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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与艾伦之间的对决
ALAN VERSUS ALAN

艾伦·布林德在大西洋中部的沿海城市长大，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教育，其圆脑袋上架着厚厚的眼镜，这使他近乎年轻版的保罗·沃尔克。在青少年时期，他也曾经打过篮球，然而和巨人般的沃尔克不同，他没有加入过普林斯顿大学的球队。不过，就读于赛澳赛特高中（Syosset High School）的其他运动员没人能打破他创造的连续罚球命中的纪录。遵照沃尔克的模板，布林德几乎本能地成了民主党。他有一种坚定的社会正义感以及对华尔街的怀疑精神。当布林德选择进入学术界、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的时候，他就对公共服务充满着类似于沃尔克的渴望。在里根总统上任初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供给理论实在令人灰心。当时，他对这些人的看法是“将废话当作信条一样敬仰”。他坚定地认为经济学家有责任参与公共讨论。布林德为人诚恳，有些理想主义，并通过自嘲的智慧而展示了自己的人文关怀。他致力于通过撰述、传授、甚至管理，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1994年年初，布林德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在闲暇时，他还兼任克林顿总统的女儿切尔西的数学家庭教师，这层关系使他能与第一家庭走得更近。在2月初，美联储副主席的位置出现了空缺，而布林德成为填补这个空缺的第一候选人。布林德既是一位著名的货币经济学家，又是克林顿团队的中坚力量，因此他担任这个职位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能成功当选，他就会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首位由民主党任命的美联储委员。很快，《华尔街邮报》就将他描述成了美联储主席的顺位继承人。

如果认为这种推断对格林斯潘相当不利，那其实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听说布林德很可能到任后，格林斯潘让即将离任的美联储副主席马林斯深入地研究一下布林德的著作。马林斯很快发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布林德竟然是反沃尔克主义者。在7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布林德曾经大肆鼓吹其非正统的控诉。“美国的决策者被误导了，通货膨胀的风险被过分渲染了，”布林德继续写道，“上涨的价格对这个社会来说更像是一场重感冒而不是癌症。”在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的领导下，美联储忽略了就业问题，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抑制通货膨胀上。然而，布林德坚持认为，这两者同等重要。“失业率代表了资源的巨大浪费，任何真正关心效率的人对此都不会满意。”他说道。这会使税收收入的损失达到数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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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种几乎已形成共识的观点导致通货膨胀被置于首要位置，即通货膨胀后的修复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种观点丝毫没有对布林德产生影响。他断言：“在神话中，通货膨胀就是恶魔，除非被驱除，否则它就会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张。然而神话毕竟只是神话。”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数据层面上看，这个观点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撑。相反，失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则是不可能修复的。一旦失业引发了产出下降，繁荣将戛然而止。闲置一年的劳动力将难以为提升下一年的产出做出贡献。经济繁荣将一去不复返。

“别担心，”马林斯安慰格林斯潘，“他只是在早期的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并不那么强硬而已。”

布林德前往美联储赴任的时机使事情变得更加尴尬了。格林斯潘刚好处在货币紧缩周期的中途，他与白宫的关系正因此而变得愈发紧张；在这个关键时刻，布林德将成为克林顿团队安插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鸽派盟友。所有人都还记得，里根团队是如何用曼纽尔·约翰逊来打击沃尔克的。此外，美联储之前在货币政策主导方针上的混乱局面，正在不断冒出即将再次登场的苗头。像布林德这种坦率的自由思想者只会使混乱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克林顿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格林斯潘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通货膨胀上，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在他的工作目标之中。当时周遭环境的变化也为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金融稳定遇到的挑战已经可以看齐“黑色星期一”的水平了，而对于储贷机构的萧条，所有人都已经心知肚明；更低的长期利率将带来回报，这种论断强化了美联储将通货膨胀置于核心位置的共识。然而，到1994年4月白宫提名布林德为美联储副主席时，债券市场的混乱已经打破了这个共识。金融稳定再度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格林斯潘当初承诺的相反，专注于通货膨胀并没有使长期利率降低，后者正在不断攀升。

布林德竭尽所能地阻止记者们将他描述成美联储主席的接班人。他向后者指出，没有人曾经跳过副主席的位置，直接当上美联储的主席。然而，格林斯潘的位置似乎突然变得不确定了。格林斯潘在美联储的第二个任期将于1996年结束，到时他就步入70岁的门槛了。他的继任者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民主党人士，比他年轻20岁。似乎专门为了增加格林斯潘的麻烦，克林顿政府用一位直言不讳的鸽派人士填补了美联储空出来的另一个委员位置。这位鸽派人士就是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一位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经济学家预测道：“一个新的联盟将围绕布林德而结成。我认为，这是在为替换格林斯潘做准备。”

