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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繁荣
IRRAIIONAL EXUBERANCE

1995年春天，苏珊·菲利普斯（Susan Phillips）筹备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会议。白发苍苍的菲利普斯是一位精明强干的经济学家，她曾担任美国的首席衍生品监管员，随后又开始担任美联储委员，主要分管行政事务，其中就包括美联储陈旧的委员会会议室。被放任不管20年后，这间会议室的墙壁已经褪色，椅套则破烂不堪；带着电子幻灯片的访客会被告知无法播放它们。更令人恼怒的是，音响系统则老化到几乎难以听清；会议室的灯直接对着委员们的眼睛，整个空间的状况似乎就是为了让里面的人既听不清声音又看不见口型。在1994年或更早以前，曾计划要对该会议室进行重新装修，但这项计划出乎意料地被搁置了；当美国国会正在寻找理由攻击美联储的时候，一项铺张的重新装修计划似乎会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在集思广益之后，菲利普斯已经有了一份精心准备的计划。不对会议室重新装修，只对其翻新。

菲利普斯雇了一位室内设计师对会议室里面的东西进行修复，而不更换它们。同时，他们找到了陈旧不堪的地毯的原始生产商，委托厂家提供一模一样的新地毯，他们还找到当年缝制金丝墙布的织工，并订了数卷全新的布料。桌椅只需要重新覆盖上特定的图案，就能使其与旧的难以区别，而吊灯只需要清洁而无须更换。毫无疑问，这样的全面翻新会花费更加高昂的成本，但是只要在不更换东西的前提下能让会议室焕然一新，相应的费用就不会遭到非议。菲利普斯需要的只是格林斯潘点头。

就这样，在1995年春季的某一天，菲利普斯与设计师一起在会议室中等待着格林斯潘的到来。他们将材料样品陈列出来以供这位美联储主席参考；在装着新椅套的箱子里，有许多拥有微妙差别的样品供格林斯潘选择。那位设计师明显被这个场合的历史意义感染了，因此特地为格林斯潘精心准备了一份纪念礼物：一张迷你的会议室地毯。毕竟，光是翻新这间会议室，美联储就需要花费100万美元。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里，这样的翻新并不是每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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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美联储主席的办公室的门开了，格林斯潘进入了会议室，并跟菲利普斯打了招呼。

“现在看来你并没有对会议室进行多大的改动。”格林斯潘回应道。然后他便转身离开。整个交谈持续的时间不足30秒。

当菲利普斯意识到她已经收到了格林斯潘的许可，便继续对会议室进行翻新。8月22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格林斯潘对翻新措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在我们重焕生机的会议室中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宣布道，并指着占据着东面墙壁的大屏幕向他的同僚保证，“尽管美联储的行政区地图更清晰了，但并不是重画，所以你们的辖区原封不动，你们对此无须担忧。”

“然而，类似詹姆斯·邦德早期的电影，这里有许多你们看不见的按钮。如果我按下其中一个，你们就会连椅子一起掉下去，跌进一个养着鲨鱼和其他各式生物的水池里面。”“当然，这种设施并不是为了要影响你们的投票。”他补充道。

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笑了，可能其中略带有一丝紧张。这个玩笑有点露骨，事实上，主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格林斯潘的确让人想起邦德的主要敌手，即喜欢抚摸宠物猫的恩斯特·斯塔福罗·布鲁弗（Ernst Stavro Blofeld）⁽⁵⁾。

“您提出的观点我都同意。”一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高声说道。

“不管它是什么！”另一位补充道。

“这会不会成为5年后公布的文字记录的一部分？”有人问道。

“这些都被记录下来了。”一位职员面无表情地回应道。

“关于这间会议室，我不认为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讨论了。你们看到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格林斯潘总结道，“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究竟是一项重大改善措施还是只是在浪费金钱。”

在会议结束时，格林斯潘建议维持利率不变，而该建议当然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其顺利程度甚至超过该委员会以往对格林斯潘的顺从。对于这种顺从，格林斯潘早就习以为常，且非常满意。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说：“之所以这么顺从是由于他们座位底下有鲨鱼在游弋。”

当然，能够解释格林斯潘的支配地位为何能日益增强的，并不是鲨鱼，而是政治经济学。截至1995年8月，在格林斯潘的掌控下，美国经济已经经历了连续18个季度的增长。美国的失业率下降至5.7%，远远低于过去10年6.3%的平均值。当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过热、繁荣即将走到尽头。核心通货膨胀率保持在3%以下，这几乎是自林登·约翰逊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了。在上述卓越成绩的基础上，墨西哥救助计划的成功使格林斯潘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并让他与克林顿阵营的关系更为密切。克林顿与美国国会针对预算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格林斯潘作为财政问题的仲裁者，一直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以金里奇为首的保守派与克林顿阵营争斗得越激烈，格林斯潘就越能作为一名杰出的领导者站出来主导整个局面。“针对每一个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我都会向美联储寻求意见。”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吉姆·里奇（Jim Leach）承认道。

尽管华盛顿这座城市充满着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和追逐热点的调查员，但格林斯潘总能设法不犯错。有一次，美国国会为日本银行的一位流氓交易商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在听证会正式开始前，格林斯潘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管闲聊，他讲的一些话引起了监管伙伴哈哈大笑。“小心！”他突然用低沉的声音警告道，新闻摄影师无处不在，在事关银行丑闻的场合，没有监管者会允许自己被拍下开怀大笑的样子。随着参加国会听证会的次数增多，他越来越熟练如何用自己善于迎合的智慧轻轻地将令人厌烦的问题推开。“如果我看起来对你毫无保留，那你一定误解了我所说的话。”他对一位国会议员调侃道。“我知道你自认为你已经理解了我说的话，但我不确定你是否意识到你所听到的并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他对另外一个人说道。在雷区跳舞带来的刺激让格林斯潘心旷神怡，以至于他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也会做这种闪避动作。某一天，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时任主席亚瑟·莱维特在肯尼迪中心接待处碰见正等着参加听证会的格林斯潘。他向格林斯潘打招呼，而这位美联储主席却显得有些杯弓蛇影。格林斯潘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嘴唇，说道：“我不能说话。”

