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蒙眼溜冰者

1916年春天，就在格林斯潘出生的10年之前，《纽约时报》刊登了其早年的一位偶像的讣告，其大标题为“坐拥7 500万美元财富的詹姆斯·希尔逝世”。然而，让希尔为人称道的并不只有他的财富。希尔身体强壮得像一头“水牛”，他的牙齿“硬得似乎能咬断钢铁”。尽管他在航运业、农业和银行业拥有大量的收入，但其最为不朽的成就还是他建立了庞大的铁路网络，从明尼苏达的边境延伸至太平洋海岸，总长9 700公里。希尔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这个铁路网从梦想化为现实。他为通向荒无人烟的广袤大地开辟了道路，让人们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这反过来又使其铁路网变得利润丰富。大批猪牛被带到新开发的平原，一座座新城镇拔地而起，人们急急忙忙地赶在荒草漫过铁路路堤之前安定下来。另外，当次要的铁路资本家均依靠美国政府的补贴和赠予土地扩展业务时，希尔却在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下，努力实现着自己的设想。在希尔去世以后，明尼苏达州州长哀叹道：“西北最伟大的建造天才已经走了。”

正是在这些伟大工业家的鼓舞下，一位在华盛顿高地自学的书呆子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伟大梦想。当这位叫格林斯潘的书呆子年届不惑时，他正充分以希尔能够理解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雄心壮志，从无名小辈成长为一家独立企业的掌舵人；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和敏锐的头脑，逐渐成为安·兰德眼中可呼风唤雨的企业英雄。1967年，他加入了尼克松的竞选阵营，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转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为了政治集团的集体利益而舍弃了自己为成为企业家所付出的所有努力。他离开了一个成功可以用美元来衡量的领域，走向阴暗的、通往影响力和名望的漫漫长路。格林斯潘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在华盛顿特区定居，而这里与希尔所说的未开垦前沿简直有天差地别。在美国的心脏，如果没有为人所不齿的策略和妥协，任何事情都不能达成。当他选择把自己的事业放在政府事务上时，格林斯潘就不能再希望和过去激励自己的大亨并肩而立了。

对于撰写任意一位大人物的传记作家而言，那些关于伟人的史学理论只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在那些伟人意气风发的时期变得特别有吸引力：或是在战乱不断与急剧变革的时代；或是在因社会严重不公而使权力集中在了个别领袖手中的时代。当历史哲学家面对大人物引领变革的时代，常会引用古老的遗产。约翰·斯特尔图·密尔曾沉思道：“如果没有地米斯托克利，那就没有萨拉米斯的胜利，而如果没有后者，我们的文明将置身何处呢？”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为未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希尔时代的到来变得顺理成章。技术和物质的边界在不断地扩张；铁路的力量和开拓美国西部的热潮给希尔带来了机会。也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许多19世纪的知识分子和年轻的格林斯潘一样，沉迷在大人物的浪漫魅力中。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关于对维多利亚时代英雄崇拜的经典论著中讲道：“我们眼之所见，其实都是伟人们带给这个世界的思想的物质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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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格林斯潘传记的撰写者而言，伟人的历史理论是一种陷阱。格林斯潘生活的时代与兰德式超人所面对的时代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郊区变得千篇一律、消费品被大量生产、缺乏英勇的战争以及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的时代。格林斯潘所处的不是个人主义的全盛时期，而是集体主义的上升时期：大型企业、大型联盟以及日益庞大的政府。凭借19世纪大亨点燃的想象力，格林斯潘竭尽所能地抵抗这股潮流，他宣称《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对前代英雄的崇拜是“既清晰又准确”，并拒绝被家庭同质化，尽管他周围的婴儿潮正越发热闹。不过，凡人终不能逃离时代的束缚，格林斯潘最终进入了决定自身命运的公共领域。直到20世纪后期，没有人，甚至美国总统也不例外，可以逃避政治生活中的制约和平衡：为了私利而钩心斗角的敌对政府部门；为了争取议会支持的游说团体；一股学术风潮，它突然打开了一些通道，并为其他人提供了除了通行之外的许多帮助。关于格林斯潘的悖论是，由于他成了美国经济步入繁荣时代的象征，所以民众会觉得他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然而，对他的客观评价需要把他放置到他自己的真实背景中，这个背景就是，个人想在历史进程中贴上自己的标签已经变得比登天还难了。

