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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黑色的星期一
LIGHT BLACK MONDAY

在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几周之后，格林斯潘给白宫时任副幕僚长肯·杜伯斯坦（Ken Duberstein）打了电话。杜伯斯坦是一位聪明的顾问，随后也得以荣升为正幕僚长。他同样是格林斯潘的朋友，而格林斯潘正需要他的帮助。

“我需要帮助！”格林斯潘在电话开头就说道。里根总统夫妇邀请他到白宫参加国宴。然而，里根夫人不喜欢来宾在正式场合携带非婚伴侣。因此，安德烈娅并没有得到邀请。

“你是否介意向里根夫人说说情，问问她，是否可以让我带着安德烈娅？”格林斯潘恳求道。他说这个至关重要。这将是他第一次带着安德烈娅去参加大型的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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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伯斯坦对安德烈娅也比较熟悉，因为她主要负责与白宫的对接工作。然而，他不认为，第一夫人在礼数上的规矩对格林斯潘来说是一个问题。“艾伦，你是个大男孩，你直接问她就可以了。”杜伯斯坦反驳道。

“不可能。”格林斯潘抗议道。他听起来一点不像一个大男孩，他尽力表现得像一个小男孩，既十分害羞又略显笨拙。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我是不会给里根夫人打电话说这件事情的。求你了，帮我这一次吧。”

“艾伦，你是一个大男孩。”杜伯斯坦坚持道。格林斯潘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他当然可以给里根夫人打电话。

格林斯潘又以更多的理由反驳了他，最终杜伯斯坦同意考虑一下。

放下电话不久，杜伯斯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它来自安德烈娅。

“求你了，”她恳求道，“帮帮我这一次。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很重要。你可以给里根夫人打一个电话吗？”

“艾伦自己可以打的。”杜伯斯坦拒绝了她。

“求你了，肯，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过了不久，杜伯斯坦与第一夫人谈起了围绕这件事情的对话。他提到了格林斯潘的请求。

“我应该怎么讲？”南希·里根问他。

“我认为，您应该授权我转告艾伦，如果他亲自给您打电话的话，您就会考虑一下。”

杜伯斯坦通过电话告诉了格林斯潘这件事情的结果。大门已经打开了，而格林斯潘仍然不得不去担起自己应该负责的那部分任务，还是需要他来完成最后一击。

“哦，天呐，我不想给南希打电话，”格林斯潘反抗道，“你打！我不想打！”

最终，格林斯潘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1987年10月14日，他陪同安德烈娅参加了后者的第一场白宫国宴。安德烈娅曾以记者的身份多次报道过这种场合，这一次她终于能置身其中了，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她尽全力使自己符合这次国宴的标准。她穿了一件奥斯卡·德拉伦塔设计的礼服，后来她对这件礼服的描述是“几乎让她破产”。有多位内阁部长、名人和运动明星出席了这次宴会。整场宴会中到处都是戴着耀眼珠宝的女士和发型考究的男士。晚宴后，爵士电颤琴演奏家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为大家演奏了一曲。当得知来宾中有尊贵的萨尔瓦多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Jose Napoleon Duarte）时，爵士音乐家还专门为台下这位“萨尔瓦多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献奏了一曲。

这场国宴后的第二天，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约格林斯潘在白宫共进早餐，并随后在白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第一夫人耀眼的派对仿佛重现了“镀金时代”的迷人魅力，然而，金融市场的威胁扰乱了庆祝的心情。格林斯潘在布林克利的早间节目的露面对此肯定没有什么帮助：他的言论已经被视为美联储试图提高利率的信号，这使得股市和债券市场都出现了大幅下挫。其他国家提高利率的措施同样加剧了投资者抛售手中美元的动机。贝克希望通过新闻发布会来缓解华尔街紧张不安的情绪。为了缓解资金外流，他在演讲中谴责了德国央行提高利率的措施。

“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看着存在贸易盈余的国家提高利率，挤压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并期盼美国也会莫名其妙地跟着提高利率。”贝克说道，显然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美联储的独立性。

格林斯潘对于贝克的声明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他继续东奔西走，完成自己的日常事务：3点，参加一家新闻杂志关于经济环境的访谈；4点，与美国国会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有一场会议；6点，与美联储委员维尼·安杰尔有一场网球赛。在白宫的发布会后，他还与安德烈娅相约一起吃晚饭。然而，在华尔街的投资者对贝克的声明进行了仔细剖析之后，他们不但没有安心，反而意识到潜在的货币战争的警钟正在敲响。第二天，即10月16日，周五，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了差不多5%，从而使该周成了1940年以来美国股市表现最差的一周。一个交易员抱怨：“这简直是世界末日！”

贝克意识到，他的言论正在产生反作用。于是，周五下午，他早早就回到了白宫，并与里根总统、格林斯潘、斯普林克尔会面。斯普林克尔当时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曾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美联储主席。

没人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斯普林克尔担心最坏的事情还在后面。德国将迫使格林斯潘提高利率以保卫美元，而高利率将对股市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里根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吐露道，他同意斯普林克尔的看法，即美联储收得太紧，可能会影响股市的健康发展。不过，他也指出，格林斯潘对此有不同看法。这位美联储主席认为，股市下跌是“一次迟到的修正”。

