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专家”
“YOU'RE THE BIG GURU”

氦气侦察气球从科威特城外的姆特拉山脉（Mutla Ridge）上空滑过，这是战争开始的最初迹象。侦察气球在沙漠的黑夜中放出雷达波，而在美国操作员的屏幕上，雷达信号却拼接出了一幅恐怖的画面：在夜色的掩护下，伊拉克时任总统萨达姆手下的共和国卫队正大举向南部的科威特城挺进。这支部队的人数足足有8万之众。几分钟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警报就传到了华盛顿。然而，在当天下午，科威特城就已经沦陷了，伊拉克军队随后开始向科威特的油田进攻。

1990年8月17日，也就是在伊拉克发起进攻的两周后，安德烈娅前往海湾地区参加美国国防部的新闻发布会。即使只是短期旅行，她也一直因为要离开格林斯潘而犹豫不决。距离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在佩里戈尔的第一次约会已经过去5年了，他终于决定搬进安德烈娅的家。安德烈娅的家坐落在一条很安静、树木繁茂的街道上，而他仅仅带了几本从纽约搬过来的技术性的专业书籍。作为在华盛顿非常有影响力的情侣中更健谈的一方，她非常喜欢这样的状态。不过，安德烈娅并不安于此，她想要去报道一些大新闻；不久之后她就开始跟随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迪克·切尼一起工作。那段时间，切尼不停地在沙特阿拉伯和那些海湾酋长国之间奔波。有一次，利用在豪华的皇家宫殿会谈的间隙，切尼去探访了那些在机场的美国军队，他的随从以及一支由豪华轿车和客车组成的车队跟在后面。这些人从空调车下来，一走进炙热的沙漠，就感觉像走进了烤箱。飞行员们站在他们的营房前大声喊道：“告诉他们把枕头送过来。”

在安德烈娅报道切尼动态的时候，格林斯潘也很高兴能有机会接触到他。格林斯潘知道，这位国防部长曾是前总统福特的低调而很有影响力的幕僚长。他们在“Le Steak”餐厅聚会时有过交流，并成了朋友。位于华盛顿的“Le Steak”餐厅主要是以它的大盘炸薯条而闻名。两人通过前总统福特的宴会以及在科罗拉多山区举行的政策座谈会一直保持着联系。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偶尔还会跟这位国防部长以及其妻子琳恩一起出去吃饭。琳恩是一位有很多作品的共和党作家。格林斯潘和切尼相互见证了彼此向上攀爬人生阶梯的过程。虽然这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其上升的步调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两人都将对方视为各自晋升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与格林斯潘类似，切尼凭借他的智慧、勤奋和对细节的专注，晋升得很快。他当时的位置已可算是美国人的人生巅峰了，这也正衬托了格林斯潘的成功，而切尼的成功告诉人们，凭借智慧和努力是能获得应得的回报的。格林斯潘和切尼之间除了对个人奋斗史惺惺相惜这一特殊纽带外，他们同时也因为另一种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看来，对方都是“知者”，相互之间思想的碰撞对两人都有好处。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现在，一场军事危机正威胁着美国经济。格林斯潘想听听，切尼对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持何种看法。事实上，在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的当天，油价就飙升了近12%，在随后的两周内又再度上涨了30%。对于任何一个有洞察力的经济预测专家而言，伊拉克发起全面战争的前景是显而易见的。格林斯潘清楚地记得，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工业产出是如何激增，而后又放缓的。和切尼的一些日常交流让格林斯潘能够及时了解经济中的关键性未知因素。不过，对于格林斯潘而言，和切尼保持这种私下的交流还有另一个作用，这可以成为他与同僚在长期竞争中的秘密武器。

在格林斯潘前3年的任期里，他在种种斗争中都占据着上风，比如，他曾将白宫的压力给顶了回去。他已经用事实证明，凭借对统计数据的精通，他作出的经济预测能比美联储其他人作出的还要准，甚至胜过了听从他指挥的技术分析人员。无论是否该将全部功劳归于他的名下，成功拯救“黑色星期一”都使格林斯潘名声大振。人们曾认为他是一位胆小的美联储主席，他成功撕掉了别人贴在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他甚至一度可以与新当选的总统比肩。然而，在科威特遭受入侵时，他却处在了不利的境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主张降低利率的那一派害怕，经济衰退将影响到美国脆弱的银行业，而引发经济疲软，这种可能性愈发大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后来宣布，经济衰退始于1990年7月，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前夕。随着白宫和美国财政部同时发出了降低利率的强烈要求，抗议格林斯潘的浪潮已经势不可挡了。沃尔克曾被美联储的同僚架空，格林斯潘也无法不顾他们的想法而在美联储独断专行。

8月21日，即在安德烈娅与切尼一起出发的几天后，格林斯潘主持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此刻对降低利率的呼吁在某种意义上比以往更加强烈了：如果说在科威特入侵之前，美国经济在信贷紧缩的影响下已经摇摇欲坠，那么现在的形势无疑更加恶劣。油价上涨会挤压美国人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他们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减少，而且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也会损害到债券和股票，增加公司的资金成本。债市低迷已经使得长期借贷成本提高了50多个基点：在美联储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萨达姆的行动实际上已经使美国的货币政策更加紧缩。然而，格林斯潘想要坚持到底，而不是通过削减短期利率来支撑经济和对冲萨达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通货膨胀正在加速，而且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加快。怎样能在保住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又不失去同僚的支持，这对格林斯潘来说是一个挑战。

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辩论开始时，一些成员对疲软的经济敲响了警钟。“人们更加贫困了，他们用于消费的钱减少了，他们的财富减少了，”一位委员在详细阐述借款所遇到的困难之前强调说，“垃圾债券市场消失了，各银行也陷入了困境。”至于科威特的入侵，委员会似乎不确定到底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普雷尔鼓励人们从预算的角度去考虑，战争可能会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

