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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的头等谜团
THE FIRST HOUSING CONUNDRUM

1977年1月20日，也就是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总统就职典礼那天，格林斯潘乘坐末班车回纽约工作。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仍位于纽约第一购物中心，1970年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引人注目的大火灾。尽管老板的位置已经空缺两年，公司依然生意兴隆。凯瑟琳·艾克霍夫和其他三位女副总通过不断地搜集数据，并通过对制造业利润、钢铁产量等数据进行浩繁的整理工作，从而为客户提供简单的分析。格林斯潘虽然很高兴与“家庭”重聚，但是心里也有些许的牢骚。艾克霍夫一直在告诉客户，火爆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驱动消费者消费：人们将房子进行二次抵押，从而获得资金来装修厨房或者购买新车，这成了经济发展的“涡轮增压”机制。艾克霍夫的言论存在一点瑕疵。如果房地产市场遇冷，消费者支出将一落千丈。经济转而会变得比任何人想象的更脆弱。

“哪有这方面的数据？”格林斯潘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反复发问。

“呃……我们确实没有任何确切的数据，”艾克霍夫回答道，“但是每一次我们参加会议，总能发现一些参会人员在解释如何能在特定的群体中拿到抵押贷款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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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并不喜欢这个回答，这些坊间事实并不能说服他。毕竟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一向以严格依赖准确信息的做事风格而闻名。

“为什么你不在得到数据后，再确定自己的说法是否正确呢？”他拍了拍艾克霍夫。

艾克霍夫承认，这是由于时间太紧张了。在格林斯潘不在的这段日子，公司每一个员工都在拼命维持公司的发展。

“好吧，数据才能证明你是否正确。”格林斯潘仍然坚持道。

“那好，”艾克霍夫反驳道，“我是对的，我们是对的，你会发现的。”

在接下来的几周，格林斯潘长时间泡在图书馆里。

“凯瑟琳，你错了，”他最后宣布，“你完全没有搞清楚它的规模。”

要以优雅的方式承认艾克霍夫的发现并不容易。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格林斯潘充分利用了她对贷款和消费的洞察力。此类理念深深吸引了他，尤其是这可以追溯到他自己在1959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对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在本案例中就是房产）是怎样有力地影响了个人消费，艾克霍夫的观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同样，格林斯潘在1959年的硕士论文中强调，不同类型的资产和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化将会决定公司在新厂房和设备上的开支。此外，通过艾克霍夫的观察，格林斯潘发现了他的对手所忽视的东西。大多数的经济预测者都聚焦于国民账户，数据集展现了企业、家庭和政府的产出，这几方面之和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然而，资本利得是无法从这些账户中体现出来的。如果一套房产增值了10万美元，房主二次抵押后获得8万美元贷款，这笔钱的购买力并不会体现在国民账户中，不会计入个人可支配收入，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然而，资产价格变动确实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发生着影响。

格林斯潘要求自己的团队将工作重点放在量化房价的具体影响上。他想知道，有多少按揭贷款发放给了那些已经拥有房子的人，且这些人会更倾向把钱花在住房之外。当时，大名鼎鼎的“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数据并不存在。不过，格林斯潘可以估算出，在新建房屋上面会产生多少新的抵押贷款，同时他还能计算出，有多少债务是现有抵押贷款持有人需要在给定的时期偿还的。通过加上新抵押贷款和减去需要偿还的老抵押贷款，格林斯潘就能预测出经济中抵押债务的总量变化。现在他离自己想要的统计数据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抵押贷款实际增长数额高于预计的数额变化，这个差额就代表着额外发放给已经拥有住房者的抵押贷款，即房屋净值贷款提取。距离他利用大学假期在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实习已经过去30年了，不过格林斯潘仍然对统计调查保持着灵敏的嗅觉。

1977年8月，格林斯潘已经将详细的研究结果向客户进行了展示。研究结果显示，当房价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上涨时，不到1/3的价格增量被提取用来支持消费。相比之下，在1977年的第二季度，几乎全部的现存房价增量都被货币化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发现。由于金融企业争先恐后地发放新的抵押贷款，使得消费购买力在一个季度之内扩大了近5%；虽然格林斯潘没有提到这点，但是经济中的支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可能已经扩大了近3%。这意味着，如果房地产市场突然冷却，GDP的年化增长率将从第二季度的8.1%回落至5%。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结束，经济也将放慢。“房价的上涨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这是非常危险的，”格林斯潘发现，“新房价格持续上涨的假设也并不合理。”