将格林斯潘的观点解释明白将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几周，他曾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E. Gerald Corrigan）进行过深入的谈话，科里根和格林斯潘都抱怨了金融不稳定的危险。动作迟缓、烟不离手、才华横溢，正是这样的科里根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负责处理从墨西哥到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各种危机，他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平静。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并不需要做太多说服工作。在加入美联储的5年之前或更早一些时间，他就已经不断指出，过度举债使经济变得越来越脆弱。美国家庭当时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是20世纪50年代的3倍多。20世纪50年代中叶，非金融公司用于支付利息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10%左右，如今这个比例已经飙升至接近60%。美国的杠杆化将经济抬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促进了投资和消费的爆发。然而，它同样创造了一个“陷阱”。因为美国家庭和公司都陷入还债的怪圈，并且它们始终处于破产的风险中。

等到格林斯潘刚搬到华盛顿的新办公室时，他已经完全明白了科里根关心的核心问题。金融脆弱性将成为他任期中最核心的挑战，或许可以和通货膨胀相提并论。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挑战也许是互相矛盾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格林斯潘在评论挣扎中的储贷业时就指出，沃尔克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会动摇放贷者的根基：大部分金融部门依赖于短期融资，而利率的快速升高将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从而使其生存能力受到威胁。美联储有时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提高利率以保证价格稳定还是降低利率以保证金融稳定。考虑到在杠杆化水平极高的经济体中，金融崩溃的代价极高，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将金融稳定放在首要地位。这让格林斯潘深深地感到不安。尽管沃尔克已经建立起了美联储在抗击通货膨胀方面的公信力，而杠杆化水平极高的金融市场可能会迫使他的继任者放弃这项已经取得的成就。

到华盛顿后不久，格林斯潘要求见一下美联储负责跟踪股市的经济学家。很快，几个博士就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了。

“我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格林斯潘用有些腼腆和害羞的语气说道。他将不得不习惯于一个事实，即当他要见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的领导以及领导的领导，或许都想一起来见他。不过，他也没有拒绝的意思。有如此强大的智囊团作为后盾且能随时听命，他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孩子进了玩具店。

格林斯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他认为股市有些过热，但他希望股市可以温和地下调而不是崩盘。20世纪20年代的先例一直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脑海中，他曾痛斥当时的美联储在面对股市泡沫时太被动了。望着面前的这群专家，格林斯潘问道，他该如何才能提高自己想要的结果的概率，即股市温和地下调。

智囊团提供了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他可以提高利率，借此压缩企业利润并提高杠杆收购的成本，从而抑制股市上扬的空间。第二种做法是，他可以试着发表一次讲话。显然，如果美联储主席声明股市过热，那么投资者也许会注意到这一点。然而问题在于，这两种做法都不一定能确保成功，它们也许对于股价没有任何影响，又或者影响过大，从而引致格林斯潘所担心的崩溃。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对于抑制股市泡沫而言，一种流行的措施是提高“保证金要求”，这种措施意在限制向想买股票的投资者发放贷款。不过，智囊团以前就研究过这一做法，并摒弃了它。那些股票投资者如果想借钱，他们总能想到办法拿到钱。

由于没有确定性的办法可以化解泡沫，于是格林斯潘要求同时准备一些应急计划。如果市场确实崩盘了，美联储将会如何处理呢？智囊团着手制作了一本粉皮手册，上面列明了针对从美元崩溃到股市危机等各种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然而，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依据智囊团的粉皮手册，美联储通过购买股票来支撑崩溃的市场是不合法的，因此它将不得不通过间接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美联储可以通过威胁证券公司，从而使后者代其购买股票，但这就意味着对企业自由的侵犯。它也可以关闭股票交易所，不过这种延缓投资者抛售的办法只会加剧市场的恐慌。它还可以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用新创造的货币买入短期政府债券，并以此希望新增的购买力可以流入股市。这也许是最好的主意了，但只是一种令人烦恼的、迂回的补救措施。

简而言之，股市已经形成了一个严重问题。然而，据格林斯潘一直以来的观察，金融体系的严重问题通常都没有“特效药”。因此，他在1987年10月16日的那个周五与里根、斯普林克尔和贝克会面时，还是表现得十分乐观。他对于股市保持着充满希望的态度，因为希望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如果当天市场急跌5%是更坏结果的前兆，那么金融的监管者们也很难有更好的应对办法。

1987年10月19日，在暴跌5%后接下来的那个交易日，股市继续暴跌，历史上称之为“黑色星期一”。先是东京和伦敦股市双双出现了暴跌的情况，当纽约和芝加哥开始交易时，暴跌继续上演。到上午10点左右，格林斯潘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市场在头一个半小时就已经跌去了10%，其糟糕的程度是周五的两倍。

格林斯潘本应在午饭后飞去达拉斯，参加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一场会议。美联储副主席约翰逊在电话会议中劝告格林斯潘不要去达拉斯了，因为如果股市继续这样肆意跌下去，关于银行监管方面的演讲会使人们联络不上格林斯潘。然而，格林斯潘仍然认为最好的政策就是保持平静和自信。80年前，也就是1907年，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弗吉尼亚参加会议时，知道了华尔街的危机；他拒绝了马上冲回纽约，原因就是草率地赶回会给公众传达出恐慌的情绪。作为JP摩根的前董事，格林斯潘对其创始人镇定自若的故事充满着敬佩之情，并沉浸其中。他决定坚持自己的行程，直接飞去达拉斯。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电话会议结束了。约翰逊那天要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年会，并发表一个演讲。与往常的安排一样，约翰逊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大道的五月花酒店（Mayf l ower Hotel）。

当踏进酒店会议室的那一刻，他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座城市里的每一名财经记者都来到这里，捕捉着采访的机会。所有可能的被采访者似乎都在通电话。

