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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2002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报中巴菲特致股东的信。“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这是巴菲特给衍生品起的绰号，并且瞬时在全球传开了。这个绰号首先出现在《财富》杂志中，因为在正式年报出台之前，我们已刊发了它的摘要。
然而，在2000年年中，也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巴菲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购买了一系列衍生工具合约，其中很多看似风险极高。查理·芒格的一番表态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他是金融界的老大，一定会消灭衍生品这种东西，因为他认为其社会价值远低于零。
这项举措可能令很多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惑不解，甚至有人被股东大会上针锋相对的问题搞得有些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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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巴菲特本人是相信衍生品的，认为其就像其他有价证券一样，如果买家能够正确估量风险和价格，就可以安全购买。鉴于以往的辉煌经历，巴菲特展示出很强的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够平衡好这两方面的挑战。事实上，巴菲特一生都在试图寻找“价值被低估”的东西，不论何时何处，而且不论是股票、企业、债券、商品、外汇期货甚至电视台（详见《小学院在投资游戏中取得大成功》）。没人可以否认他高超的“探测”本领。因此，近些年来，他将目标投向衍生品领域，或许衍生品就是他慧眼识别的另一种被低估的价值。在他眼中，这又是一片值得开垦的肥沃土地。当然，如果你是巴菲特，发现了一些超棒的东西，你也会付诸行动的。我不相信巴菲特会放过价值被低估的证券。
迄今为止，巴菲特在2000年年中购买的颇受争议的衍生品合约增加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组合的不稳定性（巴菲特却毫不在意）。不过，这种不稳定性带来的都是有益的影响。实际上，巴菲特一再在致股东的信中提到，首先，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衍生品合约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浮存金；其次，巴菲特预计，承保的利润将是非常丰厚的。由于某些合约将延伸到2028年，也就是他100周岁生日的前两年，他也希望自己能够长寿，看看最终结果将会如何。
——卡萝尔·卢米斯
在金融衍生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的问题上，芒格和我的看法一致：无论是对参与交易各方还是对整个经济系统而言，它们的危险性都不亚于定时炸弹！
稍后我会更详细地论证我的这一看法。我先要解释一下什么是金融衍生品，尽管可能会有点儿流于空泛，因为金融领域的许多合约都可以归到这一个概念之下。基本上来讲，这类工具会要求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资金交割，其金额决定于某一个或几个参照变量，比如利率、股价或汇率等。举例来说，不论你做多或做空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参与了一项非常简单的衍生品交易，是赚还是赔取决于指数的变化。衍生品合约时间长短不一，有时甚至可能达到20年以上，其价值决定于许多变量。
除非衍生品交易有抵押或担保，否则其最终的价值还会取决于交易双方的信誉。与此同时，虽然在交易正式结算之前，交易双方都会记录各自的盈亏，而且其金额通常都相当庞大，但在当前的损益表上没有一分钱易手。
衍生品合约是一种全凭人或者说是疯狂的人的想象而产生的东西。比如，当初在安然，就有新闻用纸和宽带的金融衍生品，虽然许多年后才会到期结算，但还是可以记入到公司的账面上。再比如说，你想要签一个契约，赌一赌内布拉斯加州2020年出生的双胞胎数量。没问题，如果价格合理的话，保证你一定能找到肯跟你对赌的人。
当我买下通用再保险公司时，旗下还有一个叫通用再保险证券（General Re Securities）的部门，进行着金融衍生品交易。芒格跟我都认为这个部门的危险性太高，所以不想保留它。我们试图将其出售，但并没有成功，只得进行清算程序。
然而，关闭一个衍生品交易部门，又谈何容易。虽然我们逐日减少它的曝光率，但想要彻底结束可能需要耗费许多个年头。事实上，再保险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有点类似：都像地狱一样，进来容易出去难。一旦签了合同，通常就摆脱不了它了，几十年之后可能还需要你支付一大笔钱。虽然也有些法子可以让你将风险转嫁给他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还是无法免除剩余赔偿责任。
再保险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另一个共同点是，两者的账面利润都常有过度高估的情况。这是实情，因为目前的利润主要基于预估，准确与否却要在很多年之后才能大白于天下。
如果你过于轻信别人的承诺，你就会犯错误。错误本身是不会对人遮遮掩掩的。不过，衍生品交易的双方却有着极大的动机在会计账目上做手脚。负责买卖衍生性品的人士总是依市值来计算他们的利润。然而，现实状况是，真实的市场（想想我们刚刚提到的双胞胎合约）根本就不存在，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依模型定价”。这种替代性的做法会带来极大损害。按照惯例，牵涉多个变量且结算日期遥远的合约，会增加交易双方运用不实假设的机会。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双胞胎案为例，立约双方可能会使用截然不同的模型，从而使交易双方的账面在多年中都显示为丰富的利润。在极端状况下，所谓的“按模型定价”甚至可能沦为“按神话定价”。
当然，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会计师都检查过这些数字，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举例来说，截至年底（在接手10个月之后）通用再保险证券部门仍有14384份未到期合约，672个交易对象遍布全世界。根据一项或几项参数，每一份合约都呈现出正或者负价值，其中一些复杂到让人难以置信。想要对这些交易组合进行评价，即便是专业会计师，也会很容易产生不同的意见与看法。
关于如何定价的问题早已超越学术范围。近年来，好几件大规模的舞弊案及疑似舞弊案件都源自金融衍生品交易。比如，在许多能源和电力公司，它们利用衍生品交易来报告巨额“利润”，直至东窗事发，它们还试图将资产负债表上与衍生品交易相关的应收账款转换成为现金。结果“按模型定价”真正地沦为了“按神话定价”。
