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无为主义
DO–NOTHINGISM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国会大厦东侧前面的亭子中宣誓就职。虽然他在很多方面与约翰·肯尼迪是完全相反的，比如忧郁犹豫，而不是自信阳光，但在经济方面他所传递的信息又重新奏响了新边疆政策的旋律。望着他身下的群众，尼克松对美国的超常繁荣赞叹道：“以前未曾有人生活在这种社会中，它几乎同时实现了公正和丰饶！”他强调了自己对于调控的信念，并承诺美国已经“学会了管理现代经济以保证其持续增长”。随着美国连续96个月保持产出扩张和仅为3.3%的失业率，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分享新总统的乐观情绪。生活水平在上升，而股市指数10年来已翻了一倍多。有什么地方可能出问题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由于美元钉紧黄金，所以其汇率不会波动。利率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波动，并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控。

虽然尼克松非常乐观，但格林斯潘对于新边疆政策可持续性的质疑，已接近应验的转折点。1968年的春天，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突破4%，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到就职演说的时候，尼克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已针对这种形势作了相应调整。林登·约翰逊通过压缩公共开支，使得其最后一份预算案实际产生了盈余，而美联储也开始提高利率。虽然在最好的时候，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双重紧缩将是令人不安的，但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更值得人们担心。自格林斯潘成年以来，企业和家庭首次出现负债累累的情况：1945年，私人债务总量大约是GDP的52%，然而，自尼克松上任以来该比率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07%左右。随着利率上升，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利息支付将会不断攀升，这将会对美国民众造成冲击。与此同时，政府预算收紧和经济增长放缓又会压低收入，这将从另一方面对美国民众形成冲击。

有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向格林斯潘咨询，这给了他一个接触经济脆弱性的窗口。他会偶尔出席由第一代对冲基金管理人筹备的纽约午餐会。当时，许多对冲基金都借钱购买了大量名称中带有“数据”或“电子”字样的热门股票。尼克松就职后不久，股市开始暴跌，许多与格林斯潘一起参与午餐会的同伴转眼就倾家荡产了：热门的东西冷却了，20世纪60年代一去不复返。在西海岸环球金融的董事会会议上，格林斯潘意识到储贷业也面临着危机。随着利率上升，储贷机构需要用具有较高收益率的债券和商业票据来竞争，以吸引存款。然而，它们被禁止付给存款人超过银行所付的利率：由于银行面临着所谓的“Q条例”利率上限的限制，因此储贷机构实际上受到了政府的掣肘。这种局面使得储贷机构的存款量开始暴跌，更是将环球金融一类的贷方置于窘境。它们已经向购房者发放长期按揭贷款，直到按揭期结束才能收回自己的钱。然而，为这些按揭贷款提供资金的储户们却一直在选择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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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对新边疆的推崇明确表明，他将忽略格林斯潘提到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建议。不过，储贷业中酝酿出的灾难却表明：总统这样做是错误的。新边疆对充分就业的追求造成了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从而才导致市场利率上升。这意味着储贷机构必须为储户提供更优惠的利率，否则就将面临资金灾难性流失的损失。然而，利率上限阻碍了储贷机构的调整：政府首先使行业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挑战，然后阻止各行业去适应它。甚至连新边疆的提出者也对这些扭曲现象感到震惊。1970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肯尼迪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干将托宾对于“Q条例”的代价进行了批评，并敦促政府解除管制。

临近尼克松任期的尾声时，他作出的各项决策的恶果开始日益显现出来，而这些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格林斯潘的建议。对格林斯潘而言，他也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尼克松的忠实竞选助手变成尼克松的无情批评者。

不管1969年后美国的经济有多么不确定，格林斯潘的影响力却不断扩大，这一点很让人印象深刻。《巴伦周刊》不久后发表了一份关于他的采访稿，充满了敬重之意，其标题是“世界哲学家”。采访稿的篇幅达到了超乎寻常的7页。这位哲学家最近在他的简历中又加入了第二个董事会成员的称谓：他已成为纽约金融公司保德信金融集团（Standard Prudential United）的董事。格林斯潘同时还保留了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席位，并于1969年成为商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他与标准普尔公司达成了一项联营协议，这允许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可以在标准普尔的最先进的计算机上运行预测程序；艾克霍夫的工作状态也发生了转变，她靠甜甜圈和咖啡支撑着，从午夜工作到凌晨4点。在艾克霍夫与格林斯潘分手后，这一点有助于巩固她与未来的丈夫吉姆·史密斯（Jim Smith）的关系。史密斯是一家爵士乐酒吧的老板，他通常会在凌晨4点关掉他的小店，并和艾克霍夫一起共进早餐。这项合作也导致标准普尔的母公司希望购买汤森–格林斯潘公司80%的股份。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自主性，无论这会使他多么富有。

格林斯潘曾告诉尼克松团队，他乐于提供兼职服务。他曾主动请缨，在总统就职典礼前担任过渡期预算办公室主任。在尼克松搬进白宫后不久，另一个机会到来了。新总统绕过美国国防部长，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结束征兵制度：他没有时间理会经济自由主义的背景，因为对征兵制采取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更容易获得更多支持。该委员会由马蒂·安德森领导。在格林斯潘的协助下，就结束义务兵役制的初期活动，他已经向尼克松提交了备忘录。安德森现在直接把他的老朋友拉进了该委员会。“另一个安德森”同样无法拒绝该邀请。该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弗里德曼，他是一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一直对他的著作极为关注。

经济学正逐渐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学科，而关于兵役的委员会最终成了未来的某种前兆。人们经常以政治视角来探讨征兵制度：全志愿部队都是黑人吗？这样是否更有可能抵制民间监督？人们也同样会从军事角度分析征兵制度：也许志愿军比非自愿的义务兵更有战斗力？然而，弗里德曼和格林斯潘运用安德森和委员会废除主义者的想法，将整个争论搬到了经济学领域。他们通过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发难，击败了那个公开支持兵役制的委员会主席。