尽管即将迈入70岁的大门，格林斯潘仍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他勤于锻炼，生活规律，并定期体检，这些习惯与良好的遗传基因结合在一起，抹去了光阴在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从40岁起，背部麻烦就使他困扰不已，如今这个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他有时会弯着腰慢慢地小步移动，不过，他仍然可以做出高超的挥杆动作。随着球杆的升起，他精准地控制身体的摆动，然后尽力将球击打到远处，他非常享受花纹铁所释放的冲力。在美国世纪的顶点，驾驶一辆敞篷的别克厄勒克特拉飞驰于全新的州际公路上，做这件事的感觉与打高尔夫球的感觉非常不同，但也不是完全不同：两种运动都能给人带来力量和移动的感觉，都是富裕和幸福感的体现。格林斯潘对待打高尔夫球就像他对待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展示了强烈的求胜欲。即使对手的球离球洞再近，格林斯潘都不会直接认输（“gimme” putt）。显然，如果对手必须进行短距离推杆，他就存在推不进的可能。

在夏季即将来临的时候，格林斯潘经常早早地离开市中心的办公室，开车前往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属于旧世界的切维切斯俱乐部（Chevy Chase Club），那里与格林斯潘曾经在纽约拥有过的庇护所很相像。在工作日的宜人夜晚，他往往会走出更衣室，玩几局网球，该更衣室总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时的萨凡纳（Savannah）。他的对手包括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委员约翰·拉韦尔、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时任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以及前网球职业选手凯西·肯珀（Kathy Kemper），后者当时是华盛顿权贵宴会上的常客。格林斯潘有时候愿意租一辆球车拉着他的俱乐部伙伴四处转转，当翠绿的风景在他的四周“呼呼”闪过时，他还敢开一些安静的玩笑。然而，在其他场合，他往往会因过于心烦意乱而没法说太多话。相比较之下，和一个固定搭档打球时，格林斯潘往往很容易就沉浸于自己的思考中。有时候，他太投入了，甚至在别人还没有坐稳时他就开动了车子。有几次，他开车贴着他的受害者拐弯，结果把防滑鞋和polo衫甩在了球道上。

1994年春天，面对布林德的挑战，格林斯潘的好胜心被极度地激发了起来。他之前和喜欢给自己找麻烦的美联储高管打过交道，让他们去负责一些处理次要问题的委员会，这些工作几乎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同时，格林斯潘自己通过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安排，以此来限制他们的影响力。林赛是布什政府安插到美联储的，其目的很明确，就是制衡格林斯潘。林赛被任命为负责消费者和社区事务的主管，设置该职位的目的是处理银行借贷中存着的种族歧视问题。不久，林赛就发现，自己在教堂大厅被大量激烈的质问者淹没了。当副主席布林德荷枪实弹前来时，格林斯潘应对的方式将会有所不同。然而，他有决心克制布林德。

试图厘清美联储在指导方针上的混乱情况成了格林斯潘反制措施的第一步。在2月底3月初，在债券市场崩溃最严重的时候，格林斯潘曾放出了半公开的消息，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救援措施。现在，他感受到了威胁，于是转向了更安全的地方，并进而将美联储的职责局限在维持物价稳定上。由于“低通货膨胀意味着低借贷成本”的希望被债券市场的跳水弄得复杂化了，所以格林斯潘为维持物价的稳定想出来一个新的理论基础。

格林斯潘最主要的期望源于一种直觉，即低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生产力。他向公众解释道，在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那些日子里，公司没办法对消费者提出涨价的要求，因此它们只能竭尽所能地提高运营效率。这并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假说，因为不管通货膨胀是否严重，公司都存在削减运营成本的动机。然而，格林斯潘让美联储经济学家格伦·卢迪布什（Glenn Rudebusch）进行了一项研究，通过检测数据的各种排列组合，以搞清楚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每过几周，卢迪布什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处理过的数据发给格林斯潘审阅。有一次，格林斯潘甚至直接用车载电话联系了卢迪布什，以询问后者的最新进展。如果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被证实，格林斯潘就拥有了他需要的证据，可以以此来支撑自己对通货膨胀的持续关注。

