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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现实的社会”
“A VERY SURREAL ENVIRONMENT”

2000年12月的某一个雨天的早晨，格林斯潘动身前去与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共进早餐。这几周在政治上是不同寻常的：佛罗里达充满争议的投票结果、重新计票的激烈斗争、对五花八门穿孔机投票装置的晦涩争论，在这些事情之后，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结束了这件事的不确定性，确立了乔治·沃克·布什的总统地位。被人们称为“小布什”的新当选总统已经将他的大本营移到了华盛顿。他在美国首都的第一天安排会见的第一个人就是美联储主席。

小布什的父亲乔治·H.W.布什曾将自己连任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格林斯潘。然而，年轻的小布什总统并没有选择沉溺于这种“家庭恩怨”。这位美联储主席无疑是美国繁荣的总建筑师。尽管当年春季发生的股市暴跌拖累了美国经济，但是“金发女郎经济”依旧光芒四射。格林斯潘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53个季度中，成功实现了51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失业率在2000年12月达到惊人的新低：3.9%。在此次总统选举前夕出版的一本书正式使他成了一名“受膏”的大师。该书断言，无论谁继承了克林顿的总统职位，他都依然是在格林斯潘时代执政。对于该书的读者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得到了印证。

格林斯潘的司机将他送到麦迪逊酒店。这是一栋古板的华盛顿建筑物，位于《华盛顿邮报》大厦对面。在这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向新当选的总统介绍了未来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会遇到的麻烦。当时高科技公司占据主导位置的纳斯达克指数与3月所创下的新高相比，已经跌去了一半市值，甚至蓝筹股也出现了下滑的势头。不过，他还是着重强调了更乐观的方面，美国的未来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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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总统似乎对听到的结论很满意，然而不管怎样，他都别无选择。在早餐快结束的时候，他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对美联储非常有信心，并且我们不会质疑你的决定。”他还记得过去10年的教训。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而言，攻击美联储主席都是得不偿失的事情，而谁敢对一位犹如依靠神权来管理美国经济的美联储主席不敬，那更是自讨苦吃了。

用完早餐后，格林斯潘和小布什总统一同走出酒店。记者和摄影师早已等候多时，小布什总统拉着格林斯潘的胳膊走近人群。这位总统当选人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并没有受到新英格兰式谦逊的熏陶。在乔治·H.W.布什变得具有贵族气息且举止得体之前，他也跟小布什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莽汉。

“我刚刚在这里与一位很优秀的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小布什这样跟媒体讲道，当时格林斯潘就站在他身边，“我对他的能力一直持有着坚定的信心。”

释放出积极信号的不仅仅是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当时新当选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自福特政府开始就与格林斯潘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在担任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时，切尼曾与格林斯潘分享了关于海湾战争的情报；作为共同体的“酋长”，他还参加了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在美联储总部举办的美国独立日纪念聚会；在当年的夏天，他还与格林斯潘会过面，讨论了选择小布什竞选搭档的标准。诚然，切尼可能有些让人难以捉摸。比如，在关于竞选搭档的谈话中，这位老友给出的标准完全就是根据自身条件量身定制的，格林斯潘不知道他是专门这么设计的，还是纯属巧合：切尼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全美国范围内搜寻一位除了他自己没有别人能符合标准的竞选搭档。格林斯潘对此并不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切尼是自己遇见的最好的智者之一，如果切尼想成为美国副总统，那么格林斯潘必定会支持他。

2000年12月18日，即与格林斯潘共进早餐的那天，小布什总统任命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为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是格林斯潘在福特政府时期的另外一位好友。自20世纪70年代，两人之间就建立了联系：当时格林斯潘是美国铝业这家行业巨头的董事，他曾帮助奥尼尔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兼CEO。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随着奥尼尔在美国铝业的势力不断增强，对于经济数据的共同兴趣以及在高位的职业经历使得他与格林斯潘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担任工业家的顾问对格林斯潘的成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格林斯潘和奥尼尔之间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也是格林斯潘和青年时代的自己之间的联系。

奥尼尔感谢小布什总统为他提供了美国财政部长的职位，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正面的答复。他是一个有点强迫症、正直但很容易紧张的人。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回归政府部门的准备。显然，必须对他施加一些影响，他才愿意接受这一内阁职务。

“他对出任美国财政部长有些犹豫，”在奥尼尔对小布什总统提供的职位反应冷淡后，切尼对格林斯潘说道，“你可以和他谈谈吗？”

在接到小布什总统的提议后，奥尼尔离开华盛顿前往曼哈顿，住在了临近中央车站的凯悦酒店（Hyatt hotel）。正当他将自己的夹克外套挂起来并打开电视的时候，电话铃就响了。

奥尼尔辨认出了电话线那头的熟悉的声音：“是艾伦吗？”

“我听说你度过了有趣的一天。”

“消息传得真快。”

“保罗，坦白地说，我们需要你。”格林斯潘跟他说道，并以诱惑性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游说。亚瑟·伯恩斯当年就是这样说服格林斯潘加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