经济学家从两个主要论点开始发难。首先，征兵制度迫使特定的低收入年轻男性群体以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向政府提供劳动。这相当于“隐形税”，一项没有算在联邦预算中的强制性税种。事实上，这项隐形税比普通平民支付的税率高出3倍。以现役军人承受的重压为代价，其他人拥有了一支便宜的军队，这是一个可耻的倒退性收入转移。基于第一个论点，经济学家断言，因为军事劳动的真实成本被掩盖，军事策划者过度使用了人力，从而扭曲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廉价服役人员的供应延迟了“五角大楼”的动机，它本可以更早通过机械化而将士兵从低技能工作中释放出来。因为人力资源的浪费，国民经济付出了代价。

有一天，美国军方将在越南战场以铁血闻名的前指挥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Westmoreland）推出来，以证明兵役制的有利之处。为了使经济学家不再对隐性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扭曲胡言乱语，威斯特摩兰表明他不想再指挥一支雇佣兵军队。

“将军，难道你愿意指挥全是奴隶的军队？”弗里德曼反击道。

威斯特摩兰挺直身子，然后说道：“我不喜欢听到，我们的爱国应征入伍者被称为奴隶。”

“我不喜欢听到我们的爱国志愿者被称为雇佣兵。”弗里德曼反驳道。然后他接着说：“如果他们是雇佣兵，那么，我就是个雇佣教授，而你，不过是一位普通雇佣将军；我们使用雇佣医生，我们使用雇佣律师，我们从雇佣屠夫那里得到我们的肉。”

“对威斯特摩兰将军而言，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遇到过如‘小老头’弗里德曼这般强大的敌人。”格林斯潘后来津津有味地回忆道。

然而，不管格林斯潘多么喜欢弗里德曼的观点，他也并不打算效仿。当一位委员担心，美国将永远无法找到足够的志愿者来填补义务兵的名额时，格林斯潘的回应是谨慎且礼貌的。“我敢肯定，各军种可以通过改善待遇，增加任何数量的人员配备。”换话题之前，他向此人保证道。很多年后，在回顾他在该委员会的工作时，格林斯潘认为，相对而言，他可能是温和派了，因为弗里德曼太强硬了：“我们都把问题都丢给了米尔顿，因为如果你有一门榴弹炮，你还会需要警察的手枪吗？”不过，事实是，格林斯潘已经改变。与多年前与兰德在一起时相比，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已经淡化了许多；他更渴望与政治掮客似的同僚和睦相处。此外，不管格林斯潘用纸笔表述观点时显得多么强硬，他还是保留了一些青年时期的羞怯。他不喜欢面对众人。

1970年2月21日上午，该委员会成员在白宫向总统提交了最终调查报告。照相机拍下了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时总统坐在内阁会议室大六角会议桌的中央，正与委员随意交谈。在总统座位正对面的一侧，格林斯潘从所有人员中脱颖而出。花哨的夹克和浮夸的翻领曾经流行一时，而格林斯潘似乎仍停留在那个时代：他身着深色西装，翻领既硬又窄。不过，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是在塑造未来。尽管在委员会成员中，他显得有些羞怯，但他的阵营已经赢得了这场争论；在不到3年的时间，他引领着全志愿军队的理念，从竞选备忘录的打印稿转变为经过印刷、装订的正式报告，并呈送到了总统面前。大约18个月后，美国国会向尼克松发送了依据委员会调查结果而确定的立法案，尼克松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前签署了它。1972年12月，最终草案正式试行。美国年轻男性承受的重负终于被解除了。

当格林斯潘致力于解决兵役制度时，美国经济正处于波动状态。1969年9月，年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5.7%，失业率则上升到4%，高于1月份的3.3%。《纽约时报》提醒读者，这次失业率峰值代表着“1960年总统大选以来幅度最大的上升”。比较对尼克松而言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相信，正是疲软的经济拖累了他在1960年的竞选活动。

1969年，劳动节过后不久，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参加了一场头脑风暴会议，该会议由尼克松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主持。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与会者一致认为，价格不稳定对社会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它们对部分人的伤害要大于其他人，从而使“社会分配不公”的观点广泛传播。修复是必须的，但绝不能像新边疆政策那样去压制工资和价格，这种方式只能减缓症状；解决该问题必须从造成价格压力的根本原因上入手。问题的一个方面是超额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要提高利率和进行预算约束的原因。不过，通货膨胀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供给：如果政府法规不太苛刻，生产商将可以更自由地扩大产量，从而弱化价格压力。在最有希望撤销管制措施的领域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伴准备从管制存款利率的“Q条例”上获得突破。

然而，这些经济学家并不走运，头脑风暴会议的逻辑是不会打动尼克松的。果然，透过其快乐的、辞藻华丽的就职演说，人们能看出，总统想要一种能促进就业的经济制度，而并不在意通货膨胀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对于要求紧缩货币的经济学家阵营而言，尼克松简直是背道而驰，他正谋划着如何迫使美联储实行更宽松的政策。1969年10月，尼克松宣布，明年一月美联储主席马丁将在任期届满后离职。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伯恩斯将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这次职位变动对尼克松很有吸引力，其原因几乎不言自明。总统认为，1960年，正是马丁通过在大选前提高利率的方式毁掉了他的竞选活动；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予以防范，马丁肯定会故伎重演，在1972年尼克松谋求连任之前，压制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相反，伯恩斯总是设法以可靠的盟友的形象出现在尼克松的面前。虽然他这个保守主义者素来以对通货膨胀的强硬立场著称，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当尼克松1968年竞选时，他曾公开反驳了格林斯潘的建议，即容忍高失业率以便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建议。

尼克松为了确保伯恩斯明白自己的期望，把他召唤到总统办公室。

尼克松一开始便说道：“我与美联储的关系将不同于马丁任职时。他总是晚6个月，这样就来不及做任何事情。我指望你，亚瑟，让我们走出经济衰退。”

“是的，总统先生，”伯恩斯点燃他的烟斗说，“我不喜欢迟到。”

尼克松继续说：“美联储和货币供给比预算办公室所做的所有事情都重要。”

