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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需要美联储吗？”
“DO WE REALLY NEED THE FED?”

里根作为一个有明确信念的候选人，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他总是劝告自己的同胞去追求伟大，去“相信自己，相信我们有能力完成伟大的事业……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可是美国人”。然而，“伟大”一词的内涵总是很模糊的，因为里根在设法迎合激进观念的同时，又不断地模糊它们。他支持深度减税、削减福利支出和回归金本位，但又总是很小心地用自嘲式的幽默来软化这些信念。当时社会中流传着一个笑话：“里根的右手不知道他的极右手在忙什么。”有些人说，这个笑话就是里根本人想出来的。他将名望视为让人昏昏沉沉的东西。他对记者说：“我经常为政府可能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这使我在许多个下午都难以入眠。努力工作是不会死人的，这也许是真的，但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要去碰运气呢？”

像大多数选民一样，格林斯潘很愿意把赌注压在还未成熟的人物上，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变化使其逐渐与民主党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靠得更近，甚至超过了他与共和党杰克·坎普的小圈子的关系。里根的预算计划在芝加哥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而格林斯潘继续在候选人的帮助下积累着自己的声望。在一次漫长的、横贯整个美国的飞行中，马蒂·安德森为格林斯潘与里根安排了一次会谈。在这段漫长的旅途中，格林斯潘就美国国内问题给里根做了切中要害的简短介绍。他利用这次机会确实增加了里根对他的好感，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听里根讲有趣的故事，并彻底将安德森为其准备的冗长报告抛在脑后。格林斯潘同样也受到了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华纳（John Warner）及其身为女演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邀请。在那里，格林斯潘将帮助里根准备第一次总统辩论。里根后来感谢了格林斯潘，他写道：“当得知你会在那里并参与其中时，我就会感到很安慰。”随着他与里根总统的关系不断升温，格林斯潘长期以来一直想进入高层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再度膨胀。1980年11月中旬，即在大选后一周半时，格林斯潘与总统当选人及其智囊团一起前往洛杉矶参加了一个论坛。在从论坛中心前往饭店的途中，格林斯潘与几名经济学家搭乘了同一辆出租车。当时他说了许多俏皮话，其中有一句听上去更像是披露了自己的心声，而不是开玩笑。“未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就坐在这辆出租车里。”他脱口而出，并在其他人还在掏钱包时，抢先付了车钱。

然而，格林斯潘希望的财政部职位最终还是落空了。里根的团队最终选择了一头灰发、爱唠叨的美林公司的CEO唐·里甘。里甘之前曾试图买下格林斯潘的咨询公司。然而，格林斯潘并不允许自己气馁。他一面称赞自己的对手是一个非常聪明和坚忍的人，一面很快就物色到了另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就是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税收和支出将是测试里根总统改革承诺的首要试验场。格林斯潘将正好处于刀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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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的新预算办公室主任是34岁的戴维·斯托克曼，这个傲慢的家伙曾嘲笑过里根在控枪方面的立场，并称他为愚钝的百万富翁。他的同事曾形容他是“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他自己曾自嘲道：“或许我是历史上最阴险的人物。”然而，无论斯托克曼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他都面对着异常艰巨的任务。糟糕的经济前景迫使里根必须重新考虑自己在竞选中的承诺，因为在避免巨额赤字的情况下，要想削减税收和扩大国防支出是非常困难的。在格林斯潘的鼓励下，斯托克曼准备削减社会开支，以便使预算达到平衡。然而，他的工作受到杰克·坎普和供给理论支持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现在采取紧缩政策是没必要的。支持坎普的人断言，削减税收最终会催生“自我填平”的效应。

1980年12月18日，格林斯潘陪同斯托克曼与几位资深的共和党人在曼哈顿新世纪俱乐部（Century Club）一起用餐。斯托克曼努力向华尔街大佬推销里根的经济政策，却受到了质疑。投资者们被供给理论支持者吓到了。他们预计美国财政会出现巨额的赤字，为了弥补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损失，债券利率势必将被抬高。斯托克曼对这些“债券义勇军”允诺，里根的减税政策将会匹配相同规模的开支削减。“减税必须通过政治家勒紧裤腰带来获得支持。”斯托克曼说道。

在新世纪俱乐部的其他用餐者的反应恰恰显示了斯托克曼正面临的现实情况。

“华尔街都疯了，”坎普的盟友祖德·万尼斯基咆哮着说，“斯托克曼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花了一整天推销根管，并威胁将寡妇和孤儿扔进雪里。”

万尼斯基坚持说：“如果当局将政治资本浪费在削减预算和对社会施加很多的痛苦及牺牲上，那么我们为降低边际税率、黄金美元以及供给繁荣所进行的奋斗都将失去意义。像过去一样，我们会终结于共和党的紧缩政策。”

这一冲突展现了格林斯潘的窘境。在芝加哥，他曾对媒体保证，里根总统的财政预算是说得通的，如果万尼斯基和同伴截取这个片段，那格林斯潘肯定会因赤字泛滥受到一些指责。不过，打击供给理论支持者就像是玩一场打地鼠游戏。在格林斯潘担任里根竞选团队的预算顾问时，他已经给了这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如今，他们又从地洞钻出来了。

10天后，在斯托克曼的办公室，格林斯潘出席了一个有关预算的讨论会。尽管斯托克曼个人对华尔街作出了保证，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组织并没有对平衡预算作出过承诺。然而，虽然坎普的供给理论支持者在团队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纯学术派也具有很大的势力。货币主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可以轻易地驯服通货膨胀。格林斯潘的存在是保证两派能安静地坐在一起的微弱希望。

这些人展开了一场关于经济预期的辩论，以求能够巩固里根总统的第一个经济预算计划。供给理论支持者认为，减税这剂补药能刺激美国经济加速增长。货币主义学派则固执地认为，得益于控制货币供给量这一魔法，通货膨胀率将会下降，这会带动利率下行。然而，这两个相互争锋的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高增长意味着资本需求强劲，因此必然伴随着利率走高。如果供应理论支持者是对的，那么货币主义者就不对。战胜通货膨胀则暗示着衰退，如果货币主义者是正确的，供给学派可能不会得到他们预期的增长。斯托克曼身边人没有一个认为这种矛盾可以被解决，因此他们双方作出了一个荒谬的妥协：增长率将保持高位，而利率水平将维持在低位。格林斯潘在会议中一直都保持着沉默。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斯托克曼走到了盖尔·福斯勒（Gail Fosler）女士身前，问道：“盖尔女士，您有什么看法？”福斯勒是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共和党经济学家。她是在接到便条后，匆匆忙忙地赶过来的，身上还穿着牛仔裤和高领毛衣，完全是一副节假日的打扮。

