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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的“沃尔克”
A REPUBLICAN VOLCKER

1982年8月13日，当格林斯潘还深陷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各种麻烦中时，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墨西哥技术专家抵达了美联储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大楼。他先前已经多次造访过这里，并十分期待能再次吃到美联储高管餐厅中一直提供的柠檬酥皮馅饼。不过，与过去几个月的数次拜访不同，在此次拜访中，墨西哥时任财政部长赫苏斯·席尔瓦·赫尔佐格（Jesus Silva Herzog）不再向美联储主席简述潜在的风险，而是准备用大量的材料阐明那些风险已经发生了。因为外汇储备正极速减少，所以墨西哥政府已无力偿还欠美国银行的大量债务。这很可能导致周一开市后发生违约。

保罗·沃尔克在周初时，就已经收到了其手下的提醒，并为赫尔佐格即将带来的消息做好了准备，为此他还中断了怀俄明州的钓鱼之旅。他知道，墨西哥的破产危机是美国创造的，确切地说是他个人创造的。在被提拔为美联储主席之前，沃尔克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由12家地方性银行和位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构成，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地方性银行中最重要的一家。1975—1979年，在担任纽约储备银行行长的这4年间，他肩负起了管理这家被称为“货币中心”的银行的责任。拉美地区的债务在其任期内迅速扩张，而他没能避免此事的发生。当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沃尔克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尽管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聘用了一大批老练的银行监管者，但是沃尔克还是没能带领这支由银行监管者组成的军队，在拉美地区债务问题上力挽狂澜。这直接导致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持有过多的墨西哥债权，而墨西哥迫在眉睫的违约势必对这些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整个美国的金融系统处在崩溃的边缘，而沃尔克是最该为这种情况受到指责的人之一。

如果这个瑕疵影响了沃尔克的纪律信徒的形象，那么他对赫尔佐格的回应则证明他并不总是那么强硬的。尽管其老顽固派的名声已经流传在外，但他仍愿意在危机时印刷钞票。事实上，在赫尔佐格当年8月中旬的拜访前，沃尔克就已经在4月谨慎地向墨西哥提供了6亿美元贷款，在6月再次发放了2亿美元。8月初，他又一次提供了7亿美元的贷款。由于对于墨西哥危机而言，这些尝试性援助都被证明是杯水车薪，所以沃尔克决定对墨西哥危机采取重磅救援措施。由于获得了美国财政部唐·里甘的帮助，他筹集了高达35亿美元的应急资金，这比7年前格林斯潘一直抵制的对纽约的援助计划还要多50%。墨西哥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并最终保证自己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由于得到了美联储保证实施救助的承诺，所以赫尔佐格成了墨西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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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攻击，因为他使得美国贷款人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中，最终不得不通过实施救助来挽救。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公开表示，沃尔克是一位非常好的货币政策执行者，但在银行监管方面则一窍不通。沃尔克的监管失灵令人非常失望，因为他制定的货币政策本可以提醒自己，银行存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1981年的春天，格林斯潘曾辩称，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已经颠覆了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出现某种债务危机几乎成了一种必然。在沃尔克的政策改革前，借债者认为通货膨胀会侵蚀债务的实际价值，于是大肆举债；而在沃尔克的政策改革后，通货膨胀率下降，这迫使借款者支付超出他们预期的欠款。美联储主席强硬的货币政策使其宽松的监管政策变得岌岌可危。

当沃尔克在美国参议院被反复盘问关于墨西哥的失误时，他的回答预示了，他的接班人在危机过后将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他辩护道，不能指望监管机构反复猜测华尔街专家的决定。“个人借贷者自己作出信用判断，这仍然是我们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核心。”他继续说道。虽然他作出了让步，同意重新审视对银行的监管，但是仍然强调了给华尔街施加监管压力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还存在过度反应的风险，即不恰当的激励导致信贷突然的萎缩。”他在美国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道。他坚持说，毫无疑问，监管是需要的，但是监管“应该与保持系统正常运转相平衡”。

著名的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被激怒了。“危险的信号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有人蓄意地反应迟钝，”他嘟囔着，“主席先生，经过了这么多场听证会，我认为我们必须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监管部门在哪里？”普罗克斯迈尔认为，美联储的银行监管者“对于建议、监控、诱导、哄骗、激励等，他们都做了，除了那些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监管”。普罗克斯迈尔暗示，对于美联储礼貌的诱劝，银行的漠视让人想起亨利·希金斯（Henry Higgins）在《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中的评论。“她将会询问你的意见，你的回答将非常简洁，然后她还是会做她想要做的事。”他强烈地谴责道。

普罗克斯迈尔定了定神，恢复了投向沃尔克的凶狠目光，直截了当地问道：“监管足够有力吗？”

“我想，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不够。”“巨人”沃尔克谦卑地回答道。

似乎对于监管方面的羞辱还不够，随后他们又开始谴责沃尔克在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对墨西哥的35亿美元紧急援助延缓了银行体系的立刻崩溃，但是没有消除未来发生危机的风险，尤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使美国数以千计的借款者破产，增加了银行的损失。“我们处在非常敏感的时期。”沃尔克在8月24日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同僚们。他指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担忧，恐怕从某种程度上看还是很合理的。”10月5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沃尔克重申了自己对1929年银行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的担忧，并把其作为现阶段美联储的工作重心。美联储的政策目标由稳定物价转变为稳定金融体系的时刻已经到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次投票中，他们以9比3的票数决定，降低利率，并放弃保持货币数量稳定增长的目标。这标志着货币主义学派政策实践的结束。

