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丘陵墓

戴尼斯狩猎归来，在庄园小住一阵。当我开时收拾房子、打点行装时，他就耽不下去了，住到内罗毕修斯·马丁家里。他每天从那里开车到庄园，与我共进晚餐，这样一直到我拍卖家具。我们坐在一个木箱上闲聊，吃饭则在另一个箱子上。我们一坐就坐到深夜。

有几次，我们之间的谈话，真象我即将离开肯尼亚似的。戴尼斯把非洲视作故乡。知我者，概莫如他。他给我以慰藉，尽管他也笑话我由于要辞别庄园的人们而过于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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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么，你离开西龙嘎——庄园之地就活不下去，”他说。

“是的，”我回答说。

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言行仿佛未来并不存在。他为人的方式是从不为未来担忧的，似乎他心中有底，如果需要的话，他可汲取不为人知的力量。他很自然地与我的观念不谋而合，对事，任其自然，对人，任其去想、去说。他来庄园，并非异乎寻常的事，与我们的情趣相投嘛。我们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坐在包装箱上。他引了一首诗给我：

你该将伤感的小调

变奏为欢快的曲子

我决不因怜悯而来

我为欢乐而至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常驾机高高飞越恩戈山峦，或在野生动物园上空低低盘旋。一天早晨，戴尼斯早早来到庄园接我去飞行。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在恩戈山南麓的草原上见到一只狮子。

他老是叨咕要将多年来存放我处的书籍整理一下，包扎起来，可又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付诸行动。

“这些书你留着吧，”他说，“我现在无处可放。”

他根本拿不定主意我房子一旦封存，他何去何从。有一回，在朋友的一再劝告下，他跑了一趟内罗毕，去看看那儿待出租的平房。他回来后颇为沮丧，不愿提及所见的房子。晚餐时，当他开始向我述说那里的房子及家具时，竟然一反常态，停下话头，一语不发，满面愁云，显得很不耐烦。为生存而奔波的观念，在他是不可容忍的。

然而，他的不满纯粹是一种客观的、非针对某个人的情绪。他忘记了，他自己决心成为生存的一分子。我谈到这一点时，他打断了我的话。

“嗨，至于我，在马赛依保护区住一顶帐篷，或者在索马里村借一间屋子住，就十分幸福了。”

可这一回，他破天荒地谈到我在欧洲的前途。他认为，我在那里要比在庄园更幸福，因为脱离了我们在非洲所处的那种文明。

“你知道，”他继续说，“在非洲这块大陆上，人们颇以讥讽挖苦为能事，人情淡薄极了。”

戴尼斯在海滨有一块土地，位于蒙巴萨北面三十英里的塔卡翁加湾。那里是古阿拉伯居民点的遗址，有一座造型质朴的尖塔，一口水井，盐碱地上是风化剥蚀的灰色石块，几株老芒果树散立其中。戴尼斯在他那块土地上盖了一幢小屋，我曾在那里住过。那里一派大海的景致：明朗而带有一种神性，寥廓而一片荒芜。你的眼前是蔚蓝的印度洋，你的南侧是深深的塔卡翁加湾，而极目之处，绵延着漫长的、陡峭的海岸线，由浅灰、淡黄的珊瑚岩构成。

退潮之际，你从小屋出来，可以在大海中步行数英里，恍若置身于辽阔的、未经平整的大广场，尖角长长的贝壳、海星俯抬皆是。斯瓦希里渔民在这里盘桓，他们围着缠腰布，戴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活脱是水手辛巴德①再世。渔民向你兜售色彩绚丽、带尖刺的鱼，有的味道甚美。小屋下的海滨有一排潮汐冲刷而成的洞穴，你可以在那里的荫凉处坐下，眺望远处闪闪烁烁的蓝色海水。大海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洞穴，漫到小屋外的地面。在多孔的珊瑚石中，大海在以最奇特的方式歌唱、感叹。你会感到你足下的土地似乎是充满活力的。而那一排排波涛奔腾来到海湾，就象一支风暴大军。