1994年5月，对于“为什么在通货膨胀还未成形，美联储就提前提高利率”这个问题，格林斯潘首次对外公布了他的理论。在面对美国国会的质询时，他宣称：“通货膨胀水平越低，生产率增长率越高。”同时，他也承认，美联储仍然在收集相关数据。他还指出：“在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脚下’，似乎正不断产生着非凡的利得。不过，我不能武断地判断它就是低通货膨胀率导致的结果。”对抗通货膨胀的影响非常清楚：美联储绝对不应该“将已取得的成果放弃，因为我怀疑它是非常可观的”。对参议员讲明白这一点之后，格林斯潘总结道：“所有人都同意，将通货膨胀率从10%降低到5%，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将通货膨胀率降到5%之下，那么经济就更稳定，增长率就更高。”

事实上，格林斯潘是在用自己的公信力冒险。事实证明，在能否立得住脚这个问题上，抑制通货膨胀将促进生产率的说法，甚至不如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将产生更低的长期利率的承诺。即使卢迪布什的数据实验可以证实生产率的增长和价格稳定是相关的，但建立因果关系也是不可能的。当美联储的官员用修正后的GDP数据重做计算时，甚至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都可能破裂。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巴里·伯茨沃思（Barry P. Bosworth）向《纽约时报》表示，之前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发现通货膨胀和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低于20%。同时，他认为，很显然，格林斯潘可能仅仅是想规避政治力量对于美联储提高利率的攻击。“我认为这就像是把所有东西都扔向电风扇，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吸住而不被吹走。”伯茨沃思轻蔑地说。

在公众的视界之外，聚焦于通货膨胀的策略遇到了新困难，格林斯潘压制布林德及鸽派人士的战况令人沮丧。在1994年7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为了设法使自己处于绝对安全之地，格林斯潘指出，快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能长久地创造就业机会。1958年，新西兰人菲利普斯提出：通货膨胀率越高，意味着就业率越高。在名誉扫地之前，这个理论一直受到追捧：滞胀已经表明这种交易除了在短期内有效外，其实是一种痴心妄想。格林斯潘坦率地表示：“我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使他努力证明低通货膨胀率的好处，无论是说它能导致更低的长期利率还是更高生产率，都不如从相反的角度入手。“通货膨胀是受欢迎的”这种论述早就名誉扫地了。

一两分钟后，林赛发现美联储职员的预测与之完全相反。尽管被下属为此次会议所准备的大量材料所淹没，林赛仍从中发现了一组图表，它们阐释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好处。图表中表示，通过允许物价更快增长，美联储将创造上百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还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林赛特地邀请同僚进一步研究了最后一幅图表后，略带怀疑地说：“按照我的理解，这意味着，从长期看，通过简单地印刷钞票，我们就可以增加经济体的总产出量。”

货币事务部门的主管唐·科恩用他特有的冷静回应了林赛。他无疑是美联储高管中最平静的一位。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普雷尔则几乎丝毫不隐瞒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自己的顶头上司的不屑。国际事务部门的主管泰德·杜鲁门（Ted Truman）则对着这些高管们勃然大怒，并且向他们大吼大叫。然而，似乎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到科恩，即使是在面对最不同寻常的行为时。美联储职员的模型似乎表明，通货膨胀对美国工人来说是个恩惠。菲利普斯曲线又“嘎吱、嘎吱”起死回生了，就好像一具自我再生的僵尸。

“如果你认为通货膨胀存在成本，那么它们并没有在这里被体现出来。”科恩向林赛让步了。过了一会儿，他重复道：“我不认为，这个模型得出了这个结论，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不会造成产出上的损失。”

“从来没有过吗？”林赛盘问道。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为零，这个结论听上去确实很疯狂，林赛决定通过曝光这个荒谬的结论来给那位下属出难题。

“我不这样认为。”科恩和蔼地说。

普雷尔试图支持科恩，但是林赛并没那么容易被安抚。

“如果你所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就从来没有因为选择了通货膨胀而在产出上遭受净损失，对吗？”他充满怀疑地向那位下属追问道。当投入到这类辩论中时，他看起来就像马上要爆炸了一样。迪克·达尔曼脑海中林赛一间接着一间往办公室里掷手榴弹的幻觉，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和可信了。

格林斯潘权衡后，试图将那位麻烦制造者打发走。“该辩论等同于，为什么美联储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可能会造成产出上的净损失。”他回应道。然而，对于这位自己公开承认的通货膨胀的仇敌而言，那只是一名不可信的瘦弱职员。格林斯潘妥协地说道，通货膨胀本身可能是没有危害的。然而，用来纠正它的手段，即高利率政策，却是痛苦的。