沃尔克尽可能低调地宣布了这个转折点。他沉默了整整5天，然后利用在阿肯色州温泉城（Hot Springs）开会的时机，将这个消息放了出来。“我认为我们在一周之前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吞吞吐吐地开始说道，“我感觉或许我们不应把一直以来强调的M1作为操作目标。”从货币数量目标到直接控制利率，这个转变只是一个“小的技术问题”，他接着说道。它是可逆的，很可能是暂时的，这当然是不值得上头版的新闻。25年后，美联储把清晰的沟通作为政策工具组合的核心部分。然而，在1982年，沃尔克故意模糊了他的报告。在对抗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中进行艰难抉择时，他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出发了。他的利率政策是对抗金融危机的，而他的沟通策略则用来对抗通货膨胀。

对于那些明白货币主义时代已经过去的人而言，沃尔克似乎已经解开了自己的防护盔甲。自他上任3年来，这位美联储主席遭受了多次个人攻击。“这个人在杀死我们。”白宫幕僚长贝克曾在1981年的夏天提出了抗议。然而，沃尔克用一系列以货币供给量稳定增长为目标的声明作为掩护，从而保全了自己，因为惩罚性的利率水平并不真正是他的责任。现在，由于放弃了货币供给量目标，沃尔克再也不能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了。此后，他将直接操控利率，这让他再也不能假装高利率水平与自己无关了。而且，他已经放弃了指导政策的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仅凭个人判断。货币供给量政策不再受任何系统和规则管制，而由美联储主席领导的委员会自行决定。

1983年4月，沃尔克的脆弱性全部显现了出来。在白宫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弗里德曼将矛头直指美联储的这位领袖，并转身对里根说道：“正是因为美联储在沃尔克领导下所出台的政策，所以才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由货币供给引发的通货膨胀冲击，而这种情况必须需要尽快纠正。”由于无法通过理论框架使自己的决定获得合法性，沃尔克只能默默地忍受批评。他的判断与弗里德曼的判断相抵触，没有人保护他。

1983年4月18日，一向保守的《华盛顿时报》报道了里根将不会再次任命沃尔克的消息。作为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4年任期将在当年8月截止。美国财政部长里甘向总统建议：沃尔克没有资格再得到另一个4年任期。尽管白宫否认了这个传言，但事实上，里根的政治团队确实希望一位共和党人主导美联储，这样就可以在制定利率水平时留心考虑一下次年的大选。里根总统一直没有任命沃尔克的事实似乎也证实了《华盛顿时报》的猜测。如果沃尔克将连任，那为什么里根总统还一直保持沉默，从而使人们认为沃尔克是一位即将卸任的官员呢？美联储主席的位置由此将出现空缺的情况，而其中最热门的人选正是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成为首选的原因是很有吸引力的话题。这显然不是因为他与沃尔克有不同的政策主张。“格林斯潘是不抽雪茄的共和党的沃尔克。”《新闻周刊》评论道。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两人难分伯仲：格林斯潘也曾和沃尔克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强调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性。同时，他还在金本位制运动中保护沃尔克，使其免受攻击。他主张在制定政策时应更重视酌情性而不是规则，这使他坚定地支持沃尔克以货币供给量为目标。在监管问题上，众所周知，格林斯潘更加主张自由放任。然而，在墨西哥崩溃后，这种差异变得模糊了，因为格林斯潘拒绝成为沃尔克的抨击者，尽管许多媒体邀请他这样做。

在1983年1月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格林斯潘有机会贬低沃尔克领导美联储的历史。“鉴于不计后果地向墨西哥放贷，想必银行应该受到更严格的约束。”一个记者问他。

格林斯潘没有上钩。“我会认为监管有作用吗？”他自问自答道，“我对此表示怀疑。”

那位记者再次尝试。他暗示道：“至少银行应该被禁止对同一个国家放贷过多，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格林斯潘再次反驳了他。格林斯潘很乐意承认，银行一直是不计后果的。银行家，就像金融市场一样，并不总是有效的。然而，他对监管约束是否会使一切更加安全表示质疑。“武断地勉强这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总得有人去作那些判断。”他解释道，指的是到底给一个国家多少贷款才算越过了红线。“最能够作出这样判断的人应是一位国际银行家，”他继续说道，“这点很麻烦。我不知道在政府官员中谁能对此作出更好的判断。”

如果格林斯潘不是因为承诺了一个新政策，那么是什么使他成了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呢？答案可以归结为人脉关系。尽管低调是他的一贯风格，但格林斯潘和美国国会有一些关系，在白宫也有强大的盟友；在中产阶层和华尔街中都有他的追随者；在报纸和政治访谈节目都有朋友；电视新闻女王沃尔特斯不久前陪伴他参加了基辛格60岁的生日派对。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的成功更增添了他的吸引力。他已经成了任何人都可以与之愉快相处的务实派技术专家。经济自由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唱着关于他的赞歌。“格林斯潘设法避免众叛亲离的局面，”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赞许地说，“他不是头脑简单的供给理论的支持者，也不是头脑简单的货币主义者，他是一位全能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在我心中，他是世界上最差但最有激情的右翼混蛋，”亚瑟·奥肯（Arthur Okun）插话道，“我仍然不赞同他的那一套，但是我非常享受与他争论的过程，我欣赏他。”

