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一个少数派”
“A MINORITY OF ONE”

1974年8月8日一早，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自他在迈阿密海滩的会议上目睹尼克松接受共和党提名已经过去6年了，其间他日渐老成。虽然格林斯潘已经过了48岁的生日，但他依旧拥有满头的乌发、健硕的身材以及牢固的牙齿，这一点也成了他四处自夸的资本。他身穿风格保守的西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的这副行头就从没改变过。格林斯潘在年轻时曾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赢得全世界的尊重，而如今他的信念变为了现实。《时代周刊》向数百万读者介绍说，格林斯潘“博学而诙谐”。当时，他每年大概能赚30万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140万美元。由于性格中仍保留着童年时代的腼腆，所以他总会用谦逊的外表来掩盖自己的成功。

“格林斯潘先生，请向在座诸位做一下自我介绍。”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开口说道。此时，格林斯潘就夹在一名国会议员和一名白宫顾问的中间。

“参议员先生，我很少占据过这么中心的位置。”格林斯潘以边缘人物特有的自嘲口吻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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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参议员低头望着他。他们已熟知他的履历，也知道他这样说并无恶意。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一名经济自由主义者，格林斯潘竟然成为连接商界与政府关系的纽带：现在他担任数家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兼任美联储、白宫预算办公室、美国财政部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顾问。其实，格林斯潘此次远不是边缘人物。他是以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华盛顿三大经济学家之一的身份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的。他即将成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由3名来自学术界的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团。

由于总统的经济政策备受质疑，格林斯潘曾经犹豫是否要接受这份工作，不过，他还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打消了自己的顾虑。首先，尼克松在1978年4月结束了冻结工资和价格的灾难性实验，为格林斯潘入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扫清了最大的障碍。其次，格林斯潘长期以来都想谋求政府中的高级职位，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比尼克松在上任初期向他提供的所有职位都高好几个等级。最后，尽管其他人都担心，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加入政府会让他们的名誉受损，但格林斯潘却认为未必会这样。美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伯恩斯和其他几位政府要员都恳求他帮忙。“美国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然而，美国经济还要运转，我们还要制定经济政策。你应该为国家服务。”伯恩斯敦促他道。大约一个多月后，格林斯潘告诉记者说：“美国已深陷困境，一个人如果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他就应该挺身而出。这才是爱国的表现。”

就这样，格林斯潘来到国会山，准备出席这场引人注目的确认任命的听证会。格林斯潘接受任命的消息已经见诸报端，甚至有媒体将他描绘成一名走在时代前列的宗派领袖。“在众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中，格林斯潘是大祭司，而紧缩就是他的信仰。”《商业周刊》如是说。《新闻周刊》则将报道这一事件的文章命名为“基本原则的源泉”。《纽约时报》为了让报道更吸引眼球，援引兰德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艾伦起初并不想去委员会。另外，我相信一旦被要求牺牲自己的原则，他肯定不会继续待下去。”兰德是这样告诉《纽约时报》的。她还意味深长地补充道：“表里不一是一种道德犯罪。”

一番很轻松的寒暄过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主席邀请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William Proxmire）主导这场问询。普罗克斯迈尔曾撰写了一本关于减肥和锻炼的书，他本人看上去瘦而结实，很像苦行僧。他很聪明，也很古怪；他会很节制地拒绝所有竞选捐款，也会很无聊地花费大量金钱用于植发和整容。不过，普罗克斯迈尔最首要的身份是威斯康星州的改革派分子。他并不看好兰德口中的这位首席经济学家。

“您说过，经济最急需的就是无为而治。”普罗克斯迈尔开始发难。

“没错，参议员先生。”

“现在您还坚持这种看法吗？”

格林斯潘向普罗克斯迈尔坦承，他依然坚持这种看法。这位被提名人略带歉意地表示，无为而治“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哲学术语”，而价格管制一直是“一团糟”。格林斯潘并不想照顾参议员的面子，也不想考虑尼克松总统的利益，即使总统提名了他。他仍高调地坚持自己一贯所秉持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

普罗克斯迈尔继续他的问询。他的团队搬出了格林斯潘有关兰德主义的言论，即反垄断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通过提醒格林斯潘注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导致通货膨胀的物价操控的谴责，参议员表明对垄断行为的取缔有利于减弱物价上的压力。

“我认为这对物价水平影响甚微。”格林斯潘回应道。

“影响甚微？”普罗克斯迈尔大声叫嚷道，“我明白了。”就像律师与刚刚承认自己有罪的嫌犯当面对质一样，他想确保自己正确地理解了格林斯潘的意思。

“反垄断动作所产生的威胁以及它的实际效力，加上强烈呼吁（限制价格）和采购政策，这些举措结合在一起使得约翰·肯尼迪成功遏制了1962年的钢材价格飞涨。”普罗克斯迈尔解释道，他给出了通过新边疆的方法应对通货膨胀的典型案例。“您难道认为CEO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没有用吗？”

“是的，先生，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格林斯潘坚称。

然而，格林斯潘真的坚定地站在这些价格操控者一边吗？

“不，先生。”格林斯潘回应道。

“好吧，为什么呢？”

格林斯潘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反垄断问题的看法，毫不掩饰地重申了他的兰德主义观点。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反垄断法的总体框架应该被抛弃。垄断势力几乎从未损害过消费者的利益。

