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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的空想家
REPUBLICAN DREAMERS

1979年9月30日晚上，全世界的金融政治家聚集在贝尔格莱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度会议第二天将在这里召开。届时，参加会议的贵宾将听到亚瑟·伯恩斯的演讲。这位美联储前主席的演讲主题将是“中央银行的困扰”。在西方世界通货膨胀率持续飙升的情况下，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十分恰当的话题。

“中央银行历史悠久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国家货币的信誉，”伯恩斯开门见山地讲道，“而且到目前为止，尽管反感通货膨胀并且拥有强有力的工具来对抗通货膨胀，但那些中央银行家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却几乎是完全失败的。”这一悖论源于大萧条时期产生的“哲学和政治的大趋势”，伯恩斯继续说道。伯恩斯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吸他的烟斗，即使某些时候他并没有这样做。伯恩斯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逐渐放弃了个人主义式的勤劳，转而寄希望于政府来对抗失业，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严重了，因此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伟大社会计划，试图通过扩大国家福利来安抚多元化的政治拥护者。其实，伯恩斯提到的这些历史，他的学生格林斯潘早已复述过很多遍了。这种趋势一点都不令人惊讶，伯恩斯承认，中央银行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他如是说：

抽象来看，美联储完全有能力在15年前通货膨胀刚出现时或者之后的任何时候控制住通货膨胀，一直到当下，美联储都还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在这段时期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美联储都可以通过紧缩货币供给，并向金融市场和实业市场施加足够的压力来及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然而，美联储并没有这样做，因为那些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和文化的哲学及政治潮流也影响到了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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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的演讲非常引人注目。一方面，他并不认为美联储缺少对抗通货膨胀的工具：他不赞同“货币政策正在失效”这种很流行的观点。然而，就在很近的1978年，他曾认为，财政政策才是驱动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货币政策。即使当他不去指责预算赤字时，他也不接受美联储应当承担责任的观点，而是将原因归结在成本推动型因素身上：大宗商品价格冲击，过度强大的工会，寻租的垄断者，还有那些只会让资源更加稀缺并给治理通货膨胀竖起障碍的管制措施。有时当他承认利率能起作用时，他也躲在格林斯潘“难题”的背后。在1975年7月美国国会听证会中，他提出，长期利率才是影响经济的真正因素，而“我们所有人都认为美联储对长期利率所产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此次，在明确声明美联储的确有能力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伯恩斯也宣布了一个全新共识的到来。

不过，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的讲话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谴责造成美联储缺乏决心的政治文化时，他触及了一个已被现代评论家遗忘的事实：尽管笼罩在各国央行身上的独立光环不断增强，但它们依然没办法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相反，中央银行的权力是由国会授予的，其决策的合法性也源于专家观点的导向，并最终取决于选民的投票情况。如果伯恩斯曾试图解决尼克松时期的通货膨胀问题，他将受到总统党羽的严厉处罚，即便是在福特和卡特当政时期，他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至少，如果一位美联储的领导者想要违抗其政治统治者，那么他需要得到经济学界的大力声援。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抗通货膨胀的成本会超过收益。在提高利率这一点上，由于政治界或学术界都缺乏支持的声音，所以伯恩斯无法采取行动。尽管美联储在原则上是无所不能的，但由于时代精神所施加的约束，在实践中他就会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

伯恩斯讲了一段时间后，一个身体高大、头发蓬乱、看起来有些书呆子气的人走进了礼堂。因为没有看到方便坐的空椅子，他就像早熟的男学生一样懒散地靠着后墙，腿交叉着放在身前。他给人的印象很奇特，身材高大魁梧，而各种姿态却像个小孩子，这与伯恩斯给人的感觉差不多。这位身高两米多的迟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保罗·沃尔克，即当时新任美联储主席。原则上，沃尔克可以算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了，他能够通过各种工具随心所欲地控制通货膨胀。然而，他似乎在尽一切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位体重近110千克的幼儿园教师。

伯恩斯继续自己的演讲。中央银行家们不仅受到政治层面的制约，并且因为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所以它们的任务本质上是不可靠的。中央银行家们清楚地知道，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可能预示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考虑到金融易变的本质，他们便不确定将存款、货币基金诸如此类的东西算作货币是否合适。他们已经意识到货币政策是逐渐生效的，但究竟会滞后多少时间却是不可预测的。他们知道高利率会抑制价格，但并不清楚会产生多大影响。由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专家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试图通过聚集学术上的一致意见来违抗政治压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伯恩斯演讲的时候，沃尔克在大厅的最后面聆听着。任何一个人如果拥有一扇能看见沃尔克想法的窗子，肯定会感到震惊不已，无论他的外表看上去多像一个小学生，这个“巨人”也绝不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有些桀骜不驯，甚至可能有些危险。伯恩斯的长吁短叹归根结底是想表明，时代的政治和知识前提限制了美联储的行动。然而，这个结论正是沃尔克所强烈抵制的。

伯恩斯的演讲逐渐接近尾声。“我们需要采取相当激进的疗法才能扭转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他宣称道。另外，伯恩斯还强调说，整个过程不能够仅仅或主要靠这些自身受到约束的中央银行家们来执行和管理。在实施更加强硬的货币政策之外，政府还需要在控制财政预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刺激商品的供给，政府还需要放松对行业的管制，并降低营业税。“在演讲的最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向大家传达一种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台一个强有力的计划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伯恩斯总结道，“那是我今天所无法做到的。我甚至不确定现在这些已经习惯了渐进式改革的中央银行家们，是否愿意冒险去经历痛苦的经济调整过程。不过，我想这一调整过程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演讲结束后的第二天，沃尔克突然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才刚刚开始，但他并不在意。他带着一个使命回到华盛顿：他要反驳伯恩斯的观点。

沃尔克经常被当作美联储主席的楷模，其他美联储主席（包括格林斯潘）都要以他为标准来接受评判。有关沃尔克的一切似乎都传递着节俭和纪律。他微微塌陷的肩膀、秃头以及粗糙的脸庞，使他看上去就像传说中的先知。他成长于新泽西市的一小片郊区，由一位有着强烈道德感的镇长抚养长大。“不要屈服于你的善良本性在本应当拒绝的时候去接受。”乔治·华盛顿的这句名言一直挂在他父亲办公室的墙上。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他受到了哈耶克著作中观念的影响。哈耶克认为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的前提是，要掩盖住实际工资下降这一事实。“哈耶克的文字将通货膨胀与欺骗关联在了一起，这在我心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沃尔克这样对他的传记作家威廉·西尔伯（William L. Silber）说道，“而这种逐渐削弱了政府公信力的关联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罪恶所在。”

