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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规律投资，才能事半功倍
邱国鹭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他很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金融，读过很多经济学、金融学、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并且在成长之初就近距离接触到许多金融业界人士。
邱国鹭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财金系，1996年留学美国，获经济学、金融学双硕士。1999年邱国鹭加入韦奇资本管理公司，因工作出色，2004年底成为公司合伙人；2005年，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邱国鹭，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当时管理规模达60亿美元的韦奇资本公司的股权，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创立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但因为独立运作一家公司牵扯精力较多，很难专注于投资，加之邱国鹭后来获得一家管理规模达8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所以在2007年他选择改在其设立的普林瑟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平台上运作。2008年，尽管金融风暴来袭，但因为充分对冲风险，邱国鹭管理的产品仍获得了两位数的正收益，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行业中初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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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在次贷危机的疾风暴雨中，在A股最低迷的时刻，邱国鹭毅然选择回到国内发展，加盟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任投资总监。
回国之初，邱国鹭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快速了解中国市场，除了每周要看几十篇报告外，他也读了很多书，做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调研。因此，从美国对冲基金到国内公募基金，从美股到A股，他没有水土不服，甚至更加得心应手。2009年年底，在南方基金2010年投资策略会上，他提出2010年十大预言，后来大部分得到应验，他也成为业界和媒体关注的人物。当时，国内微博正在兴起，邱国鹭在微博中记录他对投资的观察和思考，以生动简洁的语言，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和认可，有几篇长微博更有三四千次转发和三四百万次阅读。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成《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广受好评。
在负责公司投资管理工作的同时，邱国鹭也兼任基金经理，2010年他开始管理南方基金旗下光大2号等多只专户产品，到他2014年辞职，在4年存续期内，光大2号获得了优异的业绩。
2014年初，邱国鹭辞去南方基金的职务，着手打造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任董事长兼CEO。之后陆续加入高毅资产的几位合伙人皆为业内优秀的基金经理，受人关注。在2015年股市暴涨、暴跌的行情中，高毅资产经受住了考验，在股市暴跌时旗下产品回撤较小，并且在当年7月、8月市场最低迷的时期逆势发行产品。在2016年、2017年蓝筹股行情中，高毅资产整体获得了相当出色的业绩，得到了渠道和投资者的认可，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2018年以来，股市大幅震荡，但根据第三方公布的数据看，高毅资产的整体业绩仍然保持平稳，在大型私募基金中居于前列。
回国10年，邱国鹭用自己的实践和高毅资产的实践，证明了价值投资在中国的有效性。
◎打造高毅资产，跟对的人在一起做一件对的事
记：为什么考虑做一个高毅这样的平台？
邱：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要创业是很艰辛的，开门七件事，一件也不能少。前面也提到，我在美国创业时很辛苦，后来我找了一个平台，分一部分收益给它，我的生活质量、成功概率、研究深度、投资敏锐度都大大提高。
因此，我创业时就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平台。我自己是基金经理，在别的平台上做过，我作为基金经理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就把高毅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当时需要哪些服务，就给合伙的基金经理提供这些服务。我在美国工作过的三家公司都是合伙制的，我知道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利益应该怎么分配。
