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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的美联储主席
THE GUN-SHY CHAIRMAN

从外形上看，沃克之地（Walker's Point）就像夹着大西洋的钳子，这块狭长地带从缅因州的海岸线向南伸至大洋中。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来的寒冷洋流，先流过其石林丛生的东海岸，又流向盛产银花鲈鱼和龙虾的西海岸。只有一条路连接沃克之地和美国内陆，从而使这片土地几乎处于隔离状态，而正是这点吸引了半岛的拥有者伯特·沃克（Bert Walker）。沃克是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银行家，于1902年买下了这片土地。这只比匈牙利小女孩罗斯·戈德史密斯抵达埃利斯岛早了一点点。毫无疑问，如果沃克在得知他的孙子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有一天会在参选美国总统的途中，前往沃克之地寻求慰藉，他一定会备感欣慰。

1988年，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周末，布什开启了前往沃克之地的朝圣之旅，他需要养精蓄锐。他的竞选计划并不需要过多筹备。他非常善于利用从先辈继承来的财产、人脉和礼仪。“他看上去很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创作的人物。”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评价道。作为里根的副总统，布什也享受着该职位为其竞选带来的好处。连续23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以及美国历史上最长时期的和平繁荣，这一成就的荣耀光环自然会映射到布什身上。尽管具有这些优势，在民意测验中，他仍落后于民主党头号候选人、马萨诸塞州时任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两者之间的差距达10个百分点。尤其糟糕的是，长期持续的繁荣似乎正在离他远去。虽然美联储在“黑色星期一”后降低了利率，但现在它的政策已经转向紧缩了。综合地考虑一下自己在11月将面临的处境，布什就可以预见到，美联储会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着他。

1988年5月30日，周一，布什离开他的警卫，孤身一人去观看在肯尼邦克港（Kennebunkport）附近的村庄举行的纪念日游行。然而，天色突变，大雨倾盆而下。第二天，这位副总统耐着性子参加了一系列冗长的竞选战略会议，其间他的顾问们总是不停地将话题扯回到经济。他们的建议总令人沮丧和无趣：候选人其实早就对经济学感到不耐烦了。“乔治·布什这个家伙有着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荣誉学位，却一点儿也不懂经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保罗·麦卡沃伊（Paul Mac Avoy）回忆道。1980年，当布什第一次参加总统竞选时，麦卡沃伊曾到沃克之地为布什出谋划策。“他不是哈耶克派系，也不是凯恩斯派系。他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麦卡沃伊在与政客打交道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与布什相处时仍让他感到焦灼。“他面对大海坐着，而我们则背对着大海。我们从鞋子进口总额或者古典范式开始谈起，而他越过我们的肩膀向远方望去。‘天哪，麦卡沃伊，他们乘着铅笔船出海了，他们要去看海豹了！哦，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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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过痛苦的简报会后，布什戴着棒球帽，穿着有质感的风衣，走出来接见记者。即使不穿西装，他依然看起来衣冠楚楚。

“会议上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陈述。”布什说道，并向记者转述自己从竞选团队那儿听到的结论。顾问们已经向他保证：“我们在通货膨胀方面进展良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先是保证，自己对美联储和格林斯潘“充满信心”，然后才开始发动进攻。

“谨慎地讲，我不想看到他们跨过界，去降低或收紧经济的增长速度，”布什告诉记者，“因此，我认为，除非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率失控，否则还是应该给经济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紧盯与通货膨胀有关的各种指标是没问题的，”他让步道，“然而，按照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供给量来看，美联储所释放的货币数量实在太低了。”

这是一个警告，同时也是一个预兆：1988年5月，布什在沃克之地的声明为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定下了未来4年的基调。布什家族在新英格兰的离群索居之地或许散发着高贵和迷人的魅力。然而，当谈到美联储和利率时，布什显然是正在着手准备进行一场并不绅士的战斗。

在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上干了一段时间后，格林斯潘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平稳的节奏中。每天早上5点半或6点醒来后，他会先在床上躺几分钟，思考自己目前最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段易于思考的时间之后，他会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到纸上，以防白天的琐事淹没了它们。然后，他会打开从办公室带回家的老式皮质公文包。由于格林斯潘认为吃东西将使身体的能量从大脑流向胃里，所以他不会停下来去吃早餐，而是去审议演讲稿和钻研美联储经济学家们的技术性论文。如果背痛困扰到他了，他就在泡热水澡时阅读这些论文。他的手下已经习惯于辨认被蒸汽弄脏的旁注，这都是美联储主席在早晨思考出来的成果。

早晨刚过7点钟，司机和保安就会来打断格林斯潘的研究工作。在保罗·沃尔克收到威胁信后，政府专门为美联储主席安排了安保人员。不过，这些安保人员看起来一点也不正式，这让格林斯潘感到他们只是随从，而不是堡垒。格林斯潘的“民防团”会在楼下等候。他收拾完文件，会走到水门综合大厦的回廊，然后乘电梯到大堂，坐上已在等待他的那辆黑色豪华轿车。从水门综合大厦到美联储大楼差不多仅有5分钟的车程，这几乎与他从公寓走到车门所花费的时间差不多。

到达办公室后，格林斯潘才会吃早餐，而且经常会与一位客人一起。这位客人可能是美国财政部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资深的经济学家、记者，也可能是政治家。然后，他将投入到一系列的会议中。在他主持美联储委员会会议的日子里，美联储秘书比尔·威尔斯（Bill Wiles）将给他一份形式简报，格林斯潘会带着这份简报进入会议室，开始当天的会议。在会议中，领导层将讨论有关金融监管的问题；决定计划中的银行合并是否应该批准；争论对于违反美联储规定的放贷者是应受到惩罚还是警告。格林斯潘在会议中总是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就像他在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所做的一样。在监管问题中他不会过多地介入，他宁愿将影响力资本用在决定利率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在没有美联储委员会会议的日子里，格林斯潘的会客量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其中既包括艾克霍夫、安德森这样的老相识，也包括各式各样华尔街的朋友们。他们的讨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也没有任何定式：他的客人常常惊讶地发现，格林斯潘会插手势均力敌的参议院初选，或者他会告诉客人哪位议员可能会在国会某委员会中投下关键一票。晚上刚过6点，格林斯潘将走出房门，去历史悠久的大都会俱乐部喝一杯酒或者吃晚餐，去参加一个女强人主办的私人宴会，或出席一个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在福特政府的日子里，格林斯潘发现了在宴会中露面的重要性。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又找到了一个额外的参加理由：安德烈娅喜欢这种场合。

