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本文与个人经历的关系比其他文章都多些。我先是成了巴菲特好友，然后做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随即又在20年里一直免费编辑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在此期间我为《财富》杂志撰写的关于巴菲特的文章也仅限于一些零碎的段落。确实，随着巴菲特声名鹊起，我向大家推荐了一些关于巴菲特的故事，比如《小学院在投资游戏中取得大成功》和《猜猜是谁购买了“倒霉”债券》。当然，这些文章并不是我执笔的，而是由杂志的其他同仁撰写的，这也正暗合了我的心意。
1988年年初，《财富》杂志的总编马歇尔·洛布（Marshall Loeb）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做一个决断。他说，是时候把巴菲特全面生动地介绍给大众了。“你当时是首选，”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我和巴菲特私交甚笃，“当然，如果你不愿写，那我就指派别人来写。”
经过一天的左右思量，我决定从“我”的角度出发来讲述他的故事。我想这对于《财富》杂志的读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于我对巴菲特了解得较深，他们将能从我的文字里得到最真实的“内幕”故事。当然，他们需要知道，我是巴菲特的好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还是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的编辑。这些事实在文中都有交代，而且在我所写的关于巴菲特的其他文章中也都一直在提及。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洛布的提议的时机真是恰到好处。我在文中写到的故事在当时还未被人们所知，即巴菲特是怎样从一位卓越的投资人变身成为卓越的企业家的。在他身边的，是跟他同样出色的查理·芒格。后者不仅是巴菲特的好友，而且还扮演至关重要的顾问角色。正是这两位的协同合作，才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而外人往往不知道这点。
——卡萝尔·卢米斯
沃伦·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他把自己挚爱的公司称作“油画布”。过不了几天，当该公司的年报发布时，全世界就会知道，在风起云涌的1987年，巴菲特在这幅巨型画布上绘制了什么。先做个预告：在这一年，巴菲特再一次完成了一幅鸿篇巨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我希望既简洁而又满怀欢欣地承认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是其中的一员，又增加了4.64亿美元的净资产，预计年净资产收益率将不低于19.5%。这个数字可能略低于巴菲特接手公司23年以来所创造的23.1%年净资产收益率。然而，这一年是很不同寻常的一年，很多专业投资者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因此，巴菲特今年的成就无疑算得上又一幅“大师之作”。
公司年报是帮读者们梳理巴菲特过去一年间在证券市场所作所为的最佳依据，今年的年报会包含两条特殊新闻。第一，就在10月股市大崩盘之前，巴菲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购买了价值7亿美元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可赎回可转换优先股。他在董事长致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坚定地支持该投资银行董事长约翰·古弗兰（John Gutfreund）的立场。这让关于两人分道扬镳的传闻不攻自破。第二，巴菲特透露，1987年，当德士古公司（Texaco）申请破产，大批股东纷纷抛售手中债券之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开始收购该公司的短期债券。到了年末，伯克希尔哈撒韦手中的德士古公司债券已经出现了未实现利润。不过，不论是德士古公司的短期债券还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优先股（巴菲特预计年底时的价值为6.85亿美元左右），在账面上都是以成本来计算它们的价值，在1987年年报中，它们被标注为值得期待但未实现的业务。
事实上，年报背后的故事或者说是关于巴菲特的故事比我们通常所知的更为复杂和精彩。我们所读到的关于巴菲特的文章一般是从单一维度来描述的，这使得人们为巴菲特打上了各式各样的标签：他是一位投资家、“奥马哈的魔法师”、一位选择股票的天才、凭借送报攒下的9800美元摇身一变为净资产达16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一个一直秉持长期投资观念的人。其优异的投资表现还被“有效市场假说”阵营归功于“幸运”。
在他人眼中，1987年的巴菲特无疑是一个另类。在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声称找不到定价合理的股票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方向，而在1987年10月19日，巴菲特“身负重甲”凯旋而归。此时，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组合中，除了“三只永恒持有的股票”之外，几乎没有普通股。这“三只永恒持有的股票”尽管也在大崩盘时期遭遇重创，但从整年来看，还是表现得相当优异：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价增长了12%；华盛顿邮报集团增长了20%；首府/美国广播公司则增长了29%。