“大概，整个信贷增量比得克萨斯州的几家储贷机构的放贷量还要少？”其中一位委员轻蔑地问道。

“没错。”普雷尔承认。

当轮到格林斯潘发言时，他改变了讨论的基调。“目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真正发生中东战争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他宣布道。格林斯潘拥有一些常人无法得知的信息，因此在讲话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如果你仔细看一看我们在那里的建筑，很明显，那些都不是准备长期驻扎的军事设施，”他说道，并认为，让很多人长期待在那种酷热环境中非常困难，“我们将引入相当重要的战术进攻武器。这一切安排本身就是机会，什么都不用做，萨达姆就会处于劣势，很容易作出让步。”

如果说萨达姆看起来不太可能撤退，美国同样也不会轻易作出任何让步。格林斯潘向同僚解释道，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精炼厂都集中在离科威特不远的区域，这使它很容易受到来自伊拉克新基地的攻击；一些伊拉克飞行员已经自愿参加特别攻击队，实施突袭。萨达姆具有足以威胁到沙特阿拉伯的能力，再加上他对科威特石油的控制，将对美国能源安全带来巨大风险。格林斯潘说：“如果正如大家认为的那样，萨达姆在扩大他的势力、影响力以及对西方国家的控制力，那么他肯定想掌控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产出。他在很多地方都拥有势力，因此可以控制世界上最遥远的石油生产国。”格林斯潘认为，萨达姆必定会被遏制。

当格林斯潘用自己的军事见解恫吓了同僚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主张：什么也不做。这是一个有点令人惊讶的结果：战争的前景很有可能会提高经济衰退的概率。不过，格林斯潘详细地解释了，不作为的政策将如何向世界传递安抚性的信号。“在经济体系中，有一些稳定的锚是至关重要的。”他宣布，把稳定与不作为等同起来。“这些锚显然不能挂在预算上。”他说。白宫当局与美国国会就布什总统税收转向的实施，进行了协商，其结果却是模棱两可的。格林斯潘显然是在暗指这一点：“维护经济稳定是中央银行的职责所在，也就是我们的职责！”

不用提其华丽的措辞，只是格林斯潘对“禅式静止”的呼吁，就足以打动一向冷静的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塞伦。“我认为，整个局势可以分为‘前萨达姆时期’和‘后萨达姆时期’两个状态。”他严肃地沉思后说道。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塞伦支持低利率政策，但在听了格林斯潘的发言后，他明白了格林斯潘采取不作为政策的原因。“我必须承认，你的新奇观点让我觉得沮丧。”他继续说道，显然他指的是格林斯潘针对萨达姆发动的战争所作的前景评估。不过，他又立即补充道：“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因为我相信你比我们知道得都多。”

然而，另一部分联邦公开市场成员会的委员却不像塞伦那样信服格林斯潘的言论。“不做任何事，不造成任何伤害，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一位委员说道，“但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市场瘫痪。”换用一种礼貌的说法，格林斯潘宣称，不作为政策会促进经济的稳定，这听起来很令人费解；显然，有时候保持稳定的确需要一些行动。尽管有几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对格林斯潘的不作为方案感到困惑，但他们没有信心能说服他。当谈到军事前景时，格林斯潘显然已经占了上风。他表达了保持利率不变的倾向，并且没有人有足够的自信去质疑他。

当格林斯潘在最后展示其地缘政治学优势后，他呼吁委员会成员应该团结一致。“回顾这些年，在这么多次会议中，我从未明确地寻求过支持，”他跟同僚说，“我并不是说人们应该违反他们自己所遵守的原则。”然而，在眼下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他需要的是顺从。“如果我们在本质上达成共识，这样的会议才是有用的。”他指出，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更应该保持统一，这对任何有经验的政治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当秘书唱票的时候，格林斯潘赢得了一致认可。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给在白宫的迪克·达尔曼打了一个电话。他需要给这位令人敬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一个私下责备他的机会，不然达尔曼很可能会在公开场合重拾对美联储的攻击。1989年夏天，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因此格林斯潘可以对达尔曼在电视中的攻击不以为然。然而，随着经济不断衰退，他再无视达尔曼的指责就没那么容易了。

格林斯潘解释道，这一次他没有选择降低利率，但他“正处于这个模式下”。“消费者价格指数会给我们造成阻碍。”看了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之后，他告诉达尔曼。市场也充满着“对美元的担忧”，如果美联储降低利率，美元汇率将会加速走低。不过，格林斯潘向达尔曼保证，他“仍在寻找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机会”。任何中央银行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这些术语来解释自己的做法，但这并不是格林斯潘所强调的重点。

在电话线另一端的达尔曼怒火中烧。他在很多时候被描述为是自基辛格以来华盛顿最无情的“拳击手”，而且就像之前的基辛格一样，他发现格林斯潘是一个有价值的对手。美联储主席看起来是那么谦虚、友好，但是他固执地纠缠于通货膨胀，像他的前任沃尔克一样。作为美国财政部时任副部长，达尔曼曾参与了排挤沃尔克的运动，他希望格林斯潘能对他心存感激。

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鸽派成员一样，达尔曼尤为担心银行系统的萧条。1989年，大约有200家银行破产，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随着经济摇摇欲坠，1990年的情况肯定会更糟。美联储在1990年上半年一直通过对债务的贴现来支撑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缓慢扩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成立了一种特殊的战争基金，以应对新英格兰地区的银行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然而，只要几家大型银行破产就会耗尽存款保险基金，迫使纳税人负担救助成本，这就使布什政府正面临的预算难题雪上加霜。除了直接影响预算，达尔曼还担心银行系统的萧条会波及经济。疲软的银行业将无法扩大信贷、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无疑应该维持较低的利率，以此进行干预。

