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岁月

要说种植咖啡，我庄园的地势偏高了点。在凉季的那几个月，低洼地偶尔还有霜冻。清早，咖啡树的嫩枝、树上的小咖啡豆，都冻蔫了，变成褐色。一阵阵劲风从大草原吹来，即使是好年景，我们这里每英亩的咖啡产量也比不上地势较低的，海拔四千英尺的西卡、基亚布地区。

在恩戈山区，我们还缺雨水。一年里总有三次干旱，咖啡产量锐减。年降雨量五十英寸的年头，我们收获八十吨咖啡豆，降雨量达到五十五英寸，则能收上近九十吨。可是有两个坏年头，雨水才二十五英寸、二十英寸，我们只收到十六吨，十五吨咖啡豆。那两年真是庄园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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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咖啡价格猛跌；以前一百英镑一吨，而今只卖到六十或七十英镑，庄园的日子越发艰难了。我们无力偿还债务，也没钱经营种植园。远在丹麦老家的人们——庄园的股东们，写信让我把庄园卖了。

我想了许多办法来挽救庄园。有一年，我试图在富余的地里种亚麻。种亚麻固然不错，但需要高水平的技艺与丰富的经验。我请一位比利时难民给我出主意，他问我打算种多少亩，我说三百英亩。他一下惊叫起来：啊，太太！那可不行。他说，要想成功，只能种五英亩、十英亩的，多了可不行。可是十英亩于我们何补之有！我种了一百五十英亩。亚麻地盛开天蓝色的花朵，那景致真是美不可言，就象一方人间的天堂。世界上还有哪种产品能象亚麻纤维那样令人心满意足呢？坚韧、有光泽，你摸一摸，会感到润滑如抽。亚麻纤维装运出去后，你不妨随之神游，想象这些美丽的纤维是怎样织成布、制成睡衣的。可惜的是，由于人员不稳定、缺乏经常性的监督，没有教会吉库尤人怎样正确地抽麻、沤麻、打麻。我的亚麻种得并不成功。

在那些岁月里，肯尼亚的许多农民都从事过不同的种养业，最终还是只有少数人在成功中受到鼓舞。恩乔罗的英格丽特·林斯特罗终于走了运。在整整十二年的艰苦奋斗中，她搞过花圃，养过猪、火鸡，种过蓖麻、大豆、眼巴巴地看着这些项目一一失败，她伤心，她痛哭，但最后她终于拯救了家庭、拯救了自己——她种植除虫菊，畅销伦敦，在那里加工成各种杀虫剂。而我自己的种种尝试却并不走运。干旱的气候，阿西平原吹来的劲风，使咖啡树枯萎，叶片发黄，部分咖啡园还闹起病虫害，诸如专啃枝干的木虫和黑斑虫。

为了提高咖啡产量，我们往田里施肥。我素来受欧洲农事的影响，清除庄稼而不施肥的作法，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庄园的佃农闻讯赶来帮忙，他们送来自家牛圈、羊圈里的陈年粪肥，象泥炭似的，很容易处理。我们在咖啡树的行距间，用新从内罗毕买来的小铧犁、单牛犁出一条条垅沟。牛车开不进田里去，庄园妇女们背上一袋袋粪肥，在垅沟里撒，一棵树撒一袋，然后让牛拉犁再覆盖上。那忙碌的情景真令人愉快，我是多么期待丰收的回报，谁知到头来，产量依旧，肥效丝毫不见。

真正挠头的是我们缺乏资金，钱在我接管庄园之前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无力进行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我们的日子刚够糊口——在最后几年里，这种生活习以为常了。