听完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的演讲之后，沃尔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而他的传奇形象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被塑造起来的。回到华盛顿以后，他召开了一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周末秘密会议，委员们通常每六周聚在一起来讨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1979年10月6日的交谈之后，沃尔克终于挺直了自己的身躯，发动了他酝酿已久的“周六特别之夜”。从那晚起，美联储将一改自己介入商业的方式。沃尔克下令说，美联储今后将不仅仅以某一特定的短期利率为调控对象，而是将直接以银行系统的货币供应量当作调控目标。他将从对信贷资金的价格进行控制转为对信贷资金的总量进行控制。在原来的体制下，美联储通常可能会将官方短期借款的成本提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但如果住房屋净值提取或市场中其他一些变化使长期信贷变得很廉价和充足，那么经济可能会继续飙升。相反，在新的制度下，美联储将强行给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量穿上“紧身衣”。如果这意味着利率会飞涨，那就顺其自然吧。

沃尔克本可以简单地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阻止通货膨胀率的攀升。如果他压这个杠杆的力道足够猛的话，对贷款的需求就会急剧萎缩，由此一来，即使货币供应量没有被定为直接目标，它也将得到控制。不过，沃尔克知道，一个听起来非常“激进”的新政策往往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它是一种信号，表明美联储这一次会说到做到。政策越是出其不意，公众就越有可能摆脱通货膨胀预期。如果工人不再强烈要求加薪，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前思虑再三，那么可能根本不需要什么激进的措施，通货膨胀自然就消退了。

那个周六晚上的石破天惊造就了美联储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一刻。能与之相媲美的时刻就要追溯到1951年2月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签署历史性协议了，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托马斯·麦克凯违抗了杜鲁门总统的指令，拒绝降低美国政府的借贷成本。在1979年10月沃尔克发表声明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膨胀率高达12.1%。3年后，当沃尔克结束通过货币供给量目标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实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膨胀率已降至5.9%。为了迫使通货膨胀率下降，一轮又一轮的紧缩被证明是很有必要的。1981年的夏天，短期利率达到了惊人的20%，这使得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亨利·冈萨雷斯（Henry Gonzalez）开始谴责沃尔克“在使超越良心边界的‘高利贷’合法化”。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二次衰退，失业率也一度触及两位数。然而，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沃尔克为期3年的货币主义实验，通货膨胀率不仅降为原来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势头还一直持续到了1983年。凭借钢铁般的意志与毅力，沃尔克将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转为了80年代的通货紧缩。

没有人愿意去质疑沃尔克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格林斯潘。在沃尔克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时，弗里德曼就曾预言他会失败。与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认为那些施加在中央银行家身上的政治约束是无法克服的。然而，沃尔克用他的大脚踩碎了这些枷锁，即使是最强烈的反对也不能阻止他。破产的房屋建筑商曾通过向他的办公室邮寄木板来表示抗议；苦苦挣扎的汽车制造商把那些滞销车辆的钥匙寄给了他；愤怒的农民开着拖拉机前往华盛顿，并包围了美联储总部。然而，不同于兰德笔下的阿特拉斯，沃尔克从未想过通过耸耸肩来摆脱自己的责任，即便有国会议员威胁要弹劾他，他仍耐心地将世界扛在自己的肩头。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了，尽管国会听证会上充满了愤怒的声音，但他还是坚忍地坐在那里。每到这种场合，他总是身着低价租来的西装，吸着廉价的雪茄，口吐烟雾，似乎想要在烟雾后躲避那些对他的批判声。他偶尔会摇摇自己的圆脑袋，仿佛在说，自己其实也同情那些辱骂他的可怜的傻瓜。“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他是美联储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主席。”几年后格林斯潘果断地说道。

然而，虽然他的勇气和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否认，但沃尔克式的传奇是需要特定条件的。如果他本身所站的位置就很高了，那么其他人难免会被不公平地矮化。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沃尔克在对抗通货膨胀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时机。他在1979年8月就任美联储主席，那正是美国民众渴望一位大胆的领导人的时候。公众对美元的信心蒸发得很快，这个时刻对于拥有强烈使命感的大人物而言十分有利。正如一位民意调查专家所说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公众而言，通货膨胀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去探究一个和平时期的问题，该问题已经让美国民众都处于担惊受怕和忧心如焚的状态。”如果说民众们都渴望沃尔克能采取有力的行动，那么，华尔街就更迫切需要一只强硬的手了。大概也就在这段时间，美林证券派出一个团队到经历着恶性通货膨胀的巴西，去学习如何在一个价格严重失控的世界中前行。

尽管现实经济状况急需果断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但沃尔克在他刚上任的几周里行事十分谨慎，这与笼罩在他身上的越来越多的传说正好相反。1979年8月和9月，沃尔克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前两次会议，会议决定温和地提高利率。这一行动却导致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情绪继续加深，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元转而持有黄金。在10月1日的周一，黄金价格快速上涨了4%，这也许是市场对伯恩斯前一天晚上的演讲作出了反应。第二天，黄金价格进一步飙升了6%。投资者抛售美元的决定暗示着可能来临的恶性通货膨胀。民众和市场都强烈地要求政府有所作为，这使得伯恩斯强调的政治限制神奇地被解除了：因为有了民众的支持，美联储才有能力抗击通货膨胀，并经受住来自白宫的任何指责。然而，尽管沃尔克背后有了这股强大力量的支持，他还是以最温和的方式，来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那些缺乏勇气的成员。他声称，转向货币供给量目标，可以无痛苦地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使经济免于陷入长期衰退。他向同僚们保证，他们随时可以回头。“即使我们采取一个新的方法，”他说，“也不意味着我们会永远陷于其中。”