一个月后，即接近1990年9月末时，班达尔·本·苏丹王子（Prince Bandar bin Sultan）邀请格林斯潘在其富丽堂皇的家中共进晚餐，安德烈娅也一同受到邀请。这对情侣的身份已经人尽皆知了。苏丹王子是沙特阿拉伯驻华盛顿的一位传奇大使。其他客人包括格林斯潘的老朋友肯·杜伯斯坦和他的妻子，以及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切尼。

作为美联储主席，相对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而言，格林斯潘想维持自己在对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而这次晚宴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不过，邀请恰逢“赎罪日”的开始，那天晚上犹太家庭本应该禁食，而不是在沙特阿拉伯大使的餐桌上享受宴请。

杜伯斯坦在电话里与安德烈娅商议。“对于班达尔的晚宴你打算怎么办？”他问她。

“我们当然会去。”安德烈娅回答。实际上她和格林斯潘并没有太关注日期的事。

杜伯斯坦多少会有些不自在，但还是觉得自己可能也会去。

这次晚宴和预想的一样奢华：法国风格的西式晚宴再加几道传统的阿拉伯菜品。随后，班达尔的妻子海法公主（Haifa）很快教会了女士们阿拉伯的礼仪。男人们仍然与班达尔坐在一起享用雪茄、白兰地，并展开了内容宽泛的对话。格林斯潘已经意识到发生战争的概率在增加。同一天的早些时候，他还拜访了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当晚宴结束并准备离开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感觉，海湾战争可能无法避免了。

在沙特阿拉伯大使的晚宴的两天后，即1990年9月30日，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领导人一起出现在阳光普照的白宫玫瑰花园。自总统在税收问题上转向后，经过数周激烈的党派谈判，终于在马拉松式的周末会议上为削减赤字勾勒了一幅更为详尽的蓝图。可能发生的海湾战争加之银行业的困境，对财政紧缩的承诺似乎一定会损害经济，达尔曼和布什的团队比以往的任何时候更加指望美联储能降低利率了。

在随后的那个周二，即10月2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了下一次会议。这一次格林斯潘转变了态度。他曾经坚决对抗白宫，但如果不考虑眼前的实际情况，他将一无是处。将利率小幅降低将向美国国会的“交战”各派发出正确的信号；如果他们削减赤字，美联储会相应作出回应。格林斯潘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说，委员会可以授权自己适度地将利率降低两次，每次25个基点。如果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预算协议，格林斯潘也会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再次将利率降低一次或两次。

局势迅速出现了反转。两个月前，格林斯潘用他的军事见解恫吓委员会，但现在他试图把货币政策同国会政治联系在一起。他的同僚们对这个话题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此外，这种联系似乎将把美联储卷入到对财政问题的讨价还价中。诚然，中央银行家们应该避免政治纠纷，不是吗？

“把货币政策更多地同经济因素联系起来，那不是更明智吗？根据财政政策的行动而行动，我们没有这个先例。”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要求道。

“让它更经济化，而不是政治化。”另一位成员附和道。

“一段时间后会有更多的财政紧缩承诺，人们将认为总会有货币政策来对冲，我讨厌看到我们陷入这样的一种联系中。”第三位成员插话道。

“我认为，我们遗忘了中央银行的核心工作，这很危险，我们的核心工作当然是降低通货膨胀率。”第四位成员表示道。

“我越想这件事情，越觉得令人尴尬。”第五位表示忧虑。

格林斯潘默默地听着，然后就把这些批评的声音当作了耳旁风。就像军事事务一样，其实在财政预算方面，美联储主席也比同僚知道得更多。美联储不能承受忽视政治所导致的昂贵代价：毕竟，国会管理财政预算，而预算又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甚至骄傲而独立的沃尔克也曾针对预算方面的进展作出过反应，公开支持削减赤字，尽管美国国会并不总会因为这个而感谢他。

“我们现在投票表决。”格林斯潘宣布，以此结束了异乎寻常的傲慢批评。投票结束的结果是，4票反对，只有7票是赞成的。从格林斯潘就职于美联储时算起，当时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了。“像沃尔克和伯恩斯一样无所不能的主席现在只是回忆了。”听到投票的风声后，《华尔街日报》将其当作了头条新闻。

投票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展现了他的真正实力。他再次强调自己支持布什总统的预算计划，并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面前保证，这是“可信赖的”和“可执行的”。只要预算方案在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格林斯潘就会作出一些让步，给那些政客一点面子，把联邦基金利率降低25个基点。

格林斯潘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的决定不仅冒犯了同僚，而且对于白宫来说，这也是根本不充分的。继1990年7月令人沮丧的高失业率后，接下来的每个月都出现了更多的失业人员。到当年10月底，在职员工的数量减少了近50万。经济衰退的迹象明确无误，但这并不是一次正常的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当美联储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时，经济都会收缩。提高利率会导致借贷和支出减少，仓库里将堆满销售不出去的商品，从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于是企业削减产量，等待库存产品消化完毕，随之而来的裁员将波及整个经济。然而，在1990年的秋天，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高利率，而在于高负债。经济的放缓不仅仅是因为美联储在约束信贷，而是因为过度扩张的银行业和客户在约束他们自己。达尔曼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鸽派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当时正在经历一种衰退，而这种衰退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称作“资产负债表式衰退”（balance-sheet recession）。

12月中旬，美国时任财政部长布雷迪抓住了一个机会来反击格林斯潘。当时美联储年轻的副主席约翰逊已经宣布准备离职，布雷迪借此机会向白宫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介入了约翰逊继任者的事务。布雷迪认为，应该优先考虑“选出一个能支撑经济增长的人”。他建议选择自己的前顾问，即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马林斯（David Mullins）。6个月前，马林斯已经被安排进入了美联储，担任委员一职。“马林斯已经向世人证明，他有能力带动经济增长。”布雷迪自信地宣称。

在这次美联储的任命中，达尔曼想按自己的意思来。他在白宫预算办公室召见了马林斯。

“在美联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达尔曼指出，“就经济观点而言，约翰逊的见解是正确的，但是他这个人过于友善了。”