客户收到了这些数据，但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得来的。为了获得经济报告，以及每季度有一次机会亲自听格林斯潘的演说，客户每年需支付30 000美元。这一费用相当于那些来听其演讲的普通内部分析师一年的工资。为了对得起这慷慨的报酬，格林斯潘总是会随身携带着装满数据的超大皮革公文包，出现在坐满客户的会议室中，看起来就像夹着总统的橄榄球。有些客户甚至怀疑格林斯潘夹包的这只胳膊比另一只长。他的演讲方式既令人印象深刻，又很有神秘感。“他的脑子里面囤积了大量的数据，却只散出一些气味，让听众嗅到。”一位听众后来这样回忆道。格林斯潘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银行的基金经理，经常要在股市和债市作出不能有一点含糊性的交易决策。然而，格林斯潘总是游离于“非此即彼”的呆板游戏之上，他会迫使听众们考虑多种场景。如果美元贬值了一点，可能会产生3种连锁反应；如果美元升值，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另外，如果通货膨胀率上涨的话，未来就会面临4种可能的局面。格林斯潘会面无表情地一直说话，厚厚的眼镜片下是他松弛的眼袋。客户支付高价来听他的解读，是因为他掌握的数据无可置疑。然而，在他离开后，客户们会疑惑地聚在一起开一个小会，他究竟说了什么？这些东西对自己的投资组合有什么意义呢？

格林斯潘马不停蹄地拜访各地客户。他的员工曾开玩笑说，格林斯潘之所以能保持这样的行程，完全是因为他早已经学会了像一位巡回爵士乐演奏者一样提着箱子过日子。随着他不断往返于全美各地，格林斯潘对经济学的掌握也更加深刻了。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职经历增强了他的求知欲：当时，他首次被一群比他更具资质的同僚包围。回到公司后，他决心提升宏观经济预测的精确性，并为此聘请了约翰·泰勒（John Taylor）为他提供咨询服务。泰勒之前是美国消费电子协会的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则成了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教授以及最知名的格林斯潘批评者。虽然已经年过50岁，但格林斯潘还是重回纽约大学学习计量经济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27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课程。

直到1977年格林斯潘才提交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并不是一篇符合惯例的论文。这篇奇怪的论文是由格林斯潘多年间发表的文章杂糅而成，其中包含了其1959年关于资产价格的论文。从大量运用的数学技巧的论文到《经济学人》上浅显易懂的文章，其跨度非常大。尽管这篇论文是不拘一格的，但其论点却紧扣格林斯潘的核心思想，使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主流经济学界脱颖而出。与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同僚不同，格林斯潘从来不会将股票放在精简模型里面，尽管模型能够通过追踪广义货币供应量来预测经济走势。他更感兴趣的是产业和政府预算的工作机制，而不是让人头昏脑涨的细枝末节。不同于货币学派和凯恩斯学派，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他对知识分子的傲慢充满着猜疑，而正是这种傲慢支撑着凯恩斯主义者的调控主张。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保守经济学家不同，格林斯潘对“理性预期”毫无感觉。最初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无力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因为居民会以自己的行为来抵消这种效果。例如，如果政府想通过财政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那理性人就会预期，政府在随后会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来支付债息，因此他们就会为应付今后的高额税收而节省开支，从而使刺激措施失效。格林斯潘也同意调控往往会起反作用，但他不同意调控是无用的。实际上，参考他与弗里德曼讨论尼克松的价格控制的通信，我们就会发现，他对预期传导的能力充满着怀疑。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他对罗斯福的幻想的嘲讽中，当时罗斯福认为是恐惧导致了大萧条。