“那钢铁生产商的行为怎么解释呢？”普罗克斯迈尔反问道，“他们提价了30%。”

“事实上，不止30%。”在给参议员详细解释钢材价格大幅上涨的合理性之前，格林斯潘纠正了参议员的说法。

“现在我想问问您，格林斯潘先生，看您怎样反驳我。今年钢铁行业价格上涨30%、化工行业价格上涨30%……增幅是如此巨大，这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别说有色金属价格上涨48%、原油价格上涨82%……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行业垄断问题在通货膨胀中显得至关重要。”

格林斯潘或许会认同上述观点。普罗克斯迈尔列举的数据总体上是正确的，而且参议员有权对他的任命投反对票。然而，格林斯潘并未因此而让步，为了回应他们的问题，他给参议员们上了一堂经济学课。

“让我来说明一下通货膨胀和具体价格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格林斯潘说。相对于商品供给而言，一般价格水平反映了经济体中的货币量；而某种商品的具体价格独立快速地上涨，只反映了该商品的短缺或只在某些特殊情况的发生。如果国家因此而印更多的钱，那么个别商品不断创新高的价格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相反，如果不增加货币供给，那么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所产生的影响就会被其他商品价格的下跌抵消。因此，不应将钢材或化学品价格的上涨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

越来越多的参议员加入讨论中，而格林斯潘的经济学课仍在继续。特拉华州参议员乔伊·拜登（Joe Biden）想知道，格林斯潘过去所建立的咨询关系是否会影响他的政策判断。作为被提名人，格林斯潘必须承诺，在他为政府服务期间会断绝与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所有的往来，并且只要他在华盛顿任职，他就必须放弃这部分收入。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年薪是42 500美元，对格林斯潘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使格林斯潘断绝了与自己公司的联系，就能保证他不会受影响吗？他真不会为拉拢自己重返私营部门以后的潜在客户，而给予他们特殊照顾吗？

“我认为，我不会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就改变自己的看法。对于自己的看法，我是十分认真的。”格林斯潘回复道。他反对对进口钢铁实施配额限制，尽管配额十分符合钢铁制造企业的利益，而正是这些钢铁制造企业资助了他。“虽然我并不反对赚钱，但我投身商界并不只是为了赚钱。”格林斯潘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拜登不得不承认格林斯潘所言的确是事实。格林斯潘的观点都过于极端以至于根本不可能隐藏着什么私人目的。尽管他自己也明白，兰德式自由放任的言论会有损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即便如此，格林斯潘也没有弱化自己的主张。相反，他冷静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都恪守着学术诚信。

“我很庆幸总统选择了您，”拜登说道，“如果他要选一位保守派人士，我希望他能选出最正直、最聪明的一个。”

普罗克斯迈尔一直在等待着重新加入讨论的机会。“我不敢肯定，你是否要挑选刽子手，因为挑选的这个伙计拥有非常锋利的斧头。”他插话道。

“人总是想要干净利索一点，”拜登回应道，“如果我上了刑场，我就希望有一柄锋利的刀，然后‘砰’。”

普罗克斯迈尔继续逼问格林斯潘。“您曾经不止一次表明，您反对超额累进所得税的概念。”

“是的，我反对。”格林斯潘回复说。

“您反对？”普罗克斯迈尔惊呼。自从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六修正案以来，美国法律就规定对富人课以重税，其负担的税率要高于穷人。格林斯潘毫不感到尴尬地表示，他更希望时光能回到19世纪。他承认自己这种荒诞的想法很激进、很可怕。他是谜一样的男子。他很礼貌，又很冷静，但同时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认为支撑该收入税公平性的逻辑实在令人费解。”格林斯潘平静地说。

“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普罗克斯迈尔说，“对于每年赚10万美元的人来说，1美元带给他的效用要远远低于每年赚1万美元的人。”

格林斯潘坚持自己的立场，他认为累进税“与自由社会的理念相悖”。然而，普罗克斯迈尔再一次发起了攻击。

“照您看来，应该将所有的收入都按统一税率征税？”

“这是我希望的理想状态，但我也知道它很难实现。”格林斯潘回答道。

“然而，您希望政府未来的政策会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对吗？”

“对此，我的看法十分明确。”格林斯潘答道。接着他补充说，华盛顿没有人会同意他的看法。“我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他坦率地说道。

听证会已经持续了3个小时，参议员们明白，他们正面对着一个难题。格林斯潘已经向拜登表明，他对于自己持有的观点非常坚持；如果他试图在整个美国实践自己的想法，那结果将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然而，如果他真甘心作为一个少数派，那么他与委员会开的玩笑就可能最终变成真的。他可能会游离于政策辩论之外，那时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边缘人物了。如果真这样，那么他对政府的实际影响可能就会忽略不计了。

普罗克斯迈尔作出了最后的努力，致力于弥合自己与格林斯潘之间的鸿沟。这位被提名人的做派是如此的通情达理，以至于很难理解为何他的观点这么不通情理。

普罗克斯迈尔总结道：“对您的提名真让我有些左右为难，因为您十分诚实，又有能力，而且您的一些建议正是我强烈支持的。然而，我真的，真的很难接受，您是一位对反垄断、消费者保护以及累进所得税持反对意见的自由企业家……自由放任的旧式经济制度早已经灭亡了。”普罗克斯迈尔继续说道，对于明智的政策制定者而言，20世纪后期的挑战就是，如何能使混合型经济体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尽管您秉承世界上最伟大的良好意愿，但您也回不到亚当·斯密的年代了。您自己很清楚这一点。”

