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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了一个缺陷”
“I FOUND A FLAW”

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明白，这是自己最后一天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经济学家。在当天早上的广播中，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放了欢快的“非理性繁荣”组曲，这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管弦乐队为即将离任的美联储主席送上的赞歌。在电视上，25岁的艺术专业学生艾琳·克罗（Erin Crowe）正坐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演播室直播自己的绘画过程：她画的是一位忧愁的圣人站在阴郁的荣光之上。克罗在电视上直播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主要是为她在纽约布鲁姆街画廊举办画展营造一个宣传噱头。在主题为“再见格林斯潘”的画展中，她展示了30幅类似的伟人画像，每幅价值6 000美元。她占了“格林斯潘热”的便宜，因为想从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本·伯南克身上捞一笔将更加困难。“他的胡子盖住了整张脸，而且我认为他也没有与格林斯潘类似的面部表情。”这位艺术家遗憾地说。

在格林斯潘即将卸任前的几周，奉承与吹捧迭出。11月，他登上白宫舞台，站在歌手艾瑞莎·弗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和演员安迪·格里菲思（Andy Griff i th）之间，等待接受“总统自由勋章”。12月，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向他告别：他最喜欢的官员、英国时任首相布朗给他带来了精心挑选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寄给英格兰银行的一封信，信中他询问了自己的存款利息。格林斯潘被授予了“伦敦市自由勋章”，该荣誉在古代意味着一种赶着羊群通过伦敦桥的特权。几天之后，他身穿一件紫罗兰色礼服，在纽约接受了母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接着，白宫再次为这位哲人举行了招待会。从迪克·切尼到罗伯特·鲁宾，出席该晚宴的嘉宾既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在格林斯潘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鲜有树敌。

在2006年1月的最后一天早上，一场小雨湿润了华盛顿的所有街区。格林斯潘穿上黑色细条纹西装，系上鲜亮的红色领带，前去主持自己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当他到达美联储会议室时，同僚们都站了起来，并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格林斯潘向他们每个人挥手并示意他们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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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平稳，此时格林斯潘主席卸任是合适的，”时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珍妮特·耶伦说，“你现在把工作交给你的继任者，就像他正好处在一个完美的击球位置时，将网球拍递给他。”

另一位联邦储备银行委员则搬出几句莎士比亚台词，把格林斯潘比作亨利五世。

美联储时任副主席弗格森声称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领域的尤达（Yoda）”。

“当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尤达绝对是一个用于赞美的词。”罗杰·弗格森保证道，免得被人认为他把格林斯潘比作一个900岁的老外星人。

“我也想在会议记录中表明，我认为您很了不起，”盖特纳插话说，“我想，基于概率的考虑，我认为我们在未来所作决策的风险会高于替代方案，而您在未来肯定会过得比我们好。”

盖特纳的同僚都欢快地笑了起来。

轮到格林斯潘说话了，但他几乎什么都没有说。他没有准备最后的演讲；在他充满效率和富有干劲的生活中，他从不将时间浪费在多愁善感上。相反，他想准时结束会议，这样就不会有人在接下来的送别午餐会上迟到。

“我认为，在座的诸位在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这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这一点应该没问题吧！”他试探地说。

他的同僚表示赞同：在美联储传递出“可测量”的紧缩承诺后，这已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第十四次会议了。接着该委员会的成员开始休息，并准备参加午餐会，安德烈娅赶来陪格林斯潘前往艾克尔斯大楼洞穴般的大理石中庭。

那里有1 500人在等待着他们，从美联储的顶级经济学家到最底层的门卫和清洁工。尽管格林斯潘主席素以威严著称，但他在位的最后时刻仍充满着令人感动的温情。工作人员送给他了一把美联储会议室的椅子，一只上面有12位地方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签字的旧棒球手套，以及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飘扬的美联储旗帜。不过，午餐会最精彩之处是放在画架上的一块巨大的饼干；这块饼干的形状是按照格林斯潘的轮廓裁切出来的，并用彩色糖霜勾勒出他的衬衫、领带和厚框眼镜。在他的巧克力曲奇肖像和注满冒着泡沫的香槟酒的银色喷泉前，格林斯潘和安德烈娅拍了照。这个关于经济的隐喻显然不是有意为之。

格林斯潘并没有打算安度晚年。他已经准备好开始一段没有司机的日子了，为此他不得不偶尔坐安德烈娅的车。他还很快适应了在没有保镖的情况下独自一个人乘坐电梯的日子。当他的保镖小分队撤离安德烈娅的花园时，他曾短暂地感到太暴露了：“好吧，不会有人要射杀我吧？”他想给自己一个答案，直到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是值得别人射杀的目标了。不过，他没有在这种适应过程上浪费太多精力，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仍是那个保持原有习惯的格林斯潘。他仍会在清晨醒来，渴望得到世界新鲜的资讯。他仍然保持自己的社交网络和职业联络，在安德烈娅的陪同下出席一系列聚会，并与政客、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共进午餐。他仍然在切维切斯俱乐部打网球，即使这意味着偶尔可能会因背痛发作而接受理疗。

