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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在华盛顿大学进行过一次大讨论。为了公平起见，这次两人又来到内布拉斯加大学，于是我们又有了这样一次盛会。
此次对话的一大新闻是，经过长时间地慎重考虑之后，巴菲特决定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将亿万家产捐献出去。这是他慈善计划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令他异常痛苦的事情：2004年的夏天，他的妻子苏珊突发去世。正如本书前面所提到的，巴菲特一直期望比他年轻两岁的苏珊会活得比他久，并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心为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找到合适的去处。苏珊离世后，慈善事业的走向成了他的心理负担。于是在2006年初，他制订好了自己辉煌的慈善计划，他将逐步把自己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份捐献给5家基金会，其中最主要的一家就是此次对话的伙伴盖茨及其妻子梅琳达的基金会。
问答环节过后的“巴菲特有话说”部分进一步印证了这件事：对于超级富豪（当然包括巴菲特自己和盖茨）所缴付的所得税税率过低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巴菲特感到强烈的不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曾不断重申这一问题，直至2011年，由于他频繁的呼吁或者至少类似的表态，奥巴马总统的阵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巴菲特法则”（Buffett Rule）。在本书出版之时，该提案还未进入投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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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萝尔·卢米斯
这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十二大联盟”（Big 12 Conference）首场比赛开哨前的星期五，地点是在橄榄球盛行的林肯市。在这个时间点，独领风骚的不是内布拉斯加大学剥玉米人队的比赛门票的销售量。在9月末的一个美好下午，大约2000名学生提前一个小时就在学校里德中心（Lied Center）的礼堂外面排起了长队。19岁的瘦高个儿学生安德鲁·休梅舍（Andrew Schoemacher）来自化学工程专业二年级，他还没搞到票，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他怎么能错过观看这次演讲的机会呢？他说：“无论如何，这可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啊！”
盖茨和巴菲特是多年的至交好友，恰好又是全球最富有的两个人，身家分别为51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他俩此次会聚一堂，目的是要进行一场自由问答式座谈会。他们以前也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但只有一次，那是在1998年，两人在盖茨的家乡西雅图与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见面。当时两人都处于动荡时代的边缘：微软公司即将在反垄断裁决中与美国政府对簿公堂，而巴菲特即将在几周后收购通用再保险公司。由于该公司曾卷入美国国际集团的旋涡中，因此如今它也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棘手问题。《财富》杂志作为唯一一家受邀的杂志媒体，参加了他俩的第一次会谈。他们的对话总是“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所以我们当时将其当作封面故事。因此，当两位亿万富翁决定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一同前往，先睹为快。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为我们特意留出了单独提问的时间。
与《财富》杂志的记者丹尼尔·罗斯共进午餐时，巴菲特点了樱桃味可乐、白面包配火鸡片；盖茨要的是白面包配芥末汁烤牛肉。在进餐的过程中，两位大人物都无拘无束地谈起他们之间的密切友谊、当天晚上的桥牌活动安排以及华尔街想把投资者领入歧途等话题。两人都在重塑自己的“体形”：2005年10月盖茨就满50岁了，他通过定期跑步，已经减掉了20磅体重；巴菲特75岁，每周上三次私人健身课，也减了12磅。不仅如此，他们也在重新“塑造”自己的计划：巴菲特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观念，并第一次提及可能在生前就开始捐赠自己的财富。以下是《财富》杂志记者罗斯与巴菲特和盖茨对话的精彩片段。
Q：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首先，二位推荐一下近来读过的最好的书吧。
巴菲特：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自传《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是一本感人至深的著作，我认为每个人都该读一读。
盖茨：有本书叫《无底之井》（The Bottomless Well），是关于能源方面的，我很喜欢。还有一本关于计算机科学的，书名叫作《奇点将至》（Singularity Is Near），内容是讲人工智能的，作者是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我看的是预读本，所以不确定什么时候正式出版。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是一本超级好看的书。还有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写的《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杰克·韦尔奇今年出版的《赢》（Winning），这些书都很不错。另外，别忘了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崩溃》（Collapse），这是堪称有史以来最佳读物《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之后的又一力作。
Q：能谈谈你们最近一次大手笔的挥霍吗？