“我明白。”格林斯潘坦承。不过，他仍然没有退让。尽管混合型经济体系是如何盛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过去的10年已经证明，国家的每一次干预都会成为下一次干预的助推器，这使得国家无可阻挡地陷入价格管制与滞胀。“我对混合型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观察。正是这一点使我更加坚定，我会拥护经济自由主义，”格林斯潘坚称，“我们已经走到了关键的时点，混合型经济体制带来的伤害已经显而易见了。”

格林斯潘的哪个部分是他们最看重的？是他令人放心的做事方式，还是他不着边际的思想？是他的谦虚谨慎，还是其兰德主义的野心？经过对格林斯潘的详细问询，普罗克斯迈尔得出结论，这位被提名者所坚持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论调，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展现的边缘人物的谦逊姿态：一位公开谴责混合型经济体制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是无法被轻易接受的。尽管普罗克斯迈尔并不认同格林斯潘的思想，但对他的性格十分赏识。在绝大多数同僚都为格林斯潘投了赞成票后，普罗克斯迈尔也与他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事情的结局是，格林斯潘从未在尼克松政府任过职。就在他去参议院接受问询的当天，尼克松的新闻秘书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当晚9点发表电视与电台讲话。许多好奇的美国人聚集在白宫周围，在8月的闷热和间歇的阴雨中观看新闻部门的人员忙忙碌碌，并体会美国历史上极具戏剧性时刻的紧张气氛。晚上7点半，尼克松离开白宫中的住所，步行至行政办公楼，他独自一人慢步走上台阶，低着头。门外的人群挥舞着美国国旗，高唱“美利坚”。有人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叮咚，女巫死了”。过了一会儿，总统回来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书桌前，向全美国人民宣布辞职，该决定将于第二天中午生效。此时的尼克松声音坚定，牢牢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第二天一早，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职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他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的漫长噩梦结束了”。

然而，对经济而言，噩梦还远没有结束。相反，《时代周刊》撰文抱怨“疯狂的通货膨胀、信贷收缩以及不断调高的利率”。1974年第一季度的GDP年化增长率已经降至3.9%，CPI指数较去年上涨了10.9%，失业率高达5.5%。“中产阶级已经被卷入这场经济危局之中，他们只能在清仓时买衣服，并减少对教堂的捐款。”《时代周刊》感叹道。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福特总统就被问及，是否会重新启用尼克松对抗通货膨胀的工具。毕竟，自约翰·肯尼迪以来，历任总统都试图对价格进行直接干预。不过，福特总统已采纳了他的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的建议。“当前，工资和价格管制都过时了。”他直言道。

就在福特入主白宫的一个月之后，即9月4日，格林斯潘正式宣誓就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母亲罗斯虽然已经年逾七旬，仍穿上她的无袖连衣裙前往白宫，出席儿子的就职仪式。当福特总统挽着她的胳膊合影时，她几乎靠在了他的肩膀上。兰德也来了，与丈夫一起，她还戴着文艺范儿十足的白手套。当格林斯潘将手放在犹太圣经上宣誓就职时，兰德尽可能地克制着自己那种好斗的无神论论调，好让他顺利完成宣誓。随后，他俩与福特总统交谈了起来。格林斯潘微笑着，那平静的笑容让人回忆起其高中生时的样子，那时他经常无忧无虑地将时间花在球场上。历经艰险，格林斯潘终于达到了自己梦想的最高点。此时此刻，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名女性正陪伴在他身旁。

格林斯潘在水门综合大厦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这栋公寓整体呈现出意大利风格，可以俯瞰波托马克河。在尼克松曝出“水门事件”的丑闻之前，这栋楼一直吸引着各路富豪和达官显贵。当时，格林斯潘经常来到这里拜访伯恩斯和他的太太。当然，格林斯潘之所以选择水门综合大厦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考虑了其曲线建筑风格以及文化优势之后，他还斟酌了该水滨物业的位置，从这儿他只需要步行18分钟就可以到达办公室。另外，这栋大厦是按月付租金的。兰德曾向《纽约时报》披露，格林斯潘曾经告诫白宫的工作人员，他不会为违背自己原则的政府服务。他想要保持自由的感觉，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随时离开华盛顿。

就在宣誓就职的第二天早上，格林斯潘与福特总统一起出现在金碧辉煌的白宫东厅。电视摄像人员将现场布置得亮闪闪的。“通货膨胀是美国的头号敌人。”福特总统对在场的众多经济学家说道，并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将如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将在全美国范围内举办12场小型峰会以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将收集的意见纳入稳定价格的总体规划中。“总统不能控制通货膨胀，”福特在会议上说道，“国会也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商务部、劳工部、农业部以及美国其他部门都不能控制通货膨胀。各部门单独行动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但是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将问题解决。”