“对于推行持久性的改变而言，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格林斯潘继续说道，“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将作为一个团队，努力将之前经常讨论的那些事情变为现实。”格林斯潘以社会保障改革为例，他知道奥尼尔希望可以用私人退休金账户来代替政府养老金。显然，格林斯潘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考虑到全部事实：在里根政府担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时，他有意回避了私人退休金账户一事。然而，这种“政治自杀式想法”对奥尼尔而言充满了吸引力，对于原则他充满了正义感。

“我们现在可谓恰逢其时，”格林斯潘反复地说道，“保罗，你的加入对于合理政策的制定将起到关键性作用。”

挂断电话后，奥尼尔开始反复思考格林斯潘的话。从他们共同供职于福特政府开始，奥尼尔赚的钱要比格林斯潘多很多，但他仍然很欣赏这位美联储主席那种“以探索为指导”的生活方式。奥尼尔已经决定辞去自己在美国铝业的职位，他需要新挑战。然而，就他的性格而言，“放松”绝不是自己所追求的。作为福特政府中的白宫预算办公室副主任，除了圣诞节，他全年无休。他曾经告诉面试官，在工作合同上可以规定，他自己定义的一个工作日最少包含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对于在威尼斯闲逛，他比格林斯潘更没兴趣。

奥尼尔通过电话告诉自己的妻子，他可能会接受小布什总统的提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他的妻子并没有阻止他，但是他知道她在哭泣。

从自身的角度而言，格林斯潘很高兴听到这一结果。小布什政府与老布什政府，将完全不同：除了没有了怀有敌意的尼古拉斯·布雷迪外，格林斯潘还将在美国财政部拥有一位好朋友。

2001年1月5日一早，奥尼尔前往美联储大楼与格林斯潘共进早餐。8点30分，他准时出现了，但是格林斯潘还没到。

过了一会儿，这位怀着深深歉意的圣人般的人物终于出现了。

“上帝！艾伦，在等你的时间里，我已经读完了所有的报纸，这里报纸真的有很多……”

格林斯潘接受了奥尼尔的嘲讽，嘟嘟囔囔地抱怨着交通状况。

一位侍者出现了，两人都点了有西柚片的健康早餐。奥尼尔的银发经过修剪，完美地分在两边。格林斯潘的头发则有些凌乱，显得很顽皮。

“你觉得经济状况如何？”奥尼尔问道。

“你认为金属的价格走势如何？”格林斯潘问道。

这两位好友讨论数据就犹如“水手们在讨论潮汐和大风”，作家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这样描述道。随后，他们又讨论了一些棘手的政策问题。

税收是个棘手的问题，大幅减税似乎已经无可避免。小布什在竞选时承诺10年内将减少1.6万亿美元的税负。在小布什已正式成了美国总统后，他必然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鉴于其父亲老布什总统曾违背了“不再有新税收”的宣言，小布什对此很坚持。得益于老布什和克林顿这两位前任的赤字削减计划，以及格林斯潘引领的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税基的扩大，美国联邦政府自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登月后首次出现了预算盈余。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刚完成的规划，未来10年，美国联邦政府在扣除相关支出后，将积累近4.6万亿美元的资金。小布什总统在此时提出减税计划似乎是可行的。

然而，预算办公室的规划仅仅是规划而已。当罗纳德·里根刚就任美国总统时，就曾推出过一份灾难性的预算规划，所有对此还有印象的人都会对刚出炉的预算规划保持谨慎。事实上，格林斯潘和小布什在麦迪逊酒店会谈的两周前，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迹象。这迫使美联储于2001年1月3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大幅降低50个基点。疲软的经济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格林斯潘时期的繁荣所带来的额外税收促成了意料之外的预算盈余，那么依据相同的道理，持续的经济放缓很可能会让前期的盈余彻底消失。

“这些数字可不是银行中的存款。”格林斯潘对预算规划中的盈余这样评价道。在与财政赤字进行了多年对抗后，格林斯潘显然不愿再看到美国联邦政府重新陷入财政赤字的困境。

奥尼尔对此表示赞同。

格林斯潘想知道，如果财政盈余小于预期会出现什么情况？美国国会已经打算使用预算规划中的一半盈余来支撑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和卫生医疗支出。如果另外一半没有实现又该怎么办呢？

“触发机制。”奥尼尔回答道。减税计划需要在财政盈余确实存在的条件下进行。如果财政又出现赤字，触发机制就会自动暂停减税计划，以此来控制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

这是个优雅的方案。也许可以说，它实在太优雅了，因此很可能难以通过混乱的立法过程。对于发起人而言，他们首先必须说服小布什总统。

“你可以想办法在即将发布的声明中提及这个触发机制吗？”奥尼尔狡猾地问道。

“为什么是我提？”格林斯潘反问道。

“我想到了这个主意，”奥尼尔回答，“所以你该负责‘推销’这个想法。”

2001年1月14日，周六，奥尼尔和格林斯潘前往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拜访了即将履职的副总统切尼。当时，这位副总统正待在自己位于麦克莱恩市的封闭社区宅邸，这里就位于华盛顿特区外。当时，距小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只有6天时间了，是时候设定问题的优先级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旗开得胜。

