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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叔叔会照顾我们的”
“UNCLE ALAN WILL TAKE CARE OF US”

随着美国的日益繁荣，有线商业新闻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因一个引人注目的花招而大受欢迎。每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当日早上，一支新闻摄制队都会在美联储大楼外驻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矫健身影开始进入视线，他穿着细条纹西装，手里拿着一个顶部呈弧形的公文包，正朝着大楼方向走去。此时，摄像机就对准了他的脸庞。如果格林斯潘神情凝重，电视台就会为镜头配上《谍中谍》（Mission Impossible）那样带悬疑色彩的旁白。《谍中谍》是哥伦比亚电视台在很早之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后来被改编成了枪战电影。如果格林斯潘神情轻松，那么制片人就会播放让·奈特（Jean Knight）风靡一时的灵魂音乐《大人物先生》（Mr. Big Stuff）。随后，摄像师会把镜头聚焦在美联储主席拎着的不断摇晃的公文包上。如果公文包看起来被塞得满满的，这就意味着格林斯潘要读很多东西：显然，他正为利率方面的重大决定而忙碌；如果公文包看起来瘪瘪的，这就表明格林斯潘最近的工作可能很轻松，那么美国民众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所有人都明白，电视节目推出的“公文包指标”并未能传达出关于货币政策的真正情报。格林斯潘曾开玩笑说，他的公文包之所以变厚，只是因为他在里面塞了一块三明治。不过，这个“公文包指标”却很好地说明了，这位美联储主席受人尊崇的程度，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这种装腔作势地步行至美联储办公室的举动很可能是故意安排的，就好像加里·库珀（Gary Cooper）手握双枪很爷们地穿过尘土飞扬的广场一样。如果格林斯潘真想逃避镜头，他的司机完全可以直接送他到美联储的地下停车场，而不是让他在距艾克尔斯大楼还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下车。安德烈娅开始收集包含格林斯潘元素的东西，例如印有格林斯潘照片的明信片、漫画、T恤以及这位美联储主席的人形玩偶。3年前，对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格林斯潘曾表示过他对于个人地位膨胀的忧虑：他已经成了zipswitch主席。然而，3年后，他放弃了对这种吹捧的抵制，正如他也不再抵制股市的过度繁荣一样。

当时有这么一个玩笑：“拧紧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位中央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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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一个，因为只要格林斯潘拿着灯泡，地球就会绕着他转。

由边缘人物成了风云人物，这反映的是文化的改变。有线商业新闻网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是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几家有线频道之一，它用白天搜集到的新闻素材来满足日内交易员这群观众。这位谜一样的美联储主席就是收视率的天赐保证；即使是他最微不足道的评论，人们也不会错过。只要他在公众场合露面，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庞和厚重的眼镜框就会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机屏幕上。“格林斯潘说”，只要电视上打出这样的标题，似乎就可以让新闻的重要性变得不言而喻。因为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财富会因为这位美联储主席关于货币政策的言论而被创造或毁灭，所以人们对此并不觉得奇怪。在发表了非理性繁荣的演讲以后，格林斯潘曾认为他的言辞并不能给股市降温。然而，从投资者密切关注着其一言一行来看，格林斯潘实在太谦虚了。

人们对格林斯潘的狂热崇拜也反映了前所未见的繁荣。美国当时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美好的时光。从欧洲到亚洲，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强劲对手都遇到了麻烦。苏联已经解体；日本正经历其第一个失去的十年；合并后的德国正如巨蟒一样休养生息。正如格林斯潘所预料的那样，美国一枝独秀关键因素确实蕴涵于如下的力量中：新的计算和通信“魔法”，格林斯潘很早就认识到了其对生产力的巨大影响；市场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格林斯潘从年轻时就开始推崇的；对世界采取量化和务实的手段，格林斯潘在这方面就是完美的例子。20年以前，从苏联的挑战到越南战争，在那个由地缘政治所塑造的时代，基辛格获得了极为显赫的名望。然而，到1998年时，美国的命运则取决于格林斯潘所理解并支持的经济和技术现状。

当然，美好的新经济并不是没有让人忧虑的地方。和东亚危机以及日益复杂的银行巨头一样，这个国家的衍生品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激增。自橘郡、宝洁和吉普森贺卡公司遭受巨额损失之后，在3年半的时间里，各式各样的互换协议在数量上已经翻了3倍：如果早在1994年它们就已经被证明是麻烦制造者了，那么在1998年它们则变得更加可怕了。格林斯潘在与美国财政部的朋友共进早餐时，偶尔会琢磨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同意萨默斯的看法，而不同意鲁宾的观点。鲁宾认为，充满活力的金融工具最终将走向歧途。毕竟，大量所谓的专业人士对风险的认识极为浅薄，而大多数不择手段的销售员则准备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萨默斯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鲁宾因循守旧，反对一切新鲜事物。假如这3个人讨论网球，那么鲁宾肯定会坚持认为，只有木质球拍才是好球拍。