记：高毅为什么能够茁壮成长？
邱：合伙人之间相互投缘、和睦相处最重要，我很幸运遇到了另外几位合伙人，他们人品很好，投资能力也很强。如果说高毅过去三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那么这主要是他们的功劳，我只是刚好跟对的人在一起做了一件对的事。
我们有六个很资深的基金经理，几乎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两个人比较懂，大家取长补短，对我们认识世界、认识市场很有帮助。
我们的特点是会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在此过程中有很多的争论和辩论，但同时也可以把很多事情搞明白。我们很少争论市场走向或个股涨跌，我们争论的都是行业和公司的基本面，行业以后会怎样改变，哪家公司更有竞争力，哪家公司的战略是对的，哪家公司管理层品质更好。
记：正如你所说，高毅的每个合伙人都很优秀，他们以后有没有可能离开公司自己创业？
邱：这个问题在每个资产管理公司都存在。高毅的好处是：第一，机制比较健全，公司在设置股权激励机制、业绩分成机制、奖金递延机制时都考虑到了公司的延续性；第二，公司的文化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的，基金经理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也有个人的独立子品牌；第三，我们遇到的合伙人人品都很好，合伙人之间相处得也很好，感觉都比较舒服。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优秀的投资人都财务自由了，没有人会为了财务的原因去委曲求全，所以公司一定得让每个人都满意。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能找到比较合理的最大公约数。
记：高毅成立以来业绩优秀，得到了渠道和客户的认可，公司资产规模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你们有没有压力？
邱：高毅定位于平台式的公司，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的，由基金经理自己决定产品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关闭，公司会充分尊重基金经理本人的意愿。2018年，高毅陆续有不同的基金经理封闭申购自己管理的产品，现在大多数基金经理的大多数产品都封闭申购了，高毅的规模在2018年下半年也比较稳定。
2017年全年我只发过一篇全公司范围的电子邮件，其中讲了三种冲突的处理方式：第一，当公司利益跟客户利益冲突的时候，客户利益优先；第二，当业务拓展跟合规冲突的时候，合规优先；第三，当规模跟业绩冲突的时候，业绩优先。这是资产管理公司都会碰到的三个问题。
高毅的公司管理很扁平也很简单，2017年全年只开过两次全公司大会，一次是合规培训，另一次是年终总结。在2017年业绩、规模双丰收的情况下，在年底总结中，我们总结成绩只花了三分钟，问题谈了三小时。历史上，我们看过很多一时爆红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深知，在市场上一时的成功很容易，但持久的成功是很难的。
资产管理公司要成功，第一是要有好的机制，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才能创造优秀的业绩；第二才是理想的规模，这是合理的顺序。如果通过各种营销手段直接去追求规模，短期会有一些效果，但长期是没有持续性的。
从技术上来讲，高毅的几个合伙人的从业经验都比较丰富，都有管理大规模资金的经验和能力，投资风格也是偏左侧投资，提前进提前出，容量比较大。我们经常都是买早了或卖早了，我买完继续跌，卖完继续涨，特别是在逆向投资时，买的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基本是你想买多少就有多少。有的公司，你现在一天买入10亿元的股票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卖，2016年1月你去买白酒股，也是要多少有多少，即使基金规模大一些，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大。
记：为什么会参与创立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
邱：资产管理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怎么招募人才、培训人才、激励人才、挽留人才，是公司的重中之重。在招募人才方面，高毅还是有点号召力的，我们的基金经理都很优秀，对人才也比较有吸引力；在激励人才方面，我们成立之初就想得很清楚，也很成熟，挽留机制跟激励机制基本到位，接下来就是培训，怎么培训人才？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由高瓴资本创办，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任名誉理事长，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任理事长，我担任院长。一年招20多个学员，2017年有近1000人报名，学员都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一线投研人员，有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研究员，还有股权投资人士，他们平均有5～8年的投资经验，甚至个别有二三十年的投资经验，完全可以来当老师。