与大多数副总统相比，切尼无疑将在这一届新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切尼做过福特政府的幕僚长，他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在不同地方行使权力，一切细节都难以逃过他的法眼。在掌管福特时期的白宫时，切尼曾定下规矩，从而明确了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什么样的盐瓶；当发现白宫西厢中的9个人在夏季的一个月内消费了价值101美元的咖啡时，他便展开了持续数周的调查，并随后实施了一项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这位即将上任的副总统而言，指挥和命令的目的是它们本身，而不仅仅是实施他所信奉的政策的手段。

切尼很清楚，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将成为其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小布什在竞选活动中重点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也就成了一种政治上必须实行的政策。除此之外，疲软的经济又增加了减税的紧迫性。在竞选初期，小布什是基于美国经济大繁荣的背景而提倡减税的：如果财政盈余不返还给民众，美国国会很可能就会将盈余浪费在政府的大型项目中。根据最新的情况，切尼相信，减税政策可以从相反的理论角度推行：美国经济正在下滑，减税将会有助于经济复苏。

对于格林斯潘和奥尼尔的触发机制而言，切尼的新立场是个坏消息。根据这位副总统的逻辑，如果经济更剧烈地下降以及财政赤字卷土重来，那么减税政策的理由将更加充分。

奥尼尔试图解释，减税政策不是对抗经济下行的唯一方法。“说实话，刺激经济的最佳政策是货币政策。”奥尼尔反对道。

格林斯潘表示同意，他尽可能强烈地暗示，美联储随时准备下调利率。

切尼听了之后并没发表任何意见。他一直很低调，不喜欢正面争论，不愿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他比格林斯潘更甚。

随着讨论的继续，不管是美联储主席或是美国财政部长都不再有勇气提及触发机制。

10天后，即1月24日，格林斯潘拜访了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人士肯特·康拉德。在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的初期，康拉德曾成功诱使格林斯潘支持了财政赤字削减计划。当时，由于需要在第二天将格林斯潘的发言稿递交给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所以康拉德提前拿到了格林斯潘的发言稿。他意识到，格林斯潘将全力支持小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

康拉德对此并不高兴。“艾伦，如果你支持减税计划，那就意味着任由财政赤字恶化下去了。”康拉德抗议道。这位美联储主席曾在克林顿时期倡导预算纪律，但究竟什么使他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呢？

“我的陈述中设置了很多中止条件。”格林斯潘回答道。他对于减税政策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给白宫开出空白支票。正如与奥尼尔共进早餐时自己承诺的那样，格林斯潘拥护触发机制。

康拉德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人会注意到触发机制的建议，报纸上的标题都只会简洁地写着“美联储主席支持减税政策”。不仅如此，康拉德继续说道，税收的减少将剥夺政府应对长期问题所需要的收入。如果将预算规划所覆盖的时间范围扩展到10年之外，那么随着退休人员的卫生医疗费用激增，财政赤字很可能将达到史上最大值。

格林斯潘试图安抚这位参议员。不得不承认，过度减税是有风险的，但任何谨慎的操作也是有风险的。如果巨额的财政盈余确实实现了又会如何呢？如果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规划是正确的，美国政府很快就将还清整个国家的债务；接着它就不得不将积累起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那么冷不防地，美联储就将会在股市中大肆买入，从而大规模介入微观经济层面的事务。

格林斯潘似乎是在阐述着一个令人奇怪的论点。对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而言，政府持有私有企业的股份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然而，对于更适合贴上“实证主义”标签、早已成熟的格林斯潘而言，这就有些小题大做了。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创建一只投资基金来被动地持有金融资产，同时不干涉相关公司的运营。另外，美国国家债务降为零的情况也不会马上发生。

“在面临这种情况之前，还有很多债务需要偿还。”康拉德说道。

“这种情况最快也要到2008年才会发生。”格林斯潘回避道。

“当临近这个时点时，我们再为此担忧吧！主席先生。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那一步，我们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应对。”

当格林斯潘离开时，康拉德打电话给鲁宾。作为20世纪90年代财政赤字削减计划的奠基人，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长必将对格林斯潘的言论所昭示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鲁宾可以说服他的老朋友重新调整发言？

鲁宾同意试一试。他刚与格林斯潘在美联储共进过午餐，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鲁宾与格林斯潘通话时，他敦促格林斯潘提前预测一下公众对此事的看法。新闻头条上会宣称美联储是支持减税的，而其中的细微差别将被公众忽视。

“我不能控制人们的看法，”格林斯潘回应，“我没有这方面的职责，也不会担负这种职责。”

这又是一次奇怪的争论。与格林斯潘的断言相反，他完全可以塑造公众的认知。美联储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围绕着公众认知，因为这决定了美联储将如何影响市场利率。更重要的是，格林斯潘自己的所思所想也都围绕着公众认知。格林斯潘十分清楚，媒体会仔细审视他的一切，从肢体语言到鼓鼓的公文包。