1998年的春天，差不多与威尔和里德谋划合并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同时，格林斯潘、萨默斯以及鲁宾这3位好朋友间的谈话开始由玩笑转而变得比较严肃起来。这个改变是由小圈子之外的布鲁斯克里·伯恩（Brooksley Born）引发的。伯恩是《斯坦福法律评论》（Stanford Law Review）的第一位女主席，且不喜欢拉帮结派。在《斯坦福法律评论》的编辑部有一张1964年的黑白合影。在该照片中，这位优雅的女士坐在5名男士的中间，看起来很不协调。当时，伯恩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这样的佳绩自然让她可以在著名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中跟随联邦法官见习。30多年后，伯恩已经成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该机构主要负责监管在美国各交易所交易的传统衍生品。1998年3月，伯恩大胆地提议，将非传统衍生品也划归到她的监管范围。

当就衍生品展开讨论时，伯恩知道的并不比格林斯潘、萨默斯和鲁宾少。从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D.C. Circuit court）离职以后，她加入国际顶级的阿诺德波特律师事务所（Arnold & Porter），专门负责衍生品实务。她对监管的看法在2008年危机之后得到了广泛接受，尽管这是一种迟来的肯定。从根本上来说，她主要担心的问题是，衍生品市场上增长最快的那一部分产品缺乏传统的稳定机制，而这种机制一直在维护着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期货。由此会产生一种结果，一家大型的交易公司宣布破产就可能导致整个市场陷入混乱。中央清算所就是传统的稳定机制中的一种，该机构可以桥接卖家与买家，保证交易能得到顺利支付。让人担忧的是，衍生品并不是采取的交易所制，它往往是在柜台进行交易的，即银行直接与对手方达成互换协议，其间并没有第三方确保合同义务的履行。另一种稳定机制是要求交易者预先把钱存进账户，构成所谓的“保证金”，以便能覆盖潜在的负债；柜台交易市场并没有标准的保证金要求，所以拒绝支付所造成的潜在损失可以非常大。在缺乏这些防护措施的背景下，柜台互换协议的泛滥，实质上是把企业、银行和对冲基金连在了一条长长的借据链条上，而这条链条随时都可能会断掉。

借助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优势以及鲁宾的支持意向，伯恩在赢得争论方面拥有了一个很有利的着手点。为了确保能够稳占上风，她需要设法战胜华盛顿那帮经济自由主义者。她必须先闯过格林斯潘这一关。

伯恩打电话给苏珊·菲利普斯，后者曾经负责过美联储会议室的翻新工程。菲利普斯当时是美联储负责衍生品事务的主管，且曾经担任过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她既是女性又是衍生品专家。伯恩坚信，菲利普斯会是自己的盟友。

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那天她打电话跟我说，‘格林斯潘既不同意也不理解我的看法’。”

伯恩请求道：“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改变他的主意？”

菲利普斯对她的请求感到惊讶。这个女人以为自己是谁？伯恩显然严重低估了菲利普斯对格林斯潘的忠诚度。

“布鲁斯克里，我不能这样做，”菲利普斯表示拒绝，“他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已经作好了打算。一旦他下定主意，就很难改变了。”

过了一段时间，伯恩再次打电话给菲利普斯。伯恩认为，既然没法说服格林斯潘，那么只能绕过他。她计划发表一份概念公告（concept release），以此营造对衍生品施加监管的社会舆论。这样的概念公告将会成为对柜台互换协议施加监管的前奏。当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就是用这种办法将在交易所交易的期货纳入到了自己的监管范围。

伯恩告诉菲利普斯，她的概念公告已经写好了。如果菲利普斯想在它被公布之前过目一下其内容，那么她可以带唯一一名美联储职员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办公室阅读这份公告。

“你就不能直接给我一份副本吗？”菲利普斯表示反对。

伯恩拒绝了菲利普斯的要求。她并不打算让讨论稿流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大楼之外。多年以后，当伯恩因要求对衍生品施加监管而成为传奇人物时，她经常被描绘成性别歧视的受害者。按照这种说法，她的改革方案之所以流产，只是因为她并未能融入男性主导的团体。然而，在1998年的春天，疏远伯恩的不仅仅只有男性，还包括像菲利普斯这样的女性。

“好吧，那我过去。”菲利普斯说道。几天后，菲利普斯和美联储研究衍生品的首席专家帕特·帕金森（Pat Parkinson）一起来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花了两个小时阅读了伯恩的提案。伯恩自己并没有过去跟他们打招呼，也不怎么留意他们的反应。