当格林斯潘刚接手美联储时，他的社交欲望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在就职4个月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亿万富翁老板劳伦斯·蒂施（Laurence Tisch）邀请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出席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的颁奖礼，受邀者还包括女演员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等人。安德烈娅为此特意买了一件别致的裙子，这将是自白宫宴请萨尔瓦多总统的国宴之后，场面最盛大的一个夜晚。然而，在颁奖礼的那个周日早上，格林斯潘最终打退堂鼓了。他在第二天还有一大堆的行程安排。早上有一场美联储委员会会议，随后将在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用午餐，下午还要与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德国中央银行的二把手以及一位与里根总统同样重要的人物会面。前一天晚上，在安德烈娅举办的聚会中，他就迟到了。现在，他只想待在家里办公和做研究。

“你说什么？”安德烈娅询问道，在格林斯潘向她解释了自己的决定之后。安德烈娅在失望之余，又开始担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将如何对待格林斯潘找的替身。格林斯潘已经把他的票给了性格急躁的维尼·安杰尔，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美联储委员曾与格林斯潘打过网球。这在社交上绝对可算是一种亵渎行为，如同你找了一位同事替你出席朋友的婚礼。

“好了，事情解决了，”格林斯潘回答道，“我需要工作了，我不能熬夜到太晚。”

然而，社交事务方面的这种平静只是短暂的。颁奖礼后的一周，在结束与里根总统的会议后，格林斯潘迎来了自己的社交丰收期。周二，格林斯潘与沃尔特斯在华盛顿的麦迪逊酒店用晚餐，第二天早上则与基辛格一起用早餐。大多数的周末，他都会去曼哈顿与蒂施会面，在距离市区北部30公里的新世纪俱乐部与后者打场高尔夫球。蒂施可以花永生的时间去完成一个1/4挥杆。当时全美国的亿万富翁还非常稀少，而蒂施是其中一个。他所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自己的辛勤，格林斯潘常常就此调侃他。

当格林斯潘不去郊区打高尔夫球时，他会与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共进午餐，后者是拉扎德投资银行（Lazard Frères）的老板。格林斯潘还与堂兄韦斯利·哈尔佩特保持着日常联系。韦斯利曾带着童年时的格林斯潘在皇后区的海滩上捡硬币，还曾拒绝了利用反犹太主义的配额成为医生的机会，并最终开设了一家牙医诊所，而格林斯潘则成了他的常客。每年有那么几次，格林斯潘都会拜访韦斯利在曼哈顿东区53号大街尾端的小屋。有时候，他又会在小屋一层的诊所做牙齿清洁；有时候，他又会去二层吃午饭。格林斯潘后来打趣地说，这是萨伊定律（Say's Law）的一个例证。供给创造需求，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00年前观察到了这种关系。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赚取收入，一名供应者变成了消费者，从而促进了需求，这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产品的需求。同样，韦斯利提供了会损坏其堂弟牙齿的食物，从而确保了格林斯潘对其牙齿护理服务的持续需求。

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前两年，他保留着自己在联合国大厦的公寓。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开始发迹时买下的公寓。作为高尔夫球游戏和社交活动的歇脚地，他会在那里待一两个晚上。另外，他永远不会忘记抽出时间去看望自己的母亲罗斯。当时，罗斯已经85岁了，她深陷于过去的自己的阴影中，而无法自拔。她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却患了抑郁症。格林斯潘会前往罗斯在曼哈顿西区的普通公寓中，与罗斯在她极少停留的会客厅里坐一会儿，并努力去打破两人之间的沉默。他仍然是罗斯非常聪慧的儿子，那个遗传了她自己的容貌和黑色头发的男孩，并经常通过解数学题来取悦自己的亲戚们。经过50多年的洗礼，他现在长大了。然而，已经没有什么能使她眼睛一亮了，哪怕是她的完美的儿子。有一天，她很遗憾地承认，他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她却不能分享其中的喜悦了。格林斯潘会与母亲待一个小时左右，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糟糕的状况。在他生命的前60年，她用欢乐与唠叨点亮了整个房间，现在则轮到他提供这份阳光了，然而，这并不容易。不久后，他将起身并离开。在罗斯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格林斯潘每天早晨都会向她表达爱意。他会准时在早上9点钟给她打电话，即使这意味着他在不同时区时需要设定闹钟。

当格林斯潘自己逐渐步入晚年时，他时常回忆起母亲由于情绪容易波动而身体逐渐虚弱的情况。“母亲不能与自己分享成功的喜悦，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他用逐渐低沉的声音说道。

尽管1988年的总统候选人乔治·H.W.布什在沃克之地对格林斯潘大加指责，但是实际上格林斯潘在就任美联储主席的头一年里仍属于货币鸽派。进入美联储时，他决定维持沃尔克抵制通货膨胀的传统，而“黑色星期一”的垂死挣扎又让他改变了政策的优先目标。物价稳定的紧迫性显然不如金融稳定，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另外，格林斯潘多次拒绝了美联储的鹰派同僚提高利率的建议。“如果我们暗示，美联储将要转向紧缩货币政策，它对市场的冲击将使股市崩溃。”1988年2月，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并解释了为什么9年来的最低失业率并不足以成为提高借贷成本的充分理由。3个月后，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幽灵仍然在困扰着他。“股市就在那里，我认为它在冲击下会脆弱不堪。”在当年5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他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尽管此时距离“黑色星期一”的创伤已有半年之久了。