由于预料到会有人答辩，格林斯潘补充道：“问题在于，我们是美联储，以及如果模型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应该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不过，格林斯潘并没有主动给出问题答案。

“我们应该放任通货膨胀率上升。就这么简单。”林赛略带讽刺意味地总结道。这就是美联储经济学家的模型的逻辑。政治家总是指控美联储无理由地对通货膨胀着魔，实际上这种指控可能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加接近事实。

“在座诸位有没有人认为，通过印刷钞票，经济体未来产出的现值将会上升，”林赛继续说，“如果有人的话，我将加入他们，投票将贴现率降为零。”

“哦，不，你所说的并不是你的本意！”格林斯潘反驳道。

“怎么不是了？”林赛毫不犹豫地反击。

幸运的是，这是布林德第一次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他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困惑：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组织，在自己职责的基本原则上居然有点茫然。为了回应林赛最后的反击，布林德不假思索地说，美联储的法律职责就是保持物价的稳定性。《联邦储备法》要求它这么做。

这是笼络这位新人的机会，格林斯潘没办法拒绝这个诱惑。也许布林德本不应被视为一位鸽派人士？如果11%的通货膨胀率确实比10%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对经济体产生更大的好处，布林德还依然希望遵从《联邦储备法》吗？

“如果11%的通货膨胀率真比10%的通货膨胀率更能对经济带来好处，”布林德不确定地重复道，他显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通货膨胀没有成本的话，对于这次会议的目的，我就有些不解了！”

撇开戏弄的成分，这场争论暴露了一个令人警醒的事实：没人能真正说清楚通货膨胀的危害。无论是格林斯潘的直觉，还是其下属的数据模型，都不能证明为什么布林德之前的论文是错误的。或许，通货膨胀真的只是像一场感冒一样？然而，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联储养成了一种敌视通货膨胀的态度，总是会夸大其实际的副作用。3年后，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表明：“经济分析方面的龌龊小秘密之一就是，即使通货膨胀被全世界看作可怕的灾难，却少有人去衡量它的成本。”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令人不安的会议之后的一个月，美联储的领导者们聚集在了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20世纪80年代，沃尔克非常喜欢飞蝇钓鱼（f l y fi shing），于是，他接受了在杰克逊霍尔举办的座谈会的邀约。自此之后，杰克逊湖畔细长形的平顶山林小屋就成了中央银行家们的夏令营地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特聘教授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主导者将聚集在巍峨群山的阴影中，并在清波泛舟中以及麋鹿的凝视下召开各种经济会议。格林斯潘每次都非常认真地参加，以此逃离华盛顿潮湿的夏天。他经常待在詹姆斯·沃尔芬森名下的豪华客房里。沃尔芬森是华尔街金融圈内的魔术师，并于1995年成了世界银行的总裁。招待晚宴通常在沃尔芬森精致的设计师度假小屋中举行，10米长的云杉柱子支撑着该小屋教堂式的屋顶。安德烈娅也经常来，陪沃尔芬森的夫人伊莱恩一起远足、骑马。对于格林斯潘来说，他对景色没那么感兴趣。他更喜欢玩一些能够用分数来衡量的项目。如果在这样的项目中获胜，他就可以经常挂在嘴边。

格林斯潘的司机周四早上很早就会将他送到杜勒斯机场。随后的日子里，格林斯潘有时候会同意沃尔芬森用私人飞机接送他。不过，在那一年，他和往常一样，采取了与全球普通精英差不多的交通方式，先飞到科罗拉多，然后换飞机再继续向西北前进。杰克逊霍尔的北部是美国麋鹿避难所和大蒂顿国家公园，如果越过这些地方再往北，旅行者就能看到间歇喷泉和棕熊。对于安·兰德心目中的阿特拉斯们来说，这种英雄的荒野正是可以帮他们远离平庸社会的避难所。一辆汽车载着格林斯潘沿着陡峭山谷间的平坦河床向前行驶，该河床蜿蜒地通向杰克逊湖畔的旅馆。在那里，货币制度的创始人们已在恭候大驾了。

