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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财富》杂志曾3次以“你人生中所获得的最好建议”为题,采访了20位知名人士。巴菲特参与了其中的第一次。就在他欣然应允的一刹那,主编里奇·柯克兰德(Rik Kirkland)决定让巴菲特成为那一期的封面人物。
我得到了采访巴菲特的任务。在我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他要说的话时,我真的非常好奇他会说些什么,因为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听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于是我说:“说说看,你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得到的答案既出人意料,又格外精彩。他没有谈及任何“最好的建议”。相反地,倒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得到过的“最差的建议”,而且来自他最敬佩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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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向柯克兰德讲述,萦绕在巴菲特脑海中的奇特想法的,也许我已经将全部场景从我的大脑中剥离出来了。然而,你知道吗?巴菲特还是出现在了当期的封面上。
——卡萝尔·卢米斯
我曾有过两位人生导师:我父亲霍华德·巴菲特和本杰明·格雷厄姆。这两位都是我敬畏的人,多年以来给过我数不清的金玉良言。然而,每当我想到他们对我说过的话时,首先进入我脑海的却是糟糕的建议。
那是在1951年,我还不满21岁,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师从格雷厄姆,而且我一定是你见过的最有学习兴趣的那类学生。当时我希望进入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为我的老师工作。然而,当我兴冲冲地提出免费为他工作时,他却拒绝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意志坚定地要进入证券行业,这也是格雷厄姆和我父亲给我烂建议的地方。他们都认为起步的时机不好。他们一直介怀的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年都持续在200点以上,而它此前每年都出现过低于200点的情况。所以两人都说:“你肯定会很出色,只是现在的时机不够好。”
如今想想,也许有一件事影响了我的父亲或者格雷厄姆,让他们觉得我当时不适合进入证券行业。那就是我太幼稚了,我不仅长得稚嫩,行为更是不成熟。我当时看起来瘦巴巴的,头发也乱糟糟的。也许他们的建议只是委婉地告诫我,在踏入股市之前,最好让自己再成熟一些,否则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他们并没对我说这些,而是说了些别的。无论如何,我都不以为意。我直接回到奥马哈,在我父亲的巴菲特·福克公司开始了股票销售员的工作。
我父亲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在股票方面的投资。格雷厄姆也是这样。我父亲说:“你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别人是否认同你。如果你是对的,只是因为你掌握的事实和缘由都是对的。”
我的老师格雷厄姆是一位很出色的投资专家,从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读到他关于投资的著作开始,我就开始向他学习了。那时,我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投资,但他的言论,特别是在《聪明的投资者》中所提及的,极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比如“安全边际”以及如何利用“市场先生”而不是让它利用你等。接着,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他的门生,可后来当我申请为他工作时却被他拒绝了。即便回到奥马哈之后,我还是放不下这个念头。我一直尝试向格雷厄姆推荐股票,甚至有点纠缠不休的意思。终于在1954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说下一次我到纽约的时候,他想跟我谈谈。我简直是心花怒放啊!于是,我就立马筹划前往纽约。
1954年8月,我开始为格雷厄姆工作,也压根儿没问薪水几何。结果我领到了12000美元,下一年度我还拿到了2000美元的奖金。我同时为公司两个部门工作: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是一家投资公司,而纽曼&格雷厄姆有限公司(Newman&Graham Ltd.)是我们现在称作私募基金的公司,但两家公司加起来也只经营着1200万美元。
沃尔特·施洛斯和我在一间小屋里共过事,不过他不久之后就离开公司,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常常一起研读投资人手册,寻找便宜的股票。我们从未走访过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怀疑其真实性。每当我们发现不错的目标时,格雷厄姆就会投入5万美元。
到了1956年初,格雷厄姆打算离开公司去加利福尼亚。我也决定重返奥马哈。如何开口告诉他,真是让我犯了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又出来,然后再进去,结果还是张不开口,如此折腾了很长时间。不过,格雷厄姆的反应很像我的父亲,他说:“选择最适合你的道路。”
1950年年底,我有差不多9800美元,而到1956年,我已经有15万美元了。我想,有了这笔钱,我可以过上国王般的生活了。我不知道回奥马哈后究竟该做些什么,也许去念法学院,我毫无计划,当然也没想过要创建投资合伙公司。不过,几个月之后,有7个人找上门来,希望我帮他们管理资金,而且是通过合伙公司的方式。这就是后来一切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