约翰逊找到了其中一位主办者，询问发生了什么。他马上了解到，前一个发言者是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时任主席戴维·鲁德（David Ruder）。鲁德很明显已经告诉了记者们，如果股票的抛售仍然持续，他们可能会考虑暂时关闭交易所。正如美联储的“粉红手册”所预测的，鲁德的建议已经引发了混乱。如果市场有关闭的风险，那就意味着无法卖出股票。因此，投资者现在就想马上卖掉股票。

约翰逊站起来，临时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声明美联储正在监测着目前的情形。然后他马上就撤了。他知道，自己应该没有传达出恐慌情绪，然而市场已被恐慌情绪占领了。

当回到美联储后，他发现格林斯潘已经前往达拉斯了。他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召集起来，并在自己办公室对面镶嵌红木的“专门图书馆”（Special Library）建立了危机中心。在这个小房间中，用皮革装订的美联储历史卷宗整齐地按时间顺序摆放在了一起。他们围坐在小圆桌旁，开始研究各种观点，将“粉红手册”中提到的意外事件都标注出来。一个计划很快浮现了出来。美联储的职责不是去阻止市场下跌，市场势必将自己去发现自己的价格水平。相反，美联储的职责是控制崩盘可能带来的附加灾难。如果一家大银行发生挤兑，美联储的任务是防止这种挤兑蔓延到其他银行。

很难说清楚这种蔓延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当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因挤兑受到冲击时，其他可能受影响的银行曾与该银行的经理们进行过谈话。然而，一场股市危机就完全不同了。成千上万的经纪人和投资者持有各式各样的股票投资组合。在某些地方，这其中的一些人将遇到大麻烦。当他们持有的资产价格下降时，对于银行而言，他们的信用值就降低了。如果失去了借贷的渠道，他们将不得不匆忙抛售股票，这将使市场进一步下跌。虽然约翰逊和他的同僚几乎可以确定金融系统正在破裂，但还是难以预见将会在哪一处将最先出现裂纹。

面对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约翰逊的临时危机小组需要一些新鲜的策略。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危机中，美联储直接向有困难的银行提供贷款。这一次，根据“粉红手册”中罗列的对付最坏情况的办法，美联储决定将资金注入短期借贷市场。充足的流动性将帮助投资者和经纪人得到贷款，这将有希望减缓他们所受股市的影响。

2 000多公里以外，格林斯潘的飞机降落在达拉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代表去机场欢迎了他。

“股市最后走向如何？”格林斯潘马上问道。

“下跌了508点。”那个人说道。

“很好，这是一次很好的修复。”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指数只下跌了5.08点，那就说明他坚持自己的行程是正确的。

来自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人看起来很痛苦，格林斯潘这才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了508点，而不是基点，这几乎是其总市值的1/4。这也是历史上单日最大跌幅。

格林斯潘到达达拉斯的阿道弗斯酒店（Adolphus Hotel）后，就以最快速度办理了入住手续。刚进入房间，他就联系了约翰逊，此时约翰逊正在美联储总部为危机应对小组配备人手。当时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点左右，一些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已经就一些麻烦向约翰逊发出了警报。果然，裂缝还是出现了。在纽约，市场的下跌吞没了证券交易所那些针对某些股票随时准备买卖的“做市商”。当市场如石头跌落般下滑时，做市商们开始拒绝买入股票。对其他人来说，股票不可能出手了。股票无法变现，这使得华尔街的所有人突然视现金为唯一选择。贷款人开始降低信用额度。那些手里握有现金的人开始惜贷。

约翰逊让美联储的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布拉菲尔德（Michael Braf i eld）准备了一则公开声明。他将向投资者保证，美联储会向市场注入足够的资金。布拉菲尔德希望对于美联储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他和约翰逊仔细准备了很多可能要用到的措辞。现在，又可以联系上格林斯潘了，总部的危机应对小组召集了一系列人员参加了电话会议，其中包括一些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和白宫财政部的人士。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科里根对布拉菲尔德的声明并没什么兴趣。大多时候他对于律师都缺乏耐心，并且认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并不适宜纠结于什么法律细节。科里根后来回忆说：“对《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X部分B章节的A小部分，当时的讨论既冗长又太技术化了，我说等一下，这是目前我们最不需要讨论的事情。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则只有10个单词的声明。”美联储只需要声明，它将要在系统内注入资金。其他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观点。“也许我们反应过度了，”一个人谨慎地说道，“为什么不等几天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需要等着看会发生什么，”格林斯潘打断了他，“我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对于美联储将要发表什么声明，格林斯潘事先并没有在其中起引导作用，他总是更关注既定计划的弊端。然而，现在需要的不是诊断而是药方，他绝对清楚这一点。市场下跌在账面上洗掉的财富已相当于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说是加利福尼亚州加上佛罗里达州的国民生产总值。任何一个金融系统在经历如此的打击后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你知道人们对于中弹怎么说的吗？”格林斯潘还记得他在电话会议中告诉其他人的话，“你似乎感觉自己被击中了，但是那个创伤并不会立即让你感受到疼痛。在接下来的24小时或48小时里，我们将感受到更多的痛苦。”

就在当天吃早饭时，格林斯潘还曾经怀疑，美联储并没有处理崩盘的工具。然而，当一次历史性的下跌已经到来时，美联储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即使需要临时准备应对工具，也只能如此。