伯恩斯熟练地点点头。

“亚瑟，不管是否是私人时间，你都可以随时来见我。”尼克松巧妙地安抚了伯恩斯的“自负”。

“谢谢你，总统先生。”伯恩斯回答。

尼克松已经表示，他希望美联储运用温和的方法，想出抑制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方式。他对放松管制不感兴趣，对货币和预算约束也不感兴趣。像新边疆“先驱者”一样，他要使用某种神奇的第四选择来稳定物价。最有希望且最不痛苦的政策似乎是，以某种形式控制工资和价格。尼克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团队去考虑如何实现这些。他显然打算“比约翰逊更约翰逊”地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都极力想打消总统的这种念头。他们忠于与格林斯潘和弗里德曼进行头脑风暴会议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反对只能解除通货膨胀表面症状的价格控制策略。事实上，如果通货膨胀部分源于过度监管本身，正如头脑风暴会议所得出的结论，尼克松的控制工资和物价计划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1970年刚开年，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公布了《总统年度经济报告》，并在其中强调了要尽量避免管制的“僵化性”，特别将放松“Q条例”对利率上限的管制列为紧急。为了推进这一目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宣布将成立一个有关金融现代化的新总统委员会。

这个新委员会随后宣布了其成员名单，格林斯潘列名其中。

1970年6月27日，尼克松的金融现代化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台金融现代化方案的紧迫性是空前的：几天前，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的倒闭暴露了在旧系统内部正在积累着应力。这家铁路联合企业是经济中存在大量杠杆的象征。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之前曾通过举债大举兼并，因此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接着，当利率上升和经济放缓同时出现时，它已经没办法靠借新债去还旧债了。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倒闭所引的恐慌情绪可能带来“多米诺效应”，造成几十家具有极高杠杆率的大企业集团崩溃。惊慌失措的美联储承诺，只要银行借钱给任何处于困境的公司，美联储将对其大开贴现窗口，希望能借此来帮助银行吸引资金，并引导这些资金流入摇摇欲坠的实体企业。它还针对大额存款暂缓实施“Q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通过给银行松绑，使其能以更激烈的竞争手段吸引储蓄。美联储为应对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加息措施，使得经济变得非常脆弱，而这种脆弱只能通过解除管制来修复。这种情况与格林斯潘职业生涯结束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历史版本正好相反，放松金融管制至少部分是针对经济不稳定的应对措施。显然，放松金融管制并不简单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根本原因。

虽然格林斯潘频繁出席金融现代化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但他实在有些心烦意乱。1970年的春天，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再次更换了驻地，这次是一座耸立在曼哈顿南端的全新摩天大楼纽约第一购物中心。该大楼有50层高，装饰着玻璃幕墙和铝合金门窗。新办公地点使格林斯潘的咨询公司可使用的空间扩大了1倍。格林斯潘自己的办公室装有落地玻璃窗，按宣传册的说法，从这里可欣赏总督岛（Governor's Island）、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奢侈的“观景台”，艾克霍夫专门为老板添加一项创新性设计。在松树街的旧办公地点时，她总是担心拐角处并不适合迎接客户，另外，格林斯潘的论文和统计报表杂乱无章地随处乱放，使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在纽约第一购物中心的新场所中，艾克霍夫设置了一个可步入的衣帽间，并在其内部沿着三面墙摆放着三张桌子。在那里，在成堆的心爱的数据之中，格林斯潘可沉浸在研究中，将外部世界抛诸脑后。当客户前来参观时，他就如破茧成蝶一般，从自己的藏身处显露出来，帝王一样在沙发上落座。从他身后的窗户中所看到的风景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而摆放在他面前的茶几则是质朴的。从那堆凌乱的摊子中脱离出来后，他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能够劝服美国总统的男人。

8月5日，周三晚上，格林斯潘的团队正在纽约第一购物中心的33楼努力工作。过了6点后不久，电信公司的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格林斯潘的计算机处理程序员洛厄尔·维尔特班克开了门，接待了访客，并简单地回答了后者提出的问题。楼道间似乎有些热，但维尔特班克没感到什么异常，从容地回去工作了。几分钟后，外面传来一阵更紧迫的敲门声。敲门者还是之前那帮电信公司的人，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四周都环绕着一堆暗灰色的烟雾。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斜对面的办公室，一台新安装的计算机由于接触不良而燃起了大火。

维尔特班克急忙冲了回来，将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并通知大家立即离开。格林斯潘深深地沉浸在他的研究里，不想离开；维尔特班克还记得，当时他抓住格林斯潘，将后者从办公室拖了出来。这些咨询人员穿过走廊，从消防通道下到28楼，然后，乘电梯下到人行道边的安全区域。这时，火势已经蔓延成一片可怕的火海。2 000摄氏度的烈焰在四层楼中肆虐，它掰弯了金属横梁并从窗户中喷出熊熊的火舌。建筑物里的部分租户不得不爬到屋顶，在那里等候直升机营救。两名保安人员准备搭乘电梯到楼顶塔的中部，但高温导致电梯系统的电子电路失火，电梯直接摔到了33楼，保安人员就这样在大火的核心区被吞噬了。

如果说这场大火还不足以使格林斯潘对金融现代化委员会感到心烦意乱的话，那么尼克松的态度则简直是在将他从金融现代化委员会中驱逐出去。在宣布成立金融现代化委员会时，尼克松已宣称，美国必须通过修补金融部门的方式来引导储蓄资金流向能发挥其最大效率的地方。不过，这一点很值得怀疑，或许总统最迫切的目的只是安抚华尔街的捐助者。毕竟，尼克松从来没有显示过对新边疆理念进行反思的兴趣，他不太可能会接受该委员会放松管制的建议。1971年1月，尼克松在电视新闻中宣布：“我现在是凯恩斯主义者。”尽管新闻记者对这种等同于“变节声明”的言论很震惊，但事实上，尼克松从他上台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5月6日，格林斯潘和其他委员们挤进白宫内阁会议室，向总统提交了进展报告。那一刻，尼克松应对金融改革的态度将接受第一场考验。经济状况在进一步恶化。失业率一度逼近6%，而美联储领导的变化已经使尼克松产生了深深的挫折感。伯恩斯在就任美联储主席后，已经证明他并不是对总统俯首帖耳的人。他不但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且他还有推行浮动政策的恼人想法，这完全抢了白宫的风头。伯恩斯越是引人注目，尼克松越显得无能。“尼克松在无意识地瞎逛，而伯恩斯则有目的地来来回回。”一位华盛顿人士机智地评论道。