2001年1月25日，格林斯潘将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今日美国》提前发出了独家新闻。虽然格林斯潘当时尚未发表任何观点，但该报纸的头版宣称“格林斯潘支持减税政策”。当美联储主席在美国国会出现时，他立刻成了记者们的关注焦点，所有人都想证实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是否可信。好几位记者甚至在一听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后就迅速离开了。康拉德看着他们离开，并悻悻地想着那些触发机制。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格林斯潘成为白宫的一位常客。他前往白宫的次数远比克林顿政府时期频繁。然而，他与小布什总统的经济智囊团的对话并不总是轻松的。小布什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劳伦斯·林赛。这位美联储的前委员曾一再就资产泡沫问题向格林斯潘提出警告。在加入白宫后，林赛很可能会报复。在放任资产泡沫变大之后，格林斯潘几乎不可能反对能使经济避免下滑的减税政策。

林赛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聪明、固执且拥有惊人的记忆力。1998—1999年高科技泡沫膨胀时，他曾拜访过格林斯潘。那时他已经开始向美联储主席施压，要求知道，当泡沫最后破裂时，政策制定者将如何应对。

“这个没有现成的答案，即使你再经历一次1929年的大危机，但仍可以用1932年的应对措施来处理。”格林斯潘回应道。换句话来说，如果政府能够坚定地采用刺激政策来应对泡沫破裂，那么经济就不会受到伤害。

泡沫的破裂已迫在眉睫了，对于格林斯潘之前的评论，林赛这样提醒道。美联储主席怎么可以反对自己之前支持过的经济刺激政策呢？另外，林赛继续讲道，格林斯潘需要尊重民意。小布什总统得到了减税的授权，格林斯潘没有理由去妨碍他。政府承诺尊重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格林斯潘也应当相应地尊重小布什总统对财政预算的重视。

在与林赛进行会谈后，格林斯潘接着又拜访了切尼。格林斯潘将这位美国副总统视为与小布什总统进行沟通的非正式渠道：如果总统执意推行减税政策，那么或许在切尼的协助下，格林斯潘至少有希望对这项政策施加一些限制。然而，切尼的目标正好相反：不是增强格林斯潘的影响力，而是对格林斯潘的影响力进行一定的限制。如果格林斯潘觉得自己有一个私人渠道可以直接和顶层对话，那么他就不会公开反对减税计划。切尼邀请格林斯潘前往自己的办公室，并一直点头附和格林斯潘的观点。不管二人之间的实际关系如何，切尼明显是在采用假装听从的战术。格林斯潘曾在迪克·达尔曼身上用过这招，而这次格林斯潘成了该战术的目标。

2001年2月，格林斯潘再一次出席了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老谋深算的共和党人格兰姆。在之前克林顿总统发表削减赤字的国情咨文时，格林斯潘曾紧邻当时的第一夫人，格兰姆还因此而嘲笑过他。现在，白宫掌握在了相反的政党手中，税收政策也颠倒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格兰姆明白格林斯潘需要做的事情：U形反转，既简单又直接。

“根据我的一些同事的说法，他们认为你的证词被错误地引用了。”这位参议员说道。他提到了一点，即民主党人现在仍然宣称，在反对减税这一点上，格林斯潘是他们的盟友。民主党人认为，美联储主席提到的财政赤字触发机制，意味着他并不支持小布什总统的减税政策。

“其实我在过去就提到过，当你认为人们的认知有偏差时，你应当进行澄清，”格兰姆继续说道，“然而，我并没有看到你对自己的发言进行澄清。”

“在你自己看来，你的观点是否被误解了？”格兰姆问道。

这个问题使得格林斯潘无法回避。与他向鲁宾辩解的相反，他能够影响民众的认知。格兰姆要求他说明，美国国会该如何理解他关于税收政策的证词。如果格林斯潘希望说服政治家们考虑一下关于触发机制的提议，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如果他不想如此，那么他就需要做个了断。同时向两边讨好的游戏没办法再持续下去了。

格兰姆在引诱格林斯潘重申自己对财政赤字触发机制的支持，而格林斯潘抵制了这一企图。“格兰姆先生，我着实认为，自己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所提到的问题非常复杂。由于事情转向了我们先前并不用担心的方向，所以在必要性上产生了很复杂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记者往往会有选择性地报道我的基本立场，”他娴熟地唠叨道，“我看过几篇这样的报道，但是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切都很正常。对此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通过这种方式，格林斯潘放弃了阐述触发机制的机会，有效地支持了政府的立场。格林斯潘更愿意悄悄地说真话，关于触发机制的主意只是提供了一个最新的例子而已。担任福特政府的顾问时，他曾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对1975年减税措施的看法，而福特总统则将他的不表态视为一种支持。在高科技泡沫期间，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对于非理性繁荣的含混冥想被裹在了历史和哲学的大衣中。凭借格林斯潘的声望，他很可能会试图影响税收政策争论的结果。然而，他并不会与小布什总统的国家经济顾问发生冲突，也不会与其身为副总统的好朋友对立，更不会冒着失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风险来挑战政府的财政决策。

“我们已经尽力了。”奥尼尔在触发机制被美国参议院否决后对格林斯潘这样说道。

“没有触发机制，减税政策就是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格林斯潘说道。

事实证明，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这表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是不负责任的。

当他被这场税收辩论的立场搞得烦躁不安时，格林斯潘还必须直面一个挑战，即他自己的职责范围受到了直接挑战。2001年3月，美国经济进入衰退期，这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第一次出现经济衰退。毫无意外，美联储主席必然会遭到一些指责。对基金经理的调查结果显示，格林斯潘的支持率在急剧下降。