具体的课程，主要由高瓴资本讲一级市场，高毅资产讲二级市场。合伙人讲自己擅长的东西，比如张磊讲零售行业，高瓴TMT合伙人讲科技、媒体和通信行业，邓晓峰讲通信行业，冯柳讲消费品行业，此外也会在外面请一些资深专家来讲课。每个月会布置一个课题，分成4个小组，研究不同的样本，做2～4个案例分析，研究一些我们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新能源、电动车、新零售等。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的定位是后MBA，因为学员基本都读过硕士，又有实践经验，讲的都是比较贴近实践的。学制为两年，第一年是学习，上10次课，第二年是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以期学以致用。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的一些学生的履历、经验不亚于我，在许多方面可以当我的老师。所以，大家亦师亦友，互为师友，我从这些学员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平常很难有机会听老师们系统地讲课，几乎每次课我都会去听。高毅资产的研究员可以跟着一起旁听学习，对高毅资产形成系统性培养人才的氛围也有帮助。
◎对股市前景不悲观
记：目前大家对股市比较悲观，你怎么看？
邱：未来永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不确定性是你知道的，有些不确定性是你不知道的。一个市场中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来源。
第一是估值泡沫。像2007年或2015年上半年，估值太高，下跌起来就会很猛，其他时间基本是波动，2018年年末已经处在波动阶段的后期，估值已经比较低了。
第二是基本面有大的恶化。原来公司是赚钱的，现在不赚钱了，或者经济有大的调整，出现经济衰退或崩盘。但即使把贸易摩擦考虑进去，中国经济也不会崩盘，因为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已经经过了5年漫长而充分的调整，中间有50多个月工业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是负增长的，这说明企业一直扛着巨大的压力，因此，这5年的洗牌是比较充分的。2016年、2017年以来的复苏相对比较温和，库存不高，过剩产能不多，基本面泡沫不大，不太可能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
第三是央行大幅收紧流动性，资金成本迅速提高。这也不太可能，2018年已三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018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央行投放也在大幅增加，政策逐渐走向放松。
以上三点是我们对股市前景不悲观的主要原因。
记：你对中国经济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邱：我一贯是偏乐观的。说到底，中国经济是在增长的，股市虽然涨涨跌跌，但有一部分上市公司还是不错的，买好公司长期看会有不错的回报。政府手上有很多牌，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的迹象，政策就会开始放松。很多人都只看到负债率，也应该看资产端，中国政府拥有土地和国企，资产端还是有较多资源的。
大家还有点担心地方债，我认为也是可控的。中央如果想救，肯定救得了，目前只是想打破一下刚性兑付，但都在风险可控制的范围内。去杠杆是手段，防风险才是目的，不可能为了防风险，弄出更大的风险，虽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政府是很谨慎的，不要低估执政者的智慧。
很多问题看起来很大，但都有解决的余地，中国现在GDP是80万亿元，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像一些小经济体，没有抗风险能力。
◎早期经历，学霸＋最早一批股民
记：请讲讲你的早期经历。你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家学渊源。
邱：我从小读书不算是特别努力的，但学习成绩还不错，高中时参加各种竞赛，比如物理竞赛、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都得过福建省第一名，参加数学竞赛也得过奖。家里人一直觉得，我没做科研有点可惜。高中毕业统考，我是福建省第二名，因此也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
家学渊源谈不上，不过我从小读了很多书，经济学、金融学、历史学、社会学方面的书读了很多，父亲是老师，家里面别的不多就是书多。我生在厦门大学、长在厦门大学。
在经济、金融、投资方面，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父亲，除了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引导，他的言传身教，包括他的生活、学术圈子，对我影响都很大。厦大财政金融专业很强，父亲有很多学生，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触资本市场的人，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当时不一定听得懂，但也算耳濡目染吧。