对于投资家巴菲特来说，这样的业绩还算可以。不过，除了投资家的身份，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扮演着不为外人所知的其他角色，比如企业家，在并购和管理企业这块，巴菲特也拥有卓越的才能。企业家巴菲特在自己的领域埋头苦干时，投资家巴菲特却在对投资市场进行各式各样的炮轰。198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支出和收益取得了完美的平衡：作为投资家的巴菲特，其已实现和未实现的回报共达2.49亿美元（税后）；而作为企业家的巴菲特，通过经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有的业务获得了2.15亿美元的税后利润，并使公司总的税后利润达到4.64亿美元。这比道琼斯公司、皮尔斯伯里公司（Pillsbury）以及康宁玻璃公司（Corning Glass Works）的净利润要高得多。
1965年，巴菲特接手伯克希尔哈撒韦时它的股价在12美元左右。经过巴菲特多年的经营，该公司的股价在1987年冲上了4200美元的高点，随后便稳定在了3100美元左右。巴菲特，这位年近花甲却又机智、直截了当的掌舵人，拥有公司42%的股权；他55岁的妻子苏姗拥有3%的股权。1987年，公司总收入超过20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排名30位左右，但不同于其他公司的是，这家公司的结构相当独特。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核心业务是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由一系列并不知名的小公司负责经营，比如国民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这些保险企业为巴菲特提供了大量的浮存金，从而使他有充裕的资金进行投资。除了保险业之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还拥有一系列颇具规模的公司，巴菲特称它们为“七圣徒”。它们是：《水牛城新闻报》（Buffalo News）；费切海默兄弟公司（fechheimer brothers），辛辛那提的一家制服生产与批发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Nebraska Furniture Mart），奥马哈一家全美种类最全的家具零售商；时思糖果公司，加利福尼亚州著名的糖果生产和零售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柯比公司（Kirby Company），一家真空吸尘器和家居清洁配件制造商；此外，还有一家生产工业压缩机和燃烧器等产品的制造商。后三家企业是1986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收购克利夫兰市斯科特费策公司（Scott&Fetzer）时，顺带获得的子公司。
看起来是不是相当庞杂。在1987年年报中，巴菲特对这些公司和它们的管理层赞赏有加。他说，如果将“七圣徒”看作一个整体，1987年它们的净资产约1.75亿美元，在扣除微不足道的200万美元利息支出后，税后利润高达1亿美元，也就是说净资本收益率达到了5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正如巴菲特所说：“在任何地方，这么高的增长速度都是很少见的，更不用说一家几乎不用杠杆的多元化集团。”
很多年以前，一位著名的商学院教授试图调和有效市场假说与巴菲特所取得的成功，他把巴菲特的成就称作“五西格玛事件”。简单来说就是，根据统计学原理，出现巴菲特这样的人物的概率接近零。就其并购和经营整个公司的表现来看，企业家巴菲特同样异于常人。不论是作为企业家，还是投资家，巴菲特都有着同样的敏锐度和原则性。在企业经营方面，他不在意形式和惯例，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他所谓的“简单、传统、无为”。
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为例，它从不忘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巴菲特有言：“如果我们驶上了纽约到芝加哥的主干道，就不会在阿尔图纳拐上乡间小道。我们也对规律和逻辑保持着敬畏之心，不过，对超过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的事，我们是决不会干的。经营和投资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没有必要为了不同寻常的结果去做不同寻常的事。”
在描述投资家巴菲特和企业家巴菲特时，我自认为自己有别人没有的独特优势。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除了在杂志工作了30多年的经历之外，我和巴菲特的私交也超过了20年之久。我经常会帮助他编辑年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年报即将披露的内容的原因。同时，我也是巴菲特的忠实仰慕者。因此，在这篇出自巴菲特好友之手的文章里，有两点你必须注意：第一，本文是以内部人的角度讲述，巴菲特不为人知的内幕故事；第二，本文有的地方难免带着感情色彩。
巴菲特能赋予他所有的事业一种巨大的精神光辉，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41岁的迈克尔·戈德堡（Michael Goldberg）经营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保险业务，其办公室与巴菲特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他说，在布朗士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自己见过许多聪明人，但他们都投身于数学和物理领域去了。巴菲特则将过人的才智全部集中在了商业领域，这恰恰也是他热爱和了解的行业。戈德堡说：“巴菲特总是在检验着他所听到的东西。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错了？整个世界的格局都在他的脑海里。那里似乎有台计算机，不停地对比着新鲜事物和他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并且还在不断地发问，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指的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巴菲特自己也买了一些股票，但是几乎无暇顾及。他说：“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命运裹挟在一起了。这点毫无疑问。”
