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在撒切尔与基辛格之间
BETWEEN THATCHER AND KISSINGER

1975年9月，一个星期一的夜晚，一位不可思议的、异常古板的女人出现在纽约圣瑞吉–喜来登大酒店（St. Regis-Sheration）的讲台上。她略带口音地告诉听众们，追求平等根本就是个幻想：财富创造比财富分配重要得多。追求所谓的公平就是卑贱情绪的产物：一面是下层阶级的嫉妒情绪，另一面是富人阶级的罪恶感。“让我们的孩子都快长大吧，”她说道，“而且如果其中有些孩子有条件的话，应该允许他们长得比其他孩子更高。”

这位演讲者很像兰德，但口音是英国腔而不是俄国腔。其实，这位站在讲台上振臂高呼的女人就是英国保守党推举出来的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纽约的观众并不确定，是什么使得这个新手带着令人吃惊的政治哲学和她漂亮的金发登上这个世界舞台的。“形容她最恰当的词语是‘贵妇人’，一个守旧、正派、传统的贵妇人，”一个曾在私人午宴上听过撒切尔夫人演讲的女士这样评价她，“她是荆棘丛中的一朵鲜花。”“她比我想象的更加美丽，更加温和，更加年轻。”新晋的电视新闻女王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这样赞许道，她曾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今日秀》中采访过撒切尔夫人。不过，这位保守党领袖并不总是温和的。她的手提包中随时携带着一本哈耶克的著作。她很喜欢林肯的一句名言：“你无法通过削弱强者来使弱者强大。”另外，她对闲聊很不耐烦。沃尔特斯在采访前曾提醒她，谈论的话题有可能并不局限于政治，还会扩展到作为一位身处高位的女性的感受，当时撒切尔摇着头叹息道：“这里没有更多的女性与我有同样的感受，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在纽约进行完巡回演讲后，这位保守党领袖飞到了华盛顿去面见福特总统和他的部下们。时任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此前向福特总统介绍撒切尔夫人时，评价她为“一位伟大的姑娘”，但是“在外交政治方面经验并不丰富”。福特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也对撒切尔夫人有类似的印象。“她非常温和、友善、沉着，”斯考克罗夫特回忆道，“一点儿也不像正改变着事物进程的重量级人物。”不过，这位对自己的才华很自负的杂货商的女儿，并没有给《华盛顿邮报》的掌舵人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erine Graham）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平常百姓家的主妇。”格雷厄姆对一家英国报社的社长夫人悄悄说（或者她就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在到达华盛顿的第三个夜晚，撒切尔身着一身黑天鹅绒晚礼服出现在了英国大使的晚宴中，发自内心地谈论着市场与自由。对于某些特定的听众来说，她比丘吉尔之后的任何英国领导人都要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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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定听众的其中一位恰好坐在她的右边。作为应邀出席大使晚宴的福特政府的资深成员，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被安排坐在撒切尔旁边。撒切尔并没有和格林斯潘浪费时间，而是直入主题。

她问道：“格林斯潘主席，请给我讲讲，英国为什么不能计算M3？”

这样的开场白在宴会中并不常见。M3是对货币供给的一个较为宽泛的衡量指标，包括储贷机构中的存款、银行存款以及流通中的现金；抛开M3的晦涩不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机也是不同寻常的。当时各国的中央银行刚刚开始发布自己的货币度量标准，而美联储在未来4年将不再束缚于单一的货币供给目标；要知道，在1975年的秋天，M3是只有少数硬通货主义者熟知的领域。不过，不管她问的问题多冷门，撒切尔还是成功地打开了她邻座的话匣。在晚宴接下来的时间里，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用过晚餐之后，格林斯潘从马萨诸塞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的使馆区步行回到他位于水门的公寓。普伦已经先回了公寓，在简陋的客厅等待他。格林斯潘并没有为了使这里有家的感觉，而对于公寓进行过任何装饰，不过至少在当时，这主要跟他对室内装饰不感兴趣有关，而不是像谣传的那样因为他可能会辞职。现在普伦已经习惯了这种时间安排，傍晚后再和格林斯潘团聚。尽管他们已经约会了8个月，但是在华盛顿人看来，他们还并不算正式成为一对。不过，在那个夜晚，她感觉到有些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格林斯潘的行为有些奇怪，有那么一刻她想可能是因为管家不小心让他多喝了点琴汤尼（Gin and Tonic）。然而，再细想，她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格林斯潘和酒精的关系与他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恰当而受到精准的控制。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只有一次，格林斯潘在午餐时要了一杯酒。那是在白宫的食堂，格林斯潘打破惯例，在当天的菜单上点了一杯啤酒以搭配墨西哥食物。然而，即使是这个并不过分的冲动，格林斯潘还是很快制止了自己。看到伯恩斯在附近就座，格林斯潘把服务生叫了回来，悄悄地告诉他不用上啤酒了。

格林斯潘和普伦聊了起来，很快普伦就清楚了让格林斯潘如此兴奋的原因。原因不在于他喝了什么酒，而在于他坐在了谁的旁边。想象一下，撒切尔居然问到了M3！这只是一项在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们中流行的、衡量货币供给的晦涩指标！没有哪位美国领导人曾经听说过它，更不用说在一场庞大的晚宴上对它表现出兴趣了。在这样一个“我了解你”的开场之后，撒切尔跟格林斯潘一起讨论了市场经济和西方问题。她的说话风格和兰德类似，而且她有可能成为英国的下一任首相。由于被迫在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占据权力中心的渴望之间作出抉择，格林斯潘早就有能力对自己的观点收放自如了，就像他给福特总统的减税政策所提的建议那样。不过，在格林斯潘的理想世界里，他既是一个忠实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掌权者，而坐在撒切尔旁边使得他开始相信将两者相结合的梦想或许是有可能实现的。普伦以前很少见到过格林斯潘如此激动。

格林斯潘与撒切尔相遇的时刻可谓恰到好处。对于奉行自由放任的保守派来说，1975年既令人沮丧又带有希望。西方社会由于失业和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步履蹒跚，然而，正是这种局面使经济自由主义有了用武之地。1975年的春天，一篇由杰出的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撰写的文章流传进白宫内部。该文章认为，美国的困难不是源于政府无视公民的利益，而恰恰源于政府试图满足公民的利益。据哈里斯民意调查组织的调查报告，对政府有信心的民众不超过13%。大多数人把政府的援助项目看作虚假朋友，由于它们而额外承受的税赋比其带来的利益还要大。政府的制度同样不得人心。作为一个外部咨询人员，格林斯潘尝试推动尼克松政府解除对交通、通信和金融的管制，然而他的努力付之东流。截至1975年，一些民主党成员，甚至是共和党成员，开始同意格林斯潘的观点；在参议院所有人当中，偏偏是罗伯特·肯尼迪领导了当年对航空取消管制的听证会。撒切尔的坚定主张表明，英国经济的问题已促使经济自由主义崛起。看起来美国也有可能步其后尘。