盖尔并没有被周围的激进分子吓倒，相反她很有礼貌地说：“这座城市中，你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诚实。如果你把这次讨论会的结论当作总统的预测，那么你将会失去你的诚实。”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福斯勒和格林斯潘一边聊着，一边径直往自助餐厅走去。

首先，福斯勒很想知道，为什么她会被叫到斯托克曼的办公室开会。她在华盛顿以善于挑那些理论家的毛病而出名，很显然，这次会议不应该包括她。然而，一些有权力的人强烈认为她应该在场。在华盛顿，任何一次邀请都不会是随意发出的。

谁最可能邀请她来呢？为了验证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否正确，福斯勒看着格林斯潘，然后问道：“我敢打赌，你现在应该很后悔请我来开会了吧？”

格林斯潘很诡异地对她笑了笑。“你做了我最希望你做的事。”他说。

福斯勒又看了一下格林斯潘，他比从外表上看起来更具权谋。在福特政府供职的那些日子里，他开始学会如何在官场上进行斗争的同时保护自己的资本。如果他要作出一种不受欢迎的理智判断时，通常他都会通过一个代理人来完成。

1981年1月20日，也就是在里根的就职典礼后不久，格林斯潘访问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在当地其实没什么业务，于是他趁这次访问，私下拜访了经济学教授默里·韦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满脸皱纹的韦登鲍姆不久后就会被任命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曾经都在斯托克曼的经济预测委员会里工作。对于供给理论支持者盲目乐观的增长率假设，韦登鲍姆无比愤怒。

虽然格林斯潘明知韦登鲍姆是正确的，但他极力劝韦登鲍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经过供给理论支持者和货币主义者几个小时的讨价还价，这些预测才得以成形。如果即将上任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坚持重新展开讨论，那无疑会使预算政策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然而，当韦登鲍姆进入白宫后，他把格林斯潘的劝诫抛在了脑后。他不愿在一个荒谬的预测引领下前行，该预测认为高增长率和低利率能同时存在。他不愿在华盛顿偷偷摸摸，不愿胆小地躲在一些阴险的代理人身后，不愿胆小地只挑选比较弱的对手战斗。韦登鲍姆告诉斯托克曼，如果预期的错误不被清除，他就会一路将战火烧到椭圆形办公室。

斯托克曼妥协了，他承诺修正预测中存在的矛盾之处。不过，他也警告韦登鲍姆，不要全面废除供给理论支持者的高增长预期。这样做会使里根政府疏远供给理论支持者，而他们在美国国会的力量绝对是不容小觑的。相反，通过突出保持原状的通货膨胀率，并忽视货币主义者，预测中存在的矛盾可以自行消除。另外，支持供给理论支持者而不是货币主义者还有效地使斯托克曼的预算计划变得更宽松。

韦登鲍姆接受了斯托克曼建议的方向。毕竟，货币主义者断言，通货膨胀率可以很快降低到2%。沃尔克肯定能将通货膨胀率降低至2%，这种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韦登鲍姆喊道：“在我的任内，没有人能把通货膨胀率预测成2%。我们将会让整个世界笑掉大牙。”

斯托克曼要求韦登鲍姆，要以他能忍受的最大通货膨胀率来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他想要看到尽可能高的增长率，因为高增长率将使未来的赤字看起来是可应付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适当地预计，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达到12.4%，即7.7%的通货膨胀率加上5.2%的实际增长率。

当韦登鲍姆将他的预测公之于众时，无论是货币主义者还是供给理论支持者都显示了极大的不满。斯托克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有人奚落这位教授先生：“请问默里先生，你这是用什么模型得到的这些数据呢？”

韦登鲍姆双手指着肚子，答复道：“它来自这里，我心中的那杆秤。”

在这场关于预测的辩论中，韦登鲍姆比格林斯潘显示出了更大的勇气，但少了一些必要的智慧。他一直要求，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必须具备内在一致性，但他站错了队伍。结果显示，那些预言通货膨胀率将被征服的货币主义者距最终胜利只有咫尺之遥。1982年，美联储成功将通货膨胀率降至了3.8%，远低于韦登鲍姆预计的7.7%。与此同时，供给理论支持者对经济高速增长的预言则一败涂地。1982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1.4%，而韦登鲍姆之前预测的实际增长率是5.2%，两者相比就可以看出其“心中的那杆秤”有多么的不准。韦登鲍姆的高通货膨胀率、高增长率的预测使斯托克曼的财政预算在纸面上获得了平衡，然而，当预测被证明是完全错误时，低通货膨胀率、低增长率严重压低了税收收入。以当时的标准看，这实际上带来了一场预算灾难。1982年9月，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了1 280亿美元，整年度的赤字则达到了2 080亿美元。这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预算执行情况最糟糕的一次了。

格林斯潘的政治嗅觉给他带来了好处。通过躲在代理人身后和只选那些“软柿子”式的对手，格林斯潘没有被这场财政耻辱波及。不过，在躲避这一耻辱的过程中，格林斯潘又积累了一条经验教训。里根的顶级经济官员及格林斯潘对其职位垂涎已久的美国财政部长等人，都很难通过管理预算获得什么荣耀。对于一个拥有无限野心的经济学家来说，真正的奖赏在别处。

真正从这件事情中获益的人正潜伏在一栋大理石建筑里，腿长一点的人12分钟就能从那里走到白宫。当斯托克曼和韦登鲍姆正在编制他们的预算计划时，保罗·沃尔克正在推进一些使预算计划受挫的政策。