所有见到巴菲特本尊的人都很难看到任何“自我意识”的影子。实际上，巴菲特是脚踏实地的人，平凡、有趣、值得信赖，看上去略带点美国中西部风格，穿衣打扮一点儿也不入时，轻易就能隐身于人群之中，就像是私家侦探。他喜欢麦当劳和樱桃口味的可乐，不喜欢大型派对和闲聊。不过，如果环境适合他，他也很合群，有时还特别欢快。在1987年冬天的首府/美国广播公司的管理层会议中，他身穿救世军的制服，吹着喇叭，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墨菲唱起了恩友歌小夜曲，还填上了自己写的歌词：“何其幸哉，吾友墨菲。”
有时候，特别是在讨论理智的、有深度的话题时，巴菲特的表达往往铿锵有力，而且语速特别快，仿佛在试图追赶他脑海里飞速运转的点子。年轻时，他很怕在公众面前演说。为了锻炼自己，他强迫自己参加了卡内基的培训班，和“一群跟我一样可怜的人”一起完成了这个课程。现在，讲演对他来说已经易如反掌，他可以很轻松地把自己脑海中的思考和盘托出，而且不用讲稿就能妙语连珠、举一反三、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恐怕专业写手也望尘莫及。
巴菲特的工作和思考总是很复杂，但这并未影响他对简单生活的追求。投资家和企业家，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在两种身份之间随意转换，关键就在于他看待“所有权”的方式是唯一的。作为一名投资家，巴菲特建议并坚持，通过股市购买部分企业的价格应该低于其内在价值，即低于理智的买家愿意买进该企业所有股票的价格。作为一名企业家，巴菲特最希望的是，能以不高于内在价值的价格买下整个生意。
巴菲特眼中的“好企业”要满足几个基本条件：具有较强的特许经营权；高于平均值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对较小的资金投入；释放现金流的能力。这些条件听起来充满“母性”般的慈爱，像苹果派一样甜蜜诱人，但是想要找到这样的企业并不容易。巴菲特将这种苦苦寻觅形象地比作猎捕一只“稀有的且行动迅速的大象”。不过，他一直未改初衷，坚决不在严苛的条件上让步。“七圣徒”就是能满足以上所有条件的典范。巴菲特参股的公司也不例外，比如，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华盛顿邮报集团和首府/美国广播公司。
在年报中，巴菲特总是会赞扬上述公司的管理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可以与巴菲特相媲美，在他们的信念里，工作是一种乐趣。巴菲特衷心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对事业的狂热。“出色的工作是由出色的人来完成的”，这是他最乐于见到的局面。
然而，他也相信，这些年来，在投资方面的最大失误就是，买了某些“好企业”，却没办法“消化”。“如果当时不完全买下来这些企业就好了。”他说。因此，有时他只会持有股份，而不是彻底收购。不过，这也使得某些时候，管理层的愚蠢常常让他有种“咬碎牙根往肚子里咽”的难以容忍的感觉。很多年前，他持有的股票比现在要多。有一次他向朋友大吐苦水说，他刚刚读完一份荒谬至极的年报，其内容充斥着管理层的欺骗误导和自私自利，“足以让你恶心得想吐”。这位朋友说：“可你还持有他们的股票呢。”他回答说：“是的，我看中这家企业是因为它太好了，连笨蛋都能赚到钱。”
自然，好企业的价钱不会低，尤其是在当今，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价值。不过巴菲特的眼光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敏锐性，即他不会多付钱，而且会以最大的耐心等待最佳时机。他的年报中照例都有一则“广告”，征寻他有兴趣购买的企业。“对于正确的选择和正确的人，我们会提供一个舒适的家。”他说。据说在1986年，赫尔德曼就是看到了这则广告，才带着自己的费切海默兄弟公司找到了巴菲特。当时公司的利润只有600万美元，规模上并未达到巴菲特的要求，但赫尔德曼是巴菲特苦苦寻找的那种优秀管理者，“友好、聪明、诚实和目标导向”是他对赫尔德曼的评价。最终，巴菲特收购了这家公司，事后他也非常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
仅仅从一桩收购案，也就是《布法罗新闻报》收购案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巴菲特的远见。1977年，《布法罗新闻报》寻求出售时，华盛顿邮报集团和芝加哥的论坛报业集团（Tribune Co.）都拒绝了，或许因为这只不过是一家晚报，而且将来的势头也有点儿日薄西山。《布法罗新闻报》每周只发行6期，没有周日版，其主要竞争对手《Courier-Express》则每周发行7期。不过，在除了周日的其他6天，《布法罗新闻报》优势更明显。于是巴菲特得出结论，如果这家报纸周日也发行，局面会大有改观。
在以325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布法罗新闻报》之后，巴菲特快马加鞭地策划周日版的事情。新开的版面给予订阅者和想要登广告的人特别的优惠，这激怒了《Courier-Express》。后者发起了“反垄断”诉讼。当然，巴菲特最后赢得了这场官司。两家报社都经历了多年的亏损，到了1982年，《Courier-Express》放弃了最后的挣扎，关门大吉。去年，《布法罗新闻报》作为一家蒸蒸日上的“垄断”媒体，赢得了390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而这显然不是通过节省纸张实现的。该报纸的新闻版和广告版穿插排列，对于相同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报纸来说，这个比例都是不相称的，这全归功于巴菲特对新闻业的热爱。他说，如果不做投资者，他很可能会成为一名记者。因此，《布法罗新闻报》很可能是他最热爱的公司。