然而，如果英国保守党领导预示着可能发生的事，那么还存在着对未来更加悲观的观点。“人们可能得了‘终结西方’综合征，”一位商学院院长担心地说道，“商人在看到联邦政府的巨大赤字、资本短缺、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以及能源危机等现象的同时，还目睹了持续滋生的官僚作风。”《时代周刊》的封面直截了当地提问：“美国能否存活？”然而，在《哈波斯》（Harpers）的一篇文章中，民主党国会议员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宣称：“在国家层面推行经济计划的时候到了。”1975年5月，前副总统、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和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一同草拟了一项关于构建经济规划委员会的法案，该委员会将每两年出台一个6年计划。这个奇怪的计划似乎是想通过与参议院2年/6年选举机制相匹配，从而掩饰和苏联的相似之处。1975年6月3日，格林斯潘警告福特：“政府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定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成为主要的哲学问题。”3周之后他再次警告，催促总统把他的信任放在自利的商人身上，而不要相信中央规划。“只需要观察苏联的百货商店，然后把他们和市场国家的商店比较，就可以立刻清楚消费者更愿意在哪里消费。”格林斯潘毫不客气地告诫福特。

美国看起来正在走向一个分岔口。水门的丑闻、越南的羞辱、经济的滞胀，这一切埋葬了新边疆政策方针所激发出的乐观情绪。一些新的信条将会取代它的位置，要么是保守党右翼的撒切尔哲学，要么是汉弗莱和贾维茨所主张的强化政府管控的力度。格林斯潘以白宫为堡垒，精神饱满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他谴责汉弗莱和贾维茨的提案只是知识精英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希望看到他们比市场更有效率的理想被通过”。令他松一口气的是，汉弗莱–贾维茨提案不久就在美国参议院碰壁了。然而，并不是所有经济统制论者的挑战都这么容易被清理出局。如果有强大的官僚支持者从福特政府的内部推动这种挑战的话，事情就更不会这么简单了。

福特政府内部让格林斯潘很担忧的经济统制论者就是基辛格。基辛格是格林斯潘在乔治·华盛顿高中的同学，他认为撒切尔夫人是一位不会有大作为的“伟大的姑娘”。1969年，基辛格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先是担任了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再兼任美国国务卿，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同时身兼两职的能力。在华盛顿没有人像基辛格一样，在政治系统中如鱼得水。“他拥有精力旺盛的直觉、挖掘性格中隐泉（Hidden Springs）的本能，这使他明白如何驱使或毁灭一个人。”他的一位哈佛大学的同事这样评价道。格林斯潘在获得权力方面是腼腆而矛盾的，但是基辛格却主动谋求、珍视并坦然渴望权力。基辛格不为人知的偏执甚至使得尼克松感到担心，以至于他曾建议基辛格可能需要心理咨询。

1975年5月，也就是在汉弗莱和贾维茨提出他们的国家计划法案的那个月，基辛格在所谓的“商品难题”上发挥了他操控权力的天赋。在该月基辛格有3场关于经济的演讲，他在第一场告诉听众：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保持和平，“而历史表明，国际政治的稳定需要国际经济的稳定”。他接着说道，近期，“出现在能源、原材料和食物上的短缺和争议”正威胁着这种稳定。粮食、化肥、石油的价格飙升严重打击了那些要靠进口获得这3种产品的最贫困的国家。结果，发展中国家开始渴求“新的世界秩序”。基辛格警告道：“这样的紧张局面必须克服，否则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过去30年增长的结束，而且是全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的破灭。”

基辛格拒绝从撒切尔的自由市场角度来观察这些问题。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率奇迹并不是“看不见的手”的成就，而是源自在战争末期确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架构。基辛格认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现代经济体系，而该体系已经良好运行了30年。”通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框架，经济可以繁荣发展。毫无意外，尼克松放弃金本位制，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而这会导致一系列麻烦。政治家们需要构思出一个新体制来取代旧体制。基辛格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在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稳定商品价格的协定。他断言：“全球互相依赖已成现实，国际合作是唯一选择。”

即使在最好的时期，格林斯潘也从不信任基辛格。他太深奥、太冷漠了。奇怪的秘密似乎潜伏在这个男人的思想深处，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除此之外，以格林斯潘的思考方式来说，基辛格的提议不仅仅是不值得相信，而且已经演变成纯粹的错误，它其实只是用外交辞令粉饰的价格管制。正如尼克松灾难性的价格管制只治理了通货膨胀的表象，基辛格对“20世纪8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吁并没有抓住要领：只要通货膨胀不断侵蚀国家货币的价值，并导致周期性货币贬值，那么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不会成功。基辛格对于控制商品价格的提议等同于欺骗，保持小麦或者燃料的价格稳定不会比保持美元的价格稳定更容易成功。在基辛格对外公布国际价格稳定协定的建议之前，一位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的经济学家给格林斯潘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告诉格林斯潘，美国国务院“几乎无止境的系列会议”已经彻底放弃学术本身的诚实了。这位经济学家在基辛格发表完公开演讲后诉苦道，这位国务卿的演讲“充满了夸大其词和花言巧语”。“基辛格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来推进他的提议，而参加这个工作组的会议成了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该经济学家在信中写道。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们的不满情绪蔓延到了美国财政部和白宫预算办公室。不久，一股抵制基辛格的暗潮开始在报纸上浮出水面。一系列匿名的文章把基辛格描绘成一名笨拙的干涉主义者。6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了身居高位的政府经济学家的控诉，基辛格总是绕过正确程序来制定经济政策。标题尖锐地写道“演讲激怒了愿意多做研究的官员们”。

在《纽约时报》刊登了该文章的那天，基辛格将助理人员叫到自己面前。

“我想要找到报纸上这些文章的来源。”基辛格指示。

“我认为它们基本上都来自白宫内部。”助理回答道。

“比如说谁？”

“我知道其中有一些是格林斯潘发表的。”

对于格林斯潘在自己背后捅刀子，基辛格并不感到意外。他也许已经知道格林斯潘早卷入了派系斗争，在某个周日格林斯潘曾和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切尼一起在白宫修改福特总统关于经济的炉边谈话的讲稿。“演讲激怒了愿意多做研究的官员们”，《纽约时报》这个令人恼怒、态度傲慢的头条听起来就像是格林斯潘写的。

“如果人们想要宣扬他们的官僚主义失败论，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了。”基辛格咆哮着威胁道。

基辛格肯定不会因为报纸上的一些攻击而退缩。他一直关注着美国当时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伊朗，它看起来越来越不稳定了。1973年和1974年石油价格飙升使这个国家现金泛滥，催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接着，全球衰退使油价回落，伊朗的出口收入因此大幅减少，泡沫破裂的危险日益显现。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事态，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下简称欧佩克）试图引导成员国减少原油产量来阻止油价下跌。这意味着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减少的同时，每桶油的利润也在减少。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向华盛顿发电报，汇报了伊朗建设项目延期、工资拖欠以及主要城市的骚乱情况。伊朗的经济已经呈自由落体的态势，其政府自身也岌岌可危。

