——这是他仅有的腐化——到菜地里掏一两毛钱买几根黄瓜，用随身带的小刀削成片，加上盐醋，这便是下酒菜。然后用小刀当筷子轮流吃菜，对着酒瓶口轮流喝酒。虽然条件简陋，照样能陶然一醉。这次颜哲完全是按他的路数，所以大老魏格外高兴。
颜哲掏出两毛钱向老马买了几根黄瓜，让老马整好，喊他也坐过来，便一人一口喝起来。谷翠花也参与了，喝得十分豪爽，看来她的酒量不弱。我虽然从不喝白酒，受他们的鼓励，也喝了几口。有一次我被呛住了，惹得他们大笑。其实颜哲酒量也不行，他是在大老魏面前硬充好汉，一会儿就喝得连脖颈都红了。
三个男人不慌不忙地喝着，一种无言的友情在他们中间缓缓流淌。开始没怎么说话，慢慢地话头变稠了。他们根本不提眼前的事，不提场长职位的非正常更替，不提女知青的怀孕，也许这些“成人的话题”已经溢出老魏叔此刻的意识了。说的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颜哲说：
“老魏叔，我刚来农场就知道，你有个外号叫拼命三郎。才解放修水利那阵儿，挑土方，你一个挑俩抬筐，压得吐血。”
老马说：“对，十里八乡都知道魏三郎这个绰号。”
老魏笑哈哈地对颜哲说：“我也知道你。刚来农场挖堰塘，手上磨三个血泡，血顺着锨把往下流，你用手绢包包，照样干。一天用断两根锨把，把四娃心疼得吐血。”
“老魏头，我还知道你开会上台先要摸屁股。你的盒子炮哩？”
“早交公啦。其实我参军后没赶上打仗，一枪也没开过，临交公时才到河滩上打了几枪，总算过过瘾。对了，颜哲你雕的那只狮子真好，那挂大车拉出去，把全公社都震了，都说全公社属咱知青农场的大车最漂亮。”
老马说：“嗯哪，俺庄离这儿30里，都有人对我夸说这辆车。咱场的黄牛也漂亮，跟神牛似的，十里八乡也比不上。”
“雕那个牛仰角算不了啥，魏叔你喜欢，赶明儿我单单雕一个狮子送你。”
“那敢情好！”想了想大老魏又摇头，“别，别，你当场长了，太忙，以后再说吧。”
说这句话，他算是间接承认了颜哲的场长。
我和谷阿姨后来离开酒场，跑到窝棚外说女人的话。和老魏叔一样，谷阿姨的意识中也已经自动剔除了某些话题，和政治有关的话题。她像普通的农村妇女那样夸颜哲和我：人品好，人实在，又漂亮，金童玉女，天生一对。你们结婚时一定得请俺俩去——不不，可别在这儿结婚，一定等到回城后再结，按政策，结过婚的知青就很难回城了。
又说：真羡慕你俩，要是我和老魏也年轻20岁，都还没结婚，那就好了，俺俩一定把这辈子好好过下去，我这辈子最抱愧的是不能给老魏生个一男半女。
她说起这些话时毫无机心，毫不设防。我在她面前也完全放开，我说，我早把心交给颜哲了。我爹妈通情达理，都喜欢他，不嫌弃他的家境。不管将来能不能回城，俺俩肯定会结婚的。谷姨你放心，我和颜哲结婚时一定请你和老魏叔。
后来我俩返回窝棚加入他们的酒场。他们喝得很高兴，颜哲尤其高兴，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往常颜哲虽然同全场人相处甚洽，但人们都用敬畏的眼光仰望他，他是高高在上的，也是孤独的。现在呢，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大老魏两口儿（我从心底已经把这对情人当成两口子了）和老马都忘了敬畏，用平等的心态与他交往，对颜哲来说，这种友谊很难得。
两个钟头之后，五个人喝光了两瓶酒。两个女的毕竟喝得少些，所以他们三个男人每人都灌了半斤以上。我们扶着脚步不稳的老魏回场长室，一路上他不停地咕哝着：
“小颜子，小云子，今天这场酒喝得最痛快。我高兴。真的高兴。我要住这儿，一辈子也不走了。翠花，咱一辈子不走了。”
虽然是在月光下，我也能看出谷翠花容光焕发，目光灼灼，充满了憧憬。
大老魏“夫妇”就这样在农场安居下来。不过后来他们执意搬出了场长室，住到机磨房去了。他们完全忘了“公社干部”的身份，似乎也忘了各自的家人。现在他们是一对地道的农家夫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喷洒蚁素以来，全农场一向沉浸在沉静的幸福中，而他俩的心态特别沉静。也许他们一直在潜意识中盼着这样的桃花源，如今终于盼到了，于是他们抛弃一切世俗杂念，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新生活。
场员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对不是夫妻的夫妻。