由于过于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与布什之前的指责相比，他犯了完全相反的错误。与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相反，他使消费者价格指数在当年5月时开始加速，年化增长率达到了3.9%，比沃尔克17个月前发布的目标高了1.1%。由于货币供给量上的放松，房地产价格开始暴涨。风景如画的新英格兰成了房地产狂热的核心区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布什对此视而不见。《华盛顿邮报》报道了副总统于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在沃克之地的言行，并指出，艺术画廊和海鲜餐馆周围的那些古雅的小房子，其价格正在飙升至天文数字。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为的是化解股市脆弱性所蕴含的风险，然而，它却反过来刺激了新英格兰的抵押贷款债权人，从而引发了新的脆弱性。

当通货膨胀在消费者价格指数与房价上均有所体现后，格林斯潘承受了来自美联储同僚们的压力。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弗兰克·莫里斯（Frank Morris）就新英格兰“商业地产的疯狂”，向格林斯潘坦率地提出了警告。其他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也同莫里斯一样，对格林斯潘的宽松货币政策表示了不满。这些人并不像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那样，与里根政府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毕竟，1988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已高达5.4%，失业率现在处在自尼克松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接下来几个月如果再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几乎肯定会引发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格林斯潘还在等什么？一个月后，即1988年8月初，公众对格林斯潘的不满情绪爆发了。《纽约时报》援引一位独立经济学家的话来指责格林斯潘的懦弱。“我认为他是一个害怕枪声的胆小鬼。”一位评论家直言不讳地说道。

格林斯潘曾依靠他应对突发事故的果断而赢得了喝彩声。然而，在他就任美联储主席一年后，他的公信力动摇了。如果贴在他身上的胆小鬼标签被坐实了，那么可能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撕掉它。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发出两天后，即1988年8月5日，曼纽尔·约翰逊在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海军陆战队兵营参加了阅兵，这是美国首都古老的地标性建筑。该仪式是给予海军前军官詹姆斯·贝克的一种荣誉。贝克辞去了美国财政部掌舵人的职位，开始专心负责乔治·H.W.布什的竞选。约翰逊通过安检，走过一排戴着白手套的海军年轻军官们面前，准备观看他们认真表演看起来有些怪异的仪式化步伐，这些人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

约翰逊发现贝克的一位副手也在队伍当中，于是走近了他。约翰逊有消息需要后者传递。在过去的48小时内，美联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格林斯潘已经将紧缩货币政策延期很久了，现在华尔街的经济学家都在指责他为胆小鬼。当天早晨，评论家们的观点被证实了：就业的强劲数据表明经济确实有些过热了。紧缩的压力正在到来，约翰逊这样警告贝克的助手。美国财政部应该着手做准备了。

这个消息并不会让人感到惊讶。无论以何种客观标准衡量，都是时候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了。然而，为了与沃克之地声明的精神保持一致，这位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说自己对此感到惶恐。在距离大选还有3个月的时候提高利率，这正是布什阵营最害怕的。

两天以后的周日，贝克一早就现身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媒体见面会上，他想要讨论关于布什竞选的问题，然而记者们却不停地提及美联储。如果格林斯潘选择此时收紧货币政策，布什在竞选中将如何自处呢？

“我认为，在保持经济增长和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之间，美联储保持了平衡，它已经做得非常不错。”贝克避重就轻地答道。

“然而，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为控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呢？”

“这只是假设，”贝克打断道，“他们并没有打算这样做。”

两天以后的周二，即8月9日，这个假设变成了现实。在格林斯潘加入美联储一周年之际，美联储将利率提高了50个基点，以此宣告了货币宽松政策的结束。格林斯潘对华尔街的评论家们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并不畏惧使用手中的武器。然而，他却使布什阵营最恐惧的情况成了现实。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一周后召开，而布什在民意测验中仍落后于迈克尔·杜卡基斯。

美联储的会议结束后，格林斯潘来到贝克在美国财政部的办公室。如果他要处理提高利率带来的政治冲击，他就必须在美联储的消息到达通讯社之前，面对面地将消息告知贝克。

“我就知道你对此不会感到开心。”格林斯潘在两人都落座后开始说道。“然而，对所有因素都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后，”他继续说道，“我们作出了提升利率的决定。”

“你简直给了我这里一记重拳。”贝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实在抱歉，伙计！”格林斯潘简单地答道。

贝克开始咆哮，但美联储主席仍然坚持维护自己的立场。格林斯潘个性上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此：他有礼貌，轻声细语，不愿与别人面对面冲突；当处于倾听一方时，他就会表现得非常安静。他安静而独立，对自己判断力的绝对信心使他无须借助于辱骂。他会将辱骂视为攻击者自身弱点的表现，这很让人可怜。也许，格林斯潘在这种情况下会猜想，贝克少有的咆哮其实是想要掩护他身后的人物；他必须要牢牢保住自己的候选人布什，因此他以极大的怒意来抗议美联储的举动。在华盛顿的10年多的时间里，贝克都以超级亲和的形象出现。他从未失去控制，除了在被控制的情况下。

接下来的周日，格林斯潘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贝克在早间的电视转播里再次出现，并很专业和镇静地发表了声明。他宣称，高一些的利率也没有那么糟糕。“从中长期来说，提高利率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无论贝克私下对美联储施加了多少压力，他显然可以理解经济需要降温的实际情况。另外，他足够聪明，知道公开抨击美联储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市场形成预期，认为胆小的美联储主席受到了政治压力，他们将会期待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必须表现得更具有独立性，以再次压低通货膨胀的预期。