他并没有做太多的事情来指挥美联储投入战斗，相反，他在故意等待着市场恐慌帮助他完成指挥。从这一点上看，他并没有明确反对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的讲话。在通常情况下，正如伯恩斯所说的，美联储想对抗政治潮流往往就会承受强大的压力；只有在这种极为特殊的时刻，美联储才能拥有沃尔克开拓的活动范围。1951年，美联储曾因通货膨胀率一度触及20%而坚决抵制杜鲁门总统。1979年，12%的通货膨胀率及美元所受到的冲击则给了沃尔克一个展示其卓越才能的机会。在经济平稳时期主持工作的美联储主席，就像在和平时期执政的美国总统，他们面对的是一系列与其他时期完全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格林斯潘预料到了这次“沃尔克冲击”，或者说他至少预料到了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周六特别之夜临近之前，他基于对民意调查的预测，告诉《财富》杂志，通货膨胀率一定会降下来。物价将会逐渐稳定，其原因不是“政治家们变得聪明和勇敢，或者是一些经济学家设计了一种简单、没有痛苦的经济政策来减缓通货膨胀”。他解释说：“这一切只是因为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已经受够了通货膨胀，所以联邦政府必定将被迫采取能对抗通货膨胀的有效政策。”到了10月，在谈到周六特别之夜时，除了称赞沃尔克为“一名悍将”外，格林斯潘没有说太多。然而，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对抗通货膨胀的战役没有进一步进行下去。如果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抑制过度的货币创造，那么政府就需要减少对抵押贷款的补贴。

在众多政治家中，里根最关注民众对于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愤怒情绪。1979年11月，在“沃尔克冲击”后的一个月后，里根正式启动了他的总统竞选活动。他用拖长的声调将美国形容为“山丘上一座闪亮的城市”。《时代周刊》将里根视为“浪漫的保守派”，而其他人则认为他太天真。“里根从《读者文摘》中走了出来，”《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曾对其嗤之以鼻，“他做事就像达菲鸭一样直接、莽撞。”然而，无论人们对这位候选人持何种看法，都一致认为他在通货膨胀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他痛斥不断上涨的物价，不只是因为它扰乱了经济，更是因为它威胁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货膨胀是强迫女性放弃家庭责任而加入劳动力大军的罪魁祸首。

早在当年9月，在玛丽安德尔湾的会议上，里根曾试图说服格林斯潘采纳金本位制。黄金似乎对他和达菲鸭来说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唤起了19世纪盛行的英雄个人主义。当时人们购买田产都是用装在皮革质袋子里的金属货币来交易的，这的确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在与格林斯潘谈话的两个月之后，里根又尝试着去说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1980年1月21日，周一，里根和弗里德曼就经济问题进行了非常细致深入的讨论，而那天黄金价格恰巧到达了历史高位。他们的会面地点选在了里根位于洛杉矶机场大道9841号的办公总部，而不是什么豪华游艇上。从里根这间非常不显眼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机场的飞机库。通货膨胀是这次谈话的首要话题，自10月的“沃尔克冲击”以来，消费价格在不断加速上升。

里根建议道：“如果我们宣布，将实施铸币和出售黄金，那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如果美国人口袋里装的是金币，那么他们就不会再担心政府会通过策划通货膨胀的方式掠夺自己的财富了。

弗里德曼回答道：“黄金是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从当年1月到举行此次会谈时，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已经从559美元涨到了850美元左右，这足以说明黄金价值的不稳定性。“追捧黄金是一种错误的方式……抗击通货膨胀的关键是降低货币增长速度，并控制预算。”

里根的尝试再次失败了。他先是尝试说服共和党最权威的经济顾问，后又转向共和党最权威的经济学教授，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决定等待时机，也许未来某位顾问会支持他。

里根对黄金的情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恐惧，而他在预算问题上的立场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格林斯潘在1978年有策略地拥护的坎普–罗斯减税提案仍然受到共和党国会议员的青睐，里根也乐意采纳这个提案。1980年1月，大约是在与弗里德曼会谈的同一段时间，里根和众议员坎普以及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和祖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进行了几天的讨论。前者是坎普–罗斯提案积极的联合提案人，后两者则是该议案的支持者。坎普和他的伙伴都有些救世主般的古怪。拉弗尤其不相信，必须采取削减开支的方式来抵消减税所造成的影响，并且对于不认同其观点的人，他都不屑一顾。“在持续动荡的美国政府高层中，最近总是就个人牺牲而喋喋不休，这实在有些令人作呕，”他在发给里根的时事通讯中这样写道，“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指出，如果我们要对抗通货膨胀，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必然会下降。美国财政部长威廉·米勒向我们保证，降低增长速度是有好处的。”拉弗特别强调了一些人的名字，就像一位患了强迫症的隐士在密谋着，如何给予敌人毁灭性打击。随后，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些老古董。“那些让人愉快的议案，多半对你也是有好处的，”他鼓吹道，“降低税率就是最直接的例子。”税率的降低可以通过税基的扩大来补偿自己。里根喜欢令人愉快的信息，因此他立即被征服了，很快就被说服了。自1980年1月的会议之后，坎普就四处宣扬共和党的领跑者在大力支持自己。

格林斯潘其实对坎普–罗斯提案的教条并不赞同，正如他对里根的金本位执念并不是由衷地赞同一样。在安德森的帮助下，格林斯潘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里根的阵营，然而到1980年1月时，里根的立场却开始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了。格林斯潘一直信奉严格的货币政策，而里根对黄金的信仰十分幼稚。这一点，格林斯潘已经屡次告诉过里根了。格林斯潘一直以来都是支持减税的，但里根在接受这一理念时却过于轻信了。他认为在实行减税政策时没有必要同时削减政府开支，而这一点对于减税政策的长期可行性是至关重要的。从格林斯潘的角度来看，里根的“小政府”理论与他是一致的，但是在政策细节上存在差异。然而，在一些社会问题的治理上，里根甚至成了格林斯潘的对立方。用才华横溢、同时也是格林斯潘门徒的国会议员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的话来说，里根代表了“反对枪支控制的混蛋、神创论的拥护者、支持政治迫害的人，以及脑容量极小的好莱坞百万富翁。对于他而言，供给理论就是多生产一辆奔驰车”。