委员们希望尼克松能直面日益严峻的现实。“Q条例”的“整栋大厦”在嘎吱嘎吱地摇晃。他们需要使总统看到放松管制的紧迫性。

“我们的金融体系非常脆弱，它很难经得住现在这样的冲击。”雷蒙德·索尔尼尔（Raymond Saulnier）用略带家乡马萨诸塞州海边地区的口音警告道。尼克松信任这位白发苍苍的资深委员，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他就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供职过。

“现在确实很平静，但没有真正的理由相信它会持续，”索尔尼尔继续，“爆发可能会来得很突然”。

尼克松似乎对索尔尼尔的不祥预测漠不关心。他不想听到有关金融放松管制的事。他正专注于其他事情。

“在这些材料里，我发现你们没有致力于……”

尼克松稍微停顿了一下，但委员们能猜出总统所指的是什么。

“比如，没有致力于美联储，没有致力于货币政策。”一个人尴尬地说。

“你们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比如，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尼克松问。现在他已经把事情挑明了，他将“匕首”放在桌子上。

委员们告诉尼克松说，不，他们并不想过问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

“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尼克松结结巴巴地说道。随后，他的语气也从和蔼变得充满怒气。“这不是什么不可冒犯的东西。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已经表达了其中的一部分。然而，银行家、保险从业者、政府部门职员以及所有其他人现在都非常流行说，‘好了，现在，美联储恢复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时的设置。那段日子简直就是美国的创世记，上天创造了一件完美的事物……’”

“总统先生，这个完美的东西是由委员会创造出来的。”索尔尼尔打断道。

格林斯潘和其他委员笑了，但尼克松的的情绪突然低落了很多。“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不要在存在疑点的情况下，和我讨论一件事情，”他简洁地说，“因为我觉得，任何由这么多人组成的团队总会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在团队提交的报告中，我认为，你们并没有致力于去处理金融体系总机关的问题。然而，你们必须这样做，你们应该深入进去。”

尼克松对此非常坚持，因而不断重复自己的话。他大胆地让委员们拿起“匕首”刺向他的敌人。“让我们按这种方式来。你们以及那些目前审视金融体系的人，不能在忽略美联储的情况下谈论金融体系。在我看来，你们回避了这个主要权力机构，这将成为你们的一项疏忽。”

委员们随声附和着，他们知道这种方式好过争论。他们回应道，尼克松总统是正确的，他们本应该先审视金融体系的管理机构，而不是只集中在私人金融部门。尼克松似乎瞬间就变得很满意了，态度缓和了很多。尼克松的魅力再度逐渐地散发了出来，他宣布闭会，并将表面印有总统印章的袖扣和高尔夫球当作礼物送给格林斯潘与其他委员。

“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非常昂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尼克松开玩笑说，“你们没必要去申报了。”

6个星期后，即1971年6月21日，格林斯潘又再度前往华盛顿，为克服尼克松曾拒绝谈论的金融动荡而献计献策。去年夏天，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前脚刚宣布破产，洛克希德公司后脚就开始向华盛顿寻求帮助。作为美国国防部最大的承包商，洛克希德吸引了决策者的注意力。此外，它还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个关键州主要的雇主，且对于政治候选人的捐赠非常慷慨。尼克松政府很及时地提出了救助洛克希德的计划，而美国国会却在这件事情身上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伯恩斯主张，自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开始，设立一个常设政府机构来救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按他提供的线索，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试图借助洛克希德公司求助这件事满足伯恩斯的要求。

在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时，格林斯潘拒绝支持自己的导师。“对此类贷款担保，我打心底里不赞成。”他说。政府指令性贷款“必然导致对效率最低的企业进行补贴”，从而破坏生产力，降低生活水平。伯恩斯和其参议院的盟友以政治标准来分配信贷，而不是引导资本流向最值得的用户，这将会触发“浪费、偏袒……甚至是腐败的风险”。竞争力差的企业走向破产才是对经济有益的事情，只有这样资本和工人才能转移到更高效的企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不是加倍新边疆的干涉力度，是要减少它。

在那个夏天，当美国的立法者就洛克希德救助计划投票时，格林斯潘的声音完全被忽略了。伯恩斯得到了他想要的永久救助机构，而洛克希德公司得到了救助。不过，尽管伯恩斯成功扩大了美联储的职权范围，但这丝毫没有使他受到白宫的爱戴，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给自己惹上了更多麻烦。7月16日，他上调了贴现率，这使尼克松颇感惊愕。7月23日，伯恩斯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并为美国经济陷入了困境而感到遗憾。

那天晚上，尼克松邀请3位顾问搭乘总统专属的红杉号游艇，陪他一起在周五晚巡游波托马克河。他们合计了一下对付任性的美联储主席的办法。伯恩斯的表现就像毛驴屹耳（Eeyore），用缓慢的语调抛出一个又一个对经济表示悲观的评论，这助长了民主党对“尼克松经济学”的攻击。“所有应该上升的数据，如股市、企业利润、实际可支配的收入、生产率等，都下降了。所有应该下降的数据，如失业率、物价、利率等，都上浮了。”一位民主党笑着挖苦道。根据时任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的建议，尼克松和他的心腹提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将在媒体上制造伯恩斯的负面报道，从而迫使伯恩斯闭嘴。

伯恩斯一直敦促，总统应该反对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津贴。尼克松的心腹决定告诉新闻界说，伯恩斯是两面派，他一直在为其个人加薪而游说。同时，他们也会告诉记者，尼克松正在考虑重组美联储，以遏制其主席的权力。

