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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都很好》（The Kids Are All Right）是2010年的一部电影。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沃伦·巴菲特的3个“孩子”：59岁的苏茜·巴菲特，57岁的霍华德·巴菲特以及54岁的彼得·巴菲特。3人都毕业于奥马哈的公立学校，从小就深知父母鲜明的观点：不要全部都留给子女。他们早已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着自己的事业。没错，目前3人都经营着由父亲资金支持的基金会，这是专属于他们的就业机会。但是3人对待工作都保持着高度认真的态度，他们明白，把钱花到刀刃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苏茜的基金会主要资助她所居住的奥马哈的早教事业；霍华德在伊利诺伊州迪凯郊外的一家农场工作，他的基金会主要关注改善非洲贫困的农村生活；家在纽约的彼得和妻子珍妮弗则致力于全球女性问题。
彼得·巴菲特之所以成为《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的主角，是因为他2010年出版的新书《做你自己》（Life Is What You Make It：Find Your Own Path to Fulfillment）在中国取得了巨大反响。本文首次出版时，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中国的销量已达32万余册，而到了2012年终，更是售出超过40万册。巴菲特在中国的名声肯定对这本书的销量有所助力。他是尽人皆知的“股神”，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人们的目光。但是彼得·巴菲特却显得离经叛道，他离开了声名赫赫的斯坦福大学，中断了学业，像个穷小子一样追逐起了看似毫不稳定的梦想，这点吸引了许许多多中国年轻人的目光，很多人不能想象为什么他会甘冒如此风险。
霍华德目前也在撰写一本书，预计将于2013年出版，内容主要关于他如何在农场中摸爬滚打，从而成为一名非洲农业问题的专家。苏茜目前没有写书，至少现在还没有。从她在奥马哈的地位来看，她是全家最善于与父亲沟通的人，尤其是在重要问题上，比如个人安全系统方面。只要苏茜出马，安全问题就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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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萝尔·卢米斯
委婉地来说，给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做个概括有时候挺不容易的。中国人把巴菲特称为“股神”，每次他到访，中国媒体会全程追踪他的一举一动。至今已有超过40本关于巴菲特的书被翻译成中文。
鉴于这种情况，彼得·巴菲特，巴菲特53岁、为人低调谦逊的儿子最近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了中国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便显得相当有趣。
他的成名并不是因为从他伟大的父亲巴菲特那里遗传到了人们所认为的投资智慧。彼得是个成功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为很多电视剧和电影配过乐，《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的原声大碟是彼得的代表作品之一，还常在音乐会上演奏新世纪音乐（New Agey）。最近一次演出是今年8月份在北京探戈坞音乐谷的音乐会，那是长城脚下一家新兴的一流户外音乐场地。
可是，北京与马林县全然不同。当下的中国，新世纪音乐的前景并不甚乐观。彼得引起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他会在演奏音乐的同时与听众分享人生经验。他传递的核心信息中，有一部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金钱不是万能的，这也正是他打动人心的原因。巴菲特在中国的巨星地位可以让我们窥见现在中国的面貌，而彼得的成功或许又预示出中国今后的走向。
今年早些时候，一家北京的出版公司翻译了彼得2010年撰写的一本书，名为《做你自己》。该书在美国的反响平平，3月份在中国出版，截至8月份，销量已达32万本，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即使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也不例外。据该书中国出版商新世界出版社总编张海鸥透露，今年春夏，该书在网上平均每天可以售出约1000本。“虽然我们当初对这本书抱有很高的期望。但老实说，这样的业绩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张海鸥说。
今年春季，彼得在中国4个城市做了新书的巡回推广活动，就像在美国常常采用的方式一样，他把音乐与人生智慧结合了起来，这次活动被称为“音乐与对话”（Concert and Conversation）。他还接受了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25次采访，还在新浪微博上与网友互动，而微博已经成为学生和青年专业人士的主流传播工具。
这只是彼得第二次到访中国。尽管他对父亲在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略有耳闻，但还是没能充分估量到这份尊崇如此来势汹汹。今年8月，就在长城音乐会的前一天，彼得坐在北京一家酒店里，声称人们的热情接待使他受宠若惊。他笑着说：“和预想的情况真不一样，就像总统竞选或者重大活动似的，到处都是记者。”
你得记住，虽然彼得是股神和已故的苏珊·巴菲特的第二个儿子，但他并不习惯这种巨星待遇。事实上，还远非如此。他和妻子珍妮弗在纽约有宅住所，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居住在纽约市以北90英里安静的阿尔斯特县（Ulster County）。夫妻俩没有孩子。除了追求音乐事业之外，他和哥哥及姐姐一样，都运营着父亲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全力支持的慈善基金会。彼得身上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看起来完完全全与平常人无异。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但事实的确如此。他很接地气、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神经兮兮或者局促不安的样子。他说：“总会听人们说，你是沃伦·巴菲特的儿子，你太过正常了。”
各方听众都会不可避免地好奇，他究竟是如何形成现在的性格的？但是在中国，大家的好奇度远超一般听众。彼得喜欢向听众们提及的一件事就是，在他成长期间，父亲还没有成为美国经济的先知、总统顾问，以及安慰还有一线希望、低迷的国民的专栏作者。其实在那时，父亲已经非常成功，只是还没有广为人知。那时，他还只是个普通人，只有那些啃读格雷厄姆与戴维·多德著作的人知道并崇拜他。即便到了今天，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