“你的意思是我永远不会有这个问题。”马林斯回应道。

达尔曼会意地笑了。

给马林斯下达指示后，达尔曼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寻找接替马林斯的人选。达尔曼青睐白宫一位好斗的经济学家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想以他来填补马林斯调动后留下的空位。林赛是一个天生的官僚主义投弹手，机智而活跃。达尔曼曾经梦到，林赛从老行政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冲下来，向他经过的每一扇敞开的门里投掷手榴弹。把林赛送到美联储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决定，达尔曼心想。白宫将摆脱一个麻烦制造者，与此同时还可以给格林斯潘制造麻烦。

1991年1月14日，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以林赛来填补美联储的空位，然后趁热打铁地向美联储主席施压。白宫邀请了8位实业界和学术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参加午餐，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每位客人都被问到美联储是否应该降低利率。这些人被逼着在总统面前表态，于是，8位经济学家全都支持白宫主张的宽松货币政策。“艾伦，在我的旅途中只有你独自站在一旁看风景。”在白宫的午餐会之后，布雷迪在给格林斯潘的信中写道，并抱怨说，“美联储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尽管来自白宫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僚的压力越来越大，格林斯潘仍可以利用自己在媒体和美国国会的名望进行对抗。如果报纸称赞他或有参议员支持他的言论，他的敌人能对他造成的损害就十分有限。在安德烈娅的帮助下，独立日那天，这对伴侣在美联储一栋大楼的露台上精心地举办了一场聚会。他们自费安排了精心准备的自助餐，并且邀请了参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主要媒体的高管，再加上一群兴奋的孩子。同时，格林斯潘会定期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这确立了他的巨星地位。他在美国国会的发言，其刺激性大大低于自己曾开设的兰德主义讲座。尽管格林斯潘的证言经常被媒体席的剧烈骚动所打断，但正是坐在这里的记者把这个大人物的思想转述给了充满期待的全球听众。参议员唐·里格尔（Don Riegle）开玩笑说，他的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在做预算时需要考虑到椅子被砸坏的成本，这是听取美联储主席证词的代价。不过，随着经济衰退的持续，格林斯潘强大的防御体系逐渐显露出了瓦解的迹象。1991年1月23日，他与布雷迪和老对手坎普一起出现在参议员里格尔的委员会上。不过，这一次，他所受到的待遇就不再尽如人意了。

粗犷的意大利后裔、纽约参议员阿方斯·达马托（Alfonse D'amato）注视着格林斯潘。“我接下来要说的也许没那么有礼貌了。”他警告说。

“如果你仍然如此担心通货膨胀，那么你显然迟到了一年……我讨厌并且已厌倦听到这些无稽之谈了。我们现在处于一次真正的衰退中！”

格林斯潘的身体略向前倾，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表情既悲哀又冷漠。布雷迪故意坐着不动，就像一个试图远离酒吧斗殴的人。坎普则难掩一脸的喜悦。

“你真是位了不起的专家，”达马托咆哮道，“我们都坐在这里，然后你会说，哦，我看到了一些希望。哦，情况可能会变好。”

“到底你从哪里看出情况会变好？”

格林斯潘眯起眼睛。他把下巴埋在手里，就像是为了防止自己受到猛击。坎普把手在嘴前握成杯状，但他笑得实在太厉害了，从嘴角还是能看出来。

“人们都要饿死了，你却在担心通货膨胀。”达马托大声谴责道。坎普则欢欣地靠着椅背，抱着胳膊坐在他旁边。

随着失业率不断上升，通货膨胀率攀升至6%，而银行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华盛顿似乎准备好了，要把美联储主席推翻。

3天后，即1991年1月29日，布什总统出现在美国众议院的主席台上，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他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聚焦到了对伊拉克的轰炸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处于危机四伏的局面，”他宣称，“而是一个大概念：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随后，他凭借自己作为战时领导人所拥有的声望，同时严厉指责了美联储。当电视转播镜头给了布雷迪一个特写时，布什总统宣称：“就是现在，健康的银行业应该能够提供合理的贷款。就是现在，利率应该更低。”整个房间的人都由衷地开始鼓掌。

如果说这次对美联储的紧缩货币政策的攻击已经算很残酷了，那么在布什总统提到银行贷款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出现了。美国财政部准备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银行业改革计划。“最彻底的银行业改革计划终于在半个世纪后提出了。”《华盛顿邮报》这样评价它。格林斯潘同意美国财政部的大多数观点：应该允许银行跨区域经营；不应该继续禁止它们承销证券、销售共同基金或者提供保险；另外，为了让它们重获自由，应当要求它们在融资时减少债务、增加资本。不过，格林斯潘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美国财政部当时正在酝酿一场政变，试图夺取美联储监管银行系统的权力。

美国财政部的计划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看上去非常合情合理。美国政府指出，银行业由4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这没有任何意义。纳税人为银行救助买单，而美国财政部直接对纳税人负责，将监管权力集中到财政部会更好。为了实现所需的整合，美国政府提出将货币监理署、储贷机构监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一些监管部门合并为一个新的财政部门，称为联邦银行局（Federal Banking Agency）；这个超级机构也将把美联储的监管部门纳入其中。银行将不再能够为寻找一个最宽松的监管机构而货比三家：它们将面临一组一致的规则。美联储不再对收紧还是放松银行资本方面的要求而发号施令，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到银行能发放多少贷款来支撑经济增长。美国财政部将接管这项职能。

面对美国财政部抢夺地盘，格林斯潘别无选择，只能对抗。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本性使他对银行监管的热情有限，但美联储的监管职能对其权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监管全美国约1 000家贷款机构的使命被剥夺了，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也将步其后尘，由此将使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地位大打折扣。为了让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保持忠诚，格林斯潘必须保卫他们。他需要他们的忠诚，这不仅因为他想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关于货币政策的争论中占上风，他还希望得到他们在美国国会的支持。12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每家都有自己的董事会，通常由当地工业界和金融界的领袖构成。参议员和众议员与这些领袖通常都保持着密切关系，因为这无疑有助于他们的竞选连任。美联储的庞大网络为格林斯潘提供了强大的盟友，如果美国财政部试图夺走他的权力基础，格林斯潘也将发动反击。