巴菲特的“好企业”投资哲学其实是很晚才形成的。在这之前他经过多年的摸索，并赚了不少钱。在奥马哈长大的巴菲特，从小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少年老成，而且对数字和金钱方面的知识充满了求知欲。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一位股票经纪人，也是他心中的偶像。父子之间的感情相当深厚，霍华德常常亲昵地称呼儿子为“火球”。巴菲特记得自己从图书馆借过一本书《赚到1000美元的1000种方式》（One Thousand Ways to Make$1，000），并对其中称量便士的机器非常着迷。他曾梦想自己从一部小小的机器起家，逐渐积累财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百万富翁。在基督教长老会，他计算赞美诗作曲家的寿命，调查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否让他们活得更长，结论是，没有。在11岁时，他和朋友做起了比较“世俗化”的工作，开发了一个在赛马比赛中选拔冠军的识别系统，命名为“马童筛选器”。
然而，一路走来，巴菲特所想的都是股票。在8岁时，他就开始阅读关于市场方面的书籍，11岁时买了人生中第一只股票——城市服务公司的优先股，并实践各种交易方面的理论。十几岁的他还做过一阵“图表专家”，随后又成为市场时机方面的“专家”。从1943年起，因为父亲霍华德当选国会议员，他随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由于太想念家乡奥马哈，年轻的巴菲特在学校表现不佳，甚至在他一向擅长的数学科目上，成绩也不是很理想。他还曾一度离家出走。只有当父亲迫使他放弃他热爱并为他带来收入的送报工作时，他的成绩才有所提高。16岁高中毕业之后，巴菲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度过了两年时光，然后转学到内布拉斯加大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是在那里，他读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新出版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格雷厄姆在书中鼓励投资者多关注公司的真实价值，并根据“安全边际”进行投资，这些理念对于巴菲特来说，意义是无比巨大的。时至今日，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还带有格雷厄姆的印记：“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要亏损，第二条规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条规则。”
1950年的夏天，巴菲特申请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他乘火车到了芝加哥，还接受了当地一位哈佛毕业生的面试。这位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代表对巴菲特的印象是：“由于身材消瘦，19岁的他给人的感觉是，16岁的外貌，12岁少年的体重。”在两个人的会面结束之后，巴菲特进入哈佛大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哈佛大学的拒绝刺痛了巴菲特。然而，他现在再回想起当时的遭遇，却认为被拒绝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因为他回到奥马哈之后，偶然得知本杰明·格雷厄姆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书，于是他马上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这次终于成功了。格雷厄姆的另一位高徒是威廉·鲁安，他也是巴菲特的密友，目前正运营着赫赫有名的红杉基金。鲁安说，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一进课堂，就开始不断擦出思想的火花，班上其他人几乎都成了观众。
在最后一学年，巴菲特希望为格雷厄姆的投资公司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工作，而且不图回报，巴菲特说：“然而，格雷厄姆按照自己的习惯进行了价值计算之后，对我说了不。”巴菲特一直希望能为格雷厄姆工作，但都未能如愿。直至1954年，他才以一个“杂工”的身份来到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跟随导师学习基于价值的机械式投资技巧。基本上，格雷厄姆都是在寻找“便宜货”，他对此有着严格定义：股价不应超过其每股净运营资本的2/3。他指出，很多公司至少可以按照它们的净运营资本被清算，所以，如果要购买股票，股价应该低于这个数额，他认为这是在构筑必要的安全边际。现在，鲜有股票能够满足格雷厄姆的要求了，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情况则不一样。
1956年，25岁的巴菲特回到了奥马哈，承袭了导师格雷厄姆的理念，他准备在资本市场大显身手，在此奠定他将来的财富和名望。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募集了10.5万美元之后，他成立了巴菲特合伙公司。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运营模式相对很简单：有限合伙人的资金可以先获得6%的回报，超过这部分的收益，他们还能再拿走75%，而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巴菲特，拿走剩下的25%。巴菲特合伙公司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收益，人们开始谈论这个了不起的年轻人，而且很多人开始加入巴菲特合伙公司，当然其中的更多人是为了赚钱才加入的。
1969年，当巴菲特决定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时，他已经不再着迷于那个投机色彩越来越浓的市场。当时他手中握有1亿美元，其中的2500万美元属于他自己，大多数来自收益分成。在巴菲特合伙公司存在的13年中，其复合年回报率达到了29.5%。这个数字也预示了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取得的成就：复合年回报率为23.1%。更神奇的是，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完全基于公司的自有资本。另外，巴菲特还停止支付股息，从而把全部收益用于了再投资。这也意味着他需要为不断膨胀的资金寻找投资出路。今年年底，公司权益资本已经增加到28亿美元，如果要计算复合增长率的话，其数字一定非常惊人的。