格林斯潘对里根的复杂感觉，可以从他刻意与里根保持安全距离这一点上看出来。里根的团队在致力于“寻找多种解决方案，并将考虑一些创新的想法”，当年11月，格林斯潘这样对《华尔街日报》说道，“但我并没说那些都一定是好的想法”。同时，他继续着自己的社交生活，与沃尔特斯一起参加电影《超人》在肯尼迪中心的首映，并陪同她到白宫参加庆祝中东和平协议的国宴。沃尔特斯不太喜欢基辛格对《超人》所作的评论。“我要感谢华纳兄弟拍了一部讲述我的一生的电影。”基辛格带着一口德国腔如是说道。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为此感到困扰。虽然在缓和中东局势方面，基辛格做了很多努力，但中东和解是在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实现的，这一事实足以让基辛格收敛一些，至少稍微收敛一些。在众人面前，格林斯潘始终保持着智者形象，这一点很令人印象深刻。1979年年末，他与《财富》杂志合作对长期经济作出展望，并正确地预测到，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公司税的降低以及管制的放松，企业投资将会增加，从而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经济的繁荣期。1980年3月，他在《挑战》（Challenge）上发表了一篇有先见之明的文章，不过，其形式有点奇怪。通过对金融脆弱性进行反思，格林斯潘向外界表明了他对这些恶魔的深度理解，而这些恶魔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总是不断作祟。

格林斯潘发表这篇文章的那天，正好是1929年股市崩盘50周年纪念日。在那次崩盘之后，美国经济就进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果历史将重演，格林斯潘指出，那危机将不会来自股票市场，而是来自房地产市场。20世纪70年代期间，房价已经翻了3倍，然而，由于泡沫建立在大量债务的基础上，所以泡沫的破裂将引发经济的长期低迷。另外，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已经被“国际金融极其复杂的发展”放大。银行家们的创新能力超过了公众对于风险所必需的理解能力。“这些金融创新很可能存在一些结构缺陷，一旦出现问题，中央银行的标准救助程序将无法妥善地应对。”格林斯潘如是写道。银行和准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由于一系列借款交易而变得越来越紧密，这使得一家机构的倒闭将会牵连到其他机构。另外，各机构的资本与资产比率也被允许不断缩水，这很让人担忧。格林斯潘预言：“任何陷入困境的银行将不得不由中央银行或国际机构进行救助，或被未陷入危机的银行收购。”

尽管他曾经反对救助，但格林斯潘还是向读者保证，1929年的危机绝不会再次发生，因为中央银行一定会实施救助。当一家银行刚出现破产苗头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进行救助，即使这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全世界的货币当局为防止信贷出现紧缩，首先受命进行的工作就是确保政策具备过量的力度……通货紧缩会很快结束，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停滞……因此，在当今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下，经济大萧条的重演是最大的隐忧。”格林斯潘总结道。

1980年3月10日，格林斯潘拉开了自己与共和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的距离，后者有些太天真了。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两侧站着五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他加入了公证人团，以此来反对税收减免能实现“自我填平”的幻想。

“如今依然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认为，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我们不用通过极端的措施就能解决它。”他感叹道。然而，极端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预算赤字的实际规模远大于现在公布的数据。如果把政府所提供的贷款担保算进来的话，那么政府支出的真实水平肯定会高于传统预算所涵盖的数额。无论里根周围那些总是爱妄想的思想家怎么能言善辩，现在都必须立即给“利维坦”套上缰绳了。

参议员以及资深民主党人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曾在6年前反对格林斯潘成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一次则对格林斯潘的说法表示了认同。

“以美元计价的预算外资金是预算内资金的4倍，”普罗克斯迈尔惊讶地问道，“我的问题是，你是否将其看作一个真正的漏洞？”

格林斯潘回答道：“我想我肯定会认为是的，主席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警告。”普罗克斯迈尔感激地说道。他指出，联邦贷款担保刚刚被用来向克莱斯勒公司提供救助，与此同时对纽约市的贷款担保量也在不断上升。考虑到所有这些由政府支持的货币创造活动，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将会越来越严重。

普罗克斯迈尔转向旁边的沃尔特·海勒，他是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减税政策的设计者。他向海勒指出，有一些民主党人迫切渴望平衡预算。他想知道海勒是否会支持自己的政党在削减开支方面改弦更张。

“你说得很对……世界已经变了。”海勒承认道。海勒说，对自己而言，只要美国国会不对支出施加死板的控制，他就乐于接受削减赤字。

“我说的不是死板的限制。”普罗克斯迈尔暴躁地回应道。“格林斯潘先生刚才所说的，我认为精彩极了，这才是我最关心的。”他继续说着，其实是在暗指预算外贷款担保额的增长。对20世纪70年代无节制的行为挥下斧头，现在确实正是时候。

海勒辩解道，预算中的几大部分其实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那是否考虑到了预算外信贷量的大幅增加？”普罗克斯迈尔追问道。

“暂时还没有考虑进去。”

“难道不应该被考虑进去么？”普罗克斯迈尔逼问他。

海勒言辞闪烁并且一直在回避，直到两人陷入僵局。不过，一个奇怪的逆转已经悄然发生了。普罗克斯迈尔与崇尚经济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站到了同一阵线，合力抨击民主党人海勒。正如海勒所说的，这个世界确实正在发生变化。对于格林斯潘这种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变化越来越让他们分不清敌我了。当格林斯潘对整个政策环境进行调查时，他会发现，沃尔克这位民主党的美联储主席正在通过行动来表达他的硬通货理想，而身为民主党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普罗克斯迈尔，正在表达他的预算保守主义。与此同时，格林斯潘自己党派中的一些人又成天沉浸在渴望的“爱乐之城”中。与其说他们什么都没做，倒不如说他们什么都不懂。

然而，如果格林斯潘仍想获得高位，他就不能在这种重新洗牌的事情上想得太多。

格林斯潘与共和党中里根一派的问题可能有一种解决方法：提名杰拉尔德·福特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从1979年夏天开始，民意调查显示，福特比任何人更有可能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里根，而福特的前助理人员正在说服他重新向白宫发起冲击。《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些人都已经不再接近其他人的竞选活动了，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格林斯潘，还在以非排他性准则暗中和里根“调情”。对于福特而言，他并不急于作出参与竞选的决定。“似乎不明确表明是否参选对我们而言会更有利。”他在1979年9月曾这样对《华盛顿邮报》说，并采用了庄严的复数。在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及1980年，福特在“进退”的选择上含糊其词。他坚持说自己并没有计划进行一场竞选，他还坚称，自己知道，在政治中，做些什么会比说“决不”更好。