沃尔克采取的行动远不止“周六特别之夜”的公告。在里根当选后，他的一系列举措足以让他载入史册。1980年的夏天，美联储的货币“紧身衣”引发了经济衰退；截至总统选举时，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到7.5%。补偿的兑现仍遥遥无期：通货膨胀率仅温和地下降了一点点。对美联储发动攻击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11月中旬，里根的智囊团齐聚洛杉矶，总统当选人的顾问们在这里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他们警告道，美联储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缺乏问责”，并要求美联储公布清晰的货币供给量目标，还鼓励美国国会进一步“监控美联储的行动”。

两天后，即11月19日，亚瑟·伯恩斯在华盛顿拜访了沃尔克。他坐在壁炉前面的一把椅子上，点燃自己的烟斗。沃尔克则躺在沙发上，品尝着自己的廉价雪茄。

伯恩斯显得非常激动。他刚刚从洛杉矶回来，在那里弗里德曼和其他人都严厉地斥责了沃尔克。他开口说道：“弗里德曼想要废除美联储，他想用一台电脑替换你。”

沃尔克显得很冷静：“亚瑟，这只是一个隐喻。”

“我理解，保罗，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伯恩斯描述了洛杉矶的会议，该会议已经被弗里德曼痴迷的货币规则主导了。整个会议的基调都预示着美联储的麻烦来了。伯恩斯看起来非常狂躁，这使沃尔克要反过来担心他了。“我以为他会犯心脏病。”沃尔克后来回忆说。

其实不用别人通知，沃尔克也能猜到政治家会攻击他；毕竟，卡特政府以前就曾找过他的麻烦。然而，伯恩斯坚持认为，此次对美联储的攻击比以前更加危险：在贝尔格莱德的演讲中，他已经强调过政治压力。弗里德曼是强大的压力联盟的领导者：该联盟的人同意其观点，并认为美联储或许能被一系列简单的规则所替代。供给理论支持者同样怨恨美联储，因为美联储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使减税很难行得通了。

两个月后，里根总统正式入主白宫。其工作人员透露，他将访问美联储大楼。鉴于伯恩斯的警告，沃尔克对这个想法大发雷霆：他认为总统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将会产生某种象征意义，这是应该完全避免的。为了防止造成总统侵犯美联储的印象，沃尔克要求会议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场所。他决定与里根总统在美国财政部共进午餐。

好像专门为了使这次会面吸引更多的注意力，里根拒绝驱车前往财政部大楼。美国总统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华盛顿的街道走动了。当里根总统大步跨出白宫的前门时，人们看见一个英俊的、又高又瘦的人，他被助手和特工人员围着，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兴高采烈的记者。在美国财政部的台阶上，总统停下来亲吻了来自底特律的7岁的桑迪·科兹（Sandy Kotz），她是北美小姐选美大赛的冠军。科兹佩戴着一条肩带，上面写着“年轻的共和党人”。进入了财政部大楼后，里根直接坐在了木板会议室的桌子的最前端位置。

里根总统首先说道：“你知道，我很高兴看到了一个预测，它认为黄金的价格将暴跌至每盎司300美元以下。如果这是真的，这将意味着我们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沃尔克答道：“我对您的看法深表赞同，总统先生。”对话一开始的气氛如此缓和，他对此很高兴。

“好吧，我希望我们会取得更多的进步。”里根和蔼地说。

此时，被允许参加会议开始阶段的记者和摄影师带着器材离开了房间。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让你帮助我。”里根继续说道。

沃尔克谨慎地回答：“如果我能的话。”

里根接着宣布：“我收到一些民众发来的信件，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美联储。你建议我该如何回答他们？”

这是一个惊人的问题。自1913年起，美联储就存在了。里根似乎正在暗示，回到19世纪。

多亏了伯恩斯的警告，沃尔克之前已经对这种问题做好了准备。“总统先生，或许这其中有很多其他状况。不过，我认为你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用来回答他们——我们经营得很好。不过，只有我们有抗击通货膨胀的勇气……一旦预算得到控制，在控制物价的压力方面我就能作出更好的尝试。”

他的回答很锋利。他不仅回答了里根的问题，而且将焦点转向了预算政策。提到了赤字，财政部长里甘加入了进来，他同意，预算必须回到平衡状态。在讨论了一些关于税收和支出的问题后，沃尔克把里根又引到了钓鱼方面的话题。他越是能避免谈及货币问题，就越能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

午餐结束后，沃尔克回到他的大理石堡垒。预算政策可能是混乱的，而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决斗已经迫使主流经济学家必须选边站。不过，没有人要求美联储主席改变路线。中央银行至上的时代正要到来了。

尽管对里根的预算数字还是存有疑虑，但格林斯潘还是忠诚地参加了公开庆祝活动。当里根总统公布其经济计划后，在1981年2月中旬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格林斯潘独自去了5次华盛顿，参加了无数次的白宫会议，并出现在7档电视节目中。尽管他永远不会支持共和党的激进势力，但他还是对官方政策十分尊重。《纽约时报》将他刻画成了类似于政务委员的变身人，他既可以在内部充当顾问，又可以在外部积极地担任权威评论员。他在专业上的易变性似乎正反映了其奇妙的双重人格。他看上去心不在焉，说话温和，并对社交话题漠不关心，连买衣服都成批买。然而，他很有权力，人脉广泛，还有着令人咋舌的高薪。他的年收入超过了50万美元，仅次于1980年超级棒球明星的100万美元的顶薪。

接下来几个月，格林斯潘不断通过媒体强调，削减开支在里根的计划中所占据的重要性。他还通过疏远供给理论支持者来维护自己的声誉，他强调，预算平衡对当时比对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用一种新的言论来制造新闻点。在过去，格林斯潘曾公开谴责财政赤字，因为美联储会印钱来购买政府债券，所以助长了通货膨胀。现在，由于沃尔克的努力，美联储已经不再当印钞机了，因此填补财政赤字的钱将来自政府向私人的借款，这种借债行为最终将推高利率。在沃尔克的“周六特别之夜”之前的几年里，换句话说，财政赤字就意味着伤害储蓄者的通货膨胀。在沃尔克的政策革命之后，财政赤字则意味着伤害借债人的高利率。这种转变因为一个理由而变成了很麻烦的事，而格林斯潘有着至高无上的资格就此给出诊断意见：过高的借债成本会威胁金融稳定。储贷机构将被迫为拉存款而支付得更多，从而使其资金成本高于它们能从抵押贷款组合中拿到的固定收益。正如3月格林斯潘在《纽约时报》上所说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利率下降，从而避免触发这个危险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就潜伏在储贷机构中。”