我父亲比较注重理论跟实践相结合，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在事务所实习过。我参加过福建闽西一家水泥厂、闽南一家啤酒厂的资产评估，当然，我主要是打打杂，帮人家敲敲电脑、记记账。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了解怎样对一家公司进行估值，看的不是财务报表，而是机器、设备、厂房，还要算折旧、年限等，这是个很简单的活，却是很好的培训，我对周期股和消费股的认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我父亲，可惜他英年早逝。今年是他去世15周年，我和我母亲、兄长一起，捐赠设立了厦门大学邱华炳教育基金会，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记：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市？
邱：我很早就开始对股市感兴趣，1992年，厦门开始发“老十家”的股票，5元钱买一张股票认购证，几个月以后可以认购股票，一个身份证可以买5张认购证，我组织了一批同学和我母亲公司的同事去买，还记得，我跟同学打牌到凌晨四点多去排队。认购证本质上就是期权，而且杠杆很大，万一不能行权，也就是浪费一天，亏5块钱，如果行权，可以赚1万元，当时1万元都可以买间房子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股市和衍生品交易，算是赚了第一桶金。
◎价值投资第一课终生难忘
记：研究生毕业后，你是怎样进入对冲基金的？
邱：我1999年毕业，正值纳斯达克泡沫的顶峰，美国的就业情况非常好，失业率是几十年的最低点，跟现在有点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先去卖方，券商研究所可能每年要招几百人，买方则很少直接从学校招毕业生，中型基金公司一般一年就招一两个人，只有年份特别好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买方，所以一定意义上，我是当年科技股泡沫的受益者。
我去了很多家公司面试，最后决定去韦奇资本，这是一家私募机构，不能算是对冲基金，也不是公募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数十亿美元，在投资上也不做对冲，而是做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美国有很多这样专为机构管钱的私募基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策略分析师兼定量分析师。做宏观做策略要求有大局观，从整体看问题，定量则很客观，什么都要用数据、程序去测试，以前所有技术分析的指标，包括移动均线和日本蜡烛图之类的，我基本都用程序测试过，结论是大多数都不准，没法交给程序。实际上，股市中有很多是伪经验，用正确的做法十次可能对六七次，用错误的做法十次也可能对三四次，但某个人可能只经历了错误中对的那三四次，就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定量的好处是，能够测试十次一百次，到底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都可以用数据去检验，这帮助我养成了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
记：你在韦奇资本的工作怎么样？
邱：我在韦奇资本学到了很多东西，干得也很开心。报到第一天，公司给了我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就是老板原来的办公室。因为公司刚从半层扩展到一层，公司人不多，几乎所有的投研人员都有办公室，老板搬到另一个更大的空间办公，就把他的办公室给我了。
公司对我很好，刚进公司，就送我去哈佛大学行为金融学的短训班学习，当时正值纳斯达克泡沫最盛的时期，整个市场都疯了，理论和现实相对照，对我很有启发。我英语口音很重，公司还专门请了一个大学老师一对一教了我半年英语口语。
我工作干得也还不错，在5年半的时间被提拔了三次，从研究员升到总监再到执行副总裁，最后成为合伙人。投资就是这点好，你做的贡献别人都看得见。
2004年年底，我成为公司合伙人，拥有了一部分公司股权，公司当时的管理规模是60亿美元。
记：你的第一个老板对你影响很大？
邱：韦奇资本的老板非常优秀，27岁即担任美国第四大银行的研究总监，他是公司创始人也是首席投资官，他是铁杆的价值投资者，对我的投资影响非常大。我非常幸运能够遇到他。
◎为理想辞职到华尔街创业
记：为什么会离开韦奇资本去创业？
邱：韦奇资本所在地夏洛特（Charlotte）是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最大城市，号称美国第二大银行中心，美国银行、美联银行的总部都在那儿，是美国南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非常舒适，但对我来说却太安静了。如果贪图安逸和稳定，留在韦奇资本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做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当时读了许多理论书，书中人物的故事也激励我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像巴菲特、索罗斯一样优秀，一心想出去闯荡，于是就跑去了纽约。