在卸任美联储主席的一周后，格林斯潘出现在华尔街非常传奇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高管餐厅，并对雷曼的对冲基金客户，表达了对于经济状况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对此他收取了25万美元的酬劳，这超过了他作为已退休的美联储主席的一年养老金。接着，格林斯潘着手撰写回忆录，他的吸金能力通过一份价值超过800万美元的出版合同得到了加强，更不用说出版方还为他提供了熟练的代笔者。为了使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圆满，格林斯潘建立了一家新的咨询机构，并在白宫以北几个街区的套间里请了3名年轻的助手；他的桌子上放着两台大显示屏，还有安德烈娅、福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照片。格林斯潘的新公司开业时只有一个客户，那就是英国时任首相布朗，并且这种客户关系是无偿的。然而，很快付费客户就开始签约了，其中甚至还包括美国西海岸基金管理巨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一位客户曾回忆起格林斯潘在70多岁时的表现，那时候格林斯潘经常参加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季度会议，并发表关于经济前景的评论：格林斯潘依然习惯于把数据在自己的头脑中用文火慢炖，却只将少部分蒸汽释放给公众。不过，对于经济学家们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重新创业的格林斯潘都会引用自己的先例。他经历过各种情况，并对于自己深思后得出的结论深信不疑。他已经快迈入80岁门槛了，因此往往通过过去来解释当下的事情。年轻的经济学家对他已经厌倦了。

不可避免的是，格林斯潘所得到的崇敬也慢慢开始消退了。他收到雷曼兄弟的丰厚酬劳后，许多人都为此发出了抱怨声。当时格林斯潘刚参加过自己的最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其内部消息还清晰地存在他的脑海中。正是基于这些消息，格林斯潘在雷曼公司发表了自己的讲话。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正式公布的前几分钟，市场发生了扰动，这很可能是雷曼的富豪客户们利用格林斯潘的评论获利了。同时，格林斯潘曾主导的美联储也在继续前进：伯南克从其任内的第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开始，就改变了辩论的基调，这明显隐含了对格林斯潘的批评。在伯南克的领导下，该委员会的成员在开会时将被允许举起双手示意要打断同僚，这一举措的目的是鼓励有意义的交流，而不是一系列已安排好的演讲。格林斯潘在讨论开始时就会坚定地陈述了自己对货币政策的偏好，同僚因此很难提出什么异议。与此不同，伯南克直到最后才会陈述自己的判断，这给了其他成员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公开提出自己的建议，而不会感觉被迫服从美联储主席的观点。这是一个学院式的做法，并能够带来更深入的考虑。

不过，对格林斯潘的声誉构成真正挑战的却源自其他方面：既不是不合时宜的华尔街讲课费，也不是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干扰，而是与经济有关的事情。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已经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可能充满了泡沫，但他没采取任何措施。然而，在他离任后的第一个月，市场关注的问题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房价趋于平缓，甚至下跌，新住宅的建设将逐渐停顿，美国经济的一个发动机也就将停止运转。同时，消费者也会在高房价的压力下丧失借贷能力，由于房屋净值提取在消费量的增长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所以美国经济的另一个增长引擎也会突然熄火。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最后5年里，他把普通房主变成了灰浆里的百万富翁，这巩固了他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地位。然而，这种好运正在不断逆转。

2006年的春天，25个基点的不断积累最终开始叮咬美国经济。接受高风险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在宽限期过后发现自己面临着更高的固定利率，这使得他们可能无法支付贷款利息。另外，以前逃避这种困境的通道很快就将被堵塞了。之前，经济拮据的业主利用房屋价值的上涨能借到更多的钱，然后用借到的现金偿还汽车贷款或信用卡债务，从而使他们的收入足够用于偿还抵押贷款。然而，这种战略依赖于房价的持续上涨。一旦房价开始下跌，房主就失去了借更多债的能力。无法偿还的抵押贷款也只能被披露为无法偿还。

2006年5月，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从两年前的1%提高到5%。当月，凯斯–希勒房价指数（Case-Shiller index）10多年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真相即将揭开。

一年后的2007年夏天，格林斯潘计划在9月推出他的自传。6月时，出版商邀请他出席了图书经销商大会，并禁止携带录音设备进入礼堂，这种方式使得出版社既获得了关注度又得以维持了保密性。几周后，格林斯潘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栏目专访，而《新闻周刊》获得了该回忆录摘录的权利，其书名叫作《动荡年代》。业界普遍推测，这本书将打破所有自传作品的纪录。毕竟，为什么不能呢？格林斯潘的公开露面还是吸引着充满敬意的关注。尽管在过去一年，房价下跌了5%，但他仍然是大师。

大众对这本书的第一个反应与房地产市场无关。对于自传中格林斯潘批评小布什政府的言论，媒体开始大做文章：他曾批评过小布什政府的两项破坏预算的减税政策；他还曾说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与石油有关”。虽然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但这段评论仍被大肆引用。小布什政府及其盟友则对这则报道嗤之以鼻：如果格林斯潘心存疑虑，他就应该在自己的观点还被当回事儿的时候尽早让小布什政府了解清楚。在报纸上的漫画中，美联储主席比着手势宣布：“战争是关于石油的！”渺小的小布什则反驳道，“嬉皮士！”在一场盛大的、有鲁宾和基辛格出席的出版方晚会上，克林顿向格林斯潘举杯庆祝。小布什政府的重量级人物的缺席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过，在格林斯潘和小布什之间挑起矛盾的乐趣并不能掩盖经济中闪现的信号。当时，房价正在下跌、利率不断攀升，再融资的机会没有了，几乎1/6的次级抵押贷款面临违约。相应地，许多经营次级抵押贷款的公司申请破产。2007年7月，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管理的两家对冲基金由于在次级贷款业务上的惨败而崩溃。在美联储，新主席及其盟友希望这种冲击只是短暂的。然而，当格林斯潘正在宣传他的书时，问题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