巴菲特：你指的是个人消费？
《财富》：是的。
巴菲特：一架利捷G4型飞机。这是拥有了财富之后唯一改变我生活方式的物品（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拥有利捷公务航空公司）。我每年花在这方面的钱大约有二三十万美元吧，或许还多一点。
盖茨：挥霍……我想想，要是今晚打牌我输了，输个500美元就算是挥霍。
巴菲特：的确是挥霍。
盖茨：巴菲特和我的赌注从来都只限于1美元。
巴菲特：奥马哈有个伙计打电话告诉我一种得州扑克的玩法，听上去很有意思。不过，打得州扑克得动真格的，这种玩法的本质就是金钱游戏。我觉得还是桥牌更好些，但得州扑克的确很有意思。
盖茨：要是现在有4个牌手，我们就可以玩桥牌了。
Q：当您说您会带着好友盖茨一块儿来打桥牌时，您的朋友们会怎么想？
巴菲特：我们没告诉他们。只有召集打牌的伙伴知道，别人都不知道。
Q：让我们回到快速问答环节，谈谈股市的行情吧。两位觉得在7年之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回报率会高于还是低于10%呢？
巴菲特：低于10%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在GDP年增长率只有5%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年回报率高达10%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
盖茨：我估计多半会低于10%。有观点认为，回报率会继续保持超高水平，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Q：巴菲特先生，上次您也谈到类似的问题，您认为人们对股市的回报抱有“相当不切实际的预期”。那么目前，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是不是也这样呢？
巴菲特：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总是往后视镜里看，他们仿佛认为上帝保证了美国人每年15%的回报率。他们也如此看待养老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对捐赠基金也是如此。现在，六七年已经过去了，人们还在往后视镜看，但最终发现传统的投资项目远没有带来预想中的高回报。因此，他们开始反思：“那我怎样才能挣到那么多钱呢？看来要选择其他的投资方式。”可以确定的是，华尔街的人会来钻这个空子，他们会说：“看后视镜是对的，你会发现常规投资不顶用。跟我们来，‘圣杯’就在我们手中。”不过，关于圣杯，你应该知道的问题是，你必须付出得更多。
盖茨：对于风险资本而言，小额投资往往能获得高回报；而大额投资的回报却少得可怜。对绝对高回报的渴望，比如，看到像哈佛大学在资产配置上表现得这么出色，自然就会导致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10%的高回报率肯定存在，只不过我还没有找到罢了。”于是期待高回报的想法超越了现实因素。至今仍是如此。
巴菲特：华尔街恰恰就靠这个吃饭。
盖茨：这是华尔街的工作啊（两人都笑了）。
Q：今年夏天，巴菲特在艾伦公司就他所担心的美国贸易赤字快速膨胀的问题发表了演讲。我很好奇，盖茨，您是否也和他一样担心这个问题？
盖茨：巴菲特令我很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的演讲我看了两遍。每看一次，我就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我相信一条基本原则，贸易是一件超级有益的好事，但令我非常担心的是贸易失衡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即利用贸易限制来拉低进口，进而导致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而其中有些做法会减少自由贸易制度已经给人们带来的实惠，我认为这是最危险的。
Q：难道像你们这样把生产转移到海外的公司不是在加重贸易赤字吗？
盖茨：微软公司是纯出口公司，而且比其他任何公司出口得都多。在美国，我们在研发方面所做的比我们在销售中所获的要多。要是美国再有100家微软公司，赤字就会消失了。
巴菲特：高科技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强项。你得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强项，让别人去种香蕉好了，在美国，我们是绝对种不好香蕉的。但我不认为贸易赤字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经济出了大乱子，人们就有种“看看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的感觉，而且还会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后果。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
Q：这是您最担心会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吗？
巴菲特：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赖国家”（Rogue State）、恐怖主义、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我认为经济方面正在好转。如果其他国家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超过我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盖茨：然而，令人感觉非常糟糕的是，经济学常识并没有被普及，或者人们对其不感兴趣，因为你总能碰到一些人似乎在说“工作机会只有特定的那么多”。其实不然。比如，明天我们就能决定让每个印度人像我们一样富有。世界会因此变得更好吗？当然会。如果好的产品和工作都在那边完成的话，美国会更加繁荣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全世界都能变得更富有，这是件大好事。这一向都是好事，以后也是如此。
巴菲特：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盖茨：对，这就是关键所在。
Q：你们对慈善事业的想法似乎有所不同，如今，盖茨一直在大量捐献钱财，巴菲特则要等到去世之后才开始捐献。那么，你们又是如何说服对方，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呢？
巴菲特：嗯，我认为他的做法更好一些。他和妻子梅琳达奉献出了巨额资金，还有了不起的想法和无限爱心。那真是完美的结合。我在40多岁的时候就做不到这一点，也没有做出些有意义的事。
到了我这把年纪，你们或许会议论，我的钱已经挣得够多了，不需要再靠股票来控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了，所以也许应该在死之前做些有意义的事。
