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反抗新边疆
AGAINST THE NEW FRONTIER

阳光灿烂然而天气依旧寒冷，这一天是约翰·肯尼迪的就职典礼。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头戴礼帽，挽着他光彩照人的妻子，步履缓缓地从被白雪覆盖的白宫草坪一路走来。市民们扎着领带、带着睡袋，簇拥在路边，只为一瞥这庄严的队列。当肯尼迪行进至国会大厦的乐队指挥台附近时，他潇洒地将大衣随手一扔，其乐观精神使整个美国都沸腾了。在就职演说中，他鼓吹道：“不要问美国可以为你做什么，问问我们为了人类的自由可以做什么。”作为就职典礼的一部分，装载着长鼻弹道导弹的履带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缓慢驶过，它提醒着所有人，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是以现代高科技武器为坚实后盾的。“全新的一代已经崛起，他们有着全新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如此写道，“人们开始相信万事皆有可能，对于许多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可能要算最乐观的群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连续15年的强劲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阿尔文·汉森的衰落论早被人们抛掷脑后了。人口萧条的预言已被愉快的婴儿潮冲刷得无影无踪；从核能源到太空飞行等新技术的作用已不再局限于美国既有的边疆之内。当时，肯尼迪承诺将带领美国到达一个新边疆，“前进”的经济学解释似乎是对更高速且更稳定增长的承诺。凯恩斯已经教会政府如何运用财政赤字来抵抗经济下滑，新凯恩斯主义也掌握了利用央行避免经济滑坡的办法：低利率。低利率一直被视为帮助政府借钱的基本手段，现在则成了公认的管理经济的工具。“资金的供给数额，依靠借贷进行投资的人获得资金的难易程度，以及这一借贷行为的利息成本，都能够对国民生产总值（GNP）产生重要的影响。”萨缪尔森在其畅销教科书的1961年版中这样阐释道。与该书1948年版相比，他增加了曾被自己摒弃的关于货币政策的理论。“或许经济周期造成巨大破坏的情况已然一去不复返了。”萨缪尔森很自信地写道。保守派经济学家对此结论亦表示赞同。1959年年末，格林斯潘的导师伯恩斯宣称：“经济周期对我们及我们的父辈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麻烦，然而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它很可能会变得驯服起来。”

经济学家不仅仅懂得了如何避免经济萧条，得益于新计算机模型，他们还相信自己能十分精准地理解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就业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可以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实现理想的组合。195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新西兰人威廉·菲利普斯（A.W. Phillips）总结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其言外之意就是，技术统治论者如果愿意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就可永远将失业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1960年，萨缪尔森和其麻省理工学院同事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将“菲利普斯曲线”应用到美国数据中，其结论为，开明政府的最佳选择是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4.5%的水平，从而使失业率维持在3%的水平。利用这个愉快的结论，肯尼迪政府承诺“充分就业”，该目标将有利于劳工阶层，缓和种族矛盾，并巩固美国在与苏联的世纪对抗中的优势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计划削减税收，并采用低利率政策。肯尼迪竞选时的口号是“让这个国家再次前进了”，是时候将它付诸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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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政府开始推进他们的尝试。当出现了价格压力的信号时，他们将其视为经济结构过度集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并不是全面刺激计划可能导致超预期通货膨胀率的证据。这种解释确实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一些根据。当时的大型公司具备“准垄断”的价格控制权。这一事实，在格林斯潘攻击《反垄断法》的论文中被他故意遮盖了起来；强大的工会组织同样有力量索取到过于超前的工资增速，这些都强化了经济的通货膨胀倾向。政府部门往往通过颁布严格的价格和工资指导线来处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对于大公司和大劳工组织的纠正则只能依靠大政府来施压。钢铁行业尤其被视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1962年，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钢铁联合会承诺将工资的增幅限制在2.5%，肯尼迪的幕僚对于后者的决定表示了赞许。然而大钢铁后来却试图推翻自己的承诺，肯尼迪对此嘲讽道：“我父亲曾经告诉我，钢铁行业中所有人都是混蛋。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他有多正确。”肯尼迪威胁，将对钢铁公司采取反垄断措施，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开始在午夜给钢铁公司的高管理打电话。最终，“钢铁人”让步了。不过，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争执仅被视为合理计划中的小缺点。在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年通货膨胀率仅为1%，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却超过了6%。在肯尼迪时代，美国经历了它的好运时期。然而，对栖身于咨询公司的格林斯潘而言，他对这种好运却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在肯尼迪竞选那年，格林斯潘将自己的办公地点从百老汇39号的狭小办公室搬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东边的一座更现代的大厦里。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新驻地设在松树街80号，面积是旧驻地的两倍。格林斯潘将他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拐角的一个大房间里。办公室的视野很开阔，壮观的布鲁克林大桥可以尽收眼底。他像兰德笔下的众多英雄一样，喜欢站在大厦的高处，俯瞰美国经济制度所缔造的城市景观；其物理位置的提升反映的是其财富的增长。“突然，这个贫穷的孩子开始赚大钱了，”格林斯潘后来说道，“我对自己做过的事感到惊讶……我的自尊心明显地提高了。”