7月27日，红杉号上的“污染稿”在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的报道中出现了。伯恩斯的薪水为42 500美元，据说他要求加薪20 000美元。“一些顾问敦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规模扩大一倍。”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补充道。第二天，总统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拒绝否认这件事，从而使这个故事的传播力大增。伯恩斯变为防守一方，而尼克松的手下打出了致命一击。他们将传话给伯恩斯，让他发表一个关于经济好转的演讲。如果美联储主席希望避免全面战争，他将不得不屈服。

为了完成对美联储的征服，尼克松的下属招募了格林斯潘。他们知道格林斯潘与伯恩斯走得很近，并认为他是一名忠诚的信使。

查理·寇尔森（Charles Colson）是红杉号三人组中的一员，他后来因安排尼克松的肮脏把戏而进了监狱。寇尔森确定了格林斯潘这个人选，并打电话给身在纽约的格林斯潘，让他设法说服伯恩斯改弦更张。

多年后，格林斯潘断然否认自己听从过寇尔森的差遣。不过，寇尔森对于此次通话的亲笔记录却证明事情并不像格林斯潘说的那样。格林斯潘接受了这个任务。他跟伯恩斯长谈了一次。然后，他向白宫汇报了谈话的情况。

格林斯潘说，伯恩斯“非常不安”和“生气”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寇尔森向霍尔德曼（H. R. Haldeman）转达了格林斯潘的成果。霍尔德曼当时是白宫幕僚长，他很高兴地与总统分享了其中要点。

“对于伯恩斯的策略真是一击致命，”霍尔德曼向尼克松欢呼道，“伯恩斯今天跟格林斯潘说，‘这太可怕了’。格林斯潘说，‘好吧，我知道政府中的政治人物真正介意的是，由于你四处宣传经济方面的负面信息，这已经对总统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危害。’伯恩斯喋喋不休地讲，他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屈从于总统的政治权力，然而，他现在如果不这样做，又能做什么呢？”

尼克松有滋有味地听着，而霍尔德曼继续说。“针对经济发表一个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该死演讲，这就是他能做的。而总统正在为这项伟大工作而努力工作。”幕僚长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已经让寇尔森把该信息传达给格林斯潘，以使格林斯潘可以转告伯恩斯。格林斯潘曾汇报说，伯恩斯首先想“面见总统并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尼克松对此并不感兴趣。“不，不，不，”他反对道，“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三次，我受够这些秘密的会谈了……如果再做一次我会疯掉。为什么我要让他再次来到这里对我说，‘我只是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他很聪明，知道我想要的效果是什么。”

“格林斯潘是这样说的……”霍尔德曼说道。

“格林斯潘是他的朋友。”

“然而，让他来安排这件事可能就会更有效一点，”霍尔德曼反驳道，“格林斯潘说，伯恩斯是如此伟大的人物，说实话，这使得自己一直以来都认为伯恩斯是在做正确的事。直到现在，格林斯潘也不认为伯恩斯真正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造成了政治上的伤害。不过，格林斯潘现在认为自己已经意识到了，他还认为见面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且可能是唯一的方法。你必须给伯恩斯来一些休克疗法。”

格林斯潘对尼克松的鬼把戏的背书似乎使总统缓和了许多。

“格林斯潘认为伯恩斯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政治上的伤害，伯恩斯难道不这样认为吗？”尼克松问。

“是的。”霍尔德曼回答道。

与霍尔德曼的会面结束后，尼克松立刻就让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向外散播这个好消息。

“我想你应该知道，根据你建议的小战术，皮球现在该回到街对面的朋友那儿了。”尼克松说。他的声音响亮而模糊，他的气息一阵阵冲击着电话，就像他正努力地钻进话筒里一样。

康纳利发出了气喘吁吁的笑声。他立刻明白了，尼克松是指伯恩斯。伯恩斯在美联储的办公室在白宫西边，两者仅隔了几个街区。尼克松也许已经意识到总统办公室的通话录音机有一天会被用来对付自己，因此他经常用某人所在的位置来代替其名字。

“嗯，真是太棒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康纳利说。

尼克松向康纳利介绍了整件事情的详细信息，包括伯恩斯和格林斯潘之间的通话，后者被总统称为“我们在纽约的朋友”。

“我们引起了他的注意，”尼克松说，“现在我们其余人……我不会提一个字……但我想你应该知道。现在都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装聋作哑。”

“是的，我会的。我早上刚和他吃过早饭。”康纳利说。

“不过，在此期间，不要放松对他的压力，明白了吗？我们得有一些办法让他汗流浃背。”

仅仅用了24个小时，美联储主席的形象就坍塌了。尼克松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并否认对伯恩斯人品的可耻攻击。“伯恩斯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诋毁。”总统说。随后，他解释称，当白宫预算办公室提议给伯恩斯加薪时，他其实拒绝了。尼克松讲话的文字记录被转发给伯恩斯，后者很快就在电话里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它温暖了我的心，”伯恩斯兴高采烈地告诉尼克松的撰稿人萨菲尔，“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如此深深地感动了。我可能没有表现出来，我还没从沮丧感中完全摆脱出来。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总统是多么的正派和温暖。我们现在必须更紧密地合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联储工作重点从打击通货膨胀转移到为选举而奋斗。丑闻之前，伯恩斯已经将利率上调以抑制货币增长；丑闻之后，他又将上述措施撤回了。这样一来，经济开始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增长。197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达到了7.3%，第二个季度更是达到了完全不可持续的9.6%。自1951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签署协议以来，央行从没有如此明显地掌控在白宫手中。政治家已经取得了胜利，而格林斯潘一直处在胜利的一方。

丑闻发生两周后，即1971年8月13日，周五，撰稿人萨菲尔再次受命粉刷尼克松团队经济政策的招牌。他被告知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去总统的农庄戴维营度假，而且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萨菲尔于下午1点到达行政办公楼，随后由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赫布·斯坦（Herb Stein）陪同，在一个僻静的入口处上了一辆白宫的轿车。其他男人们都挤进后座。轿车驶经了阿纳卡斯蒂亚海军航空站（Anacostia Naval Air Station），在那里他们登上了直升机。