就在格林斯潘向普罗克斯迈尔发表证词时，最关键的时刻逐渐临近了。一些州的初选投票已经结束了，福特如果想要争取更多的代表，从而获得提名，那么他必须迅速介入了。1980年3月5日，随着时间慢慢变少，福特接受了沃尔特斯的专访，并宣称他参加竞选的可能性约为50%。随后，他针对卡特的演讲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同时，他也得到了基辛格的支持，这自然引起了很多狂热媒体的关注。3月12日，也就是在格林斯潘前往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后的两天，福特在华盛顿会见了几位他以前的顾问，并讨论了自己获胜的概率。一位记者问格林斯潘，他会建议福特怎么做。“对于有些决定，其他人不应该给予任何建议，”格林斯潘害羞地回答道，“比如说，我问你，我应该和珍妮结婚吗？你该如何建议？”

几天后，格林斯潘飞到加利福尼亚州，前往福特在兰乔米拉（Rancho Mirage）的家中。这位前总统身边已经有了一个智囊团：有发起福特委员会草案的美国空军前部长托马斯·里德（Thomas Reed）、白宫前助理约翰·马什（John Marsh）以及3位政治顾问。格林斯潘则是这个团队里唯一负责高级政策的人物。在3月15日那天，福特的顾问们就竞选成功的可能性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辩论。然而，他们的结论很悲观，在这个最后的阶段，福特战胜里根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自那次会议开完之后，福特就必须面对在他的别墅门外安营扎寨的记者了。最后，福特一改以往模棱两可的态度，坚定地宣布：“我不是一个候选人，并且我也不会成为候选人。”随后，他便换下西服和领带，气冲冲地前往高尔夫球场，他的3位拥护者紧随其后，其中就包括格林斯潘。那一天，福特打出了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场高尔夫球，开杆击球十分不稳定，连续打到棕榈树丛里，错失容易的关键球，最后一直打到了天黑才完成所有洞。福特的助手让他的朋友们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其中一位助手这样回绝了打来电话试图劝慰福特的人，“并且请转告其他任何人也都不要打扰他。”

在福特出局后，格林斯潘将自己的重心又转到了里根身上。他与前总统福特的密切关系成了他的一大优势，因为里根的顾问们对于邀请福特作为竞选搭档的前景很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想法：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前总统后来成了副总统的先例。不过，民意测验一直显示，福特很受欢迎。如果能把支持福特的那些选民争取过来，那么将增大里根击败卡特的可能性。1980年6月，里根计划前往兰乔米拉拜访福特。随着拜访的日期将近，里根的竞选主管比尔·凯西（Bill Casey）向他仔细说明了福特想从他这里得到的东西。凯西说福特将建议让基辛格加入竞选，并暗示里根接受这个建议。另外，福特对经济政策也有一些想法，凯西接着说道。随后凯西还根据自己与格林斯潘的一次长谈，为里根提供了一些细节的预览。“格林斯潘告诉我说，对于你全力推进坎普–罗斯提案，福特将表达他的担心和怀疑，”凯西这样警告里根，“他是担心预算对通货膨胀可能产生的影响。”

两年前，格林斯潘曾经为坎普–罗斯减税计划亮了绿灯。不过，凯西指出，格林斯潘私下里认为，选民可能会对这样一份免费的午餐感到怀疑。凯西本人似乎也同意格林斯潘的说法。“格林斯潘对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有着建设性的想法，”凯西接着说，“为了使我们的税政状况可信，必须承诺会相应地缩减政府规模和管辖范围。”

凯西随即将自己为这次拜访准备的备忘录交给了里根，里面还附上了一条关于着装要求的注释。“福特打算穿深色西装和金色的开襟衬衫。”他透露。

里根正式拜访了福特，两人讨论了关于竞选搭档的想法，但没有达成一致。一个月后，即7月7日，格林斯潘被任命为里根的经济顾问团主席。福特曾经的预算办公室主任和其副手也将加入顾问团。格林斯潘和他以前的同僚老前辈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协助里根成功竞选。

格林斯潘刚正式加入里根的顾问团，没过几天，各路人马就相继抵达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地底特律。里根的竞选团队被安置在了广场酒店（Plaza Hotel）的69层。7月13日，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始的前一天，福特再一次接受了沃尔特斯的采访。当被问及他成为副总统后的雄心壮志时，福特勇敢地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在电视里，他表现得十分自如，显然他对出风头这件事乐此不疲。

采访结束后，福特对沃尔特斯说：“如果你看到格林斯潘，告诉他，我想和他谈一谈。”沃尔特斯随即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格林斯潘，但当时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7月14日是周一，恰巧又是福特的67岁生日。在其妻子贝蒂的陪同下，他去了里根的酒店套房。里根和南希专门开香槟为他庆祝，并送给他一个古老的乌雅印第安人烟斗。当聊起副总统一事时，福特宣称，他和贝蒂希望能过上安静的退休生活。然而，那天晚上福特出现在了底特律的乔·路易斯体育场（Joe Louis Arena），并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因此我无法再继续舒舒服服地闲坐在公园板凳上。”他这样说道。“算我一个！”他高声喊着。然而问题在于，他将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呢？

受福特的闪烁其词的鼓励，里根团队决定对他施加一些压力。竞选主管凯西和民意测验专家迪克·沃瑟林（Dick Wirthlin）在周二拜访了基辛格，他们告诉基辛格，如果没有福特，里根将没办法在选票上击败卡特。鉴于选情的估计，福特有义务为了共和党而成为竞选搭档。基辛格答应将这个信息传给福特，而当天晚上他就会和福特碰面。

当基辛格跟福特说起里根团队的态度时，福特想见一下格林斯潘。当时，两人都与很多共和党高层官员一起，在一艘属于共和党资金筹措者的游艇上参加派对。里根这次的提议听起来像是真的。福特说，它绝不是一些媒体的谣言。这位前总统明显十分兴奋。“那是第一次，我感觉福特真有可能愿意当里根的竞选搭档。”格林斯潘后来这样告诉《华尔街日报》。