只有我时刻提心吊胆，怕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会落下来。实际上我是过虑了。在那个年代，一位农村干部出去驻队、上工地、搞运动，一走两三个月不回家是常事。大老魏他们在农场住了两个月，也就是说，在公社机关和他们家失踪了两个月，竟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甚至没人打电话来问一声。
颜哲最近心情很好，大老魏的来临减轻了他“高高在上”的孤独。他完全忘了大老魏那句“不是自己人”的断语——要知道这句话伤他很深的。而老魏本人也彻底忘了颜哲的“异已性”。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好感——敌意——友情这个三部曲，最后落脚在非常稳固的友情上。这个变化太快，简直让我目不暇接。
但我和颜哲之间却因为大老魏“夫妇”爆发了真正的冲突，这在我俩之间还是第一次。
颜哲决定让谷阿姨和老魏叔住在一起时，曾答应我，以后向我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后来他似乎把这个许诺忘了。如果我也忘了——那就会天下太平，可惜我没忘。因为我直觉到他这个决定中有一些我厌恶的、不能接受的东西。在我的追逼下，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颜哲说：做一个清醒的上帝的确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别人无忧无虑地生活时，当别人都把信任的目光投向你时，你只能独自担起这个担子，你要为这个利他主义的小族群负责，预先发现前进路上可能的陷阱。他说——
“秋云你注意到没有，人们被喷了蚁素后，性欲似乎有所减弱？至少赖安胜那个色鬼，不，以前的色鬼，现在对岑明霞秋毫无犯。还有陈秀宽，过去总是色迷迷地看女知青，你看他现在的眼光多清朗。这虽然是个小苗头，但非常值得重视。知道为啥吗？你知道我为啥这样重视‘性欲’？”
我摇摇头。颜哲耐心地解释：
“蚂蚁社会中是没有性欲的，至少说没有持续的全员的性欲。蚁后一生只需要进行一次交配，然后就可以一直生育。而其它雌性的工蚁不担负繁衍任务，因此也不需要性欲。所以，我很担心，咱们的蚁素是从这种无性欲个体中提炼出来的，会不会对人群产生‘降低性欲’的副作用？如果是，就非常危险了。因为人类的繁衍方式离不开性欲，尽管它常被当成肮脏的东西，但如果它彻底消失了，人类也就完了。”
他又说：“当然，单只赖安胜和陈秀宽的一两个例子还不能说明问题。他们的变化可能只是因为‘对已往恶行的厌恶’，而不是性欲本身的减弱。另外一个例子不知道能不能算例证，咱俩……”
虽然他欲言又止，我还是猜到了他的意思。的确，近来我俩的幽会中，他一直没有主动同我亲热，而我也减弱了同他亲热的渴望。虽然我俩并没吸入蚁素，但也可能多少从环境吸入了一些？他看我理会了他的意思，立即把话头扯开：
“但不管怎样，我至少得确定这个陷阱是否存在。自然界是个绝顶复杂的天网，你随意扯动一条线，都会引起预想不到的反应。我们必须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我正要设法验证那种危险，正好大老魏和谷阿姨来了。”
我知道了他的用意，心一下子凉透了。不错，他说的很有道理，他做出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恶念、私利或是宵小心理，都不是，他是为了这个利他主义社会的未来。他真是个清醒的、尽职尽责的上帝。我无法反驳他，我肤浅的思维无法抵挡他锐利的思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无法排除心中的厌恶。老魏叔和谷阿姨之间虽然是偷情，是奸情，但在我心中，它反倒是温馨的、明朗的。而颜哲拿他们的私情来做实验，未免太残忍，太阴暗。
我心中第一次升起对颜哲的愤懑：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上帝吗？可以把别人当成实验用小白鼠，对他们生杀予夺？或者随意把他们放到透明的观察室中，观察他们的性欲和习性？这些想法像一大堆干柴横七竖八叉在我脑中，我理不出个头绪，也就无法对颜哲讲清我的感受。但颜哲的目光比我锐敏多了。他看着我的沉默，苦笑道：