格林斯潘的自信也开始在其他方面显现出来。他将自己的别克车换成了一台更炫丽的蓝色敞篷式凯迪拉克埃尔多拉多（Eldorado），并且很快就买了“TG-1”牌照，即同时拥有“AG”和“TG”牌照。格林斯潘总是开着新车，呼啸着前往或离开他的新办公室。尽管他会经常收到东侧高速公路的超速罚单，但他根本不在意，因为自己完全支付得起这些超速罚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音乐爱好，他购置了顶级的哈曼卡顿（Harman Kardon）高保真设备，并将它安置在自己35号街的公寓里，该公寓和兰德的住所隔了一个街区。他还常前往夸克·里奇高尔夫俱乐部（Quaker Ridge Golf Club）打高尔夫球，该俱乐部位于一片如绿宝石般的绿洲上，其宣传册上说，“乔治·华盛顿在球场的一棵橡树下睡觉，从而躲过了英格兰的侦查”。随着其业务的扩展，格林斯潘开始在更大的圈子活动。有时，当兰德听说格林斯潘在参加一个上层的社交聚会时，她会立刻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你是否认为艾伦本质上就是一个渴望攀高枝的人？”她曾一度这样问过她的情人纳撒尼尔。

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业务依旧聚焦在重工业领域。不过，借助他发表的那些关于金融的文章，格林斯潘获得了一些新的注意，其中包括一位美国西海岸的银行家。1962年，环球金融（Trans-World Financial）的创始人及CEO路易斯·盖伦（Louis J. Galen）为格林斯潘提供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这是他首次担任董事一职。依托于繁荣的南加利福尼亚地区，环球金融就相当于一台印钞机。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在过去24年翻了不止一倍，住宅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依然飙升了很多。拜这种亢奋的增长所赐，环球金融这样的抵押贷款公司想不繁荣都很难。不出意料，这种躺着就能赚大钱的局面，自然吸引了很多推销者和广告员。一些加利福尼亚的储贷机构专门雇用了许多美女，去给新的存款者送礼物。格林斯潘在《财富》的旧合作者对这种营销噱头很不屑，认为它损害了“银行家应有的稳重形象”。利顿金融（Lytton Financial）公司总裁巴特·利顿（Bart Lytton）是这种投机氛围的标志性人物。在洛杉矶他家的草坪派对上，利顿通常将麦克风挂在夹克上来回走动，这样如果宾客们由于缺少话题而感到疲倦时，他们就可以听见利顿的讲话，这些讲话就像是从环绕音箱中发出的一样。“我唯一的主义就是我的自恋。”利顿曾很兴奋地说道。将自己与这样一个有些粗野的产业接在一起的前景，并没有使36岁的格林斯潘感到沮丧。他接受了盖伦的工作。

格林斯潘开始每月飞到洛杉矶一次，去参加董事会。他也得以弄清楚了人们纷纷涌向那里的原因。在纽约，除了继续向天空扩张之外，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建新的大厦。在环球金融总部所在的贝弗利山庄，地中海气候使大厦周围随处可以见到异国植物。格林斯潘喜欢住在贝弗利希尔顿酒店，偶尔还会抽空在那里打高尔夫球。为了加入传奇的山顶乡村俱乐部（Hillcrest Country Club），他花了几千美元，这个俱乐部被誉为“南加利福尼亚地区最顶尖的犹太乡村俱乐部”。一个拒绝接受犹太受戒礼的人却加入了一家奉行这些戒律的俱乐部，这很令人感到奇怪，但是格林斯潘似乎并不介意。许多好莱坞喜剧演员经常光顾这家俱乐部，他们喜欢扎堆在主厅的一角，这个地方被称为“圆桌”。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也会出现在那里，尽管他曾戏言，他不会加入任何愿意接纳他为会员的俱乐部。

1961年年底，格林斯潘在美国统计协会的年会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可以看作1959年那篇很有开拓性的文章的续集。他在第二篇文章中写道，通过深度挖掘股票价格和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比之前设想的要更紧密。股价不断上涨的预期不仅会在整个经济中引发投资热潮，而且也会在实体产业中产生影响。不仅如此，股票价格抬升和资本支出激增之间的时间差很短，这正好印证格林斯潘的观点，即二者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在严密的管制下，如果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仍然可以很快在实体经济中产生作用，那么随之就可以得出结论，金融去管制化将可以使得这种传导更为顺利，如此资本就可以在经济的各个角落进行最优化配置，从而使资本的效率最大化。在格林斯潘宣读完他的论文后，华尔街经纪商范阿尔斯泰恩（Van Alstyne）的首席研究官诺埃尔（Noel）说自己很受启发。他请求格林斯潘与自己保持联系，或许他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饭？

由于格林斯潘行程繁忙，这两位男士碰面的时间耽搁了一段时间。直到1962年9月末的一天，格林斯潘来到公正大厦顶端的豪华宴会厅，他发现正是在这里，汤森向格林斯潘发出了合伙人的邀请。格林斯潘此时已成了银行家协会的成员。随着讨论的深入，格林斯潘列举了对他的经济观点的质疑，并提及了自己哲学思想；如果现场没人亲耳听见，那么森林中的大树在倒下时发出的巨响声是否真实存在？与范阿尔斯泰恩的经济学家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研究秘书凯瑟琳·艾克霍夫（Kathryn Eickhoff），她很漂亮，身体苗条，肤色有点深。在谈及树和森林的问题时，艾克霍夫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不过，格林斯潘似乎更注意艾克霍夫的外表等其他方面。当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他立即打电话给艾克霍夫，邀请她当晚一起吃晚饭。