格林斯潘直接以1959年硕士论文的论断引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他认为，由于忽略了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传统的权威预测模型以一种脱离实际的方法对现实进行了抽象。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本收益和损失并不是国民账户的组成部分。由于缺乏了这些不容易获得的数据，从而使得传统模型出现偏差。然而，格林斯潘继续写道，经济学家应该做得更好，他列举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影响，并指出它没有被包括在模型中。此外，格林斯潘也坚信不仅仅是房价提高推动了消费，更高的消费也反过来推动了房价。由于金融和“真实”经济之间存在反馈回路，不可持续的趋势在长时间内也变得可持续，更高的资产价格推动了消费，消费又接着推动资产价格。最终，这种循环会把价格推动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从而导致泡沫破裂，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虽然格林斯潘在写作时正值有效市场假说的鼎盛时期，但他并不相信，市场总是理性和稳定的，这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大宗商品交易员时所持的理念差不多。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来看，格林斯潘的立场既令人印象深刻又充满着讽刺意味。批评家们曾攻击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对财富效应和泡沫采取了完全无视的态度，殊不知，其实很多年前，他在这些问题上就进行过前沿思考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了。无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后来，大多数的预测模型本质上都把金融排除在外，它们认为资本从储户向消费者转移，将遵循类似于效用函数的模式，这并不会改变经济增长。然而，它们并没有考虑到金融部门发生的改变，比如推动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强烈意愿，将会改变经济发展的路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的这种低估被视为经济学专业的一个基本错误。不过，格林斯潘从来没有犯过这个错误。自20世纪50年代注意到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的研究开始，他一直在强调金融系统转换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就更加确信经济预测必须要将金融要素考虑进去。“金融机构比我们在几十年前预计的要更加复杂和多变，”格林斯潘在博士论文中分析道，“金融体系的某些元素时而占主导地位，时而又归于沉寂。”从忽视牛市中的风险到在熊市中风声鹤唳，这种转换能够戏剧性地改变消费和产出。格林斯潘力图将他的观测结果发展为预测模型，追踪债券发行、货币市场基金以及银行普通债券业务。该方法来自格林斯潘的导师和搭档汤森。然而，它也是“领先时代的”，泰勒在2011年时回忆道。

格林斯潘在1977年获得了自己的博士学位，沃尔特斯还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伯恩斯和他的妻子海伦出席了晚宴，此外还有格林斯潘在纽约大学的本科老友卡维什以及自豪的罗斯·格林斯潘。在晚宴结束时，沃尔特斯拿出了去古巴采访菲德尔·卡斯特罗后带回的雪茄。

即使格林斯潘回归了普通生活，依然雄心勃勃，并始终致力于公共政策。他重返《时代周刊》的经济学家委员会和布鲁金斯经济活动研究会（Brookings Panel on Economic Activity），并告诉公司的接待员要特别留意新闻界打来的电话。下属们会打听记者的截稿期限，并保证格林斯潘的回复足够及时，从而可以使他的解答刊载在文章中。对于记者一方而言，他们会在文章中加入更多奉承来回报格林斯潘的关注。在格林斯潘回到咨询公司后不久，《纽约时报》的著名评论员就评价道：“在总统和经济学家之间，格林斯潘构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密和有影响力的关系。”格林斯潘以某种方式让记者确信他是淡泊名利的。他在《时代周刊》中表示：“如果你迷恋权力，你就会错失改变。”这反映了他从白宫回归普通生活的转变。“我并不是漠视，或者说不喜欢权力，我只是对现在的专业工作更感兴趣。”

格林斯潘在媒体的频繁曝光让他的母亲感到很欣慰。不论何时，当他出现在电视上时，他的助理就会打电话给他母亲，告诉她具体的时间和频道。不过，格林斯潘过分追逐聚光灯的行为让他的下属不太满意。艾克霍夫就曾抱怨，格林斯潘被传染上了“波托马克热”。通常，对一些精密的统计性问题刚讨论到一半时，格林斯潘就会因为一名记者或者国会议员的电话而突然中断。“好几次我都有想杀了他的冲动，因为我们正在讨论公司的重要问题。”艾克霍夫回忆道，他在公众面前的“专业性”比名声更重要，后者只会招来攻击。即便如此，艾克霍夫也不会长期对格林斯潘发脾气。“想不与格林斯潘和谐相处都难，”她在多年后回忆道，“他不会释放过多的情绪让你感到不舒服。”