菲利普斯和帕金森对他们读到的公告内容感到震惊。尽管这份概念公告不持任何立场，只是为了征求意见，但其长长的问题清单肯定是在捅马蜂窝。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管期货，而期货就必须在交易所交易。一些律师认为，如果假设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所有权力监管互换协议，那么法院就会将互换协议视为期货，而这将使得所有互换协议都必须在交易所交易，否则它将会变成非法且没有约束力的一纸空文。也就是说，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已存在的互换协议有可能因被归类为期货而陷入巨大的法律困境之中。

伯恩未发布的概念公告的内容很快就被传达给了格林斯潘。毫无疑问，格林斯潘会暗自高兴。伯恩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把所有在柜台交易的互换协议置于违法境地的前景，只会把鲁宾从潜在的盟友变成真正的对手。伯恩也许有学识、智慧和底气，但她还带有诉讼律师的侵略性。她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妥善处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

格林斯潘向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时任主席亚瑟·莱维特提到了伯恩的问题，那时他们俩正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这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已经变得越发蛮横了，她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威胁。

莱维特想都没想就接受了格林斯潘的看法。伯恩还没有去游说过莱维特。莱维特之前对伯恩的认识只是浮于表面，而他突然发现了伯恩的可怕之处。此外，如果有机构打算扩大其监管范围，莱维特认为最有资格的应该是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而不是其后辈表亲。

1998年4月21日的下午，伯恩被召集到美国财政部开会。格林斯潘在那天早上先与帕金森碰了一下头，以确保自己知道所有细节。随后，他提前来到美国财政部，与鲁宾和莱维特待在一起，以便能达成共识。当伯恩来到美国财政部长华丽的会议室时，美国最高级别的监管人员都已集结在了这里：他们中有货币审计官吉恩·路德维格（Gene Ludwig）；储贷机构监理局局长艾伦·塞德曼（Ellen Seidman）；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威廉·麦克唐纳；当然还有萨默斯。

伯恩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鲁宾坐在桌子一侧的中间，格林斯潘坐在另一侧的中间。

面对着众人，鲁宾毫不含糊地要求伯恩延迟发布她的概念公告，因为还有很多复杂的事情需要解决。未成熟的监管方案会有损柜台市场的合法性，从而有可能触发市场恐慌。

格林斯潘就此做了补充，他很乐意与美国财政部长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认为，需要避免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市场缺乏监管就会招致风险，予以监管就可以降低风险。历史上有很多监管失效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限制利率上限只会让美元流向欧洲，从而产生所谓的欧洲美元市场；同样，针对在柜台交易衍生品上的冒进可能导致整个市场转移到伦敦。同时，格林斯潘认为，对衍生品采取不监管的政策可能还有一些好处。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交易员会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自己监控自己的风险。他们看起来能够很妥善地管理这些风险，橘郡和宝洁的事情只不过是他们一时失策。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讨论中，他们都要求伯恩重新考虑她的概念公告。最后，当她遭到压倒性的反对时，鲁宾向她提供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如果伯恩推迟公布她的概念公告，并愿意花时间与美国财政部的律师就此进行讨论，他们可以想办法，在不使已存在的互换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满足伯恩的立法关切。

在房间里的大多数人的眼中，伯恩似乎接受了鲁宾的橄榄枝。然而，妥协不是她的作风。对于已存在的互换协议会完全失效的恐怖故事，她将其视为了行业辩护者的障眼法。无论警告者说了什么，概念公告中都明确地说明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绝不打算增强市场对已存在互换协议可能会失效的疑虑。如果美国财政部的律师仍旧提心吊胆，那该怎么办？他们明显错了，而正确的路线就是忽略他们。

1998年5月，在与美国财政部的法律团队进行了几次意义不大的交流以后，伯恩依旧我行我素，彻底忽略了他们。她不顾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反对，继续推进概念公告。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概念公告并没产生法律上的混乱。鲁宾和格林斯潘所提出的观点明显是过虑了。然而还没等发现这一点，美国财政部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阵营。它们共同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废除了伯恩的提议，从而确保这份概念公告不会吸引美国国会的注意。这种结局所带来后果就是，改进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由于华尔街游说势力的强大力量，对衍生品施加监管的目标必定困难重重，直到10年后才得以实现。

这件事情过去后不久，在1998年6月17日，格林斯潘为是否对新金融工具施加监管的斗争画上了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句号。“当我们看到新出现的现象可能威胁系统稳定性时，如果我们不在情绪上保持谨慎，那么我们就没有资格当政。”他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这样说道。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及日益不稳定的衍生品，它们对系统稳定性的威胁在当时显然还未能引起他的注意。相反，他还详细阐述了巨型银行的发展，并解释了为何它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依靠后见之明来讲，美联储谨慎地拒绝对快速增长的互换协议进行监管，可能是格林斯潘时代的一大败笔。