我若是有资金，我想，我早就不种咖啡了，把咖啡树砍掉，换种林木。非洲的树木长得很快，雨季里，你从苗圃搬来一个个土箱，每箱十二棵幼株，依次栽上，十年功夫，你就能在高高的桉树，金合欢树下舒适地漫步了。到那时，我肯定，它们能畅销于内罗毕的木材、木柴市场。在很早以前，庄园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原始林，但不幸的是，在我接管之前这些林子就卖给了印度人，他们专事砍伐制材。我自己在困难时期也砍伐加工厂附近的树林，用来作蒸汽机的燃料。这片林子——高大的树木，充满生气的绿荫，多年来一直充当我的梦魇。我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最可内疚的便是伐倒了这片林子。在我有能力时，也栽过一些桉树苗，但成活者不多。要是持之以恒，不用五十年，我就能植树数百英亩，将庄园改造成歌声不绝的树林，科学地进行管理，河边设一个木材厂。庄园的农民，虽说他们的时间概念与白人不同，但也一直企盼着有朝一日人人有足够的木材——在起初那些年头，人们都是这样的——至于木材，无可非议地来自于我即将计划的林子。

我还计划在庄园里养牛，经营牛奶房。可是我们位于不洁之地，东海岸的黄热病常常流行。你真要饲养优良品种的奶牛，就得经常将它们放在药水中浸洗。这就更难于同内地的牧场主竞争，不过，我也有地利之便，离内罗毕很近，每天早上可送鲜奶进城。有一度，我们曾有一群良种奶牛，并在草原上为它们砌了一个很好的澡池。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这些奶牛拍卖了。那个澡池，也长满了野草，象一口枯井，又如一座倒扣的古堡废墟。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傍晚挤奶时分，我便走到马乌盖或卡尼努的牛圈前，闻闻那奶牛的甘美气息。我是多么渴望有自己的奶牛栅与奶牛房啊。我的内心不由一阵剧痛。当我骑马走在草原上，恍惚见到草原上点缀着一头头花斑奶牛，如同一朵朵野花。

但这种种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变得遥远，最终几近淡忘了。不过，我不太耿耿于怀，只要咖啡能赚钱，庄园能维持下去，我就谢天谢地了。

维持一个农场，可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的土著，我的白人，甚至任凭我一个人为他们担惊受怕。有时，我感到仿佛庄园的咖啡树和牛群也不饶我。无论会说话的生灵，还是不会说话的哑巴，似乎一致认为，正是由于我的过失，雨水才迟迟不来，使夜间寒冷得难以忍受。我晚上安稳地坐下来读读书，好象也不应该。我害怕失去庄园，我不得不外出巡游。法拉赫了解我所有的哀伤，他不赞成我夜间外出。他提到花豹，说是太阳下山时，它们就在房子四周转悠。法拉赫常站在回廊里巡守——一个白长袍的轮廓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直到我夜出归来。但是我的心情异常沉重，任何关于豹子的事都顾不得放在心上。我知道，夜间我巡游庄园的每条通道也无济于事，但我仍天天去转转，就象鬼魂夜行，没有任何明确的动机和固定的目标。

在离开非洲的两年前，我正在欧洲访问。到了咖啡收获季节，我返回非洲。可是直到抵达蒙巴萨之后，我才能得到收成好坏的消息。船上的日日夜夜，我心中反复衡量着困难：当我心绪较好，生活显得友好可亲时，我估计这次能收七十五吨，可当我心情抑郁，紧张时，又想道：不管怎么样，这回六十吨总能收到手。

法拉赫赶到蒙巴萨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咖啡的产量。我们聊了一会儿庄园里其他的事。可是到了晚上，我准备上床时，却再也忍不住了，于是问法拉赫他们总共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一般是乐于报忧的，但此刻法拉赫却很不高兴，神情极为呆板，靠在门口，脑袋后仰，半合着双目，克制着内心的痛苦说：“四十吨，姆沙布。”一听到这个数字，我就明白我们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我周围的世界失去了一切色彩与活力。暗淡、令人窒息的旅馆房间，那水泥地板，那陈旧的铁床架，那破旧的蚊帐，不带一丁点儿人类生活的装饰，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作为萧条世界的象征。我没有什么话可对法拉赫说，他也默不作声地离开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对我友好的人。