福特和格林斯潘离开了游艇，前往福特位于广场酒店70层的套房，该套房就在里根的楼上。他们在那里与基辛格和其他几位顾问碰了头。直到午夜时分，他们仍在反复讨论“里根–福特联盟”的可能性，每个发言者都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最后，所有人都认可了这样一对“梦幻候选人组合”。关于伊朗石油交易的芥蒂完全被遗忘了，基辛格和格林斯潘将一起负责进一步讨论联盟的具体条款。

在大会召开的第三天，即7月16日，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谈判从这天上午就开始了。基辛格和格林斯潘认为福特应该被设定为类似执行副总统的角色。他将负责外交政策、预算以及其他一些事务。事实上，与其说他是副总统，不如说他是联席总统。

如果说让里根阵营接受这些条件是很有可能的，那么这个联盟的最大风险其实在于福特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担负这一角色。尽管他有些优柔寡断，但福特仍然可能会选择临阵退缩。前一天晚上的兴奋正在渐渐消退。

在上午的谈判进行到一半时，格林斯潘特地中断了一会儿，专门去敦促福特不要中途退出。据他了解，这位前总统和贝蒂都非常享受退休生活。通过引用在尼克松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伯恩斯跟自己说的话，格林斯潘告诉福特，他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

“你看，如果我真打算这么干，你愿不愿意加入并且在经济方面支持我呢？”福特问道。

“如果我待在这里，并强烈建议担任副总统不是一个坏主意，那么我只能别无选择地对您的要求表示同意。”格林斯潘回答道。

当天下午5点，福特在特勤人员的陪伴下，再度来到里根的酒店套房。他表示希望得到格林斯潘和基辛格的协助。里根很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一个半小时左右之后，由于要去平台上欢迎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会谈中断了，于是福特离开了。当时，理查德·艾伦正在来会见候选人的路上。

当理查德·艾伦进入里根的套房时，有一些顾问正安静地坐在U形长沙发上，房间里显得异常安静，就好像他们在隐形催眠师的集体咒语中倒下了。

理查德·艾伦问里根是否需要什么。

“哦，不，”候选人回答说，“但还是很感谢你。”

当理查德·艾伦转身离开时，里根突然问道：“你觉得福特提出的交易怎么样？”

“什么交易？”理查德·艾伦回应道。

“福特希望任命基辛格为国务卿，任命格林斯潘为财政部长。”绕了一大圈，现在看起来格林斯潘终于要得到他一直渴求的职位了。

“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交易。”理查德·艾伦回应道。那些坐在U形沙发上、目光呆滞的家伙们可能被排除在“肥差”之外。除了这个事实之外，还需要考虑到，里根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共和党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他在竞选中所作的承诺与福特及旧派人士的立场直接相悖。

不管这是否是一笔疯狂的交易，理查德·艾伦已经意识到，“梦幻候选人组合”可能已经箭在弦上了。再有几个小时，里根就将宣布自己选择的副总统人选。除了福特，里根几乎没有为任何其他潜在的竞选搭档做过任何准备工作。

一个小时后，沃尔特斯在乔·路易斯体育场楼梯上进行着直播报道。她站在美国国旗面前，金色的头发波浪似的搭在肩上。接着，她拿起身前的话筒，透露道，根据极可靠来源的消息，“高级顾问”已经“成功攻克了难题，找到让福特开金口的办法了。”“一位福特的亲信告诉我，前总统现在必须做的决定是权衡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她吐露道，“福特答应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但他还没有正式或明确地说‘不’。”

晚上7点半左右，福特本人与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摄像机对准他时，他的政治欲望似乎又被刺激起来了。福特表示，如果能保证自己扮演的是“有意义的角色”，他会认真考虑竞选副总统。同时，他还补充说，自己和贝蒂已经开始拿去副总统官邸定居的事开玩笑了。沃尔特斯决心赶上自己的竞争对手，她急急忙忙赶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临时演播室，在福特出来时截住了他。当轮到她在直播中“盘问”这位前总统时，福特解释说，与华盛顿过去30年自己所知道的副总统与总统关系相比，这次的“梦幻候选人组合”将承担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广场酒店的套房里，里根通过小憩恢复了精力，他的目光停留在3台被调成静音的电视机上。当他在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屏幕上看到了福特时，他立刻叫人调高了音量。理查德·艾伦在一边密切地观察着里根。当天晚上，他一直在做笔记，在他看来，福特关于权力分享的言论让里根感到震惊。

理查德·艾伦瞅准机会，立即建议里根发布一份声明，公开否认联席总统的安排。

“我不能这样做。”里根有气无力地说。然后，在短暂沉默之后，他问道：“还有谁？”

“布什。”理查德·艾伦说。

里根对此提出了异议。乔治·H.W.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代表的是共和党的当权派，而且他在民众中的人气根本没法和福特相比。此外，布什还把里根倡导的“自我填平式”减税比作“巫毒经济政策”。

里根继续坐在电视前，吃着他最喜欢的果冻豆。此时，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谈判正在楼上进行着。晚上8点，谈判终于结束了，根据理查德·艾伦事后的记录，当时里根说道：“难道福特没有意识到，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接受他的提议吗？如果我屈服于这样的要求，在世人眼里我将会是一名怎样的总统候选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里根得知福特想跟他聊一聊。他走到卧室拨通了福特房间的电话，然而几分钟后他就出来了。对话已经取得了发展，他告诉自己的助手。基辛格已经退出了国务卿一职的竞争。正如理查德·艾伦也能感觉到的，格林斯潘绝对不会两手空空地退出。

在楼下的会议中心里，新闻主播们交头接耳地交换着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小道消息。为了能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沃尔特斯决定让观众知道，福特曾通过她向格林斯潘传达过信息。通过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内部人士的威信，她预测，福特最终将会采纳他从格林斯潘和基辛格那边获得的建议。

当电视明星还在喋喋不休时，各位共和党代表已经来到了决定未来提名人的唱票环节。晚上11点13分时，蒙大拿代表团的选择最后决定了里根的胜利。会议中心和里根的套房都响起了欢呼声。然而，关于“梦幻候选人组合”的谈判仍然进行着。如果不能尽快敲定的话，就完全没有时间去重新确定其他副总统候选人了。

就在快要得出结果之时，谈判突然被延长了。当天晚上11点半时，福特出现在了里根的酒店套房里。“看吧，这样肯定是行不通的。”他说道。显然他临阵退缩了，5分钟后，福特就消失了。