对经济衰退的指责可以基于两个场景而归咎到格林斯潘头上。2000年春天，格林斯潘犯了一个罕见的战术错误，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前景产生了误判。在2000年2月和3月，有明显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率在不断攀升，于是他连续两次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2000年5月，他又出台了一项两倍“剂量”的经济紧缩政策，再次将利率提高50个基点。当时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表明，通货膨胀水平依旧在攀升。然而，格林斯潘最后一次提高利率的举动被证明有些过头了。这位美联储主席过高估计了生产率的增长潜能，同时又低估了纳斯达克崩盘对美国经济的拖累。10个月后，当2000年5月的紧缩货币政策开始起效时，经济衰退就降临了。

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格林斯潘在货币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并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在战略层面上，它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99年，他放任股市野蛮增长，而非理性繁荣的后遗症总会尾随而至。正如格林斯潘曾在其1959年的论文中指出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将导致公司购买大量的机械设备；同样，2000年纳斯达克市场崩盘则预示着公司开始节衣缩食。果不其然，2001年第一季度美国企业的投资暴降了25%，正如年轻的格林斯潘曾经警告的那样。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的讨论，美联储是否应该基于长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联储目标是，努力使未来12个月的非通货膨胀性经济增长率最大化。这种安排带来了一种后果，即针对1年期非通货膨胀性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努力，很可能对其他期限内的增长造成不良影响，比如3年期。美联储或许应该致力于在更长的时间段里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是否也意味着美联储应该更加关注资产价格？

这种批评正确与否最终取决于经济衰退的程度。美联储已经把它的声誉押在了一个议题上，即它可以成功应对泡沫的破裂。如果美联储能成功完成这一任务，那么足够温和的经济衰退将被视为先前经济繁荣的合理成本。认识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后，格林斯潘从2001年开始积极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先是在1月初将利率降低50个基点，随后在1月底、3月、4月和5月累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250个基点。这一系列干预措施非常有力，超过了老布什政府时格林斯潘为应对经济衰退而采取的行动。然而，与美联储凶猛行动相生相伴的是一系列警告。或许对于未来的金融崩溃，美联储已亮出了自己的所有底牌；或许利率下降得过快、过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我们这个区域的银行已经开始更积极地向房地产业发放贷款。”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汤姆·霍利格（Tom Hoenig）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年3月的会议上表示道，并大胆地指出，“低利率可能会导致‘过度建设’。实在找不到一个比‘过度建设’更合适的词了，尽管这个词其实并不恰当。”

当格林斯潘正因为税收政策和经济衰退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察觉到了来自白宫的新挑战。当时，美联储委员会出现了一个职位空缺，而林赛支持任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社区银行家特里·乔迪（Terry Jorde），一位总是面带微笑的娇小的金发女郎。

乔迪的立场几乎是与格林斯潘完全相反的。当时，乔迪正管理着一家小型的社区银行，其总部位于北达科他州微不足道的边境小镇坎多（Cando）。坎多这个名字是普罗斯珀·帕克上尉（Prosper Parker）于1884年命名的，当时正值拓荒运动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乔迪并不熟悉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以及巨额融资，而她能够炫耀的只是自身丰富的农牧业知识。实际上，她的老公是一位种植硬质小麦的农场主。作为一名社区银行家，她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与林赛相识，当时后者正负责美联储与社区组织的联系。两人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小布什入主白宫之前不久，林赛曾邀请乔迪参加了由当选总统举办的经济论坛。如果林赛成功地使乔迪成为美联储委员，那么她显然会更忠诚于自己的政治庇护人，而不是美联储主席。

乔迪在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中也有一位著名的盟友，他就是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阿米当时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他也是坎多人。据报道，阿米在2001年5月初曾说过：“我敢肯定，在研究金融和经济的女性当中，她就是既聪明又年轻。”他甚至愿意冒险为她担保。“我曾经两次和小布什总统提起过她。”他补充道。

一段时间后，这位既聪明又年轻的女士作为社区银行代表团的代表，走进了美联储大楼。尽管在美国金融系统中微不足道，但是社区银行却拥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社区银行的网络遍布全美国，并且对基层选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在华盛顿很受尊重。社区银行家的说客肯·冈瑟（Ken Guenther）常常与美联储主席一同打网球或高尔夫球。当冈瑟等一行人访问美联储总部时，格林斯潘知道自己最好去见见他们。

冈瑟对于其团队的行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当天的会议快结束时，访问者提到了乔迪即将被任命为美联储委员的问题。他们希望格林斯潘能够明白，社区银行全力支持乔迪，所以她并不是没有人支持的无名小卒。乔迪代表着美国各州的成千上万家社区银行。

当该环节到来之际，格林斯潘及其随行人员适时地、毫无顾虑地谈起了这个问题。

在乔迪的注视下，格林斯潘回答道：“有关硬质小麦的情况，美联储委员会已经了解了想要了解的一切。”

“乔迪就这样在同伴面前被执行了‘死刑’。”冈瑟后来这样说道。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以发动围绕格林斯潘的游说活动，但是仍然没办法复活乔迪在美联储的前景了。2001年7月，白宫放弃了对她的任命。