由于格林斯潘万众瞩目的位置，这使他不得不对共和党中盛行的新经济思想作出评论。这些评论与他自己公开反对预算赤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8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选民经过全民公决通过了著名的13号提案，该提案要求立即砍掉房产税。很多人指责13号提案的倡导者将使加利福尼亚深陷财政赤字的危险中，而他反驳说，减税将会迫使立法者砍掉政府预算中出现的“猪油桶”。该提案的倡导者认为，先发制人地减少财政收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责任开支。这种观点有些一厢情愿了，而随后的研究也表明它是错误的。然而，当格林斯潘意识到减税在政治方面的吸引力后，便给予了13号提案一个许可性的背书：“这柄严厉的大锤是十分必要的，可以防止政府进一步在经济中侵占更大的版图。”这也是一次冒险。此次公投后不久，格林斯潘在接受《财富》专访时说，“颁布减税法令可能是个错误”，而且“经济学家应该只提出建议，政策的决定应该让执政者来做”。无疑，他正在打破自己的这条禁令。

两周后，即1978年7月14日，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召集这个听证会的目的是“研究一项税收提案”，该提案由来自纽约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和来自特拉华州的参议员威廉·罗斯（William Roth）提交。坎普和罗斯的提案依赖于最新的税收逻辑，比加利福尼亚州取消房产税的提案更加激进：低税率会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以基数的扩大来抵补税率的“降低”。在3个月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揭穿了这个“供给”理论：1964年的减税就是最好的先例，税基扩大带来的新增税收，只占税率降低所损失的税收的1/4~1/3。然而，坎普和罗斯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号角已经响起，先知要说话了，”肯尼迪总统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对此嘲讽道，“不仅午餐可以免费吃，而且我们吃它还能获得额外的补贴。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T. Barnum）让位吧！”

当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正式开始之前，参议员罗斯首先给搭档坎普送上了一个蛋糕，以此纪念他们正式推出该提案一周年。“我可以说这是仅有的几次，美国人民不仅可以拥有蛋糕，而且还能够吃到它。”他自我嘲讽道。罗斯随后和其共和党同僚一起为他们在预算上的保守作风而欢呼。尽管他一直在兜售自己的减税提案，但以他的思路来说，这之间并不矛盾。早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就一直厉行减税，并用错误的理念来为自己辩护，即“赤字引发的通货膨胀可以持续提振就业”。后来共和党也陷入了同样的误区，始终认为减税政策最终能实现“自我填平”。

格林斯潘并没有去谴责罗斯和坎普的荒谬，而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格林斯潘开始了自己的投机，他认为经济对于大幅减税这种激励措施存在着强烈需求，而且降低公司赋税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扩大赤字的担忧就显得“不知道轻重缓急了”。如果不改善激励措施，产业停滞就会出现了，格林斯潘将这种情况称为“英国病”。“政治、社会和经济停滞的代价巨大，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避免这种情况。”

自然，罗斯很高兴。“我认为，对于全面的、实质性的减税政策，你陈述的事实与我从经济领域听说的情况非常贴合。”参议员罗斯激动地补充道。不过，随后他要求听到更多的解释。全美国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就坐在自己面前，因此这位参议员决定尽可能明确地获得格林斯潘的支持。

“格林斯潘先生，1978年7月12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坎普–罗斯的免费午餐》，我得确信你看过了吧？”

罗斯提及的是海勒的嘲讽。格林斯潘表示自己的确看过。

“你是否同意它讽刺的事情？”罗斯问道，他试图用共和党的白宫经济委员会前主席来制衡民主党的白宫经济委员会前主席。

“我的好朋友海勒教授正在与一个稻草人战斗，”格林斯潘答道，“他提出的问题都不是争论的焦点。”与海勒的文章相反的是，格林斯潘仍然坚持减税并不会扩大预算缺口。因为他们紧接着就会削减财政开支。

格林斯潘不打算支持供给理论支持者的美梦，即减税最后会产生“自我填平”的结果。相反，他只是想通过接受13号提案的信念，即减税会产生削减政府开支的巨大压力，从而让共和党的领导得到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要的东西。10多年来，格林斯潘坚信政府开销存在“棘轮效应”，每一个新项目都会强化公众对于下一个项目的嗜好。

在税收听证会的3个月后，即1978年10月，格林斯潘在意想不到的犹他州州立大学，扩展了他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论断。格林斯潘应邀前往一处很偏远的地方发表演讲。该处坐落于一片平坦的浅滩上，要往南走130公里山路才能到达盐湖城。他在这个场合要处理的问题，其实在自己关于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文章已经提及过。金融领域发生了改变，并催生了洪水般的新抵押贷款。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格林斯潘首先请所有人注意利率和房价的关系发生崩溃的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利率的上升总会导致抵押融资的枯竭：住房需求下降，房价也下降。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格林斯潘指出，利率的升高不再具有这样的影响。格林斯潘在犹他州演讲的时候，美联储刚刚将短期利率上调至9%，但是抵押贷款仍然盛行，房价也红红火火。