尽管巴菲特合伙公司被经营得风生水起，巴菲特至今仍觉得他的某些决策不够理智。在1987年年报上，巴菲特非常感慨地说自己曾经浪费了20年，其中包括了经营巴菲特合伙公司的那段时间。他一直苦苦追求“便宜货”，“有些时候也误入歧途”。“农具生产商、位居第三的百货公司和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公司让我交了学费”，就是对他的一种惩罚。这家农具生产商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Dempster Mill Manufacturing Company），百货公司是巴尔的摩市的霍柴德·孔恩百货公司（Hochschild Kohn），而他提到的纺织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本身。
20世纪60年代，巴菲特合伙公司曾快速入手并出手登普斯特农具机械制造公司和霍柴德·孔恩百货公司。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纺织业务，是巴菲特合伙公司花了大约1100万美元收购的，最后却成了难以解决的长期困扰。巴菲特用心经营20载，哀叹因自己的无知将它带入产业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他经营的纺织公司和其他公司并无二致，然而却找不到丝毫的竞争优势。巴菲特偶尔会在年报中解释为什么他要继续经营这家处境不堪的公司。他说，因为这家公司是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的一家重要公司，员工为数众多；公司的管理层与其他那些成功企业的经营者同样优秀，对他坦诚相见。不过，巴菲特最终还是于1985年告别了纺织业务，因为他不愿再追加投资去勉强维持这桩让人沮丧的生意了。
很多年前，巴菲特曾写过一段名言：“当一位声名卓著、才华横溢的经理人接管一家基本面出了名糟糕的公司时，最终纹丝不动的必将是公司糟糕的名声，这一点很少有例外。”作为巴菲特纺织生意的挽歌，一些感慨总是难免的。在他看来，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小规模的失败案例。他算了一笔帐，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把投入纺织业的资金放到其他行业，按照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投资回报率计算，这笔钱如今将达到5亿美元之巨。
在他浪费掉的这些年份里，巴菲特偶尔也会碰到一些好企业。遇到这种情形，他就有点情不自禁，将非同寻常的重资投向这些企业。1951年，巴菲特迷上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它的销售成本很低，和其他保险公司相比，它还能为投保人提供更适合的保险套餐服务，这构成了该公司极具竞争力的优势，也像极了巴菲特利用自己的资金投资时尚服装公司（Timely Clothes）和德梅因铁路公司（Des Moines Railway）这两个“便宜货”时的情形。尽管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起初并没有通过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财务数据标准，巴菲特还是大胆投入10000美元买入该保险公司的股票，相当于他当时净资产的2/3。
一年之后，巴菲特以50%的回报率沽清了这家公司的股票，此后一直未曾问津，直至1976年。当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规模已经相当大了，但是面临破产，因为公司错误地计算了索赔费用，将保单的价格定低了。不过，在巴菲特看来，公司的竞争优势毫发无损，而且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约翰·伯恩应该可以扭转局面。5年间，巴菲特向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投入了4500万美元。伯恩也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还成了巴菲特的密友，常常征询他的意见。如今，该公司已成为业界翘楚，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的股份已价值8亿美元。
另一个机缘发生在1964年。巴菲特当时正在经营巴菲特合伙公司，他大举买进那时正陷入“色拉油丑闻”旋涡的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美国运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被爆出虚报巨量色拉油库存以骗取银行抵押贷款。最坏的可能性是，这次危机也许会让美国运通公司葬送全部身家。该事件被爆出后，公司股价一落千丈。按照格雷厄姆的定义，这样的股票注定会遭受冷落，因为它提供不了任何安全边际。然而，在评估了该公司的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业务后，巴菲特认为这些业务足以帮助美国运通公司抵御任何风雨。巴菲特一度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会将超过25%的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资金放在同一只证券上。然而，这次他为美国运通公司打破了这条戒律，投放了40%的资金，总额高达1300万美元。大约两年之后，当他卖出这些股票时，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回报。
巴菲特认为，64岁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一直而非间歇性在自己背后敲着、戳着，甚至推搡着，就是为了让自己去挖掘、评估有潜在价值的好企业。在美国的公司系统中，副董事长的位置常常被认定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情况看起来却不是这样的。