伊朗动荡的前景令福特政府担忧。当时的伊朗是美国的盟友。此外，一场革命可能会中断石油的生产，使得全球石油价格再次上升，从而遏制美国经济复苏。然而，无论这令人担忧的混乱局面会怎样发展，美国最紧急的问题是伊朗国王自身。欧佩克如果能将石油价格提振30%，伊朗国王就有一线生机。如果垄断联盟内的主要生产者沙特阿拉伯愿意充分削减其原油产量，伊朗国王涨价30%的要求就能达到，而伊朗就能获得所需的资金来平息抗议者。不过，美国经济将因此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

基辛格在这次麻烦中觇视到了机会。他不准备听任油价回落而不作抵抗，他相信政治家应该有所作为，决定事态的发展方向。因此，他构思了一场宏伟的“三杀”游戏。美国跟伊朗国王做一项替代石油交易：美国买下伊朗全部的剩余原油，而不顾欧佩克规定的限额，作为交换，每桶油都要有折扣。这项交易将会为这个美国盟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随后，美国将向全球市场投放更多石油，从而压低油价，同时也能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提供支撑。该措施还能削弱欧佩克的力量，从而对两年前欧佩克实施的石油禁运进行报复。

6月12日，即《纽约时报》的文章刊登8天后，在美国总统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会议。在此次会议中，基辛格向福特总统提出了他的计划。他说这个计划甚至有可能瓦解石油输出国组织。福特总统立即表示这个计划必须得到格林斯潘的同意。他显然不想在缺少格林斯潘支持的情况下作出任何重要的经济决定。另外，他感觉到，如果格林斯潘支持，经济团队的其他成员也会同意。

“你为什么不和格林斯潘单独谈谈呢？”福特总统建议道。

4天后，基辛格把格林斯潘叫到他的办公室。

“总统想让我跟你讨论些事情，”基辛格先开口道，“这个事情只限于你知道，而且十分敏感。”

格林斯潘礼貌地听着基辛格的石油计划梗概。他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官员备忘录中得知，美国国务院有一项针对商品价格的调控方案。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基辛格。

“这个主意从整体上看十分吸引人。”格林斯潘贸然地说道。然后，他又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细节。“我们在行动之前可能需要一个完整的战略规划。”他谨慎地表示。

基辛格更偏向于在谋定前先下手为强。他并不在意福特要求将格林斯潘拉到这个交易里来的指示，即便格林斯潘不完全认可，他也要设法引起格林斯潘的兴趣。

基辛格在总结会谈时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做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在伊朗同意以后再写出一份完整的策略。”

当天晚些时候，格林斯潘与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一起吃午餐。这位戴着蝴蝶结的时髦企业家，曾经参加过诺曼底登陆，当时正在基辛格手下任负责经济的副国务卿。格林斯潘向罗宾逊反复强调石油计划还需要更长远的考虑。毕竟，伊朗只愿意每日卖出70万桶的打折石油，不到欧佩克日产量的3%。沙特阿拉伯作为欧佩克的主要产油国，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关闭一些炼油厂，以此来冲抵伊朗增加的产量，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保持原来的高位。

罗宾逊向基辛格汇报：格林斯潘正在观望。他想再会谈一次。

“为什么你和格林斯潘还要见我一次？”基辛格恼怒地问道。

“他是这样建议的，”罗宾逊回答道，“他想把这件事更充分地解释一下。”

“拜托，不要小事化大好吗？”基辛格说道。两天后，他得在日本社交界的一个晚宴上演讲。自两个月前美国从越南耻辱地撤退后，这是他第一次就亚洲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需要时间来思考全球版图。

“我会打电话告诉他，我没时间。”基辛格说。

“让气氛尽量缓和一点或许可以解决问题。”罗宾逊建议道。

第二天，基辛格致电格林斯潘。“我最近在忙我的演讲，”基辛格开始劝说，“因为这件事十分重要……”

格林斯潘打断了他：“我能简短地向你汇报一下到目前为止我思考的结果吗？”他快速陈述了石油交易中的一些关键节点。沙特阿拉伯通过降低它的产量可以轻易地抵消伊朗增加的部分，他基于这个实际情况开始了自己的分析。该计划必须预测沙特的反应，否则会失败。“你必须给沙特阿拉伯施加压力。”格林斯潘下结论道。

“如果不采取这个计划，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基辛格催促地说。

“我们这样做会有很多技术困难，”格林斯潘回答，“这些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只是技术层面的。”格林斯潘按自己通常的方法，用经过精确计算的两连击来掌握这场对话的控制权：首先强调问题的复杂性，然后主动提出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容易，”格林斯潘继续说，“但是我会想方设法去做，并且我认为可以完成。”

“该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选择，”基辛格重复道，试图从大的视图中拉回，聚焦到具体的一点，“它将会在石油禁运时给我们提供保障。”

“这是当然。”格林斯潘迎合地说。

“并且使欧佩克垄断联盟中产生一道裂缝。”基辛格追加道。

格林斯潘又一次假装同意，实际上，沙特阿拉伯仅仅削减10%的产量就可以抵消美国与伊朗的交易的影响。考虑到1975年年初以来，有证据表明，沙特阿拉伯的产量有能力每个月浮动18%，所以这是个相对小的动作。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直接告诉基辛格该计划是草率的。他只是想促使基辛格同意召开一次会议，从而使其放慢脚步。

“我还没有考虑好如何具体实施，很想知道你的观点。”基辛格同意了。格林斯潘能以基辛格所不知道的方式搞清楚石油市场的技术细节，这使基辛格意识到格林斯潘有可能帮上忙。

格林斯潘觉察到基辛格放松了警惕，很快就将基辛格控制在自己的节奏上。

“我只是担心，在执行该计划之前，你是否对它的副作用作了充分的准备。”格林斯潘委婉地说。

基辛格说：“我很希望与你讨论这件事，但是可能要拖到周四。”

“不急。”格林斯潘向他确认了时间安排。

在接下来的一周，基辛格邀请格林斯潘和美国联邦能源署的主管弗兰克·扎布（Frank Zarb）一起在他位于美国国务院的私人餐厅共进午餐。扎布只是刚刚介入伊朗石油交易计划，但是格林斯潘已经对他做足了工作，确保他会是一个盟友。

“首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有趣的想法，”扎布开始说道，“一种可能瓦解石油垄断联盟的方式。然而，当想到它的后果时，我有一些问题。”从伊朗购买原油的通常是美国的私有石油公司。如果由美国政府来购买，国会必须同意，政治上可能比较复杂。比如说，立法者可能对于伊朗能给予多大的折扣想要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会导致他们要通过立法决定油价。该计划可能会使美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变得政治化。

“我们确实不希望实施政府购买行为，”扎布坦率地说，“通过政府代理机构来处理这类事件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和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相矛盾。民主党一直在推动这件事，以此来进一步将石油工业国有化。”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件冒险的事情真成功了，那么很可能会正中民主党的下怀。