几十年过去了，格林斯潘年轻时期的内向性格已经成了某种微妙的优势：除了非常罕见的例外情况，他的言行举止确保了自己不会使人感到疏远。“他说话很小声，他的举止缓和了与意见相左者的冲突。”曾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民主党人罗伯特·鲍尔（Robert M. Ball）回忆说。“我认为他不太可能成为全民公敌。”沃尔特斯回忆道。这种永远的镇定使格林斯潘能成为别人的一位颇为乏味的朋友。“有时候你只想说，该死的，艾伦，给我讲一个肮脏的笑话，或者至少听一个。”他本科时期的朋友罗伯特·卡维什开玩笑地说道。即使格林斯潘的个性缺乏灵魂伴侣间可能需要的某些特性，但是毫无疑问，他的沉着冷静是十分有益的。通过和任何一个人熟识，以及通过证明愤怒无用，从不挑衅的格林斯潘建立起了庞大的关系网络。他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杰出人物。既然美联储主席一职似乎再度对所有竞争者打开了大门，那么他众所周知的声望就成了关键因素。

从沃尔克的立场来说，他已经对未来做好了两手准备。当他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他的妻子芭芭拉一直住在纽约，她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可能是时候回到妻子身边了。然而，沃尔克并不情愿离开。他刚刚艰难地度过了两次持久的衰退，现在回报刚刚初显。1983年的第一季度，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4%以下。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仍然是脆弱的。沃尔克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岗位，他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得到巩固。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沃尔克陪芭芭拉一齐坐在曼哈顿东部公寓的石灰色办公室中。

“我正在请求下周会见总统。”沃尔克告诉芭芭拉。

芭芭拉的精神一下子振奋了起来。“你要提交辞职报告？你知道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我读到的所有文章都说他们仍然不信任一位民主党人。”

“不完全正确……”

芭芭拉开始哭泣。“我们没有钱了，我也没有生活了，”她苦苦哀求道，“我从来没有阻止你，也为你所做的而感到骄傲。然而既然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抑制，你的工作就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

“那是什么意思？”

“这只是另一次结束的开始……”

她打断他：“你真的认为自己是美国的丘吉尔？”

用“耻辱”这个词来形容她所知道的情况可能更合适。差不多4年前，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向世界表明，各国中央银行是多么无用。然而，芭芭拉的丈夫把美联储主席变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丘吉尔作风的职位。

沃尔克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会告诉总统，如果他选择再次任命我，我会在两年后中途离开。”

1983年6月6日的下午，沃尔克坐在白宫西客厅，等待会见里根总统。尽管从《华盛顿时报》的文章中，他知道自己仍然还在竞争队伍中，并且有继任的机会。美国财政部长可能希望他卸任，但众多的里根主义者还是经常谈论并赞许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此外，美国财政部长也不是特别喜欢传言中沃尔克的对手格林斯潘。按道理，格林斯潘是没有敌人的，但这是一个罕见的意外。早在1979年，当他拒绝向里甘出售自己的咨询公司时，厌恶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而1982年的传言，即格林斯潘可能被招募为美国经济领域的独揽大权者，更加剧了这种厌恶。此外，里甘本来就是一个合群但肤浅的人，并且喜欢像推销员那样虚张声势，这是格林斯潘最难对付的一类人；里甘办公室的供给理论支持者也因格林斯潘在减税上保留意见而对他心生厌恶。“我宁愿亲吻沃尔克的嘴巴、雪茄以及一切，也不愿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

没过一会儿，南希·里根身穿红色晚礼服走进了西客厅。她在着装方面的铺张浪费是众所周知的。她为丈夫的就职典礼所准备的服装据说花费了25 000美元。“一场富人的酒宴。”一些批评家曾揪住这一点不放。

“尊敬的第一夫人，你看起来美极了。”这位反通货膨胀的斗士说道。

里根总统缓缓地走了进来。“向你卓越的品位表示祝贺，主席先生。”

第一夫人不久后离开了，沃尔克开始向里根总统慷慨陈词：“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处于国内和国际的敏感期，你现在不需要一个投机者作为美联储主席。”这种方式能煽动总统作出选择。社会公众无休止地猜测美联储主席的未来人选，这种情况对谁都没有好处。

“不过，在你宣布决定之前，我应当告诉你一些事情，不论决定是什么，”沃尔克继续道，“我认为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得够久了，如果您要再次委任我，我想我只能再待18个月或者2年的时间，我认为您应该在作出决定前知道这些。”

“保罗，我不久后会与你联系的。”里根总统回答道。那个夜晚里根总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会见了沃尔克。我是否会于8月1日再次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或换人呢？金融市场似乎刚刚开始复苏。我不想在复苏期动摇人们的信心。”