芒格的思考能力估计不输巴菲特，两人的交流也是非常平等的。然而，不论两人的政治立场还是行为举止都有些差别。芒格是一位共和党支持者，而巴菲特则在财政政策上倾向于民主党保守派。尽管巴菲特也会在年报中批评别人，但他总是表现得很机智和圆滑。芒格在这方面可要直率得多。去年，在主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控股80%的加利福尼亚州房屋互助协会威斯科金融公司（Wesco）的股东大会时，芒格自我评价道：“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人认为我是个谦逊的人。尽管谦逊是一种美德，我也非常佩服具有这种美德的人，但我还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和巴菲特一样，芒格也是地地道道的奥马哈人。不过，两人年少时并不相识。在美国空军服役并获得相当于专科的学历之后，芒格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他去了洛杉矶，在那里开始经营他的芒格、托尔与欧森律师事务所（Munger, Tolles&Olson）。1959年回故乡探亲时，芒格参加了一场晚宴，见到了巴菲特。此前，芒格已听说过了这个29岁的年轻人震惊奥马哈投资界的故事，但很不以为然。然而，与巴菲特真正交流过后，他被这位年轻的天才折服了。“必须得说，”芒格评价道，“我马上就意识到巴菲特是怎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对于芒格的钦佩，巴菲特做出的反应则是，摇身变成“说客”。他确信以法律为职业通向财富的路是相当漫长的。于是，他开始劝说芒格放弃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转向开办自己的合伙公司。最终，1962年，尽管芒格并未完全放弃律师事业，但还是做出了转变。他开办了自己的合伙公司，虽然规模不如巴菲特的公司，但投资方向更为集中，稳定性也更高。1962—1975年，在公司存续的13年里，芒格取得了19.8%的复合年回报率。他的个人财富也正如巴菲特所预期的那样：在众多的股东中，他拥有接近2%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根据目前行情价值约7000万美元。
见到巴菲特的时候，芒格对好企业和坏企业的观点已经成型了。他曾担任位于贝克斯菲尔德市的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的董事，知道挽救一家处于颓势的企业有多么艰难。在洛杉矶期间，他见证了《洛杉矶时报》的辉煌。在他的脑海里，没有关于“便宜货”的教义，而且他认为这一点必须要抛弃。在这些年和巴菲特的探讨中，他都在不断地强调“好企业”的优点，而这后来也逐渐被巴菲特完全接受了。自被伯克希尔哈撒韦收购至1972年，蓝筹印花公司的帐面净资产已翻了三倍，从而鼓舞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时思糖果的收购，“好企业”的时代到来了。“芒格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巴菲特说，“如果当初我只按照格雷厄姆的理论行事，那我现在估计没有这么富有。”
去年，在洛杉矶的一场晚宴上，坐在芒格身边的朋友突然转向他，神色严肃地问道：“告诉我，是那种特质让你获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事后芒格回忆起这个美好的片段时说：“多么精彩的一个问题呀！我回过头，看着这个充满了好奇心的人，我整个晚宴都想陪在他身边，然后说，‘我是理智的人，这就是答案。我很理智。’”这件趣事让我们看到了芒格和巴菲特之间的共性。巴菲特也认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之所以取得杰出的成就，也是因为他的理智，而这点在其他公司很难发现。
巴菲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是因为自己有些特殊的能力，比如资本配置的能力、特定情况下的定价能力以及对经营数据的分析能力等。“如果没有得到每月的数据，巴菲特就感到焦躁难耐。”芒格说。只要数字在合理的范围内，巴菲特就不会干预运营事宜。并且让管理者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智慧，在更自由的空间里去经营。当谈及自己有兴趣购买的公司时，巴菲特常常强调公司一定要管理得当，他说：“因为我们不能也不会提供管理方面帮助。”他求贤若渴，他的大多数高层管理者都相当富有，而且到了退休的年纪，经验相当丰富。巴菲特曾这样写过，也曾这样说过，他希望让他的同仁知道，他们不辞年迈地辛苦工作，是对巴菲特人生最大的褒奖。
巴菲特仅仅为公司最高层的管理者设定了收入方案，除此之外，他对公司的薪酬体系基本处于不管不问的状态。顶层管理者的收入方案有很强的激励性，巴菲特会根据公司需要为他们量身设定目标。比如，更高的利润率，减少耗费的运营资本，提升保险业务的承保效益，增加可供巴菲特投资所用的浮存金等。只要能完成巴菲特所定的目标，管理层的收入就是没有上限。迈克尔·戈德堡因为在保险业务方面表现出色，1986年拿到了260万美元，去年更是达到了310万美元。不过，在1983年和1984年保险业务遭遇萎缩时，戈德堡只拿到了大约10万美元的基本薪酬。戈德堡对保险生意的未来并不看好，他认为自己的收入很有可能会急剧下滑，到1990年时，他或许又要拿低薪了。巴菲特自己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一直拿得都是底薪：每年10万美元。
按照这个价格来看，巴菲特无疑是最划算的咨询顾问了。他的管理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就任何他们所关注的话题给他打电话。斯坦福·利普西（Stanford Lipsey）是《布法罗新闻报》的发行者，每周要与巴菲特商谈一到两次，而且经常是在夜里。斯科特费策公司的董事长拉尔夫·舒伊（Ralph Schey）曾说过，他总是将问题集中起来，然后每周或隔一周与巴菲特探讨一次。巴菲特还经常谈到“了不起的布卢金斯家族”（the amazing Blumkins）。该家族经营着内布拉斯加州的一家家具公司，他们借助“晚餐”的机会与巴菲特沟通，每隔几周就会在奥马哈的餐馆举行一次。布卢金斯家族出席的人员通常包括68岁的路易·布卢金斯（Louie Blumkins）和他的儿子们，包括39岁的罗恩·布卢金斯（Ron Blumkins）、35岁的伊夫·布卢金斯（Irv Blumkins）和33岁的史蒂夫·布卢金斯（Steve Blumkins）。