到1995年年底，克林顿政府开始考虑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他们很快得出结论：格林斯潘才是格林斯潘最合适的继任者。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罗列了一份候选人名单，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及其前任科里根。不过，他们仅仅是走了个过场。在鲁宾和他新提拔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看来，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几乎表现完美。共和党人的这一身份简直太合适不过了，因为这能使对他的任命更加顺利地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获得通过。

在格林斯潘对墨西哥采取救助之后，克林顿很乐于接受其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然而，他想在再度任命格林斯潘的同时，再任命一位忠诚的民主党人作为美联储副主席。在布林德落败之后，这个二号位置出现了空缺。在克林顿心目中，副主席的头号人选是费利克斯·罗哈廷，一位强势的投资银行家和能说会道的货币鸽派。罗哈廷相信，在不触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济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他的这个观点与克林顿的观点遥相呼应，后者认为，全球化和工会的衰落可以抑制价格上涨。按照克林顿的思路，对经济潜力的辩论将有利于美联储的健康。如果能在公开场合讨论，那么这就不是一件坏事。

然而，格林斯潘并不这么看。尽管通过纽约的社交圈他早就与罗哈廷认识了，而且表面上他们还是朋友，但事实上格林斯潘最不愿见到的情况，就是再来一位直言不讳的副主席。罗哈廷对通货膨胀的鸽派主张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通过削弱美联储对稳定物价的自觉承诺，罗哈廷很可能会事与愿违地迫使格林斯潘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以补偿美联储在公信力上的损失。

当鲁宾在美国财政部私下表示有保留的同情后，格林斯潘下决心要封住罗哈廷的道路，使罗哈廷与克林顿总统的如意算盘落空。

很快，谁的手腕更有劲就变得清楚了。美国参议院的关键人物已经习惯，在形成经济观点之前，首先问格林斯潘的立场；他是知者，他们如果不咨询格林斯潘就无法走得更远。一次又一次，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向白宫暗示，罗哈廷从来不被认可：罗哈廷对经济的理解是摇摆不定的，他关于货币政策的看法将导致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看到前方的道路已经被堵死，罗哈廷失望地退出了。克林顿总统的支持在这位美联储主席无形的反抗中变得无关紧要了。

1996年1月，格林斯潘飞往巴黎，参加发达经济体的七国集团会议。在会议中途休息时，鲁宾把他拉到靠窗的地方，从那可以俯瞰整个香榭丽舍大道。“当你回美国以后，”鲁宾说道，“克林顿总统想和你谈一谈。”从鲁宾的身体语言可以很明显地得知他想说的话。克林顿阵营的人认为，格林斯潘不可或缺，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挫己方的锐气。克林顿将成为第三位提名格林斯潘的总统，即便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

过了一会儿，格林斯潘遇到了科里根。科里根是觊觎美联储主席之位的潜在对手之一。科里根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们，自己减肥成功了。为了不处于下风，格林斯潘抓住自己的西服外套，并把它往外拉，以炫耀衣服在腰部位置十分宽松，他最近轻了10千克。

在1996年上半年，“金发女郎经济”继续让观察者感到惊讶。当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2%，在经济复苏期间能够长时期保持这样的表现着实令人吃惊。核心通货膨胀并没有显示经济过热的迹象。相反，在6月前，通货膨胀率已经下跌至微不足道的2.7%。整个美国正经历着与滞胀相反的极端情况。格林斯潘的权威地位当时正接近巅峰，他对这些不大可能出现的数据组合的理解，将使他成为传奇，并成为迈向大师级人物的重要一步。然而，依靠后见之明的优势，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他当时的决策。他在1996年作出的判断，通常被认为是他的最佳成就，也可以被看作麻烦的先兆。

要了解这些重大决策所产生的背景，应把焦点落在当年的7月。当时，针对货币政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正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一场对决。早在7年前的1989年2月，该委员会曾否决了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霍斯金斯·李的提议，该提议的主要内容是为通货膨胀设立明确目标。在1995年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曾再度考虑为通货膨胀设立目标，但克林顿任命的珍妮特·耶伦成功抵制了这一提议。然而，在1996年的夏天，由于学术氛围的转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重启了相关讨论。这一次美联储决定跟随新西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做法。在接下来的正式讨论中，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的方案赢得了3/4的支持，从而获得了通过。

这是一场奇怪的胜利。这场胜利的到来并不是因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以证明，抑制通货膨胀能够获取巨大利益；事实上，耶伦指出，委员会在这一点上缺乏相关证据，但没有人搭理她。这显然也不是因为委员会知道如何定义通货膨胀：有数种指数来衡量物价变化，而每种指数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同样，这也不是因为美联储知道通货膨胀率处于哪种水平最为有利：2%，0%，还是其他或多或少带有随意性的数字？相反，事实是，在1996年之前，即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前9年、沃尔克结束1979—1982年货币政策实验的14年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经厌倦在缺乏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徘徊。它希望，在明确的长期目标下展开讨论，即使是在该目标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明确的预期目标对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十分有吸引力，因为人们之前假设它存在的缺陷正逐渐被否定。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于18个月之前举行的辩论中，耶伦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抵制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它会牺牲一定的就业机会。然而，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一同下降的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牺牲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18个月之前，耶伦还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能会削弱美联储的公信力，因为美联储有可能无法实现自己公布的目标。可是通货膨胀率正近乎神奇地下降，无法达成目标的风险看起来并不大。多年以后，人们通常认为，美联储转向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使通货膨胀下降。然而，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同样有可能转为果因关系，正在下降的通货膨胀率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有充分的准备来支持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