我在塔卡翁加湾小住时，适逢月圆。那些明月之夜恬静、幽美，多么令人倾心。你睡觉时，对着大海敞开房门，暖和的风，带着声声悄悄话，拂过松软的沙地，吹到石头地板上。一天夜里，几只阿拉伯帆船驶近海岸，乘着季风，静静地泛行，月光下呈现一排褐色帆篷的剪影。

①辛巴德： 《天方夜谭》中以七次冒险航海著称的人物。

戴尼斯曾谈到要将塔卡翁加作为他在非洲的家，从那里出发，到野外狩猎。我提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时，他要把塔卡翁加的房子给我，因为在高原，他曾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可是白人在海滨住不长久，除非有许多舒适的家庭设施，况且那里对我来说地势过低、气候过热。

在我离别非洲那年的五月，戴尼斯去塔卡翁加待了一周。他计划在那片土地上盖一间大屋，种些芒果树。他驾着飞机离去，途中绕道佛依地区，看看那里有没有可捕猎的大象。土著一直说佛依一带有群非洲象自西方迁徒而来，特别提到有一只大公象，个头比其他象大一倍，而且孤身在佛依的旷野上活动。

戴尼斯历来自恃是地地道道的理性主义者，却为某些特殊的情绪与先兆所左右。在这些情绪与先兆的影响下，他有时一连几天，甚至一周都郁郁寡言，尽管他自己感觉不到。我若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会感到惊讶。他启程赴海滨的头几天，正处于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似乎陷入冥想之中，而我提醒他时，他却笑我。

我求他把我带上，在空中俯瞰大海，该何等美妙。开始，他满口应承，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不行，他不能带我去。他告诉我，绕行佛依的旅程很艰难，得下飞机，睡在野地里，因此，他需要随身带一名土著仆人。我提醒他，他曾许诺要驾机带我遨游非洲上空。他说，不错，他说过此话。如果佛依真有大象，他了解了降落与宿营的地点后，会带我齐飞。这是戴尼斯仅有的一次不愿带我与他同机而行。

他在五月八日星期五离开庄园。

“下星期四出来接我，”他走时说，“我会及时赶回，与你共进午餐。”

他发动汽车，沿着车道下山，驶向内罗毕的机场，可一会儿又折回来，找一册他送给我的诗集，想把它带在身边。他站着，一脚踩着汽车踏板，手指头点着书页，向我念诵起我们那一阵经常赏析的一首诗。

“请听，你的灰天鹅。”他说着念起来——

我看见一群灰天鹅在草原上空飞翔

它们在高天充溢着活力——

穿过一重重蓝天，引颈向上

怀着不屈的魂灵——

为苍宇挂起灰白色调的徽章

起伏的山峦上

太阳辐射道道光芒

诵毕，他挥着手，驱车而去。

戴尼斯在蒙巴萨飞降时，撞断了一片螺旋桨。他电告内罗毕为他准备好他所需的配件。东非航空公司派一名当差把配件送到蒙巴萨。戴尼斯安装好后，又要登机飞行，并叫那个当差随他一起飞回内罗毕，可那人不愿同行。他常常与许多驾驶员一起飞来飞去，在此之前也随戴尼斯飞过。戴尼斯是优秀的飞行员，不仅在驾驶员当中，而且在土著中享有盛名。但这一次，当差的却不愿与他同飞。

事后很久，当差在内罗毕遇到法拉赫，闲聊中还对法拉赫说：“那回就是出一百卢比，我也不跟贝达先生同飞。”命运的阴影——戴尼斯在恩戈庄园最后的日子里感觉到的先兆，此刻被一个土著更明显地察觉了。