该家族中的家长是罗丝·布卢金斯（Rose Blumkin）女士，她同时也是公司的董事长。罗斯年轻时从俄罗斯移居到美国，开办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家具商店。她的座右铭是“价格低廉，诚信销售”，因此商店里的商品价格都很低。去年，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达1.4亿美元。94岁高龄的布卢金斯女士现在仍然坚持在地毯部门工作，而且每周工作7天。巴菲特在最新的年报中如此赞扬布卢金斯女士：她正全力以赴，“可能在未来5至10年左右释放她的全部潜力，因此，我敦促董事会废除我们的‘100岁强制退休’政策”。他还不忘开开自己的玩笑：“每一年匆匆而过时，我就会觉得这个政策对我来说也有点儿愚蠢。”
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巴菲特确实并不把年龄当作衡量一名职业管理者的标准。或许这是因为他钟情于优秀的管理团队，并希望与他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当时，他手下拥有众多年迈的管理者，而且巴菲特也非常欣赏他们的能力。“我的天哪，”他说，“好的管理者太罕见了，我实在舍不得让他们离开我。而且，如果离开的原因仅仅是他们的年龄又增加了一岁，那实在太可惜了。”路易斯·文森蒂（Louis Vincenti）直到去世前不久一直担任着威斯科金融公司董事长一职，那时他都79岁了。他曾不止一次质疑过为什么不培养接班人，而巴菲特总是微笑着岔开话题：“文森蒂，你妈妈最近情况如何？”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不需要强调团结。这里没有公司范围的管理会议，大多数的管理者互相都不认识，或者只是点头之交而已。巴菲特从未去过辛辛那提的费切海默兄弟公司。尽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控股时思糖果公司已有16年了，但其董事长查尔斯·查克·哈金斯（Charles“Chuck”Huggins）从未到访过奥马哈。
巴菲特从不用所谓的管理制度来约束公司的实际管理者，因此，他们拥有充分的空间按照自己的想法或紧或松地管理公司。斯科特费策公司（1987年营业额为7.4亿美元）63岁的董事长拉尔夫·舒伊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对各种专业的管理工具都了然于胸，比如详细预算、战略计划、高管年度秘密会议等。费切海默兄弟公司（1987年营业额为7500万美元）69岁的罗伯特·赫尔德曼（Robert Heldman）和他67岁的弟弟乔治·赫尔德曼（George Heldman）每天早上都会在一间乱糟糟的会议室碰面，查阅所有邮件。“当然，有人帮我们拆信。”罗伯特马上补充道，他可不想被人看作是独裁者。
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近收购的企业，斯科特费策公司和费切海默兄弟公司都已经习惯了奥马哈老板不同寻常的作风。很多年前，在还没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旗下成员的时候，舒伊曾秘密地试图对斯科特费策公司进行管理层收购。不过，伊万·博斯基（Ivan Boesky）干预了这桩交易，公司前途未卜，而恰在此时，巴菲特给舒伊写了一封颇具试探性的信。在一个星期二，巴菲特和芒格会见了舒伊，给他报了一个价，并承诺不走常规性“尽职调查”等烦琐程序。一周之后，斯科特费泽公司的董事会通过了收购案。
通过观察巴菲特处理这件事的过程，舒伊看出了巴菲特的行事风格是“民主、平等、无官僚作风”。“如果我自己不能拥有斯科特费策公司，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他觉得比起公开上市，现在的情况更好。他曾碰到过众口难调的情况，大家各执己见，纷纷施压，董事会也对授权问题表现得过度谨慎。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其中的典型案例就是他最近打算对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进行结构重组，因为其在芝加哥商业中心的表现不太好。舒伊说，如果是在以前，董事会可能会抗拒重组的风险；而现在巴菲特挡在了自己的前面。舒伊笑着说，巴菲特还解决了很多不断卷土重来的老问题，比如，斯科特费策公司曾碰到一些很好的投资机遇，却遭遇了阻力。“现在，”舒伊说，“我只要把钱交给巴菲特就行了。”
费切海默兄弟公司的赫尔德曼家族在1981年听从了投资咨询师的建议，将80%的股份出售给了一家风险投资集团，然后用部分收入购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1985年，风险投资集团准备撤出时，鲍勃·赫尔德曼回忆起了巴菲特在年报中的广告，就联系了巴菲特，商讨加入巴菲特大家族的方式。尽管此前与风险投资集团的关系还算融洽，但赫尔德曼家族还是对每年6次的纽约董事大会不太满意，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鲍勃·赫尔德曼说：“巴菲特从不审查我们。不过也许他该多做些类似的工作。”巴菲特听到这番评价之后，大笑不止：“相信我，如果他们需要审查，早就被审查了，关键是他们根本不需要审查。”
事实上，巴菲特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他经常会提到多年前发生在运营部门的一个故事。当时，该部门决定启用“节约人力”的新数据处理设备，可会计部门的总编制反而从16.5上升到了22.5。当获悉这一数字时，巴菲特一改往日“放任式”的管理模式，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当然明白不论公司好坏，各部门都需要一定数量的员工，他只是难以容忍那种毫无必要的花销以及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管理者。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从媒体报道中得知，某家公司正准备推行成本削减计划，我就会认为这家公司并不清楚成本的真实含义，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进行百米冲刺的领域。没有人会一觉醒来后，才决定练习如何呼吸空气，真正优秀的管理者也不会一大早醒来，拍拍脑袋就说，‘今天我要削减开支。’。”