当中央银行家们在讨论他们的观点时，另一个危机正在酝酿中。身材瘦长、脾气暴躁的波兰移民利奥·梅拉梅德（Leo Melamed）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管理者，当天他在西尔斯大厦用完晚餐后，就从66层回到地面。这是令人眩晕的一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股票期货合约成了纽约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在股市下行的几个月前，焦虑的投资者就已经购买了一种新流行的产品，即“组合保险”。他们的经纪人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设置好有条件的卖出股指期货的指令，当纽约股市下跌时，这一指令就会被触发，从而自动执行。然而，这种保险策略加速了“黑色星期一”的崩盘。芝加哥的自动沽盘指令使得股指期货进一步暴跌，进而拉低了纽约股市标的股票的价格，这又反过来引致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中更多的沽盘。

梅拉梅德还不知道他的交易所在这次灾难中是否能幸存。在一个正常的期货交易日之后，所有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赔钱的会员需要先与为交易所服务的清算所进行结算，随后再由清算所将收益分配给该交易日赚钱的会员。然而，当日的清算规模却与以往很不一样。亏损的投资者需要转给清算所的金额竟达25亿美元，这是平时交付金额的20多倍。

当梅拉梅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秘书给了他一系列未接电话的名单：格林斯潘、斯普林克尔、参议员唐·瑞格尔（Don Riegle）等。梅拉梅德并不太在乎参议院。有一次，曾当过宇航员的参议员约翰·格伦（John Glnn）来拜访他，他对秘书放这个人进来进行了大声斥责，结果格伦在无意中听到了他的叫喊。然而，梅拉梅德对于格林斯潘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曾试图聘用格林斯潘担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董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生死未卜，梅拉梅德很高兴，格林斯潘此时正担任美联储主席。有一位曾经做过期货交易员的中央银行家，这绝对是好事。

梅拉梅德回复了格林斯潘的电话。格林斯潘在阿道弗斯酒店的房间里用座机接了电话。

“明天交易所会开市吗？”格林斯潘问道。他需要知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支付体系是否还在运行。如果亏钱的投资者违约了，赚钱的投资者就会拿不到他们应得的收益。一旦他们对市场失去信心，也许以后就不会再交易了。

“尊敬的主席，”梅拉梅德勇敢地答复道，“我不认为我们有任何问题，但是和您说一句实话，也许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格林斯潘向梅拉梅德保证美联储将会帮忙。美联储用于将资金从一家本土银行划拨到另一家本土银行的联储电信系统将整夜保持工作。如果芝加哥的期货交易者需要用现金来支付交易债务，他们可以有一整夜的时间从其他城市把资金调过来。

在电话放下前，格林斯潘告诉梅拉梅德，如果梅拉梅德有需要可以在任意时间打电话给他。严格地说，梅拉梅德的交易所和由其经纪商构成的会员其实并不在美联储的安全网内。不过，清算所一旦失败，将使整个体系受到惊吓。因此，如果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遇到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希望可以尽早知悉。

格林斯潘直到半夜还没有睡。他从来没亲自处于这种风暴的“眼”中。虽然他的思路仍十分清晰，但在其同僚看来，很多时候他更像一个着迷的旁观者，平静得几乎到了超脱的境界。无论约翰逊和科里根如何奉劝他取消演讲，他仍然决定按原计划在第二天前往达拉斯。

就在那晚格林斯潘入睡前，科里根提醒格林斯潘，他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还是金融体系的领导者。“艾伦，你可是世界金融的领导者，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可全都靠你了啊，”科里根劝说道，“你身负重任。”

别理乔治·威尔的话，格林斯潘才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

格林斯潘转到了午夜模式。尽管科里根对他再三警告，他仍然睡得很平稳。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北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正在为存活而战斗。

正如梅拉梅德所担心的，在一夜之间收齐25亿美元确实很难。在芝加哥一个平凡的夜晚，所有亏损的交易者正利用他们在这座城市各大银行的信用额度将现金划拨到交易所的清算所。然而，当日的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信用额度的规模，仅仅摩根士丹利就亏了10亿美元。此外，各家银行已不愿贷出信用额度之外的资金了。因为它们知道，摩根士丹利可能在一周内就要破产了。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哪家银行愿意借钱给它呢？

凌晨3点左右，梅拉梅德发现自己遇到麻烦了。他想起之前格林斯潘说的话，如果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遇到问题，后者希望第一时间知悉。有那么一瞬间，梅拉梅德的内心中升起了一个念头，叫醒格林斯潘并告知所发生的事情。格林斯潘又能做什么呢？梅拉梅德最终决定不找他，而是让一位同事去联系摩根士丹利的高管，求他把钱还上。他提醒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坏的情况是，也许直到明早开市前，都不能清算完当日所有的交易。

就在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大约还有半个小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就到了日常的开盘时间了，梅拉梅德联系了伊利诺伊大陆银行。1984年，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曾从危机中被拯救了回来，它后来成了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会员服务的四家芝加哥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就是它的客户。

威尔玛·施梅尔策（Wilma Smelcer）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清算账户。他告诉梅拉梅德，大部分的资金已经到位。不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仍然短缺4亿美元。

“你的意思是25亿美元的清算数额中，我们目前只差4亿美元了吗？那还是不错的。”

“是的，不过，仍不够理想。”施梅尔策告诉他。如果交易所没办法收集到资金来清算所有的交易，就会对昨天赚钱的交易者构成违约。为了防止未偿付的债务进一步累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将不得不关闭。