这并不代表金融市场对于格林斯潘没有信心。沃尔克访问白宫的两天后，针对投资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沃尔克未获得连任，37%的人希望格林斯潘接任；弗里德曼紧随其后，但仅仅获得11%的支持率。然而，同样的一项调查印证了里根总统认为换人将引致风险的直觉：77%的人认为沃尔克连任是最好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2年秋天，沃尔克的弱点暴露了出来，然而正是基于相同原因，沃尔克现在变得很难被替换了。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已经得到控制，但并未结束；此时将这件事委任给一位新的美联储主席看起来风险很大。另外，由于沃尔克使用个人判断取代货币规则，所以他已经有了复苏经济的信心。“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成就，共和党人应该感谢这位由卡特任命的民主党人，”保守派的评论家乔治·威尔写道，“民主党人沃尔克可能在这个复苏命悬一线的夏天比里根更为重要。”对于沃尔克的丘吉尔作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称赞。美联储领导人比总统更重要。

“我认为，我们将再次委任沃尔克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他不想要一个完整的任期。”里根总统在他的日记中透露道。

几天后，即1983年6月18日，在其每周广播讲话中，里根总统向全美国宣布了沃尔克将连任的消息。格林斯潘证明了他可以优雅地接受失败。“总统的犹豫不决是令人遗憾的，”他在6月写给沃尔克的信中说道，“但是最后，如同过去一样，他作出了合适的选择。”弗里德曼在给格林斯潘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情。“我仍然相信，在再次委任沃尔克而不是您作为美联储主席的事情上，里根总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声称，“令人高兴的是我仍然有一个朋友，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失去了一位美联储主席。”

毫无疑问，格林斯潘渴望得到美联储主席的职位。“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拥有自尊心是人类的天性。”他在8月的一个电视采访中说道；尽管有距离，但是伴奏者仍然竭尽所能，希望能做出一些成绩。远离政府的生活也有独特的吸引力。格林斯潘的业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荣了：在竞争美联储主席时，他每年参与80多场有偿演讲，并把近100万美元收入囊中。此外，格林斯潘并不反对赚得更多，对于他这种地位的人，有很多办法能做到这一点。

1984年年初，格林斯潘将咨询公司搬到了位于华尔街120号的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咖啡大楼。这栋建筑原本由咖啡商人占用，而且其中一部分区域仍然是这样；烘焙咖啡豆的香味常常飘荡在空调系统中。不过，汤森–格林斯潘公司已经成了格林斯潘职业领域中没落的部分，格林斯潘自己的成长已经超过自己公司业绩的增长。除了通过巡回演讲获利外，他还在一则苹果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扮演起了推销员。在广告中，他戴着伍迪·艾伦式的眼镜，身穿宽肩灰色西装。他陪同基辛格拜访咨询客户，在地缘政治中提供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显然，共同的商业利益使这两个人忽略了他们作为政策竞争者的分歧。同时，格林斯潘还是许多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其中包括美孚、通用食品、美国铝业以及JP摩根。他也尝试过合伙制。几年前，格林斯潘已经与ADP计算机服务公司有过合作，这家公司是由新泽西州参议员弗兰克·劳滕伯格（Frank Lautenberg）建立的。他们一起开发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产品，把计算、咨询、数据处理整合到一个产品中。

1984年9月，格林斯潘将他自己的名字与一家投资公司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好莱坞天才经纪人马文·约瑟夫森（Marvin Josephson）的智慧结晶。利用自己在电影产业中的巨大影响力所带来的财富积累，约瑟夫森创办了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并聘用了两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明星：格林斯潘是这出浪漫主义“大制作”的主角，而被称为金融巫师的查尔斯·罗德里克·奥尼尔（Charles Roderick O'Neil）则跟他演对手戏。格林斯潘–奥尼尔公司的同事在曼哈顿中城购买了大量的房产，格林斯潘每月会在那里出现一次，并向他们提供自己对经济的看法。这家公司的投资理念并不是特别先进。他们的选股人员会在听取格林斯潘对于经济周期的评价后进行选股。如果格林斯潘是正确的，他们的业绩会比较好：如果格林斯潘预见了经济加速增长，投资银行会是不错的目标；如果他预见了衰退，公用事业企业会为公司提供一些保护，由此带来的投资回报是很可观的。毕竟，格林斯潘提供的建议，与他向聘请自己为顾问的那些更为复杂的投资团队所提供的没什么差别。然而，公司在营销方面的失败却是很明显的。约瑟夫森之所以拉格林斯潘入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后者能吸引企业养老金，但是格林斯潘拒绝使用自己的关系网去发展客户；事实上，他甚至不鼓励该公司的市场人士接近与自己熟悉的公司。这个例子或许可以解释，在特定的背景下，格林斯潘的顾虑可能会支配他的行为：他曾经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借给约瑟夫森的企业使用，却不愿意以拉拢朋友投资的方式使自己的声誉处于风险之中。格林斯潘–奥尼尔公司于两年后倒闭，那位电影经纪人损失了近200万美元。