1988年夏天的紧缩货币政策意味着，格林斯潘结束了其对布什竞选活动的支持。然而，利率被提高的幅度对于抑制经济过热而言还是过于温和了。美国经济的增速在1988年第三季度略有放缓后，第四季度又迅速攀升。不过，紧缩货币政策确实有力地扭转了新英格兰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房地产市场最终降温了：5年来，新英格兰的房价增速首次滞后于全美国的平均水平。令布什很高兴的是，他的对手杜卡基斯正是马萨诸塞州州长。杜卡基斯原本是以本州房地产繁荣作为竞选核心优势的，而这次新英格兰房价泡沫的破灭让他的这点优势化为灰烬。布什抓住机会嘲笑所谓的“马萨诸塞州奇迹”，实则是“马萨诸塞州梦境”。在10月中旬的民意测验中，布什已经遥遥领先。布什反倒借助他之前极力反对的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什和他的团队会停止攻击格林斯潘。贝克明白，这种批评应该在私下进行，但他即将担任美国国务卿，这就意味着他与货币政策毫无关系了。其继任者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是一位华尔街高管，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少得可怜。布雷迪在礼仪上值得称道，但在分析问题时非常欠缺严谨性。他的爱尔兰暴脾气像极了格林斯潘的老对手唐·里甘。11月18日，即大选结束后没过几天，布雷迪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上，并不停地阐述自己对货币政策的看法。“从现在的经济数据中，我实在看不出美联储有提高利率的必要。”他说道。这种言论完全不顾及早已很明显的事实：经济的过分火热，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

在乔治·H.W.布什的顾问团队中，给格林斯潘找麻烦的绝不仅仅只有布雷迪一个人。美联储主席同样还担心众议院的杰克·坎普，格林斯潘的这位信奉供给理论的老对手现在常常被誉为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坎普英俊、热情，自作为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时起就赫赫有名了，他被视为罗纳德·里根的年轻版本，又一个来自娱乐业的阳光大男孩。坎普反对任何形式的紧缩政策，即使提高税率或利率是有益处的。让格林斯潘尴尬的是，坎普似乎正在谋求布什内阁中的某个职位。

1988年12月1日，周四，格林斯潘走进了约翰逊的办公室。他看起来有点心慌意乱的样子。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格林斯潘开口道。那天晚上，坎普将在华盛顿北部的欧姆尼肖勒姆酒店（Qmni Shoreham Hotel）举办离开众议院的隆重招待会。宴会将邀请数千位客人，包括里根和布什。格林斯潘却没有收到邀请。

约翰逊与坎普的关系很好，因此格林斯潘想从他这里得到帮助。“你能帮我个忙，联系一下杰克，向他确认一下我的座位在哪吗？”格林斯潘问约翰逊。

约翰逊并不明白格林斯潘为什么一定要去。在海绵状的宴会厅吃橡胶一样的鸡肉，这种感觉实在不值得让人贪恋。实际上，约翰逊自己收到了邀请，并正打算推掉。

“你为什么想去呢？”约翰逊问道。他建议格林斯潘可以代替自己出席，这样就会有一个空座位了。

格林斯潘决不能缺席当权者如此云集的场合。他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得到邀请，他向约翰逊坚持道。卡片上的地址一定是写错了，或者在其他地方出了错。不过，现在已经是中午时分了。格林斯潘需要约翰逊去询问他的好朋友，以便来澄清自己的疑惑。

约翰逊在酒店的套房找到了坎普，这位主宾当时正在那里为宴会做准备。

“杰克，艾伦认为可能在执行上出了什么错误，你知道的，关于他的座位、关于他还没有收到今晚的邀请函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没搞错！我根本没有邀请他。”坎普回答道。

约翰逊试着跟他的老朋友调侃了几句。不邀请格林斯潘确实是个错误。

坎普向后靠了靠。他不喜欢格林斯潘的经济观点，格林斯潘反对供给理论的减税政策。

“那太可惜了，杰克，”约翰逊反对道，“你知道，他想参加你的招待会，并且美国政府要员都会出席。他可是美联储主席，你无法忽略他。”

坎普绕着圈子走了一会儿，然后停了下来。“好吧，告诉他，他可以来。”他提议道。

“我才不会去对他说这种话呢。他可是美联储主席。你应该亲自告诉他。”

坎普同意了。那天晚上格林斯潘终于争取到了欧姆尼肖勒姆酒店的邀请。该招待会的另一个目的是为共和党的两大智库筹款，其票价高达1 000美元。坎普将橄榄球传给里根总统，这个举动把所有人都逗笑了：主张减税的共和党新一代领袖和上一代领袖达成了一致。资深的共和党智囊小威廉·巴克利站了出来，将坎普退出美国国会比作“尼加拉大瀑布退出了尼加拉”。一位又一位的发言者对坎普的供给理论的观点表示了支持。贝克将坎普形容为“里根改革背后的意见领袖”。

格林斯潘在一群人中间，虽然这些人与他同属于一个政党，但与他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格林斯潘由此看到了自己在未来将会面对的挑战。多亏了约翰逊的帮助，他才能置身于这间屋子里。不过，他的心已经不在此处了。

两周之后，即12月14日，格林斯潘出席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会议上传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过于好的消息。会议前由下属准备的形式简报强调了经济正在快速增长：通货膨胀率已经上升到了4.2%，并且还在继续升高。格林斯潘在8月将利率提高的幅度显然还不够。与财政部长布雷迪所认为的恰恰相反，为了阻止物价继续上行，利率可能需要被提高足足200个基点。

1988年的早些时候，格林斯潘因为对金融稳定性的担心而拒绝提高利率。相同的困境又再次出现了。显然，本次所说的金融稳定性已经不只是涉及股市了。

“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风险都是在座各位所熟悉的，它们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比如储贷机构、欠发达国家、杠杆收购等。”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埃德·贝尼（Ed Boehne）如此评论道。他指的是多年来一直威胁着货币制度的妖魔们：欠发达国家还没有从债务旋涡中爬出来，而杠杆收购仍然在推高着股市。提高利率可能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正确决策，但正如杰拉德·科里根在格林斯潘上任之初所警告的那样，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已经背负了堆积如山的债务。如果美联储突然收紧，破产潮势必就将席卷整个美国。

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委员约翰·拉韦尔（John LaWare）回应了贝尼的焦虑。“每当我以量化分析开头时，总感到嘴里在嚼金属。假设利率上升200个基点，美国金融体系中的这些脆弱元素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他焦虑地承认道。“经济中普遍存在房地产过热的问题，”拉韦尔继续道，“提高利率显然至少会拖延解决房地产泡沫问题的时间。”如果新英格兰房地产抵押贷款机构在繁荣时期表现得太过激进，那么它们最怕的就是资金成本上升。