梅拉梅德决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几年前，他曾身患胆囊炎，但是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时间结束之前，他一直拒绝从医院的床上被抬去拍X光。当时，他的秘书被叫到病床边，而秘书发现他的胳膊、鼻子分别插着管子，嘴上叼着香烟，耳朵上还听着电话。他不会允许由一个银行中层管理人员来裁决自己的交易所的命运。

“我相信你的客户的资质都是很不错的。”梅拉梅德让施梅尔策放心。大陆银行应该为摩根士丹利提供足够的信贷额度，以便付清欠款，之后再收回资金。“你应该不会让这可恶的区区几亿美元资金导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完蛋吧，是不是？”

“利奥，我无能为力了。”施梅尔策恳求道。

于是，梅拉梅德搬出了大人物。“那你听好，威尔玛，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来保证清算能够完成，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将给格林斯潘打电话，我们将引起下一次大萧条。”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接着，电话中又传来了施梅尔策的声音：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行长刚刚走进了她的办公室。随后便是更久的沉默。

梅拉梅德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几分钟以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就要开市了。

最终施梅尔策给出了她的答复。“利奥，我们这边没问题，”她说，“你可以拿到你要的钱。”

那个周二格林斯潘起来得很早，他需要在市场开盘前浏览一下美联储打算发布的公开声明。酒店工作人员打断了他，白宫幕僚长霍华德·贝克打电话找他。

“早上好，”格林斯潘用玩笑般漠不关心的语气说道，“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需要帮助！”霍华德答道。格林斯潘在危机面前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平静，然而有时还会让人感觉他平静得有些过了。“你在哪里？”

“在达拉斯，”格林斯潘回答，“有什么事情困扰你吗？”

确实有。由于在周一市场崩溃时，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正应邀前往瑞典，去与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King Carl Gustaf）围猎麋鹿。他当时已经到了瑞典，并在机场看到了新闻，于是又重新返回了飞机，没有去见国王或者什么麋鹿。不过，他仍在返回美国的途中。在里根政府两位高级经济官员都外出的情况下，霍华德和白宫显然难以应付里根任内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你必须回到这里来，”霍华德告诉格林斯潘，“我环顾四周，除了自己之外，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格林斯潘说，直到他在完成演讲之前，没有飞华盛顿的航班。

“艾伦，”霍华德答复道，“我们有飞机，现在我就要把你接回来。”

格林斯潘发现，现在已经不适合像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那般淡定了。自有族长以来，世界一直在发展，当市场崩溃时，不应该再像过去一样处理各种事宜了。另外，格林斯潘试图将他在达拉斯的演讲内容进行修改，尽量做到与市场相关。然而，最终他感觉自己像是在把国会议事录改写成悬疑小说。他现在的最佳选择就是忘掉达拉斯。如果他回到自己的“战地指挥所”，他就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市场疑虑。

在格林斯潘登机前，他需要批复美联储的公开声明。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约翰逊召集了另一场电话会议。法律总顾问布拉菲尔德仍在修改内容已达三段多的草稿。

格林斯潘表示，他对于布拉菲尔德的版本比较满意。按他的思路，他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让市场相信美联储将创造流动性的强力承诺，又要避免过多的行动煽动起通货膨胀恐慌以及打击投资者信心，从而产生反作用。正如此刻一样，美联储相互冲突的目标有时会被吸引到相反的方向：金融稳定性被认为更重要，而价格稳定性则次之。没有什么确定性办法可以判断这种平衡，但布拉菲尔德的提议貌似是一种好办法。

科里根的想法有些不同，在权衡之后，他认为声明应该不要被条文所束缚。美联储只需要清楚地表明，它将通过任何自认为合适的渠道自由地出借资金。这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承诺，即“不惜任何代价”的宣言，该宣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了中央银行家们的口头禅。

最终，简洁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该声明写道：“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它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明确地宣告，它已做好向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准备。”格林斯潘后来认为，该声明的表达完美精确，正如葛底斯堡演说一样。

科里根在赢得了“声明”战役的胜利后，开始准备下达下一条指令。他是一个对人生很有规划的人：虽然只有46岁，但是他比美联储其余领导人有着更多的处理危机的经验。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电话会议一结束，他便开始独自与格林斯潘通话。

“艾伦，我们需要对这个办法予以支持。”科里根低声坚持着他的观点。尽管向市场中注入资金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自从该方法出现在“粉红手册”上，它便被视为一种间接的解决方法。只有银行充分配合，这些资金才能注入那些有问题的机构。作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科里根声称他将给纽约主要的银行打电话，并告诉它们务必继续出借资金。无论是像摩根士丹利那样在芝加哥亏损严重的公司，还是缺少资金去买卖股票的做市商，银行都应该给它们放贷。“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要开始打电话了。”科里根告诉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吃了一惊。在其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中，他都坚持认为，政府不应该告诉银行应借钱给谁。他问科里根打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

科里根告诉格林斯潘，他将会找到平衡。没有任何央行指导手册告诉各位领导人应如何打这样的电话，但科里根曾经经历过，他知道如何打这种电话。他将会给银行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并保证所有的商业和信用决定都是由银行自己作出的；美联储不会做事后批评。不过，随后他将传达自己的双关语：“未来金融界的发展是有宏观规划的。你需要对所有有利于整个金融体系的事情保持敏感度。如果这个体系崩溃了，你也不会安然无恙。”科里根会把这个掺杂着权威和威胁的观点灌输给他们，而那些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就会明白他的意思。