格林斯潘应该反思这种情况暗含的反讽意味。20世纪60年代，高涨的通货膨胀率最终摧毁了金本位制，并开启了无束缚的货币政策时代。他曾反驳了里根总统的观点，并认为，指望通过回归金本位来恢复物价稳定纯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是通货膨胀决定着哪一种货币机制是可行的，而不是反过来。然而，20世纪90年代，不断下降的通货膨胀率开启了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可能性，而这将减少货币政策的方向。更进一步说，如果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下降的状态，货币体制的转换其实也就可有可无了。

然而，格林斯潘当时早将这段历史抛诸脑后了。在激烈的辩论结束后，他问耶伦如何看待美联储最基本的目标。

耶伦对此谨慎地回应说：“在不存在取舍的情况下，物价稳定，又或者说零通货膨胀率，当然最好，而且我们应该争取实现。”

这看起来像是托词。也许，如果美国接下来将陷入严重衰退，而耶伦还在职的话，她肯定会判定，取舍是实际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许会重新担忧失业而不单单是通货膨胀目标。

“对于联邦储备系统而言，物价的长期稳定不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吗？”格林斯潘对她施加了压力。

“主席先生，你能对我说说‘物价稳定’的定义吗？”耶伦回避道。

“物价稳定是指，对整体价格水平变化的预期，不会实质性地改变企业或家庭的决策。”

“那您能不能就此提出一个数字？”耶伦问道。这一回，转到格林斯潘自己被问得哑口无言了。其他委员对此发出了赞许的笑声。

“我认为如果通货膨胀被合理地测量，这个数字应该是0。”

“那如果测量得不合理，我相信把目标设在2%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耶伦反驳道。她暗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数总是倾向于夸大价格压力的真实程度。尽管夸大的程度一般被认为在2%以内，但这意味着目标依然带有一定的任意性。虽然存在这种争议，耶伦还是轻轻地将美联储推到了破釜沉舟的境地。尽管在18个月之前她还在坚定地反对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但是她现在已经转变为谨慎的支持者。其转变的幅度实在太大了，她甚至愿意支持特定的通货膨胀率。

耶伦提出的2%这个目标成了中心。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它感到非常满意，而且它很快演变成大家的共识。“由于我们现在都同意2%这个目标，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的2%？”格林斯潘很快问道。接着，到底选择哪一种通货膨胀率基准成了辩论的核心。由于在讨论中大家各持己见，所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新目标悬而未决。然而，该委员会已经以一种奇怪的、隐晦的方式勉强完成了货币机制的转变。从1996年7月开始，美联储的领导明白，他们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确定，当设定了该目标的时候，自己将会做什么。

格林斯潘似乎对这个新进展感到担忧。他追求的是更为野心勃勃的目标：不是2%，而是0。如果将美联储的政策明确为，每年让货币贬值2%，那么这和欺骗大众有什么区别？很快，格林斯潘身体中奉行金本位制经济自由主义的那一部分就像泡沫一样浮出了水面。“我们必须让美元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小，以反映其购买力的损失，”他嗤之以鼻地讽刺道，听起来就像《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个角色，“同一张纸就可以印更多的美元了。”随后，他意识到，自己为证明通货膨胀与生产率之间的联系而作出的努力是徒劳的。“我个人的观点，很可能在未来，比如在2252年，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即随着通货膨胀率走低，会激发进一步的成本削减和技术变化。”他这样说道，以便设法在一次草率的干预中，把自己略显幽默的谦逊和固执己见融合在一起。

正当他渴望零通货膨胀的时候，格林斯潘被牵引至另一个方向。与联邦公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格林斯潘对自己就任主席的前半段时期美联储在主导方针上存在的混乱局面感到如鱼得水。他非常钟爱在前行过程中即兴发挥，而无须受到任何正式目标的拘束。这使他坚持，无论美联储的新政策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只要政策不公开，美联储就可以收回之前所做的承诺。当时他刚刚接受了《金融时报》的采访，这违反了美联储的不成文规定，即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后暂停各种对外联络，然而，随后他开始严防恶意泄露消息了。他在会议的次日对同僚说：“昨天的讨论特别重要和有趣，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如果2%的通货膨胀率从这间屋子里传了出去，我想由此产生的问题将远超你们的预计。”

在前一年夏天，格林斯潘在美联储新会议室的开幕致辞中曾把自己比作邦德电影中的大反派。此时，他又让人联想起另一部经典电影。在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讽刺冷战的黑色幽默作品《奇爱博士》（Doctor Strangelove）中，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德裔国防科学家把自己推到摄像机前，并说出核威胁背后的逻辑：“如果保持这个秘密，末日机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当然，这个末日逻辑也同样适用于通货膨胀目标的设定：只有广为人知，存在能毁灭世界的武器才能够震慑敌人；同理，如果让大众了解通货膨胀目标的存在，通货膨胀目标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奉行为通货膨胀设定的目标，中央银行可以说服工人，让他们相信自己的生活成本不会突然上升，从而能轻松地应对自己的开支需求。同样，通过设定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可以说服雇主，让他们相信制造成本将会维持稳定，因此无须提高售价。正如核武器库一样，通货膨胀目标通过改变人们的预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作用。他很担忧承诺会限制自己的自由，而为了自己所偏好的即兴行动，格林斯潘完成了与建造末日武器等价的事情：保密。