格林斯潘似乎并不确定该如何完美地应对这些问题。2007年10月1日，在伦敦的演讲中，他说自己一直把房地产市场视为“一个等待发生的意外”。他曾在回忆录中解释说，2004年和2005年时他很乐于让房地产市场自由自在地发展，这是因为“扩展房子所有权的收益是值得冒险的”。事实上，格林斯潘曾详细论述过泡沫的好处：“因为房产市场繁荣和随之而来的抵押贷款产品的创新，美国家庭最终拥有了价值更大的住房及它所代表的财富。”然而，在其他时候，格林斯潘的言论则更具防御性。他声称，自己并没有将房地产繁荣描绘为一种理想的赌博，他其实一直在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按他的说法，他的努力被长期利率的“未解之谜”拖了后腿。美联储已经尽其所能地稳步提高短期利率，但债券市场拒绝让步。中央银行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他是无辜的。

“我们试图在2004年提高利率，但失败了，”在其回忆录出版一周后，格林斯潘在9月23日接受采访时这样告诉电视台主持人蒂姆·拉瑟特，“2005年我们再次尝试，又失败了。因此，我们最终明白，对于控制泡沫膨胀而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所有中央银行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

房地产市场的消息越糟糕，格林斯潘就越是软化自己的“繁荣是一种恩惠”的说法，并重申中央银行对此无能为力的观点。2007年12月12日，他在《华尔街日报》上重申，长期利率的低迷限制了美联储调控的能力，而出于对通货紧缩预期的恐惧，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次日，他出现在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又再次被问到了美联储是否可以避免或缓解房地产泡沫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我们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停止短期信贷，而这会打击经济的基础。”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高到“具有谋杀性”的程度是不可取的，换句话说，“证据非常清楚，中央银行没有任何可以做或值得去做的事情”。

当然，格林斯潘的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对于日本式通货紧缩的担忧一直持续到2004年春天，但随后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上升到了2%以上，这给格林斯潘迅速转向紧缩货币政策留下了余地。与格林斯潘在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的说法相反，没有迹象表明货币政策是无力的或有害的：美联储本可以取消“前瞻性指引”以及“可测量”的渐进主义，从而策动一条中间路线。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著《美国货币史》的安娜·施瓦兹在这一点上批评了格林斯潘。“如果美联储一直保持警惕，根本就不会发生次贷危机，”她指责道，“货币政策过于宽松。1%的利率水平必然会助长各种高风险行为。”对于抵押贷款泡沫反映了全球储蓄过剩的观点，施瓦兹并不认可。“美联储没有能直面一些明显的事实。抵押贷款泡沫不能归咎于全球性事件。”她总结道。

尽管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受到攻击，但多数批评他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其监管政策上。除了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比如施瓦兹和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没有多少人想基于过低的利率来谴责格林斯潘：毕竟，他实现了通货膨胀目标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从而使美国经济避免陷入滞胀的泥潭。不过，美国一直存在着秉持强化监管理念的反华尔街群体；一旦金融体系出现问题，这些批评者就会怒斥格林斯潘竟然相信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传说。12月，《Slate》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指责了格林斯潘，说他“不称职、太过理想主义……当美联储委员格兰姆里奇敦促美联储对掠夺性贷款采取措施时，他却拒绝了”。几天后，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自己的专栏中，翻出了格林斯潘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写的“反–反垄断”的极端文章，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展示了这些文章，仿佛它们是一杆还在冒烟的枪。克鲁格曼很自信地推测，格林斯潘的信念在40年中从未改变过，并感叹道：“也难怪他不采纳格兰姆里奇等人关于掠夺性贷款的警告。”

如果说格兰姆里奇具有先见之明的神话为格林斯潘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民众奇怪地忘记了美联储曾经试图对抵押贷款进行监管的事实，则更是加重了他的麻烦。2007年12月18日，美联储对抵押贷款的泛滥提出了新的限制措施，民众对此非常欢迎，就好像2001年制定的规则从没有被公布过一样。“此时阅读这些提议简直是痛苦的，”华盛顿的民主党经济学家不屑地说道，“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常识性的规定，格林斯潘7年前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在担心成为zipswitch主席的10多年后，格林斯潘的杰出地位突然变得岌岌可危了。他塑造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靶子，一个拥有美国所有知识和权力的“巫师”；任何渴望寻求替罪羊的人一定会选择格林斯潘。美国人喜欢庆祝成功的故事，从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到科技先锋，莫不如此；他们同样喜欢对犯错误的人施以惩罚。如果格林斯潘的声望泡沫即将破裂，那么一定会“墙倒众人推”，虽然这样难言公平。

2008年3月16日，格林斯潘试图为自己的监管方式辩护。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市场自律未能遏制抵押贷款的泛滥。不过，他辩解道，尽管如此，读者还是应该明白，“自我监管是全球金融最基本的平衡机制”。毕竟，格林斯潘继续说道，政府的监管效果通常都不如市场自律。那些最糟糕的抵押贷款问题往往集中于某些银行，而针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已经打磨了很多年。