综上所述，我们该如何去评价格林斯潘呢？作为一名观察家、分析家和预言家，格林斯潘是令人敬畏的。多亏了他早年在纽约大学接受过实证主义训练，从而使他更关注数据而不是易错的经济模型，从而避免了下一代经济学家在数学方面的狂妄。多亏了他早期在金融业中接受的教育，得益于他的导师威廉·华莱士·汤森，格林斯潘对于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超过了他的同辈。除了他在30岁时沉迷于兰德的古怪论调之外，他在大部分事情上都是正确的：1959年，他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准确地分析了过度管制的经济体中存在的通货膨胀偏差；自1970年开始，他对货币政策与房地产金融之间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在20世纪80年代，他认为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理论是不负责任的，这是正确的；1990年中期，他对生产率加速的驱动力的判断是正确的；2000年以后，他对低通货膨胀率带来威胁的看法是正确的。在这一连串的成功中，他对生产率的判断也许是最值得称道的。劳伦斯·萨默斯曾说过：“我并不认为，其他大多数有资格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人能发现这一点。”美联储委员劳伦斯·迈耶认为：“推动生产率加速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决定，他比我们更早地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些学术经济学家们没有意识到格林斯潘的预测记录，却发现格林斯潘的经验主义和他对模型的不耐烦，因此偶尔会对他所采取的行动表示一些疑惑。然而，那些一直与他共事的人几乎都持有另一种看法。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曾在福特政府担任格林斯潘的下属，他说：“格林斯潘是我这一生中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除了他早年曾误入兰德主义的歧途，格林斯潘还应该为一个严重的误判负最终责任。无可否认，这非常严重。尽管他知道金融系统的弱点，但他低估了对其置之不理所付出的代价。面对不断增持衍生品和提升杠杆率的影子银行，他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让人联想到经典默片《摩登时代》中的片段：卓比林穿上旱冰鞋，蒙上眼睛，在百货公司的地板上，踮起脚做旋转动作，殊不知只差毫厘，他就将从开阔的阳台上掉下去。从目前来看，这次误判的代价与其一生明智的洞察力该如何比较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不过，为了公平对待格林斯潘，这个错误的集体属性不容忽视。2007年春季，格林斯潘的继任者伯南克向公众保证，房价下跌对体量更庞大的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可能是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全球经济的风险正在下降。格林斯潘可能确实像卓别林扮演的蒙眼溜冰者。不过，事实上，所有预测家莫不如此。

然而，如果以行动家而非观察家来衡量，那么格林斯潘的记录并不出众。他在尼克松竞选阵营的表现经常是不成熟或者懦弱的。特别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他攻击罗伯特·肯尼迪很可能是在煽动种族暴力。随后，在尼克松担任总统时，格林斯潘允许自己卷入到了一场阴谋中，该阴谋旨在瓦解一位他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以及其所代表的机构。作为福特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曾向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保证，如果他是少数派，他决不会将经济自由主义强加给里根总统。然而，没多久，他就将这个承诺抛到九霄云外了。在他自己的周GDP数据表明不应该对经济施加刺激时，当其他顾问敦促财政纪律时，他却未能阻止财政预算赤字的增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格林斯潘敦促福特坚持原则，然而，这被证明是误判了。