然而，人的精神具有自我更新的伟大力量。到了半夜，我想，若是老克努森，这四十吨咖啡就够了不起了，而悲观才是最致命的。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回庄园去，我将又一次沿着车道盘旋而上。我的人在那里，我的朋友们会到庄园探访我。在十小时之后，我将从铁道的西南侧又一次见到碧空下恩戈山那一片蓝色的剪影。

祸不单行。这一年蝗虫又飞临庄园。据说它们是从阿比西尼亚①飞来的。那里一连两年大旱，蝗群便开始南迁，将途中的庄稼一扫而尽。蝗虫还未见到，那些遭灾的地方便开始流传种种奇异的传说——在北方，蝗虫一过，玉米地、小麦田、菜园子都一下变成大荒漠。移民们派出信使向南方的邻居们通报蝗虫来了。可是，即使得到了预报，你对蝗虫也无可奈何，所有的庄园，人们都准备好一堆堆高高的木柴垛、玉米杆垛，蝗虫一到，立即点火。庄园里所有的工人都派往田间，拿着空油桶、空罐头，一边敲打，一边哄叫着，不让蝗虫降落。但这仅仅能暂缓一阵，不管农民怎样惊吓，蝗虫不可能永远在空中停留。每个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蝗虫往南轰赶到下一个庄园。蝗虫飞越的庄园越多，落下的时候就越饥饿、越疯狂。我在马赛依保护区的北侧有一大片草原，我寄希望于蝗虫越过草原，越过河岸，向马赛依那儿飞去。

①阿比西尼亚：东非埃塞俄比亚旧称。

从邻近的移民那里，我得到三四次关于蝗虫的通报，但没有更多的情况发生，我便自信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一天下午，我骑马到庄园杂货店去——此店由法拉赫的弟弟阿卜杜拉经营，专为庄园工人、佃农供应日用品。小店设在路边，一个印度人正在店铺外摆弄骡车车套，抬头见我，忙从车套中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蝗虫来了，太太，请小心，别让它飞到你的田里，”我到他跟前时，他说。

“蝗虫来了，蝗虫来了，我听到多少回了，可一个影子也没见到。也许事情并不象你们传说的那么严重，”我说。

“太太，请你往四周看看，”印度人说。

我四下里打量，只见北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有一片阴影，犹如一道长长的烟雾，俨若一座城市在着火。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明亮的空气中喷烟吐雾，我心想。

“那是什么？”我止不住问，

“蝗虫！”印度人回答。

我策马返回庄园，在草原小道上，我发现二十来只蝗虫。我经过庄园经理的房子。吩咐他作好一切准备，对付蝗虫。我们俩一起北望，空中的那道黑色烟雾升得更高了。我们眺望的当儿，空中偶尔有一两只蝗虫从我们面前掠过，飞落到地上爬行。

翌晨，我推开房门向外望去，旷野里一片低沉、单调的褐黄色。树木、草坪、车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覆盖着褐黄色，仿佛夜间土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褐黄色的大雪。蝗虫糜集旷野。我伫立着，凝望着，那景观开始振荡，破碎，蝗虫活动起来，向上飞腾，没几分钟，周围全是扇动的蝗翅，它们飞离了。

这一回，它们对庄园的破坏不算厉害，它们只是与我们一起度过一夜。我们见到了蝗虫的模样，长约一英寸半，灰褐色中带点粉红，摸上去有点粘手。它们仅仅是停落在树上，就把车道上的几棵大树压断了。你打量着这些树木，想起每只蝗虫不过十分之一盎司，你就不难想象它们有多少万只了。

