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卖家当

现在我在庄园孤苦零丁。庄园不再属于我了，但买主优惠我，我仍可以住在房子里，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出自法律上的原因，算是租给我的，租金一天二先令。

我正在变卖家俱。我和法拉赫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得把所有的瓷器，餐桌上用的大玻璃杯陈列在晚餐桌上。后来，桌子被买走了，我们便在地板上将它们摆成一排排的长行。自鸣钟的杜鹃居高临下地报着钟点，好不神气，不久，它也有了买主，远走高飞了。一天，我卖掉了大玻璃杯，可到了夜里，又怀念起它们。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前往内罗毕，请求买玻璃杯的女士把它们退给我。我没有地方可存放这些杯子，但许多朋友的手指、嘴唇都接触过它们，我也用这些杯子品尝过友人们送我的美酒。杯子回荡着昔日餐桌上的欢快言谈，我不忍心失去它们。但我想，玻璃杯毕竟是易碎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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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架古旧的屏风，上面绘有中国人，苏州和黑人，群狗在前面引路。这屏风摆在壁炉旁边。多少个夜晚，壁火正旺，在火光的映照下，屏风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就象我给戴尼斯讲的故事的插图。我对屏风凝视良久，下决心将它折迭起来，装在木箱里，屏风上的人物将暂时得以憩息。

那时，麦克米伦女士在内罗毕为她丈夫诺思勒帕·麦克米伦爵士建造的纪念馆已近峻工。那是一座精美的建筑，内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她驾车前来庄园，坐谈往昔的日子，不胜悲凉。她买走了我从丹麦带来的绝大部分古旧家俱，用以装备图书馆。我欣喜地看到，那些箱子、柜子也将一起留下，留在书籍与学者的周围。它们多象一小群女士，在变革的动乱年代，于一所大学寻到了避难之处。我对这些箱箱柜柜感情颇深，我甚至感觉它们具有活泼、聪睿，好客的人格。

我自己的藏书，装进了木箱。我在上面就座，在上面进餐。书籍，在殖民地的生活中起的作用与在欧洲大为不同。你生命的整整一个方面，都由它们主宰。书与书也有差异，有的书使你对之感激不尽，有的则令你恨之入骨。这些情感的渲泄，远远超乎你在文明的国度里的表示。

书中那些虚构的人物，会与你的马并肩驰骋庄园，也会行走在玉米田里，就象机敏的士兵，自己会立即找到合适的位置。在彻夜阅读《克鲁姆庄园》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从前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本书从内罗毕书店信手拈来，竟使我象发现大海中新的绿岛似的欣喜若狂——当我骑马横穿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峡谷时，一只小羚羊跳出来，刹那间变成一匹小马，恭候着赫科尔爵士和夫人，还有他的三十只黑色及鹿毛色的哈巴狗。王尔德·司各特笔下的所有人物也都在这里活跃起来，随处可见。同样，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和他的随从也都如此。奇怪的是，还有不少人物来自法国剧作家拉辛。彼得·谢莱米尔穿着七里格的皮靴②，徒步上山；克劳恩·亚格罕伯——蜜蜂栖息在我河边的花园里。

①《克鲁姆庄园》：A。赫胥黎的名著。

②神话中穿上它一步可跨七里的神鞋。

其他一些东西也变卖了，打入箱子，发走了。在这几个月里，房子变得象自在之物那般高尚，成了冷清、宽敞的所在，说话都听得见回音。草坪上的草也长到了门口的台阶上。最后，所有的房间里都空空如也，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种光景似乎比以前更适于居住。

我对法拉赫说：“这才是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有的境遇呵。”

法拉赫知我甚深。所有的索马里人都具有某种苦行僧式的禀性。法拉赫在这个时期竭尽全力帮助我处理一切事务，同时他愈益显得象一个真正的索马里人，酷似当初我来非洲，他受命去亚丁接我那样。他对我的旧鞋颇为关切，他悄悄对我说，他准备天天祈祷上帝，愿这双旧鞋一直能让我穿到巴黎。

这几个月，法拉赫天天穿最好的衣服。他有许多好衣服，我送他的绣金线的阿拉伯马甲，伯克利·考尔送他的镶金边的制服马甲，色泽猩红，十分潇洒；还有那色调美丽的头巾。一般情况下，他将这些衣物珍藏箱中，只在重要的场合穿一下。而现今他穿的是最好的，在内罗毕的街头，他走在我后面一步，在政府机构、法律事务所，他守在肮脏的楼梯口等我。他穿得富丽堂皇，犹如所罗门①那般。