尽管格林斯潘可以在税收问题上对白宫作出让步，但涉及美联储委员会的人员任命时，他却表现得十分强硬。

2001年9月8日，格林斯潘前往巴塞尔参加了中央银行家们的聚会。3天后，格林斯潘搭乘空客A330-200开始了飞向华盛顿的长途航程。当航程进行到一半时，他起身溜达了一会儿，因为还有好几个小时飞机才会着陆。接下来行程会很紧凑，首先就是与澳大利亚总理的会谈。

“主席先生，机长需要见一下您。”一个声音说。

这是鲍勃·阿格纽（Bob Agnew）的声音。他是安保方面的头号负责人。

“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阿格纽继续低声说道，这是一次袭击，“我并不是开玩笑。”

当格林斯潘刚进入驾驶舱，机长就简要地介绍了自己收到的有限信息。两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世贸中心；第三架撞进了五角大楼；第四架则失踪了。本次航班的飞行员已接到了返回苏黎世的指令，但是他并不打算告知乘客有飞机被劫持的消息，以免引起恐慌。当机长通过对讲机宣布飞行计划将更改后，乘客开始争相拨打座位上的电话。格林斯潘靠在他的座位上，也试图拨打电话。然而，并没有用，因为所有的线路都处于占线状态。

在机舱中，格林斯潘透过他的小舱窗口盯着外面混乱的世界。通常他可以通过冥想躲避纷扰的世界，但此刻这招似乎已经不管用了。

他希望可以给妻子安德烈娅打个电话。谢天谢地，她当时并不在纽约，而且她也没有在那周二前往五角大楼的计划。即使这样，格林斯潘还是很担忧，如果在最后时刻，她恰巧去了五角大楼怎么办？

随后，格林斯潘的思绪又转向了美联储。每个人都安全吗？他们的家人怎么样？这是50多年来，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如此规模的袭击。美国经济又会遭受怎样的损害呢？

四架飞机中的两架撞向了金融企业密集的曼哈顿下城区，这个消息实在太糟糕了。世贸中心里以及其周围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如果瘫痪了，就会反过来导致其中产阶层客户也陷入麻烦。这势必将引发破产倒闭的连锁反应。如果美联储通信系统（Fedwire）受到了波及，那才是真正的噩梦。金融机构均利用该系统进行资金划拨，而美联储则需要通过该系统不断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以应对流动性恐慌问题。如果美联储通信系统受损，那么危机将不可避免。不过，从原则上而言，该系统拥有多重保护，即便受到核攻击也能维持运行。现在，这些防御措施将接受实践的严峻考验了。

此时，格林斯潘还不知道，美联储通信系统的局部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美联储通信系统两家主要的清算所中的一家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被毁坏了，造成了支付网络阻塞。虽然大多数美联储通信系统的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对于操作这些系统的专家而言仍然面临着可怕的挑战。世贸中心双子塔的残骸雨点般落向位于自由街33号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部。自由广场临近世贸中心，与自由街33号也仅隔两个街区，这幢黑色的钢结构摩天大楼遭到了结构性损坏。一旦它倒塌，那么其碎块就会掉落在附近的建筑物上，同时造成道路堵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部大楼已经停电，电话也不畅通。美联储的一些交易伙伴、位于华尔街的大型国债交易商也同样忙着应付混乱的局面。

由于害怕自由街的大厦倒塌，一位美联储警卫要求征用公共有线广播系统，并立即播发了疏散通知。即使这样的请求史无前例地最终得到了授权，自始至终仍一直有人在这栋大楼中密切监控着市场情况。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总部大楼从未被关闭过，甚至连锁门的钥匙都没有使用过。

大家并没有重视警卫的疏散令。工作人员们紧紧抓住周围的东西，迅速蹲下，同时用手机继续协调着信贷业务。他们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也不能够放任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之中。面对这么大的心理冲击，人们往往会囤积现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借钱的人发现自己借不到钱了，信贷的链条就将会收紧甚至断裂，从而摧毁整个经济体的信心。

大约100多位办公人员当晚住在了办公室，全副武装的警卫守在大楼的入口处。价值超过700亿美元的黄金就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地下金库中，在停电的情况下，很可能有人会摸黑打它们的主意。

格林斯潘的飞机安全返回瑞士后，他并没有去看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被破坏的视频回放。他一生中曾无数次从世贸中心双子塔的阴影中穿过，因此仅仅是听到双子塔遭受袭击的消息就已经让他痛苦不堪了。这片伤痕累累的金融区曾是纽约著名的工业咨询公司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摇篮；格林斯潘41岁时曾在这里第一次与尼克松碰面；格林斯潘无数的好朋友每天都会在此地上班。有多少人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甚至丧生呢？这个想法让格林斯潘痛苦不已。

美国东海岸时间下午3点时，格林斯潘终于成功拨通了安德烈娅的手机。听到安德烈娅的声音后，格林斯潘如释重负。不过，当时安德烈娅正要进行一档电视节目的现场特别报道，还有几秒就正式开始了。

“快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格林斯潘问道。

安德烈娅将手机夹在耳边，纽约的一位制片人正通过她戴在另一个耳朵上的耳机不停催促，提醒她做好准备。

“好好听着吧。”安德烈娅说道，接着她就把手机放在了膝盖上。摄影灯亮了起来，她随即开始了自己的报道：美国联合航空93号航班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