蝗虫去而复归。在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庄园连续遭到它们的袭击。我们很快放弃了恫吓、轰赶它们的尝试，那纯粹无补于事，是悲剧般的举动。有时，一小群蝗虫飞来，那是脱离大队人马的自由小分队，匆匆掠过。但有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整天持续不断地在空中横冲直撞，足足折腾几天才飞去。当蝗灾达到最高潮时，恰似北欧的暴风雪，呼啸着，打着唿哨。你的四周，你的头上，都是那小小的坚硬的蝗翅在扇动着翅膀。在阳光下，蝗翅犹如薄薄的钢片闪着光亮，但太阳终于被它们遮掩，变得暗淡昏黄。蝗虫的队列保持常态，从地面到树顶，蝗虫带的后面，天色明净。它们呼呼地迎面向你飞来，钻进你的衣领，袖口和鞋子。它们在你周身上下乱舞，你眼花缭乱，胸中舞涌着一股特殊的病态的狂热与绝望，你充满对蝗虫的恐惧。它们当中的一只两只无足轻重，打死了也无关大局。蝗群越过庄园，飞向遥远的地平线，就象一道细长的烟雾。它们飞走了，可你的脸，你的手，那被它们爬过的恶心感，将久久缠扰着你。

紧随着蝗虫袭击的，是大群飞禽。它们在蝗虫上空盘旋，一旦蝗虫停留在田里，它们也随之降落，大模大样地漫步其间。它们是鹳与鹤——高贵自负

蝗虫有时栖息在庄园里，对咖啡树危害不大。咖啡叶，如同桂树叶，很坚韧，蝗虫咬不动。它们只是把田间各处的咖啡树压断。

可是蝗虫洗劫过的玉米田却是另一番悲惨景象。折断了的玉米杆上挂着几片干枯的叶子。我河畔的花园，原先一直精心浇灌，常年青翠，而今却象一堆灰土——鲜花、蔬菜和草药都被席卷一空。佃农的“夏姆巴”——农田就象燃烧过的荒凉的旷野，那高高低低的垅沟，已被爬行的蝗虫填平。尘土中，随处可见到几只死蝗虫。佃农们伫立着，注视着蝗虫。亲手翻耕、播种“夏姆巴”的老妇人，踩着蝗虫的脑袋，朝着天空中最后一道正在消逝的淡淡的阴影挥舞着她们的拳头。

蝗虫大队人马过后，死蝗虫触目皆是。在公路上，它们曾经栖息的地方，牛车、马车碾着蝗虫而过。此时，蝗群已远去，车辙明显可见，就象跑火车的轨道，铺满死蝗虫的小小尸体。

蝗虫在土里产卵。第二年大雨季过后，小小的黑褐色生灵出现了——这是蝗虫生命的第一阶段，虽然还不会飞，但四处乱爬，见什么吃什么，一路扫荡。

我一没有更多的资金，二赚不来钱，便只好变卖庄园。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我的庄园。他们认为那地方太高，不宜种植咖啡，就不打算再搞农业。但他们决意把所有的咖啡树都作为抵押品收受，将土地重新规划，并修筑道路。待到内罗毕向西部扩展时，他们就出售地产。变卖庄园的事宜忙完，已近年尾。

即使在那时，要不是为了一件大事，我并不认为我内心深处已放弃了这个庄园。庄园的咖啡树属于它的旧主人，或者说产权归了银行——它是庄园第一受押的。要到来年五月后，咖啡才能采摘、加工、出售。在此期间，我将留下照管庄园，一切一如既往，不管他人如何认为。我想，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局面或许全然改观也未可知，因为世界毕竟不是一个有规则的或可以逆料的舞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进入了庄园生活奇异的时代。事实上，各方面的事实都表明，庄园不再属于我。但尽管如此，无力认识真理的人，仍可以忽视真理，这对于日常事务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期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是在学习生活的艺术一一现实生活或永恒的艺术，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只能产生极小的影响。

说来真稀奇，在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会放弃庄园或离开非洲。我周围的人们对我说，我必须这么办。他们都是一些有理智的人。从丹麦来的信，都在证实这一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实，都在指明这一点。然而，我的思想毫不动摇，我始终相信自己必须葬身于非洲。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我没有其他理由或原则去想象此外的任何事情。