2005年，我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创设了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离开了韦奇资本，我作为韦奇资本合伙人的股份也就没有了，后来韦奇资本规模增长到100多亿美元，粗算一下，那些股份几乎是我当时全部的身家。当时还年轻，关于这些股份的价值，都没怎么考虑，说走就走了。
创业后，我们公司业绩还不错，但是运作得很辛苦。后来，我开始跟一家规模8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合作，我到他们的普林瑟斯资本平台上去运作，他们给我提供种子资本和营运资本，帮我做营销和运营。这样，我就可以专心做投资了，不再操心那么多琐事，生活质量和投资的敏锐性都要强很多。我为什么会打造高毅资产这样一个平台，跟这段经历有关。
记：2008年，次贷风暴席卷全球，股市暴跌，你当年投资的情况怎么样？
邱：2008年70%～80%的对冲基金都是亏钱的，因为大多数对冲基金没有充分对冲。我们是充分对冲的，所以，虽然全球股市暴跌，到2008年10月我回国时，公司还有两位数的正回报。我们当时投资了美国、加拿大、韩国跟中国香港四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策略是市场中性、国家中性，并且在同行业中做对冲，行业风险也是中性，我们买进低估值基本面扎实的公司，卖空同行业中高估值、基本面有水分的公司，打个比方，在2008年的暴跌行情中，好的白酒股肯定比一只垃圾的白酒股跌得少。
2008年，美国经历了真正的恐慌。华尔街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扛不住了，美国的大银行、大投行都有倒闭风险，大家认为没有一家券商和银行是信得过的，钱拿出来都不知道该放到什么地方，不敢托管在摩根士丹利、高盛，也不敢放在花旗银行、美林银行，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在失业。
经历过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人，心态会比较好，比较淡定，对市场的过度反应，无论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都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有时候大家动不动就很恐慌，实际是市场的过度反应，像2016年年初，港股的估值杀到跟2008年一样低，国企指数估值跌至50年的最低点，但2016年的状况比2008年好多了。
◎加盟南方基金
记：你大学毕业后就去美国待了快13年，从业近10年，回到国内会不会水土不服？
邱：我刚回国时凭借快速的学习来适应新环境，我读了好多书，每周都要看几十篇报告，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快速了解中国市场，并且实地调研了很多上市公司。为什么国外有些优秀的基金经理来中国不一定做得好，因为拥有先进的理念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得接地气，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具体的市场情况、行业情况。
一开始大部分的卖方报告我都会读，因为不知道谁好谁坏，3个月之后，我会根据研究员的名字来挑选报告，有些人的报告我会读，有些人的报告就不会去读了。我也会去读旧报告，把研究员在2006年、2007年大牛市时讲的话、吹的牛重新读一遍。所以我跟南方基金的研究员说，在金融业，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的建立可能需要几十年，毁掉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你的工作都是会留痕的，所以做每件事情，都应该按最高的标准来要求。
◎锁定三大领域打造能力圈
记：你回国不久的就开始写微博，你强调行业格局，关注一些增速变缓但集中度提升、龙头公司利润大幅提升的行业，近10年的市场验证了你当初的判断。
邱：投资一家公司本质上是要分享它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行业格局清晰、胜负已分的行业，盈利的确定性很高。像白色家电行业，在2000～2005年行业增长迅速，但利润不佳，2006年行业增速开始减缓，但利润大增，因为在行业大洗牌后，小厂退出，行业集中度大大提高。
很多人喜欢在早期去赌马，的确有人赌对，但赌对的概率很小。一项新技术出来的时候，总是群雄混战，很难分辨出谁是赢家，我愿意等到胜负已分的时候，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胜而后求战，而不是战而后求胜。等行业集中到一定程度，前三名占据半壁以上江山，这时候谁好谁坏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不但可以投，还敢出重手。
大家总担心胜负已分的时候投资会太晚，但回头看，10年前早就是行业龙头的公司，10年后还是行业龙头，10年来，它们的涨幅惊人，各行各业都如此。