格林斯潘对新金融工具持非常乐观的态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在这一点上与他很类似。1994年，从所罗门兄弟公司离职的量化精英们创办了这家公司。其合伙人包括金融经济学家迈伦·舒尔斯（Myron Scholes）和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这俩人曾因为“衍生品定价的新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美联储前任副主席戴维·马林斯曾给普雷尔讲解过市场的效率，他成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成立之初的两年半内，这家公司表现惊人。其投资方法是，利用风险管理的新技术去识别风险。其他人很可能对某些风险产生了过度恐惧的情绪，从而愿意为吸收这些风险的人提供慷慨报酬。例如，有些银行不大想要一年前发行的债券，因为这些债券在市场发生恐慌时很难出售，然而，经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计算，恐慌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于是，它会以折扣价把这些流动性不高的债券买下，并从中获利；同样的道理，如果养老基金极其担忧股市崩盘的危险，那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会向它们销售能规避市场波动风险的金融衍生品。通过这种方法，在这些新金融工具的帮助下，风险从无判断能力的人身上转移到对此十分了解的人身上。这也基本符合格林斯潘当时对衍生工具职能的设想。

当格林斯潘挡住伯恩关于衍生品的提案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一步步地陷入麻烦中。它对风险的计算基于的是历史模式，这种计算的结果显示了任何给定的交易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产生的亏损。通过结合投资组合中所有可能的潜在损失，公司合伙人可以非常自信地确定，他们在任意时间段里可能遭受的损失数额。然而，如果市场并不遵循历史的惯常模式，那么这样的计算就毫无用处了。1998年，市场并没有按常理出牌：俄罗斯这个曾经受西方投资者喜爱的投资乐园，当时因为违约而使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俄罗斯当时的外债远高于东亚国家的总和，而且违约的局面到来得非常突然。一家名为高风险机会（High-Risk Opportunities）的对冲基金，恰如其名地爆仓了；还有谣言说雷曼兄弟也快要扛不住了。在这种令人惊厥的环境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信心十足的精准投注也出现了灾难性扭曲。1998年8月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损失了19亿美元，这占到了该基金所募集资金的44%，超出了合伙人预想的最大损失的3倍。

从原则上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付之一炬的浮华并不是格林斯潘所关心的。这家基金的投资人选择了承担风险；如果发生了亏损，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事实上，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自食恶果完全符合格林斯潘的经济自由主义金融观。衍生品交易者能够有效地管理自己的风险，并通过反思痛苦使自己在面对诱惑时变得更加谨慎，对于这样的观点，格林斯潘肯定不会有任何疑义的。不过，格林斯潘缺乏勇往直前地推行自身愿景的毅力，而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沃尔克因为自己给美国带来血泪和甘苦而成了丘吉尔的化身；格林斯潘受人推崇则是因为持续地增长、繁荣的金融业以及惊人的低失业率。人们已经把他的存在与美国永无止境的繁荣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已经成了自己名声的囚徒。

1998年9月4日，这位大师出现在伯克利商学院的讲台上，并发表了一篇酝酿了很长时间的、关于技术和新经济的演讲。考虑到美国经济的优异表现，他本应该坚持自己曾经的言论。市场确实人心惶惶，在俄罗斯违约事件发生后，标普500指数已经下跌了10%，但这不能被归为一次危机。就在1997年的秋天，格林斯潘曾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急剧下跌，其实是一次有益的调整，他对此表示欢迎。然而，这一次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方法。他把预先准备好的讲稿又修改了一遍，然后向伯克利商学院的听众提醒道，不要妄想美国在全球混乱中能够成为“繁荣的绿洲”。他暗示，美联储将随时准备出台比预期更宽松的政策，以此抵消这次混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格林斯潘很可能根据美国的情况，构想了美联储的任务。然而，全球化的现实却使他根本没办法忽略美国以外的世界。这个信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有线电视和财经报纸全都引用了美联储主席的措辞，市场也因此急速反弹。

在伯克利商学院的演讲的影响力还没消散时，格林斯潘在旧金山与鲁宾和日本时任财相宫泽喜一共进了晚餐。在成功地援助了韩国之后，鲁宾希望能够全方位地处理俄罗斯的问题；他希望格林斯潘可以帮助自己说服日本对其国内经济施加刺激，而这是鲁宾振兴全球经济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鲁宾希望欧洲和加拿大能够做好它们分内的事；政府对投资者释放的买入信号越多，那么阻止市场暴跌的机会就越大。格林斯潘决定与鲁宾一同游说国际社会，联系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请求他们采取措施扩大支出。由于他们的努力，七国集团在1998年9月14日发布联合声明，保证将支持世界经济。