格林斯潘和艾克霍夫去了纽约上城区的一家小饭店，该饭店的四壁设置了许多包间，餐桌则摆在了中央。他很有礼貌地向艾克霍夫献殷勤，询问她的喜好和信仰，并且很快认定这是他幸运的一晚。这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士选择了一个格林斯潘健谈的话题，这十分适合他。她阐明了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包括自由企业的道德正确性，个人塑造自己的世界的权力，自我选择时需要承担的责任等。

“这些是你自己的观点吗？”格林斯潘愉快地询问。

艾克霍夫回答说，自己曾受一位俄罗斯流亡者——兰德的影响，她是一位诗人和哲学家。就在几个月之前，在朋友的建议下，艾克霍夫读了《阿特拉斯耸耸肩》一书。她袒露，这本书让自己对很多事情有了顿悟，从而改变了她的生活。

格林斯潘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网球手，一个慢高球沿着弧线向他飞来，并且刚刚好落到了正确的位置。“你是否愿意和兰德一起喝一杯咖啡呢？”格林斯潘不经意地问道。

这一扣杀的落点非常完美：艾克霍夫对格林斯潘立刻肃然起敬。几天之后，格林斯潘带着艾克霍夫去听了兰德的演讲，随后他还将这个年轻的仰慕者介绍给了眼前这位有魅力的贵妇。格林斯潘和艾克霍夫开始约会，并且艾克霍夫很快发现格林斯潘是一个狂热的交谊舞爱好者。有时候，他们会在兰德的公寓里跳舞，“兰德合作社”的其他成员会将地毯卷起并播放音乐。有一次格林斯潘带着艾克霍夫到了纽约哈茨代尔（Hartsdale）的一家酒店，两个人在星空下跳舞。他们总是在跳交谊舞，格林斯潘没有时间学摇滚或流行舞。艾克霍夫还了解到，格林斯潘从不会拒绝任何女孩的跳舞邀请。然而，如果没有音乐来跳舞，没有有内涵的智者和他谈话，格林斯潘就会很容易撤回到他自己的壳里。在他们刚建立关系的初期，正赶上新版《美国统计摘要》面世的日子，艾克霍夫不得不在自己的公寓里举行一个派对。于是，格林斯潘霸占了艾克霍夫唯一的舒服座椅，然后一直阅读脚注，尽管周围派对一直在持续。

艾克霍夫试图让格林斯潘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不要除了晚餐、跳舞就是在兰德的圈子聊天。她很快发现，如果让格林斯潘去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分数，而不是一定要与音乐相关。她将他带到了格林威治村，那里有着所有你可以吃到的牛排，还可以打保龄球；艾克霍夫叫它“Bo Ling”，因为霓虹灯标牌中的“w”因损坏而不亮了。那次冒险进展得很顺利，随后他们就经常去了。不过，艾克霍夫让格林斯潘玩桥牌的尝试却没那么成功。一天晚上，在纳撒尼尔的妹妹伊雷恩·考博曼（Elayne Kalberman）的家里，格林斯潘远远地坐在桌子边。在牌发完前，他对关于桥牌的一切都需要一个解释。为什么A比王高？为什么梅花不如黑桃？为什么有这些约定的惯例，它们真的合理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问题一直在持续，就像出自一个早熟的孩子。一手还没玩完就好似过了好几个小时那样漫长，凯瑟琳和考博曼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艾克霍夫后来发现，“他对于任何人为的规定都有一种病态的异议”。

在他们开始约会后不久，艾克霍夫就要格林斯潘给她一份工作。1962年5月，股市的低迷破坏了范阿尔斯泰恩的氛围，艾克霍夫也希望能进一步拉近自己与格林斯潘的关系——尽管她一再和格林斯潘保证这种安排只是临时性的。格林斯潘坚持要给她一个正式的面试，然后才同意雇用她。

艾克霍夫在1962年年末加入格林斯潘的公司时，公司正处于转型期。得益于老板广阔的社交网，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蒸蒸日上，但是它仍然需要完成从铅笔和脏兮兮的分账簿到电脑新时代的跨越。艾克霍夫刚签了雇用合同，就被指派去协助完成一份研究报告《主要经济趋势》（Major Economic Trends）。每周，当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公布利率、货币供给量、银行存款、物价、消费等一系列数据时，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研究助理就会将这些数据填入分栏的绿色三联分类账中。当各项数据积攒到一定量后，两位研究员就会在办公室最宽敞的那间屋子的大窗户下比邻而坐。他们主要依据一本厚厚的指导手册，将得到的数据转变成报告中的数据。为了处理这些数据，他们使用具有循环运算功能的计算器。这是一台巨大的数字打印机，可以将它的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卷窄纸上，就如同在杂货店收到的购货小票一样。机器可以自如地进行普通的加减运算，但是对于乘除运算则需要以多次加减法来计算。在处理一些并不复杂的请求时，比如两个三位数相乘，随着机器进行“加和结转、加和结转……”运算，计算器内部齿轮就会产生“咔嚓、咔嚓、咔嚓”的噪音。指导手册一页连着一页，研究员将数字一个挨着一个录入这台不太好看的计算器里，并将结果抄到他们的账簿上。为了得到很少的几个数据，他们可能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当他们最终完成后，两位同事需要互相比对笔记。如果他们的数据相同，研究员将感激涕零。如果数据产生出入，这个“咔嚓”声就要继续了。