格林斯潘发表该评论的时机不能再差了。就在他发表评论的当天，《金融时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的消息，这完全可以被当作市场自律是如何失败的教科书式例证。正是由于监管的松懈，贝尔斯登才崩溃了：正像其他大型的投资银行一样，贝尔斯登曾经设法逃避了安全意识很强的几个主要监管机构的审查：包括美联储、美国储贷机构监理局和美国货币监理署。相反，贝尔斯登公司自动接受了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的监管，因为后者允许它在没有任何缓冲资本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像花旗集团这样的商业银行，通常有超过60位政府监督人员长期驻扎在该公司，而在贝尔斯登连常规的年度监督访察都没有。监管体系的分散性促使了风险转移到监管机制最薄弱的银行。格林斯潘吹捧的“金融业自律”还不足以弥补这个缺陷。

格林斯潘的不合时宜让他看起来很孤立。德意志银行当时刚刚签约成了格林斯潘的咨询客户，但在《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发表一天之后，德意志银行的老板就站到了格林斯潘的对立面。“我不再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他断然宣布。《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当时刚出版了《全球化如何发挥作用》（Why Globalization Works）一书。然而，随着贝尔斯登的倒闭，他变得悲观了。“全球自由市场之梦破灭了，”沃尔夫在贝尔斯登崩溃后声称，“放松管制已经走到了尽头。”

随着对市场的疑虑不断增加，格林斯潘试图再次捍卫自己的观点。“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真的会提高金融市场的表现吗？”3周后，他在《金融时报》的另一篇文章中反问道。“我对此表示怀疑，”他继续坚定地说，“问题并不是缺乏监管，而是对监管机构所发挥作用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显然，他试图将这场争论转移到自己曾屡战屡胜的领域上。格林斯潘认为不应该以想象中的、无懈可击的“规则乌托邦”来判断经济自由政策；相反，批评者应该先评估一下被繁文缛节所折磨的、令人沮丧的现实，这都是由于华盛顿“制定规则”而引发的功能失调的产物。通过援引当时贝尔斯登的崩溃和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被政府接管这两件事，格林斯潘表达了他的观点。监管失效不只是美国的故事，它是国际性的。监管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可能被成功实施。“否则我们怎么能解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监管效率一直被高度认可，但仍不得不接手北岩银行？”格林斯潘问道。或者，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我们最好的审查官在过去的时间里一再失败。这些可不是简单地因为偶尔失常”。

这是一种理性的反驳，但没有人听。《纽约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斥责格林斯潘是“引起混乱真正的罪魁祸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个针对格林斯潘厌恶者的简洁指南。一位名为瓦隆（W.C. Varones）的尖锐博主在“格林斯潘引起的死亡人数”这一标题下持续更新着“与抵押贷款相关的自杀案件”。一本书名一目了然的小册子《格林斯潘的泡沫：美联储的无知时代》（Greenspan Bubbles: The Age of Ignora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已经第四次印刷了，而另一本反格林斯潘的图书不久后也将出版，其提前公布的书名是《美联储的欺骗和滥用》（Deception and Abuse at Fed）。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是否担心，对你过去的记录所进行的批判性解读将成为多数人的想法，即认为你的货币政策太宽松，而监管政策又太过于强调不干涉？”《华尔街日报》在2008年4月初对格林斯潘进行了专访。

“是的。”格林斯潘直截了当地说。

随后，他继续说道：“如果民众想总结出这种结论，那么他们对这一时期的评估将产生错误的结论和错误的政策。”

“对于政策和政策制定者的错误进行严格审查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在裁定政策是否有错上必须准确。”

贝尔斯登崩溃后，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就不会令格林斯潘如此尴尬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损失继续增加，房利美和房地美触礁；由于几乎一半的抵押贷款都是由它们发放或者提供担保，所以它们注定要遭受巨大损失。不足为奇的是，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仅仅2008年6月一个月内，房利美股价就跌了28%，房地美股价则下跌了34%。

格林斯潘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家公司崩溃的可能性。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他强调，这两家公司的缓冲资本非常薄弱，其资本与资产的比率低于2%：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化水平甚至超过了贝尔斯登和其他大的投资银行。同样，他警告说，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在这两公司破产时发起救助；他的警告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了。7月初，正是“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时刻”，美国时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决定要求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财政部接管这两家公司。

2008年7月10日，当保尔森在准备他的请求文件时，他咨询了格林斯潘。两人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这种情况或许正体现了在其回忆录出版后，格林斯潘与白宫当局之间产生了隔阂。经历了一点小混乱后，他们终于查询到了格林斯潘的电话号码。接着保尔森便和十几位工作人员围坐在了财政部长办公桌上的宝利通话筒旁边。一个微弱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格林斯潘对保尔森准备实施的救助计划表示赞同。此时距他劝福特总统拒绝援助纽约市已经33年了；他早已放弃了反对救助的立场。在预祝保尔森的准备工作一帆风顺后，格林斯潘忍不住进行了一番狂妄的兰德主义式调侃：退休后，他已经回归了私生活，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按自己的思考逻辑得出最激进的结论了。最后，格林斯潘告诉美国财政部的团队，正在蔓延的抵押贷款危机反映了住房供给过剩。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购买全部空置的房屋并拆掉它们。