9月19日恰逢周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麦克唐纳接到来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电话。该基金所面临的麻烦已经严重恶化，到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地步。因为运用了在柜台交易的衍生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化程度非常高；由于自有资本损失了20亿美元，因此它不得不对由这20亿美元所支撑的5 000亿美元巨额名义价值的市场赌注进行平仓。然而，平掉复杂的衍生品仓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由于这些互换协议不是在交易所中交易的，所以它们没有明确的成交价格；在市场压力高涨的时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几乎不可能找到退出的出口。越担心市场恐慌而进行抛售，恐慌越会自我强化；由于没有中央清算系统保证交割的执行，因此没有人愿意与随时都有可能爆仓的公司进行衍生品交易。伯恩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柜台进行交易的衍生品的确缺乏市场所需的维稳机制。

麦克唐纳听取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报告后，打电话给格林斯潘。他提议，美联储派一位官员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总部，以便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无论格林斯潘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对此有多么介意，他与鲁宾共同采取的刺激措施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真的一次性抛售名义价值达5 000亿美元的头寸，其他持有相似头寸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会遭遇灭顶之灾。这就是新金融的本质问题所在。

格林斯潘同意了麦克唐纳的提议。这件事情的风险太大了，因此别无他法。那天晚上，他和安德烈娅陪同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加拿大大使及其家人观看了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的表演，欣赏他们的魔术与杂技。杂技演员神乎其神地在另一位演员的肩膀上腾空而起，看起来就好像从弹簧上弹起来。一对身上涂满金粉的男女演员以不可思议的姿势相互保持着平衡，看上去他俩就好像克服了地心引力。

第二天是周日。麦克唐纳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副手彼得·费舍尔（Peter Fisher）坐着助手的吉普车前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总部。那里没有杂技演员表演，费舍尔也没能找到涂满金粉的演员；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房间和无人操作的电脑终端。费舍尔与美国财政部的一位同僚一道查看后发现，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他的想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不仅仅杠杆化程度极高，而且头寸也非常集中；费舍尔估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的英国国债期货占到了市场流通数量的一半。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被迫一次性地抛售这些头寸，一些市场就会马上冻结；市场不仅仅是下跌，而是直接停止运作。更为严重的是，在过去的金融崩盘中，监管者可以通过获得破产银行所持有资产的控制权来防止大甩卖的发生，而柜台互换市场的深不可测将使得这一招起不到任何作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每一项资产已都被抵押给放贷者或者交易伙伴，如果发生违约，对手方将接手所有的一切并可能立即出售。

费舍尔在第二天早上向格林斯潘汇报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市场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一些分析评论员开始猜测，投资者之所以阵脚大乱，只是因为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法庭调查录像带将会在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公布。费舍尔认为这种说法荒唐至极。真正使市场恐慌的是杠杆化的衍生品，而不是什么性丑闻。

格林斯潘认真听取了费舍尔的汇报。随后，他明确表示，他不希望再接到类似的电话。以后，所有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新进展都应汇报给唐·科恩。科恩是格林斯潘最为信赖的专职顾问。事情将依照标准流程进行了处理。另外，类似1987年以及韩国危机时的情况，格林斯潘希望自己能够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动保持距离。

电话挂断后，格林斯潘召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进行了一场电话会议。尽管他不想直接参与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情中，但他认为有必要以此为契机，在货币政策上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到了危险的境地：俄罗斯出现违约后，巴西有可能步其后尘。早在几天前，克林顿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对全球金融秩序混乱可能导致自由和繁荣的停滞，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上线后，格林斯潘提出他应该接受美国参议院的邀请，出席周三举行的听证会。他将利用这次机会重复在伯克利商学院演讲时发出的暗示，利率有可能下降。尽管美国的产出还在上升，但市场的混乱有可能打乱这一切。美联储应该向外界释放自己愿意现在就采取行动的信号，从而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并不是所有同僚都认为降低利率是必要的。尽管市场在俄罗斯发生违约以后出现了调整，但标普500指数自从格林斯潘公开说出非理性繁荣后已经上升了38%。格林斯潘在伯克利商学院发表演讲后的两周，市场一直维持着稳定。同时，实体经济并非只是在增长；它实际上非常景气。数据显示，1998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的增长率达到了5.3%。即使俄罗斯违约事件的冲击比东亚的更为严重，但美国经济有足够的能力去消化。

“这反映着中产阶层和华尔街之间存在的轻微分歧。”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的阿尔·布洛德斯（Al Broaddus）幽默地说道。

