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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随想录|
往事如烟
1.泡沫
我入行的那年正赶上互联网泡沫,那是有史以来价值投资最受质疑的一年。纳斯达克从2 500涨到5 000点,巴菲特的伯克希尔股价却跌了50%,媒体上充满对巴菲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讨论,他的年会也不像现在这样门庭若市。那一年公司的业绩排名自然很不理想。那年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网络先锋,泡沫破灭后大都成了先烈。如果更多的人记得那段历史,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100倍估值的小股票了。
2.好汉不赢头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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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第一年就遇上公司业绩落后,对一个职业投资人而言其实是件好事:可以学会如何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头脑的冷静,学会在谷底要有仰望星空的勇气。就好比赌徒,职业生涯一开始就赢钱的一般难成大器,先输钱的反而能在本钱不大时获得宝贵经验。
3.淡定是怎样炼成的
我的第一任老板、公司首席投资官对我的投资理念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在泡沫顶峰,大家都在说“这次不同了”,他却坚定地说“这也会过去”。他经常鼓励我看旧书、旧报告、旧杂志。历史读多了,对许多事情就见怪不怪了。
4.楷模
不仅在投资上,在做人上我的第一任老板也堪称楷模。他不到50岁就退休了,把公司股份低价转给包括我在内的其他合伙人,然后义务为一家慈善机构打理资产。尽管事业有成,他为人却一贯低调。他的住处树木茂密,每年秋天落叶无数,他都坚持自己清扫、打包。他还记得大楼里每个清洁工的名字。
5.芒格的标准
芒格对年轻人择业有三个建议:别兜售你不相信的东西,别为你不敬佩的人工作,别和你不喜欢的人共事。生活所迫时,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简直是奢侈。但是第二条,找一个你敬佩的老板,却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尽量坚持的。
6.先天还是后天
投资能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多数人倾向于后者,但我的老板认为,你要么有投资能力,要么没有,这是没法后天学习的,就像篮球教练们常说“身高是无法后天训练出来的”一样。话虽如此,他长期积累的许多投资经验其实是可学的,特别是在宏观分析和板块轮动方面。
7.宏观
许多精选个股的人对宏观分析嗤之以鼻。其实,宏观分析和投资策略对大资金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所谓经济周期,就是周而复始的;周而复始的东西就有规律可循,有规律可循的东西就可学。
8.逻辑
初学投资策略时我写了篇颇为自得的报告,屁颠屁颠跑去交给了老板,他的第一句评价是:“逻辑性很强。”我赶紧做谦虚状:“过奖过奖。”他笑着说:“别误会,这不是夸奖,是指出你的不足。逻辑性强的策略报告一般没用,因为市场经常不讲逻辑。”在经历了市场的几次大起大落之后,我回想起这句话,言犹在耳。老板并不是说策略报告不需要逻辑,而是说成功的策略需要对市场短期的反逻辑性的非理性行为有充分的考量。
9.价值投资者
投资方式与个人性格息息相关,价值投资者买任何东西都讲究物有所值、价格低于内在价值,因此在生活中往往节俭而朴素,像巴菲特那样“小气”——我以前的许多合伙人就是如此。在美国时,圈内人如果笑着说某个人“是个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意思其实是他很节俭。
10.口音
合伙人们生活节俭,但对员工培训不惜血本,常送我去参加各种天价培训班,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大学英语老师给我做了几个月的一对一英语发音矫正。可惜烂泥扶不上墙,我说的英语至今仍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确切地说,是闽南腔)。好在他们对Chinglish的理解力提高很快,沟通才顺畅了。
11.会计造假
各国会计准则不同,但会计造假的手法却大同小异,留下的蛛丝马迹也惊人地相似——这是我后来管理环球对冲基金时的体会。当年老板让我仔细钻研法务会计学,找出会计欺诈的常见信号,并把一批涉嫌造假的公司“打入冷宫”。两年后(2002年)我不得不感叹他的先见之明。
12.会计丑闻
某知名财经杂志有点悲剧,它在泡沫破灭前评出的三个年度最佳首席财务官分别来自安然、世通(WorldCom)和Global Crossing,后来这三家公司都被发现是彻头彻尾的会计欺诈。丑闻大面积爆发,到处都是裸泳的人。多亏老板的前瞻性,我们的组合安然无恙。
13.师出同门
某世界级CEO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偶像,他写的自传至今被奉为管理学宝典(你如果上过国内商学院,就一定读过他的书)。但是在一个法务会计的培训班上,我的同事却发现同学中有许多该公司的财务经理。看来,侦察与反侦察的人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14.稳定增长是如何炼成的
既卖矛又卖盾的老师,你不得不佩服:一半的学员在学如何发现会计造假,另一半的学员在学如何平滑利润不被发现。当然,适度地平滑利润也不是什么大事,该公司至今仍是众人偶像,只是我知道这件事后对其的敬意就大不如前了。
15.山外有山
在华尔街找工作有时是件很伤自尊的事,无论到哪儿都是高手如林。记得在曼哈顿的一家对冲基金面试时,面试官问我得过什么竞赛方面的奖,我说中学时物理竞赛和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都得过福建省第一名,还补了一句说福建省有3 000万人。面试官笑了,隔着玻璃墙指着大厅里的那些分析师和交易员说,这两个是国际物理金牌,那两个是国际数学金牌,这里不是大学招生办,我们不关心省级比赛。