现在，我还得安排我的马匹，猎犬的命运。我一直决心让它们饮弹而逝，可是我的许多朋友写信给我，请求我让他们养这些犬马。读了来信之后，不论什么时候我骑马外出，带着狗同行，想到要让它们饮弹而尽，总感到似乎对它们是不公平的——它们的生命力还相当旺盛哩。我久久打不定主意，而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并非如此犹豫不决，反复掂量。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们移交给我的朋友们。

①所罗门：古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

我骑着心爱的马——罗杰进入内罗毕，我们走得很慢，时而环顾北方，时而眺望南方。我心想，罗杰一定十分惊异：沿着内罗毕大街进城，而且一去不复返。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安顿在去那依万霞的列车马厩里。我站在马厩里，最后一次感受它那丝绸般的口鼻嗅抚我的双手和脸庞。罗杰，我不让你走，除非你赐福于我。我与你一起。走出了田头茅屋间通往小河的马道，在陡峭溜滑的下坡路上，你行走敏捷如骡子；在褐色的流水中，我看见我的头与你紧挨在一起。此刻，我祝愿你到了云雾山谷，在左面养精蓄锐，在右面饱餐石竹。

那时我养着两条小猎犬——戴维与迪那赫，帕尼亚的后代。我把它们送给庄园在吉尔吉尔附近的一位朋友，那里是狩猎的好地方。这两只小猎狗长得健壮、活泼。我将它们装在汽车里送走，它们神采飞扬，呼呼地喘着气，脑袋凑在一起，伸着舌头探出车子，好象在追踪新奇而堂皇的猎物。那敏锐的眼睛，那轻捷的四肢。那充满活力的心灵，告别了我的宅邸与草原，在新的土地上，愉快地呼吸、嗅闻、奔跑。

我的一些雇员开始离开庄园。不再种咖啡，也无需加工厂，波莱·辛格感到无所事事，可是他不愿在非洲另谋职业，最后终于下决心返回印度。

波莱·辛格，虽精于五金矿产，可在打铁铺之外，却象孩子那般单纯。他一点儿也意识不到庄园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为庄园伤感，晶莹的热泪流下来，淌入那簇浓黑的胡须里。他一再设法挽留我，想出种种维持庄园的计划。他的这些努力，久久地令我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眼下，他一直以为我们加工机械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仿佛牢固地与蒸汽机、咖啡干燥机凝结在一起。机器上的每一个螺母，都被他那双柔和的黑眼睛所溶化。最后，当他确信事情已无可挽回，便骤然放弃了一切努力。他依然十分伤感，却逆来顺受，有时我见到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述说自己旅程的安排。他离别时，随身什么行李也没带，只有一小箱工具和一套锡焊装备，似乎他已将自己的心和生命付诸大海，剩下的仅仅是他的锡料，他的焊盘，还有这谦逊、棕肤色的躯壳。

我想在他临别时赠他一件礼物。我希望在我的财物里有他所喜欢的东西，可当我向他提起这一想法时，他当即大喜，宣布他要一枚戒指。我没有戒指，也没钱买给他。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戴尼斯来庄园吃饭时，我向他讲了自己的这一处境。戴尼斯曾送我一枚阿比西尼亚的软金戒指，可以调节大小，适于任何手指。戴尼斯听了我的苦经后，估摸着我是在打这只戒指的主意，有心将它转送给辛格。他也常常抱怨，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他送给我什么东西，我转身就会送给我的有色朋友。这回为了避免这类事发生，他把戒指从我手上取下，戴在他自己手指上，说在波莱·辛格离开之前，这枚戒指由他来保管。过了没几天，他便去蒙巴萨了，这样，戒指便成为他的陪葬物了。在波莱·辛格临行前，我卖了家俱，凑足了钱，终于到内罗毕买了一枚他向往的戒指。这戒指是重金的，镶有一块红宝石，显得象玻璃似的。波莱·辛格高兴得又流下了眼泪。我相信这枚戒指帮助他度过了与庄园、与他们的机器难舍难分的时刻。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周，他天天戴着戒指，每回来我这儿，总要扬起他的手，含着温柔而欣喜的微笑，向我显示他的戒指。在内罗毕车站，我见到他的最后一眼，是他那只瘦长黝黑的手，那只以何等炫目的速度锻打铁件的手。这只手从土著车厢异常拥挤、闷热的窗口伸出来。波莱·辛格在车厢里，坐在工具箱上，上下挥舞着那只手。啊，再见了！手上的红宝石象一颗小星星在闪光！

