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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真正的还原论者。”这是不久前沃伦·巴菲特的一位商业伙伴对他的评价，他用了一个生僻的词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巴菲特卓越的化繁为简的能力。在2005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就向我们展示了他这方面的天赋，证实了“就股票投资者这个群体而言，在审判日之前所能拿到的报酬，就是这些企业产生的盈余”。接下来，他在《致命的“交易费用”》一文中感叹，“交易费用”以及它们对“既得利益”（Gotrocks）集团有着巨大的影响。
“交易费用”是巴菲特从1956年开办合伙公司起就一直考虑的事情。按照如今的定义，该合伙公司就是一只私募基金。巴菲特将年回报中的6%先发放给他的有限合伙人，然后才考虑自己的回报部分，其他基金公司也纷纷效仿。后来，随着他的致股东的信逐渐为人们所知，他建议大部分个人投资者投资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而不是只身投入险恶的股市。
再后来，他与门徒合伙基金公司（Protege Partners）对赌，在10年内，赌非托管且低成本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的表现可以击败精心挑选的5只对冲基金的表现。当然，在这些基金中，有限合伙人承担的是两部分交易费用：第一部分是对冲基金层面的，第二部分是组合型基金层面的。由于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4年的赌局已经过去了，双方几乎打成平手。更多关于这场赌局的内容详见《巴菲特的豪赌》（Buffett’s Big 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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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选自2002年巴菲特致股东的信。
——卡萝尔·卢米斯
在这些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其他美国股票投资者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富裕的梦想。举一个“长期”的例子，从1899年12月31日到1999年12月31日的100年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6点上涨到11497点，猜猜达成这一成果需要多少的年增长率？令你吃惊的答案就在本文末尾。这么巨大的升幅，原因却很简单：整个世纪以来，美国企业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投资者也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企业依旧持续着良好态势，然而，如今的投资者由于遭受了一系列的“自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他们本应从投资中实现的回报。
要解释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们得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开始：除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例外情况，比如企业破产时部分损失由债权人负担，“就股票投资者这个群体而言，在审判日之前所能拿到的报酬，就是这些企业产生的利润”。当然，不论是因为聪明还是幸运，投资者A确实有可能获得比投资者B实现更高的回报。股市上涨时，所有的投资者都会觉得自己更有钱了。然而，一个股东要退出的话，必须有新的股东递补他的位置。如果一个投资者高价卖出，另一个投资者必须高价买入。作为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奇妙可言，金钱不会从天而降，投资者根本不可能从公司那里得到比公司本身所创造的更多的财富。
实际上，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股东获得的回报肯定少于公司所创造的利润。而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如今这些成本越来越高，这将会导致股票未来的回报率要远远低于历史水平。
为了弄清楚这些费用是如何逐步膨胀的，我们不妨这样设想：美国所有的公司为一个美国家庭所拥有，并将永远如此。我们称其为“既得利益家庭”。在缴纳红利税之后，这个家庭一代接一代地积累着这些公司所创造的利润，从而变得更加富有。目前的平均年利润约为7000亿美元。当然，这个家庭还得花费掉一些钱。不过，积蓄的财富将会稳定地以复利形式不断地累积。在这个“既得利益”家庭里，每个人的财富都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增长，一切都十分和谐。
然而，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几个伶牙俐齿的“帮手”来到了这个家庭，劝说每位家庭成员通过购买、卖出某些股票来取得比亲戚们更多的财富。这些“帮手”会十分热心地答应来负责处理这些交易，当然他们会收取一定的佣金。“既得利益”家庭仍然拥有美国所有的上市公司，这些交易只不过是重新安排哪些人持有哪些公司而已。总的来说，这个家庭每年的获得的回报在减少，因为要支付交易佣金。家庭成员交易的次数越多，他们从企业这块大饼中所分到的份额就越少，而那些作为经纪人的“帮手”分到的份额就变得越多。关于经纪人，我们需要牢记的事实是：“交易”是他们的朋友，因此，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提高客户的交易频率。