美联储奉行不对外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这为格林斯潘经历的下一个关键时刻埋下了伏笔。该关键时刻就出现在同年的夏天。在8月初，格林斯潘及其同僚终于搞清楚了统计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工人获得了更多的报酬却没有引发通货膨胀。造成这种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生产率的提升：工人生产了更多的产品，这将使工人获得更多额外的工资，且不会抬高平均制造成本。然而，让人很奇怪的地方在于，从数据上看不出生产率的上升。分管美联储研究与数据统计的委员普雷尔认为，工资上升之所以还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只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普雷尔的论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尽管官方数据没有显示出来，但生产率也许在上升。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股市持续火爆的背景下，企业主管们能讲出很多关于效率增益的故事。它们可能来自信息技术的运用；可能来自无库存管理此类创新措施；可能来自监管的放松、工会的衰落、贸易自由和全球化。“迈克，我同意你总结的生产率数据的特征，”明尼阿波利斯联备储银行行长加里·斯特恩（Gary Stern）在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说道，“然而，我认为，企业界对此观点会提出很多相反的例子。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企业家在谈论生产率方面获得的重大提升。”

格林斯潘认为这场辩论的双方都有可取之处。他相信身处经济第一线的经理人的看法，也相信技术会加速生产进程。不过，他也怀疑股市会快于实体经济：在股市中，对企业的乐观情绪总是会被放大。标普500指数自1995年8月以来已经上涨了20%。如果从1995年年初算，它已经上涨了45%。“市盈率已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倍数，这简直难以想象，”一位华尔街的预言家在5月如此抱怨道，“甚至没有收益的公司也可以上市。”美国人似乎正在进入极度自信而无视风险的阶段。

为了解决统计数据与实际案例之间不匹配的情况，格林斯潘利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8月会议的间隙，去请教了拉里·斯里夫曼（Larry Slifman），斯里夫曼是普雷尔的研究部门的副主管。

“看看这些数字。”格林斯潘指着手中的资料说道，这些资料是从斯里夫曼的同事那里获得的。这个时间序列为生产率之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公司利润正在上升。在工资上升和物价稳定的环境下，利润往往会下降。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格林斯潘问道。

斯里夫曼认为，利润的计算方法可能出现了错误。然而，格林斯潘却提出了另外的观点。利润的统计数据也许是正确的，错误可能出现在生产率数据中。毕竟利润的计算相对简单，而生产率的计算可能会更加复杂，特别是在服务业中。

格林斯潘要斯里夫曼认真研究生产率数据。然后他前往杰克逊霍尔参加美联储的夏季研讨会。随后，他与安德烈娅从那里出发，一起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卡梅尔，度过一年一次的网球假期。在9月的第二周返回华盛顿后，他再一次与斯里夫曼见面，在场的还有斯里夫曼的同事卡罗尔·科拉多（Carol Corrado）。

斯里夫曼和科拉多都没能解释，为什么在利润上升的同时，生产率的增长却依然平坦。然而，格林斯潘要求他们更加努力地探究：只是注意而不去解决这个谜团，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生产率的增长真的没什么起色，那么普雷尔关于通货膨胀即将到来的论断就是正确的，而美联储就应该提高利率。然而，如果生产率真的在提升，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抑制通货膨胀。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美联储就会成为“无头苍蝇”。格林斯潘要求研究人员按照商业部门对生产率数据进一步细分。通过细分，数据中的异常之处很可能自我暴露，从而支持格林斯潘的观点，即实际生产率比其统计数字上升得更快。

当工作人员按照格林斯潘的吩咐进行工作时，格林斯潘在美国财政部的一次早餐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他的盟友萨默斯对这种假设表示了怀疑。与格林斯潘相似，萨默斯后来也被作为有效市场假说的虔诚信奉者而受到了不公平的讽刺。然而，事实上，在1996年，他拒绝接受自股市中泛滥出来的乐观情绪。相反，萨默斯竭尽所能地去抵制商界领袖对经济前景过于乐观的看法。为此他不惜触犯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冒失地说道：“克林顿对生产率过于热衷。”为了回应格林斯潘，萨默斯指出，即使生产率会因为测量误差而被低估，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变化率也将受到影响。“艾伦，也许这个误差一直都存在着，我们应该对过去40年的生产率数据都加上1%！你怎么知道它加速了？”

萨默斯对格林斯潘的怀疑获得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些成员的认可。9月中旬，12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有8位加入了普雷尔的阵营，要求提高利率。另外，这些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立场被透露给了路透社，这大大触怒了格林斯潘。《商业周刊》的一篇后续文章把这次泄密描述为对美联储主席的反叛，试图迫使后者就范。作为反击，格林斯潘要求美联储的督察长调查到底是谁泄露了秘密，同时还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协助调查。刚被任命为美联储委员的劳伦斯·迈耶（Laurence Meyer）在收到督察长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传唤通知后，决定请律师。

萨默斯对经济前景的警告以及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们的强硬信号，只能让格林斯潘更加确信，自己需要解决生产率方面的谜题。9月19日，美联储的研究人员充分汇集了155个商业部门自1960年起的生产率详细数据。即使依照美联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数据量也十分惊人；通过仔细地阅读数据，格林斯潘发现了他想找到的东西。他发现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稳健地上升，这与企业主所看到的现象相一致，也与在工资上升和物价平稳的情况下利润的上升势头相一致。然而，服务业生产率的疲软似乎压低了整体的数据：根据更详细的数据，服务业的生产率的确是在下降。可以肯定的是，这就是破解该谜团的关键所在。生产率的止步不前是一回事：尽管这看上去很有问题，但还是存在可能性的。数据显示，服务业的生产率正在下降，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律师事务所、商业咨询机构和其他服务机构在竞争压力下，有充分动机深挖团队的效率潜力。由于在信息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其每名员工的产出几乎不可能变少。

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下一周再次召集会议时，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正就提高利率而施加压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华尔街每个债券交易柜台，市场预期利率百分之百会被提高。果不其然，当委员会开始磋商时，强硬派便开始展开攻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凯茜·迈尼罕（Cathy Minehan）一口气说出一串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的名字，他们都一致认为，应该将利率提高一个档次。就连一直被视为鸽派的耶伦也断言，经济正处于“通货膨胀的危险区域”。然而，格林斯潘却抵制了这股潮流。他炫耀着自己从统计中得到的调查结果，然后像魔术师掀开自己的丝绸围巾那样，公布了破解生产率谜团的答案。他宣称：“问题的根源很明显就在服务价格的偏差。”生产率实际增长速度要高于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水平，因此通货膨胀的威胁并没有委员会所想象的那么严重。鹰派明显地被说服了，立场开始软化。利率依然保持不变，而华尔街则手忙脚乱地重新调整了债券价格。