格林斯潘告诉他的听众，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改变了游戏规则。因泡沫破灭而陷入水深火热中的建筑业不断向华盛顿政府游说，寻求帮助。华盛顿对此作出了充分回应。格林斯潘酸溜溜地说：“存在多种形式的政治努力是美国的典型特征，然而我们难免有点过头了。”1970年，在大萧条时期成立的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首次获准购买私人抵押贷款，同年，美国国会又创建了第二家政府支持企业房地美（Freddie Mac），来与房利美竞争。它们相互激励，随时准备购买银行和储贷机构的抵押贷款。由于这些贷款方拥有了获得巨额资金的新来源，所以抵押贷款的灵活性大规模扩张。1968年以前，每年新增的抵押贷款不会超过15亿美元，而到1978年时其规模已是10年前的6倍。

这场革命已经超出了房地产行业本身，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抵押贷款市场爆棚，并演变为一种全新的主流金融工具，使联邦财政赤字、企业借贷、州和地方借贷都相形见绌。”他还声称：“它已经成为整个金融体系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政府支持企业在不断推高着房价，提升着家庭财富的同时也促进着消费。由政治力量推动的金融管道变革高效地带动了度假、教育、大型汽车等所有领域的消费。结果就是，抵押贷款的爆棚不仅仅使房地产与利率脱钩，而是使整体经济与利率脱钩，至少暂时是这样。由于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存在，即便美联储在大约4年里将短期利率提高至最高水平，借贷的成本依旧很低，来源也非常丰富。虽然货币政策在理论上是紧缩的，但是金融环境实际却是宽松的。经济增速令人着迷，却不可持续。

格林斯潘当时所描述的正是后来他称之为“未解之谜”的一个版本。在2005年2月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他解释说，美联储提升利率的举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其他国家大肆购买长期债券，从而使其收益率不断走低，影响了较高的短期利率带动长期利率走高的能力。这段著名证词的言下之意就是，美联储已经几乎无力化解房地产泡沫了，这也是格林斯潘在2008年危机后所反复强调的。美联储通过引导短期利率已经不能对长期贷款利率产生影响了。然而，实际上，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脱节并没有格林斯潘所说的那么特别。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写到的，金融内部的转换也会持续改变经济中的行为：2000年，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债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出现则是另外一个例证。

在展示了经济增长是如何暂时与利率脱钩之后，格林斯潘进一步警告说，这种麻烦正在迫近。多年后，人们对新拧开的信用“水龙头”充满了争议，因为巨额贷款从美国国外涌进了美国，这造成了资产价格的膨胀。1978年，格林斯潘认为，拧开的抵押贷款“水龙头”促使消费品物价出现了通货膨胀。房地美和房利美正不断创造着购买力，最终将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化增长率推高到了8%的水平。该效应之所以这么强烈，很大程度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根本就没有阻止它的意愿。凭借“事后诸葛亮”的清晰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斯潘描述了美联储是多么不称职。美联储并没有通过不断提高短期利率来抑制这场金融创新带来的刺激，而是放任自流，从而导致了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过剩的信贷”。当美联储终于强硬起来时，这场盛宴才会结束。不过，时间拖得越长，泡沫破灭的代价就会越大。

“经济衰退几乎肯定会发生，”1978年10月格林斯潘在犹他州的演讲中总结道，“任何试图解决这种业已形成的失衡都是徒劳的，尤其是在近几年的金融市场。”2006年1月，在格林斯潘从美联储主席的位子上退休的那天，同样的警告也可以对他自己也说一遍。

无论美国经济前景如何，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一直很兴旺。1979年，格林斯潘雇用了戴维·罗（David Rowe），他是该公司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全职经济学家。罗在沃顿商学院的导师是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克莱因是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之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克莱因的同事艾伯特·安多（Albert Ando）最后帮助美联储创建了宏观模型。在跟随两位大师学习的过程中，罗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安多是完美主义者，通常会花费数个月来仔细琢磨模型；克莱因则是野心勃勃的梦想家，曾一度致力于将不同国家的经济预测整合起来，从而构造出世界经济计量模型。当罗搬到纽约一号购物中心的新办公室时，他就很想知道，格林斯潘与两位模型大师中的谁更类似一些，结果他很快发现格林斯潘的模式与两者的模式都不一样。