我一直在讲要数月亮，不要数星星，数星星太累了，而且长期回报不会好，因为太难了。会有个别人是千里眼，数星星数得特别好，那他可能是做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料，因为他能够3岁看老。就像判断一个人是否成才，你是愿意在他3岁的时候去判断还是等到30岁呢？当然，有的人会在周岁时，通过抓周来判断，抓到算盘就说他长大要做会计，但这是算命，他还没上幼儿园，你怎么知道他未来会做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富二代，富二代后来把家败掉的也很多，所以，3岁看老准确率太低。
我们是二级市场投资者，30岁看老就可以了。可以等这个人长大，知道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进了什么行业，是什么职位，工作的前3～5年升迁快不快？以此来判断他后30年的情况，比三岁看老的把握性要大得多。
格局决定结局。我刚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在讲空调的天花板，我们对白色家电和黑色家电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是看好白色家电，不看好黑色家电。因为行业格局不一样，白色家电虽然还在混战，但已只剩下4家，空调只剩下两家，而且空调的技术变化是连续性的，在技术变化过程中不会出现颠覆性的结果。而黑色家电从CRT、等离子、液晶屏、LED到3D电视，每一次改变都是革命性的，企业跟不跟都很痛苦，不跟你可能会落伍，跟则要投一大笔钱，风险也很大，两三年后可能又有新技术出来，万一投到3D电视，还可能是伪命题，所以对黑色家电的投资要困难得多。
记：2010年，你开始管理南方基金的专户产品光大2号，到2014年辞职，光大2号在4年存续期内业绩优异，请讲讲这一时期对净值贡献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
邱：过去10年，我主要是投资一些胜负已分的行业中的一些优质公司，像一些大白马公司经常出现在我的组合里。你要看我的组合，会觉得很无趣、很乏味。大家肯定也会觉得，你过去10年就找了一堆大白马，没什么意思，谁都会啊。
我现在很少讲投资，因为没什么新东西，讲出来人家会觉得这人真没新意，投资理念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投的股票也就是这些。
为什么过去10年，我就讲这么几句话，就投这么几个行业？因为我是以实业的眼光做投资，追求的就是具有长期核心竞争力的公司，这些公司10年前就是行业老大，现在还是行业老大。当然，要在一个善变的市场中找到不变的公司，也不容易。
市场每天都在变，我们做投资，研究的却是市场背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济规律、行业格局、供需关系和商业模式，猜测市场的情绪变化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收益，但那是不持久的。因此投资真的很“无趣”，这是一种常态。
记：你能在10年前把这些公司找出来，还能够跟这些公司为伍，这一点就很难做到。你刚才说投资是一件很“无趣”的事，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发人深省。
邱：我是一个策略管十年，不怎么变。因为我不擅长追逐变化，更擅长在变化的现象中寻求不变的规律。
过去10年，人家问我看好什么行业，我在任何时候都是讲三大类行业：金融地产、品牌消费、先进制造。为什么呢？这几个行业符合我的标准，行业格局很清晰，“月亮”已经出来了。我从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会等到胜负已分，事情很清晰了再投资，反正总是有机会能买到，A股波动性很大，常常出现很好的买入时机。
金融地产格局相对没那么清晰，但是便宜。5年前大家都看空地产行业的时候，我把电影跟地产做了综合比较，当时中国电影一年票房三四百亿元规模，最大的公司的市值当时已经四五百亿元了，而房地产一年卖8万亿元，最大的龙头公司才六七百亿元市值。当时，最大龙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只有一两个点，但看得出，大地产商一定会不断抢占小地产商的市场份额。我们预期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必然提升，很简单，大公司拿地比小公司便宜5%～10%；集中采购原材料能便宜5%～10%；融资成本也比小公司便宜5%～10%；最后，同样地段的房子，大公司卖得比小公司贵5%～10%，因为有品牌。这几个5%～10%加在一起，小地产商怎么跟大地产商竞争？这就是我所说的“胜负已分”。这些道理都很简单，大家都能想得到。
定价权也很重要，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三大行业，因为这几个行业是可以提价的，我一直说，有“霸王条款”的行业都不会太差。比如，房地产的“霸王条款”就是很厉害的，你要全资预付给他，他拿你的钱盖你的房子，过两年才给你房子，而电影则是要先砸钱，电影的现金流很差。白酒是一把米、一斤水，卖你几百块钱，毛利率达到80%～90%，相当高。银行前些年也有些“霸王条款”，现在没有了，说明银行业的竞争比原来激烈了。