格林斯潘表示了赞同。他没有太多选择：美联储需要带领美国渡过这次危机。随后，他登上了一架军用飞机，飞回了华盛顿。

在那个周二的头一个小时，股市收复了周一损失的2/5。美联储的声明看起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而科里根仍然在通过电话督促银行继续放贷。差不多在那天上午的10点半左右，股市的上涨势头开始放缓。面对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市场，纽约的做市商仍然对前一天的损失心有余悸，于是停止了购买股票，市场开始了断崖式下跌。许多年后，评论者指责计算机化的“高频交易”造成了市场波动。然而，1987年的经历已经证明，人类自己才是导致危机恶化的根源。

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的情绪中。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暂停了股指期货的交易，期权交易所也暂停了股票期权的交易。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约翰·费伦（John Phelan）打电话给白宫的霍华德，声明自己打算暂时中止交易。当天临近中午的时候，市场早些时候的涨幅已经化为乌有，下跌的势头犹如自由落体。整个体系明显在瓦解。

由于仍然联系不上格林斯潘，霍华德给科里根打电话，询问自己应该如何回复费伦。

科里根断言，关闭交易所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错误。

霍华德问他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因为如果关了那该死的交易所，你就需要费好大劲来研究如何再开业。”

对话沉默了一阵。霍华德说：“我一直认为我们需要相信在一线工作的人。”霍华德将采纳科里根的建议。然而，如果这个建议被证明是错误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可能就要下台了。

科里根对自己传达出的信息很有把握。他同样有把握的是，如果银行不继续贷出资金，整个体系将冻结。对于芝加哥清算所的正常运行而言，银行信用至关重要；对于作为清算所会员的证券公司来说，银行信用也十分必要；对于作为证券公司客户的投资者来说，银行信用同样十分必要。如果这个链条中的任一环节由于缺少现金而断裂，链条其余部分将同样难以幸免。周一亏损的投资者拖欠高盛、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等公司的金额在不断扩大。如果银行撤回信用贷款，这些客户就必须偿还给他们欠经纪商的钱：在周二中午时，投资者一共欠高盛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15亿美元。为了渡过这场现金危机，经纪商转而向他们的银行求救。如果银行拒绝帮助，经纪商将陷于困境中。

科里根不确定银行面对这些负面信号将作出何种反应。他已经尽力去恫吓它们了。美联储也向货币市场注入了流动性，通过买入短期国债释放了大量现金。然而，拿到现金的银行似乎都在求稳，它们争先恐后地用现金回购国债而不是借给其他银行或经纪商。结果，短期国债利率远远低于个人借款利率。用来测试市场恐慌情绪的通用指标泰德价差（TED spread）创下了新纪录。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该纪录才被打破。国债利率保持在低位是件好事，不过，对于那些渴望流动性的经纪商和交易者来说，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帮助。

格林斯潘还在飞机上，科里根越来越绝望。如果昨天的下跌已经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陷入困境，那么再发生一次暴跌，整个金融体系就将掉入万丈深渊。万般无奈之下，科里根准备孤注一掷。如果银行拒绝维持市场的流动性，那么美联储就不得不自己承担起风险。美联储也许应该找到一种方法以便通过自己的贴现窗口直接借钱给经纪商。原本为商业银行设计的中央银行安全网，其范围因此将会被扩大。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联储将扛起所有的事情。

飞机在华盛顿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着陆后，格林斯潘登上了一辆公务车，并打通了约翰逊的电话。情况异常严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触发了熔断机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做市商都停止了交易；沽盘指令已经淹没了交易所，超出它们的处理能力。纸质单据堆积成山；处理交易指令的机器已经崩溃；那些依靠机器的人也接近崩溃。一位做市商回忆说，在那次大混乱中，4位股票做市商正要维持一只蓝筹股的交易，结果他们发现自己立刻被疯狂的卖方们包围了。“最终我大喊‘闭嘴’，然后把人群当中块头最大的那个人推到了一边。”这位做市商追忆道。费伦方寸大乱，他发现纽约证券交易所需要暂时关闭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了。

与约翰逊通完电话后，格林斯潘又接到了霍华德的电话。这位白宫幕僚长想知道自己该如何回应费伦暂时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计划。格林斯潘坚持交易所必须保持运转。他同意科里根的看法。

然而，白宫没有办法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保持运转，这是问题的关键。法律只赋予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关闭交易所的权力，却没有赋予它强迫交易所保持运转的权力。出于对市场的不信任，美国国会小心翼翼地规定，交易所是可以被关闭的。然而，美国国会不会想到，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对于混乱的交易而言，最好的解药可能是更多的交易。当时显然正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是因为一些做市商罢工，导致了股价超跌，那么最糟糕的选择就是关闭交易所，这将使所有做市商都无法行动。

霍华德问白宫的律师，他要怎么做才能限制费伦的行动。律师建议，可以由里根总统直接向费伦表明，他希望纽约证券交易所保持运转状态。如果费伦不懂法律，他也许会顾及里根总统的意愿而不会贸然行动。律师不确保这个方法会奏效，但是这已经是可以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同美联储一样，美国政府部门负责人也发现自己缺少对抗危机的政策选项。和美联储一样，它现在抛弃了自己的自由市场原则。霍华德和里根的团队开始联系华尔街，想尽办法来说服人们支持这个市场。“现在就开始买入（股票）吧，这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他们恳求道。其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不买入，我们就会记住你；另外一层的潜藏含义是，我们将号召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买入股票，因此，如果在反弹初期买入股票，你将获得丰厚的利润。正如一则报道所写的那样，许多公司选择在这个时刻回购自己的股票，以此应付“华盛顿这种不太绅士的敲打”。不过，市场仍然在下跌。