于是，戴尼斯带上自己的仆人——卡马乌飞往佛依。可怜的卡马乌很怕坐飞机。在庄园时，他告诉我，当他离开地面升到空中时，两眼始终盯着自己的脚，直至飞机降落地面。他只要扫一眼机侧，看见高空下的大地，就会吓得半死。

礼拜四，我出去接戴尼斯，心里计算着，他日出从佛依起飞，飞到恩戈庄园，也就是两个钟头光景。可是他没到。适逢我在内罗毕有事要办，使驱车进城去了。

我在非洲，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病了，或是为某件事担惊受怕，总要被某种心血来潮的古怪意识所折磨。每逢这种关头，仿佛我周围的一切都岌岌可危或混乱不堪。在这种祸患之中，我本人不知怎么回事，总是处于错误那一边，人人都不信任我，惧我三分。

这些梦魇，实际上是一次大战的一些旧时的回忆。那期间有一两年，在肯尼亚人们的心目中，我被认为是亲德分子，因此对我缺乏信任。他们的疑惧源出于这一情况：大战爆发前不久，我曾在那依万霞湖区为德属东非的弗莱顿将军买过一批马。还是六个月前，我们一起来非洲时，他托我给他买十匹阿比西尼亚种的母马。可是初到肯尼亚，我有其他许多事情要操心。把这件事忘了。不久前，他接二连三写信给我，我这才动身去那依万霞为他买马。可是，紧接着，战争爆发了，母马再也运不出肯尼亚。尽管如此，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一事实——在战争爆发之际为德军购置马匹。不过，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我兄弟志愿参加英军，在罗耶战区北部的亚明斯战役中荣获维多利亚红十字勋章。这一成功也洗刷了我的嫌疑。《东非旗帜报》还登载了这一消息，题为《一位东非十字勋章荣获者》。

那会儿我对自己的孤立处境不以为然，因为亲德与我并不沾边；如果必要的话，我能澄清事实真相。可是这种遭遇毕竟对我影响颇深，远超过我的感知程度。多年之后，每逢我过分疲乏或是发高烧时，这种受怀疑的孤独感又会萌生。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一切都不顺遂时，有时这种感觉会突然袭来，象一层黑雾笼罩，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不寒而栗，恰似害怕某种精神错乱。

星期四我在内罗毕，这梦魇又不期而至，而且感觉十分强烈，我怀疑自己是否开始发疯了。不知怎么回事，内罗毕及我所遇见的人们，都透着一种深切的悲哀。而在这种氛围里，谁都回避我。没人停下来与我交谈；我的朋友们，远远见到我，就钻进他们的汽车，一溜烟开走了。甚至邓肯老先生——苏格兰杂货铺老板，我多年在他那里采购物品，还曾与他在政府大厦的大舞厅里跳过舞——见到我进去，恐惧地看着我，离店而去。我开始感到，在内罗毕，就象到了荒岛上那么孤单。

我将法拉赫留在庄园接待戴尼斯，我身边无人可以交谈。吉库尤人在这种情况下于事无补，原因在于他们对现实所执的观念以及他们面临的现实，都与我们相异。我要去乞罗莫参加麦克米伦夫人的午餐会，我满心以为到了那里我一定会找到可交谈的白人，恢复一下内心的平衡。

我开车来到乞罗莫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那长长的竹林道尽头，便是午餐会的场所。可是乞罗莫的情况与内罗毕街头毫无二致。每个人都极度悲伤。我走进去的时候，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我坐在我的老朋友布尔派特身边，他双目下视，寡言少语。我想拂去沉重地压着我的阴影，与他谈起他在墨西哥的登山壮举，可他似乎将这一切淡忘了。