“我早知道你会反感的，这世上没人比我更了解你那些道德上的洁癖了，所以我一直在推迟向你说明，巴望着你会忘了它，可惜……秋云，我已经尽力求得你理解，但是很可惜，咱们看问题的基点不同，而且是根本性的不同。”他叹息着，“也许有一天，咱俩会分道扬镳的。”
我打了一个寒颤。我对颜哲的做法已经开始反感，但我还没有设想这会影响到我俩的最终结局，或者说没有勇气想到这一点。颜哲比我敏锐，他已经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宿命。看清这一点，我非常心痛，锯割般的痛，刀剜般的痛。多少年来，我已经把感情完全倚傍在这个叫小哲的男孩身上，这个叫颜哲的男人身上，从不敢设想缺少了他的人生。不久前我还对谷阿姨描绘过我俩的婚事呢，做梦也想不到，仅仅几天之后，颜哲会把另一种结局突兀地摊到我面前。
我的泪水不由得涌出来，流得非常凶猛。颜哲过来，默默地为我擦干泪水，把我拥在怀里。我俩静静地拥抱着，呆了很久很久。
我们再没有谈那个令人厌恶的话题，以后也没再谈过。更有一个话题我别说谈论它了，连想都不愿想，那就是：颜哲会不会在深夜里溜进库房，通过那个墙洞，悄悄观察大老魏和谷阿姨的性生活。我想，以颜哲作为“一个清醒的上帝”的责任心，以他科学家般的严谨，对于这个影响新人类成败的关键问题，他肯定会去观察的。但——我实在厌恶想这件事，我不敢断言那样做是不正当的，但我就是厌恶它。
这是个无法填平的泥沼，我只有躲开它。
6. 工分
那次争吵我们很快就忘了，也许我们是强迫自己忘掉它的，因为我俩无论是谁都无法承受失去另一方的痛苦。农场已经走上正规，颜哲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宵旰焦劳，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幽会，很自然地也恢复了幽会中的“亲热”。我仍像过去那样，渴望着颜哲的热吻和揉搓，那会儿我想，至少俺俩不用担心性欲丢失的问题了。
时间一长，我们真的忘了那次争吵。
颜哲那次非常“草率”(在我认为)地宣布取消生产指挥，此后并没出现任何问题。实际上，生产指挥还是有的，不过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宜觉察的形式。现在，每天晚饭时，场里最熟悉农活的几个人，都会聚到一起随意交谈几句，就像几只老蚂蚁见面碰碰触角，于是第二天的农活就自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一般是老肖、赖安胜、老初、庄学胥、老庞、郜祥富，有时还加上王全忠，人员并不完全固定。我发现了这个隐在水面下的生产指挥系统，很感兴趣，但颜哲说咱们不要参与，要遵守这样的原则：
凡是能在“系统内”自动完成的程序，就决不要施加外部的影响。
收完麦，插完稻秧，农活相对闲些，但只是不像麦忙期间那样拼命而已。农场地多人少，每人平均七亩多地，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不过，自从农场进入新境界后，人们突然发现农活不够干了，几乎每天上午活儿就干完，下午人们都在悠闲地游逛。我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现在场员们的劳动效率何止是过去的几倍！尤其是崔振山、岑明霞、赖安胜这些过去不干活或不干活不出力的人，都成了劳动能手，这么一正一反，差别就大了。
农场基建期间曾预制了一些水泥桌面，想在男女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但此后农场太忙，这件事一直被抛在一边。最近这事不声不响地弄起来了。大伙儿自发地平整好一块地，垒起十几个桌面，配上水泥凳子。晚饭后和下午没有农活时，几乎全场人都聚在这里玩耍闲聊，欢声笑语一片。
这个聚会场所越来越红火。只有颜哲不能参与进去。不是他不愿来，而是只要他一来，人们都会尊敬地站起来向他致意，垂着手同他谈话。他去了两次，苦笑着说：
“秋云我不能再去煞风景了，以后你代我多去去吧，感受感受那儿的气氛。”
我其实也不能完全融入那儿，在众人眼里我也是“副蚁王”吧，不过毕竟比颜哲强一些。这天晚饭后我来到这儿，这儿已经聚了四五十人。女知青是以谷阿姨为中心，好像在那儿比着背诵本地的儿歌，什么“月亮走，我也走，一走走到马山口。马山口，出石榴，买个鸡，叨豌豆，买个猴，栽跟斗……”；还有：“小乖乖，睡瞌瞌，睡了瞌睡长大个……”；“月奶奶，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有谁念了一首比较粗俗的儿歌，结尾是：“小鬼磨豆腐，磨你妈一屁股。”激起一片笑声，属孙小小的笑声最亮。