格林斯潘呼吁通过削减赤字来降低利率，但供给理论支持者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就像德鲁伊挥舞着魔法护身符，他们要求总统恢复后者非常信奉的金本位制。在供给理论支持者看来，沃尔克的货币政策未能说服市场相信通货膨胀率会下降，所以才造成了利率持续升高。相比之下，恢复金本位制将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通货膨胀将立即结束。这将有效地转变市场的预期。由于这种心理革命，利率将轻而易举地暴跌；根本不需要格林斯潘和保守派主张的“斩草除根式”开支削减。当然，实行金本位制意味着剥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权力。当沃尔克以超人的姿态崛起时，供给理论支持者则想阉割他。

对于黄金锚的长期信仰者来说，供给理论是在滥用一种严肃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格林斯潘将金本位制视为规范政府的首选方式：由于无法再通过印刷美元来解决赤字问题，美国政府将被迫在收入与支出上保持平衡。然而，供给理论支持者拥护金本位制的初衷，不是将其视为预算约束的担保人，而是作为胡乱的预算的掩盖者：在他们看来，只要美国回归金本位制，减税对通货膨胀或利率就不会有不良影响。对于政府塑造预期的能力，格林斯潘一直持怀疑态度，因此他对这个观点并不买账。政府抗击通货膨胀的群众公信力是需要靠长期努力而积攒起来的。无论是尼克松的价格控制或供给理论的金本位制，在赢得群众公信力这一点上，它都不能像变戏法一样瞬间生成。

无论格林斯潘有着怎样的疑虑，金本位制阵营仍然不断推进。1981年5月，金本位制在战略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伯恩斯被任命为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从而将反对供给理论的老顽固分子排除在华盛顿的辩论之外。《华尔街日报》冷漠地猜测了接下来的任命：格林斯潘可能会成为美国驻东京的大使。在随后的一个月，供给理论支持者仗着他们的优势，迫使当局宣布组建一个金本位委员会，其任务是探讨金本位制在货币体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然而，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里根总统自己的态度。他长期以来对金本位制的向往依然存在着。随着失业率的提高，在自己的幻想方面，他不断受到企业界朋友的鼓动，这些人渴望着一种能替代美联储严格的纪律的备选方案。

当年7月，加利福尼亚一家储蓄银行的老板戈登·卢斯（Gordon Luce）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沃尔克发出了自己的抱怨。里根很快就回信并承诺说：“我将你的信发给了我们的经济学圣人，看他们是否能给出美联储必须存在的理由。”

果然，卢斯的投诉信被转给了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韦登鲍姆。信上还附带了里根总统的潦草批注：“我们真的需要美联储吗？”

为了使里根冷静下来，韦登鲍姆精心准备了一页纸的巧妙回应。他首先对里根总统转给自己的这篇文章表示了称赞：“写得很好，有思想、有深度。”随后，他承认，美联储作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屏障缺乏可信性。不过，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中央银行系统应该被复活的金本位制取代。韦登鲍姆列举了20世纪50年代美联储所面临的情况。当时，面对杜鲁门会引发通货膨胀的需求面，美联储坚决抵制，从而使得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通货膨胀都得到了很成功的控制。韦登鲍姆认为问题不在于中央银行本身，而是中央银行经常没办法提供稳定的货币增长。“因为历届政府给了他们相互矛盾的指示。”韦登鲍姆哀叹道。保持每届政府的指示具有一致性，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里根应该强调自己对美联储的支持，而不是对它进行攻击。

1981年8月13日，在自己喜爱的加利福尼亚牧场上，里根穿着牛仔靴和硬汉牛仔夹克出现在记者面前。他坐在古朴的椅子上对着照相机笑了笑，接着就签署了供给理论支持者想要的、肯定会耗尽预算的税收削减议案，使之成为法律。次日，他又将自己的想法拉回到金本位制，在这一点上，供给理论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他再次给卢斯写了一封信，并保证说，经济学圣人对卢斯施加于美联储的批评完全认同，他们也没有对美联储缺乏公信力的结论提出异议。然后，他作出了指示，将韦登鲍姆的备忘录颠倒一下。

里根声明：“我们的政府和国会体制都是基于这样的主张，即法治优于人治。”他还满怀期待地写道：“然而，在货币政策上，并没有法律来规定美联储应该怎样来创造货币。我希望我们能对货币的创造施加限制。或许应按着这个思路建立一个黄金委员会。”

随着供给理论支持者不断攻城拔寨，白宫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始有些坐不住了。4年前，杰克·坎普特立独行的追随者被嘲笑为“巴纳姆”，但是现在他们身后站着里根。里根总统显然把强有力的美联储技术官僚视为攻击自己的、具有反政府本性的罪犯。“坐稳了，朋友，因为黄金信徒就要来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巴特·罗文宣布道，“并且他们在白宫还有一个盟友，名字叫罗纳德·里根。”

将黄金浪潮推出轨道的任务，最终落在了格林斯潘的盟友马蒂·安德森身上。对于在白宫工作的所有人员而言，安德森仍然认为格林斯潘是他在这些问题上最喜爱的合作伙伴。1981年的春天，当黄金委员会任命各位委员时，安德森曾想尽一切办法让格林斯潘也列名其中，这样格林斯潘就可以从内部推翻回归金本位制的进程。虽然他的策略失败了，但安德森仍然与格林斯潘商议着反抗黄金阵营的方法。这两位志同道合者在货币问题上经历过相同的知识之旅。他们都在兰德时代接受了黄金锚，并且现在都认为它是不切实际的。