萨菲尔问斯坦是否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可能是自1933年3月4日以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周末。”斯坦说。他提及的是大萧条谷底的那个周末。当时，罗斯福上台，宣布银行放假，并着手推行新政。

两小时后，尼克松在阿斯彭小屋（Aspen Lodge）的木板客厅接待了他的10名下属。整个戴维营庄园中点缀着10座小木屋，阿斯彭是其中最大的。尼克松的8位顾问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并围成一圈，2位记录人员则靠墙坐着。

“除了获取信息，这里不允许向外通话。”尼克松首先强调道。然后，他解释说，他召集此次会议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有许多问题都露出了苗头，是时候采取果断行动了。美国国内方面，失业率高涨而通货膨胀率却没有丝毫降低的迹象；国际上，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正在崩溃，这直接威胁到了国际货币体系。此外，这两项挑战还被捆在了一起：美国国内和国际困难都反映了美国经济债台高筑的情况。美国企业的杠杆化已经到了极高的水平，以至于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足以对抗通货膨胀的速度，它们就会遭受灭顶之灾。同时由于美国的外债，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也在下降。

除了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它的两个主要经济目标已被证明是不相容的。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加入了固定汇率系统，即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主要货币均与美元挂钩。该系统运作了15年，然而，随后的新边疆经济学家却设定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为了保持固定汇率，美国必须避免通货膨胀，因为这会削弱其货币的价值。然而，要实现充分就业，美国不得不推行与固定汇率制相悖的政策，它必须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现象接受通货膨胀，该曲线表明不断上涨的物价可能会持续提振经济中的就业人数。由于充分就业这个目标的优先级要高于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削弱了对美元的信心。事实上，当尼克松的顾问们聚集在戴维营时，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制度已经濒临崩溃。

与会者开诚布公地进行了辩论。尼克松和他的谋士需要在两个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可能会采取激进措施来抑制通货膨胀，并提振对美元的信心。或者，他们可以放弃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终结实行了25年的固定汇率制度。第一个选择将涉及紧缩：更严格的预算、紧缩的货币政策以及放松抑制企业扩大生产的管制措施。第二个选择意味着不稳定性：黄金锚不见了，美元的波动将不可预测；在美国人口袋里的钱今天是一回事，明天又是另一回事。

尼克松在两者中的选择几乎猜都不用猜。从执政起始，他就一贯把就业作为自己经济工作的首要重点。他对抑制通货膨胀没有任何兴趣，他对伯恩斯的欺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经过周五下午4个小时的辩论和餐后的小范围讨论，美国总统决定放弃金本位制。

周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赫本·斯坦致电在家的格林斯潘，告诉他将有重要事件宣布。当晚，格林斯潘按时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总统发言。当尼克松宣布时，格林斯潘正俯身捡东西，结果扭到了背。他在床上躺了数周，并且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不得不求助于特殊的矫形椅子，并定期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格林斯潘后来开玩笑说，尼克松的发言震伤了他。不过，以他看待事物的方式而言，放弃金本位制并没有什么不体面的：1971年时，金本位制已经失去了可信度，因此，尼克松的决定几乎不会让任何人感到吃惊。此外，金本位制已被证明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几乎毫无用处，这也使它几乎不值得保留。真正让格林斯潘担心的是，尼克松在放弃金本位制的同时可能出台的政策。既然总统已决心不通过持久的紧缩预算或以更高的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那么实行工资和价格管制就是他唯一的选择。新边疆政策的干涉已经达到了顶峰。

然而，如果说尼克松应该对格林斯潘的伤势负责任，那么他也有值得被感谢的一面。在伤势的康复期中，格林斯潘的母亲罗斯每天都来公寓看望他，并在冰箱里储存食物，以便能让他过得舒适一些。在格林斯潘的生命中就这一次，他不再像兰德的卡通英雄那样不依赖任何人；他的母亲来到他的身边，教给他什么是人类之间的彼此需要。在格林斯潘康复后，他的柔情替代了以前的不耐烦，他开始每天给母亲打电话，直到1995年他的母亲去世。在这24年中他们的联系一直格外紧密。

价格管制是压垮格林斯潘与尼克松之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忠于总统的时间实际上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的要长。到1971年8月他们的关系才走到了尽头，这距离尼克松暴露其性格中的黑暗一面的蒙陶克会议已经整整3年了。在此期间，格林斯潘曾担任过无拘无束的竞选顾问、临时预算办公室的主任；他还担任过咨询顾问，从放松管制到兵役，他几乎在所有事上都提出过建议；最后，他还充当过征服美联储的中间人。然而，宣布工资和价格管制，意味着尼克松已经越过格林斯潘的底线。他忽视了亚当·斯密对价格信号价值的最基本见解：没有它们，生产者无法知道消费者想要什么，而消费者无法辨别稀缺和富饶。

直到戴维营的公告前夕，大多数政府的经济学家都与格林斯潘秉持着一样的理念，即反价格控制。“强行冻结工资和价格，就像是在不知道脚下是什么的情况下，从跳台上一跃而下。”斯坦后来坦承。如果尼克松的顾问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那绝不是因为一些新的分析结论说服了他们。严密的安保、盘旋着的直升机以及历史转折点，这一切使当时的戴维营充满了戏剧性：在任何其他情形下都十分愚蠢的政策在所有人头脑发热的时刻也会显得生动精彩。“正如这个计划宣布后，我的儿子对我所说的，‘在理念上你应该责备它，但事实上它很伟大’。”斯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道。