通完电话后，保尔森告诉他的下属：“这不是一个坏主意。不过，我们并不打算购买全部的待售房屋并摧毁它们。”

在接下来的几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情况继续恶化。9月7日，保尔森行使他的权力，对两家公司进行了“政府托管”，这种措施等同于将其国有化。在接下来的3年中，美国财政部为防止政府支持企业的债券违约，总共注入了1 88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即使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这样的救助规模依然是1907年救助整个金融系统所需资金总额的28倍。不过，救市的资金规模并不是救助计划的全部成本。作为“政府托管”的一部分，私人股东被扫地出门，而由于这些股东包括银行，所以危机迅速蔓延。有10家商业银行在崩溃后，投入到了政府存款保险基金的怀抱，其他约36家银行也对自身的稳健性存疑。对市场非常敏感的美联储委员凯文·瓦尔施（Kevin Warsh）事后生动地描述说，接管政府支持企业是“对金融系统的一次严重的损害，其负面效应被低估了，且未受到足够重视”。

借助事后之明的优势，人们发现，格林斯潘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以避免这场灾难。至少有两次，他拒绝了由美联储监管政府支持企业的想法，而更倾向优先考虑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过，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失败并未对格林斯潘的世界观产生冲击。相反，他早就预料到了这种结局。

下一个冲击将更具挑战性。就在政府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次日，雷曼兄弟陷入了死亡旋涡。

和房利美及房地美不同，雷曼兄弟可以和贝尔斯登可划归到一类：这是一个格林斯潘曾经称赞过的、金融实践的典范。雷曼兄弟是近100万份双边衍生品合约的交易对手方。布鲁斯克里·伯恩曾想将这些柜台交易纳入集中化的清算所。雷曼兄弟也是美联储所创造的刺激的积极回应者：它曾经以低利率借了数十亿美元的短期资金，然后用这些钱购买高收益的抵押贷款证券。在格林斯潘更为乐观的那些时刻，他曾经相信，雷曼兄弟只会在有足够的资本吸收损失的情况下才会冒这种风险。毕竟在没有足够的缓冲资本时，理性的机构本应该拒绝与它交易：为什么要掺和一份交易对手可能会倒闭和违约的互换合约呢？同样，在没有足够的缓冲资本的情况下，债权人理应不放贷：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一个可能破产的公司？然而，关于交易对手的纪律体系显然已经失效了。美联储主席对此寄予了过多希望。

如果格林斯潘对雷曼兄弟的鲁莽感到失望，那么他至少知道该如何应对这家公司即将到来的破产。9月14日，他出现在一个周日清晨的谈话节目中，并呼吁展开公开救助。

“某类型机构的功能是非常根本的，对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很重要，”他为援救行为辩护道，“在某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应该防止它们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被清算，而现在就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格林斯潘的话如同预言一般。解救房利美和房地美后，保尔森厌倦了总是充当“救助”先生；当一家英国银行兼并雷曼兄弟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伦敦当局阻止后，美国财政部长忽略了格林斯潘的建议，直接允许雷曼兄弟在周一清晨宣布破产。这一消息立即使金融体系陷入一片混乱。一家传奇的投资银行因为债务违约而破产的事实使恐慌情绪迅速在整个华尔街蔓延开来。给任何人借钱都让人们感觉不安全了。

雷曼兄弟风波的第一个受害者是美国最著名的股票经纪商美林。美林当时也同样在灾难性次级抵押贷款投资的重压下步履蹒跚。美国政府拒绝救助雷曼兄弟这个难兄难弟的几小时后，美林就匆忙将自己卖给了美国银行，以避免破产。9月16日，周二，恐慌蔓延到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个金融工程单元已经积累了足够使整个集团倒闭的衍生品敞口风险，交易对手的纪律体系在这一过程再次失效。如果美国国际集团的互换合约违约，其连锁效应将使华尔街的数家金融机构倒闭。这一次，美联储提供了85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换取了该公司80%的股份。

虽然美联储阻止了美国国际集团违约，但它没来得及阻止在同一天发生的另一场灾难。由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基金第一储备基金（The Reserve Primary Fund）持有已经违约的雷曼兄弟的债券，其结果是，投资到该基金里的1美元现在只剩97美分了。这是历史上货币市场基金第一次跌破1美元，从而打破了货币市场基金和由美国联邦担保的银行存款一样安全的观念。投资者在货币市场基金中的投资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第一储备基金的情况使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钱存在化为乌有的可怕前景。于是他们争先恐后地把投进的钱赎回，迫使货币市场基金只能卖掉其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其他短期债券。多年来，美联储的持续宽松政策使得短期信贷充足且廉价，然而货币市场基金发生的挤兑事件几乎完全切断了短期信贷资金的供给。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评论家们一直嘲笑，美联储动不动就做好了应对华尔街危机的准备。此时他们正在体验没有“格林斯潘期权”庇护的生活，而他们是不会喜欢这种生活的。公司过去依赖于货币市场来偿还拖欠员工的工资或供应商的债务，现在突然无法做到了：市场信心崩溃，消费一落千丈。采取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麻烦更大：短期贷款不可得，它们在所有人都抛售资产的同时也不得不将投资组合变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只有那些能通过美联储的贴现窗口获得短期资金的银行可能会存活下来。没有了“格林斯潘期权”，在格林斯潘时期成长壮大的大量影子银行纷纷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25年前，美联储和里根政府为应对历史上的第一起电子化的银行挤兑，即伊利诺伊大陆银行事件，将该银行未受保护的债权人纳入了安全网覆盖的范围内。2008年9月19日，周五，忐忑不安的小布什政府对历史上第一起针对影子银行的挤兑事件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将安全网扩展到投入到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尽管这些资金已经明确被排斥在了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范围之外。周末，获得连任的小布什政府的这种托底行为甚至扩展至了更大的范围。继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消亡后，美联储采取行动拯救了五大投资银行中的两个幸存者：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防止因短期贷款紧缺而发生的挤兑现象，美联储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重新归类为银行控股公司，使它们有权从其贴现窗口获得紧急贷款援助。同时，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禁止卖空这两家公司的股票。隐喻性的“格林斯潘期权”被替换成了直接禁止华尔街攻击性的投机行为。