多年以后，格林斯潘对生产率的论断被认为是其美联储主席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尽管当时连鸽派也支持提高利率，但格林斯潘利用他对数据无与伦比的嗅觉，成功阻止了在时机不成熟时提高利率，从而挽救了美国经济。格林斯潘对生产率加速的看法“全凭直觉”，萨默斯认为这很不可思议：“除了对大量数据的深刻洞察以外，这一定带有运气的成分。这肯定需要对大量数据拥有良好的感觉。我认为美联储的工作人员不能看到这点。我认为其他大部分人都不能像这位美联储主席那样看得如此透彻。另外，我认为，如果不是格林斯潘的洞见，我们的失业率不会在低位持续这么多年。”

除了证明工人的收入完全合理外，格林斯潘还为纽约学派的实证主义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自50多年前他师从亚瑟·伯恩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以来，该专业已逐渐成为兴起的量化建模的地盘，收集并对比经济体的基本数据被视为非常稀松平常的工作。然而，有时候最重要的洞见并不是来自计算，无论这些计算有多耀眼；这些洞见往往来源于对数据的吹毛求疵。

然而，1996年9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议题不只生产率。它还以一个少有人记住的观点而著称。通过援引自己在1993年债市兴旺期间所持的立场，林赛对格林斯潘不提高利率的提议发出了警告，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金融泡沫的出现。自上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的5周内，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10%。纽约周边的房地产价格也开始飙升；德国豪华车制造商取得了破纪录的暑期销售额。“对于经济和社会而言，泡沫的长期代价可能非常沉重。”林赛如此提醒他的同僚。“正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样，如果央行最终引爆泡沫，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他继续说，“我认为，当泡沫尚停留在表面阶段且在它把经济推至高不可攀的程度之前，采取措施会更好。然而，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动手，难免都会造成伤害。”

林赛提及的是货币政策专家熟知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已被格林斯潘确认的生产率上升，为将利率维持在低位提供了基础：企业正把它们的一部分效益传递到消费者，从而降低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产率上升同样在创造繁荣，而央行释放的较宽松的流动性会促使繁荣进一步膨胀为泡沫。更高的生产率将进一步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导致股价的攀升；出于对未来的自信，并注意到了借款者的资产负债表正因其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获益而不断增强，金融家于是急着把钱借给他们，进而导致资产价格加速膨胀。与此同时，经济中另一股力量为活跃的气氛添油加醋。更高的生产率往往带来更高的工资，这使工薪阶层感到自己变得更加富裕，因此会借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更大的支出；高生产率和高增长促使企业的利润激增，于是它们开始购买机器设备、电脑，兴建仓库等，这又会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如果美联储发现了尚未形成火焰的火花，却试图用货币政策的煤油来浇灭它，这无异于自掘坟墓。林赛的判断非常正确：金融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值得认真考虑。

多年后，经济学家们学会了通过区分“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来解读林赛的担忧。美联储习惯于处理第一种挑战，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挑战相对而言都较为直接。如果需求突然上升，例如政府开始推行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那么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股市情绪将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向上。这使美联储可以采取“一石三鸟”的手段。通过提高利率，美联储可以同时完成三个目标，即降低通货膨胀率，使增长回落到可持续的水平，并在股市泡沫形成初期便挤破它。相反，由经济体产能突然改变所带来的“供给冲击”则给央行带来了一个总体上看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将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正如林赛所言，生产率的急剧上升将会拉低通货膨胀率，从而为降低利率提供依据。然而，上升的生产率同时也会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和股市上扬，这又为提高利率提供了依据。

对于格林斯潘将如何应对林赛的介入，几乎不用费脑子就能猜到。1993年时，格林斯潘就将林赛甩在一旁。尽管债券泡沫在不久之后就破灭了，但房地产市场的表现印证了美联储的政策是正确的。在差不多已经向未公布的2%的通货膨胀目标作出让步以后，格林斯潘几乎肯定会将稳定通货膨胀置于比稳定资产价格更加优先的位置。尽管如此，他不得不承认林赛的判断是正确的。“此刻我意识到了股市泡沫问题，”他承认道，“我同意林赛委员的观点，这是我们应该留意的问题。”然而，格林斯潘依然打算忽略林赛，哪怕事实上后者可能是正确的。尽管美联储的任务是稳定增长，尽管泡沫可以像通货膨胀那样危害增长的稳定性，但美联储还是决定聚焦于通货膨胀，而这仅仅是因为全球在遏制通货膨胀方面选择了更简单的目标。“当面对股市泡沫时，我们在货币政策方面总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格林斯潘这样对其同僚说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成功保证产品价格免遭通货膨胀侵扰的条件下，市盈率（以至于股价）将会一飞冲天。如果要防止股市出现泡沫，则需要允许物价中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这其中有明显的取舍。如果货币政策在一头成功，则会在另一头失败。”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临退休前，他试图改写自己在1996年这个阶段的历史。他将争辩说泡沫是无法识别的，然而，在1996年，他非常乐意去预测泡沫；同样，他将争辩说泡沫不可能缩小，然而，在1996年，他向同僚们建议提高“保证金要求”，这样就可以使借钱买股票变得更加困难，从而让市场降温。不管他后来说了些什么，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泡沫时，格林斯潘缩手缩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泡沫无法识别，也不是泡沫不可能缩小。这一切只是因为美联储要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所以对泡沫的防范只能让位。