在确定了安德烈娅的安全后，格林斯潘的下一个电话打给了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Roger Ferguson），后者当时正在华盛顿有效地指挥着各部门实施应急对策。弗格森很镇定，一举一动都非常得当：他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向美联储的会员银行保证，贴现窗口将保持开放，直到接到格林斯潘的电话时他的承诺都得到了兑现。事实上，由于工作人员的出色工作，当天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累计向美国各家银行注入了370亿美元的保障资金：这是美联储日常贷款额的近200倍。与之相比，连“黑色星期一”都显得微不足道了。与此同时，在美国票据交换系统瘫痪的情况下，美联储宣布将会承担在途风险：接收支票的银行可以立即得到美联储支付的资金。甚至在付款银行尽到其应尽义务之前，美联储就会先行垫付。美联储还有效抑制了外国金融机构的恐慌情绪，它借款给英国、欧元区和加拿大的央行，允许它们为其区域内突然紧缺资金的放贷者提供支持。

格林斯潘听弗格森讲了讲他已经采取的措施。“你现在是负责人，”格林斯潘告诉自己的副手，“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截至格林斯潘说这句话的时候，美联储已经成功避免了一场灾难，不过，经济中仍存在很多未知因素。一些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受到了结构性的破坏，仅仅是债券市场，在此期间就有代表1 700亿美元交易额的数据丢失了。

“你可能永远都无法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飞行员一边说，一边给了格林斯潘一副耳机。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次日是周三，格林斯潘一大清早就站到了一架空军加油机的驾驶舱中。由于美国领空已经对商业航班关闭，所以乘坐空军加油机就成了格林斯潘回家的唯一方式。当然，搭乘这种飞机确实不怎么舒服。

格林斯潘接过飞行员的耳机，听着里面的内容。

可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些静电干扰。

“通常北大西洋的无线电总是喋喋不休，”飞行员说道，“现在这种沉寂是很可怕的。”

随着加油机飞入美国领空，有两架F-16战斗机迎了上来，并加入了护送队伍。机长被允许飞越了双子塔旧址的上空，现在它们已经成了一堆冒烟的废墟，到处都是泥浆和被扭曲的金属物。

当格林斯潘返回美联储时，他察觉到了一种既严阵以待又风声鹤唳的氛围。安保人员不允许他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由于害怕遭到狙击手的攻击，他们将格林斯潘安置在了一个房间中，该房间在宪法大道一侧没有留窗户。

美联储副主席弗格森正忙于应对危机处理工作，他有时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时又是在会议室和专用图书馆。为了避免将自己想法强加给弗格森，格林斯潘就放手让弗格森临场指挥实际的应急措施。他自己则退隐到临时办公室，着手策划美联储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并一直监测各个市场，直到它们正常运行。

就像受到创伤的人总是倾向于蜷缩成一团，格林斯潘本能地进入了自己的舒适区。格林斯潘从未对金融系统的修正有过多的兴趣；他过去是，并且当时仍是一位经济预测家。在离开美联储主席的正式办公室的这段日子里，他会自己研究一下金融数据，并变回了过去那个性格内向的经济顾问。他隐退所在的办公室就像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衣帽间。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努力寻求让自己更舒服的姿态，”格林斯潘后来回忆道，“我知道有一些人在独处时总是感觉很焦虑，而我正好相反。”

9月13日，周四，格林斯潘召集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举行了一场电话会议。尽管小布什总统表达了个人请求，但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是没能恢复正常的运转。电话维修工有望在周末使该交易所90%的电话线恢复畅通，然而，这样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从恐怖袭击的创伤中走出来后的第一天，所有人都明白，除了暴跌之外，交易者不应该有什么指望。与此同时，坠落的石块摧毁了该交易所依赖的两座变电站。为了恢复电力供应，电力工人计划沿着曼哈顿下城的街道铺设巨型的延长电线。“它看起来有点像第三世界的解决方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任行长威廉·麦克唐纳冷酷地评论道。

麦克唐纳更关心自由广场的情况。工程师宣称，这座摩天大楼通过了三项不同的调查，结构比较稳定，但其周边建筑的居民仍然比较害怕。从清理世贸中心遗址的工地传出来的巨响和轰鸣声，总是使人们受到惊吓，并涌向大街。

“我们需要彻底并精准地测算一下，这座大厦到底会不会倒塌，”麦克唐纳说道，“我们都没法确定，是因为人们由于精神受到创伤而导致的反应过度，还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超现实的环境中。”他总结说道。

尽管格林斯潘默默地听着麦克唐纳的报告，但他显然极度心烦意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还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大厦的阴影里工作，并且电话系统还只是处于半工作状态。格林斯潘自己就像也关机了一样；他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感情所左右的人，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当麦克唐纳发言结束时，格林斯潘只是基于纯粹的理性很冷静地作出了回应。

“如果纯粹从经济预言家的观点来看，这个事件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了。”他说道。经济在恐怖袭击前就已经表现疲软了。美国所遭受的袭击让公众对经济的信心直线下滑。