当福特离开后，里根团队沉默了。

“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里根问道。

“我们给布什打个电话吧。”理查德·艾伦冒险地提议道。

里根看了看其他顾问，没有人提出其他副总统人选，也没有任何人反对理查德·艾伦的提议。

“好吧，那给布什打电话吧。”里根下令道。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里根就向布什提供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而布什几乎瞬间就接受了。就在午夜之后，里根向公众宣布了副总统的人选。格林斯潘已经快要得到显赫职位了，但最终还是从他的指缝间溜走了。他在共和党中的对手很可能会因为在经济上的痴心妄想而被扫地出局。不过，事实上，“梦幻候选人组合”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痴心妄想。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方式，使得前总统同意在某些条件下出山，而时任总统又完全接受这些条件。

格林斯潘虽然没有能够得到美国财政部长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就此放弃。冒着被里根阵营厌恶的风险，他曾固执地代表福特进行谈判。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他现在可能需要淡化人们对他这一方的要求的记忆，特别是淡化自己要求在内阁中担任要职的记忆。

1980年7月17日，周四，从这天起，格林斯潘开始给历史做起了“推拿”。在这方面，他还有沃尔特斯这个盟友。在6点半后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沃尔特斯出现了，其金色的头发披在了粉白相间的夹克上。在她之前，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重提了格林斯潘追求财政部长一职的冒险举动，并解释说，正是格林斯潘和基辛格的联合要求导致了福特与里根这笔“交易”的失败。然而，沃尔特斯扭转了整个故事，她则从基辛格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把福特当作了替罪羊。她宣称：“摧毁‘梦幻候选人组合’的正是基辛格，但这绝不是他的错误。”“福特本人曾表示，他想让那些能保证自己开展工作的老部下加入选举，比如基辛格以及经济学家格林斯潘。他这样说并不是基辛格要求的。里根的谈判代表则将这些言论理解为，福特希望将来由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一职，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沃尔特斯解释道，“基辛格是整件事的绊脚石，他的出现让一切都变了。”

几分钟后，沃尔特斯再次出现在直播中，这一次她身穿卡其色套装和白色衣领的栗色衬衫。她的同事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为她的出场配了击鼓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这无疑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成为政治家们及我们这些媒体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他提到了“梦幻候选人组合”一事，“现在，就让我们与一些知道事情内情的人讨论一下吧！”此时镜头转向了沃尔特斯，她旁边是格林斯潘，此外就没有其他人了。

在正式接受采访前，格林斯潘喝了一口水，其白得发亮的礼服衬衫袖口从袖子上延伸出了很长的距离。他还是戴着其标志性的厚重的眼镜，头发像是用了百利发乳（Brylcream）一样光亮。

沃尔特斯开始了她的第一个问题。“格林斯潘博士，”她显然不认为需要公开两人的关系，因此就像初次见面一样称呼道，“听一些共和党人说，福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接受这一职位。然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并导致了这么多争论？难道只是为了报复里根吗？”

“这不是真的，”格林斯潘回答道，“我认识福特很长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福特是会接受副总统一职的，是这样吗？”沃尔特斯身体前倾着，用笔指向格林斯潘的方向，好像要把这些话塞进格林斯潘的嘴里。如果她能让格林斯潘承认，福特已经准备接受副总统一职，那么她就可以迫使格林斯潘进一步说明导致“梦幻候选人组合”失败的其他可能原因。

格林斯潘好像意识到了谈话的走向，躲闪地回答道：“嗯，其实也并不一定。”

沃尔特斯切换了访谈策略。“那我想问一下，”她说道，同时要求得到许可，以便做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做的事情，“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样的，福特想要什么，未来又将是怎样？”

“嗯，其实里根州长真正感兴趣的是，福特及我要求的‘加强版的副总统职位’。”

“好吧，让我们再具体点，”沃尔特斯一边拿出她的笔记，一边说着，“我们所理解的是，里根就像是董事长兼CEO，而福特则是首席运营官、预算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负责人等。”在讲到福特要求得到职权时，沃尔特斯的手上下挥动着，显示出了她的重视和关切。“里根负责作出决定，福特负责执行。”在格林斯潘提到“执行”一词时，她的手握成了拳头然后又放下了，好像是在强调执行的决定性。“真是这样的吗？”

“嗯，本质上来说是这样的。”格林斯潘说道，带着一些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福特是愿意负责内阁的日常运营工作的。”沃尔特斯似乎是在引导着他说出什么。

“事实上是这样。”格林斯潘小心翼翼地回答着，他尽量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这次访谈似乎在向着对他不利的方向进行。

“现在，我们听到的说法是，”沃尔特斯继续说，“里根阵营不愿意接纳基辛格，而这又是谈判破裂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当时福特没有让步呢？”

“事实上，此次谈判比我参加过的任何一次谈判都更顺利，虽然当时我不在现场。”格林斯潘含糊地说道。

沃尔特斯不会就这样让格林斯潘避开问题。“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基辛格，”她声色俱厉地说道，“我的理解是……”

沃尔特斯突然停下来，并调整了说话的语气。难道是格林斯潘在镜头没有对准自己时向沃尔特斯做了个鬼脸？“我不是有意表现得这么鲁莽的。”她结结巴巴地向客人表达了歉意。然而，气氛只缓和了一会儿，随即就又恢复到先前的紧张程度了。“我们似乎都听到了相同的故事，我的理解是里根阵营似乎不肯接纳基辛格博士。这是假的吗？”

“嗯，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格林斯潘含糊地回答道。

“那最后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谈判的破裂呢？”沃尔特斯问道。

沃尔特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此时此刻，格林斯潘要么必须承认“梦幻候选人组合”是因为个人而破裂的，要么他就必须对福特令人发狂的犹豫不决提出指责。

“谈判的破裂还是由于福特再也没办法说服自己说出‘同意’二字，”格林斯潘回答道，“事实上福特一直在往那个方向靠近，我原本以为他会同意，但似乎他再也做不到了。”

格林斯潘说完之后，演播室出现了短暂的安静。摄像机被拉到了全景拍摄处，镜头中沃尔特斯仍然向格林斯潘倾斜着身体，她的右手轻轻搭在手臂的边缘。

“这样真的行得通吗？”沃尔特斯再次提高了声音，“一位负责外交政策和预算的副总统？另外，有白宫幕僚长吗？”