雷曼兄弟破产后的混乱证明，格林斯潘为强有力地应对市场震荡所做的准备是正确的。后来，甚至保尔森也将雷曼兄弟的倒闭喻为“经济界的9·11事件”。不过，这种混乱也使得格林斯潘押在市场自律上的赌注输得一干二净。这并不是几家公司倒闭的问题，而是整个货币市场行业都需要救助。这并不是在例外情况下格林斯潘的信念被证明是不合理的：房地产金融巨头和五大投资银行不是破产就是被救助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格林斯潘赞同对伊利诺伊大陆银行进行救助时，他知道自己的世界观是矛盾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曾鼓吹市场自律，并反对救助计划，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市场的自律性；从1984年以后，他的观念就开始自相矛盾了，他仍然信任市场原则，但他欣然接受了会破坏这一原则的救助计划。25年以来，格林斯潘在这件事的两面之间游走，而且没有付出太大的代价。然而，现在，其一生所做的判断看起来都有些沾沾自喜了。

如果格林斯潘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他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吗？明白依靠市场自律是不可靠的，而对监管的失败也保持着合理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格林斯潘可能会选择第三种控制方法：建立一种机制，一种当不可避免的灾难来临时，能使灾难造成的损害最小化的机制。更多的缓冲资本是一个明显可行的示范。盖特纳已经尝试过该方案，但没有能完成，而如果当时他获得美联储主席的坚定支持，就很可能会走得更远。将柜台衍生品纳入中央结算所是另一个示范：如果当初格林斯潘用他的影响力支持伯恩所提建议的修正版本，美国国际集团可能就很难积累起如此多的互换合约，以至于威胁到整个经济的运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可以参考的第三个示范，是打消银行“大而不倒”的念头：在危机期间，大型银行、投资银行和影子银行已经比所谓的风险对冲基金更轻率，因为后者“小而可以倒”，所以其堕落诱因也比较小。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弹性日程表中的最终选项。在格林斯潘时代，在没有接受真正意义的监管的情况下，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实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这些都不是美联储的直接责任。然而，格林斯潘的非凡的地位使他有责任至少应该尝试限制它们的发展。

贝尔斯登破产后，格林斯潘曾试图维护自己的金融哲学。接着，雷曼兄弟又破产了，他距离勇于道歉时刻越来越近了。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出现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他的脸上布满了和他的白衬衫领子一样的皱纹。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在美国国会进行开放式质询，以便弄清楚他在次贷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在探讨危机的根源这一问题上提供我的意见，”格林斯潘以此开始，“我还想讨论自己的想法是如何演变的，以及我在过去的一年里得到了什么教训。”

格林斯潘解释说，此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华尔街风险模型的失败。在评估抵押贷款证券时，投资者已经相信存在“一套庞大的风险管理和定价系统，该系统还配备了最有见解的数学家和金融专家”。然而，正如格林斯潘早年担任顾问时就已经知道的，当导入的数据有瑕疵时，数学模型将没有任何价值。华尔街所犯的致命错误是，基于眼前几年市场的良好表现来构建关于未来的预期。因此，投资者被说服了，他们相信抵押贷款证券很安全，于是争先恐后地抢购；而放贷者借着这种势头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抵押贷款产品，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而不考虑质量问题。简言之，这是产生问题的根源。“整个知识框架倒塌了……因为输入风险管理模型的数据一般只覆盖到过去20年的时间，而这正是一段繁荣时期。”

该委员会主席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也在场聆听了格林斯潘的自白。韦克斯曼留着光头和精心修剪的胡子；他是一个沉闷无趣的公务员，而不是热情洋溢的政治家。和格林斯潘一样，他的衬衫也是白色的。与格林斯潘不同的是，他的衣领笔挺整洁。

韦克斯曼对格林斯潘的解释不满意。美联储前主席是在为华尔街的错误道歉，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道歉。

“你才是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主要倡导者，”韦克斯曼责怪道，“一直以来，你都在坚定地主张让市场自我监管。”

“让我来念念你过去的一些言论。”这位国会议员险恶地继续说道。

“1994年，你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就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让市场自我监管是联邦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的监管手段’。”

“1997年，你说，‘似乎没有必要让政府监管介入柜台衍生产品交易’。”

“2002年，当安然公司破产后，美国国会开始努力调整衍生品交易的政策，而你写信给参议院说，‘我们不相信，一个公共政策方面的特例就能证实，政府干预是有道理的’。”

“今年早些时候，你在《金融时报》写道，‘以我的经验，银行贷款职员比银行监管机构更了解交易对手的风险及运作方式’。”