格林斯潘长舒一口气，福特不会回到以前的价格管制的老路上去了。虽然举办一系列激烈的公民会议也不是格林斯潘的首选，但他仍在接下来的几个周内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在9月中旬出席了卫生、教育及社会服务行业举办的应对通货膨胀的专家会。会上，一位工会主管抱怨说，从某种意义上，打击通货膨胀的政策对富有的银行家有利，对普通工人则不然。格林斯潘对此如何回应呢？

尽管一盏警示灯在格林斯潘脑海中闪现，但他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将衡量标准定为看谁的收入下降得最多，并据此指出了发言人的错误。如果政府通过压制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实际上损失最大的是华尔街的经纪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会更加不稳定。“如果你想获得统计上的数据，”格林斯潘说，“我是说，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到底如何。”

整个房间一片哗然。有人甚至大叫：“本届政府就是全部麻烦所在！”随后，工会宣布，格林斯潘成为本年度“身败名裂奖”的候选人。不仅如此，得克萨斯州女众议员芭芭拉·乔丹（Barbara Jordan）还认为，应该让全美国人都把自己的消费收据寄给格林斯潘。俄勒冈州的房产商自发组建了名为“拯救我们的经纪人”（Save Our Brokers）的组织，并直接将手帕寄给了股票经纪人，供他们哭泣时使用。

第二天，福特总统在白宫见到格林斯潘时说：“我理解，你昨天颇具娱乐性，欢迎回到华盛顿。”

尽管有福特总统的支持，但这并不能使格林斯潘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更具公信力。这些小型峰会产生了各种彼此矛盾的思想，主要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意图。一些与会者要求恢复价格管制，而另一些人则质疑，为对抗通货膨胀所作出的牺牲是否值得。IBM的首席经济学家指出，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政府忍痛削减10亿美元的支出，只会将通货膨胀率降低0.1%，且会大大推高失业率。“这样真的值得吗？”他质问道。格林斯潘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主持召开了经济学家的小型峰会，这些专业人士经过讨论后认为，放松管制可能会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而这种方法也更加符合格林斯潘的胃口。不过，格林斯潘曾在尼克松在任时推动过放松管制的提议，但没有效果，因此格林斯潘对这种方法深表怀疑。“这些问题……之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很多根基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反对这种观点。”

在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峰会后，在1974年9月27日，声势浩大的全体会议终于正式召开了。2 000名喧嚣的参会者拥挤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的国际宴会厅，美国在经济政策领域正进行着破天荒的实验。然而，在经过两天深思熟虑的商议后，代表们呈现给福特总统的观点只有一个：需要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民参与到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之中。福特总统承认，考虑到华盛顿并未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是时候让美国人民出马了：必须让他们减少消耗、增加回收再利用，并且种植蔬菜以增加国家的粮食供给，从而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10月8日，白宫向美国人民公布了这一战略性运动。在广告代理公司的帮助下，他们做了数以百万计的红白纽扣，这些纽扣上写着“胜利”（WIN）。“即刻控制通货膨胀”（Whip Inf l ation Now，简称WIN）已经成为美国人民反对涨价运动的口号。

政府雇用的经济学家们被羞辱了。约翰逊提出的哄骗工业领袖与工会领导的政策最终并没有抑制工资上涨，福特想在更大范围内哄骗公众的想法必然就只能是空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种植“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s）是一回事：在没有希特勒的威胁，且爱国主义正因为“水门事件”而处于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驱使民众在地里挖坑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漠不关心的美国民众当中，零售商却是例外，WIN运动点燃了他们的热情。在丹佛，一家食品连锁店将自家的窗户贴满了“WIN”的海报，并宣称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就是控制通货膨胀运动的低价冠军。一家位于帕萨迪纳（Pasadena）的汽车经销商愿意免费为所有“试驾我们抗击通货膨胀的斗士”的人，提供一枚“WIN”纽扣。一场抑制消费的运动反而转变为一场刺激消费的运动了。

几个月后，即1975年2月，格林斯潘总结了自己公职生涯中第一项重大举措的影响。“‘WIN'运动并没有对经济政策产生明显的正向作用，”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而且我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指望它。”是时候承认失败了。“WIN”运动应该“体面地退出”了。

不过，格林斯潘本人做不了退出的决定。他加入福特政府时曾承诺，如果政策不合其意，他将会离开。然而，从市政厅到蔬菜园的惨败，这一系列令人难以忍受的动荡并没能激起格林斯潘的叛逆精神。相反，他却表现出了对整个团队的绝对忠诚，在1968年最后几个月，他自己的这一面就曾因支持尼克松政府而盖过了秉承自己原则的另一面。格林斯潘似乎很乐意接受他时常作为少数派的局面，也乐意接受他的观点处于下风的情形。格林斯潘比普罗克斯迈尔预计的还要边缘化。

这倒不是说格林斯潘缺乏知识分子的骨气。他很清楚自己的想法，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在他接受参议院问询时已经暴露无遗。然而，他并未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立场强加于别人，因为他不需要主宰会议。他在兵役委员会上的低调表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福特上台之初，格林斯潘就坚持认为，自己会不同于以往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不会成为经济政策的政府发言人；持续公开维护自己不喜欢的观点，这种行为令他深恶痛绝。不过，在将发言人的工作转交给美国财政部长后，格林斯潘就很乐意向他的上级提供一系列机密性分析，并让上级决定如何使用这些分析结论。