福特下台之后，格林斯潘的表现仍旧是多变的。当纽约濒临破产的时候，他又不切实际地反对紧急援助方案。在里根政府时期，格林斯潘虽然对聚拢在共和党新领袖里根身边供给理论激进分子发起了抵抗，但也只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在芝加哥希尔顿帕尔默酒店，当关键时刻到来时，他在乐观的预测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该预测掩盖了候选人的预算计划的鲁莽。随后，他走向前台，并向媒体证明，该计划是负责任的。在里根赢得选举后，面对改革政府养老金的机会时，他又显得闪闪缩缩。尽管从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他被任命为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是实现自身目标的黄金机会。最后，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依然不是大多数美国民众想象中的无所不能的领袖。1987年崩盘后，在促使美国经济走向复苏的贡献方面，他甚至不如一群没那么出名的当权者：嚣张跋扈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拉德·科里根、好勇斗狠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主席利奥·梅拉梅德、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斯坦利·索普科恩和高盛公司的鲍勃·姆努欣。后两位在决定性的时间作出了买入决定，也许正是这一举措扭转了崩盘的局面。同样地，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温和通货膨胀至少部分反映了去监管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价格下行压力。正如格林斯潘最先承认的那样，这些都不是美联储的功劳。

格林斯潘作为政治人物的专长，在于他拥一种操纵的天赋。作为从企业高管收取费用的顾问，他早学会了将充满数据的建议与奉承及狡诈结合在一起：他教客户依赖他的建议，但他更知道如何通过直接与客户对抗的方式来使客户不疏远自己。多亏在尼克松竞选阵营的学徒期，格林斯潘学会了政治性机动。他观察过，在“达科他群狼”的追逐下，帕特里克·布坎南是如何在农业补贴问题上上演U形反转的；随后在敏感的民意测验的影响下，他迅速从对“大社会计划”的口诛笔伐转向了为它提出政治上的校正建议。到1975年时，兰德不谙世故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华盛顿如此游刃有余，以至于在阻止伊朗石油交易时，他比基辛格更像善于近搏的拳击手。事实上，这件事并没有妨碍5年后，他与基辛格组队操纵福特转向里根的竞选团队。自此以后，格林斯潘就开始不遗余力地讨好媒体。他指示自己的下属，如果接到大报社的电话，就把自己从会议中叫出来，并且他开始不断出现在电视中最受欢迎的访谈节目。这一系列优待所得到的回报就是，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深受媒体的追捧。1987年大震荡后，稳定经济的功劳都被记在了他的头上；他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其搭配的文字是“委员会拯救了世界”。带头拯救了新兴市场的两幅更小的头像被摆在了他的两翼，他们分别是美国财政部长和副部长。之前的中央银行行长对这种局面想都不敢想，格林斯潘在任何主题的发言都被当作了“神谕”。按他自己的玩笑说，他成了zipswitch主席。他就是大师。

尽管他具有非凡的声望，格林斯潘仍明白，要避免争端，或者被动地和间接地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在华盛顿生存。一个内心敏感且羞涩的人很自然地会得出这种方法：父爱缺失带来的阴影挥之不散，母亲的过度强势又使他觉得如坐针毡，他常常对单枪匹马与他人直接交锋感到缺乏自信。因此，从其投身公共服务的初期开始，格林斯潘逐渐成为善于被动式进攻的大师。在假装与之产生共鸣的同时，他娴熟地阻止了基辛格；通过邀请反对供给理论的经济学家参加里根政府初期困难重重的会议，他借这些人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向1981年的“黄金疯子”表达了假装的同情的同时，他故意搁置了他们的计划。后来，作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了否决美联储对政府支持企业进行管制的建议，暗中鼓励了改革者而不是亲自上阵。甚至在小布什执政之初，当格林斯潘被认为处于权力巅峰时，他仍在第一次减税争议中向白宫认输，而丝毫不顾过去40年自己对预算所秉持的鹰派态度。类似地，在金融监管上，格林斯潘更多的是跟随者，而非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表决中投票给多数派，无论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听从美联储首席顾问的意见。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当美国财政部提议剥夺美联储对银行系统的监管权力时，这种被动模式就不适用了。尽管格林斯潘会尽可能在公开冲突中退缩，但他牢牢握紧着权力并随时准备为它而战。