16.初生牛犊不怕虎
记得还有一次,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投资作为职业?”我操着极其蹩脚的英语说:“因为我热爱,而且我擅长。”老板皱了皱眉头说,你也太过于自信了。然后他录取了我。事后,老板对我说,在你这年龄,说“擅长投资”,那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看得出你说“热爱投资”时是发自内心的。今天,如果再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许会有同样的回答——“因为我热爱,而且我擅长”,但我会补充说,只有前半句我没有吹牛。
17.“刚刚好”的基金经理
曾有个合伙人,他管理的基金中的基金在挑选对冲基金时,喜欢个人身家“刚刚好”的基金经理:身家不够的说明混得不好,水平不够;身家太高的已经有了绝对财务自由,干活往往就不够投入了(除非是那些真心热爱投资的人,标准是看他有了钱之后是否开始注重个人享受)。
18.最好的投资机会
以前的一个合伙人曾说,最好的投资机会往往是不需要动脑筋的,就像一大块金子躺在路中央等你去捡那么简单。我问,那其他人为什么不捡呢?他说,最好的投资机会出现时,大家都认为那是陷阱,都绕着走。我问,难道没人看得出那是金子吗?他答:有啊,不过最先看出是金子的那几个人都掉陷阱里了。
19.长寿的秘诀
有次和美国一位前辈对冲基金经理吃饭,90岁高龄仍每天工作12小时的他拄着拐杖,在停车场很从容地弯腰捡起了一分钱的硬币。他长寿的秘诀之一是为他的私人医生们理财,而这些医生们自然会尽力地保证“摇钱树”的健康。
几句废话
1.股市的历史就是政策与经济博弈的历史。经济好时股市不一定好,经济差时股市不一定差,因为看得见的手经常干预看不见的手。
2.政策与经济的博弈,依据历史经验看,最终胜出的一般是政策,因为政策的特点是不达目标就逐步加码,直到达成目标为止。所以说A股是政策市,不是经济市,因为看得见的手经常打败看不见的手。
3.欧债问题与A股的中期走势关系不大。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短期恐慌之后,其对中期宏观政策放松的促进作用完全足以抵消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作用。
4.目前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包括工业增加值、用电量、M1、社会零售额增速、地产新开工、政府基建投资等,都已达到或差于2008年年底的水平。但是,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两个经济指标:就业和通胀,都还未到适合政策大幅放松的地步。
5.向前看,CPI将在近期回落到3%以下,打开政策放松的空间。中国经济和社会就像自行车,保持平衡的前提是保持速度,特别是换届之年“稳”字当头,不会等到就业低迷才出手,因此,政策放松加码只是时间问题。
6.政策底领先于市场底,市场底领先于经济底。因此,在经济差成为共识时,与其担心经济,不如关注政策。
7.2008年年底的政策导向是“出手要快,出拳要重”,2011年年底以来的政策导向是“预调微调”,力度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股市表现也大相径庭。
8.由于各方对上一轮4万亿元刺激“用药过猛”颇多批评,这一次的危险在于“用药过轻、用药过迟”。这是股市中期最大的风险点。
9.目前的瓶颈是资金来源不是项目,因此最关键的指标还是信贷增速。股市见底回升的速度和力度,取决于货币政策放松的速度和力度。
10.到目前为止,货币政策放松的速度和力度不尽如人意,所以股市的回升过程也是跌跌撞撞、反反复复。尽管中长期前景看好,其间也会有恐慌时刻,那就是最后的补票机会。
投资大白话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恐惧。1.这话很有道理。2.这话说了等于没说。3.很有道理的话一般说了等于没说。4.说了等于没说的话一般很有道理。5.如果你知道别人什么时候恐惧和贪婪,这话很有道理。6.如果你不知道别人什么时候恐惧和贪婪,这话说了等于没说。7.恐惧和贪婪在市场中的直接体现就是估值。恐惧时,估值水平低;贪婪时,估值水平高。8.所以,在估值低时贪婪,在估值高时恐惧。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本金安全性是每个投资者必须关心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常说的“留在游戏中,别出局”其实也是此意。投资者需区分两种风险:价格短期波动的风险和本金永久性丧失的风险:前者只会短期没柴烧,后者才会让青山不再,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前者而忽视了后者。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有人认为买股票就是买未来,喜欢二鸟在林;有人认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喜欢一鸟在手。两种方法都可赚钱,只是风格不同而已。现实中,投资者对未来成长常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而对于现有价值视而不见,导致估值失当,这才造成了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现象。
国家竞争优势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把国家竞争力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生产要素导向阶段(依靠资源或廉价劳力);2.投资导向阶段(大规模产能扩张,政府起主导作用);3.创新导向阶段(政府应无为而治);4.财富导向阶段(社会已富足,强调公平而非效率,社会价值挂帅,实用主义减弱)。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阶段2与阶段3之间有着极高的门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实现成功跨越的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