格林斯潘倾听了其同僚们的担忧，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言论。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向：在他的心中，比起控制通货膨胀来说，金融稳定已经居于次要位置了。“黑色星期一”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股市的持续稳定给他上了一堂课：如果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都存在紧迫性，且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时，他可以优先处理物价稳定问题，因为他知道如果金融市场真的崩溃了，他也有能力控制损失。更重要的是，8月的警告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如果华尔街认为他是个胆小的家伙，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势必将强化，而要使其回到原位将付出巨大努力。“物价稳定压倒一切”，美联储未来的这一共识，当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下来，但已经有了雏形。

经过几轮交锋后，格林斯潘说服他的同僚们暂时将金融稳定的问题放在一边，同意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一个月以后，即1989年1月24日，格林斯潘在美国众议院为自己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的语气已清楚表明，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紧缩货币政策。次日，格林斯潘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旋风般的攻击。新任总统居然也站出来明确地表示：“最近我还没有和艾伦谈过话，但我不想看到，由于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通货膨胀，结果却阻碍了经济增长。”布什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不断提供新的工作机会。”

沃克之地的声明又被讲了一次。无论失业率降到多低，布什都会认为它下降的幅度还不够大。如果格林斯潘想模仿“丘吉尔·沃尔克”，那么新总统就会仿效尼克松，通过痛击对美联储进行报复。

1989年2月5日，周日，格林斯潘前往白宫参加了一场晚间会议。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在罗斯福厅和他讨论了一项秘密的应急计划。布什正准备在第二天公布一项储贷机构救援计划。在储贷机构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政府终于准备行动了。针对储贷机构的900亿美元救助计划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救助计划。该计划也存在出差错的风险：宣告救助计划可能引起恐慌，让客户意识到储蓄机构的脆弱性，从而引发存款挤兑。布什的顾问们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保证，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尽管从技术上讲储贷机构不在美联储的安全网之内，美联储仍将以紧急贷款的方式支撑它。他们还希望当布什总统宣布该计划时，格林斯潘坐在他身后。他不需要讲话，但他们需要他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里。

格林斯潘同意了这两项请求。他愿意支持储贷机构，并且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里。反对救助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很早之前就已经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抵抗通货膨胀的空间。如果美联储主席可以帮助政府当局处理储蓄机构的问题，或许将会减少美国总统对货币政策的干预。

在救助计划宣布后的第二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准备召开下一次会议。抗击通货膨胀和维护金融稳定，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比往常更加尖锐了。一位委员指出，提高利率的影响在于“把一些稳健经营且可盈利的储蓄机构挑出来，再丢弃到另一堆里”。一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插话说，借贷成本每增加0.5%，会造成储贷机构约10亿美元的损失，而这些损失都将由纳税人承担。此外，如果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经济衰退，大量失业人员就会中断偿还抵押贷款，从而使储贷机构的问题更加严重。“黑色星期一”之所以如此可怕，就是因为它发生得太突然了，然而其补救措施也被证明是相对简单的。相比之下，对纳税人而言，慢慢积累起来的储贷危机，其成本更加昂贵。

不仅储贷危机成了提高利率的障碍，美联储也受制于自身内部的观点分歧。在沃尔克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所有人一致认为，货币主义将占支配地位，这就简化并明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即保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增长。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发现，在主导学说这一领域是相当荒芜的。从官方角度而言，美联储仍然采用货币主义的处理方式：通过调整家庭和公司的可用信贷供给量来调控经济，即通过调节银行的准备金规模来控制其放贷能力。不过，就非官方角度而言，美联储的注意力已经从信贷量转移到了价格上，即从货币供给的规模转移到了利率水平。在法律上，美联储被认为应该像保持价格稳定那样来保持充分就业。在实践中，它决定将降低通货膨胀率作为自己优先考虑的事项。不过，没人知道要将它降低到什么程度，以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不清楚自己在汇率问题上应该持什么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往往利用货币政策来管理汇率，这甚至优先于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国内经济条件。大多数情况下，美联储都不属于关注汇率目标的营地，但格林斯潘及其同僚有时也会觉得，他们应该对美元的汇率水平作出反应。

在1989年2月的会议中，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霍斯金斯·李（Lee Hoskins）暗示了走出迷雾的方式。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公众，美联储应该更清晰地表明自己的意图。货币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一只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元一直钉住黄金，美联储也视这种承诺为自己的行动指针。随后，美国经历了一段灾难岁月，混乱打开了滞胀的大门，美联储则遵循了其保持货币稳定增长的承诺。如果不能再使用此前的锚，美联储就需要一只新锚。它应宣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率目标。

霍斯金斯对自己的想法很看好，并认为它将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接受。仅仅几个月后，即1989年年底，新西兰就成了第一个转变者，将通货膨胀目标纳入了法律，并赋予中央银行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力，以使其制定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基于布什政府向美联储施加的压力，新西兰式变革的前景明显很有吸引力：如果美联储正式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它就会有强有力的借口忽视来自白宫的保持低利率的要求。然而，当霍斯金斯在1989年2月提出为通货膨胀设定具体目标的想法时，他并没有赢得那场争论。

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负责人唐·科恩（Don Kohn）将该提议挡了回去。他的发言暗中得到了格林斯潘的支持。他警告说：“我们做了什么，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人们看重的是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嘴。”此外，科恩指出，宣布一个正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存在风险：美联储可能会因为自身之外的原因而无法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比如，即使货币政策是完美的，干旱或战争也可能会推升通货膨胀率。如果美联储承诺了一个目标，却没有达到，那么就是在挥霍公信力。