格林斯潘作为政客的被动性加剧了他作为分析家所犯的唯一错误，即他低估了金融脆弱性的潜在成本。衍生品暴增、银行巨头、影子银行和杠杆……金融系统在其任期内颠覆了所有既往的认知；他本应该在监管权力上寻求相应的转变。他没这么做往往被人归咎于其经济自由主义的偏见：经常有人说，他之所以对金融进行“去监管化”，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然而，在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后，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已经消失殆尽了。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曾在1987年其任命听证会上，将他形容为一位随和、易相处、令人舒服且越来越受欢迎的人物。他对于监管抱有实用主义者的态度，正如安然事件发生后他在关于企业审计的辩论中所表现的那样。因此，格林斯潘对新金融容忍的真正原因在别处。首先，他从务实的角度判断，银行巨头、衍生品和证券化能稳定市场。虽然它们有明显的缺陷，但格林斯潘更看重它们分散风险的优点。尽管这个判断在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该观点在当时是大多数民主党专家和美联储技术官僚的共识，这一事实表明该观点几乎不可能是理想主义的。其次，格林斯潘同样务实地判断，争取新监管措施获得通过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这就意味着把数个监管实体整合一起，还会招致游说集团的激烈抗议，从而引起美国国会注意。基于他自身的消极主义，格林斯潘对这场斗争不感兴趣。“从个性上而言，他宁愿选择绕道而行而非针锋相对。”一位熟悉他的友人这么评价道。对于他，首要任务是在政治圈生存下来。他希望对人示好，而不是疏远。

应该以多苛刻的态度来评价格林斯潘的胆怯呢？这就回到了个人与历史的问题。如果格林斯潘对杠杆、银行巨头和衍生品采取更为大胆的措施，他真的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吗？答案很可能是，不能。格林斯潘挺身而出的时刻对这个问题很具启发意义。他反对小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减税计划，然而白宫让他转而听命。他有些迟到地要求对政府支持企业加强监管，这一次，尽管有白宫在背后撑腰，但他还是被游说团体击败了。他支持美联储努力遏制高风险的抵押贷款，但房地产放贷者很快就找到绕开限制的方法。他支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蒂莫西·盖特纳强化华尔街弹性的动议，然而几乎无功而返。令人敬畏的保罗·沃尔克在反对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时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回忆一下这件事情是很值得的。为什么我们就认为格林斯潘可以带来更大的不同呢？同样，2000年年初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罗·奥尼尔也值得人们注意一下，他打破了华盛顿的谨慎原则并捍卫了自己的信念。最终，他因为这个麻烦而被解雇了。

格林斯潘也许已经得到大师才可以享受的欢呼声，其公文包的厚度或许已经受到新闻专家的密切观察。然而，实际情况是，他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是雅典时代的将军，也不是19世纪的铁路先驱。他只是在狭窄的政治地形中闪转腾挪，并被众多争权者、幕后操纵者和权力贩子所包围。如果他经常表现被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被这些因素约束了。他不应该被责备，因为权力有限，责任自然也有限。

然而，有一个领域完全处于格林斯潘的掌控之中，即设定短期利率。从他第一次主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起，当他大胆地与美联储首席预报员迈克·普雷尔发生冲突时，格林斯潘一直着手确立对这个杠杆工具的控制权。从老布什政府的经济团队到艾伦·布林德和劳伦斯·林赛这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一连串挑战者试图告诉格林斯潘应该怎么做，都被他强有力地打发走了。许多经济学家，包括美联储的内部智囊，都认为格林斯潘应该将通货膨胀目标公诸于众，从而放弃自己手中的部分权力，然而这些诉求都被他一次次地拒绝了。长久以来数任美国总统和参议员都养成了诽谤美联储主席的习惯，然而在格林斯潘时代，他们变得服服帖帖了。由于格林斯潘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完全主导了货币政策，所以从货币的维度中最能观察他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代价高昂的、人为创造的震荡出现的频率，这些才是对格林斯潘的历史贡献最好的证明。

如今，对于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几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一方面，他在限制通货膨胀率波动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尽管维持在低位的通货膨胀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去监管化和全球化，但货币政策无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通货膨胀率的低波动性这一点上，格林斯潘的稳定表现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格林斯潘在限制杠杆和泡沫这一点上彻底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放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由于其货币政策的着眼点在于价格稳定而不是金融稳定，所以格林斯潘的政策让这种脆弱性不断积累。就如卓别林扮演的蒙眼溜冰者，格林斯潘低估了在自己脚边的深渊。