然而，格林斯潘并不打算推迟他的计划。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不同，格林斯潘已事先从费舍尔那里得到了消息。华尔街远比股市所显示的要脆弱；真正的危险正存在于衍生品潜在的冻结中。如往常一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顺从了其主席的想法。格林斯潘将在美国参议院面前释放降低利率的信号。

第二天早上，即9月22日，格林斯潘接到了杰拉德·科里根的电话，这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行长已经成了高盛的高级主管。

科里根说：“艾伦，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这样做并不期待你有任何反应或者评论。”

格林斯潘表示，他正在听。

科里根强调，市场的流动性接近枯竭。抛售已经再无可能。市场不会像1987年崩盘那么简单，而是会彻底关闭。

在挂掉电话前，格林斯潘对科里根表示了感谢。费舍尔的警告很明显是正确的。市场的寒冬开始降临。

那天晚上，费舍尔在纽约召集了曾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量放贷的16家银行的负责人。这家对冲基金需要4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防止清盘和由清盘引发的抛售。和过去发生的危机一样，费舍尔希望与会的银行家可以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重新注资。如果他们放任不管，那么抛售就会一触即发，到时大家都很难独善其身。银行家们明白这其中的道理，然而并没有明确的规则告诉他们到底应该分摊多少费用。在韩国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要求他们不要把钱从韩国转移出来；然而，这一次美联储要求他们把新资金投进去。整个周三早上，各家银行都在为各自到底要注入多少资金的问题与美联储讨价还价。

尽管在纽约的协商僵持不下，但格林斯潘还有其他事务要参与。当时，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合并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在一个周三的早晨，美联储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华盛顿会晤，准备批准这次合并。一些美联储委员怀疑，鉴于其不可思议的复杂性，监管者很可能没能力控制合并后的超级巨头的风险。不过，大多数委员同意为这次合并亮绿灯。就在当时，美联储正着手处理银行中的风险管理机制完全失效的问题，很多银行非常草率地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发放了贷款。然而尽管如此，美联储委员会还是宣称，他们相信威尔的大胆联盟将产生一家能够谨慎行事的银行。美联储委员会最终裁决道：“花旗集团有望构建起一套风控体系，从而有效地监控和管理多元化组织的风险。”美联储的放行成了最有力的武器，从而保证了该合并案最终得以畅通无阻。

格林斯潘在午餐时间出现在美联储委员会的会议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那边依然还没有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而他按时前往美国参议院参加听证会。无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人作出何种决定，格林斯潘都打算向全世界传递这样一条信息，即美联储不会在市场陷入恐慌时袖手旁观。

“危机毒性最强的那一面已经开始感染美国市场。”他这样对参议员们说道。

毒性，感染。关注美联储的记者一向嗅觉灵敏，他们自然不会搞错格林斯潘的语言的分量。

“我们正在边缘上挣扎。”格林斯潘继续说下去，以免有人不明白他之前的暗示。

果不其然，因为格林斯潘的言论，市场立马暴涨。在下午收市之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了2%。“这是迄今为止美联储主席发表过的最为强硬的声明。”华尔街一位从业人员由衷地表示。

在股市收盘后的一个小时，纽约的拉锯战终于结束。11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债权银行同意在资产重组中增加注资额，而故意拖拖拉拉的少数几家债权银行被允许降低它们本应承担的数额，这种安排使协议最终得以达成。在晚上7点时，一则公告将该消息传给了全世界如释重负的交易员。在美联储总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通力合作下，危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然而，显然，美联储还要处理一个思想上的危机。批准旅行者保险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合并，意味着美联储认同巨型银行这种新物种，并自认为有能力监管这样的巨无霸。然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冲击却表明，监管者并不能防止银行轻率地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供资金。在否决伯恩关于衍生品的提议时，美联储认为柜台市场的交易员可以管好自己的风险。然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事情说明，危险隐藏在长长的合约链条中。

1998年9月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这表明，格林斯潘多次提到的宽松货币政策被付诸实施，不过，美联储确定宽松货币政策的知识锚定点才是急需讨论的事情。

格林斯潘想知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是如何引发的。为什么银行家会掉以轻心地把钱借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什么美联储的银行监管人员没有出手阻止他们？

“我们还需要继续检讨。”美联储负责银行监管的部门负责人里奇·斯比林哥登（Rich Spillenkothen）承认道。

“我知道，我们检查过银行是否贯彻了相关政策，”格林斯潘对此表示肯定，“但对于摩根士丹利或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机构，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斯比林哥登回应说，对于摩根士丹利或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美联储可能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手下的银行监管团队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分析每一项贷款。“我们能够做的只是抽查。”他承认。