这次失败证实了格林斯潘会在半认可的态度下加入一些计划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在多个公司董事会担任董事，而其职责仅仅是倾听。当时流行的企业文化并不欢迎激进的董事，即使是大名鼎鼎的JP摩根也是遵循这个模式的。成为JP摩根的董事使格林斯潘激动万分：该公司董事会具有巨头公司名人堂的特征。格林斯潘自幼就对19世纪强盗式大亨充满幻想，从那时起，摩根本人在他的想象中就一直占据很特别的位置。多年后，他来到位于华尔街23号JP摩根如剧院一般的总部，走进没有标记的角门，从华丽的、拥有1 900个水晶装饰的路易十四吊灯下穿过，在挂有公司创始人肖像的董事会办公室就位，这时格林斯潘仍然会想起幼年的那种敬畏。画像上那个拥有海象般小胡子、球状鼻子以及刻板的硬翻领的人似乎正在俯看会场的所有人。对于这个来自华盛顿高地的孩子来说，就好像自己实现了在职业棒球大联盟打球的儿时梦想一样。现在，格林斯潘已经踏入了圣殿，他已没有更多期待了。另一方面，JP摩根的董事在参加完会议后通常能享受一顿丰盛的午餐，结束后公司还会提供精致的糕点。虽然不供应酒，但许多董事在会议前就已经知道了，没人会在意。午餐后还有集中的雪茄时间，董事们会到楼下的董事会办公室，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随后，瞌睡就会蔓延开来。JP摩根的一位内部员工对整个过程回忆道：“这是公司观察外部董事的一贯做法。你稍稍照看他们，使他们感到舒适并且保持兴趣，但不必让他们感到是在作秀，这与你让他们成为一场秀的附属品会形成鲜明对比。”前JP摩根董事长刘易斯·普雷斯顿（Lewis Preston）酝酿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辩论，而格林斯潘在辩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从而使众人刮目相看。

正当格林斯潘创立其命运多舛的投资公司的时候，纽约金融圈一位杰出的律师亚瑟·李曼（Arthur Liman）走进了格林斯潘的生活，他的客户需要一些帮助。又瘦又高的前奥运游泳选手小查尔斯·基廷（Charles H. Keating, Jr.）总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并拥有着比雪还要洁白的牙齿，他因抵制色情产业的运动而闻名。因对越来越泛滥的色情产业许可证制感到惊恐，基廷向在校女生发表了关于举止得体的演说，并对其家乡辛辛那提的部分女生说，“男人因为女性穿着超短裙而变得淫荡和充满罪恶念头”，并特别强调“穿中短裤也一样会引致罪恶”。为了找到反色情运动的支持者，基廷分发的会员卡上这样谴责“色情深渊中的恶魔：”“要做的仅仅是手中拿着卡片，和我，和整个美国成千上万虔诚的人一齐顽强不屈地对抗恶魔，并感受到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纽带。”

基廷与格林斯潘相识时，他刚刚购买了一家叫作林肯储贷（Lincoln）的抵押机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虽然热衷于根除色情的运动，基廷却对金融自由非常执着；他想要打破监管约束，希望通过直接持股的形式拥有公司股权和房地产，从而使储贷机构的业务多元化。他需要一位身居高位的盟友去说服监管机构，而这正是他的律师李曼接近格林斯潘的原因。

格林斯潘签约成为基廷的顾问，并于1984年11月给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ederal Home Loan Bank Board）提交了一份文件，陈述了林肯储贷对监管的立场。这并没有提供很大的帮助：文件简单重申了格林斯潘一直以来支持的放松金融管制的主张。该文件指出，限制储蓄机构投资的规则“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健全的，在实践中将被证实是有害的”。有许多人认为，对公司股票和房地产的直接投资比抵押贷款更具风险性，文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建议监管机构“降低该行业整体的风险水平，并使其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之上”。“这个行业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强大的力量进行直接投资，以恢复并维持经济稳定。”格林斯潘声称。

不过，格林斯潘的信并没有说服监管者。考虑到允许储蓄机构进行更具风险性的投资可能会提高他们的监管难度，他们发誓一定会拿出一套限制储贷机构进行房地产直接投资的规则。监管层的顽固使基廷强化了自己想要使金融系统自由化的斗争，格林斯潘也越陷越深。1984年12月17日，格林斯潘同意与基廷一起前往国会山，并在那里向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爱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陈述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说服手法不太明智：参议员克兰斯顿带了自己的竞选活动财务主管一起参加了会晤。基廷和他的合作伙伴最终将向参议院支持的政治组织捐赠85万美元。随后，1985年2月，格林斯潘又为基廷向监管层写了一封信。这次他争论道，如果监管机构坚持要限制储蓄机构的直接投资，林肯储贷应该被给予特赦的资格。

格林斯潘可能将第二封信视为其放松管制观点的一个无恶意的延伸；如果他反对的是对储贷机构的直接投资进行限制，那么他为什么要为林肯储贷争取许可呢？然而，他的证词越过了支持某种广泛政策的红线，进入了仅为基廷和他的同事担保的更具风险性的领域。格林斯潘向监管层保证，林肯储贷的管理层在“选择以及做直接投资时非常专业且经验丰富”，具有“长期持续的记录表明其能获得稳定且较高的直接投资收益”，且实际上林肯储贷的投资的确“大有可为”又“非常多元化”。如果要拒绝林肯储贷的特赦要求，格林斯潘总结道：“对一家通过经验和技巧可以发展成为强大金融机构的公司来说，这将会是严重不公平的待遇。”