格林斯潘对生产率加速的判断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然而，他应对生产率加速的政策却好坏参半。利用由生产率导致的通货紧缩所创造的空间，格林斯潘引领了一段辉煌岁月。在这期间，经济、高科技投资和就业岗位都在增长，从而推动了低技能工人生活标准的改善。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弥合贫富差距而言，20世纪90年代在众多时间段中显得鹤立鸡群。然而，也正是考虑到这样的繁荣兴旺，所以格林斯潘并不情愿去直面泡沫，而由此带来的最终后果也被证明比他自己想象中的更为严重。

1996年10月30日，格林斯潘为安德烈娅安排了一场令人惊喜的生日晚宴。从最初的疏离，到后来的亲密，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格林斯潘另外还邀请了几位朋友前往华盛顿意大利风味的伽利略高级餐厅。当晚是安德烈娅的50岁生日，她正好比自己的伴侣年轻20岁。格林斯潘当场送给了安德烈娅一枚钻石戒指。当格林斯潘在晚餐过程中与安德烈娅干杯时，他那暖心而又深情的言辞让其朋友认为，他的心中正酝酿着一个更大胆的举动。世界银行时任行长的夫人伊莱恩·沃尔芬森觉得格林斯潘可能要求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莱勒也同意她的观点。

这对伴侣已经过了各种考验，结婚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时有好几次，格林斯潘因没能摄入足够的水分而晕倒；当安德烈娅赶到医院去陪伴他时，格林斯潘最初是感到惊喜，然后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感激。直到在伽利略餐厅举行生日晚宴的几天后，格林斯潘才有机会报答安德烈娅。为了抵抗年华渐老，安德烈娅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那天曼哈顿的天气很好，气温刚好超过4摄氏度，选手正好可以顺着西风跑；安德烈娅实现了她要跑完全程的决心，耗时5小时19分37秒，总排名24 783位，超越了3 291位选手。在比赛的中段，安德烈娅的腿有些抽筋，她停下来给格林斯潘打了个付费电话；当她到达下一里程的标志牌时，她的恋人已经拿着腿部支架、一管消炎软膏和香蕉在那儿等候。《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则简讯隐晦地报道说，一位著名的电视记者叫自己的一位“朋友”过来帮忙。然而，这位美联储主席置身于报纸之外的事实并不会削弱其举止的动力。除了母亲以外，这可能是格林斯潘在其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身体力行地关心一个人。

两天以后，即11月5日，克林顿获得连任。尽管背负着个人丑闻以及1994年中期选举所带来的羞辱，克林顿仍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克服了各种不利条件之后，克林顿已经成为第三位在20世纪中连续入主白宫的民主党人。离开投票点的选民在调查时表示，毫无疑问，选克林顿的原因就是强劲的经济。与此正好相反的是，1991—1992年持续酝酿的信贷危机最终导致他的前任没能获得连任。共和党人格林斯潘帮民主党提高了赢面，而这场胜利对克林顿总统简直可以算是一场救援，与这一点相比，格林斯潘身份上的尴尬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格林斯潘与克林顿团队的关系已经好到无以复加了，而当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正是格林斯潘的老对手杰克·坎普。尽管过去的繁荣所造就的选举结果很合格林斯潘的心意，但这种结果也伴随着挑战。克林顿获胜的消息刺激股市创出了新高。格林斯潘已越来越没有底气忽视林赛的警告了。

在11月中旬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中，除了林赛，来自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迈尼罕也向同僚表示：“我们正面临资产价格泡沫所带来的风险。”

数天之后，普雷尔邀请了知名的股市专家前往华盛顿的美联储总部。此次邀请暴露了美联储正在争论的问题。普雷尔在回忆录问道：“是否有迹象显示现在存在着过度投机？”新公司蜂拥前往股票交易所上市是不是意味着“过热”？假设泡沫存在，美联储可以做的事情又是什么？很明显，秘密地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并不能让美联储无视泡沫，而且这一点还让美联储无法用利率手段处理泡沫。

林赛意识到，事态正朝着他预期的方向发展。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负责经济报道的记者戴维·维塞尔（David Wessel），美联储正日益担心股市的泡沫。

维塞尔意识到这是一个好题材，但他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首肯。他的专栏草稿以这样一句话开头：“如果你是格林斯潘，你会不会担心飞涨的股市？”随后，他把草稿的拷贝发给格林斯潘的媒体主管乔·科因（Joe Coyne），并等待回应。

科因及时地回复了他。“我已经把你的文章转给格林斯潘主席，”他告知维塞尔，“他说这很有趣。”

维塞尔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批准。11月25日，他的文章刊登在了《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上，标题为《美联储正忧心忡忡地看着股市的上涨》。

一周后，即12月3日，受普雷尔邀请的几位专家来到美联储的会议室，而格林斯潘及其同僚正在里面等候这些人。在会议刚开始时，格林斯潘向高盛的首席股市策略师艾比·约瑟芬·科恩（Abby Joseph Cohen）问了几个问题。艾比不怎么引人注目，个子不高，说话直截了当，还曾在美联储担任过经济学家，并且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不过，她的回答却让人振奋：无须担心投机过度，因为市场还有足够的上涨空间。企业利润在增长，这为市场的上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经济增长也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要强劲；低利率环境使股权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根据艾比的预计，标普500指数至少被低估了1/4。

格林斯潘听了艾比的观点后，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事实上，高盛顶级策略师如此显著的乐观态度证明，要意识到泡沫的存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然而，这里可以总结出另一个教训，投资者如此高估股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率实在太低。换句话说，如果泡沫真的存在，那么美联储可能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接下来发言的专家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戴维·舒尔曼（David Shulman）。舒尔曼曾在1991年参加过类似的外部专家会议。在那一次会议中，格林斯潘终于完全了解到房地产市场问题的严重程度。这次在舒尔曼看来，格林斯潘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一次，这位美联储主席正为千疮百孔的金融体系发愁，当时房地产贷款的坏账和储贷机构的破产正愈演愈烈。现在，他完全不需要为此担心了，而且他与白宫之间也不再那么针锋相对了。他对自己的工作得心应手，并且明显正乐在其中。