这边是老肖等七八个老农，这些老农们蹲惯了，旁边有座也不坐。他们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嘴里都啣着一支旱烟袋，烟袋锅儿会聚在中间，就像是花蕊。他们不言不语地吸着烟，七八个烟袋锅儿明明灭灭，自是一道风景。这中间还有淋病病人陈秀宽，现在人们不再孤立他了。
最热闹的一群男人有二十多个，围得水泄不通。我走过去，见他们是在掰手腕。这会儿老魏叔刚刚败下阵，从人群中挤出来，自嘲地说：不行了，老喽，老喽。我见里面坐擂的是赖安胜，便揶揄老魏叔：
“看你干巴瘦筋的样子，还想和赖安胜掰手腕？年轻时也不行。”
老魏叔认真地争辩，说别看他干巴瘦筋，可身上全是紧崩崩的肌肉，没一点儿虚膘。年轻时他确实是掰腕子的好手，很少输过。我逗他：我才不信呢，二十几年前的事，你上哪儿去找证人？老魏叔急了，真要拉我去找证人。这时人群内又爆出一阵哄笑，是崔振山刚和赖安胜比过，赖又赢了，得意地问：
“还有谁？还有谁敢上？”
王全忠挤过去，不声不响地坐到他面前。颜哲的这位好友平时戴着近视镜，斯斯文文的，行动迟缓，似乎干啥都比别人慢半拍。我对老魏叔说：你别看这家伙外表是读书人模样，但其实是个蒙古鞑子，身大力沉，耐力和韧力极强，不一定输给赖安胜的。老魏叔来了兴趣，重新挤进去，要为俩人当裁判。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老魏叔把它们很公平地定位在中间，然后右手一劈，喊一声：
“开始！”
好长时间，那两只手都保持在原位一动不动，但从手臂微微的抖动和两人胀红的脸色来看，他们都用了全力。这场比赛足足坚持了十分钟，慢慢地，胜利的天平向王全忠倾斜了，他的手缓缓地把赖安胜的手向一边压，赖安胜努力反抗，但在角度超过30度后，僵持很快被打破，全忠很干脆地把对方压下去。
赖安胜从擂主位置站起来，甩着发酸的手臂，笑着说：“输了，俺输了。想不到，想不到输给你这个白面书生。”
王全忠平和地说：“是我占了便宜，你刚战过三场，已经劳乏了。”
“就这我也想不到。就像那次的大字报。想不到你平时不吭不哈地，突然整出来一张大字报。”
王全忠笑了：“写前我自己也想不到，都怪你那次开会讲话太霸道。”
“没错儿，老胡骂我是属驴的，骂得不冤。后来评工分时我还把你降成九分，这事干得更操蛋。”
“过去的事别说它了，那时我也不知道体贴老农们家里的难处。”
别人又开始比赛，这两人从人群中出来，赖安胜掏出两支大舞台香烟，给王全忠一支，又用火柴给对方点上。两人吸烟别有风味，不是拿烟卷往嘴里送，而是先把烟定位在面前的某处，再翘起下嘴唇往上凑。偏偏俩人的嘴巴也各有特色，赖安胜是个蛤蟆嘴，王全忠是个地包天(下嘴唇厚)，看着俩人翘着嘴巴吸烟的尊容，我忍不住想笑，同时心里也很温馨：在去年的大字报事件中，这两位曾是两派人仇恨的代表，但现在仇恨已经消融，他们已经能够很平和地闲聊它了。
会计老霍老早就来了，站在圈外，看神态似乎非常焦急，挨个央求几位老农出去说私密话，但老农们都不买他的帐，他拉上谁，谁都向他摆手：
“不去，不去，我说过不要了。”
我听见老霍焦急地低声说：“这个月我早该结账了，你们不领我咋办？”
老农们都笑：咋结账是你的事，跟俺们没关系。然后自顾闲聊，撇下他没人理。我想，眼下农场人员中融不进大圈子的，除了被敬意所孤立的颜哲；再一个恐怕就只有老霍了，他总是藏在偏僻的会计室里，就像土拨鼠藏在地洞里，很少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交往，即使在喷洒蚁素后他的秉性也没啥变化。我走过去随意问一声：
“老霍咋了？啥事弄得你不能结账？“
我没想到，老霍的脸色刷地白了，嘴唇抖拌的，既不敢说，又不敢不说，似乎我问的是什么惊天大秘密。我奇怪地说：
“老霍啥事把你怕成这样？没关系，你尽管说。”
旁边的老郜叔笑着说：“还不是为老农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俺们都说不要了，老农和知青娃儿们一样干活，为啥要比知青多领钱，还得藏着掖着不敢让人知道，这事明摆着不地道。老霍不依，说这是场里的决定，他只管执行。”
“噢—-”