然而，宿醉的症状很快就出现了。制定制约价格的规则早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新的薪酬委员会和价格委员会看起来根本没能力去担负这个任务。拉姆斯菲尔德曾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现场为尼克松进行过一线报道，他想打破僵局，于是招聘了一个年轻的助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这个小团队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外部办公室奋战了一个通宵，在香烟和咖啡的刺激下，作出了数百个关于价格的决定。当秘书在第二天早上清空烟灰缸时，拉姆斯菲尔德的团队已经搞清楚了苹果和苹果酱之间、弹性和非弹性玉米之间、生卷心菜和包装的色拉之间、新鲜的橘子和釉面柑橘皮之间的差别定价。不久后，切尼派工作人员去调查商店如何实施价格控制，得到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结果证明，每个供应商都拥有不同的解释。仅仅通过命令来控制通货膨胀并不一定能带来经济战场的胜利。

尽管对于价格管制感到很愤怒，格林斯潘仍继续在金融现代化委员会的工作。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某种彬彬有礼的不自信，这和在结束兵役制的委员会中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新委员会的成员凝聚成了坚强的后盾，他发现自己很容易从中得到支持。委员们一致呼吁逐步取消“Q条例”，这反映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即必须允许银行和储贷机构调整支付给存款者的利息，以应对通货膨胀。该委员会还旨在打破不同类型贷款机构之间的区隔。储贷机构今后将被允许从事多元化的按揭贷款业务，并与银行竞争。同时，银行也将被允许侵入储贷机构的地盘，承销市政债券，出售共同基金和保险。

自从2008年的危机爆发以来，这种混业经营（silo-busting）的处方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通过不断缔造大而不倒的金融超级市场，混业经营将金融系统推入了深渊，从而对纳税人造成了有害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反的观点才是明智的，具有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都支持该委员会放松管制的处方。当时，处于割据状态的金融行业的效率极低，通过打破孤立、促进竞争，该委员会希望借此能削减储蓄者和借款者的不必要成本。另外，定位狭窄的贷款人往往使某些类型的借款人受到信贷枯竭的威胁。例如，利率上涨使大量存款从储贷机构中外流，而购房者又无法从其他地方获得抵押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与利率上涨带来的微调相比，住房需求可能突然崩溃，而在一般情况下，呈现出明显周期性的房地产行业也将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同样，当储户纷纷从区域性银行取走存款时，依赖他们的小企业再也无法获得贷款，结果商业机会就被浪费了。1970年，托宾在自己批评“Q条例”利率上限的文章中强调，这些管制措施效率低下且不公平。美国富人能想办法绕过监管约束，而普通市民则束手无策。

此外，尼克松的金融改革委员会之所以青睐放松管制，主要是因为确实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这样做。自1970年以来，美国人民已经将大量储蓄转化为了货币市场基金，它带有银行账户属性，但不受“Q条例”限制。当时，伦敦以美元标价的债券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且交易非常活跃。如果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强化对银行和储贷机构的管制，资金将流向这些货币市场基金中；如果政府打算对货币市场基金也施加利率上限的管制，资金将会向欧洲转移。如果美国加强在岸市场的管制，欧洲将吞噬更多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委员都认为，放松金融管制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尼克松是否会承认这一点。

圣诞节前三天，周三上午，格林斯潘和其他委员们抵达白宫，会见尼克松。总统的精神状态似乎不错。显然，他已经把责骂不听话的美联储这件事忘记了。为了在众多照相机前更轻松一些，他不断与委员们开着玩笑。

“挑选出三四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尼克松向委员们指示道，以便满足房间里的记者的需要。

“好吧，我们不怕争议。”一个人大胆地回应道。委员们开始概述他们认为的头条新闻：给储贷机构更多自由，结束“Q条例”等。尼克松很有礼貌地听着。

当提议声越来越稀疏时，尼克松说：“你们没有真正发现美联储的问题。”

“我们确实对银行监管机构的重组有一些建议。”一位委员壮着胆子说。

“你跟伯恩斯讨论过吗？”尼克松步步紧逼地问道。他显然还没有从走火入魔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已经迫使美联储彻底屈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正危险地狂飙。不过，对于新一轮的大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总统仍念念不忘于自己的臆想，即美联储企图夺取他对经济的控制权。

当会议结束时，尼克松同彼得·弗拉尼根（Peter Flanigan）走出内阁会议室。弗拉尼根在金融监管方面有自己的见解。

“总统先生，你知道，从现实政治而言，该计划试图给予只负责储蓄和贷款的储蓄银行与常规银行一样的待遇，”当他们回到总统办公室时，弗拉尼根继续对总统说道，“现在，当大的储贷机构被允许开立支票账户时，它们确实能够强化竞争力，但小机构将被推进到死胡同。”

“哦？”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将竞争注入金融领域的方式是非常粗野的。”弗拉尼根继续说。该报告曾为了征求意见而广泛散播，而弗拉尼根已经接待了一大堆的游说团队。如果我们将时间线往前推几年，就会发现弗拉尼根的说法是靠谱的。后来，很多小的储贷机构确实将这种说法当作了强有力武器，并攻击该报告是“反住房”的。

“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大量的陶器将被打碎。”弗拉尼根告诉尼克松。

“好处是什么？这其中是否有些好东西？”

“这件事的关系实在太重大了，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先把它放在冰窖里，最起码等到11月后再说，”弗拉尼根说道，他指的是选举，“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不要对此做出任何承诺。”

尼克松表示同意，于是委员会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冰封了。格林斯潘在这份报告上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它注定会被束之高阁。不过，他早就变明智了，并没有在里面投入太多精力。然而，这份流产的报告其实比表面上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它预测了格林斯潘就职美联储后将会发生的金融改革故事。20世纪70年代，金融市场的确改变了，不过，这并不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精心策划的，而是由市场的压力和危机所导致的。格林斯潘和同僚建议逐步取消Q条例，这一点最后变得无关紧要了。储蓄涌入新的货币市场基金；不受管制的美元债券出现在伦敦；因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倒闭后，美联储为应对恐慌而允许银行突破利率上限去吸引大额存款；这一切都表明，Q条例的实际效果早就被破坏了。该模式在多年后会再度出现。金融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由主张解除管制的专家讨论决定的；认真工作的委员们仔细思考了新的掉期市场或影子银行崛起的意义，但格林斯潘却拒绝运用自己的权势去支持这样的想法，这些人的研究结果也很少能对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后来，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对监管职责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或许就表现出了他曾在尼克松时期学到的宿命论。金融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但那些想塑造它的企图注定会遭到惩罚。技术变革、危机的紧迫性以及资金绕过管制的顽固倾向，这些力量决定着一切事情。