艾克霍夫注意到《主要经济趋势》的指导手册中有一些操作是无用的。当她提醒格林斯潘时，格林斯潘起初还有些质疑。这本手册已经使用多年，怎么会有错误在里面呢？然而，艾克霍夫是正确的。格林斯潘很快意识到，在不久后，他不得不依赖他的雇员兼女友来优化办公室中的很多事情。当时，一位负责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发票及会计工作的员工提交了辞职信，由于格林斯潘感觉她说话过于冗长无趣，因此并没有领会她的意图；两周过去了，这位员工便走了。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格林斯潘不得不求助于艾克霍夫，幸运的是艾克霍夫在大学读过一门会计课程。雇用助手也不是格林斯潘的强项，因此艾克霍夫很快便控制了所有年轻女士的面试过程。多年后，当她与格林斯潘的浪漫关系逐渐冷却后，她发现这个老板正和很多她招聘到的助手约会。艾克霍夫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年轻的雇员来工作时只穿了一条很短的裙子，以至于当她弯下腰去打开文件柜时，基本上等于没穿，而格林斯潘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他的每个女朋友差不多就交往一两天，利用这段时间，他可以通知下一个，他准备换女朋友了。”艾克霍夫补充道。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老板和秘书存在暧昧关系的情况司空见惯。“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与艾伦约会过的人会认为艾伦让她们感到困扰。她们仅会因为他不再与她们约会而感到失望。”

不管是否让人感到不安，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女性。对于比较初级的职位，更是如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曾是工业劳动力主力的女士们又被推回到了只适合女性的工作，在高速发展的服务业更是如此。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那个时代：“铆钉工罗西现在是档案管理员啦！”不过，格林斯潘在提拔女性并赋予她们相应责任的职位方面是不同寻常的。除了艾克霍夫，还有政府数据方面的专家贝斯·开普勒（Bess Kaplan），对新兴的经济建模学科有深入研究的露西尔·吴（Lucille Wu）。格林斯潘还雇用了朱迪·麦基（Judy Mackey），她是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朱迪将承担编纂公司资产负债报告的工作，她之前任职于生命保险集团（Life Insurance Association），但是在升迁上反复被忽略。在提拔这些女士方面，格林斯潘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他通过雇员的能力来评判她们，而且用经济的角度看这也很划算。因为存在广泛的性别歧视，所以雇用优秀女士所付的薪水很低。不过，不论男女，对于所有加盟过其公司的人而言，格林斯潘都是一个太不合群的人，而且非常在意独立和控制权。

格林斯潘这种快速的崛起影响了他和父母间的联系。他越对自己感到自信，对自己的父亲赫伯特就会越刻薄。这个男人遗弃了格林斯潘的母亲，这让格林斯潘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也没有对格林斯潘的生活提供过任何帮助，更令格林斯潘恼火是这个男人盛气凌人的态度。格林斯潘让赫伯特每年只在他生日那天去自己的办公室。赫伯特通常会利用这次会面吹嘘自己的成功，并贬低格林斯潘。他会质疑自己的儿子是否能大有作为，尽管他的儿子已经做到了。就这样度过很不愉快的一个小时后，赫伯特通常会被赶出大楼。对于母亲罗斯，格林斯潘会有一种作为儿子的责任感，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他会在金钱上给予罗斯支持，而且他还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设立了一个小型的董事会，其成员包括罗斯、他自己以及艾克霍夫。在每个月指定的日子，罗斯都会前往松树街参加董事会议会，而公司则会为董事们提供一顿不错的午餐，通常是在弗朗西斯酒馆（Fraunces Tavern ）。不过，格林斯潘很少参与这些外出事宜。他会热情地欢迎罗斯，之后就由艾克霍夫或公司里其他职位稍高的女士陪伴她。由于罗斯随和的性格，以及在公司圣诞晚会上所展示的杰出的音乐节目，她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越来越受欢迎。不过，据艾克霍夫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对他的母亲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他甚至觉得母亲已经彻底把他包裹起来了。艾克霍夫继续说道：“她可能想告诉他亲戚家发生的事情，但艾伦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在干他的事业，他头脑里有很多想法，他宁愿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听母亲念叨家常。”

如果说那些年格林斯潘有一个情感上的母亲的话，那就是那位俄罗斯小说家。兰德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发表之后就变得消极和难以相处了，但是两个人关系仍然亲密。兰德亲眼见识了格林斯潘对于“反–反垄断”文章的非凡热情。格林斯潘频繁地在意大利风格的罗斯福酒店与兰德见面。罗斯福酒店坐落在美国最大的火车站纽约中央车站的阴影下，而后者一直被人们视为工业与浪漫可以并存的象征。在那里，格林斯潘会和兰德，通常还有艾克霍夫，一起听纳撒尼尔所作的很受欢迎的客观主义讲座，之后兰德和她的核心小圈子会在大厅里会面，然后一起去地下一层的某家餐馆。当他们沿着罗斯福酒店的大楼梯往前走的时候，兰德通常会用胳膊挎着格林斯潘和纳撒尼尔，一边一个，依靠这两个年轻护送者顺着阶梯而下。当艾克霍夫看到这个场景时，她总觉得这是一位母亲被两个儿子搀扶着。对于在自己所关心的世界寻找方向而言，格林斯潘从兰德身上得到的好处要比他父母的任一方都大，尽管后者给予了他生命。