8月底，在里根给卢斯写第二封信的两周后，安德森和格林斯潘讨论了一个策略，它有可能挫败黄金阵营的游说活动。格林斯潘将公开呼吁美国财政部发行5年期的黄金债券，其利息和本金将用黄金而非美元来偿还。通过抛出这个话题，格林斯潘开始对黄金阵营发动攻击。毕竟，黄金债券将迫使政府放弃使用通货膨胀这种“假钞”来偿还债务的恶习。不过，这个建议的真正目的实际只是为了拖延时间。黄金债券的具体规划将涉及大量的晦涩细节，这将为人们提供一个借口，让美国政府延长黄金委员会下定论的最后期限。这样就能避免该委员会先发制人地向金本位制全面回归。拖延这个问题或许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在9月1日美国劳动节，里根总统释放了另一个指示，表明他对传统货币政策越来越不耐烦了。“美联储是独立的，但它正在伤害我们。”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然而，在同一天，格林斯潘展开了自己的反击，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里，他详细陈述了黄金债券的提议。正如之前与安德森合计的那样，格林斯潘将自己的想法掩盖在了对黄金阵营的尊敬之下。“回归金本位制已成了一个热点，并在经济政策的议程中，其位置明显越来越靠前了。”他一开始这样写道，并承认黄金的纪律有强大的吸引力。不过，随后他又引入了一个小波折：即使金本位制代表了理想的货币体制，想实施它也必须突破令人畏缩的障碍。首先，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重新确定黄金的兑换价格。如果它将黄金价格设定得太低，买入订单将会蜂拥而至，从而使黄金储备彻底耗尽，只能永久性地放弃金本位制。另一方面，如果把黄金价格定得太高，黄金持有人就会急于向美国政府出售黄金，而他们所获得的美元会使货币供应量激增，导致通货膨胀。由于存在这些风险，所以格林斯潘建议，在回归金本位制之前应该先重建货币和财政纪律，从而获得足够的时间使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在由市场确定的某个价位附近稳定下来。格林斯潘得出结论：“实施金本位制的具体条件目前还不成熟。”

在解释了为何热心的金本位制支持者还需耐心等待之后，格林斯潘提出了一种更合理的想法：发行黄金债券。这是一种可以获得黄金信徒支持的过渡性措施。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黄金债券越多，在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它能获得的既得利益就越多。显然，如果放任美元贬值，按美元标价法，美国财政部用黄金来偿付债权人的成本就会上涨。同时，新措施将创造一种衡量手法，借此就能判断美国是否对返回到金本位制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美元债券的收益率与黄金债券的收益率下降到了同一水平，那么这种交汇就表明投资者对美元和对黄金同样有信心。在这一点上，美元可以重新与黄金挂钩，并且还不用担心会出现类似尼克松时期的耻辱性贬值的情况。

格林斯潘的提议十分有吸引力。事实上，他将持续推动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债券。1997年，克林顿政府终于对他的呼吁给予了回应，创造了“通货膨胀保值国债”。虽然格林斯潘对黄金债券的倡议是真诚的，但他对金本位制的连篇废话却不是。他对金本位制的恭维只是为了迁就黄金阵营，或许也是为了向自己青春时代的信念脱帽致敬。毕竟，为了庆祝《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出版，他还给安·兰德送过微型金条。当时他仍定期与兰德在纽约大学俱乐部进餐，并且丝毫不想冒犯她。

然而，他现在秉持的成熟观点是，金本位制的方案可以用一个悖论驳倒。格林斯潘在两年前就向里根解释过自己的这个观点，而当时里根还只是候选人。格林斯潘曾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指出：“回归金本位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特定的金融环境。然而，这种金融环境又是人们希望金本位制能够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恢复了金融稳定，那么通过回归金本位制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

1981年9月16日，就在格林斯潘的专栏文章发表两周后，沃尔克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了质询。如果存在一个时刻，沃尔克失去了抗击通货膨胀的勇气，那一定就是此刻。尽管格林斯潘和白宫在试图保护他的侧翼，但美联储的敌人们依然就金本位制问题对他步步紧逼。然而，沃尔克仍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将人们对美联储的指责转移到预算赤字上，坚称后者才是导致高利率的罪魁祸首。沃尔克发现，美国国会刚刚通过了供给理论支持者提出的减税议案。如果国会想让借贷成本降低，现在它就应该严格控制开支。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劳顿·柴尔斯（Lawton Chiles）不喜欢沃尔克的报告。美联储主席敦促克制支出，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但政治家们并不认为他有这个资格，特别是在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将美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情况下，他们就对此更加不满了。如果沃尔克把斗争的矛头转移得太过猛烈，那就是在自找麻烦了。

柴尔斯威胁道：“这会引起暴动的。”如果美国国会不采取措施来帮助受经济衰退影响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出现“试图将美联储踏平的压力……你给我们上了一堂不错的课，告诉我们应该削减多少开支。然而，我……并不认为它有丝毫执行的可能性”。

柴尔斯是在履行一项庄严的传统。政治家们可以威胁美联储，而美联储给政治家上课的情况则不该发生。

沃尔克粗暴地回应道：“你是政治专家。我所说的是国会和政府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他们应该尽其所能地削减开支。枪杀信使或者美联储主席不会对任何人有好处。”

柴尔斯反驳道：“与削减庞大的开支相比，拿掉美联储主席更加容易，这就是我害怕会发生的事。”

沃尔克咆哮道：“让我们明确一点，或许拿掉美联储主席更加容易，但即使美联储群龙无首，美国经济依然会面临你开始提到的同样的问题。”

两天后，即1981年9月18日，黄金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沃尔克在参议院的反抗表明他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对他失去耐心的人，已经不只是坎普这些供给理论支持者和里根的生意伙伴了。处于高位的长期利率反映了不断膨胀的预算赤字，尽管他和格林斯潘秉持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与黄金阵营的“甜点”相比，他们的观点只能算“花椰菜”，两者的受欢迎度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供给理论甚至认为，除了解决通货膨胀和高利率，黄金还能奇迹般地解决预算问题。得益于黄金，越来越低的利率可以使政府在偿债开支上省一大笔钱。这样一来，很快就不会再有赤字了。这个观点实在太令人陶醉了，黄金的势头看上去势不可当。