格林斯潘自己或许也没有考虑得如此周全。这笔疯狂的石油交易的实际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基辛格能以更宏伟的战略思想来看问题，那么他就应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基辛格认为扎布的观点或许有道理。“我们可能并不希望国会研究得太仔细。”他承认。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的计划如此绝妙，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弃的。

“对于我们来说，促成这笔交易引人注目地表明，我们的政策是起作用的，”基辛格争辩道，“同时，它将对阿拉伯人造成打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将做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不仅伊朗国王会做这笔交易，阿拉伯人也想做。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的意思是他们也想要一笔类似的交易？”扎布问。

“他们不会让伊朗国王先发制人，他们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每日减产70万桶原油。”基辛格坚持认为。

格林斯潘终于明白，他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手下为何厌恶和美国国务院打交道了。美国国务院的观点简直毫无章法。基于某些理由，基辛格坚信，与伊朗的交易会刺激沙特阿拉伯想要做一笔类似的交易。基辛格看起来并没有理解，沙特阿拉伯在欧佩克中所扮演的产量主导者角色的意义。

“沙特阿拉伯完全有能力承受这笔交易的冲击，并维持垄断联盟。”格林斯潘尽量耐心地说。

“可是该交易会影响石油价格。”基辛格反驳道。他仍然没有明白沙特阿拉伯可以抵消伊朗交易的影响，即保持油价不变。

基辛格可能意识到自己会输掉这场争论，便把话题转到自己有把握的领域。他抗衡道：“和伊朗国王的交易会使我们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

正如格林斯潘预计的那样，扎布回击道，事实上，如果沙特阿拉伯成功控制了原油产量，美国的威望反而会受损。全世界都会明白，美国试图瓦解欧佩克，但是失败了。

“我并没有认为这肯定会瓦解欧佩克。”基辛格说，语气弱了一些。在输掉与扎布和格林斯潘的这几轮争论后，他还在努力为自己的计划辩护。“这真的只是小问题，它会增加我们在和其他国家处理其他问题时的灵活性。”

来来回回的辩论还在继续，直到基辛格出完他所有的底牌。这时候他提醒他的客人们，时间不等人，伊朗国王需要尽快得到钱。

“他必须在接下来的6周内得到钱，否则他就无力回天了。”基辛格急切地说。

格林斯潘并不准备落入这种汽车销售人员常使用的圈套。如果不想买车的话，那么摆脱限时促销的诱惑是很容易的。

“我担心绕过国会是不可能的。”格林斯潘反对道。

“好吧，你就说自己想不想推进吧！”基辛格质问道。

然而，令格林斯潘懊恼的是，扎布犹豫了。时间的紧迫使得扎布慌乱，他开始认可绕开国会的想法。“让我们继续推行吧！”扎布说道。

“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确认此类法律操作是可行的？”格林斯潘问道。他并没有屈服于时间的紧迫，反而尽可能拖延时间。“我们为什么不让律师来看看这个计划呢？”

基辛格抓住扎布赞同的机会，打消了格林斯潘想要引进律师的打算。这顿午饭结束时达成了一项共识：由副国务卿罗宾逊与伊朗方面会谈。到此为止，国务卿大胜。

就在一周后的1975年6月30日，罗宾逊如约参加了和伊朗国王及其外交部长的会谈。伊朗方面看起来很想做成这笔石油交易。然而，当基辛格想要在华盛顿方面推进时，他发现，在由谁或哪家企业代表美国政府采购石油的事宜上，经济学家们依然一筹莫展。

基辛格在6月14日的会议上问道：“美国国防部不能出面购买石油吗？”

格林斯潘表示反对，他说：“美国国防部的所有石油都需要由各家公司竞标。”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认为这个国家真是够了，”基辛格气急败坏地说，“我将自己2/3的时间用来向别的国家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不能做明显对自身有利的事情。”从基辛格的角度看，他的伊朗计划拥有更广泛的内涵，远远超过这笔糟糕的石油交易本身。他和罗宾逊同时还在与苏联政府谈粮食交易以及与扎伊尔⁽¹⁾谈铜矿交易。他们在努力创建多重商品价目表，其宗旨就是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经济。毕竟经济方面的管理无能使得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需要有人来修复。

“我想分裂七十七国集团。”基辛格突然宣布。七十七国集团指的是正在抗议贸易条件恶化、渴求国际新秩序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基辛格准备通过大宗商品交易拉拢第三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从而来破坏它们的联合。

“扎伊尔人告诉我，如果他们能得到一份铜和可可豆的贸易协定，他们将把‘国际经济新秩序’从自己的字典里删除。”罗宾逊主动说道。

“我们必须挑选一些具体的问题，然后分裂他们。”基辛格很认同罗宾逊的说法。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冰激凌店法。先把冰激凌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门，孩子们自己就会进来。”罗宾逊武断地说。

至此，经济学家们已经彻底晕头转向了。

“讨论的节奏对我来说太快了，”扎布插嘴道，“现在已经敌我难分。”扎布引用美国国防部长的话接着讲，“我更愿意和施莱辛格（Schlesinger）一起工作，至少一旦你让他走，他会走一条直线。”

“你这样认为？”基辛格神秘兮兮地说。

两周后的8月初，基辛格认为是时候撇开格林斯潘推动自己的计划了。8月6日，他给总统送去了一份备忘录，迫切要求“一个推进最后步骤的决议”，并许诺“在欧佩克的价格联盟撕开一道口子”。“我要摧毁牛皮糖工厂。”他第二天告诉罗宾逊，指示他要和格林斯潘及扎布保持联络，但是不要让步。“这两个家伙只会愚蠢地挑刺。”他预言道。

第二天，基辛格到总统办公室去见福特总统。他疲惫地告诉总统，经济顾问们简直就是在蓄意阻挠。“扎布和格林斯潘在故意磨蹭，”他说，“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同意它的，但是他们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基辛格坚持说，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浪费在他们固执己见的狡辩上了，当务之急是给伊朗外交部长一个暂时的说法。

“继续吧！”福特回答道。

8天后的8月15日，基辛格的手下为福特准备了另一份长篇备忘录，陈述了美国国务院希望对从伊朗采购石油的计划有决定性的结论，包括将国会排除在外的方式。

“这将会是一笔惊人的交易，”基辛格告诉罗宾逊，“我们买的原油越多，效果越好。”

“我们需要和格林斯潘及扎布说清楚。”罗宾逊提醒基辛格。

“这两个人的脑子没一个是清醒的，”基辛格回答说，“我觉得我对经济的理解不比他们俩差。”

“格林斯潘显然说了一些我们不应该做交易的言论。”罗宾逊谨慎地说。

“听着，别理格林斯潘，”基辛格坚定地说，“这件事过后，他们会回来讨好我们的。”基辛格相信，支持这笔交易的理由非常充分，难以抵抗。“你的论点绝对没错，”他告诉罗宾逊，“理应如此，因为这是我告诉你的。”