幸运的是，对于格林斯潘来说，美国财政部长自身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与这个主要对手相比，参议员达马托对其地位造成的松动根本算不上什么。1991年年初，布雷迪已经成了新闻简报中的小丑：他是“一个极其单调乏味的人”，“他一上访谈节目，收视率一定低”，“一个把缺乏自信上升到艺术形式的人”。布什总统发布国情咨文的两天后，《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引用了一系列布雷迪敌对者的言论：经过详细审查，美国财政部长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该报道的标题总结了所有的信息：“布雷迪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吗？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在这个毁灭性打击发生的那天，布雷迪正与格林斯潘一起出现在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克里夫·斯特恩斯（Cliff Stearns）热切地注视着财政部长：他想知道，为什么储贷机构的整顿一直进展缓慢，而这种拖延成本极高。

布雷迪猝不及防。“我以为你会问一个技术问题。”他迟疑地说。

斯特恩斯再次尝试。储贷协会的不良贷款已经转移到美国政府经营的资产重组托管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RTC）。然而，作为纳税人的代表，资产重组托管公司仍持有数十亿美元不良贷款。经济陷入的衰退越深，不良贷款的价值就越低，并对联邦预算造成的冲击越严重。“资产重组托管公司所有库存的价值都下降了，而这些本该在6个月前就出清了。”斯特恩斯责备道。

“本该什么？”布雷迪再次问道，显然他感到十分困惑。

“本该在6个月前就出售了。”

“好吧，相信我，6个月前该出售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会卖出去的，并且正试图卖出。”布雷迪坚持道。然后他试图把这个问题怪罪到美联储头上。“利率水平毫无疑问会影响房地产的价值，”他强调，“我从未怀疑过这一点：如果利率降下来了，房地产的价值将会上升。”

“格林斯潘先生，考虑到这一点，利率是否会下降？”斯特恩斯话锋一转。

格林斯潘从椅子上挺直身板，他朝自己这边拉过来一个麦克风，轻声笑了一下。显然他知道了当天早上报纸上对布雷迪的羞辱。实际上，鉴于他正在与一位记者恋爱，格林斯潘很可能在这则报道刊登之前已经知道了。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与布雷迪对战，就像是和扣扳机的手指被锯断了的男人决斗一样。

“从本质上讲，我认为财政部长所提到的应该是抵押贷款利率的数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方面的力量，目前我并不打算去预测其中的任何一个。”他回答。之前听达马托发言时的防御性肢体语言完全消失了，此刻这位美联储主席表现得十分得心应手。

布雷迪紧张地坐着，虚假的笑容凝固在他脸上。斯特恩斯步步紧逼地问道，他是否认为美国经济正在衰退。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格林斯潘回答。

“如果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中，在我看来利率应该下降，”斯特恩斯说，“我想布雷迪先生是想对你说，如果利率会下降，我们可以极大地缓解储贷机构的问题。”

“我不确定他所说的是这个。”格林斯潘巧妙地回答道，从而不错过任何一个进攻机会。他狡猾地提及了当日报纸上所描绘的糊涂形象，可谓切中要害。整个房间的人突然大笑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布雷迪推测，来自美联储的正面攻击将比他所能发起的攻击还要猛烈。一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已经在《洛杉矶时报》上谴责了美国财政部的改革计划。《纽约时报》也站在了美联储这边，它报道称，由美联储负责监督的贷款机构，其破产率要低于由其他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的贷款同业机构。《华尔街日报》刊登的攻击文章证明，布雷迪的敌人正虎视眈眈。格林斯潘巧妙的证词也表明，他能够使出撒手锏。媒体已经把布雷迪描绘成一个糊涂、懦弱的人。格林斯潘只需尽可能多地暗示自己比他厉害。

2月6日，周二，当布雷迪正式公布他的改革计划时，格林斯潘已经赢得了一半的胜利。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缩小涉及范围的方案：政府不再试图绑架整个银行体系。取而代之的是，美联储将要交出对大型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权，而它们在贷款方面越来越占据主导位置。作为部分补偿，美国政府增加了美联储所监管的国民银行的数量。美国将留下两个银行监管机构：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显然，美联储是地位较低的合作方。

格林斯潘的对抗还没有结束。他想要的不只是一半的胜利。

1991年2月的最后几天，布什政府的手段加强了。2月24号日出前，美军的主导力量对伊拉克发动了地面进攻。在震耳欲聋的炮击后，美军迅速前进，在尘土遮天中，俘虏了数以千计的伊拉克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仅用100个小时，海湾战争就结束了。《华盛顿邮报》认为，自美西战争以来，这是美国取得的最迅速的胜利。劳军慰问活动遍及美国军事基地的周围地区；狂喜的公民在白宫前面挥舞着小型美国国旗；纽约市长戴维·迪金斯（David Dinkins）应允将举行“史上最盛大的纸带游行”。爱国主义掀起了浪潮，惠特尼·休斯敦（Whitney Houston）的歌曲《星条旗永不落》成为其唱片公司历史上销售最快的单曲。布什总统的支持率飙升到了91%，整个美国都在支持他。

在未来的日子里，白宫努力把军事胜利转化为银行核心改革的动力。然而，它遇到了轻微对抗。对抗者似乎不是别人，正是美联储主席。在公开场合，格林斯潘谨慎地保持中立。他不会凭一个观点，就去与一位广受欢迎的总统较量，况且该观点还可能被归结为美联储在官僚政治方面的私利。不过，每当格林斯潘私下会见参议员、众议员或者记者时，他都会认真吐露自己对美国财政部提案的怀疑。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基于银行监管的视角，格林斯潘说，即使打了折扣的美国财政部计划也会危及美联储对经济的管理。此外，美联储随时准备作为“最后贷款人”拯救银行系统，美联储需要监督它为之担保的大型参与者。“最重要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的金融体系担负着责任，”美联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不能直接接触到大型银行的信息，我们无法承担这个责任。”