1994年，杰克逊霍尔座谈会的主题是“降低失业率”。这次会议证明，除了通货膨胀之外，还有其他目标仍在美联储的议程上。只有幸运的百十号人被允许进入这个经济圣地，站在这些人面前，格林斯潘公布了会议的议程。他还是那幅扮相，大大的黑色边框眼镜挂在大耳朵上，世界各大报纸的漫画家们都非常喜爱这个形象。格林斯潘礼节性地保证，美联储绝对重视这个主题。“对于最大化稳定的就业增长速度并降低失业率，美联储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他郑重地说。接着，他提出了警告。他坚持认为，通过货币政策增加就业机会是有局限性的。他并没有提到美联储相关职员的模型所隐含的相反假设。在拐弯抹角地提到通货膨胀的成本时，格林斯潘重复了自己还未经证实的生产率假说。按照他的假说，通货膨胀的成本将超过经济家们现在预测的水平。

接下来的两天里，在反对通货膨胀者与对通货膨胀较宽容的人之间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争论。一方认为，货币政策只与物价有关；另一派则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除了物价，还应该加上就业率。只关注物价一派的领头人物是新西兰储备银行的行长唐纳德·布拉什（Donald Brash）。在布拉什的领导下，新西兰储备银行成了第一家明确只关注物价的中央银行。虽然布拉什本人很瘦，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但他的言语一点都不温和。与老师菲利普斯的观点相反，他坚持认为，中央银行没有责任去创造工作岗位，因为它没有权力这么做。“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通货膨胀阻碍了经济增长。”布拉什一笔带过地说，并没有停下来说明这些证据是什么。对通货膨胀的排他性关系将是“货币政策对于创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前景的最大贡献”。

为了让布拉什的对立面表达观点，会议的组织者将发言权交给了布林德。考虑到布林德的价值观，他成了鸽派当然的领军人物。毕竟，他曾经写道：“通货膨胀就像一个青少年一样，被极度误解了。这种误解使其政治重要性超过了经济重要性。”他甚至还嘲笑过格林斯潘的老主顾福特总统。福特总统曾经公开宣称，通货膨胀将“毁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自由”。“毁灭我们的家园，”布林德略带讽刺意味地说，“呀，我只是觉得通货膨胀将毁了我的抵押贷款。”在议程中，布林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会议的组织者显然意识到了他的官方地位。不仅在学术上，布林德是鸽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他还是美联储副主席。按照坊间的流言，他将是未来的美联储主席。

布林德走上台，他看起来有点紧张。他的右眼有一点微微的颤抖，尽管他将发表的讲话很有权威且很幽默，但他全身依旧散发出一种紧张的气息。“无论从何种标准来衡量，我都不算年轻了，然而，作为一名中央银行的从业者，我依然是年轻的。”他开口讲道，似乎专门要与格林斯潘形成鲜明的对比。接着，他开始回忆自己参加过的杰克逊霍尔座谈会。“我曾来过这里好几次，但都是以学者身份来的，当时我的职责是清楚地讲述一些东西，甚至是讲一些有趣的东西，”布林德面无表情地说，“我的新工作中，我的职责是，什么都不说，更别提有趣的事情了。”

布林德继续讲着，并亮出了自己的中间立场，这次他站在了20世纪60年代菲利普斯曲线的理念和布拉什及其门徒专注通货膨胀目标的信条之间。“就业率与什么密切相关呢？在短期内，宏观经济决定一切，而在长期内，宏观经济没有丝毫的作用。”他说道，这抓住了经济行业中的共识。与菲利普斯的观点相反，中央银行没有能力长期地改变失业率。正如布拉什和专注于通货膨胀的支持者所辩称的那样，长期失业率反而反映了微观经济的一些因素，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弹性。然而，在短期内，布林德强调，宏观经济意味着需求的水平，这绝对是很重要的。如果经济的总支出低于经济体的供给能力，失业率会移动到它的“自然”水平之上。只有当经济中的失业率处在“自然”水平时，工资增长才会变得稳定，通货膨胀率也会变得稳定。在需求低于供给能力时，刺激需求增长的措施将会使得人们重新获得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布林德事件”。为了挖出这次座谈会中更多的奇闻逸事，《纽约时报》宣称，作为接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的“一位主要候选人”，布林德“公开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分道扬镳”，即使包括格林斯潘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承认美联储有能力在短期内增加就业率。第二天，《时代周刊》又发表了另外一则激动人心的故事，将布林德塑造成了公开大唱反调者；这天之后它又出了另一篇社论。很快，《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都加入进来，而相对正常的、公正的《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公开表明，布林德缺乏“领导美联储所需要的道德及智商”。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谴责，而布林德则不得不独自思考，新闻媒介对自己的这波无情攻击是如何发生的。说得更准确些，那就是为什么格林斯潘没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至少，美联储的主席应该保护布林德免受第二轮、第三轮的攻击。格林斯潘很了解报道美联储的记者，他只要轻轻动动嘴皮子，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了。毕竟，两位艾伦之间的分歧被恶作剧般地夸大了。布林德的言论实在没有值得媒体如此围剿他的由头。

