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陷阱8：盲目从众
我们都是随大流的“绵羊”

1720年12月的某一天，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一句经典名言：“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性的疯狂！”

当时的牛顿已经77岁，贵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及皇家铸币厂厂长，身份极为显贵，是什么事情能够让他发出如此感慨呢？答案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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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到1714年之间，由于连年战事，英国政府欠下了巨额债务，这些债务以国债的形式存在。1711年的时候，市面上流通的英国国债高达950万英镑，每年英国政府都要拿出税收的一大半来支付国债利息。

为了彻底解决债务危机，财务大臣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想出了一个妙招，如果能将某一地区的特许贸易权同市面上流通的国债交换，债务危机就能迎刃而解。而实现这个设想的途径就是建立一家公司，然后用公司股票同市场上流通的国债交换，这样债权人变成股东，债务关系完成转换。这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债转股”，通过这么一置换，英国政府甩掉了巨额债务，而如果公司经营顺利的话，原来的国债持有人还能获得比利息收益更高的利润，而公司也可能赚得盆满钵满，是一个三方共赢的买卖。

这就是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的背景，它拥有垄断南海贸易的特许权。南海，指的是包括现在的拉丁美洲在内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当时的欧洲人认为这块土地上满是黄金，所以都对南海公司充满了期待。

不过可能是因为战争持续发生，而南海公司所谓的贸易一直没什么起色，到1719年，英国的债务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大幅增长到了超过3 000万英镑。一项更为大胆的“南海计划”出炉了。1720年1月，南海公司向政府表示愿意支付750万英镑，以换取管理国债的特权。以政府的信用背书，南海公司开始大量发行股票。

股票要发得好需要有噱头，当时的欧洲人正沉迷于东方的金矿幻想，而南海公司的创始人、地位显赫的贵族罗伯特·哈利恰好是个营销高手。他开动宣传机器，不断向市场散布“在墨西哥、秘鲁一带发现巨大金银矿藏”“金银财宝就要源源不断运回英国”之类的虚假而美妙的信息。

此外，南海公司当时就已经开始玩各种花哨的金融创新，比如推出股权认购产品。一只股票面值100英镑，认购者只需要支付大约1%，也就是1英镑就能获得所有权。同时公司会规定一个具体时间让股东缴足股金，但是在此之前该只股票，确切地说是该只股票的所有权也能够随意出售。如果股价下跌，或者股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缴足股金，那他所有权益都将丧失。

南海公司还承诺，所有持有国债的人都可以把尚未兑换的国债年金转换为南海公司的股票。对于持有英国国债的人来说，与其按照国债的面值领取固定的年金，还不如将国债转换成南海公司价格不断上涨的股票，结果有52%的短期年金和64%的长期年金被转换成了南海公司的股票。

在美好蓝图和金融创新的双重推动下，南海公司的股价飞速上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杠杆牛市。票面价值100英镑的股票，1720年1月时还只有128英镑，到3月初即达到200英镑，3月末即超过了400英镑，6月涨到900英镑，8月突破1 000英镑。

当时的英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所有人都已经沸腾了。有人这样描述：政治家忘记了政治，律师不再打官司，医生把病人放在一边，店主让自己的店铺关门歇业，牧师放下《圣经》离开神坛，就连深居简出的贵妇都放下高傲和虚荣，所有人都来到市场抢购南海公司股票，只盼着股价飞涨后出手大赚一笔。

巨大的利益使许多英国国会议员和政府大员与南海公司相互勾结，疯狂牟利。先后有542位议员、250位贵族卷入了股票交易。议员持有的股份总额为110万英镑，贵族持有的股份总额为54.8万英镑。连国王也禁不住诱惑，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南海公司股票。

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下，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也坐不住了，他也决定入市。他大概是在每股不到200英镑时买入了7 000英镑，很快股价就翻了倍，此时的牛顿还保持着理性，愉快地套现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在他卖出之后，股价涨得反而更快，身边的朋友们个个发了大财。牛顿再一次按捺不住了，在每股将近700英镑时加码买入，而此时南海公司的股票离崩溃已经不远了。

说起南海股票的崩溃，也非常有戏剧性。南海公司为了让股票不断上涨，从4月开始就不断向投资者提供贷款和分红，到8月末南海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枯竭。南海公司股票本来就是一个靠杠杆累积起来的空中楼阁，一旦没有新的流动资金入场，自然就会崩塌。