当格林斯潘低调地与美国财政部展开斗争时，其他势力则更直接地攻击了改革计划。强大的社区银行协会，将因布雷迪的提案而失去一切。社区银行协会非常强大，因为其成员的业务几乎遍布每一个国会选区。州际分支机构的自由化将放任大型的、有效率的放款机构侵入社区银行家的地盘；同时，削减联邦存款保险的提案会把储蓄从脆弱的社区银行中抽走，流入能够获得政府救援的更大的竞争对手手中。2008年后，这种情况才成为舆论的焦点，但其实在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大而不倒”的银行将利用隐形的政府安全保障发展得更强大。“处在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市场中的人们，不会有这种勇气让一家大型银行破产。”社区银行的首席说客抱怨道。由于这种非官方的政府担保，美国的大型银行的规模将越来越大。

尽管美国财政部的敌人可能也是格林斯潘的朋友，但他并不支持社区银行家的观点。他坚持认为，防止银行加重纳税人负担的方式并不是阻止银行规模过大。相反，大型金融企业通过分散化风险，将使整个系统更加安全。它们能使经济中的路径更通畅，把资金迅速转移给最需要的使用者手中。如果金融巨头利用了政府的隐性担保，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缩小它们的规模，而是取消对其损失所给予的补贴。应该坚持让它们进行自我保险，即为它们的业务拨备更多的资本。4月30日，格林斯潘向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保证：对于银行的脆弱性，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在过去许多年中，银行从未破产过，”他说，“这些问题的渊源并不久远，非常容易解决。”他轻松地总结道：“我们都不喜欢‘大而不能倒’的说法，我们都期待着它能消失。”

对于解决“大到不倒”这个问题，格林斯潘表现出来的新的乐观情绪并不完全诚实。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感叹，只有在一个没有政府救助、没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没有存款保险的平行世界里，银行才会审慎行事。在青年时期，格林斯潘崇拜的19世纪实业家也许面对过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但这个世界显然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后期，“大而不倒”的问题远比格林斯潘当时所声称的更不易驾驭。事实上，仅仅在前一年9月，格林斯潘自己就曾悲叹过，政府的安全保障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的冒险行为不受管制”。然而，当时正值他在美国国会反对银行改革方案的关键时期，格林斯潘避开了这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他向听众们保证，“大而不倒”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无视了社区银行家对撤销管制规定的合理反对，这将导致银行进一步扩大规模。

就在格林斯潘欢迎大型银行的到来时，他也不放过同白宫的改革进行斗争的任何机会。美联储在国会的不知疲倦的说客告诉他必须要见谁，格林斯潘就会前往国会山，有时候甚至会在一次郊游中接触几位参议员和众议员。美联储的任务就是维护美国的稳定，格林斯潘会说，没有监管大银行的权力，这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知道他用了怎样的方式，能把恭维和威胁的话混合在一起来传达这一思想：议员们既表现得兴致勃勃又感到忧虑。他们对参与神秘的金融业感到兴奋，而且对这个世界的不稳定又产生了全新理解。即使最充满敌意的国会巨头也被神奇地说服了。虽然他们可能无法具体确定格林斯潘在做什么，但他们一想到一旦他停止这样做将发生什么，仍然会不寒而栗。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亨利·冈萨雷斯。这位好斗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已经下定决心，要暂时削减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能力。他认为，企图保住摇摇欲坠的银行，注定只会增加关掉它们的最终成本。然而，美联储主席郑重的拜访却让冈萨雷斯迟疑了。“格林斯潘表示出了深深的关切。”这位国会议员含糊地解释道。虽然这有可能是在虚张声势，但冈萨雷斯并不这样认为。

一直到5月中旬，美国财政部的改革计划已经被粉碎了。当初野心勃勃的监管架构重组计划也被搁置，美联储在紧急情况下的“最后贷款人”权力得到了捍卫。格林斯潘已经从两方面向布什政府发起了“战争”：他既要竭尽全力捍卫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又要维护它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权威。

1991年5月16日，格林斯潘陪同安德烈娅出席了英国大使馆举办的一场非常正式的晚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了现场。当晚安德烈娅穿着一身白色的礼服，戴了一双到肘部的羊皮手套。英国女王坐在美国总统旁边，依次问候着各位到场的客人。当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准备接受女王问候时，布什总统展现了彬彬有礼的姿态。拉着安德烈娅的胳膊，布什总统宣布道：“女王陛下，这是我们的首席新闻记者。”随后布什转向安德烈娅说道：“嗨，芭芭拉。”对格林斯潘的荧幕女友所表现出的失态，布什总统试图通过更加殷勤的措施来进行补偿。第二天，布什总统给安德烈娅寄去了一串白宫钥匙，另外还附着一封私人信件。“这是一场令人兴奋的女王晚宴；这一切都源自‘内心’；这是解药；这是因为我都67岁了；昨晚你‘看起来真的很美’；哎，不过我还是把一切搞砸了。在此，我表示万分抱歉。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原谅。乔治·H.W.布什敬上。”

尽管布什总统极力安抚安德烈娅，但这位总统与格林斯潘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嫌隙。虽然尽管在银行体系监管权上，布什妥协了，但关于利率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1991年5月，就在女王的晚宴举行之时，美联储已经将联邦基金利率从上一年10月的8%调低至5.75%。在格林斯潘看来，这样的调整幅度已经完全足够了。虽然在4月各企业仍然在不断裁员，但他相信经济很快就会好转。然而，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却强烈反对格林斯潘的观点。“我们还有足够的空间来承受更低的利率。”布雷迪在电视上宣称。