周五那天，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同美国的政治精英们一起走进了华盛顿国家大教堂（Washington's National Cathedra）。小布什总统领导美国同胞共同开展了祈祷和悼念国家纪念日的活动。该活动的画面出现在了美国所有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视机屏幕上。引导员将红色、白色以及蓝色缎带固定在哀悼者的翻领上，安德烈娅也系上了一条。不过，在仪式结束并走出教堂的前一刻，她又迅速摘了下来。她既是内部人士的配偶，又是必须置身于事外的记者，因此难免会在这两种角色之间摇摆不定。在曼哈顿下城的百吉饼店里，筋疲力尽的修复工人们也在关注着荧屏中的纪念活动。当喝完咖啡后，他们又继续回到阴雨连绵的泥泞中。

尽管进展缓慢，但可以确信的是，恢复工作取得了成效。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经受住了周末的测试，这表明电力和电话线能保证交易所在周一恢复开放。为了给这一刻的到来做铺垫，小布什总统周日宣布：“我们将让全世界一起来见证明天股市的重新开放，人们即将重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通过安德烈娅所在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时任副总统的切尼向美国民众传达着这样的请求：“美国人民应齐心协力打击恐怖分子，并展现出自己对美国的坚定信心、对美国经济的坚定信心。恐怖分子的恐吓绝不会扰乱我们正常的经济活动。”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参与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并宣布，他不会在市场开放时出售任何资产。“不仅不卖，我想我还会再买入。”他补充道。受爱国主义的影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官员在市中心的商店买了价值1 500美元的彩旗和美国国旗。周一那天，自由街33号的氛围就像“胜利日”一样，建筑物栏杆间的音响设备播放着激动人心的音乐。

周一早晨7点30分，格林斯潘又一次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电话会议。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中，并为迎接这一刻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决定再一次将利率降低50个基点。这一力度足以安抚市场，又不会使外界认为美联储存在恐慌情绪。选择在市场即将重新开放之前宣布这一消息，格林斯潘就是想使该措施能够尽可能地影响公众的心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毫不犹豫地围绕格林斯潘团结在了一起。

当纽约证券交易所在9点30分正式再次开放时，它并没有面临很大的抛售压力，正如美联储所期望的那样。虽然股市下挫了7%左右，但交易进程井然有序。基础设施也运行良好，并且能顺利应对此后每个交易日的最大下单量。

只有在这种场合，灵活的中央银行的价值才能这么清晰地体现出来。

2001年的那场恐怖袭击终结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乐观情绪。这场谢幕表演，以纳斯达克崩盘开始，到世贸中心被毁坏结束。它带来的结果是，互联网公司并没有能创造出美国经济已达到顶峰的这种乌托邦世界；它带来的结果是，美国成了超前性的象征，进而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宣传道具。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冷战结束后自己刀枪不入的局面被打破了。他们开始注重加强机场安检、边境安全、陆上警卫和空中警卫力量，他们愿意为体育赛事和音乐会等待更长时间。他们降低了对移民的开放性，并因此而承受了丧失经济活力的可能性。

对格林斯潘而言也是如此，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了。他身边散漫的“民防团”换成了爱管闲事的特工。这些人规定了谁该坐在车后座的哪个位置，并要求只有当他们为格林斯潘打开门后，他才可以下车。邮局不再投递收件人为格林斯潘–米切尔的邮件和包裹，它们必须先接受安检。独自一人去电影院闲逛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的僻静小屋四周装满了摄像头。格林斯潘的警卫人员搬到了其住所附近住下，而不再仅仅是每天下班送他回家了。

这些变化需要时间去适应，对于安德烈娅而言尤为如此。他们相对狭窄的房子在设计时，可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接待一大群24小时驻扎、且个个身材魁梧的陌生人。那里没有地下室，也没有娱乐室，特工人员很难找到休息或是看电视的地方。没有别的办法，这群人只能笨拙地挤在厨房外的小厅中。后来，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种安排是难以持续的。于是，这群特工人员撤退到了停放在车道上的房车中。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的住宅坐落于华盛顿最漂亮的住宅区，而这辆房车却与整个环境格格不入。安德烈娅请景观师设计了一个花棚，用于遮盖那些摄像头，但安保人员的房车却没法这样处理。安保人员需要透过房车的窗户进行观察，因此悬挂的玫瑰或海棠很可能会遮挡住他们的视线。

安德烈娅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时任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共进午餐。关于恐怖主义的相关问题，他喋喋不休地谈了很久。

“我们必须要这样生活吗？”她问道。

“是的，你们必须受到这样的保护，”特尼特回答，“而且请不要再问我这样的问题了。”

在那之后，安德烈娅开始平静地对待各种安保措施。如果恐怖分子要袭击象征着美国经济力量的代表人物，那她的丈夫必然是目标之一。然而，对于中情局局长的不祥暗示，安德烈娅没有向格林斯潘提过一个字。有一些事情他并不想知道，知道存在这些威胁只会浪费他的精力。

2002年，在纪念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之际，安德烈娅观看了一部和他们有关的纪录片。格林斯潘拒绝与她一起观看这部纪录片。

“我曾经就在双子塔附近工作过，”他说道，“我以后不会再看这些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