不久之后，大多数家庭成员意识到，在这种新型的“打败我兄弟”的游戏中，这些经纪人做得并不太好。于是又来了另一批“帮手”。这一批新人对每个家庭成员解释说，只靠一个人是不可能胜过其他家庭成员的。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聘用管理者，没错，就是我们，我们会展现出专业人士的风范。”第二批“帮手”兼管理者继续使用第一批“帮手”兼经纪人进行交易；这些管理者甚至进一步提高了交易量从而使经纪人生意更加兴隆。总之，更大一块儿“大饼”成了这两批帮助者的盘中美餐。
大家庭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每个家庭成员都聘用了专业人士，然而全家整体的财务状况却每况愈下。这可如何是好？寻求更多的帮助，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随后到来的是理财规划师和机构顾问，他们则在“既得利益”家族选择管理者的问题上给予建议。已经晕头转向的家族成员自然非常欢迎他们的协助。事到如今，这些家庭成员终于明白自己既不能选择合适的股票，也不能选择合适的选股高手。为什么？有人会产生疑问，他们还应该寄希望于成功选择出合适的顾问吗？但“既得利益”家庭却没有产生类似的疑问，“顾问帮手”当然不会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建议。
“既得利益”家庭现在要向这三批帮助者支付昂贵的费用，但他们发现这样做的结果更加不妙，他们在绝望之中越陷越深。然而，就在希望即将破灭之时，第四批帮助者出现了，我们称其为“超级帮手”。他们十分友好地向这个家庭解释说，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的原因在于现有的三批帮助者：经纪人、管理者、顾问，他们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只是走走过场而已。第四批人说：“你们能指望这些行尸走肉做什么呢？”
新来的帮助者提出了一个简单得令人吃惊的解决之道：支付更多的报酬。“超级帮手”充满自信地断言，巨额的或有偿付款（contingent payment，固定佣金之外）是为了真正超越其他家庭成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该家庭中比较敏锐的成员发现，第四批超级帮助者中的某些人其实就是管理者穿上了新的制服，绣着更诱人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的标志而已。可是第四批帮手向这个家庭信誓旦旦地承诺，制服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它会赐予穿着者一种魔力，就像性情温和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换上超人衣服之后就变得威力无穷一样。家庭成员们听信了他们的解释，决定支付高额报酬。
这正是我们投资者今天的处境：如果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躺在摇椅上休息的话，公司的部分高额回报本应该全部落入他们的口袋。而如今这部分回报却被为数众多的“帮手”啃噬了。尤其是最近流行的盈利分配机制使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更高了。根据这种分配机制，由“帮手”的聪明或运气所取得的盈利，大部分归“帮手”所有，而发生的损失则全部由家庭成员承担；当“帮手”反应迟钝或者运气欠佳（或者偶尔使用不正当手段）时，还得支付大笔的固定佣金。
大量的盈利分配都照此进行，即“帮手”拿大头，而由“既得利益”家庭承担损失，还要为此特权支付昂贵的费用，或许我们应该将家庭的名字改为“冤大头”更为恰当。事实上，现在这个家庭的所有交易费用大约要占到所有美国上市公司利润的20%。换句话说，由于承担支付“给帮手”的费用，美国股票投资者总体上只能得到他们应得回报的80%，可如果他们静静地坐在家里休息而不听任何人的建议的话，就能全部收入囊中。
很久以前，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这是天才的伟大功绩。但牛顿的天才并没有延伸到投资领域：他在南海泡沫事件[8]中损失惨重，后来他解释说：“我能够计算星球的运动，却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投资造成的巨大创伤，也许牛顿会发现第四大运动定律：对于投资者整体而言，运动的增加导致了回报的减少。
现在回答一下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可以非常确切地说，20世纪之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5.73点上涨到11497.12点，相当于5.3%的复合年增长率（当然投资者也会收到股息）。若想在21世纪得到相同的增长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必须在2099年12月31日之前上涨到2011011.23点，而我定下的目标是2000000点。然而，事实上，在21世纪已经过去的6年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根本未见任何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