在为福特政府服务多年之后，格林斯潘用一个故事总结了自己为政府服务的做法。有一次，他发现时任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正在推动一项糊涂的能源政策；出于职责，他向福特总统指出了其中的破绽。总统当时承诺将搁置洛克菲勒的动议，但一周后，他把格林斯潘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艾伦，如你所知，上周我曾答应你将暂停这项能源计划，坦白地说，政客们对此过于强硬，”福特说，“我想向你道歉。”

“总统先生，”格林斯潘回应道，“您不需要向我道歉。我的工作就是为您提供建议，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格林斯潘有一种很自觉的意识，即在他的建议和总统的决策之间划出一条很明确的界限。这就是其孤独哲学的一部分：他不太需要别人认可他，所以即使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他也不会介意。这种心态源自他在担任咨询顾问时养成的习惯：他为客户提供分析长达20年，但客户如何处理他的分析，他却觉得无所谓。格林斯潘觉得建议与决策分开的模式不仅是很自然的，而且还很方便。他既可以忠于自己的原则而给出理智、诚实的建议，又可以跻身于最受欢迎的团队中，从而保证自己在白宫拥有一席之地。自总统以下所有的高级官员都相信格林斯潘的分析，因为他的分析似乎从来都不背负任何政治压力。正是因为格林斯潘不强加影响，所以他反而能够积累巨大的影响。

1974年12月，福特总统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经济方面的另一个挑战：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他有点被这个变故激怒了：经济顾问们曾建议他在演讲中宣称通货膨胀是头号敌人，而现在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正在逼近。政治代价已然明朗。保守派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曾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本部比作“灾难片的现场、一部政党的《海神号遇险记》（Poseidon Adventure）”。12月21日，福特总统召集了六大顶级经济顾问，外加美联储的伯恩斯，讨论应对经济疲弱的方法。

与往常一样，格林斯潘首选的答案就是什么都不做，或者尽可能做得最少。如果工厂停止生产是因为其仓库堆满了未能出售的存货，那么经济衰退就会随着过剩存货的完全消化而终止：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最佳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同样，如果经济衰退源于企业信心的缺失，而这反映了它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那么政府的恐慌性干预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例如，财政刺激措施可能会推升通货膨胀率，从而进一步损害企业信心。不过，因为格林斯潘自己更愿意为总统提供分析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法，所以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来描述经济中遇到的问题，而并没有告诉福特总统要如何应对。然而，他对问题分析得越多，福特总统越难以克制行动的念头。会议结束时，福特总统查看了其团队准备的备选决策的文件，随后，他决定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

福特的决定将格林斯潘置于了一种左右两难的困境中。他自己对经济的悲观预期会驱使总统成为积极行动主义者，“格林斯潘的分析”会使“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受到威胁。不过，他也不想通过粉饰自己的预测来阻止政府对经济进行拙劣的修补；相反，他遵循咨询顾问那种自我保护的习惯，只强调潜在的不良结果。自任职以来，格林斯潘从没有粉饰数据，他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数据。他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同僚们联合起来，提出了一个统计措施来帮助确定减税额度的大小，即每周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估计。

这是一种典型的格林斯潘式数据追踪方式。尽管官方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每季度才会公布一次，但根据零售额、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住房开工率和工厂出货量的月度数据，格林斯潘的团队可以为总统提供实时的国民产出数据。如果他坚持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即经济会自我平衡，那么实时更新的数据将会提供最及时的佐证，证明不需要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如果新的数据说明经济状况正在恶化，那么格林斯潘所秉承的经验主义就会同意，需要进行适当的刺激措施。

尽管事实表明，格林斯潘的经济原则备受攻击，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在决定减税政策后不久，福特总统就与他的家人前往科罗拉多州韦尔市（Vail），开始了他传统的圣诞滑雪假期。在那里，他住进一间豪华小木屋。该木屋的客厅是穹顶式的，而且还配有火焰噼啪响的壁炉。格林斯潘、其他重要顾问以及总统的朋友们一起驻扎在度假胜地的周边，在商议政策之余也参加些节日社交。这两项任务都颇具乐趣。格林斯潘喜欢与福特的团队待在一起，尽管这个团队里面的人都桀骜不驯，而且还拉帮结派。这其中有胸怀壮志的拉姆斯菲尔德，他担任着福特的首席顾问。还有拉姆斯菲尔德极富效率的年轻副手切尼。切尼留着小平头，有圆润的肩膀，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还特意带自己的女儿来欣赏群山。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罗伊·阿什（Roy Ash）与福特总统一同出现在会议室，他穿着宽松的黑毛衣，袖子上有红白相间的条纹。福特本人曾长期担任国会议员，他一直保留着在那段时间中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喜欢与一群顾问一起工作，并在当天工作结束时与大家一起喝一杯。格林斯潘成为这小圈子里的一分子，与他们结下经年累月的友谊。在格林斯潘从兰德的客观主义沙龙退出的多年后（尽管不是因为兰德的原因），他终于在福特的幕僚中找到了替代者。