在这几个月里，我心中筹划着我的计划或战略来对抗命运，对抗我周围的人们——命运的同盟者。我思忖，自今往后，事无巨细，我都将认真对待，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我要让我的对手无论书面上，还是口头上，日复一日地陷于他们的事务，因为最终我仍将胜利而出，保有我的庄园及庄园里的人们。失去这一切，我想，我不能。连想象都不可能的事，怎么会发生呢？

就这样，我成了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的人。当我回首在非洲的最后岁月，我依稀感到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远远先于我感知我的离别。那一座座山峦，那一片片森林，那一处处草原，那一道道河流，以及旷野里的风，都知道我们即将分手。当我开始与命运达成协议，当变卖庄园的谈判拉开序幕，大地的景观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化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其中一部分，大地干旱，我就感到自己发烧；草原鲜花怒放，我就感到自己披上了新的盛装。而这会儿，大地从我这里分开，往后退着，以便我能看得更清晰、看到它的全貌。

山峦在下雨前的一周里，会作出同样的表示。在一个傍晚，你凝望着它们时，它们会突然剧烈运动，卸去一切遮盖，变得豁然开朗，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格外清晰，格外生动，仿佛它们决心将蕴含的一切都向你和盘托出，仿佛你能从你坐着的地方一直步行到绿油油的山坡上。你会想：如果一头野猪从空旷地冒了出来，我可以在它转动脑袋时，看见它的眼睛，看到它耳朵在动，如果一只小鸟停落在树杈上，我能听到它婉转歌唱。在三月，山峦间这种惜别的景象意味着雨水将至，而现在，对我却意味着分离。

我以前也曾在其他地方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即将离别之际，大地的一切向你袒露，但其中含义，我已淡忘了。我只是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可爱的国土，似乎仅仅凝视着它，就足以使你终生欢乐。光与影将大地交织，彩虹耸立于天际。

当我与其他白人——内罗毕的律师和商人，或与为我旅行出谋划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到的孤独十分怪异，有时犹如一种可以触摸的物质——某种窒息感。我将自己视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明智者。但偶尔有一两次，我却感到在神志清醒的人们中，我是一个疯子。这种感觉也是理所当然的。

庄园的土著，出自他们灵魂中的彻底现实主义，很了解庄园的形势及我的心境，其了解之透澈，就如同我向他们作了专题讲座，或者为他们撰写了一本专著。然而，他们仅仅指望我的帮助、扶持，任何一件事，他们都不试图为自己的将来盘算。他们作了很大努力使我待下去，为此，他们悄俏向我泄露，他们已经为我想出好多计划。变卖庄园的事宜了结之后，他们聚拢来，从早到晚坐在我屋子周围，与其说是为了与我攀谈，不如说只是想追随在我的左右。在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追随者必定将领袖的每一个弱点、每一个失误看得一清二楚，有能力以不偏不倚的精确度来鉴定之，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倒向他，似乎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跟随其左右。羊群也许对牧童持有这种态度，它们对环境与气候的了解远胜于牧童，但仍心甘情愿跟随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下深渊。吉库尤人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强于我，因为他们对于上帝与魔鬼更具洞察力，却围坐在我房子四周，听候我的吩咐，而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很可能始终在自由地谈论我的无知、我的低能。

你也许会想，既然我明白对他们爱莫能助，既然他们的命运如重负压在我的心头，那么，他们无休止地在我房前屋后静坐，我不是难以忍受么？但事实并不如此。我相信，在最后的关头，我们会在相依为命之中感到一种异常的舒坦与慰藉。我们互相了解之深刻，超越了一切理性。在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想起拿破仑撤离莫斯科的情景。一般都认为，他见到他的大军在自己周围遭难，奄奄一息，会极度痛楚。然而，同样可能的是，拿破仑如若没有这支溃军，他会倒毙于现场。夜里，我掐算着钟点，盼望着那一时刻到来——吉库尤人再度出现在房子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