“我们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审查的充分性，”格林斯潘总结道，“然而，如果要达到人们认可的标准，那么我们必须要有5倍于现在的人手。另外，我们过于严密的监控很可能使它们窒息，因为它们没有了一丁点儿的呼吸空间。”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政府监管从来不可能让华尔街免于自我崩溃；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人们不得不接受。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麻烦表明了这些危机有多么吓人：这绝不仅仅是一家对冲基金倒闭那么简单；华尔街几乎每一家主要的放贷者都把钱投给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哪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策略是建立在自己的狂妄自大之上。

“一家银行在某一件事情上受到蒙蔽，这很正常，”格林斯潘哀叹道，“然而，现在是十几家银行集体失明。”

当然，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宿命论和高强度监管之间可能存在折中的方案。如果监管注定会失败，如果银行的风险管理很可能因为极度的复杂性而失败，那么最起码美联储可以通过限制规模、复杂性和融资者的杠杆率来控制问题的波及范围。正如格林斯潘所理解的那样，金融体系永远不会自动解除故障。然而通过某些措施却可以让金融体系在发生问题时变得更安全：在柜台交易的衍生品可以集中清算，这样对一家基金产生的恐慌情绪就不会蔓延到其他基金。越简单的银行，在市场繁荣时越容易管理，在其倒闭时也更容易清盘。在这方面，简单的银行比复杂的银行更应该受到优待。遗憾的是，格林斯潘并没有打算在这条折中路线上继续探索。

两天后，即1998年10月1日，格林斯潘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当面对公众发言时，他竭尽全力地强调了现代新金融的优势。因为他没有计划驾驭它，所以就只好歌颂它。他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对冲基金对经济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们促成了“复杂的定价体系，而这正是美国拥有极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原因”。借助政治家经常运用的爱国主义，格林斯潘继续说道：“为什么美国的生产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为什么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在全世界是最好的……这就是原因。每一个美国人都身处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

有人问：“主席先生，你认为我们还得经历多少错误才能够使我们的监管变得完善？”

“这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得经历很多失败。”格林斯潘并不是很乐观地回应道。

当天较晚时候，布鲁斯克里·伯恩出席了相同的国会委员会。她坐在格林斯潘的位子上，虽然她并不情愿坐在那里。大多数媒体已经离开了。这位来自不知名监管机构的小个子女人仰头看着这帮立法者。

“如果你想为自己翻案，那么欢迎。”该委员会的主席告诉她。

1998年10月初，格林斯潘在处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溃时的着力点可以引出双重的结论。从坏的方面来看，他本可以借此修正自己关于巨型银行或柜台衍生品的观点，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他曾反对过20世纪70年的金融行业隔离、对利率设上限从而引发扭曲的“Q条例”以及充满争议且过时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这些事情上他无疑都是正确的。然而，当杠杆化的新金融要求监管者时刻保持敏捷性时，他被证明在这一点上是很欠缺的。从好的方面来看，格林斯潘很好地处理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尽可能地限制了道德风险的扩散。他引发了市场的热议，并小幅度降低了利率，而这些措施都是可逆的。尽管他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精心策划了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援助，但最起码美联储没有花美国纳税者的一分钱。这并不是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的翻版，当时美国政府自己兜了底。在看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的个人财富因为这场灾难而烟消云散之后，其他对冲基金经理在未来10年内都努力避免过度使用杠杆。看到对冲基金的债权人开始被迫为风险承担责任后，银行在为对冲基金的交易提供融资时也变得更加谨慎了。截至2008年，除了那些依赖于银行融资且不守纪律的对冲基金外，独立的对冲基金已经成为金融体系中最稳定的部分。

然而，仅在几周后，对格林斯潘的双重评价就不得不修正了，而且是向更负面的方向改动。首先，这位美联储主席第二次拒绝了对衍生品施加监管的请求，而这次请求是由包括鲁宾的美国财政部在内的几个官方机构提出的。与伯恩的提议不同，美国财政部的提议并没有威胁到已存在的互换协议的合法地位；它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想法，即把柜台协议转移至中央清算所；它还建议，将投资银行处于监管范围之外的衍生品部门纳入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监管范围。格林斯潘对这两点都不认同。只要格林斯潘反对，美国国会也会跟着反对。因此，美国财政部只好放弃了。