这些说法至少可以说是不谨慎的。首先，格林斯潘曾反复提醒储贷机构的脆弱性。他曾在1985年3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抱怨说整个行业的运营“基本上不需要任何有形资本”。他为什么认为林肯储贷比行业中的其他公司更稳定呢？事实上，通过更深入地寻找公共数据中的资料就会发现，林肯储贷的固定资产水平很可能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几年前，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指控基廷，在另一家由他和其他伙伴开设的公司中有滥用资金的行为。基廷最终签署了一份无罪的和解协议，但受这件事的牵涉还是使他失去了自己垂涎已久的驻巴哈马大使的职务。格林斯潘或许也想知道林肯储贷迅猛增长的情况；从他担任环球金融的董事时起，格林斯潘就知道，那些最闪光的且雄心勃勃的储贷机构往往摔得最惨。多年以后，格林斯潘写道，在基廷“显示他是个无赖”前，自己曾为林肯储贷担保过。这是公平的，但只能算是勉强公平的。事实是，在格林斯潘匆匆的过往岁月中，他忽视了许多应该被发现的危险信号。

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后，基廷的真实面目全部暴露了出来。他对审查林肯储贷账目的监管人员进行窃听。他会突然向监管人员翻脸，并对他的秘书咆哮：“给我接通格林斯潘的电话。”这个时候格林斯潘已经明智地命令其办公室人员直接把基廷的电话转给美联储的法律总顾问。1989年，林肯储贷最终倒闭，美国联邦政府被迫收拾残局，把基廷“大有可为”的直接投资卖给任何愿意出钱的人。其中有个荒谬的酒店项目，是使用珍珠母碎片围成的一座游泳池。另外，还有个在凤凰城附近建了一半的住宅小区，基廷本打算用这个小区作为他反色情运动的大本营。林肯储贷以失败告终，并花费了纳税人34亿美元，这超过了那个时代任何一家储蓄机构。

“在林肯储贷这件事上，我错了。”格林斯潘不久后说道。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如果说角逐美联储主席的失败使格林斯潘可以在一些冒险的商业企业自由涉足的话，那么沃尔克则面对着自己的一系列挑战。随着经济复苏持续到了1984年，他开始推高利率，扭转了墨西哥危机以来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收紧银根无疑是需要的，因为通货膨胀率正在令人讨厌地再次攀升。然而，里根总统的政治顾问并不那样认为：在大选年他们对于推高利率是没有耐心的，特别是由民主党美联储主席在操作这件事情。“如果美联储延续紧缩政策，将会在11月和12月产生影响，”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唐·里甘在1984年6月9日公开抱怨道，“那是政治吗？我们为此担心吗？我们对你们的生活感到担心。”

政治攻击对沃尔克构不成什么伤害。不过，就在美国财政部长报复他的同一天，市场正因为美国第八大银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而产生了动荡。总部坐落在芝加哥南拉萨尔街（South LaSalle Street）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一直为美国的汽车和钢铁企业提供资金，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它开始持续快速地扩张，并购买了由其他机构发起的贷款。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发现，正如许多人在2007年和2008年发现的一样，很多银行有时会摒弃审慎原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的贷款有了下家。由于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不断增长的损失，亚洲和欧洲的交易者开始担心它会倒闭；于是，1984年6月9日，焦虑终于变成全面的恐慌。各家银行开始尽可能快地削减它们给予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信贷额度。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近邻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结算公司，同时也是该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撤回了5 000万美元的存款。历史上第一次电子银行挤兑潮开始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门外并没有像暴徒一样疯狂的顾客，只有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预示着灾难。

6月11日，周五，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紧急向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提供了36亿美元的贷款，数额比援助给墨西哥的更大。不过，尽管有了援助，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仍然摇摇欲坠。这家银行存款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般的400亿美元，主要是从其他金融机构吸收的大量资本，其中有一些还是外资。一旦这笔热钱开始抽离，现金的外流可能迅速耗尽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无奈之下，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试图求助于竞争对手。

由于迫切想要得到足够的信贷额度，从而彻底改变现状，精干而挑剔的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董事长戴维·泰勒（David Taylor）转而向业内都很敬重的JP摩根求助。这种求助在历史上不乏其例。1907年的市场恐慌造就了摩根公司在历史上的盛名，那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本人带领众多华尔街精英加入了挽救金融系统的战斗中，他一度把各银行的高管锁在自己的图书馆内，直到高管们承诺支持他的救助计划。77年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继承人聚集了全美国的银行大佬们，以避免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倒闭，它的倒闭将伤害他们中的每个人。这次没有上锁的图书馆，没有宏伟的挂毯和被照亮的手稿，只有一通通焦急的电话拨向信贷官员，而其中一位官员接到电话时正在冲浪。周日傍晚前，JP摩根已经说服了美国几家最顶尖的贷款机构站出来。它总共筹集到45亿美元的私人信贷额度，配合美联储一起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予以支持。