在崩塌的过程中，一个意外的插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海公司所创造的巨大财富效应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跟风浪潮，投机分子纷纷效仿南海公司以达到圈钱的目的。这一年，英国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不乏稀奇古怪的“确保女人保持贞洁公司”“在适当的时候才公布营业性质公司”等，有专营从西班牙进口翠鸟的，还有专营头发买卖的。当时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是，一位伦敦的印刷工人登记了一家“正进行有潜力生意”的公司，虽然没人弄得明白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但这个家伙还是在6小时之内卖出了2 000英镑的股票，要知道2 000英镑在当年可是一笔巨款。接下来发生的事与一般骗局的剧情没什么两样：这位印刷工跑路了。

这些跟风而起的骗子公司显然破坏了南海公司的垄断利润，于是英国议会在1720年6月通过了被民间称为“泡沫法”的《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该法宣布：在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法律权利的场合，禁止以公司名义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表面上看，这个法案是为了遏止投机之风，而实际上它是由投资了南海公司的许多议员提出的，目的是确保南海公司的垄断地位和自己的利益不被稀释。7月底，有86个公司被列为“泡沫公司”，这86个公司吹起的泡沫立刻破裂。

吊诡的是，这些泡沫公司的破灭提醒了股民重新审视南海公司，他们开始担心起南海公司的收益能力。一看局势不妙，一些“内幕交易者”开始率先出逃，据说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John Aislabie）一下子就赚了90万英镑。这种不同寻常的抛售活动让更多投资者开始抛售股票。

那是令伦敦人至今都谈之色变的几个月：整个证券市场笼罩在一片恐慌中，成千上万的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有的甚至连养老金都赔光了，股票市场的崩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灾难。到了1720年12月，南海公司的股票已经变成废纸，就算再低的价格也没人买。“南海事件”之后，英国民众不敢再问津股票之事，闻股份公司而色变。整整一个世纪间，英国竟没有发行过一张股票。1

牛顿便是南海泡沫破裂时仓皇出逃者中间的一员，最终他的亏损高达2万英镑。正是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他写下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

“乌合之众”

牛顿炒股的惨败是怎样造成的？这就要说到“羊群效应”。某一年笔者带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和他的同学在美西黄石公园自驾旅行的时候，我与两位小学生做了个小小的心理实验。黄石公园处处是景，道路两边有很多停车点可随时停下来欣赏，这些停车点一般都没有画线。在一处景色绝佳的地方，我们准备下车来拍照，当时那个停车点还没有其他车辆。我跟两位小学生说，我们这次不要把车停得很正，而是稍微停得歪一点，大概有个30°的倾斜，目的是看看后面来的车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也倾斜着停车。我们等了一小会儿，第二辆车就来了，车主毫不犹豫地将车子按照我们的角度停在了旁边。孩子们感到很惊奇，问这是为什么？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们，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从众效应”。

生活中有许多“从众效应”。有一个有趣的实验：一个不知情的被测试者A先走进电梯间，按照正常模式，面对电梯门站立。然后，另外两个知情的实验者B、C先后进入电梯，但都背向电梯门站立。A变得有点不安起来，并开始犹豫是否该转过身去。然后又进来一个知情者D，采取与B、C一样的站姿，A心里感到奇怪，但短暂的犹豫后，也转过身去以保持与其他三个人一致。

人类在发现自己的愚蠢后，一般不会用自己来命名，但会找一种动物来做暗喻，前面我们已经讽刺过鸵鸟，这次轮到绵羊了。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喜欢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就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哪怕头羊跳下悬崖，后面的羊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下去。这就是著名的“羊群效应”。

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人类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也经常犯“羊群效应”的错误。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要数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了。

勒庞发现，我们每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很理性，但是一旦进入一个群体，人的性情就会发生变化，甚至表现出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特征。

1792年9月，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则消息引爆了巴黎：普鲁士军队已经攻下了凡尔登，正在“磨刀霍霍”向巴黎进军。在一片混乱之中，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谣言宣称，巴黎一旦被攻陷，监狱里的囚犯就会被释放，他们会帮助军队攻击巴黎。

在各种想象的刺激之下，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5天之内，巴黎监狱里的1 200～1 400名囚犯被暴民就地处决，其中包括200多名天主教教士。那么行凶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在平日里是店主、鞋匠、锁匠等普普通通朴实善良的巴黎人民，如今摇身一变就成了残暴的野蛮人，就像是月圆之夜变身的狼人。

当然，这是极端的负面案例，群体的特性也有很积极的一面。比如1793年，法国在反法同盟的强大攻势之下，国民既没有粮食，又没有武器，却奇迹般地挫败了反法同盟的进攻，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拯救了法兰西共和国。“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心理背景下的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假使群体总是表现得像个体那样冷静而功利，那么，世界历史将会表现得乏味很多。”勒庞写道。2

总的来说，群体比个人更有力量，但是群体的表现是极不稳定的；而个人无论是智能还是能力，总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水平线上；群体的行动是受感情激起并主导的，这种感情的强弱程度，直接决定着群体的行为能力；群体的表现有可能比个体更好，也可能更差。究竟群体表现得更好还是更差，这完全取决于周边的环境如何。

