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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大型企业常常剥夺股东决定慈善款项去向的权力，而由管理层直接决定，即便这很不合理。虽然员工们通过配套捐赠政策得到了一些话语权，但大多数的管理者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专制。
股东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待遇，一直困扰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投资家。因此，上个月，巴菲特就把机会留给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让他们决定如何向学校、教堂、博物馆、社会机构和其他非营利机构分配200万美元的捐款。
“我不希望股东从我的银行账户签支票，然后拿着支票按照他们的选择去做慈善，”他说，“同理，我们拿股东账户的钱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慈善，也是不合适的。”正如巴菲特所看到的，为了争取同侪的支持，大多数企业管理者都会条件反射般地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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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51岁的巴菲特，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管理者。他刚踏出校门，就和亲友共同募集到了10万美元，创建了一家合伙公司。通过在股市多年的摸爬滚打，加上后来不断增补的资金，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资本已增值到了1亿美元。1965年，他接管并重组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囊括了时思糖果公司（See’s Candies），蓝筹印花公司和十几家保险公司等，同时还握有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s）5%和华盛顿邮报集团13%的股权。其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去年达到5300万美元，按每股计算是51.72美元。目前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在场外交易中的成交价约为500美元。自1967年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就未曾分红过，但是其每年的资本收益率都维持在20%左右。相比之下，公司的慈善捐款就显得微薄了很多，每年只有20万美元左右。这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公司税前利润的0.2%多一点，而同期其他美国企业的捐赠平均在1%左右。
巴菲特一度对于捐赠非常谨慎，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改进其他大企业在选择受赠人方面的做法。他认为自己的新举措兼顾了公平性和可操作性。有些企业也允许股东投票选择他们青睐的慈善机构，巴菲特基本仿照了它们的做法，但有所不同的是，他号召了1500位股东来进行投票，而不是仅仅十几位。
投票通过邮件的方式进行。100万流通股，每一股的持有人都有权拨款2美元给慈善机构。也就是说，持有1000股的股东，可以命令公司捐赠2000美元给他指定的慈善机构。最重要的股东不一定必须进行投票。巴菲特和妻子占有公司47%的股份，于是有权分派93.5万美元给他们偏爱的慈善机构。这笔钱将首先进入15年前成立的巴菲特基金会，然后转入推进支持人工流产的组织。
巴菲特的计划符合税收优惠政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本可以先支付股东股息，再由股东自行捐赠给慈善机构。然而，在将股息支付给股东之前，他们已经被征税了。而由公司操作整个捐赠事宜，将被视作商业开支，是不用缴税的。因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金库里的钱就最大化地进入了慈善机构而不是税务局。
乍听起来，如果要处理好捐赠事宜，可能会有大量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向巴菲特在奥马哈的办公室，堆满这个只有4个房间和5位工作人员的并不宽绰的地方。但事实上，巴菲特的股东只需要填写一个表格，署上名字和地址，列出有意捐赠的3家慈善机构就可以了。根据美国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政策，如果指定受益人的免税身份并不明显，那么，巴菲特的工作人员会要求出示证据。比如，对于温尼卡（Winnetka）小镇的寡妇来说“明显”的慈善机构，在巴菲特看来可能就要打个问号。
工作人员在核实投票人持有的股权后，填写支票并寄出，还要加注上这份捐赠是应持股人的要求。不过，持股人必须保证，这份赠予不能用作他途，否则国内收入署就会将这笔钱认定为股息，从而相应提高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税收。巴菲特说，除了这些，这些文书工作大致跟股东大会期间处理代理表决选票的事务差不多。“如果判断失误，”他说，“那我就只能周末来加班了。”
以股东名义进行的捐赠，会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净收入减少100万美元或者更多。假设税率是46%，那么捐款200万美元的实际效果相当于税后利润减少了108万美元。但是，并非所有的慈善捐款都能按部就班地履行。由证券经纪公司代理的、以街道名命名的股票持有群体和其他机构不能参与投票，有些个体股东也不胜其烦，或者不想捐款给慈善机构。未分配的资金将会重新回到公司营收中来。
经过对即时反应的评估，巴菲特估计有85%的股东响应了这一项目。“人们对该项目满怀激情，”他说，“我认识一位老妇人，她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因为收入不高，所以每月只能给教堂捐5块钱。如果按照她持有的我们的股票来计算的话，现在她每月可以捐款60美元甚至70美元了。”
巴菲特的计划与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校长罗伯特·斯普劳尔（Robert A.Sproull）的颇为相似，只不过遭受的质疑没那么多。斯普劳尔曾提议持股人向慈善机构进行的捐赠可以双倍于他应得的股息额，而且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额外费用，除了美国财政部。股东只要告诉公司，他愿意放弃，比方说100美元，约占自己应得股息的3/4。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公司将这笔钱，加上本应扣除的收入税，捐献给美国红十字会、罗切斯特大学或其他慈善机构。斯普劳尔在计算之后认为，如果一家公司支付了46%的收入税，那么，它就应该不会在意究竟是税前捐赠了185美元给慈善机构，还是把这185美元拆解开来，100美元作为股息分给股东，85美元作为税金缴纳给政府。
斯普劳尔的策略虽然非常精明，但并不合法。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试图劝说国会通过这一提案，但鉴于目前的财政赤字，恐怕成功的概率不高。再加上众企业对这个提议也不温不火，没表现出什么积极性，其中的代表就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就很担心新提议可能会与原有体系相抵触，在原体系之下，公司股东可以自动将其股息再投入股票市场，仅仅1980年一年时间，母贝尔公司（Ma Bell）就通过股息再投资募集到了10亿美元。
巴菲特的举动是否会带动其他企业的效仿，这个还有待观察。很多企业的股东数远大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以它们也很担心处理这一繁杂工作的人手问题。《财富》杂志也跟不少企业谈及这个想法，虽然它们认为很有创意，但其态度还是有所保留。一位负责捐赠事务的管理者还担心股东会反对将钱投向宗教组织，因为按照巴菲特的计划，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捐款的主要流向就是宗教组织（教堂获得了超过半数的个人捐赠）。为了避免公开论战之类的麻烦，大多数的企业只是把钱捐向了非宗教组织。
不过，无论如何，至少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不是一家普通的企业，这主要归功于巴菲特相当妥当的计划。巴菲特说，如果在一家企业里，由管理层而不是股东决定200万美元捐款的流向，那么，再谈什么先进的企业目标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然而，其他企业的目标就是如此。雇用工程师的企业偏爱将钱捐给工程类院校，旨在激发研究能力，吸引更多的优秀毕业生；石油企业把钱捐给公共电视机构，一部分是为了向大众，尤其是立法者，展示它们是有责任感而不是赚“黑钱”的企业。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企业仿效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做法，尤其是那些收益丰厚、公共关系问题较少而且慈善动机比较强的企业。巴菲特也曾对慈善事业有过不少思考。很多年以前，他曾建议爱达荷州的格林内尔学院捐赠基金会收购一家电视台，这对教育机构来说实属罕见。格林内尔学院接纳了这个提议，以129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代顿市的一家电视台。就在两个月前，该学院又以5000万美元的价格将电视台卖出去了。因此，如果你看到巴菲特偏离了正轨，那么最好盯紧点儿，看看他会去往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