我心想，这些人对我没什么价值，我回我的庄园去好了。戴尼斯这会儿该回来了。我们会有理智地交谈、办事。我的神志会再度清醒，一切都会明瞭起来。

但是，午餐结束时，麦克米伦夫人请我与她一起到客厅去。在那里，他告诉我，佛依出了一桩事故。戴尼斯坐机的引擎失灵，机坠人亡。

一听到戴尼斯的名字，我豁然明悟。是的，真相大白了，一切我都明瞭了。

不久，佛依区区长写信给我，详告事故的有关细节。戴尼斯在区长家过夜，早晨从佛依机场起飞向庄园进发，随机的有他的仆人。起飞后，他很快又折回来，低空飞行，距地面二百英尺。突然间，飞机剧烈摇晃，开始旋冲起来，接着象一只猛扑而下的飞鸟直冲地面，一撞到地面，旋即着火。赶到机场的人们，因为高温而受到阻碍。他们抱来树枝，运来沙土，扑打火焰。火终于熄了，人们发现飞机又摔成碎片，两个人在坠落时丧生。

许多年过后，本殖民地的人们还感到戴尼斯之死是无可弥补的一大损失。在一般的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出现了一种良好的倾向，一种超乎他们理解的、对价值的尊重。他们谈论戴尼斯，最经常地将他当作运动家。他们评价他作为板球、高尔夫球运动员的探索精神。这些业绩我闻所未闻，只是在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在—切运动项目上的盛誉。于是，当人们向作为运动家的戴尼斯致以敬意时，自然而然地加上一句评价；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人们真正纪念他的还是他那毫无自我的意识、毫无自私自利的意识。这种无条件的真挚忠诚，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一般来说，并非仿效的榜样，可在一个人死后，人们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真诚地钦佩他。

土著比白人更了解戴尼斯。对土著来说，他的死无异于丧失了一位亲人。

我在内罗毕听说戴尼斯遇难身亡时，曾设法赶往佛依。航空公司派遣汤姆·布莱克前往现场报告事故情况，我驾车到机场，请求他带我一起去。可待我赶到机场，他的飞机刚好起飞向佛依进发，

原先这段路程还能通车，但正值大雨季，我得了解一下公路状况。在我坐等路况报告时，我想起戴尼斯曾对我说过，他愿意生后葬于恩戈山。真怪，以前我怎么就没记起他的遗愿，而此刻，我的意念又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亲自为他安葬，就象有一幅图片提醒我似的。

在恩戈山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第一个分水岭，有一处地方，我一度曾想自己老死非洲时，将它作为我未来的墓地，我曾指给戴尼斯看过。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屋子里向外眺望时，他表示过自己也愿葬在那儿。从那以后，有时我们驱车进山，戴尼斯会说：“让我们开到我们的墓地去。”有一次，为了寻觅野牛，我们在山里宿营。下午，我们步行到山坡上，以便观察得更清楚。在那里，扑入视野的是渺无涯际的宏伟景象：落日的余辉下，两座名山——肯尼亚山与乞力马扎罗山，我们都见到了。戴尼斯躺在草丛里，吃着桔子，说他愿意长眠于斯。我选的墓地则在稍高处。从这两处，都能见到我掩映在遥远的东方丛林里的屋舍。当时我想，明天我们还要回到那里去，永远回到那里。尽管广为流传的理论是人人都要死的。

古斯塔夫·莫尔听到噩耗，从他的庄园赶到我的住宅，没见到我，又来内罗毕找我。不一会儿，修斯·马丁也来了，与我们坐在一起。我向他们讲了戴尼斯生前的遗愿，以及山上的安葬处。他们立即电告佛依的有关人士。在我返回庄园前，他们通知我，翌晨用火车将戴尼斯的遗体送来，这样，中午即可在山上举行葬礼。我必须在午前把他的墓地整修好。

莫尔随我回庄园，在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帮我张罗。我们在日出前上山，确定墓址，及时开挖、修整。

雨彻夜不止。到早晨我们出发时，天公作美，细雨蒙蒙，道上的车辙里灌满了水。开车上山，就象进入了云雾之中。右面，我们不见下方的草原，左面，不见山坡与山巅。随我们同来的坐卡车的仆人们，在我们后面十码，便看不见人影。路越往上，雾就越浓。从路旁的路标上，我们方知到了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某一处，于是又行驶一二百码便下了车。我们将卡车与仆人们留在公路上，先去寻找我们所需的地方。早晨的空气冻得手指作痛。