波莱·辛格回旁遮普老家。他多年未见亲人了，但亲人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寄照片给他。他将照片珍藏在加工厂近旁的小瓦楞铁屋子里，小心翼翼、充满自豪地拿出来给我看。我收到了他在赴印度的海轮上写来的几封信。这些信开头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夫人，再见了。”然后向我报道他的消息和旅途纪事。

戴尼斯死后一周，一天早晨，我遇到了一桩奇事。

我假寐在床上，回想着近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我极力想理解这些事情的内涵。我依稀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一定是越出了人类生存的正常轨道，卷入了我永远不该进入的大旋涡。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地面在我脚下塌陷，星星从天穹坠落。我记起了一首关于雷格奈罗克的诗，诗内描述了群星纷落的情景；我还想起了关于矮神的诗歌，这些矮神在山洞里长吁短叹，死于惊恐之中。所有这些，我想，不可能仅仅是境遇的巧合，即人们所谓的厄运的回环，内中肯定有某些贯通的原则。我若能发现这些原则，它们将拯救我。我觉得，要是我能观察到点子上，事物的连贯性将更为显而易见。我想，我该起床，捕捉一下有关的先兆。

许多人认为，寻找先兆是非理性的。此种观点源于这一事实：要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特别的心境，并非很多人感知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你若怀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寻觅先兆，答案不会使你失望的，它随需求的自然结果而至。同样道理，一个具有灵感的牌手在桌上摸十三张碰运气的牌，占有一把搭配协调的牌。当其他牌手看不出任何叫花色的可能时，他却蓦然瞥见大满贯就在面前向他微笑哩。牌中有大满贯么？有的，对于独具慧眼的牌手的确是有的。

我步出屋子去寻觅先兆，不知不觉中走向仆人们的茅屋。一群群鸡刚放出来，在茅屋之间四处跑动。我停下脚步，凝视着它们。

法西玛的大白公鸡在我眼前高视阔步。突然，它停下来，左顾右盼，鸡冠耸立。在小路的另一侧，一条灰色的变色龙从草丛里爬出来，和公鸡一样，开始早晨的搜索活动。公鸡迳直向小变色龙走去——鸡常吃这类爬虫——得意地咯咯叫了几声。一见到公鸡，小变色龙立即停止前进，如死了一般。它受到了惊吓，可又很勇敢，四肢紧抠地面，嘴巴张得大大的，想吓退它的敌手。它闪电般地向公鹃射出细棍状的舌头。公鸡愣了一秒钟，似乎吃了一惊，继而，它那锤子般的尖喙迅捷有力地啄下去，扯下小变色龙的舌头。

两者的遭遇战进行了十秒钟。我把法西玛的公鸡轰走，捡了一块大石头，砸死了变色龙一一没有舌头，变色龙就活不成，它们全凭舌头捕食昆虫。

这情景真使我害怕——虽然场面不大，却令人厌恶、惊心。我离开现场，在房边的石块上坐下。我枯坐许久，法拉赫把茶水给我送来，放在桌上。我低头盯着地上的石块，不敢往上看，我似乎感到整个世界就是如此的险恶。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渐渐明悟，我寻得了最切合我需要的精神上的答案。我以奇异的方式获取了尊严与荣誉。我渴求的神灵就伫立于我的尊严之上，而不在于我自身的孜孜追求之中。难道还有其他答案可以赐予我么？显然，神灵并非对我溺爱，它们只是对我的召唤予以默契。神灵笑我，笑声回荡山野。在号声中，在公鸡与变色龙之间，神灵笑道：哈！哈！