与艾比不同，舒尔曼并不看好市场的未来走势。他借助一张表向大家指出，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已接近19倍，这是很危险的水平。在1968年、1972年和1987年，市场刚达到这个水平就崩塌了。泡沫心理的征兆无处不在：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本关于股市的扣人心弦的出版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新的日内交易者，他们利用互联网平台购买自己经常在互联网聊天室中讨论的互联网股票。

格林斯潘接着向摩根士丹利的拜伦·韦恩（Byron Wein）提问。很明显，他是按照专家姓名的字母顺序来提问。

“韦恩！”主席说道。

韦恩当时63岁，没有头发且满脸皱纹。他当时心里想：“自从我退伍以后就没有人直呼过我的姓氏。”

“你对股市是持乐观态度的，是吗？”

“是的。”韦恩回答道。与艾比类似，他也用一个模型对股市估值和债券利率进行了对比。由于美联储创造的低利率环境，牛市将持续下去。

韦恩发现格林斯潘听得很认真。他感到美联储主席很赞同自己的观点。

在3位华尔街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以后，话筒被传递给了两位学者：一位是哈佛大学的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另一位是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这两位教授展示了一系列对比股价和股息的图表。根据这种股票估值的方法，市场被极度高估了。如果美联储提高利率，市场将迅速崩塌。

经过一上午的会议后，专家们到美联储的餐厅进餐。他们一边吃午餐，一边听着艾比对食物的评价。艾比认为，与自己1970年在员工餐厅所吃的食物相比，美联储的伙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席勒顺便提到了早上辩论的问题，并问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上一次利用天字第一号讲坛，就股市的水平发出警告，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有一位美联储经济学家回答说是1965年。这显示他对先例的充分了解，而这些先例随后将被认为非常有启迪作用。

午餐结束以后，韦恩叫摩根士丹利的同事向公司通报了会议的讨论结果。按照他的思路，此次会议的关键就在于格林斯潘认同自己对股市的乐观态度。他从格林斯潘看自己的眼神中意识到了这一点；格林斯潘的肢体语言说明了一切。韦恩向公司报告说，美联储已经给股市亮绿灯了。美联储不会阻挡股市的持续上涨。

数天之后，韦恩飞往休斯敦拜会了摩根士丹利的一位客户。他于12月5日稍晚的时候到达机场，随后他便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手续并睡觉休息。

12月5日的晚上，格林斯潘在美国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晚宴中发表了演讲。该晚宴的举办地点设在了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该酒店的宴会厅宛如洞穴一般，里面挤满了各路人马。格林斯潘的演讲充满着历史和哲学。他表示：“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载体和交易媒介。它在社会上起到了润滑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货币可以储存劳动力的工作成果并用于日后的消费，这种功能是资本累积的必要前提。”因为货币十分重要，所以有权力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必然会受到广泛关注，而美联储主席也会因此成为焦点人物。他提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后者在创立美国第一家准央行以后便受到了普遍怀疑；他还提起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布莱恩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民粹主义者，代表着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利益，并反对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秩序。整个宴会厅里面人山人海，这些很严肃的来宾边摆弄着点心，边努力地想弄清楚格林斯潘的意思。

当演讲内容完成了四分之三的时候，格林斯潘为了照顾普遍的听众，放弃了迂回的表述方式。他大声地反问：“货币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通货膨胀很容易被测量：1950年和1960年它生产的冷轧钢几乎一样，如果冷轧钢的价格在这期间出现了上升，通货膨胀便是背后的原因。然而，在一个由高科技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中，过去的真理就变得不合时宜了。“一款软件或者一条法律意见的价格是多少？”格林斯潘若有所思地问道。1986年的软件与1996年的软件完全不同，因此比较两者的价格毫无意义。“我们该如何界定哪些价格是重要的呢？”格林斯潘继续问道，“当然，按照对通货膨胀的基本测量标准，产品和服务的现价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们该如何处理期货价格？该如何处理股票、房地产以及其他盈利资产这类对未来产品和服务的声索权的价格？”然后，在大多数听众被格林斯潘的演说绕晕后，格林斯潘问：“当非理性繁荣已经过度地抬高了资产价格时，我们怎么才能发现呢？”他缓缓地结束了演讲，并从讲台上走了下来。

格林斯潘回到安德烈娅旁边的座位上，并询问自己的演讲有没有很吸引她的地方。作为一辈子都在从事记者这行的资深人士，安德烈娅总能毫不迟疑地从格林斯潘的发言中挑出一句导语。然而，这次她的大脑中却一片空白：格林斯潘折磨人的演讲中竟没有让她感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然而，关注美联储的记者均受到了维塞尔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的影响，他们同时都关注到演讲中提到的一句话：非理性繁荣。事实上，在格林斯潘开始演讲之前，路透社已经提前发文预警：“格林斯潘说，当非理性繁荣影响到股票、房地产时，美联储必定小心翼翼。”

格林斯潘对记者们的判断非常到位。向外界明确表示警告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名声，他在成功避免这种可能的情况下，为他们撰写新闻报道提供了足够的素材。果然，当放置到头条位置、关于非理性繁荣的评论传到金融产品的交易柜台时，市场作出的反应完全符合格林斯潘的预期。美联储似乎要对泡沫采取行动了；能在夜盘交易的股票期货价格应声急剧下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市场紧随其后；接着是日本和欧洲各国。对冲基金的经济学家约翰·梅金（John Makin）在离开希尔顿宴会厅的时候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东西值得传达。然而，当他刚回到酒店，电话铃声便一直响个不停。其交易员正紧盯着基金的隔夜头寸，当他们看到新闻后便开始感到恐慌。

第二天凌晨6点左右，韦恩正在休斯敦的酒店睡觉。他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了。电话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债券交易员打来的。