按照惯例，美国财政部长每周都会和美联储主席进行一次早餐会议，交流一下对经济状况的看法。然而，布雷迪将这种碰面视为了斗争的机会。布雷迪会提前让同事准备好一些足以概括经济现状的图表，旨在说明利率仍然过高。不过，美国财政部所准备的图表似乎没有一张能让格林斯潘感到意外。尽管格林斯潘仍对布雷迪说一些并不有趣的玩笑，但这一次他的招数似乎不好用了。布雷迪对他的冷笑话并不感冒，甚至觉得有些刺耳。他对格林斯潘陈述的烦琐的政策细节表现得很冷漠，因为他一般都让自己的下属去处理这些细节。

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僵局显然正在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第一个任期还有不到3个月就要届满了，白宫却一直都未宣布他的连任，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市场。对基金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人支持格林斯潘连任。在格林斯潘之后票数最多的是沃尔克，不过也只有9%的人支持他。与整个金融市场一样，布什政府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人选来接替格林斯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中，约翰逊曾被提到过，但他与布雷迪的关系和格林斯潘半斤八两。科里根一直在纽约工作，因而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他最后和达尔曼闹翻了。白宫打算任命马林斯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接替约翰逊的美联储副主席一职。对格林斯潘而言，无论谁替代他，都必须获得参议院的支持。鉴于之前在银行业改革问题上的挫败，白宫极力想要避免再一次考验国会议员们的意志。

布什总统与布雷迪、达尔曼以及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博斯金曾多次会面。如果他们不打算换掉格林斯潘，那他们至少要利用连任问题来对格林斯潘施加一定的控制。达尔曼敦促格林斯潘要确保白宫所提出的2.75%的经济增长目标。格林斯潘一直把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但达尔曼认为他应该设立一个经济增长目标。

“该死的，”达尔曼在这些会议上大声抗议道，“货币供给增长率已经降到2.5%了，这个家伙会让我们陷入困境的！”

布雷迪抬起头来，一脸诧异，问道：“这个增长率正是我们想要的，不是吗？”

达尔曼和博斯金解释道，白宫设定的2.75%是指经济增长率，而不是指货币供给增长率。

“等一等，”布雷迪说道，“实际经济增长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之间有什么区别？”

经历了一个月争吵不断的瘫痪状态后，布什政府终于想出了对付格林斯潘的方案。这个方案设计了一系列针对美联储主席的问题，要逼迫他说出自己对治理经济的真实想法和目的。达尔曼一直把布雷迪视为“蠢货”，他也曾对一家报纸流露出了这个意思。不过，根据相关协议的规定，财政部长是与美联储主席对话的官方代表，所以还是得布雷迪来向格林斯潘发问。

布雷迪坐了下来，准备向格林斯潘发问，而这将是另一次让他感到很沮丧的对话。他开始照着布什政府准备的问题列表向格林斯潘发问，然而，在这些问题中实际上只有一个是真正关键的。在统筹中央银行的各项事务的过程中，美联储主席是否是以达到总统设定的经济增长率为目标的呢？

“是的，我坚信这一点。”格林斯潘回答道。

布雷迪认为，格林斯潘这样的回答已经足够：格林斯潘将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持总统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以此来为自己的连任增加砝码。美国财政部长随即将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了布什总统。“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所选的人，”他这样汇报道，但随即他又补充了一句，“除非你想让我接下这一职位。”

“总统先生，”布雷迪继续说道，“我很满足于现在的状况，除非你一定要我担任，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出任职的。”

不管布雷迪是否是在试探什么，布什总统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不过，几年后，布什总统的前顾问仍表示，他们还是无法确定布雷迪是否真的想谋求美联储主席一职。无论如何，布什总统没有对布雷迪的自荐作出响应，这为格林斯潘的连任扫清了障碍。1991年7月10日的傍晚，格林斯潘与布什一起，出现在了白宫的新闻简报室里。所有的不确定性最终都告一段落了。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再次成功地获得了4年的任期。

“在你的下一个任期中，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打算吗？”一位记者提问道，布雷迪和达尔曼在一旁热切地期待着。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想法。”格林斯潘回答道。

格林斯潘的自嘲很快就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在他获得连任的几周前，他曾预测美国将迎来一次活跃的经济复苏，其驱动力来自典型的周期性库存重建。在经济衰退期间，企业都致力于削减产量，主要是为“去库存”。然而，当库存量已经极低时，新一轮的生产潮必将到来。“衰退过后，在‘去库存’的最后阶段，总存在着推动经济加速转向的基本过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该规律就一直是有效的。我确定迟早会出现。”格林斯潘在1991年5月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这样说道。不过，在他获得连任的几周后，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相反，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在10月达到了7%。当月，在向企业家们所做的演讲中，格林斯潘坦言，经济正处于一段“顶风而行”的时期。达尔曼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或许是对的。银行以及其借款人所处的境地比格林斯潘想象中的要更加糟糕。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冻结了库存周期，从而在更长的时间里阻碍了经济增长，这是美联储主席不曾预料到的。

格林斯潘低估了银行体系的混乱程度，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从1959年他在美国统计协会发表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后，对银行体系、资产价格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他都非常敏感。1977年，在离开白宫返回咨询行业时，格林斯潘曾经最先指出，不断上涨的房价可以极大提升家庭资产负债中的购买力。同时，他还提出大量的房屋净值提取也将成为商业周期的驱动力之一。格林斯潘对于金融力量所拥有的敏感性和直觉是非常准的，以至于在1990—1991年，对格林斯潘的政策持最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也说不清格林斯潘到底错在了哪里。伯南克曾经对“黑色星期一”发表过深刻见解，在资产负债表式衰退一年后，他就货币可能会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重新思考：不仅仅信用的价格很重要，银行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健康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有多少新增贷款，从而进一步决定了经济体中的消费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学术上，伯南克对“信贷传导渠道”的分析比格林斯潘更加严谨，但其实本质上他还是在重复格林斯潘早就知道的事情。伯南克的著作引用了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的观点，而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也曾对格林斯潘产生过影响。