社会认同与“羊群效应”

人类的进化大致遵循两个路径：一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二是社会选择的法则，在必须集体狩猎以确保生存的时代，个体如果得不到集体的认同甚至被集体驱逐，那就与面对毒蛇猛兽而丧失逃跑能力一样危险。这为我们留下了追求社会认同的心理倾向，也就是尽量表现得与别人一样。

每个人都需要社会认同，它是协同合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心理基础，但是在某些场景下，过于追求社会认同感就不一定是好事了。比如股市投资，成功的股票投资需要独立判断，然而社会认同压力会驱使我们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当股票价格上涨时，看到周围的朋友都日进斗金，那么你即便本来对股票投资毫无概念，也很容易盲目跟随而进场。而人性中的攀比和嫉妒会跑出来火上浇油，追涨行为和股市泡沫就这样发生了。

可是股市一旦进入下跌通道，人人争先恐后地出逃，又会造成一种群体性恐慌，社会认同的压迫使你无法保持冷静，于是你也盲目杀跌砍仓，股市又被推向了超跌的另一个极端。我们也成了乌合之众或是羊群中的一员。

牛顿可能是投资史上最聪明的“绵羊”。

破解之道8：独立精神
投资要在知识上做加法，在心性上做减法

“盲目从众”除了会使投资者犯追涨杀跌的错误之外，还会使其对股票表现出无原则的“博爱”。投资者往往听风就是雨，本金可能不多，却买了一大堆股票。相比而言，成功的投资家是一群能够克制人性的躁动、专注于少数股票的人。

芒格说，我一生中仅投资了三家企业就很成功了，它们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好市多和李录的基金。

巴菲特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对任何一个拥有常规资金量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真的懂得所投的生意，那6只股票已经绰绰有余了”。甚至，“只要你能顶住价格的波动，拥有3只股票就足够了”。

巴菲特的老师之一菲利普·费舍也是这方面的模范。巴菲特曾说他的投资哲学85%来自格雷厄姆，15%来自菲利普·费舍。1987年，费舍在一次罕见的媒体采访中透露了他的投资哲学，核心便是“少就是多”。他的核心股票只有4只，此外，他会用少量的钱去买一些有潜力进入核心股票池的股票，通常是5只。他从20世纪30年代的2只股票开始，50年间总共发现过14只核心股票，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它们为费舍赚了很多的钱，其中最少的都有7倍的投资回报，最多的收益甚至能达到几千倍。3

彼得·林奇在《战胜华尔街》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作为一个业余选股者，根本没必要非得寻找到50～100只能赚钱的股票，只要10年里能够找到两三只赚钱的大牛股，所付出的努力就很值得了。资金规模很小的投资人可以利用‘5股原则’，即把自己的投资组合限制在5只股票以内，只要你的投资组合中有一只股票上涨10倍，那么即使其他4只都没有涨，你的投资组合总体上也能上涨3倍。”4

为什么选股宜少不宜多呢？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在《穷查理宝典》一书里芒格曾引用过比尔·格罗斯的话来阐释这一点，“如果你拥有40位妻妾，你一定没有办法对每一个女人都认识透彻”。

投资股票也是一样，如果抱着“与股票结婚”的态度，就必须要深度了解股票，但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对几十只、几百只股票都很熟悉。而一旦你踏足了不熟悉的领域，就很有可能陷入雷区。

专注才是股票投资成功的关键。芒格自己曾总结：“我的成功源自我的长期专注。”在他看来，极度专业化才是成功之道。“比起理解整个世界来说，大多数人更加擅长专攻一个方面。”相反，“那些同时处理多项任务的人都付出了很大代价”。

坐等投资法

多数投资者不光“博爱”，而且很“好动”，频繁买进卖出，眼睛紧盯股票行情，几分钟就查看一次，如果不这么做就觉得心里发慌。这是股票投资亏损之源，法国哲学家布莱士·帕斯卡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来自一件事，即不知道如何在房间里保持安静。”5成功投资家的状态正好与此相反。巴菲特多数时候喜欢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既没有顾问，也没有随从。他坐在发黄的报纸和父亲的照片前，静静地享受爱默生式的恬静与孤独。几个小时静静地过去，连电话铃声都很少响起。

他最大限度地减少外界对他的干扰，不像多数投资人那样挤在华尔街，他将总部放在了老家的小镇上，甚至办公室里都不安装计算机。好友比尔·盖茨向他兜售计算机，他也不为所动。后来勉强安装了一台，也是用于打桥牌游戏，而不是用来查看股票行情。有人总结出“三不主义”来形容巴菲特的投资风格：不看大盘，不相信技术分析，不去做预测。他甚至开玩笑说，假如他在股市开盘期间常常溜去看电影的话，应该会赚得更多。