“没有，这和通常的情况不一样。”

“因此，福特将会扮演这一角色。”

“是的。不过，请稍等一下。”格林斯潘反驳道。时间过得很快，这将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可以用来为刚刚过去的48小时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总统的负担太重了，我觉得，在整个美国联邦体系中引入加强版的副总统职位是不可避免的。”他冒险地回答道。

没过多久，采访就结束了。格林斯潘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平复那些早已怒发冲冠的对手。“梦幻候选人组合”并不是一场庸俗的权力游戏。对美国宪法体系的未来而言，这是一种有远见的尝试。

在底特律充当过政治掮客后，格林斯潘切换回了自己更熟悉的角色，例如数据专家和经济学家。他充分利用里根的首席预算顾问这一职位，公开向坎普–罗斯减税提案开战，该提案自负地认为减税能够最终实现“自我填平”。1980年8月，他开始整理资料，以便估算究竟有多少额外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税收收入是减税政策带来的。最后，格林斯潘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每削减100美元税收，只能带来17美元的新税收，而这意味着预算赤字会扩大83美元。如果坎普已经对里根的经济政策实施了巫术，那么格林斯潘就准备充当“驱魔者”。该研究还表明，里根的减税计划只有缓慢地分阶段执行，并同时大量削减支出，才是可以负担得起的。然而，里根被束缚住了。他已经承诺要减税、实现预算的平衡以及增加国防开支。他的对手嘲笑道，里根提出的经济计划需要的是变魔术用的烟雾和镜子。

由于急于反击外界批评，里根的团队宣布，总统候选人将很快就预算问题发表一次重要演说。该计划在里根团队内部被一致称为“镜子演说”，不过该演说的内容可绝不像名字那样容易达成共识。格林斯潘的老朋友马蒂·安德森认为，在里根提到的3个承诺里，预算平衡将会是最早被放弃的。增加国防开支是不可动摇的，而减税则是里根与卡特的广泛保守经济计划唯一有区别的地方。里根本打算前往芝加哥去阐述他的财政观点，然而就在他准备动身的几个小时前，事态有了些许变化。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精明的政治操盘手，当初曾空降为布什的竞选搭档，他坚持认为不能这么轻易放弃预算平衡的承诺。

贝克既散发着普林斯顿大学所培养的优雅，又保留着其家乡美国西南地区的质朴。他总是穿着量身定做的西服摆出各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姿势，而其嘴里却始终在咀嚼着北印第安人的烟草。这对安德森来说很重要，因为贝克是共和党里面最聪慧的竞选操盘手。如果他说赤字计划是一个错误，那么所有人都会非常谨慎地思考他的意见。

“我们不可能背着500亿美元的赤字赢得选举。”贝克抗议道，暗指安德森已经默许了该赤字额。忍受如此大规模的赤字将会使里根受到重创。“你们一定能有办法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贝克坚持说道。

安德森已经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希尔顿大酒店安顿好了，格林斯潘和国防专家威廉·范克利夫（William Van Cleave）也在那里。那天晚上，他们三位本计划向美国全国性媒体简要地介绍一下“镜子演说”。贝克的意见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如果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是不能接受的，那么他们三位就必须尽快想出能减少赤字规模的办法。

安德森提出了一个逃避策略。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一个乐观的预测，它使得里根的计划看上去是行得通的。5年之间，按照该预测，安德森将额外获得2 240亿美元可操作资金。然而，在他能够相信参议院的数据之前，安德森必须拉格林斯潘入伙。“一个快乐的、对该计划充满信心的格林斯潘直接关系到那天晚上的新闻发布会是否能成功。”安德森后来回忆道。新闻界都知道格林斯潘是真正懂得这一切的人，有他的支持至关重要。

不过，格林斯潘对参议院的预测并不赞同。它假设每年的经济名义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而由于实际增长的趋势率只有3%，那么这样计算下来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是9%。换句话说，只有在极不负责任地对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美国参议院的预测才是负责任的。

格林斯潘告诉安德森，参议院预测的意外之财必须调低1/5。然而，即使经过这样的修订，他仍然表现得很焦虑。参议院给出的不可信预测是“救命”数据的“糖衣”，而且安德森已经将它“烘焙”成了自己的计划。这种结合显然是难以让人消化的。

格林斯潘建议，将散发给记者的说明书里的所有数据简单删除，因为这比说明书中充满着错误数据要好。

安德森显得有些惊慌失措。里根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是一个只会耍花招的候选人了，因此安德森必须要在细节上安排妥当。

格林斯潘要求翻阅赤字预测的那些材料，然后就独自霸占了房间里的软沙发，撤到了自己的私人世界中。安德森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新闻发布会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始了。如果要改动说明书里的数据，那么预算表格就必须打印出来，影印后再装订到其他材料上。

格林斯潘还在静静地思考着。最终，安德森再次询问了格林斯潘，他们是否能使用调低后的参议院数据。

格林斯潘疑惑地望着他的老朋友。这16年来，他们的友谊一直很稳定，而且又一起从兰德的沙龙转战到共和党前线，格林斯潘当然不会拒绝他提出的要求。数字虽然不完美，但也足够好了。

为防止格林斯潘再次临阵退缩，安德森迅速抓起预算表格，直接奔向楼下的新闻发布室，坐在一个古老的皇家打印机前，炮制出了一张涵盖了里根经济计划精华的表格。

当新闻发布会开始的时候，格林斯潘的表现完全是安德森希望看到的样子。他展现出了技术专家的严谨，并将共和党的供给端一派当作了顺手的陪衬。他将里根的财政预算展现为一个节制的典范，同时严肃地提醒记者们，以“自我填平”的假设来论证减税政策的可行性是很危险的举动。记者们的反应跟预计的一致。“坎普和罗斯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在里根的演说中。”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在《纽约客》中惊叹道，显然她抓住了这位候选人核心团队的本质。“里根已经加入了传统保守主义的主流。在其新顾问们的建议下，他颁布了一项新政策。”

在格林斯潘的协助下，里根赢得了政策上的尊重：他距离入主白宫越来越近了。不过，无论是里根和格林斯潘都没有预测到后来发生的事。当然，这要感谢一个“巨人”的好意。当时这个身材强壮、有些谢顶的“巨人”一直在旁边观看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