当得知彼得的父亲宣布将把巨额身家捐给由另一位超级富豪比尔·盖茨运营的基金会时，中国人的好奇心更是无以复加了。许多人听闻这个消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什么他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女呢？”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巴菲特一直以来秉持的观念是，留给孩子们“足够的钱，他们将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但不会给得太多，以免他们无所事事。”
然而，仅凭好奇心还不足催生32万本的销量。彼得传递的某些信息“肯定与很多中国年轻人产生了共鸣”，总编张海鸥说。这一信息与彼得的经历密不可分。他告诉听众，从记事的时候起，他就热爱音乐。“母亲说过，我还不会说话就会唱歌了。”去年春天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如是说。大家都知道，他的父亲会弹尤克里里。彼得是个好学生，入读斯坦福大学。但他并不是特别职业导向的人，对格雷厄姆与多德也没什么兴趣。在大学头一年半里，他说：“我选修了一切以课程号101结尾或‘**学’的课（表示基础课）。”
然后，接下来的这段是年轻的中国听众聆听得最认真的，甚至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退学了。他决定追求音乐生涯。“我的整个人生就在我眼前。”他说。于是他拿着“祖父留下来的一点遗产，在旧金山买了套公寓，决定闯闯看”。而他的父母也欣然接受了这一点。听众常常听得目瞪口呆。“他们鼓励我，但也说得很清楚，如果你搞砸了的话，那就祝你好运吧。”彼得说。两年之内，他就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到那时，我已经知道我能靠音乐为生。”
彼得在中国出现的多个场合一再重申，不论是从斯坦福大学辍学，还是尝试在音乐方面闯荡，本质上与父亲当年的做法殊途同归。“我的父亲很早就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他也确实去做了，而且到现在还未停歇。”他说，“因此，我告诉（中国的）听众们，我父亲和我事实上都是谋生而已。我们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
对于美国人听众来说，这似乎有些老生常谈。愤世嫉俗的人会说：“得了吧。沃伦·巴菲特是你老爸，你想干什么都会容易很多。”不过，中国听众的反应却并非如此，他们多数都大吃一惊，原因完全可以理解。外界将中国看成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大国，一个看似有着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势头的国家。这或许相当正确。尽管各种数据让人眼花缭乱，但中国内部还是一个经济“压力锅”。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们每天花14～18个小时学习，竭尽全力地希望进入优秀大学深造。进了大学就得早早地选定专业。他们仿佛身处一个上行的自动扶梯，有些骑虎难下，当然，这肯定比爬不上这扶梯要好。即便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很多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这意味着父母亲退休后，他们将独自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奥美广告公司（Ogilvy&Mather）上海的一位高管爱德华·贝尔（Edward Bell）曾对中国20多岁的年轻人做了深度调研，他总结道：“这代人必须全力冲刺，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我称他们为压力一代。”
彼得也心怀这种忧虑。这也正是为什么田力锋（音译）与其他许多年轻的中国专业人士一样，对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并不特别惊讶。他一年前毕业于北京一所大学，主修金融专业，目前在交通银行——一家大型国有银行工作。他是彼得父亲的忠实粉丝，“我想我读过所有关于他的书。”他说。今年春季，田力锋去听了彼得的演讲，事先并未料到他会讲些什么。“我深受触动，特别是当他讲到离开斯坦福大学，追求音乐的时候，”他摇着头，并补充说道，“那是一所声名赫赫的大学啊。”
彼得明白，他写到的经历以及推动他职业发展的动力，都是美国特有的文化。他为人非常谦逊，坦白地说，如果他姓史密斯或琼斯，或许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对他感兴趣。他毕竟刚刚踏足中国，但是当他说起“这块土地似乎正在以光速向前狂奔，很多年轻人甚至没有片刻机会来思考”时，却是一语中的。
“我觉得我的父母不会让我像彼得那样去做，”银行职员田力锋说。“不过，或许有一天，”他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我自己的孩子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果真如此的话，彼得或许会像他的父亲一样留给中国一份可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国家的慈善困境
2011年10月17日比尔·鲍威尔补充报道
去年，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因为一个他们认为最没有争议的原因造访了北京。两人安排与一群富有且成功的中国商界人士共进私人餐会，探讨了一个看似无害的话题：慈善。中国博客圈听到了此次餐会的风声，一时间议论纷纷。“并非所有的评价都是正面的。”彼得·巴菲特承认说。
这还只是委婉的说法。富人向慈善事业捐款这一话题在美国或许没有什么争议性，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巴菲特说，事实上，每次他到中国演讲，与学生和年轻的专业人士对话时，“‘富家子弟’这个话题总是会冒出来。他们总是抓着这个问题不放”。
慈善话题之所以会在中国引发公众不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富人认为，散财有违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它强调家庭的首要位置。因此，有些中国人听说巴菲特和盖茨来中国，是为了劝说富人捐献出自己的财富时，会感到不舒服（这是误解）。很多中国年轻人得知巴菲特要把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时，都感到非常震惊。
但是第二个原因并不那么明显。中国的富裕阶层尚未形成争相向慈善捐款的势头，特别是今年。中国的慈善钱款管理费高达捐款总额的10%，而西方仅为3%左右。
2011年上半年，中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额锐减，而且据一些中国媒体报道，整个慈善行业收到的捐款也显著放缓。这一事件直指中国慈善行业的信用缺失问题。几位著名的中国商界人士和慈善家，以坐拥着中国最大的玻璃制造企业的曹德旺为首，目前公开表态，坚持要求接受他们捐款的国内慈善基金会必须提高透明度和成本效益。曹德旺说：“这跟西方还是中国的价值观无关，在中国发展慈善是一个信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