另外，格林斯潘为应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而采取的货币政策也有点过火了。1998年10月15日，即还未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的时候，格林斯潘通过电话会议召集了自己的同僚，并决定将利率再额外降低25个基点。这项很戏剧性的举措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当时美联储已经有4年时间没有在两次会议之间改变利率了。在格林斯潘采取行动之前，标普500指数因为俄罗斯的违约事件仅仅下跌了5%。这种跌幅其实不足为虑。另外，当时美国经济非常强劲，第三季度其增长率达到了5.3%，而第四季度其总产出继续增长了6.7%。尽管信贷市场依然存在压力，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是获得了银行的重新注资，从而缓解了迫在眉睫的抛售风险。对于这些可以忽略不计的风险都不放过，这表明格林斯潘是个极其厌恶风险的人。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质疑了降低利率的必要性。“一定程度上，今天的行动只是为了拯救对冲基金。”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尖锐地指出。

格林斯潘没有理会普尔，坚持要实施这个政策。

降低利率的消息在当天下午3点15分公布时，股市和债市开始了上涨竞赛。当天收盘时，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扬了4%，第二天它的表现又更上一层楼。“我手下的交易员都击掌相庆，就像完成一次达阵后的那种狂呼，”一位基金经理回忆道，“我紧紧盯着屏幕，看着它们由红变成绿。”格林斯潘因其出人意料的干预而为自己在整个华尔街赢得了更高的声望：他不单单是大师，他还是一位守护天使。“这等于对所有人说，市场的救生员一直在值班。你可以再回到池子里去了。”对于此次在会议间隔期降低利率的决定，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样评论道。“我们曾经叫他艾伦叔叔，”常年在华尔街摸爬滚打的老兵戴维·舒尔曼在回忆这段时期时说道，“我们常说，艾伦叔叔会照顾我们的。”

这位艾伦叔叔并未就此止步。接下来一个月，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的常规会议上，格林斯潘第三次降低了利率。为了说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他没有借助于惯常的理由，即市场是脆弱的，因此宽松是必要的。毕竟，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在美联储的上一次操作之后都维持着上升动能。这位美联储主席也不能假装需要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事实上现在的经济已经非常好。”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再将利率降低25个基点，因为“在这个时候为经济买点保险是明智的”。他非但不反对金融援救，而且现在还希望能先发制人地提前采取这些措施。

“我很担心，我们并不是在对经济降温，而是在火上浇油。”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普尔反对道。

“经济泡沫可能正在形成。”堪萨斯城的汤姆·霍尼格（Tom Hoening）对普尔表示了赞同。

然而，这位美联储主席并没有听进去。

格林斯潘先发制人的补救措施使得其名望更加高涨。整个华尔街都在庆祝，市场也一飞冲天。到1998年年底，标普500指数较8月的低点上升28%。格林斯潘已不再对过高的估值忧心忡忡了，相反他已经成为其动力之源。“市场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当泡沫出现并爆破的时候，美联储会通过降低利率而使所有东西都恢复正常。”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1999年1月的《纽约时报》上说道。克林顿政府的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则声称“美国的本土政策已经为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委员会所左右”。整个美国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责任分工。

1999年2月15日，格林斯潘饱经风霜、充满睿智的脸庞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这位美联储主席得意地占据了最显著的位置，其余空白处附有鲁宾和萨默斯的照片。封面上，《时代周刊》用醒目的黄色字体把这三个人描述为“拯救世界委员会”。这样的标题让人觉得他们更像是漫画里的英雄而不是金融专家。在一年或更早之前，在关于“公文包指标”的纪录片中，格林斯潘已经在扮演大人物先生了，不过，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然而，这次，《时代周刊》非但没有开玩笑，反而非常认真。该杂志宣称，格林斯潘和他在美国财政部的盟友是“经济学家英雄”（economist hero），是“市场三剑客”（Three Marketeers），是“超越意识形态”（outgrown ideology）的明星。如果没有他们的勇敢和努力，美国经济肯定会受俄罗斯和东亚危机的拖累而倒下。事实上，对于救助亚洲，格林斯潘是质疑的，不过《时代周刊》显然并未考虑这一点。同样，《时代周刊》也未追求某种可能性，即格林斯潘为了应对俄罗斯的违约事件，而将利率降得太低了。《时代周刊》坚持认为，格林斯潘、鲁宾和萨默斯三人“热衷于进行严谨、独特和忠于现实的分析。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对思考的热情以及永不泯灭的好奇心”。

上述赞美并没有冲散它在这位zipswitch主席身上所引发的讽刺意味。40年前，在提交给美国统计协会的硕士论文中，格林斯潘破除了对金融政治家的过分迷信，因为正是后者助推了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由于美联储的创立，投资者开始相信风险是可以被消除和防范的：商业周期已死，投身于股市将不会再面临风险。正是源于对美联储的信任，股市从20世纪20年代的低谷中浴火重生。格林斯潘当时还在论文中总结道：“股票的价格以及其他资产的价格所出现的螺旋式急速上升，将导致股市行情在随后会发生不可避免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