早在1959年，这位知者就认识到了蕴含在金融周期中的风险，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他犯下这种错误呢？只是引用格林斯潘自己的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他看到从中有利可图，这位美联储主席可以发表违心的论调。因此，在科技股崩盘后，格林斯潘和他的支持者不断重复着三条准则：中央银行不应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去对付资产泡沫，因为资产泡沫不可能被提前发现；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措施，是因为泡沫爆破后的碎片在事后可以得到妥善的处理；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措施，是因为提高利率的决定必须慎重，这可能会对经济带来损害。然而，上述陈述没有一条是有说服力的。诚然，泡沫不能被确定地识别，但格林斯潘在无数次联邦公开委员会会议中毫不犹豫地判断了泡沫的存在。格林斯潘卸任后，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在泡沫形成初期，就应该通过监管工具戳破它们。该共识的前提显然是泡沫是有可能被诊断出来的。同样，中央银行有时的确可以在泡沫破裂之后收拾局面，但这个选择既不可靠且也不是免费的：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美联储的善后工作导致了接踵而来的房地产泡沫；当房地产泡沫在2008年破裂时，所有善后工作都无法阻止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最后，“消除泡沫需要力度很强的紧缩政策，以至于可能造成不良后果”，这种断言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提高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取决于市场心理，而市场心理是变幻无常的，因此很难准确地预测。

因为格林斯潘这3个论断均没有说服力，所以对中央银行而言，通过提高利率来对抗资产泡沫有时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只有经济体存在其他严重问题时，上述方法才是不合时宜的，例如失业率偏高，或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危险苗头。放弃追求对更良好的监管，显然是错误的；与此类似，尽管前方障碍重重，但在任何时间及任何环境下都拒绝使用利率对抗泡沫，这一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本应该在两个时间段用利率来对付泡沫，分别是1998年年底至1999年年初和2004年至2005年。在上述两段时期内，失业率很低，通货紧缩还构不成威胁，而且市场明显过热：美联储当时应该更加主动地提高利率，以短期的增长放缓来换取经济在中长期的稳定表现。

为什么格林斯潘这样有历史意识的人也不能在对抗泡沫这件事上做得更多呢？可在20世纪60年代可以发现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当时，另外一派的经济学家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地。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资产投资组合理论的先驱们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实：与他们的有效市场假说相反，资产市场的价格变化并不符合“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相反，价格大幅波动出现的频率高于钟形曲线瘦尾的预测。最初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对这种异常持开放态度，并承认首先发现这种异常的、特立独行的数学家伯努瓦·曼德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是正确的。然而，随后，他们又把曼德布罗特的发现从自己的理论中剔除了出去；因为两者很难共存。如果钟形曲线的假设被否定，那么有效市场假说支持者的数学工具将会失效。“曼德布罗特，就如在他之前的丘吉尔一样，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乌托邦，而是血、汗、苦和泪，”保罗·库特纳（Paul Cootner）这位有效市场假说支持者反驳道，“如果他是对的，几乎我们所有的统计工具都将被废弃，最小方差、谱分析、可行的最大似然解法、我们建立的所有抽样理论、封闭分布函数……”无一例外，过去所有的计量经济成果都是无意义的。

尽管格林斯潘花了大量时间担心泡沫问题，但他依然还是被误认成了有效市场假说的信奉者。然而，有些自相矛盾的是，很少有人能说出他和有效市场假设的支持者在什么地方是真正相通的。就像有效市场假说学派那样，格林斯潘用他的目光抓住了一个关键缺陷：如果中央银行的职责是保护劳动者免受经济冲击，那么只保持物价稳定是不够的，金融稳定同等重要。实际上，格林斯潘曾认为将通货膨胀率压低，比如低于5%，将促使生产率更快地得到提升或带来其他的恩惠，而他的这一看法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不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他应该能得出金融稳定更重要这一结论。然而，就像有效市场假说学派那样，格林斯潘选择对这个缺陷视而不见，因为这解决起来实在有些棘手。如果他试图把控制泡沫和杠杆纳入自己的职责，那么美联储需要从美国国会获得授权，后者赋予美联储的职责原本是关注通货膨胀和就业。同样地，为美联储创造有利环境的政治家和公众的期望也要被重塑。对于一个不喜欢挑起不必要斗争的人而言，这项工作实在太过艰巨。