1975年年初，格林斯潘已经在福特的内阁会议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福特总统的团队都了解，即将出台的减税政策，其合适的规模取决于经济的虚弱程度。由于格林斯潘负责更新每周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因此他成了真正的“知者”，其他人根本没机会知道具体减税额度。他通过阐述数据可以一次性达成两个目的：其一，他让所有人明白一切尚未可知，这样就能使外行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摸不着头脑；其二，在听众们彻底晕头转向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再施以援手，向他们抛出自己的预测。如果在内阁会议上有人质疑格林斯潘的分析，那么他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驳倒对手。“他的手法非常熟练，”他的一位同僚在1975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没有人能比格林斯潘更加了解那些经济学术语，一旦有人误用，他就能快速地进行驳斥。”“他就像一位医生，并且在对待病人的方式方面非常高明，似乎没人能超过他。”另一位在福特政府共事的同僚回忆道，格林斯潘能对他的上司进行催眠。“异常”是他最喜欢用的一个词。他会去找福特说：“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此时福特就会睁大双眼，眼珠滴溜儿打转。

格林斯潘对经济奥秘解释得越多，福特总统对他的依赖就越大。这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于经济数据的了解，就像马语者对野马的了解一样：他能以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水平与之交流。然而，由于格林斯潘已经清晰地界定了分析与建议的关系，他也会将自己在经济预测方面的说一不二与政治问题上的谦逊、腼腆结合在一起。早在1975年年初进行讨论的时候，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就强烈主张，减税无异于助长通货膨胀。福特的挑战者、共和党候选人、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里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相比之下，格林斯潘看上去更像是鸽派人物，或者换句话说，更让人捉摸不透。“格林斯潘很像骑墙派，前一天还在强调通货膨胀，第二天他就转而突出衰退了。”他的同僚在日记中写道。

就在向公众公布减税政策的前几天，福特总统曾经试图迫使格林斯潘给出明确的立场。政府正酝酿着一个高达16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福特总统想知道这是否会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格林斯潘给出了诚实的回答，诚然这也是他的老板最想听到的答案。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说，一次性减税都不会影响长期预算和通货膨胀。

“这只是一锤子买卖，不会成为永久性措施，所以不会造成太多伤害。”格林斯潘对福特总统说。

幸好格林斯潘没有异议，福特总统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将此视为对自己后续决策的认可。“如果你也认为应该这样做，那我就发布了。”他如是说道。格林斯潘对福特总统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但却很高兴自己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美国总统采纳了我的意见。”格林斯潘后来回忆说。

1975年1月13日，周日，格林斯潘、拉姆斯菲尔德、切尼以及其他助手一起前往总统办公室。当晚，福特总统打算在白宫的林肯图书馆以非正式炉边谈话的方式，发出他打算减税的信号。虽然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已经在好几天之前就写好了发言稿，但拉姆斯菲尔德对这份稿子不感冒，他想让格林斯潘再帮忙修改一下。福特总统看着提词器宣读了演讲稿初稿，并观看了回放录像。拉姆斯菲尔德就此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先后就个别文字、短语、句子，甚至整个段落，都进行了修改。格林斯潘对于这种改写介入的程度越深，他就越会有一种奇怪、矛盾的感觉。他正在谋划着推翻自己的政策倾向，推广一项符合调控者口味的减税措施。不过，他陶醉于接近行动的感觉。这个周末，他正在最后期限之内，塑造着总统向全美国传达的消息。在改稿与彩排的间隙，福特总统还带领他的幕僚在白宫二楼的起居室观看了超级碗比赛的片段。福特曾经是密歇根大学的橄榄球英雄，还收到过职业联赛的邀请，但由于他要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所以拒绝了。

第二天，所有的流程又必须重新走一遍，拉姆斯菲尔德、格林斯潘以及其他同僚仓促地丰富着总统的国情咨文，它将再次重申160亿美元减税措施的必要性。这伙人一直工作到傍晚，试图将稿子统在一起，这期间他们只用饼干、花生、牛排三明治充饥。在某一个时刻，格林斯潘正在将演讲稿的各部分按次序排好，一位同僚恰好捕捉到了当时的情景。“我很好奇，当我离开房间，在外面旁观会是怎么样的心情。”他说。有什么地方的工作还能够比白宫更忙碌呢？

福特总统对国情咨文的定稿点头认可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四点了。在定稿中，他将再次呼吁减税160亿美元。对于格林斯潘而言，这是个苦乐参半的时刻。他已经收到了兰德追随者的信件，信中质问，当经济自由主义者去帮助实施调控时，他是否出卖了自己？

格林斯潘自己曾在很多个场合强调，量入为出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关键，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改变了自己的站位，离开自己的立场去引导舆论，这样可以软化反对减税者的态度，比如美国财政部长西蒙。西蒙的回忆录揭秘了在发表国情咨文那天发生的事情。当时，格林斯潘解释说，当时经济正在衰退，民间贷款大幅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减税并不会像通常那样引发通货膨胀。格林斯潘安慰他的同僚说，“在1976年经济出现明显改善以后，问题才会出现。”他也许还会对同僚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格林斯潘自我安慰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他曾成功地提升了减税方案的设计，并坚持认为在经济能独立恢复之前，该政策应该一直实施。不过，他和福特正面临一段很困难的道路。如果对于以西蒙为代表的右翼鹰派来说，总统的这项16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看上去是不负责任的，那么这项计划对于左翼评论家的胃口而言，还不够塞牙缝呢。当时的劳工领袖乔治·米尼（George Meany）是要求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的人物之一，并深知谁应该为美国政府的抠门负责，他忿忿然地说：“格林斯潘是经济达尔文主义的典型代表，只信奉‘富者生存’的哲学。”学术界为米尼的观点作出了背书，对于福特的团队不愿意采取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一位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说道：“我们是在引颈自刎。”1975年1月23日，曾在1968年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参议员汉弗莱警告说：“除非政府采取刺激措施，否则首脑们将会意识到……我们将陷入萧条。”