墓址既不可离道路太远，地势又不能太陡，卡车还得上得去。我们几个徒步走着，议论着弥漫的大雾。走了一阵，我们又分道去选墓址，几秒钟之后便钻进大雾之中，互相看不见了。

山野时而显得开阔，时而又局促封闭，气候酷似北欧的雨天。法拉赫与我同行，提着湿淋淋的来福枪，我寻思我们有可能会闯入野牛群。周围的一切，蓦然从雾中展现在我们面前，显得格外大。灰蒙蒙的野橄榄树叶子、比人还高的野草，滴着水珠，散发冲鼻的气味——我穿着雨靴、雨衣，可不多一会儿便淋得透湿，仿佛在溪流里跋涉。山野里静极了，只是雨下大了，四周才传来一阵阵淅淅沥沥的声响。雾散开时，但见前后绵延茫茫的深蓝色，犹如一块巨大的石板——那该是远处的一个山峰吧——一会儿又被飘浮的灰色雨雾所吞没。我走呵走，最后驻足静默，在天气放晴之前，这里什么也干不了。

莫尔大声喊了我三四次，找到了我的位置，走到我跟前，脸上、手上，淌着雨水。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雾中转悠了一个小时，要是还定不下基地，就来不及准备了。

“可我不清楚现在何处，”我说，“我们不能将戴尼斯葬在视野不开阔的地方。让我们再找一会儿。”

在高草丛中，我们静静地站着，我抽了一支烟。我正要扔掉烟蒂，雾散了一些，我们周围苍白、凛冽的世界开始显露出来。十分钟后，我们能看清所在的地方。大草原就在我们的底下，我的目光可以沿着我们进山的道路扫视——它随着山坡蜿蜒，顺着山势上升，向我们奔来，拐个弯，又逶迤而去。在南边遥远苍茫的地方，变幻的云彩下，横亘着乞力马扎罗山断断续续的深绿色丘陵。当我们转身朝向地面时，天色更为明亮，刹那间，一道道柔和的光线在天空中斜射，肯尼亚山的肩头镶上了闪闪的银色条纹。在我们下方的东侧，近处一片灰色与绿色之中，倏然出现一个小小的红点，那是我房子的瓦顶挺立在森林里的开阔处。我们不必往远走了，我们所在处正是个好地方。没多久，雨又下起来了。

在我们上方约二十码处，有一块天然的窄窄的平台。我们标定了墓址，并用罗盘确定墓地为东西向。而后，我们招呼仆人们上来，分派他们用砍刀割草，开挖湿土。莫尔带领几个仆人去修卡车道——从公路到墓地。他们平整场地，砍下杂树枝铺在路上，地面很滑，极易摔跤。我们无法把路通到墓前，这里太陡了。在这之前，此地宁静极了，一俟仆人开始开挖起来，我听到了山峦的回音。挥铲刨土的声响在山谷回荡，俨若一只小狗在吠叫。

几辆从内罗毕赶来的车出现了，我们派一个仆人给他们引路。在广袤的山野里，他们不会注意到灌木丛中墓地旁的几个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也来了，他们将骡车停在大路上，步行缓缓而上，三五成群，以索马里的习俗表示哀悼，仿佛包裹着脑袋，从人生中摆脱出来。戴尼斯的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从那依万霞、吉尔吉尔及埃尔梅太塔驱车而来。他们的汽车在长途疾驰中溅满了泥浆。此时，天气更加晴朗了，恩戈山的四座顶峰展现在我们的上空，直指青天。