即使这样仍然不够，但加总起来，美联储贷款和JP摩根辛迪加贷款还是达到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存款规模的近1/4。令人惊讶的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比大萧条时期倒闭的所有银行的规模总和还要庞大。当周一市场开盘后，标准普尔调低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债务评级，这再度加剧了恐慌；周二上午《纽约时报》在其头版指出，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引发“世界性的银行倒闭潮”。西方银行已经饱受拉美地区的冲击，现在大陆银行的灾难又将它们推到了倒闭边缘。在美国中西部，有大约50家银行表示，它们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存款甚至多于它们的资本总额。

周二早上10点钟，焦急的沃尔克召集手下的银行监管者举行了一次会议，包括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管。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门对于以JP摩根为首的这次“私人解决方案”很感兴趣，但市场急切地呼吁进一步的救助。此次挑战的规模比1907年大了很多，当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用了近3亿美元的资金才结束恐慌，相当于1984年的33亿美元。如今，仅一家金融机构就需要很多倍的紧急援助，一个“私人解决方案”不可能有效。1907年以后，成立美联储就是为了结束人们对依赖私人援助计划所产生的不安，起到稳定的作用，并使金融业的规模扩张。因此，当危机真的发生，扩张的规模要求美联储采取措施。

沃尔克向他的监管同僚们建议，与JP摩根财团的领导人进行一次会面。他要求JP摩根召集华尔街的精英们于次日早上在JP摩根的总部举行一次会面。

1984年6月16日，周三，沃尔克悄然来到纽约，并通过服务车库来到了JP摩根的办公室。他不想让金融交易员们知道此次行程，这个消息只会加剧恐慌。他也不想为此而错过下一场活动。他原定于当天下午出席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他将在典礼上被授予名誉学位，如果他缺席将会很引人注目。

沃尔克从车库直接来到了JP摩根的董事会办公室。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雄伟的画像从墙上向下瞪着他，会议开始时一些在场者也提到了这位创始人过去的辉煌事迹。几位银行大佬堂而皇之地表明，他们可以在没有纳税人参与的情况下，再次拯救联邦储备体系。不过，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如果不必要，他们是不会冒风险出资援助的。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年轻的时任主席威廉·艾萨克（William Isaac）透露，他已经准备好了一项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2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美国时任财政部长里甘指示，他希望联合起来的银行家能够提供这笔款项的1/4。不过，就连这个小小的要求都受到了一些银行家的拒绝，他们怀疑这20亿美元的救助是否会发挥作用。只要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债权人心存有关银行存亡的任何疑问，他们就会争先恐后地退出。

会议不欢而散，沃尔克准备离开，并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参加毕业典礼。然而，在他离开之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席向他表明了一个立场。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只能提供最高10万美元存款的保险，而这还不到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总存款的1/10。如果美国政府承诺保护其他债权人，即拥有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债券以及短期票据的大额储户和投资者，恐慌就可以平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20亿美元救助贷款就足以结束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危机。

沃尔克并不热衷于为存款保险覆盖不到的债权人提供担保。“这将开一个坏头，”他警告说，“坦白地说，我认为利用你们的资本注入计划和我们的贴现窗口的贷款，我们应该可以使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恢复稳定。”

“你说起来容易，”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人回应道，“你的所有贷款都是有抵押的。”他指出，美联储的紧急贷款是由美国国债或其他资产提供担保的。如果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倒闭，美联储将接管其所有的抵押品。然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风险性更高。“如果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破产，我们也会由于20亿美元的救助而深陷其中，”他继续说道，“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好了，我得动身去接受那该死的荣誉学位，否则人们会开始认为我们真的出了问题，”沃尔克喘了口气说道，“措辞尽量模糊就好。”

第二天，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联手开始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银行救助计划，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果然提供了20亿美元的贷款，并强迫各银行高管们不得不对其进行部分承保。JP摩根财团提供的私人信贷额度扩大到了53亿美元，美联储承诺在危机期间开放贴现窗口，并随时提供贴现。不过，这场灾难最持久的影响正是沃尔克曾经警告的，即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项声明，无论规模大小，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债权人都不会受到损失。

早在1970年，亚瑟·伯恩斯曾拒绝了尼克松救助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的初步计划，然而，随后他却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举动。现在，即使是被称为具有丘吉尔作风的沃尔克也重蹈了伯恩斯的覆辙。在墨西哥危机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中，他把大量公共资金投向了违约人，使得个人债权人全身而退。至此，大而不倒的原则已经确立。

格林斯潘本人也促成了这次救助。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获得援助后的那个月，他在自己全心投入的两档固定电视栏目中评论道，“预防潜在的扩散性风险”，美联储的所作所为“是有必要的”。不过，他仍然聚焦于可能出现的问题上。大银行的债权人现在知道自己将得到帮助，而小银行很可能明白自己得不到帮助。得到美国政府暗示的担保承诺后，大银行会凭借这一优势使自身的规模发展得更大，并且毫无顾虑。过去，未投保的大债权人不愿承担过多风险，这会约束银行的经理；如果债权人观察到贷款机制中存在特别多的谬误，他们会迅速抽离自己的资金。不过，现在大债权人得到了明确的保证，银行风险管理的这种约束机制就不存在了。风险将变得更大，更多的大银行将会在未来倒闭。政府将不得不进行永无休止的救助，从而导致“纳税人的钱也变成了美联储印钞机的一大部分”，格林斯潘不安地预言道。