然而，想把格林斯潘撇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福特总统收到基辛格的长篇备忘录后，签字表示同意，但是附加了条件：“希望罗宾逊可以和扎布及格林斯潘一起工作，就像他过去那样。”8月17日，罗宾逊在汉普顿斯（Hamptons）拜访了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以寻求他对石油计划的支持。另一方面，格林斯潘即使不在场也能设法达到相当于自己在场时的效果。当西蒙同情地点头时，罗宾逊感到谈判进展得十分顺利。然而，当这个来自国务院的男人离开的时候，财政部长拨了个电话。“在我离开的时候，西蒙尝试和格林斯潘联系。”罗宾逊向基辛格汇报。福特总统和财政部长都不希望在没有格林斯潘认可的情况下表明立场。格林斯潘就是这样一个人：所有人采取行动都不能撇开他。

当年8月末，对于这笔石油交易持续整个夏天的争论快接近尾声了，格林斯潘成了赢家。华盛顿隐形势力造成的耽搁激怒了伊朗国王，他改变了交易条款。他宣布，如果不给一个更高的价格，他只会在几个月内销售石油，不再延期。格林斯潘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力，他坚持只有长期交易才是可以接受的。他对美国国务院的观点呈开放的态度，但只有满足一些他设定的条件，他才会点头，然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这个进程变得不可实现。9月3日，基辛格的团队最后一次向伊朗方面发电报，对石油交易提供了一个新的设想。当伊朗国王拒绝的时候，外交官放弃了。“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基础不存在了。”罗宾逊告诉基辛格。

早些时候，当普罗克斯迈尔以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身份出现时，格林斯潘可以用直白的术语捍卫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哲学；面对基辛格这种诡计多端的竞争对手，格林斯潘已经证明，自己同样可以熟练地运用肮脏的作战形式。他假装合作，且从不说自己反对石油交易，然而却暗地里实现了自己的目的。“袒露自己的想法不是格林斯潘的突出特点。”多年后基辛格回忆道。在伊朗石油协议夭折后的一段时间里，基辛格和副国务卿罗宾逊都在为了失败而谴责西蒙，格林斯潘则以某种形式维持了他们对自己的尊敬、甚至友谊。然而，格林斯潘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胜利后的余波，和别人不同，格林斯潘从来不是一个“官僚主义分子”，基辛格断言。事实上，格林斯潘很少在他的对手身上留下伤痕，这使他的成就更加令人震惊。

1975年9月5日，福特总统出现在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市的国会大厦公园。一位纤瘦的、穿着红色修女袍样式衣服的女人，手持着柯尔特点45自动手枪（Colt. 45）突然向福特总统射击，随即被便装特工击倒。不到3周后的9月22日，当福特总统从旧金山的一家酒店出来时，再一次置身枪口下。当时，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妇女在12米外向他射击。千钧一发之际，在人群中站在该妇女附近的一名前海军陆战队成员发现了她，并将其手枪打落。格林斯潘就站在酒店旁的街道上，枪声听起来很沉闷。一位特工让他藏到一辆豪华轿车的底部，然后沿着高速公路飞驰而去。他躺在汽车的底盘上，和另一位白宫同僚挤在一起，直到一个声音说道：“你们可以起来了。”

第二次刺杀正值格林斯潘偶遇撒切尔后的第3天，这次事件生动地展现了美国更加令人担心的未来。如果撒切尔体现了19世纪个人主义责任感的回归，对总统刺杀的尝试则表明美国可能陷入毒药般的沮丧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中，民众为了他们的命运而谴责政府，并通过刺杀总统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暴力在这个国家始终是会被原谅的，尤其当它挂着政治立场及革命思想的假招牌时更是如此。”在第二次刺杀事件之后不久，格林斯潘在一篇备忘录中遗憾地表达道。应该对在大学校园中滋生和泛滥的激进氛围进行大力谴责，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大学教师们都冷笑地蔑视着可以使我们国家变得更好的价值观。只有更聪明的学生才能够看出老师所教的都是大量的垃圾。”总统是时候“用道德和伦理的条款”来保卫美国的政治制度了。福特应该强调“学生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和暴力行为存在着社会–政治–心理思维的根基”。

如果刺杀带来的恐怖氛围还不够的话，纽约市上演的一幕再次对美国的未来敲响了警钟。由于借债过多、开销过大以及对市民们的不切实际的需求卑躬屈膝，纽约市政府在1975年5月已经濒临破产，到了要对华盛顿毕恭毕敬乞求的地步。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愿意出手相助。纽约市对市政府官员的纵容令人震惊。“对于38岁或者39岁的在职人员，在20年后他们退休时，其退休工资绝不应该是现在最高工资的一半。”一位国会议员抱怨道。另外，作为额外奉送的东西，“你可以获得众多的垃圾电影”。伍迪·艾伦（Woody Allen）在两年后的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抓住了这种情绪的精髓：“你没有看到美国其他地区的人把纽约人看作左翼、犹太人、色情文学作家吗？我有时候也这么看待我们自己，而且我生活在这里。”

在格林斯潘的劝说下，福特总统断然拒绝了纽约市的求救。由于有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撑腰，总统实在没有必要去蹚纽约这座城市的浑水。这座城市通过华而不实的不负责任反映了其政治文化。这立刻激怒了纽约州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他指责福特总统“对于纽约过于自大和冷漠，这种情况可以与尼克松和他手下大批屠夫所带来的最糟糕日子相提并论”。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比姆（Abraham Beame）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到了尼克松：“对我来说，美国总统对纽约市800万民众的关心程度，竟抵不上他对于洛克希德和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的股东的关心程度，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在4年前的洛克希德听证会时，格林斯潘因为反对救助，所以和他的导师伯恩斯闹翻了。这一次他依然站在毫不妥协的一方，而且他是在政府内部坚持自己的意见。按格林斯潘的思路，看看从洛克希德和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调取的文件，就清楚地展示了为什么不救济纽约是很重要的。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以这种态势下滑，那么每次救助都意味着还会为下次的破产提供救助，而美国政府很快就会不得不为全美国每一笔债务买单。9月25日，格林斯潘在白宫会议上表示，福特总统任内的工作重点就是扭转这类愚蠢决策的自我强化模式。

福特总统的其他顾问原则上同意，要是能打破救助习惯确实不错，但是他们担心纽约的破产会引发经济上的连锁效应。伯恩斯甚至预测可能会发生浩劫。银行都持有大量纽约市政债券，如果这些债券价格暴跌，将使得银行失去放贷能力，随后信贷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即使银行出人意料地表现稳健，危机也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向外扩散。首先，纽约市的违约可能会损害其他城市的财政信用。当市政府很难借到钱的时候，就会解雇警察和教师。当工人们都勒紧了裤腰带，商业也将会下滑，经济状况将螺旋式下降。

对格林斯潘强硬立场的影响担惊受怕的人，绝不仅仅只有福特的顾问们。1975年10月3日，时任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与福特总统在白宫共进午餐。