记：这就是巴菲特说的能力圈？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某些公司、某些行业获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理解，这样就能够对公司未来长期的表现，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邱：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没有边界的能力就不是真的能力。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我自认更容易总结过去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不容易准确预测未来的突破和演变；更容易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而不容易在不变中预测变化。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之后，我开始尽力寻找一些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简单法则、简单工具，然后长期坚持。
我不追求研究特别难的东西，而是把相对简单的东西，研究得很仔细、很清晰，针对不同的行业特性，弄清决定行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公司算好公司，什么样的价格是便宜的。把很多东西想明白了，就能对行业进行估值，知道它什么时候便宜，什么时候贵，就可以在公司被低估的时候，坚定买入并持有。
做投资，核心不是难度，而是有多大把握。就像巴菲特和芒格所讲的，所有公司都可以分到三个篮子中，一个是太难，一个是可投，一个是不可投，太难的那个篮子最大，因为会把很多东西都扔进去。
◎逆向投资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种品格
记：你特别强调估值？
邱：我是深度价值投资者，不看成长型价值，所以对估值的要求比较高。
我把选股简化为估值、品质、时机三个要素，时机很难掌握，我基本会淡化掉，或者通过估值去判断，便宜的时候多买，贵的时候少买，品质只要做好功课并不是太难，但品质有时候还难以判断，估值是相对最好把握的。
便宜是硬道理，股票的回报并不取决于它未来的增长快还是慢，而是取决于未来增长比当前股价反映的增长预期更快还是更慢。我买很多股票，大家都觉得是传统行业、夕阳行业、已经很成熟的行业，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变化。但只要你买入的估值够低，一样可以赚钱。
A股市场的好处是，往往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很优秀的公司，像有些白酒股、消费品龙头公司，我们都是在市盈率10倍左右的价格买入的，我们还在2016年年底以15倍市盈率买入某安防公司。
最近又有一批优秀公司开始变得非常便宜，因为大家又开始在恐慌，其实贸易摩擦的后果并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跟美国打贸易战，打了20年，中国的体量比日本大得多，市场也大得多，没什么好怕的。当然，市场不恐慌，也没有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优秀公司的机会。
记：上一次恐慌应该是在2016年年初，股市两次“熔断”，市场极度悲观，上证综指一度跌至2638点，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邱：在2015年年底2016年年初，我买入了白酒股，还有某消费品龙头。
我们找白酒的顺序是先找高端，再找次高端，再到平价酒，因为中国经济的复苏通常是先重点扶持基建，商务应酬增加，对高端酒的需求会增加，之后经济恢复，老百姓有钱了，中端酒开始起来，然后再到低端酒。
白酒是很有代表性的品牌消费品，我一直都很关注。2012年年底，八项规定出台，白酒行业极其低迷，之后我们在底部以10倍左右的市盈率买入白酒股，白酒的商业模式特别好，格局又很清晰，10倍市盈率买入，真的是很划算。有一阵大家都在说白酒产能过剩，在算中国人均有多少白酒，但国产酒产能过剩只是指散装酒产能过剩，800元钱的酒跟8元钱的酒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我当时说，就像全世界的包包产能过剩，跟爱马仕包的销量也没有关系。
记：逆向投资的难点是什么？
邱：做投资20年，我深刻体会到人弃我取的道理，逆向投资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投资领域的集大成者大多数都具有超强的逆向投资能力。
但逆向投资并不容易，难以掌握完美的买点、卖点。经常买早了，因为你觉得已经很便宜了，但还可能更便宜，比如一家还不错的公司，你觉得四五倍市盈率真便宜，但你买进去后，市盈率还可能跌到三四倍；也经常会卖早了，比如一只股票的内在价值是50元，我们20元买入，它最后可能会涨到100元，但我们可能60元就卖掉了。因为我们是要讲安全边际的，经常赚不到最后一段涨幅的收益，没关系，我可以再去找其他更被低估的股票。
市场是一个拍卖系统，最后的顶点总是最疯狂的人在定价，就像在拍卖会上面，最后的买主肯定是那个最狂热的、愿意出最高价的人。极端的价格常常是由最大的傻瓜决定的，所以股价上涨时超涨，下跌时超跌。
这是逆向投资的难点，顶部和底部只是一个区域，你肯定买不到最低价，也卖不到最高价，你很可能抄底抄在半山腰。买早了还要能熬得住，领先两步成“先烈”，只要能熬得住，还是有可能成先锋的。
不在乎短期最后一跌的得失，是逆向投资者的必备素质。所以，逆向投资是最简单也最不容易学习的投资方式，因为它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种品格，品格是无法学习的，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磨炼出来。
在A股这样急功近利的市场中，能熬、愿熬的人仍然不多，因此逆向投资在未来仍将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
◎不断扩展投资范围