如果对于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援救既是必要的又是危险的，那么解决方案应该是什么呢？1984年8月，在《纽约时报》召集的一次讨论中，格林斯潘坚持主张，为保护纳税人和银行自身，银行应该维持更高的资本水平以用于缓冲。这听起来好像是格林斯潘在要求对监管行为进行调整。在过去几年中，美联储一直对银行自有资本的标准敷衍了事，一直未对放款巨头们是否执行该标准给予重视。然而，当一项这样的政策被提出时，格林斯潘迅速就将它否决了。

“格林斯潘先生，您心中是否已经有一个适用于当今银行的资本与资产比率的数字？”一位记者问道。

“是的，我有。不过，那就有点跑题了，因为那只取决于各家银行的特征，”格林斯潘回应道，“这取决于银行负债的类型。”例如，只拥有超过10年期限存款的银行，与做隔夜拆借业务的银行相比，可以保留较少的自有资本。

格林斯潘的逻辑是正确的：如果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只握有10年期限以上的存款，那么由于不参与隔夜拆借业务，所以它完全可以不理会那些关于其是否运营良好的传闻。事实上，格林斯潘的逻辑也可以扩展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一家贷款给前途未卜的初创企业的银行，比一家贷款给美国政府的银行，显然需要更多的缓冲资本。正如格林斯潘所表明的，各家银行需要的缓冲资本的数量是不同的。然而，如果不能通过一条规则来确定格林斯潘所主张的合适的资本与资产比率，那么就如合适的货币政策以及给拉美地区的合适贷款量都不能由一条规则来描述一样，他就是在提倡一项令人绝望的建议。他坚持认为银行应该保留更多的自有资本；同时他还主张监管部门不能强迫银行这样做，因为监管部门没有办法决定各银行需要保留多少自有资本。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点破了这一点，迫使格林斯潘不得不直面自己的想法的实际含义。银行是有风险的，但是格林斯潘还没有提出如何监管它们的意见。银行系统是否应该“被安排得像非竞争性的公用事业企业一样呢”？

“我认为我们已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格林斯潘回应道，“你看，我们现有的银行模式对于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换句话说，在关注问题的同时，请不要忘记，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是我们获得现在这样卓越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格林斯潘承认，银行是有风险的，并且没有任何一条关于自己资本的规则可以降低其风险。不过，因此而通过减少银行数量的方式来使其处于受控状态，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繁荣靠的是复杂的金融体系。这些决定了金钱在经济中如何流动的专家，在这方面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服务。即使他们犯过错误，也不可能放弃他们。

格林斯潘的底线标志着其个人观点的转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认为，应该相信银行家能很好地管理银行事务。与把金融机构转变为一种“非竞争性的公用事业企业”相去甚远，他一直主张放松金融管制。不过，他的这一部分想法是建立在某种假设下的，即金融家将会为他们的错误买单。他们应该自由地管理自己的风险，但他们必须被激励去管理风险。正是因为坚持认为金融家应该承担自身错误的成本，所以格林斯潘才谴责了“最后贷款人”美联储的出现。他认为，美联储的成立是美国历史性灾害之一。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格林斯潘一贯不同意进行金融救援，并反对向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洛克希德公司和纽约市提供救助。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这两个部分的逻辑被混淆了。格林斯潘继续看好金融自由化，然而，在政府安全网的保证下，金融家们不用再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了。美国政府是不愿意让自己的金融家们破产的，而格林斯潘无论如何都将继续支持金融自由化。

格林斯潘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是存在冲突的。例如，存款保险的逐步扩大已经减弱了银行家对于持有额外资本的激励，而他认为持有更多资本是必要的。在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19世纪，银行需要通过充足的自有资本来吸收存款。然而，在家长式管制的20世纪后期，由于储户们知道银行有政府信用的支撑，所以自有资本的标准就过时了。不过，即使市场规则逐渐失效了，格林斯潘对金融家们仍比对根本没有接触过市场规则的监管者们更有信心。银行对于自有资本数量的判断可能被政府的保护网扭曲了，但监管者的判断会比银行在扭曲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断更差。在一些基础的事情上（例如银行的贷款期限和贷款的风险程度）的评估错误，均会导致其失败。格林斯潘明白，无论银行还是市场都不是完全有效的。银行如此，监管层更如此。

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格林斯潘更愿意作出对银行家们有利的判决，这一点的根本原因还是源于他的兰德主义背景。从1961年“反—反垄断”的文章起，他就低估了公司内部扭曲的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破坏力。格林斯潘在JP摩根董事会的经历可能影响了他的观点。在他对于理想银行的概念上，JP摩根比华尔街其他主要机构对他的影响更大。JP摩根在财务上的自给自足、决策上的独立、文化上的传承都保持着19世纪的风气。不过，无论格林斯潘对银行家的尊重源自何处，这都将对金融行业的演进产生巨大的后果。格林斯潘经历了墨西哥危机和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他见识到了金融家们是如何犯错误的，不过，他仍然认为银行家比其他人更能胜任分配信用的工作。尽管这一定意味着金融风暴，但没有更好的对策。

“生活是充满风险的。”1984年夏天，格林斯潘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总结道。尽管许多金融灾难因此产生，但这种消极的底线在他看来仍然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