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困惑、无法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以及在实现金融稳定与汇率管理之间的矛盾，面对着这一切，美联储看起来就像是在随波逐流。对重复20世纪70年代羞耻性的通货膨胀，它似乎满不在乎。正如1979年亚瑟·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所辩称的，货币专家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央银行更难顶住来自政治家的压力。不过，正是在美联储最易受伤害的时候，格林斯潘却证明了，自己是最坚决的。1989年2月的会议过去两周后，他至少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3次，累积幅度达75个基点。2月24日，美联储上调了贴现率，并指示银行监管者限制某些类型的贷款。该措施对房地产贷款施加了限制，从而加剧了新英格兰的房价崩溃。无视沃克之地声明中包含的警告以及同僚们对储贷危机的关切，格林斯潘从低调、不断紧缩再到咄咄逼人地运用权力，一步步实现着飞跃。和他的导师伯恩斯不同，他不会被吓倒。

同时代的人并未注意到1989年2月的悖论。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拒绝了一项使其主导思想明确化的提议，即以通货膨胀目标代替金本位制和货币供给量目标。然而，即使在理论上拒绝了为通货膨胀率设定具体的目标，在实践中美联储还是在一步步靠近该方案。在储贷机构最危险的时间点上，格林斯潘准备提高利率。与格林斯潘就职的第一个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次，物价稳定比金融稳定占据了更优先的位置。

布什总统尽自己所能地保持着克制，平静地消化了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带来的冲击，并将自己的烦闷藏在了滑稽的调侃中。1989年3月6日，当格林斯潘庆祝自己63岁生日时，他收到一张印有总统浮雕印章的贺卡。“亲爱的艾伦，生日快乐，”贺卡上，总统如此写道，“希望你长命百岁，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一直遇到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玩笑一样的威胁可以被当作玩笑而不予理睬。格林斯潘将卡片与前总统福特和里根的来信归档在一起，并好好珍藏。然而，如果美联储当年2月的紧缩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经济就会降温，而更多的储贷机构的债务将会违约。到那时，来自白宫的消息将会更加如刀刃般锋利。

在过完生日的两天后，即3月8日，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飞往伦敦。他们入住了万豪酒店的一家连锁分店，格林斯潘支撑美元购买力的承诺已延伸至了购买美国企业的服务。周四和周五，这对情侣利用会议之间短暂的空闲时间待在一起。然而，最让两人兴奋的还是周六的聚会。格林斯潘将与自己在福特政府时期结识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撒切尔夫人见面。当他与这位首相的会面结束后，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将会前往英格兰银行时任行长罗宾·利·彭伯顿（Robin Leigh Pemberton）的庄园。

周六早上，一辆豪华轿车来迎接格林斯潘和彭伯顿。它沿着西北方向离开伦敦，驶入远郊的乡村，并在午餐时间到达了建立于16世纪的首相乡村别墅。撒切尔夫人的任期只剩18个月了，她的政治生活已经迈入了很平稳的阶段。在格林斯潘依旧保持着谦逊作风且观点也越来越温和时，权力则放大了撒切尔夫人的拿破仑风范。午餐之后，撒切尔夫人对格林斯潘及美联储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卓越成就表示了祝贺，并多次转身质问彭伯顿，为什么英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这方面做得如此失败。她的威慑力一直延续到了下午。在相同时间，安德烈娅则被困在英格兰银行的轿车里，只能漫无目的地在乡村间绕圈。她的司机收到指示，直到有人接安德烈娅女士之前，不要将她带到彭伯顿庄园。随着下午时间的渐渐流逝，倒霉的彭伯顿显然还被困在首相的“魔爪”下。最终，传来了一个消息，彭伯顿夫人将单独接待安德烈娅女士。有人给安德烈娅奉上了茶点，然后她被送到了专为自己准备的房间，而她的准丈夫格林斯潘则会睡在其他地方。傍晚时分，格林斯潘和彭伯顿回到庄园。这个英国男人直接前往酒柜，给自己倒了一杯纯威士忌。

1989年第二季度，美联储在2月推出的紧缩货币政策开始在经济领域显现出其预期效果。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突然放缓了脚步。新英格兰的泡沫经济受到的冲击最严重：房地产价格不再上涨，建筑工人开始找不到工作，债务极重的公司开始头疼于如何还款的问题。《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新英格兰破产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的情况，储贷机构艾略特储蓄银行（Eliot Savings Bank）曾在繁荣时期做了“其他银行都认为是很疯狂的交易”，现在则声名狼藉地垮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破产法院已经被成堆涌入的案件压垮，大量装有证据的纸箱被放置在法院的地板上。

起初，经济增速的回调幅度是很有限的。1989年5月初，失业率上升的消息公布后，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时任主席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给布什总统的信中写道：“如果这次经济放缓并非临时的，我们需要（悄悄）做好准备来推动美联储放宽政策。”政府当局克制了公开攻击美联储的冲动。另外，华尔街评论员在2月曾因利率提高幅度过小而批评格林斯潘胆小、不敢使用手中权力，现在他们则对美联储主席表达了自己的尊敬之情。“我认为格林斯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表现最佳的美联储主席，”有人滔滔不绝地说道，“如果这次他能使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即经济增速放缓而不致陷入衰退，我将再次强调这种评价。”格林斯潘希望能实现这种软着陆，他在6月和7月稍微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他已经动用政策使经济放缓，而现在他准备恢复宽松货币政策了。

8月11日，周五，格林斯潘前往楠塔基特岛（Nantucket）度过了一个长周末。在那里，他住在了美国参议员约翰·海因茨（John Heinz）的家里。海因茨的父母是制作番茄沙司的手艺人，而他本人则是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格林斯潘打开电视收看周日早间的脱口秀时，正好看到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迪克·达尔曼（Dick Darman）正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媒体会面。达尔曼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詹姆斯·贝克的副手，后来供职于美国财政部。他曾是华盛顿最聪明的高级官员之一，却很难在他的名字前加上最谦逊、最温和这样的形容词。凭借人格魅力与智慧，他使得和蔼可亲的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布雷迪迅速黯然失色。布雷迪曾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在达尔曼接手之前，他是财政部长的合适人选。”达尔曼的支持者一致认为他是一个精明、富有魅力、极度有趣的人，达尔曼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绝对不允许犯站错位置这种致命错误。