1963年年初，格林斯潘给他的客户发了两封读起来惊心动魄的建议书，反映了他对于肯尼迪经济政策的广泛不满。当时，他对于金本位制的自我修复“魔法”深信不疑。在繁荣时期，固定的货币供应保证了利率上升，这足以冷却经济，而在萧条时期，情况正好相反，这种观点也使得格林斯潘成了经济调控的天然敌人。李普曼曾欣喜地说道：“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干点事情的。”然而，如果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可以自我修复的话，那激进主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肯尼迪政府对于经济模型的信心在格林斯潘看来同样是愚蠢的。大约在1960年，美孚石油曾要求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准备一份经济预测报告。在处理该客户所需要信息的过程中，格林斯潘得出了一个结论：宏观经济预测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如果最先进的模型不能精准地判断经济何时衰退，那么就别指望政策制定者知道何时开出刺激的药方，这意味着调控看起来更可能失败而不是达成它的目标。然而，1963年年初，在格林斯潘发给客户的建议书都聚焦在很窄且很令人惊讶的范围。“通货膨胀的问题再一次出现。”在其建议书这样写道。然而，这似乎有些罔顾事实，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通货膨胀率很精准地保持在了零的位置。

格林斯潘对于价格压力的理解完全与肯尼迪政府的思路相背。比起将通货膨胀问题归咎于庞大的工会和庞大的企业，格林斯潘在建议书里则将其原因归结于货币供应的增加，而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这一点正是肯尼迪政府迫切鼓励的。格林斯潘继续讲道：“历史早已证明，货币扩张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即使这种征兆会暂时性地被工资及价格管控或其他特殊情况所压制。”20世纪中期，尽管大萧条和战争时期的货币扩张并没有立即导致通货膨胀，但只要定量配给这枚塞子被从经济中拔出，爆发式的通货膨胀就会涌现。1946年，通货膨胀率直接飙升到了18%。肯尼迪政府一直坚持是成本推动了物价飙升。为了直接攻击肯尼迪政府的要害之处，格林斯潘先放下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的思路，转而去为成本推动因素辩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年，“那个时期的特征并不是工业管理层专横地周期性涨价，不过，那段时期确实承受着越来越大的价格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政府引致的经济扭曲”。

格林斯潘的建议书反映了他与伯恩斯在教室所阐述的观点越来越有距离了。他已不再接受伯恩斯教授给学生的内容，即通货膨胀反映了过度的政府支出。他已经转为支持货币主义的观点了，即通货膨胀反映了过度的货币供给。从观念上说，这至少是在汲取了20世纪50年代末关于央行的全新思路后，格林斯潘必然会得到的结论。如果是由于金融系统恣意创造的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衡量货币扩张的速率。不过，想衡量货币扩张的速率并不太容易。金融系统的不同部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产生着购买力，这使得人们没有办法直截了当地去衡量货币量。

在1月的第一封建议书中，格林斯潘的结论是，货币增长速度还没有到值得人们忧虑的程度，通货膨胀的风险会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除非‘新边疆’经济政策采取了比‘新政’更加混乱的金融手段”。然而，两个月后，在第二封建议书中，格林斯潘敲响了警钟。他提出，对于不断变化的金融市场而言，官方衡量货币量的方式早已经过时了。银行正鼓励大客户将他们的钱变成定期存款，而不是活期存款，这种情况越来越时兴。在货币供给的通常定义中，定期存款并不包括在内。然而，自1961年开始，银行开始推出“协议”定期存款，这种存款可以在短时间内转变为现金，从而使定期存款可以被视为现金等价物。“如果把定期存款也计算到货币量里，那么结果是惊人的。”格林斯潘写道。在过去一年，如果依据货币增长更宽泛的定义，那么货币供给量的增长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幅度。随之而来的结果便是，每一单位的产出都有更多的美元在追逐。很快，价格就会恶性上涨。即使当前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迹象，但格林斯潘并没有对这一事实屈服。在建议书中，他预测，在未来的5年，即直到1967年年末，物价将以年均3.1%的速率增长。结果表明，格林斯潘这一“脱离实际”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1966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5%，并且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该数据一直没有低于过3%。

格林斯潘的货币主义，以及他对于“新边疆经济学”的反对态度，很大程度是因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在1960年出版的《货币稳定方案》（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一书中，弗里德曼强调了过度的货币创造所带来的不稳定，并建议央行应设定与产出增长相匹配的货币增长目标。若没有这样的规则，随意的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1963年，即格林斯潘发出建议书的那年，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紧随其后出版了他们合著的《美国货币史》一书，该书对自由放任主义给出了不朽的论证。这一杰作用很大的篇幅指出，如果没有美联储的插手，那么大萧条的破坏性其实要小很多。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大幅减少了货币供给，从而使企业窒息而死。其言外之意就是，过于随意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这种情况不止发生过一次，而是两次：正如格林斯潘在1959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美联储不断为股市提供燃料，从而使泡沫越来越大，并最终导致了大萧条的产生；在应对大萧条的后果时，它同样引致了许多毫无必要的痛苦。看起来，格林斯潘对于央行正统说法的反对态度，因弗里德曼的著作而得到了强化。在《美国货币史》问世后的第二年，他以学术的表达方式重新表述了自己在客户建议书中的观点，并刊登在了《金融周刊》上。然而，到1963年年末，他的精力就投向了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决心将自己对资产定价、反垄断和央行的思考写出来，并通过适当的逻辑化，从而整合成关于其经济哲学的宏大论述。