有的管理者也会批评巴菲特的做法，当然是以非常温和的方式，他们总觉得巴菲特对于数字太过理智和苛刻。没人相信他会充当天使，投资种子期的企业。这些企业尽管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眼前却看不到任何起色。巴菲特和芒格时刻保持着最高程度的理性，他们不愿多花一分冤枉钱，比如，花钱装修一间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巴菲特说；“我们没有这种本事。当然，也可以说，我们对自己的能力边界有很清晰的认识。”
尽管如此，在生意场上，他们从不畏首畏尾。巴菲特每年都会与时思糖果和《布法罗新闻报》的高管商谈一次定价问题，而且他总是表现得主动进取。他说，作为整个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他对定价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很多管理者只负责一家企业。他脑中的方程式告诉他，如果定价有点儿过低，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定价过高，他就会觉得自己可能在毁灭人生中唯一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涨价会带来什么。对于下属企业的管理者来说，这就像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局，而对于整个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来说，由于其生活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就不会感觉是在孤注一掷。因此，我认为，最好由经验丰富且与具体业务有一定距离的人，来针对某种情况处理定价问题。”
巴菲特还不忘拓展自己定价的领域，他凭借丰富的经验为高风险保单制定保险费率，比如，产品责任保险。这是一种涉及七或八位数的保费、概率以及“浮动金”的游戏。这场游戏似乎是为巴菲特量身订制的，因为他最擅长在脑中计算数据，然后得出价格。他从来不用计算器，也没有电脑或是算盘。他说，他也从不认为在数学方面需要任何的辅助。尽管这一点很难被直接证实，但他确实是当今唯一一个还自己计算收入税的亿万富翁。
事实上，在奥马哈的办公室里，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一种不紧不慢，处事不惊，而且没什么固定日程的舒适生活。算上他本人，总部也只有11个人。即使这样，巴菲特仍觉得公司的人手有些多了。在巴菲特的领导下，总部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办事效率。59岁的格拉迪丝·凯泽（Gladys Kaiser）已经为巴菲特工作了20年，深得其信赖，巴菲特希望与她能一直共事下去。“如果凯泽认为某个计划不可行，”巴菲特说，“我也不会贸然行事。”
在办公室工作时，巴菲特或阅读、或打电话，几乎一刻都不停歇。从12月到次年3月期间，他主要忙于新年报的撰写。年报让巴菲特声名远播，这也是他人生中极其看重的一项工作，他也从中收获了很强的满足感。从巴菲特的身上，你看不到一丁点儿的忧郁，“我跟他说话时，”时思糖果的哈金斯说，“他总表现得精神饱满，态度非常积极向上。”然而，通常来说，他在办公室里更倾向于独处。与通过电话跟朋友或者管理者交流时的谈笑风生和和蔼可亲相比，巴菲特可能更喜欢静悄悄地一个人待着。芒格认为管理者与巴菲特同处在同一屋檐下，不是什么好事。“他太聪明，反应太快了。要想跟上他的节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总会感觉到一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想在总部生存，你得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戈德堡曾接受过这种考验，他直言不讳地说，实在不容易。“我曾有机会目睹过一个人是如何创造惊天业绩的。这一点有时会让人很沮丧，因为跟巴菲特共事过之后，你对自己的能力就没有太大把握了。”
当巴菲特购进股票时，他常常会中断其他打电话的人，用三条专线与经纪公司直接沟通。不过，在最新的年报中，他总是说股市最近很难有什么作为。“在10月份的调整期，”他写道，“不少股票的价格跌到了极具吸引力的程度，但是我们还没买多少，市场就开始大幅反弹了，这一点股票对提升业绩几乎没什么意义。”年末，除了“永恒”持有的公司，以及阿吉斯公司（Allegis）市值7800万美元的股票之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的股票中没有一只的仓位超过了5000万美元。阿吉斯公司当时正计划重组，巴菲特因此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短线套利。
经常与巴菲特保持通话和见面的朋友中包括不少首席执行官，比如华盛顿邮报集团的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和首府/美国广播公司的墨菲。格雷厄姆在很多年中一直仰仗巴菲特的咨询建议。正如她自己所说：“我现在正在巴菲特商学院攻读学位。”尽管巴菲特认为墨菲是美国最好的首席执行官，但墨菲还是会找他商讨对策。“我会跟他讨论生意中所有的重要问题，”墨菲说，“他从不懈怠，总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他脑袋里的信息难以穷尽，又能被他出色地筛选出来。你知道，我们算得上比较优秀的管理者了，但是他旗下的报纸却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巴菲特说，他在商界打拼所积累的经验对自己的投资能力很有帮助，反之亦然。他说：“投资可以帮你开阔眼界，接触到很多与你没有直接关系的新事物。作为投资者，你必须去搞清楚事物背后的原因，例如，为什么零售企业只会越来越少。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投资者，就必须扭回头，从过去50年的投资经验中汲取养分，还要学习资本配置的知识。与其把水都装在一个桶里，你应该学会多找几只桶。”
“另一方面，”他继续说，“能请你向一条鱼解释一下在陆地上生活的感觉吗？可能你用1000年的时间都很难讲清楚陆地上一天的生活。而经营一天企业的感受，也具有同样的价值。这会让你有种用自己的脚走路的感觉。”最终结论就是：“脚踏两只船”的感觉真是好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