在这个特殊的早晨，达尔曼将枪口对准了格林斯潘。他认为，美联储“收得过紧了”。随后，他发出了一则警告：“如果我们真的会经历衰退，我认为那是因为美联储太过于谨慎了。”

格林斯潘感到震惊。“什么？”他在电视屏幕前发出了自己的抗议声。达尔曼提及衰退这个恶魔简直毫无道理可言。尽管新英格兰的经济出现了下滑，储贷机构也有些麻烦，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仍然在3%上下的健康区间内。格林斯潘也不需要听关于高利率的报告，他已经开始降低利率了。正好与其希望的相反，达尔曼将自己试图得到的东西推得更远了。他将降低利率的诉求搞得满城风雨，这反而使得格林斯潘不得不顾及美联储的独立性，从而难以轻易屈服。

杰克·坎普当时正担任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部长，他用标签笔潦草地给达尔曼写了一则消息：“亲爱的达尔曼，你是第一个提到这件事的人！你是对的，感谢你——杰克·坎普。”随后，坎普意识到，他错过了使用橄榄球来打比喻的机会，于是重新起草了另一份：“迪克，你是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四分卫！不要放弃——你的‘右前锋’杰克。”

因为担心达尔曼挑的这个头，可能会引发“墙头草”们的大规模攻击，所以格林斯潘给达尔曼写了一封信。格林斯潘在信中表示，自己会认真考虑达尔曼的货币政策建议，以此向这位预算办公室主任示好。如果达尔曼觉得自己与美联储主席有私下的交流路径，那么他可能就不太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批评了。不过，达尔曼挑起来的争端显然并不能轻易避免。格林斯潘很快就发现自己面临着新一轮的攻击，而这次的发源地将是美联储的内部。

在达尔曼开炮的9天后，即8月22日，时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塞伦向同僚介绍了新英格兰正面临的更大的麻烦。储贷机构的损失正在向大银行扩散，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随着不景气的到来，新英格兰的放贷者能发放的贷款越来越少，而这意味着较低的增长率，较低的增长率又预示着更多的破产，从而进一步削弱放款者的能力。房地产后遗症正在释放出自己的全部能量，而新英格兰首当其冲。

“我斗胆提一下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从该区域可以得出一个小教训。”塞伦用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建议道。一旦新英格兰的泡沫破裂了，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没有政策可以停止。如果这种情况在美国各地不断上演，格林斯潘对于经济软着陆的愿望可能将化为泡影。股市泡沫的善后工作是一回事，房地产泡沫的善后工作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塞伦就房地产业发出警告后的两个月，美联储承受了来自金融系统的另一个冲击。那年夏天，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投资者开始担心“垃圾债券”将会出现问题。公司在进行兼并活动时，经常会用这种高收益债券充当融资工具。1989年10月13日，周五，“67.5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这笔10年来美国规模最大的杠杆并购宣布破产，这使所有人立即感到紧张不安。这笔交易的破产意味着收购潮的结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以暴跌近7%收盘，超过了“黑色星期一”之前那个周五的跌幅。

周末，待在家里的“华尔街战士”都在思索下周一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答案比预期的来得要更早。星期天早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都援引了匿名的“美联储高管”的说法。他宣称：“我们将确保金融体系有足够流动性，市场对此可以放心。”美联储显然决定再次重复1987年的做法。市场冻结的情况不会被允许，现在也不存在会导致大众恐慌的任何理由。

格林斯潘毫不费力就能猜到该新闻的来源。上周六，曼纽尔·约翰逊曾提议，美联储应就流动性问题作出承诺。他还认为，美联储应该在股市表现出不稳定性时提前动手，而不是等待它像1987年时那样崩溃。格林斯潘拒绝了约翰逊的说教，他认为无须预先承诺一个安全网。当其他方案都失败之后，筹划一项救援措施是一回事；当风险刚刚出现时，就使投资者预期能得到支持，这是另一回事。约翰逊显然无视了格林斯潘的观点，依旧在报纸上坚持了自己的说法。

杰拉德·科里根读完周日的报道后，随即就在给纽约的格林斯潘打了电话。作为一位资深的美联储官员，科里根说，他自己对此感到震惊。报纸上泄露的消息击碎了美联储的传统，即无论内部辩论多么激烈，都不会告诉公众。当然，这位匿名高管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周一带来的是全面崩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随时准备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不过，科里根不喜欢被新闻报道捆住手脚的感觉。

格林斯潘克服了自己平日对冲突的厌恶感，故意让约翰逊知道他很生气。他没有大幅提高自己的嗓门来表达怒火中烧，而是变得冷酷和冰冷。他告诉约翰逊，美联储的火力是有限的，它不应该浪费在令人不安的泄密上。此外，没有一家中央银行会在市场中培植这种假设，即证券价格存在地板。如果投机者认为美联储在给他们撑腰，他们的投机活动将更疯狂。在格林斯潘的任期结束时，他会让后人记住他创造的“格林斯潘看跌期权”，即交易者为限制投资损失而买入的看跌期权。然而，在1989年，对于约翰逊在公开场合宣布这种看跌期权，格林斯潘是非常愤怒的。

在股市小规模崩盘后的周一，游客和扛着摄像机的人聚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好像在围观一场车祸。“我觉得，我好像将会目睹一场车祸。”一名24岁的纽约人正等着进入参观者走廊。皮肤黝黑的哨兵守卫着交易所的入口。马路对面，从附近的一座公园走过来一群无业游民，他们举着标语牌：“今天卖掉，明天下跌。”

格林斯潘看着时钟即将指向9点半。市场快开盘的时候，他召开了电话会议，其余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都在电话中待命。

“我们仿佛在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看火箭升空。”格林斯潘开玩笑道。然后，他转而变得严肃起来。

他有针对性地说：“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官方授权的，不是我写的，也不是任何我认识的人写的。”