1963年12月，《客观主义报》刊物登出了一则广告，许诺格林斯潘将会开设为期10周的关于“自由社会经济学”的系列讲座。《客观主义报》是由纳撒尼尔创办的，用来凝聚兰德的追随者。几天过后，在一个周六的早上，格林斯潘在自己位于松树街的办公室里，将其讲座的第一篇讲稿口述给了秘书，由秘书将它打印出来。第一篇文章大约有30页。在接下来的周一和周二，轮到艾克霍夫对老板散乱的话语进行整理了。“在艾伦的句子里，通常毫无语法可言。”她后来描述道。

直到1964年2月，这项很考验助手毅力的工作，成了格林斯潘每周的惯例。艾克霍夫通常会在周二晚上将讲稿编辑完毕，然后发给兰德和纳撒尼尔做下一轮的审阅。这两位客观主义的“大祭司”也是严厉的批评家。他们坚持认为，文稿中的每一个字都应该能被普通群众理解。在每周三晚上与格林斯潘的聚餐中，他们会对文稿进行一些标记，以指出格林斯潘在有些地方表述得过于复杂，违背了兰德对于简洁明确的苛刻追求。有一次，格林斯潘试图用非常明确的术语解释期货市场，并为此挣扎了很久，然而，最终他还是屈服于兰德的标准，将与期货有关内容完全删掉了。对格林斯潘的讲座，他们的其他意见是，他的解释需要从狭窄的技术框架中跳出来。兰德需要了解万事万物是如何与客观主义所涉及的更广泛问题相联系的。格林斯潘渴望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利用自己在经济领域打磨出来的洞察力去强化兰德和纳撒尼尔的逻辑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结论。

在与兰德和纳撒尼尔共进晚餐后的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怀揣着重新修订过的观点，回到办公室。他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口述给秘书，由后者负责打印出来。艾克霍夫会守在打印机边，每打印出一页讲稿后，她就着手编辑。在所有的修改处理完后，秘书将制作一个最终版本。接着，格林斯潘会带着兴奋的艾克霍夫，马不停蹄地赶到罗斯福酒店，然后准备讲述他的真理。格林斯潘将在酒店一间华丽的会议室里发表自己的演讲。宽边眼镜搭配着油光发亮的背头，这副20世纪40年代的扮相使他看上去很帅，而其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来的老成和冷峻也与他37岁的年龄不符。格林斯潘认真地进行演讲，时不时看看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其即兴发言偶尔与兰德和纳撒尼尔所审核的版本有所出入，这让他们感到很不悦。

演讲的开头，格林斯潘就点明了自己的主旨，即“阐述不受干涉的经济是唯一合理且可实践的经济组织形式”。那些攻击市场价格公允性的人，需要明白自己在拥护什么：他们所拥护的道德判断是在非难许多人，而正是这些人的自由选择共同塑造了价格。随后，他开始解释企业家的作用，不过，格林斯潘更喜欢用事业家这个词。格林斯潘奉这种人为英雄。他们是使社会产能与大众需求相匹配的关键性人物，并总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方式做到这种匹配。通过这样的一套系统，美国让自己的对手在竞争中黯然失色。不过，美国推崇的实用主义和商业意识，却与“某些道德和宗教观念相冲突。这些观念认为追求物质是罪恶和不道德的”，格林斯潘遗憾地讲道。“谁要是非常熟悉该矛盾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害，谁就能深深地赞许《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他提醒了一下台下的听众。

基于源自客观主义信仰的超强耐性，格林斯潘开始了关于经济基本原理的冗长陈述：为什么个体会趋于专业化，为什么他们开始商业的交换，绝对优势与相对优势有何不同。他在货币的来源和目的这一主题上停留了很长时间，尤其是黄金。他非常推崇“自由银行制度”的时代，那时银行根据它们的黄金储备来发行货币，不受任何政治干预。这个时代终结于1913年《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的颁布。从道德层面而言，格林斯潘认为，这种私人发行的货币比政府层面发行的要好。他解释道：“私营银行发行的钞票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银行家的承诺如黄金一样有信誉。”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政府发行的钞票并不是依靠声誉，而是强行的命令。这些钞票之所以被接受完全是因为法律要求必须被接受它们。为了呼应《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描述货币的著名段落，格林斯潘强调了命令式货币系统中隐含的暴力：“对纸币的最终背书不是私人的无污点的承诺，而是公共权力的枪口。”

无论是从实践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格林斯潘都偏向于私人发行的货币。格林斯潘坚称，私人货币的优点是它的发行量是有限制的。由于没办法像政府那样依靠权力推行货币，所以19世纪的“自由”银行只能基于其可信的黄金储备来发行临时凭证：这种限制使得它们不能无止境地印制钞票。当然，如果换一些角度，这种安排就会成为弱点而不是优点。在没有央行作为后盾的情况下，人们对私营银行总是会疑虑重重，担心其黄金储备并不足以支撑它们承诺兑付的临时凭证，即钞票。当这些疑虑越来越重时，银行就很容易遭受挤兑，这会迫使它削减贷款，从而造成经济衰退。事实上，这种“货币恐慌”曾出现过不少回，它促使美国的领导者们，着手创立了中央银行。“该机构有助于打造一个具有弹性的货币系统。”《联邦储备法》中这样写道。然而，格林斯潘极其蔑视这种逻辑。他对这种逻辑的言论，堪称经济史上最精致的讽刺。