我盯着老霍。这项秘密补助曾在去年惹起轩然大波，后来在王全忠写了大字报后，场里说是取消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只是障眼法，它早就秘密恢复了。老霍在我的盯视下几乎崩溃，我不想为难这个可怜人，尽量平和地说：
“老霍你别怕。颜哲当场长后有些情况可能还不清楚，你最好找他谈谈，看该咋办。”
老霍连忙点头哈腰地辩解道：“我原本想把这个月的账结清后就找场长汇报的，催他们领钱也是为了这。我早该去的。”
“你这会儿就去吧。”
看着他唯唯诺诺的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喷洒蚁素后，全场人的精神面貌都变了，唯独他似乎一点儿没变，这是为啥？这个念头我只是随意想想，随之就抛开了。一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的直觉是对的。
半个小时后，我见颜哲正往场长室走，就追过去，想告诉他秘密津贴的事儿。场长室门口蹲着一个人，是会计老霍，仍像往常那样，脑袋夹在膝盖里，两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看见我们，他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立着。颜哲说：
“老霍？找我有事？”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老霍进去。场长室里非常简陋，一张办公桌和靠椅，一张床，一个洗脸盆架，再就是七八只小板凳，是开场部会议用的。墙上挂着木工家什。颜哲坐在靠椅上，我坐在床边，请老霍自己拉一个小凳坐下。但老霍高低不坐，非要双手贴身、垂眉低眼地立在那里。我看着他唯唯诺诺的模样，不由想起林镜说的“帝王之相”，忍不住想笑。颜哲警告性地瞪我一眼，其实他猜到了我笑从何来，他自己的嘴角也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平和地问：
“老霍你有啥事？”
老霍哼哼哝哝地说：关于夏季分红的事，想向场长汇报。但他看看我，不再往下说。颜哲催了一遍，他又看看我，神情更窘迫了。我太迟钝，这会儿才想到他是不愿意我在场，忙笑着说：
“你们谈公事，我该回去睡觉了。”
颜哲止住我，平静地说：“老霍，在咱们的新农场里，没有不能公开的事。以后你得改改过去的习惯。何况这是秋云，是我最信任的人，以后凡是可以对我说的话，如果我不在场，你都可以直接对秋云说。”
我知道他这番话，一半是对老霍说的，一半是让我听的。他这样看重我，确实让我感动。老霍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把心里的包袱放下了，难为情地对我解释：
“秋云你别怪我，是赖场长，不，赖安胜当场长时，下的死命令，他说只要发现谁走漏了这个风声，一定叫他‘不得好死’。现在场长既然已经换了，我当然不能瞒颜场长。”
颜哲听得一头雾水，问：
“什么秘密？你尽管大胆说。”
我刚才听过郜叔叔的话，知道原委，替老霍说：“就是场里老农们每月五元的生活补助。”
“这个补助，去年不是宣布取消了吗？赖安胜还在全场大会上赌咒发誓。”
老霍苦着脸说：“取消过两个月，后来又偷偷恢复了，连那俩月的也补发了。”
“噢——”
“还有……”老霍偷眼看看颜哲的表情，欲言又止。颜哲很平和地示意他说下去。“还有赖安胜的工资，是他给自己定的，每月25元。你知道的，第一任的胡场长是国家干部，工资是从县财政拨发的，不影响咱场的分红。胡场长和另外三个下放干部走后，农场里就只剩下我有工资。赖场长不是国家干部，他的工资只能从全场的分红中扣出来。”他又看看颜哲，小心地说，“当然，你从6月份当了场长后，这笔工资就该发给你。我只是请你指示，赖安胜当场长那段时间的工资还发不发？他的工资还有俩月没发。”
颜哲沉默一会儿，说：“还有吗？”
“还有庄副场长的生活补助，原来没他的，因为那时的生活补助只给老农。后来，就是闹过那场风波之后，赖安胜也给他定了五元，和老农们一样待遇。”
“噢——老霍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你做得很对，既然我当了场长，这些情况是该告诉我。”
老霍如释重负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