在1971年最后几天，当尼克松撇开委员会一周后，格林斯潘前往新奥尔良，在美国金融业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针对通货膨胀的讲话。尼克松冻结工资和物价的措施显示了成功的迹象，这一点出乎他的意料。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与尼克松的政策“和平共处”，他选择了自己的立场。在华盛顿的各种委员会中，他并不想突显自己的重要地位，但是说到统计问题时，他就开始全力挥动自己的双拳了。格林斯潘认为，尽管通货膨胀似乎在放缓，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尼克松的控制策略起作用了。他自信地宣称，价格压力可能将在1972年下半年骤增。

格林斯潘本可以很容易躲开与总统的这场战斗。在谴责尼克松的价格管制时，他攻击的是政府当局经济政策的基础；他非常了解白宫会如何对付它的批评者。此外，他的一些天然盟友对于是否与他站在一个战壕中也是非常犹豫的。随着1972年6月通货膨胀率下降至2.7%，甚至连弗里德曼似乎都愿意相信尼克松的管制策略已经赢得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胜利。也许冻结工资和价格的公告在经济中引入了附带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商业减速并牵引着通货膨胀率下跌。或许管制策略已成功地改变了通货膨胀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带着自我实现的效应。

“如果说有任何影响，它显然一直是心理上的（我收集的是你的立场），”格林斯潘在1972年10月上旬给弗里德曼的信中写道，“不过，我并不相信，总统法令可以改变通货膨胀的预期。”格林斯潘一直认为，对于政府关于经济的公告，人们往往会夸大它们的重要性。他曾质疑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罗斯福励志演讲所发挥的力量，这印证了他对此持有的怀疑主义。

弗里德曼一周后写了回信，坚持认为尼克松的计划正在发挥作用。仿佛是为了软化格林斯潘的知识分子孤立感，这封信的末尾处附带了个人的便笺。“我很抱歉，你不能参加婚礼，”弗里德曼写道，这指的是他儿子的婚礼，“我知道你会喜欢它。”

格林斯潘对尼克松政策的抨击长达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始终是孤军奋战。然而，在1973年的春天，通货膨胀率恢复了向上的态势，并在当年4月创下了5.1%的阶段新高。正如格林斯潘曾预测的，冻结工资和价格的效应只是暂时的，而现在他几乎将自己的感觉归结为“洗脱冤屈”。“政治家主张对价格施行合法的冻结，并认为这能解决问题，我对此非常不安，”他在当年4月的《华尔街日报》中阐述道，“在绝望状态下，大多数经济学家默许了，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他与弗里德曼的通信中，他曾贬低过这一想法，即尼克松的政策可以通过改变预期而取得成功。“通货膨胀心理学……消除了人们的责任，即追求政治上不受欢迎但能真正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他轻蔑地写道，“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控制不能取代供求规律，而在控制能取代供求规律的社会中，正义注定会缺失。”

价格管制发挥效应的时间刚好能保证尼克松连任。然而，管制接下来的失败又使他的胜利黯然失色。每一项新的通货膨胀率数据都在削弱着尼克松的权力基础，同时水门事件的绞索正在他脖子上不断收紧。总统的命运越恶化，格林斯潘越受追捧。正如他在1973年7月《纽约时报》上写到的，通货膨胀率再度回到了6%。由于水门事件点燃了民众对统治阶级的憎恶之情，格林斯潘抓住这一点，进行了政治分析。他告诉读者，通货膨胀根本上是政治家强制性干预的结果。这一点他追溯到了约翰·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初，约翰·肯尼迪的刺激方案使他实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即“让经济再次上升”。刺激方案的成功使得政治领导人对同样的荣耀贪得无厌。总统对行动主义的崇拜，再加上政治家们对为长远利益而担负短期成本的漠视，使得整个经济陷入了瞎干预的无尽漩涡中。如果美国的领导人懒一点该多好，格林斯潘说。“无为主义”成了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标题。

3个月后，即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尽管格林斯潘并不需要这种运气来赢得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但该事件彻底结束了关于尼克松政策可行性的所有讨论。到当年年底，年化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9%，格林斯潘通过发出终极经济自由主义式批评的方式庆祝了胜利。管制措施不仅失败了，它们还走向了始作俑者的对立面：由于彻底破坏了企业投资的激励机制，它们造成了基本生活用品短缺，从而迫使价格上行。虽然尼克松曾暂时拧紧封闭了通货膨胀的螺丝，但他也为自己竖起了瓶颈，并打开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大门。戴维营会议的两年半后，尼克松为他令人震惊的权宜之计付出了代价。

自格林斯潘开设客观主义讲座的10年中，事实已证明，美国的政治体系根本听不进去格林斯潘发出的信息。这位年轻的“先知”预言的通货膨胀终于变为现实。他曾警告说，对于经济的每一个错误干预都会造成扭曲，从而导致更多的干预。他已经说对了两次。在给尼克松的竞选备忘录中，他预料到了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福利项目将催生出一种观念，即它是“政府必须提供”的，政客们也因此而承受了超过其提供能力的压力。失望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正如格林斯潘在给尼克松团队的第一份备忘录中所指明的，通货膨胀不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它还是一种心理状态。民众对于政府福利的期望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一个棘手的约束。民众对政府解决方案的需求超过了国家的能力。

1968年的秋天，格林斯潘看起来像一位热切的朝臣，热衷于谋求一个政府职位。到了1974年时，他成了愤怒的局外人，对政治极度蔑视。然而，如果说这种变化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出人意料。在对尼克松忠心耿耿的6年时间里，格林斯潘一直置身于白宫之外。然而，随着尼克松政府的瓦解，这位1974年的异见分子很快就来了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的180度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