罗最终给格林斯潘贴的标签是“深谙处世之道的经济学家”。和安多不同，他不会花费大量时间来琢磨一个方程，他认为这个世界瞬息万变，模型中所体现的关系在现实中维持不了太久。在格林斯潘看来，经济各个部分都受到不断变化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开支会受到房价、就业前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等任何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变得不同。同样，与克莱因也不同，格林斯潘不相信对经济如何运行的宏大假设。对于按完美的理论应该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丝毫的兴趣。他只对混沌现实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感兴趣。因此，他的预测是基于细致入微的观察。他知道金属价格的上涨意味着工业的复兴，库存的上升预示着经济减速，政府计划增加开销意味着国防工业的好时期。即使这些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总能包含着有用的提示。当你聚积了足够的金丝雀⁽²⁾，就对煤矿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了感觉。

对于罗的这种描述，格林斯潘不会有什么不满，他毕竟是一位商业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更多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那群经验主义者。他更感兴趣的是测量而不是理论。与其说他是位建模专家，不如说他是拥有一台超大计算机的经验主义者。即使在布鲁金斯学会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经常要与正统经济学家接触，但这也丝毫没能动摇格林斯潘对这种不拘一格的研究方式的信心。因为他没有被理论冲昏头脑，所以他认为要把重点放在数据挖掘上，即挖掘别人没有的信息，而不是纠结于那些连接数据点的数学假设。如果格林斯潘发现，一种相关关系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他会很高兴地接受它，并根本不会介意这种相关关系是否会与更保守的经济学家产生冲突。“你觉得哪个指标最有用？”人们会经常问他。“废钢铁的价格。”他回答道，周围的人会用困惑的眼神表达对他的敬意，而格林斯潘非常享受这一刻。

总体上讲，罗非常欣赏这位经验老到、理智又亲切的老板。他知道，内敛的知识分子工作起来总喜欢连轴转，因此他们往往拒绝花时间来解释自己想要你干什么。不过，他们往往也会在事后指责你为何没做。格林斯潘则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没有记者和国会议员来干扰他的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叫罗到他的办公室一起讨论统计问题。他也很有幽默感。一天，罗告诉格林斯潘，只要他们讨论问题的时间超过几分钟，自己就再没机会坐下了，因为格林斯潘总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而且还经常只穿着袜子。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的大脑长在了脚上，”格林斯潘回答，“而你们的肯定在其他地方。”

大约在同一时间，格林斯潘接到了知名投资银行美林（Merrill Lynch）的电话，前海军上校、时任美林董事长的唐·里甘（Don Regan）想见自己一面。格林斯潘去了里甘的办公室，而里甘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报价：美林将会收购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而格林斯潘将会成为美林的首席经济学家。里甘手里的纸上有一个数字，格林斯潘接过来看了看。“这真是一大笔钱。”他对自己说。他保持着冷静，告诉里甘自己需要考虑一下。当天是周五，里甘要他下周一早上给出答复。

格林斯潘回到家中，自己问自己：“你知道，如果这是一家鞋厂的话，这样的市盈率绝对可以算高得离谱了，我当然会卖出。”第二天，也就是周六，里甘难以置信的报价一直冲击着他的大脑。当他在周日早上醒来时，仍然非常焦虑，但在洗澡的时候，他突然释怀了。

“我告诉自己，我知道是什么在困扰我了，”格林斯潘回忆道，“是我的独立性。”他的头脑清楚地知道，这个报价非常吸引人，但他的心却始终不甘做别人的附属品。在顿悟之后，格林斯潘拒绝了里甘。后来当里甘登上美国财政部长的宝座时，是否拒绝他的请求又再次成为困扰格林斯潘的问题。

如果说格林斯潘没有向金钱妥协揭露了其性格中的某一面，那么他作出该决定的方式则更具启发性。面对着能够改变未来人生的选择，他一反常态地受着焦虑的折磨，但是在超过36小时的过程里，他却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过。当时，他仍旧可以随时见到沃尔特斯。正是由于他的深度帮助，沃尔特斯在深思熟虑后，才决定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即从早间节目转到晚间节目。不过，他没有请她也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帮助自己。“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人，”几年后他说道，“这里不存在我没有的任何信息，事实就是事实，一旦你知道了，就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