科里根加入了这场争论。“向媒体泄露信息是在破坏市场纪律。他们是业余的。他们是在削减美联储的核心权力。”他恶狠狠地说。

约翰逊一声不吭，庆幸没人说出他的名字。格林斯潘不喜欢引起冲突，他只是使自己表现得异常冰冷。那只来自纽约的比特犬（约翰逊）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美联储主席异样的表现。自己的政策已经占了上风，他至少可以以此安慰自己。通过在报纸上发言，他创造了一个既成事实：由于他已煽动起的预期，美联储将被迫向市场提供更多的钱。当股市开盘后，美联储的干预及时镇定了投资者的神经。由于约翰逊抛下的看跌期权浮标，华尔街恢复了过来。

当天晚些时候，在格林斯潘前往《华盛顿邮报》大楼时，他被负责美联储新闻的记者约翰·贝利（John Berry）拦住了，后者已经在大厅中等候多时。格林斯潘与贝利很熟：在所有报道美联储新闻的记者中，做事坦荡的贝利获得采访格林斯潘的机会是最多的。格林斯潘可以通过贝利向美国国会和市场有效地传达消息。

这两个男人乘电梯到高管餐厅，正好遇到《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这位华盛顿的名流贵妇是格林斯潘的老友。她向格林斯潘介绍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编辑梅格·格林菲尔德（Meg Greenf i eld），以及著名投资家、《华盛顿邮报》的股东沃伦·巴菲特。格林斯潘有时会去格林菲尔德位于乔治敦（Georgetown）北缘的家里吃饭。另外，每年的“橄榄球场晚宴”都是华盛顿精英人物的庆典，这个场合往往会聚集大量传媒大亨和公众人物，而在晚宴后，格林斯潘都将与巴菲特一起，向选定的几位《华盛顿邮报》客户和广告商表明自己对经济的看法。尽管格林斯潘谴责了那位透露消息给记者的同僚，但他自己在与媒体相处方面还是非常惬意的。

格林斯潘坐在《华尔街邮报》的高管餐厅中，向贝利等人保证，小规模崩盘已经离他们而去了。不过，在接下来几个月，金融脆弱性的挑战依然存在。垃圾债券投资者的撤出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各类债权人已经开始对贷款感到恐惧。各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相继向格林斯潘反映：小型企业很难从银行借到钱，而房屋建筑商在争抢资金。1990年2月，开创了垃圾债券市场的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宣布破产，美联储拒绝去拯救它。在此期间，信贷枯竭使经济增长率下滑到了1%以下。达尔曼预测的衰退其发生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高了。

1990年春天，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成就为他赢得了后来的荣誉。“黑色星期一”之后，美联储主席犹如惊弓之鸟，但没过多久，在面对白宫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希望降低利率的鸽派人员时，他就展现出了强硬姿态。反对约翰逊的看跌期权，拒绝向危机中的德崇证券提供援助，格林斯潘用行动表明了他可以强硬地对待华尔街。批评者后来认为，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泡沫，而他对监管缺乏兴趣则导致华尔街的过度投机。面对布什政府的压力、货币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可怕的金融脆弱性，格林斯潘本应该采取更温和的政策。尤其是在公众对打击通货膨胀失去兴趣之后，他更有理由这么做。然而，格林斯潘没有屈服，反而选择了强硬。1988年夏天，在举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他提高了贴现率。大受欢迎的新总统曾警告过格林斯潘，在1989年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再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但他置之不理。8月，当威严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在电视上对格林斯潘指手画脚时，他坚决拒绝让步，即使当时新英格兰的泡沫已然破灭，而储贷机构的破产风潮正席卷美国各地。

1981年，当沃尔克一直在抗击通货膨胀时，他已经得到了里根政府的暗中通知，自己不会获得再次任命。1990年3月，布什政府准备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格林斯潘。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白宫工作人员向《洛杉矶时报》透露，1991年夏天，美联储主席将在任期届满后离开。格林斯潘对这则匿名消息采取了反击措施，他不再持续地降低利率，而这残忍地破坏了一位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总统的根基。在白宫看来，布什总统为了清理储贷危机的烂摊子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抉择，而这种混乱并不是由他造成的。他不应该承受当时的货币政策，该政策压垮了更多的储贷机构，并提高了救助成本。这种情况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增税，从而违背了其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承诺。“看我的嘴唇，不会有更多的税了。”这是布什总统曾经在公众面前作出的众人皆知的承诺。《洛杉矶时报》引述了布什政府的一位“长期”顾问的说法，总统对美联储主席有着地狱般的怒火。“我不能相信布什会让格林斯潘连任，我不知道白宫有谁认为他会连任。”这位顾问直言不讳地下了结论。

信息泄露事件发生之后的几周，格林斯潘强硬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由于他拒绝在货币政策上低头，清理储贷危机残局的成本不断增加，预算赤字逐渐扩大，从而使增税成了必然。1990年6月底，布什总统邀请美国国会领导人在白宫家庭餐厅吃早餐，经过细致的讨价还价后，赤字削减战略大纲呈现了出来。一些缺口将通过削减支出来弥补，但除了向民众增加税收外，实在无计可施了。一位助手草草地在黄色便笺簿上写出了协定的摘要。很快，大选时“无新税”的承诺就成了牺牲品，取而代之的是一则130字的说明，它被张贴在了白宫简报室门外的公告牌上。布什总统被迫作出了重大的转变，他已经准备提高税收了。

抵制很快就来了。那些忠诚的共和党人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曾经为布什的获胜立下汗马功劳。“看我的嘴唇，布什搞砸了，”一位重要的共和党人士在《华盛顿邮报》上愤然写道，“这无疑使1992年大举时，布什将面对来自共和党的挑战。”他预计，即将举行的共和党初选将尤为激烈。从另一方面而言，布什的让步也是非常重大的。自从沃克之地声明以来，他曾在公开场合反对美联储，然而最后他可耻地撤退了。亚瑟·伯恩斯在贝尔格莱德演讲中即说明了这点。总统不能强制中央银行顺从其意志，中央银行有自己的立场。格林斯潘强硬的货币政策使得联邦预算赤字不断扩大，迫使布什总统不得不转变他的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