然后，这一势头忽然停止了。在美国财政部华丽的现金厅（Cash Room），即美国内战后的多年里民众兑换金银的地方，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唐·里甘哀叹道，金本位制极其复杂，关于恢复金本位制的技术问题还存在广泛争论。里甘继续补充说，不可能存在一个既快又简单的解决办法。随后，他开始重复格林斯潘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观点。为了有时间来充分考虑问题列表，黄金委员会本来定在10月的最后期限将不得不延长。其最后期限可能会再被延长6个月，也可能会延长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里甘扼杀了弥漫在黄金委员会中的紧迫感，而最终该委员会将演变为开放式的清谈会。用不了太长时间，供给理论支持者就能猜到他们的“挫折之源”了。9月25日，万尼斯基给格林斯潘发了一封信，并邀请他来参加“黄金午餐会”。祖德·万尼斯基打算借此机会，与格林斯潘辩论，反驳他在《华尔街日报》专栏中表达的主张。万尼斯基愤怒地抗议道：“因为你对政府政策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你应该理解我们的观点，至少应该意识到它对总统和美国非常有益。”然而，事实上格林斯潘及其白宫盟友对万尼斯基的观点早就一清二楚了，而他的故意拖延战术将如愿以偿。将关于黄金的争论拖延6个月，这保证了通货膨胀率有充足的时间下降，从而使替代美联储的强烈要求失去现实意义。1982年2月，黄金委员会最终站出来赞成维持现状，供给理论支持者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他们的问题被讨论过。

1971年，尼克松的白宫是为了控制美联储而招募格林斯潘的。10年后，里根的白宫招募格林斯潘却是为了相反的事。格林斯潘总是能灵活地扮演被指派的角色。就像他曾阻挠亨利·基辛格与伊朗的石油交易一样，格林斯潘先假装支持他的对手，然后熟练地拖时间，最终从黄金的热心拥护者变成其最狡猾的对手。美联储的权力最终得到了保存。美联储主席的声望不断地增长，甚至进一步扩大了。

1981年年底，里根政府再次寻求格林斯潘的帮助，而这一次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的养老金负担问题。深受民众爱戴的社会保障系统负责给约3 600万名受益者邮递普通支票，然而，它的现金流出问题了。如果在1983年春天之前，这种情况得不到改观，那么届时就将没有足够的收入来保证支票的兑现了。为了应对这个即将到来的灾难，里根政府需要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当年的12月16日，里根政府颁布了第12335号总统行政令，创建了美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并任命格林斯潘为主席。当时，里根总统坐在椭圆形办公桌中央，下属在他的身后围成了半圆。闪光灯亮了一下，这群人为了后人而留下了自己的影像：在这9位“头脑清醒”的男人中，格林斯潘显得庄重严肃，他其实也是最清醒的一个。

因为格林斯潘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所以对他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或许是一个理想的机会。在里根总统创建该委员会的时候，弗里德曼创建了作坊式的小组织，来推动政府养老金的私有化。现在，格林斯潘掌控的团队有能力对一些可能的建议采取实际行动。早在7个月之前，即1981年5月，格林斯潘的盟友斯托克曼就提出，通过大幅削减福利支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保障赤字的问题。格林斯潘当时对于这个建议很兴奋，并认为：“是时候让这个系统恢复一些理智了。”里根总统本人则被认为是这场彻底改革的后盾。在1976年第一次竞选活动中，里根就要求对此进行彻底改革。“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得到社会保障的，”总统将会这样说道，“我的朋友都在火树俱乐部（Burning Tree，华盛顿郊外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他们也不需要社保。”

不管总统的初衷是什么，格林斯潘作为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的使命却与弗里德曼不同。斯托克曼的福利削减计划已经引发了代价高昂的政治抵制。80多岁高龄的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举起紧握着的拳头，声称政府的倡议“无异于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发起大规模的攻击”。民主党在各关键州的执行机构为了来年的美国国会选举，已经准备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大做文章了。格林斯潘作为新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其任务就是控制政治上的损害。詹姆斯·贝克是杰出的竞选运动操盘手，当时正担任着里根的幕僚长，他向格林斯潘指明了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任务。通过私人储蓄账户或者大幅度削减福利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并不是格林斯潘的职责所在。格林斯潘一方面要压制激进派的建议，一方面还要对该系统进行修复，从而安抚佩珀，并减少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脆弱点。这位对福利国家大肆攻击的兰德主义者就这样被聘为了其修复人员。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照片被公布之后，格林斯潘跟着里根来到白宫简报室。在那里，记者们的情绪都很高昂，毕竟社会保障可是很热门的话题。

里根只是简短地评论了几句，然后就留下格林斯潘一个人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记者真正想要了解的是，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是实质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其披露的条款表明，在次年12月它才会发布自己的调查报道，而这恰巧就在美国国会选举之后。12个月的审议期不得不让人怀疑，时间是否太长了。里根政府只是希望，通过格林斯潘使社会保障问题在国会选举前消停下来，是这样吗？

格林斯潘向记者们保证：“这绝对与选举无关。想全力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才是关键之处。”复杂的技术问题已经呈在各位委员面前，例如通货膨胀、利率波动以及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的关系。“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需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工作。坦率地讲，能不能解决我不敢保证，但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至少是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解决。”

即使一名初级记者也能看穿这些借口。这个委员会的存在显然是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就了削弱民主党手中的竞选弹药。

记者们再次追问，希望能得到更令人信服的回答，可是格林斯潘却一直在回避。他很乐于在幕后玩政治，也很擅长在公共场合解释一些政策。然而，他不愿意把两者结合起来：当他的话出现在次日的报纸头版时，他不愿让别人看出自己带有党派动机。一年之前，在兰乔米拉，他就参与了前总统福特的密谋，后者当时正在考虑是否再度向白宫发起“进攻”；在底特律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又处在了政治密谋的中央。格林斯潘已经建立起了超脱于政治斗争之上的技术官僚的形象，他并不想破坏这种形象。

在坚持了很长时间后，格林斯潘最终投降了。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理由，承认即将到来的美国国会选举可能与其委员会的时间表有关。他很大胆地说：“事实上，这或许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政治之所以叫政治的原因。”