第二天，当格林斯潘走进总统办公室后，他直接坐在了总统办公桌对面的大扶手椅上。他浓密的黑发向后梳得十分整齐。尽管在他左边就座的同僚穿着一件格子纹的运动夹克，但格林斯潘仍旧穿着那套标志性的黑色西装，而且显得更加神采奕奕。格林斯潘右手边坐着的年轻人名叫凯·普伦（Kaye Pullen），她就是总统演讲稿的撰写人。她穿着一件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短而紧的橙色针织连衣裙，脖颈处和下摆有着黑色的镶边。普伦看上去有点紧张，好像她担心自己会把咖啡撒到总统的地毯上一样。她只有30岁，而且是参会的唯一女性。这是她第一次出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格林斯潘先向普伦进行自我介绍，问她所负责的工作内容。作为一个从小在纽约长大的人而言，普伦后来发现，格林斯潘有着南方美国人那种非常友善的礼节。当会议结束后，格林斯潘问普伦，她的办公室在哪，并坚持陪她回办公室。

“我母亲说，在她看来，经济政策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普伦试探性地说道。

“其实差不多。”格林斯潘纵容地说道。他提到了兰德的一些理论，并说他很快就要去达沃斯开会。他回来后，肯定会再联系她的。

普伦找来兰德的小说，但发现书中有很多让人费解的地方。最主要的一处就是关于一位建筑师的事情。这位设计师亲手炸毁了一座建筑，只是因为它偏离了自己原始的设计；如果你在华盛顿的香肠加工厂工作，那么你肯定很难接触到这些东西。不过，几天后，当格林斯潘打电话邀请普伦吃晚饭的时候，她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他们俩去了国会山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以制作香肠闻名。普伦兴奋地与格林斯潘交谈，并用一连串生动的故事来打破由于格林斯潘的腼腆造成的寂静。比如，她母亲在其十几岁时就让她戴着白色长手套，并送她去参加纳什维尔的聚会；她曾经作为一名记者在孟菲斯研究民权事务；她和一名新闻摄影师一起追踪过一位“狡猾的性爱杀手”等。普伦越来越为这位白宫的大人物而倾倒；后来，她越说越兴起，不由自主地摆动了双手，结果一不小心打翻了一瓶番茄酱，把整个桌子弄得脏兮兮的。当时她恨不得能钻到地缝中去，但令她略感惊讶的是，格林斯潘并没有觉得那晚被她毁了。他只是看着桌布，淡定地笑了笑。这是一个浪漫的开始，尽管其中小有波澜。

1975年2月末，格林斯潘赢得了一项新荣誉，当然也可能是骂名。他的一张脸部大特写占据了整个《新闻周刊》的封面，当时他戴着黑框眼镜，眼神非常柔和。普伦的母亲看到这张照片时，为她的女儿正在和一个名人约会而激动不已，尽管她希望格林斯潘不是犹太人。

然而，《新闻周刊》的报道却没有照片看上去那么让人舒服了。文章开头便将格林斯潘描述成一只“爬虫”，“一个不讨喜的家伙醉醺醺地，在乔治城的鸡尾酒派对上，慢慢蠕动。”人们开始注意到，格林斯潘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他有着让人着迷的魅力，但也会略显笨拙：他有着与大人物和谐相处的天赋，但在参加社交舞会时又显得十分腼腆。“他很难顺畅地从与一群名人的交流中切换到与另一群名人的交流中，”《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你会看到他从每个房间经过时，他看上去好像要前往某个特定的房间，而当你一会儿看到他往回走的时候，他脸上带着一样的表情。”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格林斯潘完全不喜欢参加聚会；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自在。一些对他接受参议院问询的场景还有印象的人，或许可以回想起他当时的开场白：这个声称自己并非处于权力中心的男人却占据着华盛顿社交界的中心。他有着某些神秘莫测的特质，他必须驾驭好自身拥有的这种特质。也许，作为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格林斯潘不得不宣称这种光环是总统带来的。

在被贴上“爬虫”的标签后，《新闻周刊》又把格林斯潘描述成一个可爱、精力充沛、能够让福特总统听得进去的人。不过，与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一样，《新闻周刊》也认为，格林斯潘可能并未被总统如此信任。“格林斯潘严厉的政治处方在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同时，也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尼安德特人。”《新闻周刊》如是说，而且“许多国会议员仍然怀疑，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似乎一直致力于推行一个世纪前的自由放任学说”。此外，与摘要对应的一篇长文指出，格林斯潘对于紧缩的热情正是本次经济衰退最大的风险因素。“福特和他的顾问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新闻周刊》质问道。失业率已经达到了1941年以来的最高值，而福特总统周围那些纠缠于通货膨胀率的鹰派人士却反对来一项真刀真枪的刺激计划。一位民主党人表示，总统“接受的经济建议与赫伯特·胡佛接受的经济建议如出一辙”，而负责提出上述建议的罪魁祸首就是白宫那位“极端保守的”首席经济学家。如果紧缩政策失败，格林斯潘肯定会蒙羞。“他会成为纽约的艾伦·紧缩潘。”《新闻周刊》的记者如是说。