“德意志联邦银行最近还好吗？德国马克怎么样？”福特问道。

“总统先生，不必担心德意志联邦银行或马克，”施密特回答，“如果你让纽约市破产，美元将变得一文不值！”正如格林斯潘和其他顾问听到的那样，这位德国领导者告诉福特，纽约市的违约对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等遥远的金融中心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施密特结束访问之后的几天里，伯恩斯公开要求援助，甚至连一贯持强硬立场的美国财政部长比尔都不情愿地表示存在援助的可能性。美国国会的领导者们开始意识到，惩罚纽约这座罪恶之城可能殃及自己所在的地区，于是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了两项法案，从而主动向纽约市提供数十亿美元联邦贷款担保。着眼于第二年的美国大选，民主党内想当总统的野心家们决定把纽约市的困境变成有力的武器。华盛顿州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厚着脸皮引用了林肯的话：“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内战。”仿佛在他看来，纽约市的金融困境仿佛真的可以和安蒂特姆（Antietam）或葛底斯堡（Gettysburg）战役相比。福特担心当前的政治力量会把他们的解决方案强加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安排了一场关于纽约问题的重要演讲。

格林斯潘继续抵制救助方案。虽然纽约是他的故乡，他曾经在推进政策立场方面的羞怯此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私下和福特争论，救助纽约市对美国的其他地区是不公平的：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在其他地区努力控制开销的同时却在纽约市浪费钱？他坚持认为，救助只会在短时间内帮助纽约市。这座城市早对赤字开支上瘾了，它很快会通过救助计划吞噬更多的钱。格林斯潘最后依然认为，一座城市的破产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没有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么大。美国国会中的联合经济委员会曾预计，纽约市的破产会使得美国1976年的经济增长率降低1%。然而，格林斯潘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对其他城市预算的影响将比想象中要小。实际上，纽约市的破产会“带来示范效应，促使财政体系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格林斯潘团队的乐观程度缺乏有效证据的支持。伯恩斯是对的，违约会引起连锁效应。美联储在11月公布的研究结果表明，179家银行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市政债券的价值超过银行自有资本额的一半。因此，市政债券的价格暴跌会迫使银行削减贷款。这是很可能的。另外，一旦纽约未能偿还债务，很多机构投资者将会合法地要求抛售纽约债券，在这种情况下，降价出售会放大对银行系统的冲击力度。这种前景令人恐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不得不对各州处理违约债券的条例展开调查。不过，直到福特关于纽约问题的关键演讲结束后的第12天，调查人员才向格林斯潘提交了报告，甚至到了那个时刻，其结论还是含糊不清的。尽管格林斯潘的不救助政策可能面临的风险还没有得到深入分析，正如一位同僚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样，福特依然信任他，因为他的“论据、逻辑和表达”。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决定性演讲之前的那几天里，那些对救助纽约持赞同意见的白宫顾问们都被晾在了一边。福特的首席演讲稿撰写人鲍勃·哈特曼（Bob Hartmann）苦涩地回忆道：“对于那些来自18世纪最精华的经济思想的严厉措辞，我尽力使其变得委婉，但收效甚微。”

10月29日，福特出现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已经准备好否决任何以联邦救助为目的的议案。”他还引用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观点来反对救助，并将格林斯潘关注多年的更大的国家挑战与此联系了起来。“如果美国继续入不敷出，提供国家担负不起的福利和服务，总有一天华盛顿也会迎来末日审判，整个美国的境遇就会像纽约市一样。”福特严肃地警告道。“当末日审判来临时，谁来拯救美国？”他问道。德国总理、美联储主席和那位引用林肯语录的参议员都呼吁采取温和的政策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格林斯潘成功挫败了他们。

然而，格林斯潘的胜利并没有得到多少喝彩声。直到当天晚上10点，报童还在叫卖纽约《每日新闻》的晨刊，它的头版上印着144号字的大标题：“福特对纽约市说，去死吧！”在市政厅，纽约市长比姆用“欠缺总统的领导力”的措辞谴责了福特的演讲。同时，纽约州州长凯里暗讽，福特这种“尥阴腿”的做法反映了一位未经选举的总统的政治缺陷。在“不救助”演讲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不同意总统的立场，甚至民众对救助方案的支持率在福特演讲后还增加了。尽管美国民众对各种理念的包容度增加了，但格林斯潘不经修饰的信息对他们来说还是太过了。

在福特发表该演讲的两周后，纽约金融作家协会上演了一场“金融讽刺剧”，这是它的年度时事讽刺剧，每年都使用老的旋律搭配新的台词。在一场滑稽短剧中，一位模仿伯恩斯的艺人以“贷款安排者”的身份出现，唱着救助纽约银行的许诺。纽约市的主要金融商行的代表们都感激地为他擦着皮鞋。然后，一个演员打扮成格林斯潘，在舞台上炫耀地发布了一通令人费解的关于经济前景的独白。同时另一个演员扮演成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热情地演唱着一首百老汇旧曲目的改编版Buckle Down, Winsocki：

保持纯真吧，我们的领袖，保持纯真；

帮助富人吧，我们的领袖，而不是恶心的穷人。

即使福特曾经明确地表示反对救助，但是游戏仍然没有结束。不仅是公众舆论与格林斯潘的强硬路线相悖，强硬路线自身也被迫面临新的思考，它反过来不断提示着强硬的不可靠性。11月初，纽约市的领导人着手准备牺牲纳税人和债券持有人的立法（强制增税，减少利息支付）。纽约市希望通过勒紧裤带，加强它对潜在救援者的吸引力。果不其然，美国国会中对这座城市的同情者开始对救助方案施加更大的压力。

11月中旬，福特总统前往法国出席经济峰会。伯恩斯巧妙地利用这个时机，直截了当地告诉施密特和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纽约市很有可能违约。两人的反应正如伯恩斯所预料的那样。“外国元首们看着福特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这将会被视为美国的破产’。”一位目击者事后回忆道。福特总统的决心正在瓦解。

11月26日，在白宫召开的一次由电视转播的新闻发布会上，福特终于转变了态度。他要求国会向纽约划拨23亿美元的临时信贷额度，并解释称：“美国人一直坚信，应该扶持那些自己救助自己的人。”纽约市也确实在大力解决自身的问题，包括削减开支，强制增加2亿美元的税收，减少向债券持有者支付的利息，降低市政工作者的退休福利，并且安排从城市养老基金借款25亿美元。即使如此，福特提议的经济救助依然被视为是一种让步。此前，格林斯潘认为纽约市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现在，福特坚持认为华盛顿应该提供帮助，即使并没有办法确定纽约市会履行所有承诺的改革方案。果然，1978年，纽约市急需第二笔联邦贷款担保，这座城市持续依赖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长达10余年。

格林斯潘把纽约市看作一个机会，借助它可以打破政府救助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和洛克希德公司所形成的先例。福特试图按他的建议去做，但是最终被证明这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或许对这样的结果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每次救助都在强化下一次救助的必要性，这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势头，而拒绝救助则会形成一种自我消除机制。福特拒绝向纽约市提供帮助，从而促进后者努力改变自己，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值得帮助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存在这些动力，美国人从未能抵制救助，不管在20世纪70年代的混合经济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主义时期，还是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都是如此。甚至当知识分子转而赞同保守派关于税收和管制问题的观点时，美国人依然在危机发生时向政府寻求救助。在纽约市获得救助的十几年后，格林斯潘也开始随大流。