也许格林斯潘的独立决策揭示了他和沃尔特斯的关系，毕竟他也与其他人约会。在这一时期，格林斯潘受邀去新泽西度周末，届时他会和新泽西州时任州长布伦丹·伯恩（Brendan Byrne）以及《大白鲨》的作者彼得·本奇利（Peter Benchley）一起打网球。格林斯潘答应了，并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带上一个约会对象，他自己公司的一名女士。当然，格林斯潘的独立决策也很好地说明了他自己，那些生动的经历又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一个孤独的男孩住在了一个成人的体内。

格林斯潘在犹他州发表的悲观言论很快就被证明很有先见之明。正如他预期的那样，抵押贷款与利率的脱钩并不是绝对的，当美联储将利率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最终还是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的。他说完这话之后，触发点随之而来。1979年年初，美联储已经将短期利率提升到10%，抵押贷款的规模随即开始下降，并悄悄地影响着消费。在第一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化增长率仅为0.8%，比上一季度下降了5.5%。

格林斯潘对于新边疆经济学的警告也在逐渐变成现实。随着经济的放缓，通货膨胀率反常地加快了上升速度：价格管制和其他监管干预抑制了投资和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它们制造的这些瓶颈却在为通货膨胀添加燃料。由此产生的滞胀使得决策者不知到底该刺激还是抑制经济。货币供给量的数据对于解决这种两难困境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了，金融创新使得上述数据丧失了预测性。消费购买力隐藏在某些地方，这些地方过去都未曾被货币政策干扰过：货币市场基金、百货公司提供的即时信用以及自动提款机这种真正面向未来的创新事物，后者直接带动了整个晚上和周末的“大血拼”。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格林斯潘站在了优先解决通货膨胀的鹰派阵营。“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越早面对它就越有利。”1979年年初，格林斯潘告诉《时代周刊》，长期的抵押贷款狂潮必须被清除。

由于卡特政府在预算和放松管制方面采取的是保守立场，所以格林斯潘为他投了自己的信任票。“我发现民主党左翼和共和党右翼之间差别不大，”他告诉《纽约时报》，“现在大家都想抑制通货膨胀，提高生产和增加投资。”为与此次两党声明能保持一致，格林斯潘在私下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提供了帮助，当时肯尼迪已经做好了竞选总统的准备。他也向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布朗提供了帮助，布朗曾与沃尔特斯以及冯芙斯汀宝见过面。然而，即使格林斯潘往中间立场移动，但经济的阵痛正导致卡特的支持率暴跌，这让格林斯潘重新点燃了成为未来共和党政府中尖端人才的激情。1979年8月，盖普洛民调显示，84%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的轨道。很多人开始理解作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他曾嘲讽过卡特。

自从离开了白宫，格林斯潘仍一直与杰拉尔德·福特保持着联系，福特正考虑在政治领域卷土重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旅行中，格林斯潘将在棕榈泉与福特见面，这位前总统在此地建了一栋可以俯瞰高尔夫球场的乡村别墅。两人将在那里打一场球，同时格林斯潘也会跟自己的老上司讲述最新的经济动态。如果福特不打算回归政治领域，格林斯潘还有一个后备计划。马蒂·安德森是兰德主义的资深信徒，目前正在为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努力工作，正是他将格林斯潘招募进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

1979年5月的第一天，安德森找到格林斯潘，询问他是否愿意帮助罗纳德·里根，即使当时格林斯潘对于福特的效忠关系会使事情变得尴尬。“我不要求你的政治支持，”安德森说，“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他成功当选，你是否会给他建议。”

格林斯潘打算做得更多。他为能够直接给里根提建议感到高兴，而且这还不是具有排他性的承诺。

在斯坦福大学，安德森安排了里根与格林斯潘的正式会面，安德森和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都聚集在了那里。这次会面进行得很顺利，事后里根指示安德森尽一切可能将格林斯潘拉入自己的竞选阵营。