午后的几分钟，所罗门兄弟公司雪茄不离手的首席交易员斯坦利·索普科恩（Stanley Shopkorn）接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高管迪克·格拉索（Dick Grasso）的电话。尽管索普科恩已经接到了许多美国政府部门的电话，但是来自格拉索的信息更有针对性。格拉索称，股票做市商们已经招架不住了。除非有什么事情马上发生，不然市场上将毫无交易可做。

索普科恩对此作出了回应。他与自己在高盛的交易对手方鲍勃·姆努欣（Bob Mnuchin）商定，两人将联手在市场中大量买入。索普科恩同意买入价值5亿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超过了做市商的吸纳能力。姆努欣也将采取与索普科恩相同的举措，这两位在华尔街大名鼎鼎的交易员所展示出来的信心足以扭转市场。从当日中午12点半开始，股价开始回升。里根的团队深吸一口气，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并没有关闭。

回到华盛顿后，格林斯潘前往美国财政部，与詹姆斯·贝克聊了一个小时，后者也刚刚从夭折的麋鹿狩猎之旅中赶回来。格林斯潘告诉贝克，美联储正向市场注入着流动性。美联储在恐慌时刻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力量，给贝克和美国财政部的团队留下了深刻印象。格林斯潘和贝克共同谋划了另一个可以救活市场的措施。他们将一起前往白宫，将这个办法灌输给里根总统。里根总统应宣布，他愿意与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一起努力削减财政赤字。里根照他们的意见做了。虽然财政政策在未来几周内还将维持现状，但格林斯潘感觉，这一合理的财政政策承诺肯定能提振市场信心。

在那个周二收盘前的最后两个小时，股市收复了失地，并以上涨报收。在那周结束的时候，恐慌也结束了。美国的金融体系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坏的时刻。

格林斯潘在危机中的表现也增强了大家对其领导能力的信心。白宫幕僚长霍华德和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事后都将格林斯潘描述为中流砥柱：在周二的午饭时间他回到华盛顿，而市场正好从那时开始复苏。美联储那天早上发表的简洁声明被称作神来之笔，它比任何国会法案都更加有力。贝克甚至怀疑，如果沃尔克还没离任，他也很难如此果断地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黑色星期一”后的一个月，《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刊登了格林斯潘的照片。其长标题赫然写道：“美联储新任主席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赢得了赞誉。艾伦·格林斯潘预见问题的能力和善于制订计划的能力帮助了他。”

这些赞誉有多少是格林斯潘应得的呢？这就不太好说了。神来之笔的美联储声明并不主要是他的主意；白宫给华尔街打电话也不是他的意思；他还曾试图阻止科里根对银行进行恫吓。通过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人们会发现，科里根给银行主要负责人打的那些电话尤其有效果。这些电话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了科里根当初的设想。在危机发生的这一周里，纽约最大的10家银行向证券公司的贷款量几乎翻倍，这使得经纪商可以满足芝加哥清算所的现金需要，并从抛售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解脱了出来。科里根的电话产生的效果在花旗集团时任董事长约翰·里德（John S. Reed）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仅仅在周二当天，花旗银行向经纪商的贷款量就高达14亿美元，远高于平时每天2亿~4亿美元的水平。科里根一定把里德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

不管是否应得，格林斯潘赢得拯救市场的美誉也并非偶然。他不一定是美联储最好的危机处理者，但他无疑是最好的政治家。他在许多年中花了大量时间培养在白宫、美国财政部和媒体方面的盟友，为此他需要克服与生俱来的内向性格，尽力参加很多社交活动和国宴。现在这笔投资有回报了。格林斯潘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人，如果美联储做对了什么事情，人们总会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其清晰的头脑促成的。毕竟，他是美联储主席。此外，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仅用了很短时间，就将潜在对手拉拢到了自己的一边。维尼·安杰尔是一位尤其反复无常的委员。格林斯潘恭维安杰尔在电视上的表现，并邀请他打网球，以此来讨好他。格林斯潘还邀请其他高级官僚和他们的妻子到安德烈娅家里吃晚餐。在其担任私人顾问时，格林斯潘曾与美联储的法律顾问布拉菲尔德有过冲突。因为对储贷机构的监管意见不合，两人甚至在公共场合激烈对骂。然而，格林斯潘首先放低姿态，他邀请布拉菲尔德及其妻子去肯尼迪中心听音乐会。当《华尔街日报》高明的记者让美联储的高管评价新主席时，这些人除了热情的赞扬外什么都没说。格林斯潘已经做得面面俱到了。

如果说“黑色星期一”让格林斯潘名声大振，那么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对其名望的作用就要逊色多了。关于市场有效性假说，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在金融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而现在则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了。统计学家指出，这种股价暴跌实际出现的次数，比按有效市场公式计算出来的次数，要频繁得多。行为经济学家借助心理学实验证明，投资者的理性存在局限性。格林斯潘从没有买过有效市场假说的账，因此，对他而言，无论怎么对该理论进行修修补补，都不可能扰乱他的固有观点。然而，从这次经济崩溃中得出的一些新教训，却对他的固有想法构成了挑战。“黑色星期一”迫使他丢弃了自己的信念，即中央银行应允许私人金融家破产。这也驱使他重新思考，市场一次严重的下跌可能真会拖累实体经济。这两方面的教训，共同导致格林斯潘的中央银行之路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对这次危机的第一次反思，就让格林斯潘否定了他的兰德主义讲座。在1963年和1964年，他曾将“货币恐慌”视为经济纪律的执法者。然而，到了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实施救助时，格林斯潘的立场开始软化：美国的政治体制还无法承担大型金融体系崩盘造成的后果。因此，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必须要抑制“货币恐慌”。在“黑色星期一”之后，格林斯潘的观念彻底转变了。1988年2月，在普罗克斯迈尔和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委员面前，他证实说，美联储的援救并不只是因为民主党施加了不可避免的压力。这次援救本来就很有必要。