在福特向纽约屈服的那段日子里，格林斯潘和普伦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这对情侣一起度过了一年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们都要长时间的工作，例如格林斯潘需要一周工作6天，因此和某个有着同样经历且能理解白宫高强度工作的人一起放松一下，是非常惬意的事。周五的夜晚是用来约会的，他们会外出就餐。格林斯潘会听到普伦家的各种故事，但是他从来不提到自己的故事。他非常善于倾听，与此同时又极度注意隐私。1975年10月1日，即普伦31岁生日的那天，格林斯潘将她带到了费尔法克斯酒店（Fairfax）的赛马俱乐部，他点了菜单上最小瓶的香槟，因为他知道自己只会喝一杯。不过，在生日晚宴后不久，格林斯潘温柔地问普伦，是否在期待两人的关系比他所能给予的更进一步。他还解释说，他已经和他的工作结婚了，直到他到达事业的顶峰，否则他不会有很多时间放在其他事情上。普伦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伤心。“我为他痴狂。”她坦白地说。不过，格林斯潘一直都是这样体贴、诚实，她从来没有怨恨过他对待自己的方式。在那次谈话后，两个人就停止了约会。

刚经过这次安排妥善的“软着陆”，格林斯潘就前往使馆区的一幢标志性建筑，即副总统洛克菲勒的官邸，参加一个下午茶舞会。洛克菲勒有个习惯：邀请电影明星、媒体巨头和其他美国权贵来参加他的聚会。在11月底的那天，格林斯潘遇见了沃尔特斯，一个曾经采访过撒切尔夫人的电视新闻名嘴。沃尔特斯是一位保养得当的、40多岁的浅黑肤色女士。她将女性亲切的态度和强硬的新闻工作者的内心结合在一起，俄国诗人叶甫根尼·叶夫图申科（Ye Vgeny Yevtushen Ko）称她为“糖浆中的鬣狗”。在她的众多观众中，她是迷人的代名词。当被问到她是否感觉电视媒体只是在利用她的性感时，沃尔特斯回答：“我正希望如此。”

格林斯潘大胆地走到沃尔特斯跟前自我介绍，表明自己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个名头听起来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很无趣。”沃尔特斯在事后回忆道。不过，不管怎么样，沃尔特斯都亲切地回应了他，并发现格林斯潘是一位和蔼可亲、谦逊的人以及一位“很好的舞者”。格林斯潘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告诉沃尔特斯其实周末他都住在纽约，并且他很愿意电话联系她。沃尔特斯给了格林斯潘自己的电话号码，格林斯潘紧接着在下一个周末就打了电话。“我很期待这次来电，这是众多通话中的第一个来电，而且是来自这位个子很高且很安静的陌生人。”沃尔特斯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格林斯潘和沃尔特斯开始了他们的浪漫故事，但是他们的交往还有一些其他的干扰。沃尔特斯之前和金融界的另一位艾伦很熟，即绰号“老A”的艾伦·格林伯格（Alan Greenberg）。格林伯格是一位强壮的、秃顶的交易员，当时还不是贝尔斯登的董事长，而且还没有和第一任妻子离婚。两位艾伦同时追求沃尔特斯让她的助手们感到困惑，尤其是因为格林斯潘和格林伯格都喜欢在打电话时只留名而不留姓。“即使他们想让两位绅士都留下姓氏也是于事无补的，”沃尔特斯在事后写道，“格林伯格，格林斯潘，它们听起来太像了，我的助手们都绝望了。”沃尔特斯的解决方法是问助手来电者的声调。如果电话那边那个男人“几乎是在耳语”，沃尔特斯就知道一定是艾伦二号，就是在华盛顿工作、有头发的那个。

除了混乱之外，和沃尔特斯约会也会带来明显的益处。这当然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对于一个社会公信力渐渐丧失的男人而言，这很重要。当福特读到格林斯潘在和沃尔特斯约会的新闻时，他把文章剪了下来发给了自己的幕僚长，并附了一张纸条：“迪克·切尼，注意第二版，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当沃尔特斯到办公室拜访格林斯潘的时候，她制造了一种相似的影响。“这一定是谣言，沃尔特斯计划这个下午过来，”一位非常有名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同僚回忆道，“大家都激动不安地等待着，并将所有的门都开着，这样就有机会在楼道里看到她。”在一次关于经济的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格林斯潘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严肃。“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呆板。”一位与会人员回忆道。然而，当技术辩论结束，与会的经济学家都准备去酒吧的时候，格林斯潘和他的明星女友乘一辆豪华轿车离去了。“天哪，哪个男的会不喜欢这种生活？”他的同僚感慨道。格林斯潘如果知道他们这样想，就不会感到心烦了。

格林斯潘说服沃尔特斯去读了《阿特拉斯耸耸肩》，就像之前他说服普伦一样。不过，这本书没能给沃尔特斯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就像小说中的女英雄那样，她曾对父母没有给自己取名“光明”而有片刻的遗憾。沃尔特斯对格林斯潘的社交能力也没有什么深刻印象。他的“朴素”打动了她，他“一直穿同一件海军蓝的雨衣，直到它几乎解体了”，并且“很少记得开支票或者买一份圣诞或者生日礼物”。在晚宴的时候，格林斯潘在坐下开始吃饭之前不会与别人交谈。如果他坐在一位不认识的女士旁边，他可能会很尴尬，以至于抽不出椅子来。“他不是那种一走进房间就会引起你注意的人，”沃尔特斯抱怨道，“我经常要向自己的朋友们不止一次介绍他，因为别人记不住他。”不过，对于格林斯潘的缺点，沃尔特斯总是在尽自己所能保护他。毕竟，她自己有高超的社交技能，可以弥补他的不足。在黛安·冯芙斯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标志性裹身裙的创始人）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对福特总统的顾问进行了激烈的抨击。然而，当他注意到格林斯潘在场后，又改口说可能，只是可能，他也许会从格林斯潘的顾问服务中获得好处呢。沃尔特斯探身过去，挑起眉毛，对他说：“说不定，你真会获得好处呢！”有了这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女人在身边，格林斯潘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可以感到很自信。

用他自己安静的方式，格林斯潘回报了沃尔特斯的帮助。他使她感到平静和有安全感，他既不是武断的，也不盛气凌人。1976年的春天，沃尔特斯受邀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早间《今日秀》跳槽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旗舰晚间新闻节目。对方为此给她提供了100万美元的年薪，这比该节目的当家主播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的身价高出3倍多，并让她成为第一位晚间新闻的女性主播。沃尔特斯对是否接受这份邀约感到纠结，而格林斯潘则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夜晚里充当她的倾听者，并为她分析，例如，需要核实美国广播公司的账户金额，才能判断该公司是否能够付得起它所承诺的高薪。格林斯潘对这家广播公司的财务健全性给予了肯定，于是沃尔特斯最终决定接受这份工作，这将是一个她永远不会后悔的决定。