然而，不仅仅只有记者在攻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后不久，格林斯潘在曼哈顿的大学俱乐部和安·兰德一起用餐。当谈到社会保障问题时，兰德开始非常愤怒地指责他，并因此使所有人都投来诧异的眼光：一位已经76岁的、身材矮小的老妇人正在训斥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福特政府刚成立不久时，兰德非常欣赏格林斯潘向福特政府靠拢的举动，并相信如果福特总统要求格林斯潘做违反原则的事情，他肯定会放弃。然而，格林斯潘没有担任里根政府的职位，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违反了自己的原则和总统的原则。作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难道他不应该很情愿地对集体退休规定来一场彻底的改革吗？考虑到里根的偏好，难道他不是拥有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做这件事吗？不管怎么说，里根总统被推选出来，是因为他有一些大胆激进的想法，例如自我填平的减税、回归金本位制以及疏通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伴随着反对减税的呼声越来越大，改革的热情正在逐渐被埋没。格林斯潘并不像兰德之前所想的那样，能自主作出决定，现在他仅仅是为别人做事而已。

大学俱乐部的这次共进晚餐是格林斯潘与其导师的永别，几周后，也就是1982年3月6日，兰德因为心脏衰竭死于纽约的公寓。她的尸体被放在殡仪馆的房间里，该房间的旁边摆着一个1.8米高的美元标志物。数以百计的悼念者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在麦迪逊大道排着长龙来悼念她。很多人一边流泪，一边用低沉的语调谈论她。一些人眼含热泪，讲述了兰德如何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兰德的律师尤金·温尼克（Eugene Winick）发现格林斯潘在严寒中排队，在人群中显得特别孤单。他邀请格林斯潘通过一部专门为亲朋好友准备的电梯，来到兰德的棺木前悼念。尽管两人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存在冲突，尽管格林斯潘最终背叛了金本位制，但格林斯潘自始至终都是兰德的学生。

兰德在格林斯潘65岁生日那天去世，这使得他变得很暴躁。在其公司的同事看来，他失去了往日的幽默。不过，他继续做着一直做的事情：在纽约经营自己的生意，继续就经济主题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时不时地在电视上露面。3月18日，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能感觉到风向开始倾向于自己：餐桌上的大部分人都同意优先削减预算赤字。当亚瑟·拉弗试图把谈话转向黄金的魔力时，房间里的其他人直接选择了忽视。不到一年后，里根大胆的减税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像关于金本位制的讨论一样，格林斯潘正在领导适度增加税收的动议。传闻开始浮出水面，格林斯潘会以经济“沙皇”的身份回到白宫。这些传闻激怒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唐·里甘，他感觉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过，他也没办法阻止格林斯潘继续熠熠生辉。

然而，想在社会保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则非常困难。虽然忠于贝克的指示，但格林斯潘对于该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不着急。直至1982年2月底，格林斯潘才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已经决定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很快得到通过。因为有佩珀在，他在去年5月曾强烈反对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障削减计划，保守派曾称他为“红辣椒”。其他与会者还包括中间派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及共和党重量级人物，比如在战争中负伤的英雄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等。在这么多样化的人群中，几乎没有人认为能够达成共识，但格林斯潘认为即使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委员们也必须基于一系列共同的事实展开工作。格林斯潘告诫他的同僚们：“如果要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识，我们就必须为这些建议忍气吞声，并签上我们的名字。”很明显，他对这件事情很认真。因为社会保障资金如果无法周转，对白宫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多年后，格林斯潘领导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被视为两党合作的典范。然而，在当时，它也不是永远和谐的。尽管格林斯潘努力呼吁两党礼让，但华盛顿的政治积怨很快就蔓延到了该委员会。1982年5月，共和党人因在美国国会公布了削减社会保障的预算，从而得罪了民主党。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在该委员会的协议上动了手脚。参议员莫伊尼汉宣布：“我可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讲话。”这显然是在暗示有这样的行为存在。几天后，格林斯潘的委员会举行了第三次正式会议，莫伊尼汉又再次抨击共和党，他控告“政府已经让一些年长的人认为，他们不会得到自己的社会安全保障”。一位名叫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Armstrong）的共和党委员反驳说：“莫伊尼汉参议员翻来覆去地在煽动这个问题。”佩珀慈祥地看着格林斯潘，并要求他控制一下阿姆斯特朗。他指责说：“如果一位委员可以随便对另一位委员进行攻击，那么我们只会成为一个不断争吵的小组。”

格林斯潘带着微弱的希望表示：“我们可以将这些攻击言论降至最低限度。”他还补充道：“先生们，我可以要求将这一特殊的讨论转移到其他场所吗？”

然而，他委婉的请求并没有奏效。参议员多尔转向电视摄像机苦笑着，面无表情地说：“我想向委员会中的非国会议员道歉，因为我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是这样的。”然后，多尔也投入进了这场战斗。格林斯潘看上去非常无奈。

在1982年11月的美国国会选举前，格林斯潘的委员会没有取得一点实质性进展。即使是白宫赋予它的非常明确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在国会竞选期间，民主党人就社会保障问题无情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两党联合的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存在并没有丝毫抑制住这一点。佩珀自己不知疲倦地在十几个州做政治性巡回演说，其实这正好证明了一个靠助听器的82岁老人是完全有能力工作的，尽管他宣称老人需要国家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佩珀的努力，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净增加了26席，而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选举结束了。

格林斯潘决定在华盛顿以外举行下次会议。远离美国国会的紧张气氛，委员们对自身使命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分散了。随着竞选活动的结束，委员们的党派分歧也会减弱。因此在国会选举一周后，委员们聚集在了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一家不伦不类的拉马达连锁酒店（Ramada Inn）。在酒店外面，一群自称“灰豹党人”的老人注视着这次会议。他们高呼：“没有如果，没有但是，也没有社会保障的削减！”

审议进行到一半时，参议员多尔和一位民主党委员起身离开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兆头：由于阳光法案要求会议必须向公众开放，所以很自然地，真正的谈判结果都会发生在远离摄像机的私人会议上。不一会儿，又有几位委员走了出去；待多尔回来，他重新参与到了会议议程，双眼充满目的性，弯腰去和格林斯潘谈话。尽管会议由格林斯潘主持，但他也退出了房间，留下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阻止摄像机的拍摄。

格林斯潘跟着多尔走到一间密室内，缺席的委员们都聚集在那里。在僵持数月而毫无进展后，多尔忽然发现了一丝微弱的希望。民主党人准备在社会保障福利的削减数量上接受调整。格林斯潘知道民主党的调整可能预示着一个突破。然而，他也明白，这不是他能决定的。尽管后来围绕着该委员会的神话认为，格林斯潘将社会保障拉出政治领域，从而在技术方面达成了妥协，但真正的谈判权其实还是在白宫。格林斯潘和詹姆斯·贝克通了电话。