如果按照格林斯潘的思路来推断，那么19世纪的货币恐慌就是有益的。它们确实使经济陷入了短暂的紧缩，这一点确定无疑。然而，它们其实也是一种恩惠，因为它们戳破了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多亏了货币恐慌，银行才会时刻警惕于自己创造的货币是否超过了黄金储备。这意味着，它们不会火上浇油，通过创造过多的现金从而使真正严重的泡沫越来越大。由此可以断定，美国的领导者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是错误的。政治家们注意到，当银行的储备短缺时，货币恐慌就会随之而来。于是，这些人认为：

治愈这些货币恐慌的关键是防止银行系统的储备耗尽。就是如此的简单。有人认为，对于治疗高烧的病人而言，只要把体温计放进两个冰袋中，温度就能降下来。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了，这绝对可算是美国历史性灾难之一。

美国终于有了中央银行，而格林斯潘后来还成了该机构的领导者。这个“历史性灾难”带来了一个华丽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银行系统几乎拥有无穷无尽的储备。各家银行将自己的黄金交给美联储，作为回报，它们获得了将存款存放在美联储的资格。这些存款成了银行系统的新储备，与黄金不同的是，它们可以根据美联储的许可弹性扩大。美联储可以以扩大银行准备金为代价，购买银行手中的美国政府债券，这有效地创造了货币。美联储还可以按一定折扣来计算银行持有的其他资产，并据此向它们发放贷款或扩大它们的准备金，从而引入更多的货币。一旦这些窍门成了可能，银行就有了确定的资金来源，经济也就被接种上了预防货币恐慌的疫苗。然而，格林斯潘继续说道，这套聪明的新体系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运转良好。“它确实防止了储备的短缺，但与期待中的持续繁荣相反是，它也创造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灾难——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在他的讲座接近尾声时，格林斯潘重新开始对于新边疆经济学的批判。为了兑现充分就业的承诺，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谋士们不断煽动通货膨胀，迫使美联储以不断增加银行储备额的方式刺激经济。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错误，而是根本没有把握住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驱动力。新边疆理论的热衷者们将经济系统视为一台机器，自以为对这台机器可以像踩刹车板那样去被微调。然而，格林斯潘认为：“经济发展并不是社会、经济体、体制等的因变量，而是人类的因变量。不幸的是我们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正沉浸于往日成就的余晖里。”“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财富创造者随着社会福利的增长已经越来越少了，”格林斯潘悲叹道，并开始回忆起儿时读物里的那些英雄，“对于致力于歌颂平庸之才的社会来讲，希尔和摩根的存在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冒犯。”他坚持这样认为。除非发生了一些灾难，否则对于平庸的谄媚会慢慢削弱国家的每一寸神经。借用兰德作品里的一句习语，格林斯潘警告道，美国正使它自己屈服于“原始的部落共同体道德观，它将带来的后果便是奴役、暴力、停滞不前的恐惧和献祭的火炉”。

如何才能阻止美国步入这种深渊呢？格林斯潘给出的答案强调了精英的作用。他认为，要再造19世纪的那种自由环境，没有必要使得大众都转向客观主义。“决定未来走向的往往是那些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智慧的领导者。这些人才是我们需要影响的，”他对他的听众说道，“很多革命都是由少数精锐发起的。”革命者在罗斯福酒店这样指导着他的那群热切的兄弟。随后，他将他们召唤在周围。“客观主义与其他的主义和思想运动相比，存在至关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它是正确的，与现实相符，并且与这个地球上的生活一致。”

对于格林斯潘和他的客观主义同僚来说，保卫这个国家的斗争将围绕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而展开。戈德华特这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总是将自己视为19世纪式的人物。到格林斯潘结束自己的系列讲座时，戈德华特正好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959年，戈德华特出版了《一个保守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在这本书中，他写道：“是古老的和被验证过的真理使共和党走过了早些年的日子。”他还为兰德的愿景辩护道：“将一个人视为无差异大众的一部分，等同于将他视作奴隶。”戈德华特的书对大学学子们非常有吸引力，特别对于那些喜欢阅读兰德的小说的学生更是如此。《华尔街日报》将这本书誉为一大证据，它表明年轻人逐渐摆脱了“长期统治校园的社会福利主义观点。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潇洒地翘起他的烟嘴时，这个观点就一直在校园中占据着主导位置”。在《一个保守派的良心》荣登各大畅销书排行榜后不久，戈德华特就送给了兰德一本，并附上了一条留言：“在我的生命中，几乎没有一本书能像你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一般让我如痴如醉。”一位共和党党员在迅速崛起，而且他还坚持抵制福利国家论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仿效主义（“me-too-ism”），兰德对此感到庆幸，她自己就曾拒绝投票给艾森豪威尔。兰德坚称，调和论者要比完全的敌人更糟糕。她曾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宣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的，但是中间的往往是邪恶的。”

1964年1月，戈德华特在凤凰城自己的家中正式宣布，他将竞选美国总统，并向美国民众作出了保证。这些民众对新边疆的“一个选择，而不是附和”非常不满。在接下来的那个月，格林斯潘以对该候选者的推崇结束了自己的系列讲座。格林斯潘承认，戈德华特也许会落选，但是他或他的同僚也许能赢下1968年的竞选。如果这一切能如愿以偿的话，一个更纯粹的候选者将出现在戈德华特的右翼，推动美国回到早期高尚的个人主义的轨道。“在一代人以内，”格林斯潘热切地宣称，“我们将看到一位完全认同自由放任政策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过了几天，在《客观主义报》3月号中，兰德自己延伸了格林斯潘的赞许。她承认戈德华特的家教信仰是个麻烦，但她却出人意料地没有追究。她甚至愿意与戈德华特联盟的边缘组织和平共处，就是那个私密地、充满边界种族主义和阴谋主义思想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兰德应该远离这样一个需要它的成员相信上帝的协会；而作为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她应该蔑视在南方种族隔离对个人自由主义的戕害。然而，当涉及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时，这位视妥协为恶魔的女人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接受。