布林德只能靠猜测来判断格林斯潘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是证明格林斯潘非常油滑的最好证据。然而，美联储主席是完全无辜的，他没能维护布林德只是因为他在忙其他的事情，或者如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他认为搭理这些流言只会错误地使它们传播得更广，无疑，这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另一种可能也同样是令人信服的，格林斯潘对这种卑鄙手段驾轻就熟。从这个角度看，他之所以保持沉默，完全是因为他很乐意看到他假定的自己的继承者被媒体攻击。当鲜血已没到脚踝时，布林德仍不能确定。这位美联储主席并没有在杀人凶器上留下指纹。

在布林德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天，格林斯潘离开了杰克逊霍尔，和安德烈娅一起飞往了旧金山，去卡梅尔河谷（Carmel Valley）度过每年为期一周的假期。他们的落脚地是由约翰·加德纳（John Gardiner）创建的网球营地。作为开创豪华运动产业的先锋人物，加德纳的这处现代风格的休养场所很受电影明星和政要的喜爱。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和他的网球伙伴向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推荐了加德纳的这个营地：这里风景优美，环境舒适，而且恰好足够狂野，这使得他们能感觉到一些时尚感。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住在山顶的一座土坯房里，营地的服务人员为他们提供了一辆脏兮兮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以方便他们在山坡上来回溜达。每个早上都有练习和比赛，格林斯潘很愿意展示自己异常强壮的前臂，对于整天穿西装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耶鲁大学毕业的头号职业选手里克·曼宁（Rick Manning）经常善意地调侃格林斯潘，这给安德烈娅带来了许多乐趣。随后，他们会享受一顿美好的午餐；下午，格林斯潘会先小睡一会儿，醒来之后就去读书或者打网球。营地里的花园充满着异域风情，夜晚可以在天上看见明亮的星星。安德烈娅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曾表示：“那个场景真的非常浪漫。”

在休息并放松之后，这对情侣会飞回华盛顿。周日，美国首都将迎来规格最高的盛典之一，人们会成群结队地去肯尼迪纪念球场（RFK stadium）观看华盛顿红人队的新赛季开幕战。格林斯潘和安德莉娅也会参加。其实该盛典最精彩的部分并不是观看橄榄球比赛，而是乘着私人电梯直冲云霄，然后步入在文斯·隆巴迪房间（Vince Lombardi Room）举办的赛前派对。红人队尖酸的、已迈入耄耋之年的老板杰克·肯特·库克（Jack Kent Cooke）将会招待总统候选人、各国驻美国大使以及有影响力的媒体人。此外，当然少不了一大群“穿着香奈儿的丝绸服饰，梳着法式扭卷发式，拿着长柄望远镜”的女士们。比赛开始时，客人们会从专用通道陆续前往包厢，包厢中布置好了瑙加海德革椅子，有女侍者待命，还备好了红酒。库克的主持风格非常硬朗，就像置身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一样，他的身旁会有一部重要的电话以及大量奉承者。虽然球队以一个尴尬的分数输掉了比赛，但它的表现其实无关紧要。在包厢里看红人队比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上层阶层的惯例。如果不考虑审美，它等价于英国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和阿斯科特赛马会”，一位研究权力的学者这样记录道。

周一是劳动节，在这一天，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会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比平时打更长时间的网球。安德烈娅刚学打网球没多长时间，只要格林斯潘不经常利用狡猾的左手削球得分，安德烈娅还是很喜欢和他一起打球的。正是格林斯潘狡猾的削球，让时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迈耶（Christopher Meyer）给这位美联储主席起了一个“格林削球”的外号。在离开切维切斯俱乐部之后，这对情侣参加了凯西·肯珀组织的烤肉聚会，后者既是格林斯潘的网球球友又是他的高尔夫球友。格林斯潘在自己的回忆录提到了这次聚会，当时安德烈娅专门为此做了意大利面沙拉，而与会者必须穿着“T恤衫和人字拖”。回忆录还提及了，美联储主席是如何诠释这条休闲的着装要求的。不过，至少在这一瞬间，对中央银行主要职责的斗争暂时被抛到了脑后。