贝克非常想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然而，他需要的不是象征性削减，因为里根总统更喜欢激进的人。里根总统会时不时严肃地威胁道：“我要去广播电台，我要走到国会的领导面前，我要告诉美国公众。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你们只是在那里走来走去，却从来不带来好消息。”

在听了格林斯潘对民主党的让步的描述后，贝克立刻把他们解散了。然而，这并不是格林斯潘的过错。贝克之前选择格林斯潘筹建该委员会，只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有能力处理政治事务的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格林斯潘很好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格林斯潘很努力，但他的委员会是注定会失败的。在12月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后，该委员会很快就解散了。

在很失望地将解散的消息传达给各位委员后，他向公众发表了一个讲话。1983年1月3日，即委员会解散的两周后，他以电视评论员的惯常角色作出了最后的请求。他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态得不到改善，就会强化华尔街的预期，使它们认为政府将永远无法解决预算赤字问题。这也将证实政策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要华尔街认为华盛顿已经无能为力了，利率就会保持在高位，经济复苏将会无限期地被推迟。

就在格林斯潘通过电视发出请求的那一天，参议员多尔也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发表了他的一篇署名文章，他也决定通过媒体进行协商。多尔指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立场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存在巨大分歧，少数技术调整就足以挽救社会保障系统。莫伊尼汉阅读了这篇专栏后，欣喜地穿过过道去赞美他的同事。

莫伊尼汉问：“我们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委员会被解散吗？”

多尔和莫伊尼汉同意做最后的营救，但他们需要一种新的谈判形式。整个委员会太过庞大，而且要想和不受约束的成员达成一种默契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把格林斯潘和其他两位温和的委员聚集起来，然后这些人又与白宫的詹姆斯·贝克取得了联系。“多尔–莫伊尼汉小圈子”现在已经取代了格林斯潘主导的委员会。

两天后，即1983年1月5日，“小圈子”在华盛顿福克斯豪尔路（Foxhall Road）贝克的家中碰了头。因为最终的交易还是需要总统的支持，所以贝克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游说共和党，随后他们又转向格林斯潘，以确保这些预算的数字都是正确的，因为之前这些技术细节都是由他来操作的。显然，如果没有格林斯潘的帮助，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实施。讨论的第一天进展良好，在接下来的一周，谈判仍在秘密进行，有时在贝克的地下室，有时在白宫对面宾夕法尼亚大道布莱尔酒店（Blair House）的总统套房。1月8日是周六，他们获得了短暂的休息，去观看了全美橄榄球职业联赛的季后赛，最终华盛顿红人队击败底特律狮子队。然后，谈判又围绕着冻结生活费用的调整和社会保障福利是否应纳税重新开始了。一年前，格林斯潘主导的委员会被要求想出一种可行的方案给白宫，而现在白宫正在直接处理这一问题。

1983年1月15日，周六，早晨的时候，“多尔–莫伊尼汉小圈子”在布莱尔酒店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次通过一系列务实的小调整，例如将社会保障的偿付能力至少增加到19世纪90年代的水平，根据生活成本的调整将会被延迟，预定工资税的增加将被提前推出，富裕的退休人员将支付他们的福利税，等等。会议在中午结束，正好他们能赶得上观看华盛顿红人队在迈向“超级碗”路上的另一场比赛。

一旦谈判人员达成了协议，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政治上推销它。贝克准备向外散播总统的背书，但他为了多得到一份保险，提议拉民主党众议院时任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加入小圈子，以此来为协议加码。然而，当奥尼尔听到白宫的要求时，发出了不堪入耳的辱骂。很明显，贝克想获得联合背书是不太可能的。

贝克径直前往白宫咨询总统的想法。如果奥尼尔拒绝支持这些建议，他们需要一些其他的政治保险：里根不可能单独作战，承受削减福利带来的所有反对声浪。当晚7点左右，贝克带着总统的决定回到了布莱尔酒店。里根总统将支持这些决定，但前提是这些决定需要获得原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通过。

于是，格林斯潘走出布莱尔酒店，梳着油亮的棕色大背头，戴着眼镜，走在寒冷的夜晚中，显得尤其严肃。他走过总统招待贵宾的地方，来到了优雅的白宫的北面，然后拐个弯就到了拉斐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在其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其余的委员们正在等他。经过了几个月毫无目标的挣扎，现在又到了属于他的时刻。他需要传递委员们的支持意见，即使大部分委员已经退出了，但他们也必须在表决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面对前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们，格林斯潘解释了在布莱尔酒店所达成的协议，现在需要大家的表决。令他惊讶的是，佩珀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佩珀操着南方口音问道：“艾伦，你参加了这些秘密的会议，你很清楚会议达成的协议，也了解我的立场，那么现在，你站在我立场上考虑一下，我可以签署这些文件吗？”

格林斯潘盯着这位国会议员，他的脸皱巴巴的，鼻头圆圆的。几个月前，里根的一位助理告诉《时代周刊》，佩珀在民主党中是唯一有能力威胁到里根总统的。然而，现在他正在向格林斯潘寻求建议，格林斯潘是明白人。他告诉自己，佩珀无论如何都是会投票的。

因此，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点儿也不用担心签署这份最终文件会引发什么问题。”

当表决结果出来时，15名成员中有12名表达了支持意见，包括佩珀这位白发苍苍的平民主义者。这已经足够了，格林斯潘跑上楼给白宫打电话，告诉里根总统他们已经表决通过。当他下楼时，发现佩珀正在接受一大群记者的采访。尽管佩珀喜欢有什么说什么，但这个时刻总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大约在午夜时分，会议结束了。原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委员们集体达成了妥协，这会被后世当成范例来铭记：当美联储开始作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时，这些来自各州的优秀政治家的才能是不会被忘记的。然而，此刻是时候分道扬镳了。他们走进拉斐特公园，寒冷的天空中已经飘起了雪。他们凝视着白宫，在象征着美国政治中心的屋顶上，已经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