午后不久，人们抬着戴尼斯去坦噶尼喀的老路，将他的遗体从内罗毕运至这里。车辆在泥泞的道路上慢吞吞地行驶。他们来到最后一个陡坡前，将狭长的覆盖着旗帜的棺木搬出汽车，抬着往前走。当灵柩安放在墓穴中那一刹那，整个旷野骤然变得象陵墓一般静谧，两者浑然一体。群山肃立，它们知道，也理解我们在其环抱中所作的一切。接着，它们自发主持仪式，这是它们与戴尼斯之间的交流。出席葬礼的人们在这旷野里反倒成了一小群旁观者了。

戴尼斯对非洲高原上所有的路径都观察过，行走过。他比其他任何白人更了解非洲高原的土壤与节令，植物与动物，四面的来风，八方的气息。他考察过气候的变化，变幻的云朵、夜间的星星，还有高原的人们。就在这山野里，不久前我还见过他不戴帽子，伫立在午后的烈日下，眺望大地，带着他的望远镜，寻觅着山野的一切。他将自身融汇于山野之中。在他的眼里、心里，山野变了，处处带有他个性的标记，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此刻，非洲接受了他，又将造就他，他果然与这块热土合而为一了。

听说内罗毕的主教不想来参加葬礼，因为来不及在墓地举行祭奠仪式。不过，另一位教士赶来了，诵念葬礼的祭文。这祭文我是前所未闻的，在寥廓的苍宇间，教士的声音宛如山上的鸟鸣，尖细而清脆。我想，在这一切料理完毕后，戴尼斯会心满意足的。教士朗诵一段圣诗：“我仰首注视苍山”。

我和古斯塔夫·莫尔，在其他人离去之后又坐了一会儿。所有的穆斯林，等我们走后，走向墓地，进行祈祷。

戴尼斯死后的几天里，和他一起狩猎的仆人们都来了，汇聚在庄园。他们没说为何而来，也不乞求任何东西，只是背靠在房子墙壁上席地而坐，手背摊在路面上，几乎终日默默无语，一反土著常态。马里姆来了。萨西塔来了，他们是戴尼斯的扛枪伕与打猎伙伴，精明顽强，勇敢无畏，一直陪伴戴尼斯出远门打猎。他们曾随王尔斯王子打猎，许多年后，王子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说他们都是坚不可摧的人物。而今这两位杰出的猎手，迷失了行动的方向，木然地坐着。卡努西亚，戴尼斯的摩托司机，曾在崎岖的山野纵横千里，而此时此刻，这位身材修长，双目如猴子一般敏锐的吉库尤青年，坐在房前，神情沮丧冷漠，犹如笼中之物。

贝里亚·伊萨，戴尼斯的索马里佣人从那依万霞赶来。他曾两次随同戴尼斯赴英国，并在那里就学，讲一口绅士英语。几年前，我与戴尼斯参加了在内罗毕举行的贝里亚婚礼，排场很大，持续七天。在婚礼上，贝里亚——这位出色的旅行家与学者，恢复了古老的传统。他身着金色长袍，跪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他跳起剑舞，犷放、豪壮，洋溢着沙漠斗士的风果。贝里亚去拜谒他主人的陵墓，在墓地静坐良久。他归来后，寡言少语，继而又与其他人一起，背靠墙壁席地而坐，也把手背摊在地面。

法拉赫从屋里走出来，站着与哀悼者交谈。他自己也十分沉郁。他对我说：“只要贝达还在这里，就是你要走，情况也不至于这么糟。”

戴尼斯的仆人们在庄园哀悼了大约七天，才一个个离去。

我时常开车到戴尼斯的墓地去。从我的住宅到墓地，直线距离不过五英里，可走盘山道，得十五英里。他的陵墓高出我宅邸一千英尺。这里的空气也大不一样，洁净如一泓泉水。你脱下帽子时，轻柔的风吹拂你的头发。在那几座峰顶上，云朵从东方飘游而来，在广阔、起伏的大地上投下不时移动的影子，然后又在大裂谷上空飘散、消逝。