在9月初，格林斯潘飞到了洛杉矶的玛丽安德尔湾（Marina del Rey），这片富人区正好揳在了波希米亚风格的威尼斯海滩和野蛮功利主义的国际机场之间。里根的几位顾问已等在那里了，除了乔治·舒尔茨，还有未来的美国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以及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在里根成功入主白宫后，米斯先担任了白宫高级顾问，随后又成了总检察长。早上9点半，匆匆在滨海城市俱乐部吃完由咖啡、橙汁以及面包组成的早餐后，格林斯潘随即进入了本次会谈的主题，即如何保证里根获得党内提名。

格林斯潘通过对1980年的一个预测拉开了该议题的序幕。他进入了自己最熟悉的角色，凭借着比其他与会者掌握更多的事实，格林斯潘可以控制这些人的注意力。

“明年将会遭遇不折不扣的灾难，”舒尔茨总结了格林斯潘的发言，“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经济方面的不稳定以及对工资和物价进行控制的要求。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使争论的焦点引向保守方向。”

当讨论持续到午餐时间时，这些人已经在深入探讨晦涩难懂的联邦预算等细节问题了。休息片刻后，讨论继续进行，这次里根也参与了进来。格林斯潘对于他的言谈举止很惊讶：这位候选人既随和又温柔，声音也带着磁性，这些可能都是长时间学习表演的结果。不过，里根也会像爱做白日梦的孩子一样容易走神。在当天下午的会议当中，这位男主角就彻底沦为了听众。

接着，会议的焦点转移到更深层次地放松管制，以及将支出项目从中央下放到州和地方等问题上。里根一度插话，澄清了他想操控的“国家机器”的正确发音：是“gov-ERN-ment”还是“GUV-mint”？除此之外，他一直处于沉默状态。

安德森强调，里根内阁必须要足够强势，从而能确保里根在经济方面的优先项目能够实现。

“对于这些优先项目，”舒尔茨说，“我建议你们读读格林斯潘的论文。”这位前财政部长明显将未来的财政部长视为某位权威的囊中之物。

“新的问题，”沉寂之中传出一个声音，“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缺乏法币的情况下生存。”

这些话本应该来自1964年的格林斯潘，很有可能是在兰德主义讲座中，他讲解经济自由主义时说出的。然而，说此话的人却是里根。

“我们能够重建货币准则或纪律吗，”候选人用很有磁性的声音问道，“例如，我们能够用诺克斯堡（Fort Knox）储备的黄金来锻造200美元的金币吗？”里根很明显将尼克松放开金本位制与破坏性通货膨胀联系了起来，试图回到古老的真理上。

“你因果倒置了，”格林斯潘告诉候选人，这比他在面对其他政客时表现得要直率很多，“是货币印刷量的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的发生迫使我们离开了金本位制。”换句话说，是通货膨胀使得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而不是其他原因。格林斯潘因此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我们必须解决财政及通货膨胀问题，”格林斯潘说，“如果我们解决了，就没有必要回到金本位制了。”

里根周围的智囊团虽然不可能完全理解格林斯潘此番陈述的全部意义，不过，通过总结，其世界观的底层已经发生了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将为格林斯潘近20年的美联储生涯提供思想上的支持。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保守经济学家都相信货币规则，就像保守的社会政治家相信法治一样。货币规则总是打着各式各样的幌子而流行起来：有些阵营依赖金本位制来保持国内价格稳定，并经常结合固定汇率制来稳定美元的国际价值；另一些阵营则依赖于弗里德曼的自动调节准则，即货币供给量的扩张速度是固定的，不能随意修改。不论保守派青睐哪一种方式，他们都更喜欢规则。规则会抑制通货膨胀，避免汇率波动并压制住泡沫。从其关于房屋净值贷款提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格林斯潘一如既往地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不过他不再相信规则就是最好的解药了。尽管为了迎合里根，他依旧会偶尔应酬似的说一些金本位制的优点，但他自己已经不会再信这些话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格林斯潘的新立场仅仅是逻辑上的。只要通货膨胀肆虐，回到金本位制显然也是徒劳的，因为通货膨胀会削弱与黄金挂钩制度的可信度，最终导致尼克松式冲击的重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肆虐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可以控制的，那就没有必要回到金本位制了。从更深层次来看，格林斯潘的新立场反映出对美国制度的新看法。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现在的多元体系是混乱且任性的；在近距离目睹政府的运作后，他更加确信了这一点。指望这些体系能够自动服从规则是愚蠢的，政治压力将会消灭它们。那些寄希望于开明经济政策的专家治国论者必须卷起袖子，毅然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