1976年3月，在格林斯潘50岁生日那天，沃尔特斯为他安排了一场晚宴。时任福特政府能源部长扎布依然还记得自己接到新闻女皇的电话时的情景：“她知道政府事务已使我焦头烂额，但是她仍然希望我可以抽时间前往。”扎布最终真诚地保证，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错过这次晚餐。基辛格和夫人南希（Nancy Kissinger）来了，奥斯卡·德拉伦塔（Oscar de la Renta）和夫人安妮特（Annette de La Renta）来了，雅诗·兰黛（Estee Laurer）和丈夫乔（Joe Lauder）来了，庞驰（Punch Sulzberger）以及卡罗尔·苏茨伯格（Carol Sulzberger）等社会名流都来了。格林斯潘的一些朋友认为一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也许，在这么多年的单身汉生活之后，格林斯潘可能终于要再婚了。艾克霍夫认为，格林斯潘和沃尔特斯的关系不同于他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次格林斯潘和一个比他小3岁的人在一起，不多不少，同时也是一个在职业地位上至少和他相当的人。格林斯潘和沃尔特斯已经非常亲近了，后者甚至打算进一步了解格林斯潘的母亲罗斯。她钦佩罗斯和自己的儿子之间的浓厚情感，并邀请罗斯到她家演奏钢琴。1976年7月，格林斯潘带沃尔特斯到白宫参加了为伊丽莎白二世准备的国宴。这是这对充满魅力的名人情侣最光彩照人的场合。

然而，在这顿晚餐与接下来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两人的关系却出现了一些裂缝。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吵，格林斯潘也没有变得严厉。不过，沃尔特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与格林斯潘并不合拍，她对音乐没有特别嗜好。另外，出乎朋友们的意料，格林斯潘并没有准备好结婚。这对伴侣同意保持一种全新的默契关系。这种关系超过友情，但还没有达到恋人的程度。这非常适合格林斯潘。

在第二次实现情感软着陆后，格林斯潘继续保持着与沃尔特斯的关系，不过他也悄悄地恢复了与普伦的来往。1977年1月19日，在福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格林斯潘带沃尔特斯参加了一场摆满很多伊朗鱼子酱的就职派对，当沃尔特斯现身的时候，一列来看名人的学生在接待处外面向她欢呼。然而，在派对结束后，格林斯潘就换了人物角色和女朋友。他在乔治城的一家餐厅和普伦相会，两人共进了一顿稍晚的晚餐，吃的是炸鱼排和薯条。

在福特总统的最后一年任期中，格林斯潘强调，抵抗经济统制势力实在太困难了。1975年12月，他在一场反对美国国会对能源价格实施控制的战役中担任了后卫的角色。正如他在一则备忘录中记录的那样：“这将会延伸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触角，并且使依赖自由市场的人们感到沮丧。”福特没有理睬格林斯潘的建议，签署了能源法案。同月，格林斯潘建议否决一项住房抵押贷款信息披露的提案。该提案旨在通过要求银行披露贷款顾客信息来反对借款歧视。格林斯潘向福特控诉，信息披露意味着“有效的资本市场是不受欢迎的，政治集团压力下的贷款分配才是更好的选择”。然而，福特再次无视了他，并签署了法案。第二年4月，格林斯潘支持《破产法》（Disclosure ACT）的修订，这使得城市更容易避免债权人的追索，这个主意使得纽约式的救助变得不再那么必然。这次福特总统站在了他这边，然而这次胜利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政治领导者们都不相信这种未经试验的改革条款，所以城市继续通过原来的手段求救，即如果联邦政府不施以援手，就会引发混乱。联邦政府的角色在不断地扩张。1976年的春天，汉弗莱莫名其妙地扳回了一城。这位参议员、美国前副总统早些时候曾与别人一起主导了中央计划的提案。汉弗莱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奥古斯都·霍金斯（Augustus Hawkins）联名推动着一个提案。该提案将授权，把完全就业野心勃勃地定义为成人失业率不高于3%。联邦政府将扮演“最后的雇主”的角色，雇用所有没能找到可提供一般工资水平工作的人。该提案的初始版本曾不切实际地规定，如果政府部门未能提供工作，失业工人可以起诉政府。同时，它还提议实验一个永久性的反衰退项目，即当失业率上升到4.5%时，就加强公共建设。格林斯潘出席了3月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并指出了汉弗莱的提案中的缺陷。由于专家们对“充分就业”的概念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就在法律中规定一个确切数字，这绝对是很危险的做法。另外，该提案愚蠢地设定了就业目标，这会使抵制通货膨胀的努力付诸东流。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格林斯潘再次发表了评论，坚持认为这个议案过分强调了政府计划，而这意味着危险地夸大了经济学家预测经济的能力。然而，不管格林斯潘的论述是如何的头头是道，美国国会仍然和他的世界观有着很大差距。两年后，汉弗莱的提案以微弱优势通过。以该法案为基础，美联储主席以后每6个月就要被传唤到美国国会作证。

格林斯潘的警告，即经济预测具有局限性，很快就得到了应验，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预期。当人们探讨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时，往往只会记得他的一次失误。起先，这个失误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随后又是这次失误拯救了他之后的职业生涯。自1976年年初开始，为了能保证福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不断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一直存在着。当前一年度减税措施的效果正处在顶峰时，新的刺激应该抓紧出台。格林斯潘也许本来会支持这次开支的增加。毕竟，他对选举结果非常感兴趣，因为如果福特连任，他很可能成为福特第二届任期的财政部长。然而，197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高达9.3%，在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对进一步的刺激措施表示反对。4月16日，他劝告福特，要保持经济稳定上升，增加政府开支并不是必需的。

然而，结果表明，格林斯潘的预测错了。1976年年初的反弹只是一种短暂的兴奋，福特1975年的税收减税措施不过是一颗糖而已，它并没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1976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下降到3.1%。格林斯潘自信地预测，第三季度会传来好消息，因为政府部门在财年结束之前总会急着把剩余的现金花掉，不然就不再归它们支配了。然而，政府开支在秋季维持低水平时，经济的速度增长就更慢了，年化增长率已经降到了2.1%。格林斯潘的乐观主义误导了福特，使其在选举中遭遇滑铁卢。基辛格在离开福特办公室很多年后，依然会拿这次失利奚落格林斯潘。

福特的惜败，使得格林斯潘长期以来想要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雄心受挫。不过，这也算因祸得福。福特竞选连任失败后，美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危险了。由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在1980年达到了14%的顶峰。“和1977年相比，1980年已经是被烤熟的蛋糕。”格林斯潘在回顾这几年时沉思道。任何在20世纪70年代掌管过经济政策的人，其名誉都注定会严重受损。如果当年福特赢得了选举，“我或许会以财务部长的身份结束自己的公职生涯，这样我将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联储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