我在小铺里买了一码白布——土著称之为“亚美里卡尼”①。我与法拉赫在陵墓的背面竖起三根杆子，将白布绑在上面，这样，从我宅院能清晰地辨认出坟墓的确切位置，宛如青山里的几朵白花。

①亚美里卡尼：意即卡其布。

大雨季雨水充沛，我担心野草疯长，掩盖墓地。一天，我们将汽车道旁刷白粉的石块全起了出来——就是卡罗梅尼亚费了不少力气拔出来，堆在房前的那些石块——装在车厢里，运到山上。我们砍倒坟墓四周的野草，将石头码成一个方形，作为标志。一切安置停当，墓地再也不会被湮没了。

我常带庄园的孩子们一起去墓地，连他们都十分熟悉那里。有外人来时，他们能帮着引路。他们还在基地附近搭了一个小凉棚。在旱季，阿里·宾·萨利姆，戴尼斯的朋友，从蒙巴萨来这里，躺在墓地上，痛哭失声，按阿拉伯习俗悼念戴尼斯。

有一天，我在陵墓旁见到修斯·马丁，我们坐在草地上，谈了很久。戴尼斯的不幸遇难，使他内心极为悲痛。世上如果真有什么完全的隐居者，戴尼斯便是。可典范是奇异的东西，你既难以相信修斯·马丁对戴尼斯如此怀念，也想不到他心中的典范戴尼斯之死给予他的影响竟如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器官一样。自从戴尼斯过世后，马丁老了，变化很大，脸庞上起了老年斑，皱纹也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中国弥勒佛的安详与微笑，似乎他深谙在平凡之中蕴含着某种极乐的事物。交谈时，他告诉我，在一天深夜，他突然想起一句最合适的墓志铭。我猜想他是从一位古希腊哲人那里摘录的，他只引用了希腊文原句，然后翻译出来，让我理解其中含义。引文是；

冥冥之中，火与我的尘炎相溶，我却泰

然如故，我的一切得到了解脱。

以后，戴尼斯的兄长、温切尔西勋爵在他墓前也立了一块方尖碑，上面有一段引自诗篇《古老的航海家》的铭文。这首诗戴尼斯非常崇拜。我却从未读过，我记得戴尼斯第一次给我朗诵此诗是在我们共赴贝里亚婚礼的途中。我没见到那块石碑，因为它是在我离开非洲后立的。

在英国，也有戴尼斯的纪念碑。他的老同学们为了纪念他，特在伊顿公学里间隔两个板球场的溪流上建了一座石桥。有一根栏杆上镌有他的名字以及在伊顿就学的日期；另一根栏杆上则刻着：“板球场上著名的选手，许多人钟爱的挚友。”

在丰美的英格兰大地的河流与峻拔的非洲山梁之间，绵延着戴尼斯的生命之路。这条路在视觉中似乎萦回九曲——那是周围的环境扭曲之故。弓弦在伊顿石桥上松弛，弓箭在苍穹中勾划出轨道，直指恩戈山里的丰碑。

我离开非洲后，古斯塔夫·莫尔写信告诉我，在戴尼斯墓旁发生了一件怪事，类似之事为我前所未闻。“马赛依人，”他写道，“向恩戈区长报告，有很多回日出或日落时分，他们在戴尼斯的基地见到狮子。有一对狮子长久地在那里盘桓，或蹲坐，或躺卧。一些坐火车去卡加多的印度人，路过时也见到那对狮子。您走后，陵墓四周的地面平整成一个大平台。我猜想，平地对于狮子不失为一块宝地，可以在那里放眼草原，牧牛及野生动物。”

狮子驾临戴尼斯陵墓，为他竖起一块非洲的丰碑，可谓合乎情理，顺乎礼仪。“让你的陵墓享誉人世。”我记得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内尔逊勋爵就有他的狮子守在雕像旁，尽管仅仅是石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