“你这混蛋，”那位交易员撕心裂肺地叫着，“你告诉我们，你确信格林斯潘认为市场价值没有被高估。”

过了一会，韦恩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股票交易员打来的，他在电话中也没有给韦恩什么好脸色。

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开盘时，它延续了其他市场的跌势。当席勒听到关于格林斯潘的评论的新闻报道时，他正在送孩子去纽黑文上学。“我想知道，这到底和我有没有关系。”他自言自语道。

然而，市场很快就开始反弹了。当交易员拿到格林斯潘的演讲全文后，他们就意识到其演讲与新闻头条存在明显区别。可以肯定的是，格林斯潘是故意发出的警告；市场听命于自己，这让格林斯潘很满足。然而，仔细读完其演讲的文本之后，人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其警告的实质内容已经被他自己完全消解了，很难从中看出他要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来给市场降温。“美联储无意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股市，”美林公司的经济学家布鲁斯·斯坦伯格（Bruce Steinberg）如此说道，“只有当美联储相信通货膨胀的气氛需要自己动手时，它才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格林斯潘温顺的警告反而让投资者相信，他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不会提高利率，他只是发表演讲。”一位华尔街从业者不屑一顾地评论道。

当天收盘的时候，标普500指数几乎收复了所有失地。如果这就是美联储打算给出的最严厉措施，那么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牛市了。

对于自己的警告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影响，格林斯潘可能甘之如饴。他对边缘人的角色很迷恋，这种性格中的消极面似乎对这种局面很满意，即他可以示意股市的繁荣有些过头，而他的示意又没有被认真对待。通过公开演讲，他保证了自己的观点的连贯性。在年轻的时候他曾撰文对泡沫提出了严重警告，这一次他无疑维持了自己对该观点残留的忠诚。另外，由于没有造成影响，他又能使自己免于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责任：股市的问题与他无关，因为他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无力的论调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能稍微暗示一下自己将通过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股价，那么市场的反应就会完全不同。当美联储最终在接下来的3月将利率适度地提高25个基点时，标普500指数在一周之内下跌了5%。然而，自此之后，美联储有些退缩了，而市场再次扭头向上。

如果拒绝对泡沫采取措施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错误也不仅仅是由格林斯潘一个人造成的。当时，为通货膨胀设定目标已经成了全球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势必会轻视泡沫的严重性。和这个共识相比，美联储主席对市场脆弱性的警觉令人钦佩。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悲剧在于他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对金融的敬畏：他认为，设定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限定资产价格却很难；他不喜欢面对这样的舆论环境，即愿意承认美联储有对抗通货膨胀的责任，却又不同意美联储为了降低资产价格而使民众的储蓄蒸发。格林斯潘的复合性格在其公职生涯中一直限制着他，而悲剧正是由此产生的，一方面要保持观点上的诚实，另一方面又不情愿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距此时9年前的任命听证会中，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曾总结了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时期的基调：他是一位和善的、亲切的、让人感到舒服且越来越受欢迎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当面对基辛格这样的对手时，他宁愿被动地用拖延战术将自己隐藏起来，而不是正面交锋。同样，在里根政府时期，格林斯潘与供给理论的幻想家围绕赤字和黄金进行了辩论；然而，他总是暗地里、借别人之手采取行动。当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后，他在布什政府时期冒着失去人心的风险压制了通货膨胀。然而，在克林顿政府时，面对热火朝天的股市，他虽然清楚地认识到了泡沫背后的危险，却不敢大胆行动。

1996年12月17日，格林斯潘的主要批评者林赛以美联储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他预测，市场在1997年会走得更高，这在将来会导致更大的麻烦。他明确地认为，美联储需要对此采取措施。

“我将会做另外一场演讲。”格林斯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不要拖一整年才实施。”林赛黯然地回击道。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余的成员都笑了。通过自嘲自己的无能为力，格林斯潘把维护金融稳定这整个事情弱化成了命中注定的内部玩笑。

虽然林赛满脑子都在想着泡沫，但格林斯潘的脑子日益被其他东西占据了。1996年圣诞节，在与朱迪·伍德拉夫和艾尔·亨特度过传统的礼物嘉年华以后，格林斯潘与安德烈娅回到他们位于华盛顿的住所，该住所位于一条蜿蜒的、树木茂密的道路边上。这个圣诞节出奇地暖和，气温超过了15摄氏度，让人觉得大自然把冬天暂停了。格林斯潘面对着安德烈娅，问道，她想要一个大型婚礼还是小型婚礼？

这与他谋划正式计划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安德烈娅回忆说：“就如他在国会委员会的一些证词那样模棱两可。”如果想完全明确他的爱意，她就必须将就两个月之前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格林斯潘的祝酒词。就如格林斯潘的非理性繁荣演讲，他在生日宴会上的发言明显隐藏着重要信息。这些信息被加密，从而为更改或反悔留下回旋的余地。格林斯潘要为最不想失去的东西设置一道保卫网，而他最不想失去的就是行动的自由。兰德主义信念曾经是其公共政策立场的源泉，现在则消失得差不多了。然而，其中与个人主义相关的部分依然存在。婚姻意味着正式舍弃自主权。直到70岁、直到罗斯去世以后，格林斯潘才开始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数天之后，在他们于纽约首次约会的20周年纪念日上，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邀请了几位朋友一起吃饭。当他们对到场的来宾宣布双方要结婚时，《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尖叫了起来，新闻主播吉姆·莱勒立刻打电话告诉了自己正在家中养病的妻子。“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受人尊敬。”安德烈娅写道，对于很有开拓性的职业女性而言，这种出人意料的传统观点显然是一种背叛。

又过了一会儿，格林斯潘对他的一位朋友吐露说，他早就应该求婚。当他的朋友把这番话告诉给安德烈娅时，她看起来很得意。

“他真的这样说？”她轻轻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