韦克斯曼看了看自己的草稿，盯着格林斯潘：“我要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格林斯潘本可以直接回击，自己可不简单地是将放松管制视为信仰基石的理论家。他是实用主义者，而且自己是在调查过证据后才得出的总结：私人风险经理确实容易犯错误，但即使如此，他们可能还是比监管者做得要好。一个明显的失败，哪怕是非常巨大的一次失败，也不一定能证明他的判断就是错误的。私人风险管理在多年来一直发挥着作用。也许在未来它会继续发挥作用。

不过，格林斯潘没有直面韦克斯曼，而是选择对他的问题避而不答。

“让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老练地回避了问题。他愿意承认，信用类衍生品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为避免交易对手违约，投资者从美国国际集团购买了大量此类衍生品。不过，货币和利率衍生品是没问题的；在与伯恩辩论的时候，那些产品就存在了。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当时允许的是良性的互换产品交易。对有害的互换产品，他问心无愧。

韦克斯曼意识到，格林斯潘可能会在衍生品的细节上长时间纠缠，从而拖延时间。于是，他打断了格林斯潘。

“你在自己的陈述中说，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知识框架倒塌了。你还说，‘很多人曾指望以盈利为目的的贷款金融机构能保护其股东权益，我自己尤其如此。现在，这些人都处于震惊、不信任的状态’。”

“现在，我觉得你好像是说，那些相信市场自我监管的人，包括你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格林斯潘试图重新转向互换市场的“长草丛”中。然而，韦克斯曼没有被他带跑。

“你在什么地方犯了什么错误？”韦克斯曼坚持问道。

“我错在相信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尤其是银行和其他机构，我以为它们能够很好地保护其股东以及他们在公司的股份。”格林斯潘回答道。

韦克斯曼步步紧逼，但格林斯潘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安全领域。他解释了为什么40年来他一直在质疑监管的有效性。

“我在监管机构工作了18年，在私人部门尤其是大型国际银行工作了10年，依据在这期间积累的经验，机构的信贷员比我见过的最好的美联储监管者知道更多关于风险和借贷者的信息。”格林斯潘说。

“那么现在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牢固的大厦崩塌了。这令我非常震惊。”

“你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什么个人责任吗？”韦克斯曼问道。他对于细节不感兴趣。

格林斯潘开始了一个新策略，试图澄清他是如何对待格兰姆里奇的提议。自己仍旧以自己那催眠术一样的方式说话：厚重、迂回、难以理解，从而使他的听众相信听不懂的责任完全在于他们自己。5年、10年或15年前，格林斯潘的这种方式可能有用，当时甚至韦克斯曼自己偶尔也会落入格林斯潘的咒语。然而，大师效应已经消失了。韦克斯曼不打算迁就他。

“格林斯潘博士，我要打断你的话，”这位议员插嘴道，“你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你也有自己的信念。”接着，他引用了格林斯潘的自白：“‘我确实有一套思想体系，’格林斯潘曾说过，‘我的观点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迄今为止组织经济的最佳方式。我们尝试进行监管，但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

“这些都是你自己说过的话，”韦克斯曼激烈地说，“你曾有权阻止导致这次次贷危机的不负责任的贷款行为。许多人都曾建议你这么做。然而，现在整个美国经济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你是否认为，你的思想曾促使你作出了现在你会后悔的决定呢？”

韦克斯曼的结尾夸大了，美联储强制非银行机构执行贷款标准的权力；夸大了格兰姆里奇发表自己主张时的强硬程度；夸大了轻率的抵押贷款行为和杠杆化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不过，他问的问题很老练。猎人把他的猎物从茂密的草丛中逼了出来。他并不是咬住监管的细节问题不放，而完全是冲着格林斯潘的整个思想体系发动攻击。

此时格林斯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没有去拆穿韦克斯曼的夸张描述，反而是敦促韦克斯曼去重新认识自己思想体系的本质。

格林斯潘认真地解释说，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控制着）……人们处理现实的方式”。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格林斯潘继续说，“要生存，你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体系。”

“问题是，它是否准确。我想对你说的是，是的，我发现了一个瑕疵。我不知道这个瑕疵有多显著或持久，但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苦恼。”

这是非常平常的言论。当然，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有瑕疵，格林斯潘承认事实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用主义。同样的道理，相反的思想体系也是有瑕疵的。监管失效发生的频率是多久一次？支持监管的理论家在承认其框架存在缺陷方面会比格林斯潘更坦诚吗？在格林斯潘的理解中，他的思想存在瑕疵是很明显的。

格林斯潘已经作出了哲学性的让步，他想回到格兰姆里奇这件事上。他似乎忘记了韦克斯曼伤害了他这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否可以马上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格林斯潘提议道。

“你发现了一个瑕疵？”韦克斯曼打断了他。

“一个瑕疵，这个瑕疵存在于我的认知模型中，关系到关键功能结构，该结构定义了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可以这么说。”格林斯潘坦言，他迫不及待地想继续他的下一个论点。

“换句话说，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思想体系，是不对的，是不起作用的？”韦克斯曼问道。他故意尽可能地伤害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回答说：“恰恰相反，这正是我感到震惊的原因。40多年来，有大量的证据显示，我的这套思想体系运行得异常好。”