如果说凭借自身的才智，格林斯潘完全可以预测到资产负债表式衰退，可是这一次他为何仍然失误了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终的结果证明，以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自傲的实证主义者并没有掌握太多有用的信息。1991年年底时，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会议室主持了一场会议，参会者是来自学术界、实业界和金融界的房地产行业专家。与这些专家们交流之后，格林斯潘对他们竟然比自己知道得更多表达了惊讶。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个房地产研究团队搜集到了大量有关办公楼群和其他商业建筑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其实有大量的楼群正在修建中，所以目前这些房地产建造商的处境非常困难。随后格林斯潘还得知，银行所面临的困难远比他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美联储的监管者们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各家银行都积累了很多无法回收的坏账。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有更多的贷款将会成为坏账。因为如果正在修建中的巨量商业地产项目无法完工，就永远无法正式投入并产生利润。建筑商的资金链断裂将波及房地产开发商，并最终传导到债权人那里，导致贷款无法收回。1977年，当格林斯潘还是一个为私人企业服务的经济学家时，他就已经阐述过房地产、金融和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1991年，其他一些分析师说的话倒是点醒了他。华尔街的实践者在房地产金融方面的分析上已经超越了他，并且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

1991年年底，格林斯潘的误判体现得愈发明显了。仅11月内，整个美国就减少了57 000个工作岗位，创下了6个月以来新高，消费者价格指数降低了3%。这些经济现象都说明，美国经济存在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带着些许忏悔的意味，格林斯潘在当年12月先后两次降低了联邦基金利率，两次总共下调了75个基点。如果能够更早一些，格林斯潘主动降低利率的举动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安抚白宫的，但他的动作实在有些晚了。1992年的大选迫在眉睫，白宫的顾问们担心已经没有时间来进一步提振经济了。

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那些自他上任开始，就已经结束的主题，又进行了一次庸俗的重演。沃克之地声明的主要精神强势回归，但它已经变味了。1992年刚开始的几个月，当格林斯潘拒绝进一步降低利率时，达尔曼就到处宣扬说，格林斯潘是个怪人，这位65岁的单身汉，每天还给妈妈打电话。他难道不像诺曼·贝茨（Norman Bates）吗？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导演的《惊魂记》（Psycho）中，诺曼也是一个不能离开母亲半步的人物。达尔曼说过的最委婉的话是，格林斯潘有点像伍迪·艾伦，充满了智慧才干，但有些神经质，还有点情绪不稳定。布雷迪则暂停了与格林斯潘的一切往来，不仅仅不再参与每周例行的早餐会议，而且也不再邀请他去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Augusta National）打高尔夫球了。在布雷迪于华盛顿举办的派对上，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不再受欢迎了。如果用那些图表和数据不能说服格林斯潘降低利率的话，那就只能通过放逐使他不得不顺从。

在格林斯潘刚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时，有评论家就曾将格林斯潘形容为一个共和党的傀儡，认为他无法捍卫美联储的自主权。不过，格林斯潘很快就表现出了任何人都没料想到的强硬态度，而他在1992年的反应更加显示了他的顽固执拗。美联储在4月答应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然后就作壁上观，尽管当时摇摇欲坠的经济仍需要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到了6月，白宫试图给美联储施加压力：布什总统亲自向《纽约时报》承诺，利率会尽可能地大幅度降低。然而，在一周后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并没有理会布什总统对《纽约时报》所作的承诺。显然，中央银行体系的行事风格发生了一些变化。20世纪70年代初，当尼克松政府对亚瑟·伯恩斯发动攻击后，就成功迫使后者转变了政策方向。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唐·里甘所在的美国财政部通过在美联储的投票中架空沃尔克，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时，即便是由白宫安插在美联储中的委员也支持应该坚守美联储的独立性。当初布什总统是为了给格林斯潘制造麻烦，才将林赛安排到美联储的。林赛曾若有所思地说，美联储应该提高利率来反击布什总统。事实上，虽然这不是成文的规定，但美联储一直在尽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虽然他们不会就此屈服于布什总统，但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确实被当时的经济状况搞得有些惊慌失措。1992年6月，当衰退在理论上应该结束时，失业率却从15个月前的6.8%上升到了7.8%。很早之前，格林斯潘就预测，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商业周期模式，美国经济将出现一次存货驱动式经济复苏。现在，他又开始谈论1873年、1893年和1907年的货币恐慌，并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解释“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在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这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式收缩”。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被砍到了3.75%，隔夜拆借利率已经降到了近24年以来的最低值。然而，有证据显示，可能需要更多的货币“解药”。直到11月大选之时，格林斯潘已经把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了3%，这已经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低了。

然而，在布什总统看来，这样的调整幅度还是太小，并且已经晚了。他不得不在失业率还处于7%的高位时面对广大选民，很自然，他竞选连任失败了。“我想如果利率水平可以更早一些实现大幅下调，或许我还是有机会重新获得总统一职的，”乔治·H.W.布什在选举结束后宣称，“我重新任命了他，但他却让我失望了。”

对于自己的政党的落败，格林斯潘显然不会太高兴。不过，1992年的选举意味着一段麻烦日子的终结。由于1987年的市场崩溃，犹如惊弓之鸟的格林斯潘放纵了经济的过热，这也为1990—1991年的衰弱做了铺垫。接着，他开始扮演起了黑脸角色，但是他陷在这种方法中的时间太长了，并低估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复苏的拖累。在这段日子里，他受到了白宫和美国财政部的挑战，受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僚的挑战，受到了美国国会中恶意批评的挑战。如果在那时，格林斯潘离开了美联储，不再有后面15年的任期，那么他将因为捍卫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监管特权而被人们记住。然而，如果真是这样，他也就不会有更多的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