受这场批评风暴的连累，福特总统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他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借着这股东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已经开始着手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3月，两院通过了228亿美元的减税计划，这远超福特之前所提的规模。福特总统必须要决定是否要否决该项计划。是为失业率超过8%的历史最高值负全责，还是接受该项计划呢？

此时，格林斯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如坐针毡。在1974年12月福特决定减税后，格林斯潘曾经指出，其所追踪的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表明，目前最严重的衰退已经结束。大约从1975年2月中旬开始，他“感到相当有信心，我们已经没事儿了”，而且“统计上已经明确显示出了复苏的迹象”。对于福特总统而言，在3月底签订一项刺激计划是犯了频繁进行微调的错误：当华盛顿和美国国会关注到衰退并起草一份法案时，刺激计划已经不必要了，它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诱发潜在的通货膨胀。然而，如果此时格林斯潘建议福特否决减税的提案，他就会使总统陷入政治风险之中，甚至会毁了福特明年的大选。然而，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除了让人合理地推测衰退已经结束之外，并不能证明经济已经复苏。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格林斯潘难道真应该说服福特总统就“不作为政策”赌一把吗？

福特要求他的顾问们以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建议。美国财政部长敦促总统否决国会的减税计划，他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作为回应。伯恩斯支持他的观点，伯恩斯指出：“如果税收法案成为法律，那么美国的财政状况将被扭曲很多年。”伯恩斯担心，临时性的法案会变成永久性的，现在给选民点儿甜头容易，以后切断他们的糖供给就难了。“如果不能趁现在加固财政纪律，那么你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同样好的机会吗？”伯恩斯问道。尽管格林斯潘经常因赤字问题而备受非议，他也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以及美联储主席都反对刺激方案，格林斯潘本应该与他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从而彻底掐灭该法案。然而，尽管他经常谴责赤字，但他的敏感最终占了上风。3月28日，格林斯潘向福特建议道：“最好签署税收法案，但同时对开支增加进行严格控制。”

福特很快就接受了格林斯潘的建议。他签署了减税法案，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利用总统的否决权严格控制着开支的规模。福特总统的做法引起了民主党的强烈不满。“这届政府已经变得只剩下否决权”，罗得岛州参议员约翰·帕斯托雷（John Pastore）愤怒地说道，“现在是少数人牵着我们大多数人的鼻子走了。”不过，福特的否决措施对预算赤字几乎没有任何影响。1975年6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达到了GDP的3.4%，这个赤字缺口要比约翰逊时期大得多。另外，在1967—1968年出现大规模赤字之后，约翰逊在最后一年任期里开始推行平衡财政预算。与此不同的是，1974—1975年福特政府的财政预算仍在继续增加。正如伯恩斯预测的那样，福特在1975年12月签署了延长临时减税措施的法案，而预算赤字在6月财政年度结束时已经达到了GDP的4.2%，这令人震惊的规模刷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纪录。另外，此次经济刺激政策出台的时机并不好，调控主义者的批评注定会蜂拥而至。他向经济中输送的开支过小，好像经济已经逐步复苏了，然而事实却是，GDP增长速度从1976年第一季度的年化9.3%，猛降至第二季度的3.1%。

格林斯潘正在推动的政策显然是与自身原则相冲突的。他曾将约翰逊的财政赤字政策骂得狗血淋头，而现在他却要为推出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承担连带责任。他曾经坚持认为，财政赤字是诱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现在他却对自己之前所讲的内容视而不见。他曾经要求自己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团队每周计算一次国民生产总值，以确保是否存在明确的、需要实施经济刺激的信号；然而，现在即使计算结果正确地显示并不需要，他依然继续主张刺激措施。诚然，在支持减税的同时，他要求总统运用否决权来限制政府支出的规模。然而，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考虑到美国国会的性质，这种方式根本不可能制止重大计划的推出。格林斯潘曾经一直认为，通货膨胀只是政治问题，所以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点。仅在几个月之前，格林斯潘还曾答应参议员拜登，考虑到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因此他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曾几何时，他曾严守自己的承诺，确保在诚实分析与对上司的政策妥协之间泾渭分明。然而，当福特总统针对税收问题直接问他应该怎么做时，格林斯潘却丧失了那种刚毅态度，并没能像伯恩斯和西蒙一样对总统传递出强硬的信息。

按照华盛顿的标准，格林斯潘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经济或许确实出现了不能自我修复的情况，而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福特总统，使其避免因每周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错误而陷入麻烦。然而，事实上，格林斯潘遵循了华盛顿常用的方法，这才是关键所在。在任期的前半年，格林斯潘就完成了从兰德的局外人沙龙到总统权力核心圈的过渡；他仍然会时不时对政府的现状提出批评，但事实上，他已经成为政府的一分子。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对格林斯潘并不了解，因此他对任命格林斯潘投下反对票。格林斯潘的行动不再仅仅源自他的信念。通过其彬彬有礼、合群和非对抗的处事方式才能更准确地预判他的行为，而不是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虽然格林斯潘可以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毫无野心的边缘人物，但是他毕竟也是个人。他也想出人头地，也想位于权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