在格林斯潘和韦克斯曼的对决之后，评论员们抓住其思想发生了明显改变这一话题。大师已经承认“模型中的瑕疵”。“大厦”倒塌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备受尊敬的美联储前主席曾经居然天真得可怕，他的自白更多地被用来作为这一说法的证据。他自己都承认了对于金融家们未能成功地管理风险，他感到“震惊”。《纽约客》的史蒂夫·科尔（Steve Coll）指出：“不受监管的激励、报酬系统以及至少格林斯潘默许的业务实践，真是漏洞百出，充斥着明显的利益冲突。”格林斯潘怎么可能会对这座臭蚁山的崩溃表示惊讶呢？“格林斯潘难道真的相信，当权者在面对赚大钱的机会时会把监管机构和其股东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吗？”《洛杉矶时报》充满怀疑地质问道。2010年，“瑕疵”成为一部著名纪录片的片名。格林斯潘的自白不断被断章取义地大肆引用，这威胁到了他的声誉和专业贡献。

当然，事实上这个“瑕疵”比格林斯潘表面上承认的更微小。格林斯潘其实一直知道，私人风险管理体系可能会失败。他在2008年的唯一新发现只是与其后果的规模有关。此外，格林斯潘不仅不相信经济代理人的理性，而且还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更怀疑它。通过总结危机之后各位专家的观点，保罗·克鲁格曼分析了为何坚持理性预期的保守派和坚持凯恩斯主义的自由派都错了：第一群人由于极度相信理性，所以否认发生严重衰退的可能性；第二群人虽然在理论上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但还是基于理性代理人的视角来构建数学模型，从而使他们很难应对衰退。然而，对于这两种错误，格林斯潘都是无辜的。自20世纪70年代他与弗里德曼产生过争论后，他已经对理性期望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在执掌美联储期间，他曾指出过下属的凯恩斯模型的问题，并经常警告说，经济急刹车所产生的惯性可能比传统预测所表明的更残酷。正是因为担心金融的非理性，所以格林斯潘创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格林斯潘期权”。如果有哪一位美联储主席曾努力避免克鲁格曼所发现的错误，那么这位主席无疑就是格林斯潘。

在作出“瑕疵自白”的6个月前，格林斯潘曾对《华尔街日报》说，不断对他施加轻率的指责，很可能导致人们从金融危机中得出错误的教训。这个说法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盯着大师身上“误以为的瑕疵”，这个世界只是得到了宣泄，而不是启发。如果格林斯潘真的一直坚持认为市场是完全理性的，那么金融的脆弱性就很容易修复了：他从公共部门的离任将使世界更安全。然而，事实没有这么方便。格林斯潘对市场理性缺陷的认识要超过大多数人。这意味着，美联储未来的领导人可能会受到相同力量的伏击。

由于这一“误以为的瑕疵”的干扰，格林斯潘更重要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2009年10月，在纽约召开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格林斯潘转而支持弹性议程，但此刻他已经非常被动了。他现在认为，放贷者应有更充足的资本；衍生产品应该纳入中央清算所；允许花旗集团这种银行巨头存在是一个失误。“如果它们大而不倒，那么它们就过大了。”他坚定地说。次年春天，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论文中，格林斯潘评论了在过去20年间，美国监管结构一直处于偷工减料的状态；他甚至估算了银行应当被要求持有多少的资本：相当于其总资产的14%。鉴于他的一贯立场，即资本适量是无法界定的、大银行应该受到欢迎，这是惊人的背离。比起他对韦克斯曼所说的哲学式托词，这些建议对金融的未来发展更切中要害。

然而，这一次，格林斯潘的追随者在逐渐减少。有线新闻频道不再反复播放他所说的话，而他介入公共事务的方式也开始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之间游走。2010年4月，他被传唤至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作证。这一次他并没有详述自己关于弹性议程清晰的忏悔，而是蜷缩成防守姿势，以保护自己的名誉。他有计划地强调了一系列与崩溃相关的事情：华尔街对抵押贷款证券的错误定价；货币政策的效果被全球储蓄过剩损害；监管机构能做的事少之又少；将来会有更多的危机。随着公共辩论的焦点转向伯南克领导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格林斯潘对货币超发提出了警告，并错误地预测了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2013年，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续集。这本书被标榜为从此次崩溃汲取经验教训的一种尝试。不过，这本书的主旨还是，投资者的行为可能表现出系统性的非理性。无论对整体经济还是格林斯潘而言，这种观点都不新鲜了。在87岁的时候，格林斯潘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

当初对格林斯潘崇敬有加的民众开始残酷地把矛头对准了他。几年前，艾琳·克罗在电视直播中所画的那幅画在网上慈善拍卖中拍出了150 400美元的高价。现在，买它的商人拒绝公开展示它。曼哈顿的金融顾问建议将两幅格林斯潘的肖像画作为飞镖盘。“当我看到这两幅画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两次市场崩溃，一次是熊市，一次是当前的经济危机。”他恶毒地说。“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个热情的人，但他竟然是一只狗。”克罗的另一位客户抱怨道。通过追踪全美国的多位收藏家，一个大胆的记者发现，只有一个人现在对前大师格林斯潘还持仁慈的看法。

“格林斯潘曾经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英雄，现在他被称为是一个恶棍。”来自佛罗里达朱庇特的一名男子说道。

“谁又会知道历史会对格林斯潘作出怎样的评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