记：从第三方披露的数据看，你管理的基金不仅业绩领先，而且回撤较小，2015年在市场暴跌50%时，你管理产品的最大回撤在10%左右，如何做到较小的回撤？
邱：2015年，高毅资产刚刚成立，我们的产品发行不久，还没有积累多少正收益。因为不想让客户亏钱，我当时是以一种风险预算（Risk Budgeting）手段来操作的，产品跌到一定程度就会减仓，在净值下跌10个点时，就只有很少仓位了。因为公司新成立，我也从公募基金转向私募基金不久，如果一下子回撤太大，客户也难以接受，所以，前三年我对仓位控制得都比较严格。客观上讲，这并不完美，回头看，如果不是严格控制仓位，我的回报要高很多。
未来，我会调整策略，在大部分时间保持高仓位，只在少数市场泡沫化程度高的时候保持轻仓，因为长期看权益投资是大概率跑赢现金的。而且，正确选时是很困难的，像算命、赌大小，基本上不可控，但对泡沫，特别是比较明显的泡沫，我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因为那时就找不到符合我们标准的估值合理的股票了。
记：近年来，创业板跌了又跌，会不会跌出价值？你会买创业板的股票吗？
邱：我并不是说不买创业板，创业板公司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2017年我已经买了一只创业板的股票，到现在还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公司是民营性质，基因还不错，商业模式也还可以，是细分市场的龙头，但市场占比很小，行业格局也还不清晰，新招聘了核心管理人员，应该说已经具备我们合伙人卓利伟所说的“鲨鱼苗”的特征，但这还是有点三岁看老，还不太符合我30岁看老的原则，所以我不会特别重仓。
今年创业板再度暴跌，我又买了一只创业板，算是行业里的绝对龙头，属于胜负已分的行业，也取得了正收益。
我们一直在不断扩展投资范围，打造更强大、覆盖更广的研究能力。
◎牢记常识，顺规律而为
记：你曾任南方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同时管理专户产品，现在，你是高毅资产董事长，同时也管理基金，时间会不会太紧张？怎么分配投资和管理的时间？
邱：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我时间管理还可以的。美国的基金公司，不管公募还是私募，很多创始人都既要管理公司又做基金经理。
一个投资人说过，当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主要是做好两点：一个是算命，即想清楚一些大的战略性的问题；第二是相面，就是选人。所以，公司管理方面，我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招人上，主要是面试，面试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
私募基金管理方面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一件事——把业绩做好，其他都是次要的。高毅是合伙制公司，有多个合伙人，分工很明确，而且，我们的同事都很优秀，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然后充分授权。
我热爱投资，投资和管理的时间，没有确定的百分比，但肯定是投资优先，在投资上面我花的时间也相对多一些。起初一两年，可能需要在管理上多花一些精力，现在高毅资产上轨道了，每个部门都有比较得力的人后，公司进入稳定巡航期，我也就轻松了。
投资我肯定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父亲说过，想要当好系主任、当好院长，前提是你得是个好教授，父亲虽然去世15年了，他说的很多话我都记得很清楚。我赞成父亲的看法，业务出身的管理者，对事情本身的理解会更到位，做起事来也比较容易举重若轻。
记：你入行20年，无论在国外、国内做投资都取得良好的业绩，你参与打造的高毅资产也发展得很好，你怎么评价自己？
邱：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大量的时间都在阅读和思考。我会读很多书，读很多报告，跟很多人交流，做很多的思考。
我试图寻找普适性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投资规律和行业规律。如果说我在投资上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我其实只是掌握了几个常识，掌握了几个一般的行业规律和基本的投资规律，然后不断反复应用这些规律。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业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但几年累积下来却能领先大多数人，这就是我的风格吧。
高毅资产这几年发展得还不错，主要是得益于其他合伙人和团队的贡献，我们也是顺着资产管理行业的规律去做，当然运气的成分也很大。
无论做投资还是做公司，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我们则喜欢顺规律而为，找出不变的规律，然后顺着规律去做，不计较短期的得失，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效果就出来了。就像庖丁解牛，顺着事物的规律、原理去做比较容易，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
《中国基金报》2018年11月11日
记者 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