1994年秋季，克林顿总统深深地陷入了低潮期。尽管经济增速非常可观，失业率也4年来首次降到了6%以下，但是民主党人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政坛上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其代表人物是另一位来自南方的热情洋溢的婴儿潮一代。他就是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即将上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金里奇是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但是他不会仅仅因为“党同伐异”就支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被金里奇挤下台的前任民主党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一直关系良好。曾经为里根和布什这两位总统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比尔·韦伯斯特（Bill Webster）和福利，他们都是与格林斯潘同月同日出生的。这3位非常有权力的人物每年3月6日都会聚在一起吃午餐，以庆祝共同的生日。他们依靠这样的纽带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不会受到党派差异的困扰。与此相反，金里奇是一位民粹派。他并不想和持相反立场的人一起吃午餐，或许说得更准确一些，很难想象他会向其他任何人展示出各种的礼数。他对经济的看法结合了自己的卓越才华与杰克·坎普的幻想。他坚持，美国应该追求每年5%的经济增长率，这一数字是美联储预计的、可持续且剔除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增长率的两倍。

当克林顿从中期选举中缓过神来后，他开始对美联储限制经济增长的政策表达自己的不满。在通货膨胀到来之前，美联储就先发制人地提高了利率，克林顿对这种做法的紧迫性表示了怀疑。同时，他也反对美联储的假设，即自然的、非通货膨胀性失业率应停留在6%的历史惯常水平。在向自己授权的传记作者回忆1994年下半年的情况时，克林顿倾诉道，全球的竞争将会抑制各公司的涨价行为，工会的衰落也弱化了人们争取加薪的能力。由这些原因可知，通货膨胀只是一个遥远的威胁；在没有物价上升压力的情况下，失业率是可以下调一点的。有时，当格林斯潘有事要来白宫时，克林顿就会通过模仿这位美联储主席来娱乐他的顾问们：一个无精打采的老人絮絮叨叨地讲着通货膨胀。自小石城首次会晤后盛开的友谊之花正逐渐凋谢。这位总统仍尊敬格林斯潘，但并不清楚他是否还喜欢格林斯潘。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几天后，面对充满敌意的众议院新议长和受到伤害的总统，格林斯潘勇敢地用他的人气冒了个险：他向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们提议，将联邦基金利率大幅提高75个基点。在其任内，这将是最险的一招了，而1994年的累计紧缩幅度将因此达到250个基点。整个情况看起来就仿佛是，格林斯潘在听了金里奇和克林顿关于经济潜能的高谈阔论后，决心向他们发起挑战。此外，美联储主席的这个提议是非常有挑衅性的，因为这更像是一个个人判断，而不是经济体的实际需要。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年化增长率只有2.6%。为什么要踩刹车呢？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辩论刚刚开始，布林德就坚定地认为，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的幅度明显过头了。这次大幅紧缩措施基于的是长期利率不会同步上升这个假设，而该假设是从何而来的呢？格林斯潘在继续贯彻一种理论，即美联储此前将利率提高的幅度并不充分，所以很难控制通货膨胀；或许他因为太紧张而不停摆弄货币的自动调节器。布林德竭尽所能地让美联储的下属通过预测模型来模拟不同的情景，模型的结果更加让他确信，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实在有些过头了。针对下属们所做的计算机模拟，他承认：“没有人必须要相信这些数字，但是除了将这项政策放入经济模型，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从哪儿得到这些数字。”布林德的意思很明显：格林斯潘在推行这项政策时全凭直觉，而不是科学的方法。

格林斯潘冷静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布林德喜欢用模型，因为他是学者。然而，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美联储的利率杠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连接机制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佳例证：其特征变化得如此快，以至于历史数据的统计结果对未来的预测作用非常有限。2月债券市场的动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没有模型可以了解斯坦哈特的操作，因此没有模型是精确的。在格林斯潘的记忆里，20世纪70年代中期房屋净值提取的上涨也呈现了相同的情况：由于新玩家们加入抵押贷款融资领域，所以短期利率的上升对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与其依靠美联储职员开发的模型来估计此次紧缩政策的效果，还不如凭着自己头脑里的市场反应，赌一把。如果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影响交易者的心理而产生作用，那么他就会像交易者一样思考，这将唤醒他在商品期货交易池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格林斯潘试着将自己想象成市场中的交易者，这使他产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言论。他在11月的会议中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们：“如果只提高50个基点，即使市场认为这是我们即将采取的措施，我还是会很困惑。我认为应该加以区分，什么是他们根据我们过去的政策进行的预测？什么是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做？”对于像布林德这样的评论家来说，这种迂回的心理学分析简直是废话。“没有人真正了解市场的心理。”布林德坦率地说。此外，格林斯潘努力将自己想象成市场交易者也是不恰当的：代表美国民众广泛利益的美联储不应该受制于华尔街的情绪变化。“我认为这展现出来一个非常不幸的信号：我们可能被市场左右了。”布林德指出。美联储此刻正在恰当地享受着从政治家那里新得到的独立性。这时候放弃独立性，向穿着黄色吊带裤、拥有婴儿脸的交易者屈服，对这些人的突发奇想俯首称臣，无论怎么看都是违反常理的。