意大利是个例外,直接从阶段1跳跃到了阶段3,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创造阿玛尼和兰博基尼的基因,因此参考意义不大。在阶段1,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源独占和价格竞争;在阶段2,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规模经济和产业链集群,所以现阶段国企的强势和民企的弱势也是形势使然。但是,要想进入阶段3,必须让民企成为创新的主体。回顾各国发展史,政府主导的创新鲜有成功先例。
网络上不少人喜欢以阶段4的欧美国家为参照,把处于阶段2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说成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实,我国社会经济在这个阶段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发达国家在阶段2都经历过,没必要妄自菲薄,对未来失去信心。
中国处在阶段2,美国处在阶段4,发展阶段不同,从经济结构(投资vs.消费)、主要矛盾(做蛋糕vs.分蛋糕)到社会的价值取向(强调效率vs.强调公平)都不同,但有些人却把中美差距简单归因为中国的国民劣根性,有失偏颇。古人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其实是很深刻的。有些人认为中美体制不同不可比较,那我们就看看印度的例子。印度和美国一样有民主制度、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印度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比美国多得多,背后的原因还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差距。蛋糕不够大时,怎么分对一部分人都很不公平。
山寨行为也是阶段2的常见现象,美国也经历过。1903年,可口可乐从配方中去除可卡因后,仿冒者开始盛行。仅在1916年,美国就查封了153家可口可乐的假冒产品,包括许多“康帅博”式的名字:ColdCola,CandyCola,KocaNola等。
宏观上从城市化比率、人均GDP、经济结构等指标,微观上从企业竞争力、技术进步和全球产业链分工等角度上看,中国整体处在阶段2中期。分区域看,北上广深开始进入阶段3,东部沿海在阶段2中后期,中部在阶段2前期,西部还在阶段1。
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以及主要消费品保有量来看,中国大致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见表6-1)。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东西部差异,20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韩国经济对我们也有启发。
表6-1 中日韩发展程度对比
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工资暴涨、消费占GDP百分比提升、出口向内需的转型、城市化接近尾声后投资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从9%减半至4%~5%等一系列目前众多悲观者担心中国经济即将面对的问题,但是日本股市的牛市在此之后又持续了15~20年。
国际分工是大趋势。回顾过去几十年,投资银行多是美国和欧洲的,大飞机的制造是波音和空客,工程机械是卡特彼勒、小松、斗山,快餐就是美国那几家,奢侈品基本上是法国、意大利,资源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分析任何可贸易品行业,都要在国际竞争的大背景下看这个行业是否有比较竞争优势。
为什么巴菲特买的多是消费和金融股?因为最能代表美国竞争力的就是像可口可乐、宝洁那样的消费品公司和像高盛那样的金融巨头。日本、韩国这样以制造业起家的国家,历史上很多牛股就出在机械、家电、汽车等能代表其国家竞争力的行业,如丰田、三星等。什么行业最能代中国参与世界竞争呢?能代表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行业应具备如下特点:本土市场巨大;横向已形成国内寡头垄断;纵向已实现产业链整合;相比国际竞争对手具有显著的规模和性价比优势(品牌和渠道优势目前还谈不上)。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世界已经进入寡头阶段。如果还指望新兴中小企业能够与国际寡头竞争,就好比相信渔船舢板能挑战航空母舰。国家政策应有意识地支持中国的民营寡头成长为世界寡头,只有这样才能带动广告、法律、咨询、设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才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伟大企业是竞争而不是补贴出来的,因此在自由竞争阶段不应该对新兴行业的中小企业补贴;通过市场竞争产生民营寡头后,说明“内战”打完了,胜利者要代表中国参与“外战”了,这时国家对民营寡头在跨国并购、进出口信贷、国际渠道建设和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等多方面的支持是必要的。
许多人热衷于研究美国,其实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根本就不是一个路数,日本、韩国的产业升级道路才是中国应该走的,转型必须依靠和发扬既有优势,而不是好大喜功地超前发展所谓的新兴行业。本来打乒乓球的人看到别人踢足球赚钱更轻松,就草率地决定转型踢足球,令人无语。国际分工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转型不该由行政力量强推,那样容易对新兴行业揠苗助长、对传统行业自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