Q：这对您来说是一种转变吧？
巴菲特：准确地来说，是一种进步。
盖茨：我在1998年才开始慈善活动的，在那以前我可能会说：“瞧瞧，一边挣钱一边捐钱，太大费周章了，真让人搞不明白。”当时我认为自己也腾不出时间。在我父亲的鼓励和梅琳达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俩又都肯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而且我们恰好发现史蒂夫·鲍尔默这个在工作上的得力人选，其实我在微软早就认识他了，所以，开始慈善活动的各种因素都齐备了。此前，我一直认为要等到自己停止全职工作之后再开始慈善事业。
然而事实证明，两者兼顾的效果非常好。
巴菲特：在这方面，盖茨的脑子比我好用，他做的事情我办不到。我从中得不到任何乐趣，因为我知道自己做不到像他那么好。我希望看到钱能被合理地使用，我也不认为我死后才是做善事的最佳时机，不一定。
Q：你们两人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吗？
巴菲特：哦，当然。
盖茨：绝对会讨论啊。
Q：您正在试图说服巴菲特像您一样开始慈善活动，是吗？
盖茨：没有，但我跟他分享了我从中得到的乐趣和乐趣的来源，也就是哪些事行得通、哪些事行不通。这就像生意场一样，不是单单走进这个圈子就够了，还有很多特定的东西需要学习，如此一来，做生意的经验就能派上用场了。
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永远不会离开它。然而，我并不认为在未来的6～8年之内，我个人的财产会增加5倍。现在的财富足以让我做些有意义的事了，而且我和40多岁时的自己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我是说，假如我40多岁时就已经开始从事这样的事，可能只投入2000万美元左右，而现在的钱比那时多多了，足够做些了不起的大事了。况且我不需要用这些钱来掌控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现在的规模，没人能接手伯克希尔哈撒韦，它已经不是20年前的样子了。
盖茨：在读《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之前，我从不认为把财富留给孩子是件坏事……
巴菲特：是那篇《一切都该留给子孙吗》？
盖茨：是的。巴菲特的那篇文章令人振聋发聩。读完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哇哦，原来把全部财产都交给子孙后代会是个错误的决定。因此，在将财富全部回馈给社会这个理念上，巴菲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巴菲特：但他做得比我好（大笑）。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有些人一边谈论着福利所带来的依赖性是恶性循环，一边却又打从孩子一出世就为他们准备好足以享用一生的“粮票”。然而，当面对一个才17岁就已经怀孕两次的穷苦女人时，人们却说，给她任何东西都没用。
Q：巴菲特，我知道您一般不投资高科技公司，但我想知道，微软公司对您有没有吸引力呢？
巴菲特：因为盖茨是我的董事会成员，所以人们就会以为，如果我赚了钱，那是因为我有内部消息；可如果我赚不了钱，那就是我投资失误（两人都大笑起来）。
盖茨：是啊，人们会觉得是我误导了你。
Q：可是盖茨，您似乎在持续购进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
盖茨：没错，不过在董事会所有成员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在我的净资产当中所占的比例最小。
Q：因此，这算不上是您意图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盖茨：（大笑）当然不是。
巴菲特：如果有谁要收购的话，我希望是盖茨。
盖茨：等我的股份达到1%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Q：说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您们二位好像都喜欢它的子公司奶品皇后的产品，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喜欢帝力棒还是暴风雪（两者都是冰激凌名称）？
巴菲特：实际上我喜欢一种我叫作“尘埃圣代”（Dusty Sundae）的东西。不过选项只有这两个的话，我选暴风雪。
盖茨：我选帝力棒。
随后，罗斯分别对两人进行了访问。以下是巴菲特部分。
巴菲特谈及统一税率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支持。在我看来，我们的税率体制已经过于统一。以工资税为例，现在已经超过了12%，收入超过8万或9万美元就得付这个税，根据收入，盖茨和我都不用付这个税。然而，为我们干活的那些人，常常承担着和我一样高的税率，甚至更高，因为资本收益和股息的税率已经降到了15%。近些年以来，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巨富之人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而平民百姓的疾苦却没能减轻多少。
坦白地说，我认为根据我和盖茨的收入，我们应缴纳更高的所得税。我现在所交的税率还不到25年前的一半，而那时我挣的钱比现在少得多。所以，税率真正关心的是富人。
关于最糟糕的投资决策
最大的错误莫过于不作为，而不是行为有误。我们确实未曾在任何一笔投资上损失过特别多的钱，但我们仍错过了许多我明知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我们错过了多达100亿美元的收益。早前我没有购买微软公司的股票，并不意味着我们与良机失之交臂，我当时还不十分了解这一行，因而难以做出决策。然而也有很多我很了解的投资机会，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根本没有进行投资或投资额很小。究其根本，就是每到我该开支票的时候，就犯起了低级错误。
不过，假设你是一位高尔夫球手，每洞都打出一杆入洞，那这游戏就没什么意思了。至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在深草区击球的原因。
关于把钱留给子女
我们的孩子会很富有，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0.5%的那部分人。不过，我的99%的财产会被用于慈善事业，盖茨的想法基本上也一样。我们并不想造就超级富有的孩子。他们会很富有，这毫无疑问，但是我拒绝积聚家族财富。如果你一边说这个国家人人机会均等，每个有才华的人都有均等的发展机会，一边却又认为社会中某些人命中注定就该接受巨大的财富，我觉得，这在本质上是非美国式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