然而，这就像老孔雀耳中的音乐。“非常感谢您，格林斯潘博士。这次的危机您处理得简直太完美了，”普罗克斯迈尔滔滔不绝地说，“这次我们都是受了您的恩惠，您每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感觉您在我们心中愈发高大。”

格林斯潘新思想的关键在于一种区别。这一点在他年轻时的文章中没有出现过，这很令人奇怪。格林斯潘现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包含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投资者和债权人都能意识到真正的风险，这种情况下的市场大幅回调可能是有益的。然而，在危机中，恐慌很可能会自我扩张，所以修正可能就戏剧化地过了头。美联储应对“黑色星期一”的策略是“力图将金融体系中的不理性行为缩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步”。格林斯潘告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他正为以后的反复干预设定明确的规则。此外，随着金融自身的发展，抵抗危机的案例越来越复杂了。1964年，当年轻的格林斯潘思考此前70年的“货币恐慌”时，他构建了一个让金融机构自生自灭的理论。由于那时的金融体系的规模足够小，所以他的想法能够使人信服，尽管很激进。然而，到他就任美联储主席时，金融体系的绝对规模使得蔓延式破产的成本高到不可思议。在这中间的23年里，各部门的债券总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增长5倍多，从7%增长到了37%。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的资产规模也扩展了近百倍，从460亿美元增长到了41 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从66%上升到84%。公司债券未偿还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5%涨到了23%。正如当年夏天格林斯潘和科里根所讨论的那样，与美国的杠杆化进程相生相伴的是出现了一个必须予以支撑的金融体系。该体系不但包括那些“大而不倒”的银行，还包括与银行相连接的公司和清算所。如果说格林斯潘背离了他年轻时的兰德主义原则，那也是因为他的眼界更开阔了。

如果说美联储必须在经济崩盘中对抗市场的不理性情绪，那么除此以外格林斯潘还认识到了美联储在“后危机时期”应发挥的作用。他放弃了自己过去坚持的“无为主义”。他曾在兰德主义讲座中说，激进的货币政策“打开了经济不稳定的潘多拉盒子”。然而，在华尔街跳水后，格林斯潘降低了利率，并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市场的恐慌情绪会拖累经济。其1959年硕士论文的逻辑仍在他的脑海中。在经历了这一系列波动的惊吓后，企业将对它们的股价失去信心。因为它们不确定市场将如何对其资产进行估值，所以它们也不愿意扩大投资。疲软的消费将使资本投资的下降雪上加霜。由于预计“黑色星期一”后经济增长会受到致命拖累，所以在格林斯潘的指导下，联邦基金利率从10月19号前的7.5%左右降到了11月中旬的大约6.7%。

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格林斯潘担心的经济增长放缓已经自愈了。1987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速高达6.8%。在“黑色星期一”后，失业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一些。市场崩溃并没有像格林斯潘所担心的那样可怕，降低利率这种解药也比预想的更有效。在他于1988年2月前往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之前，格林斯潘已经解释了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在美联储诞生之前，股市的恐慌曾拖累了经济，因为恐慌促使利率不断被提高：在1893年和1907年的恐慌中，经纪人被迫忍受高达74%的借款成本。然而，现在美国有一家积极的中央银行，利率直线飙升的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而且积极的美联储还能迅速清理泡沫破裂后留下的残余物。看起来格林斯潘不用再如过去那般过分担心泡沫了，他可以将工作的重心聚焦于更低的通货膨胀率上了。总而言之，1987年的经济崩溃反而使得人们不再那么害怕经济崩溃了。它是一个“浅黑色的星期一”。

在2008年的大崩溃之后，格林斯潘对自己应对1987年危机的措施颇为得意。显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认为。在普林斯顿大学这座安静的象牙塔中，一位留着络腮胡的、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与格林斯潘秉持着类似的逻辑。1990年，他在《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中写道，金融崩溃表明，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还存在明显的弱点。芝加哥清算所就表现得尤其脆弱，并且它们基本没有办法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理论上，在危机中，一家清算所可以通过暂缓向赚钱的交易者支付资金来保护自己，施梅尔策准备向梅拉梅德提供的就是这种选择。然而，在实践中，清算所不支付交易者的盈利将会在其他会员中引发恐慌。这种方法是在以金融系统其他地方的损失来掩盖一家机构的损失。不过，虽然金融体系表现出了惊人的脆弱性，但它却有一个强有力的弥补办法：如果你将一家有活力的中央银行包含在内，清算所的脆弱性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如果金融体系在广义上将政府这个‘最后贷款人’包含在内的话，现有的机构设置看起来就足够强健，能让人放心了。”美联储只要时刻准备着在下一场危机中采取同样的行动就行。

如果该观点出自普林斯顿大学，而美联储主席也秉持这一观点，那么这其实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然而普林斯顿大学的观点之所以被人们记住，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位留着络腮胡的年轻教授正是本·伯南克，他将在格林斯潘之后继任美联储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