布林德话音方落，格林斯潘就开始了他的反击。“我的建议是将利率提高75个基点。”他迅速地说。整个委员会都一声不吭地团结在了格林斯潘周围。尽管布林德很雄辩，但没有人会听他的。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提高利率的冒险政策，同时受到了经济学领域左右翼的怀疑。在右翼，格林斯潘的老朋友弗里德曼责备他管得太宽了。他告诉《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格林斯潘难以压制自己要精准调节经济的欲望。如果我们掌握的知识足够多，这种做法就会发挥作用，但是我们知道的其实并不够多，因此它几乎每次都会产生误导。”在左翼阵营，评论家们则紧紧盯着市场行为的不可预知性，这种变幻莫测使得美联储的政策效果也很不确定。

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在我们所秉承的教义中存在一种狂妄自大，即通过对融资成本进行调整，美联储就可以掌控经济活动的节奏。”明斯基是一位经济学家，后来因为成功预测到了经济泡沫而享有盛誉。尽管布林德的反对有理有据，而且还遭受了很多舆论攻击，格林斯潘最终还是证明了自己是正确的。1994年11月提高利率之后，长期利率并没有像布林德担心的那样大幅上涨；相反，长期利率如格林斯潘预测的一样，非常稳定。通过这次紧缩货币政策以及次年2月的另一次收紧，美联储规划出了一次“软着陆”，在未触发衰落的情况下使经济增速稳步放缓。1994年和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都稳定在可控的范围内；失业率也维持在6%的自然失业率之下，并逐渐向下移动。既不过热，也不过冷，这个奇迹很快以“金发女郎经济”（Goldilocks economy）的名称而为众人所知。

1994年的“软着陆”平息了杰克逊霍尔的争论。没有人再争论应该优先考虑通货膨胀还是就业率：美国经济在两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没有人再会猜测“格林斯潘时代”将如何结束，正如布林德后来所说的：“永远不要质疑格林斯潘的策略，他只会做得更好。”

经过两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跨步，这位美联储主席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大师。第一步是在1993年，当时政治家们放松了对美联储的压力，并颁布了一项更加紧缩的财政政策，从而不再让美联储扮演坏警察的角色。第二次是在1994—1995年，当时格林斯潘指挥着经济远离了通货膨胀的礁石，而且并未在经济衰退的浅滩上搁浅。1993年，当第一次凯旋的时候，格林斯潘摆脱了林赛的威胁。1994年，当第二次完成壮举之后，他以谋略打败了强大的、曾经被捧为其继任者的学术之星，即美联储副主席布林德。尽管因为落败而颇为沮丧，但布林德仍在1995年“全副武装”地坚持了一整年，并于1996年1月辞职。在此之后，美联储的官员们很少再对格林斯潘提出任何质疑，美联储主席至高无上的时代开始了。

然而，这位大师的成名之路仍然存在两个疑问。或许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成功存在侥幸的成分：如果说消费者价格指数自海湾战争前的6.3%，降至了1994年年末极低的2.7%，这使得格林斯潘的成功具体化了，那么这也是建立在诸多严重错误的基础上的。美联储曾经低估了1991—1992年的信贷危机，因此最终采取了比原计划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1993年美联储错误地解读经济，将长期利率的下降归因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下降。另外，即使不考虑美联储的错误，很多更深层次的力量也共同为低通货膨胀率做出了贡献：全球竞争、科技进步以及衰落的工会组织。在这个陌生的新经济中，货币宽松时代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经济泡沫而非物价上涨。然而，没有人会追究这些模棱两可的细节。格林斯潘带来了经济繁荣，物价稳定。他的声誉也不可思议地如日中天。

关于这位大师的成名之路的另一个疑问会更直接一些。毫无疑问，正是1994年大幅度提高利率导致了债券市场泡沫的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