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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财富》杂志曾3次以“你人生中所获得的最好建议”为题，采访了20位知名人士。巴菲特参与了其中的第一次。就在他欣然应允的一刹那，主编里奇·柯克兰德（Rik Kirkland）决定让巴菲特成为那一期的封面人物。
我得到了采访巴菲特的任务。在我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他要说的话时，我真的非常好奇他会说些什么，因为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听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我说：“说说看，你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得到的答案既出人意料，又格外精彩。他没有谈及任何“最好的建议”。相反地，倒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得到过的“最差的建议”，而且来自他最敬佩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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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向柯克兰德讲述，萦绕在巴菲特脑海中的奇特想法的，也许我已经将全部场景从我的大脑中剥离出来了。然而，你知道吗？巴菲特还是出现在了当期的封面上。
——卡萝尔·卢米斯
我曾有过两位人生导师：我父亲霍华德·巴菲特和本杰明·格雷厄姆。这两位都是我敬畏的人，多年以来给过我数不清的金玉良言。然而，每当我想到他们对我说过的话时，首先进入我脑海的却是糟糕的建议。
那是在1951年，我还不满21岁，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师从格雷厄姆，而且我一定是你见过的最有学习兴趣的那类学生。当时我希望进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为我的老师工作。然而，当我兴冲冲地提出免费为他工作时，他却拒绝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意志坚定地要进入证券行业，这也是格雷厄姆和我父亲给我烂建议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起步的时机不好。他们一直介怀的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年都持续在200点以上，而它此前每年都出现过低于200点的情况。所以两人都说：“你肯定会很出色，只是现在的时机不够好。”
如今想想，也许有一件事影响了我的父亲或者格雷厄姆，让他们觉得我当时不适合进入证券行业。那就是我太幼稚了，我不仅长得稚嫩，行为更是不成熟。我当时看起来瘦巴巴的，头发也乱糟糟的。也许他们的建议只是委婉地告诫我，在踏入股市之前，最好让自己再成熟一些，否则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他们并没对我说这些，而是说了些别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以为意。我直接回到奥马哈，在我父亲的巴菲特·福克公司开始了股票销售员的工作。
我父亲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在股票方面的投资。格雷厄姆也是这样。我父亲说：“你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别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你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掌握的事实和缘由都是对的。”
我的老师格雷厄姆是一位很出色的投资专家，从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到他关于投资的著作开始，我就开始向他学习了。那时，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投资，但他的言论，特别是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所提及的，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比如“安全边际”以及如何利用“市场先生”而不是让它利用你等。接着，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他的门生，可后来当我申请为他工作时却被他拒绝了。即便回到奥马哈之后，我还是放不下这个念头。我一直尝试向格雷厄姆推荐股票，甚至有点纠缠不休的意思。终于在195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下一次我到纽约的时候，他想跟我谈谈。我简直是心花怒放啊！于是，我就立马筹划前往纽约。
1954年8月，我开始为格雷厄姆工作，也压根儿没问薪水几何。结果我领到了12000美元，下一年度我还拿到了2000美元的奖金。我同时为公司两个部门工作：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而纽曼&格雷厄姆有限公司（Newman&Graham Ltd.）是我们现在称作私募基金的公司，但两家公司加起来也只经营着1200万美元。
沃尔特·施洛斯和我在一间小屋里共过事，不过他不久之后就离开公司，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常常一起研读投资人手册，寻找便宜的股票。我们从未走访过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怀疑其真实性。每当我们发现不错的目标时，格雷厄姆就会投入5万美元。
到了1956年初，格雷厄姆打算离开公司去加利福尼亚。我也决定重返奥马哈。如何开口告诉他，真是让我犯了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又出来，然后再进去，结果还是张不开口，如此折腾了很长时间。不过，格雷厄姆的反应很像我的父亲，他说：“选择最适合你的道路。”
1950年年底，我有差不多9800美元，而到1956年，我已经有15万美元了。我想，有了这笔钱，我可以过上国王般的生活了。我不知道回奥马哈后究竟该做些什么，也许去念法学院，我毫无计划，当然也没想过要创建投资合伙公司。不过，几个月之后，有7个人找上门来，希望我帮他们管理资金，而且是通过合伙公司的方式。这就是后来一切的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