我敢向大家保证，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错误，并不是对称发生的。几乎一成不变地，它们要么是瞄准数百万美元奖金的交易员造成的，要么是希望账面有“漂亮数字”的首席执行官造成的，或者是这些人共同造成的。最终交易员拿到了奖金，首席执行官也从自己的选择中获益匪浅。只有可怜的股东迟些时候才会发现报告期利润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可能因为毫无关联的原因，加重公司的困境。这种堆积效应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在于许多金融衍生品合约都要求，交易一方一旦遭到信用评级下降，就要立刻提供抵押担保给对方。试想一下，当公司面临困境而被降低信用评级时，衍生品交易却又横插一杠，雪上加霜，迫使公司提供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且金额庞大的现金。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公司可能陷入清偿危机，进而导致公司的信用评级再度下降。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将可能导致公司最终破产。
金融衍生品也有可能造成“雏菊链”式的风险，类似于许多保险业和再保险业企业将业务分担给其他保险公司所造成的风险。在这两种情形下，交易对象日渐复杂，巨额应收款项也因而积累成塔。距我们准备清算自己持有的衍生品合约已过了将近一年了，但通用再保险证券目前仍有高达65亿美元的应收款项。金融衍生品交易参与者或许认为自己考虑得相当周全，认为其信用风险已被分散，因而可以万事大吉。尽管如此，在某些特殊状况下，一个外部事件导致A公司的应收账款出问题，会影响到B公司，甚至如骨牌倒塌般一路影响到Z公司。历史告诉我们，危机造成的一连串相关问题，往往是我们在太平盛世时做梦也想不到的。
银行业对“连锁”问题的深刻认识，正是联邦储备银行制度（Federal Reserve System）形成的原因之一。在美联储成立以前，竞争力较差的银行倒闭，有时可能连带着造成一些原本业绩较好的银行陷入突然的、完全意料之外的流动性灾难之中，导致它们跟着出现问题。美联储目前已经将强健的公司与有问题的金融机构隔绝开。然而在保险业或是金融衍生品行业，却没有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来阻止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在这些领域里，一家基础扎实的公司很有可能单单因为其他公司的困境而受到拖累。当这种“连锁反应”的风险存在于某个领域里时，就要尽量降低彼此间的关联。目前，我们在再保险业就采取了这种做法，这也是我们退出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原因之一。
许多人辩称金融衍生品交易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借此让无力承担特定风险的参与方得以将风险转嫁给更有力的一方。这些人相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经济将得以加固，贸易能得到促进，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将会被消除。从微观层面来看，他们的说法常常是事实。没错，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时为促进某些投资战略，我也会参与一些大规模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然而芒格查理和我都相信，从宏观层面来看这是相当危险的，且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大量的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已经集中到相对较少的几家衍生品交易商身上，而且彼此间关系相当密切。一家公司的问题将会快速地传染到其他公司。除此之外，这些交易商还背负着非交易商的巨额欠款。有些交易对方，如我前文提到的，由于彼此的亲密关系，将会因一个单一事件而遭受牵连，比如，电信产业的崩溃或者商业电力项目价值的大幅下滑等。问题突发时，高关联度有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
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直依靠高杠杆操作金融衍生品，最终它搞得美联储异常焦虑，以致最后不得不火速紧急救援。在随后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中，美联储官员公开承认，当初若不是他们的介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一家并不为大众所知且仅有数百名员工的公司，很有可能对美国市场的稳定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换句话说，美联储之所以出手干预，主要是害怕一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垮台，其他金融机构也会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发生类似的事件。尽管这次事件导致部分固定收益业务的市场瘫痪达数个星期之久，但这算不上是最坏的状况。
在所有的金融衍生品中，总收益互换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使用过的工具之一，该合约鼓励了该公司运用100%的杠杆在各种市场进行套利，包含股市。举例来说，合约交易方A，通常是一家银行，提供购买股票的全部资金，与此同时，合约另一方B，不必投入任何资金，却可以在未来的某个约定的日子，获得或补偿A银行所实现的利益或损失。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总收益互换竟然连保证金都不需要。不但如此，其他类型的衍生品也严重抑制了监管机构对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高杠杆及风险的管控能力。相类似地，即便是经验老到的投资者及分析师，在分析这类深度卷入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公司的财务状况时，也会面临巨大问题。当芒格和我阅读完几家大型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冗长注解后，我们看明白的就是，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些金融机构到底承担了多少风险。
金融衍生品这个魔鬼现在已经从潘多拉的盒子里窜了出来，而且还会继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繁殖，直至酿成震惊所有人的大祸。它们的危险程度近年来已被电力和天然气产业普遍认识到。在大规模的问题爆发之后，金融衍生品交易急速减少。然而在其他领域，金融衍生品交易却依旧毫无节制地急速扩张。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至今依然没能找到控制或监管这类交易的有效策略。
我和芒格都相信，对所有股东、债权人、投保人及员工而言，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依然是坚固的财务堡垒。我们对任何潜在的重大风险都时刻保持着警惕，这种情形也让我们对于迅速成长中的长期性金融衍生品以及巨额无抵押应收款项显得过于惶恐。在我们看来，金融衍生品就像是大规模杀伤性的金融武器，它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很可能是致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