巴菲特和芒格干得最多的事情是看书和思考。芒格说：“我们花很多时间思考。我的日程安排并不满，我们坐下来不停地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更像学者而不是生意人。我的系统总是坐下来静静地思考几个小时。我不介意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芒格半开玩笑说自己使用的是“坐等投资法”，听起来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在投资界并不是孤例。甚至以短线交易成为20世纪初华尔街“抢钱小子”的杰西·利弗莫尔在累计输赢了几百万美元之后也体会到同样的道理。“总是设法抢进抢出，对我来说是致命大患，”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的想法从来都没有替我挣过大钱，总是坚持不动替我赚大钱，明白吗？是我坚持不动。”6

另一位华尔街著名的投资者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则说：“我只管等，直到有钱躺在墙角。我所要做的全部就是走过去把它捡起来。”

为什么股票投资不用太着急呢？巴菲特对此做过非常精妙的解释，他用棒球来类比股票投资：“我把金融投资称为世界上最美妙的行业，因为你不用每一球都挥棒。你只要站在本垒旁边，观察对面的投手向你扔来的一个个球，也就是不同股票的股价：通用汽车47美元、美国钢铁39美元……而且，没有裁判会判你出局，唯一的惩罚不过是丧失机会而已。你可以花一天的时间来等待最合心意的那个球，然后趁捕手打盹的时候，挥动球棒，一举击中。”

股市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系统，只要不被关闭，永远都有机会。“市场先生”每天都来向你叫卖，你不需要每一次都接受报价，所以大可从容一点。所谓“市场先生”是“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创造出来的一个虚拟角色：设想有一位市场先生与你交易，他每天来敲你的门，风雨无阻。这位先生会对你们双方手中的东西提出买卖价格，但是他很情绪化，报价时高时低。如果你不理他，他也不生气，明天一如既往给你新的报价，等你答复。7

格雷厄姆告诫投资者：“市场先生对我们有用的地方是他口袋中的报价，而不是他的智慧，如果市场先生看起来不太正常，你就可以忽视他或者利用他这个弱点。但是如果你完全被他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正因为“市场先生”是情绪化的，所以他给出的报价很多时候是噪声，而不是真正有用的信息，理性的投资者需要认真甄别，而不是被他所左右。

独立思考，学会与自己相处

投资是一项高度专业的事，一个成功的投资人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识。他必须能看懂企业，为此他需要懂得经济学、金融学、数学、财务学、会计学等。他也需要懂得市场，而市场由人组成，为此他需要懂得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

但是，投资又是一门心性艺术，需要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干扰。当今的世界，颜色越来越艳丽，声音越来越动听，味道越来越美妙，于是人的内心世界也越来越难以把握，人性的贪婪、恐惧、嫉妒等弱点均被急剧放大。正如“指数基金教父”、先锋集团创始人约翰·博格尔所说：“我们拥有很多消息，它们代表知识吗？我表示怀疑。我们拥有很多信息，它们代表智慧吗？我更无法想象。”8树欲静而风不止，诱惑越来越多，陷阱也越来越多，这都是投资人需要避免的。所以“多少之辩”和“动静之辩”是一体两面，是另外一种逆人性。

做投资既要在知识上做加法，又要在心性上做减法，它绝不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累积。守静去躁才是投资的要义。

做减法也罢，守静去躁也罢，其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独立思考。或许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族人们必须一起协作狩猎才能确保生存，所以人类保留着强烈的社交属性，我们本性上不善于独处。我们总是希望走出房间，与他人发生关系，一旦脱离了这种关系，就生怕被组织所遗忘或抛弃。其实，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除非你执意要与世隔绝，不然这个世界一定会及时与你联系。尤其是当下这个信息时代，我们更需要担心的恐怕是过度联结和信息过载。如果人能够恰如其分地学会与自己相处，大概就能消除人生一大半的烦恼了。多数人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优秀的投资家则能够在不与人进行比较的绝对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他们是一群耐得住寂寞的人。当然，这并不是在一味地倡导遗世独立，与世界的适当联结还是必不可少的。对此，重阳投资创始人、首席投资官裘国根先生有过精彩论述：“无论是分析师还是基金经理，交流越多，观点越容易被同化；反之，若不与同行交流，离市场太远，可保持独立，但一旦发生‘群众运动’，将很被动。由于时间的有限性，基金经理要在独立思考和同行交流之间保持平衡。”

一动不如一静。破解盲目从众，除了同样需要清醒的自我认知，以及运用逆向思维之外，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坐等投资法”也堪称一剂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