格林斯潘曾坦承过这一点。1994年3月，在回顾刚刚结束的债市崩盘时，格林斯潘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同僚自言自语道，物价稳定也许正非常危险地与金融不稳定共存，这种局面在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过。这意味着，过度重视物价稳定可能导致对经济主要威胁的忽视。然而，他在之后很快就退缩了，他承认自己的假设所带来的结果是不可能消除的。“我们关于货币系统如何运作的所有概念都将发生剧烈地转变，这种转变对于现阶段的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他坦承道。这种绝望的口气听起来像有效市场假说的支持者库特纳。在余下的任期内，格林斯潘对这个问题都避而不谈。1996年，当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非理性繁荣”时，他不仅仅是在暗示市场已经过热，其实也是在问，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此作出反应。“评估资产负债表整体的转变，特别是资产价格的转变，必须成为货币政策发展的一部分。”他强调。同样地，在离任前的2005年2月，格林斯潘对同僚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是只处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还是说我们该把资产价格纳入评估范围？”他想知道，“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金融的稳定，是否必须成为考虑的一个因素”。

简而言之，格林斯潘很清楚金融不稳定是问题所在。然而，他转而关注通货膨胀却基于一个简单但并不完全正当的理由：控制通货膨胀很简单，试图影响资产价格和杠杆比较困难。在去监管化和全球化无论如何都会导致物价下行的时刻，在沃尔克已经为美联储对抗通货膨胀确立了合法性的时刻，格林斯潘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公道地讲，就算是这条最容易走的道路，在其任期的前1/3时间内也是荆棘满途。那时对抗通货膨胀的战斗未能完全取得胜利，美联储还面临着来自老布什政府的抨击。然而，当通货膨胀的压力减缓而金融出现过热势头时，格林斯潘应该转而直面新挑战：他应该以稳定金融的视野制定货币政策。未能作出这样的转变是格林斯潘最为严重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失误。尽管在他执掌美联储期间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做法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其实他没有必要非追随这种潮流不可：由货币政策技术官僚所组成的世界与由监管政治和金钱游说所组成的世界不同，他有足够能力在第一个世界中排除所有障碍。他能够随意决定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美联储的会议室中，格林斯潘犹如他的偶像希尔一般强大。然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当我在2015年秋天完成这本书的写作时，对格林斯潘的传统评价似乎加倍地复杂化了。他在监管上的失误广受民众的诟病。然而，正如我所展示的，他只是对金融业作出了当时广受人们接受的务实判断；他对监管的支持远高于他的批评者所回忆起的。况且，就算他大力推动监管，也未必能保证可以造成任何改变。相反，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因专注于通货膨胀问题而广为人们称道。然而，正如我所质疑，专注于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未能正视金融业蕴藏的巨大风险。在格林斯潘卸任后，美联储对通货膨胀目标作出了更为正式的承诺，但也不幸地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如果说格林斯潘的人生教会了我们一样东西，那就是民众对于领导人的期望值一定要现实。格林斯潘是一位诚实、体面和睿智的人：他是公仆的楷模。然而，他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无所不知或者无所畏惧的人，特别是当他面对强劲对手的时候。恰恰因为现代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僵局，所以民众中存在希望有一位超人般救世主降临的趋势。这种趋势刚好明显地在流行的“宏观审慎”监管中体现了出来，这种监管要求中央银行家可以识别令人不安的金融风险，然后冷静地要求银行巨头排除这些风险。然而，希望出现救世主的公共行政系统将会无可避免地面临失败，然后循环将反转，超人将会遭受辛辣地批判。美国的政治文化崇拜领袖，但当他们出现错误的时候，美国民众也会毫不留情。在这个层面上，格林斯潘也留下了这么一个教训。从英雄到狗熊，从大师到罪犯：他的故事其实是关于美国这片土地的一个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