在兰德对戈德华特表示了认可之后，她的纽约拥护者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戈德华特政治俱乐部和一份支持戈德华特的杂志，试图以此来支持候选者，并告诫他抛弃自己的宗教倾向。兰德的个人品牌也从竞选活动所产生的热情中获益不少。华盛顿州共和党购买了很多本《阿特拉斯耸耸肩》，发给戈德华特的拥护者。《客观主义报》的订阅量翻了3倍。在戈德华特的竞选团队中有很多成员是兰德的追随者，尤其是卡尔·海丝（Karl Hess）。海丝主要负责演讲稿的撰写工作，戈德华特称她为“莎士比亚”。艾克霍夫也成了铁杆支持者一员，这些铁杆支持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艾克霍夫鼓励客观主义者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且勇敢地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这可是高中毕业后她的第一次演讲。当时，她的主题是，批驳林登·约翰逊通过社会支出计划建立伟大社会的措施。当时，她感到异常紧张。格林斯潘则一直在那里看着，并在演讲结束时问她想做什么来庆祝。

“你知道，我最想做的是今天发生的事告诉我的两位英雄。”

“那么，这两位英雄是谁？”格林斯潘问她。

“弗兰克和安。”艾克霍夫答复道。她指的就是兰德和她的丈夫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

格林斯潘和艾克霍夫联系了兰德，看是否方便拜访。之后他们前往兰德的公寓，并得意地向她展示了艾克霍夫的演讲稿。

得益于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风潮，戈德华特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1964年7月16日的晚上，在保守派人士的欢呼声中，他们的英雄挎着自己的妻子，伴着低音乐队演奏的《共和国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从旧金山牛宫的中心通道走下来。走到舞台中央后，戈德华特紧紧握住共和党上一次大选的候选人尼克松的手，两位男士高高举起了象征着胜利的手臂。气球从天花板掉下来，群众欢呼雀跃。最后，戈德华特在群众的拥簇下用低沉而带着明显地方特色的口音发表了演讲。他赞扬了有限政府、私人产权和自由。

戈德华特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两句话成了历史名言。“我要提醒各位，在捍卫自由上走极端不是缺点。”这位参议员宣称。群众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喇叭声“嘟嘟”地响个不停。这种情况持续了40多秒后，他才继续说道：“我还要提醒各位，在追求正义上搞温和并不是美德！”

坐着看电视机时，格林斯潘不禁拍案叫绝，同旧金山的代表们一齐鼓掌。能说出这些话的人绝对是天才。激进主义通过与自由结成联盟，已经变得更加道德了。从总统候选人的口中还能听到比这更富有变革雄心的话语吗？兰德在《客观主义报》上对此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分析，她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对于激进主义这个术语需要再思考，”她写道，“它过去总是意味着‘狭隘、憎恨、种族主义、偏执、疯子理论，煽动暴力’。然而，当下它的真正含义却是‘拥护美国的根本性经济制度’。”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兰德圈”的热情。对手利用戈德华特的发言，将他塑造成了激进分子。《华盛顿邮报》断言如果他当选，“除了祈祷之外，我们什么也不会剩下”。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埃德蒙·布朗（Edmund Brown）声称：“空气中充斥着极端主义的恶臭。”甚至共和党内部也对此忧心忡忡。共和党温和派突然从这股保守风潮中冲了出来，艾森豪威尔自己也说他不会投票给戈德华特。候选者试图在大选中走中间路线，然而，这种策略的效果只不过是激怒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正是依靠这些人，他才赢得了共和党的党内提名。戈德华特通过将自己塑造为绝不妥协者，从而得以脱颖而出，但他却以妥协的方式毁了自己。

随着选举日的迫近，兰德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她认为，戈德华特应该对自己的保守主义信念更加自信。她甚至自己亲自为戈德华特写了演讲稿，希望他能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最后一场竞选活动中发表。虽然她把演讲稿给了戈德华特，但这位候选人对这份演讲稿弃之不顾。差不多一周之后，当戈德华特直接面对全美国的选民时，他几乎可谓一败涂地。南部腹地本来应该是他最有把握的地区，因为那里的白人都很感谢他对于《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反对票。然而，戈德华特只赢得了其中的亚利桑那州，即他的家乡。这是自1820年以来，双党差距最悬殊的普选。

然而，对于兰德和格林斯潘来说，未来还是非常值得盼望的。他们认为，挫败的责任应该由候选人承担，保守主义本身是毫无问题的。戈德华特“很有勇气、直率、坦诚，在这些方面他是无可指责的”，兰德后来写道。然而，不够理智是他的主要问题，她继续写道，戈德华特的演讲总让她想到报纸的头版大标题，只有噱头而没有内容。看起来还需要耐心等待比较理智的保守派领袖。很快，一个新的选举循环又将开始了。如格林斯潘在他的讲座中所宣称的那样，“不干涉”的时代已经缓缓迫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