我十分喜悦，那天早晨我外出正是时候，将变色龙从缓慢、痛苦的死亡之中解脱出来。

大概在这个时候——我将马匹送出以前——英格丽特·林斯特朗从恩乔罗庄园赶来，陪我小住。这是英格丽特交情的表示。要知道，她离开自己的庄园谈何容易。她的丈夫，为了挣钱支付他们在恩乔罗的这片土地，远行坦噶尼喀，在一家剑麻大公司谋职，终年在海拔二千英尺的高地茹苦含辛，就象英格丽特为了庄园的生存，把他租赁出去承受苦役。丈夫外出，英格丽特就自己经营庄园，扩大饲养场，花圃、养猪、养火鸡，忙得不可开交；要抽出几天功夫，的确很难得。尽管如此，为了我，她还是把庄园委托给仆人凯莫萨照管，急匆匆赶到我这里，就象朋友的房子着火，跑来救火似的。这回她没带凯莫萨来，也许对于法拉赫是个福音——眼下的处境，何以款待他的好友昵？英格丽特以其自身的感受力从内心深处明白、理解一个庄园女主人要放弃庄园、离开这片热土，该是何等的心境。

她和我待在一起时，我们不谈过去，不谈未来，也不提及我们的朋友或熟人。在灾难的时刻，我们的心灵闭关自守。我们在庄园里携手而行，从这一处到那一处，走到哪里，就点一下那里植物的名字。仿佛我们在心里点存我们的损失，又好象英格丽特在为我搜集素材，写一本对命运的抗议之书。她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可能有这样的书，然而，对命运的抗争的确是女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来到牛圈，坐在篱笆上，点着归圈的牛群。我无言地向英格丽特指点；“这些牛啊。”她也默默地作答：“唔，牛啊。”将它们载入她的书中。我们转到马厩里，喂糖给马儿吃。它们吃完了，我摊开粘乎乎、淌满口涎的手掌递给英格丽特看，口里叫道：“这些马啊。”她也哽咽着叹息道：“唔，马啊。”又记录在册。在河边的花园里，她得知我不得不将那些从欧洲引来的花木遗弃，内心十分不平静。她的双手紧紧攥住薄荷树、洋苏叶、薰衣草，之后又一再谈起这些花木，她似乎在考虑某种计划，好让我安排一下，把花木带走。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我那一小群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驼牛凝视冥想。我重温了这些牛的口岁、个性及牛奶产量。英格丽特则对它们的命运长吁短叹，大鸣不平。她一头一头地细细打量，但不是以做买卖的眼光——因为我的牛准备留给仆人们——而是在估算、掂量我的损失。她搂着柔软、散发者乳香的小牛犊。她在自己的庄园里经过长期奋斗，养了几头生牛犊的母牛。我遗弃牛犊，与一切理性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她的意愿，她那嗔怪的双目扫了我几限。

假如一个男人，与一位居丧的友人同行，他的内心一直会重复一句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我相信，他本人会反感，并企图抑制这种感觉。可是在两个建立起友谊的女人中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位对自己朋友的灾祸深表同情，不言而喻，幸运的一个不免在心中会重复同样的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这在她们当中不会引起反感，而恰恰相反，这将使她们更为亲密，并在礼节上增添个人的色彩。男人，我想，不会轻易地相互忌妒，也不会和谐地竞争。新娘自然远胜于女傧相，留宿的客人也会忌妒孩子的母亲，这自不待言，然而这对各方都不会引起不快。失去孩子的母亲会把孩子的衣服拿给朋友看，明知朋友的心中在重复一句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这对她们俩都是颇为自然而合适的。英格丽特与我正是如此。当我们漫步庄园时，我知道她在惦念自己的庄园，庆幸自己走运，尚未失去庄园，正在全力掌握着庄园的命运，对此，我们俩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除了旧卡其外衣与长裤，我们实际上是一对神奇的女子，各自包裹在白与黑之中，是一个整体，是非洲务农生活的守护神。

几天以后，英格丽特向我告辞，搭乘火车回恩乔罗了。

我的马匹送了人，我再也不能骑马外出，没有了猎犬，徒步行走也非常沉闷、寂寞。不过我还有汽车，这是颇值庆幸的，在这几个月中，我有不少事须办。

庄园佃农的命运如重负压在我心头。庄园的买主们计划清除咖啡树，将土地重新划分，当作房地产出售，他们用不着佃农。变卖庄园的事一成交，买主们便向佃农发出预告，限他们六个月内离开庄园。这对佃农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窘迫为难的决定，因为多年来他们始终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土地是他们的。许多人生于庄园，还有些人从小就随父辈来到这块土地上。

佃农们周知，为了能在这里居住，每年须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每三十天拿十二先令。这些款项都在庄园办公室里落账。他们也知道，他们须向政府缴纳茅屋税，每幢十二先令，这对一个当家男人是个沉重的负担。在这个世界上，他别无多少来源可支撑两三幢茅屋——根据其妻子的数目而定，因为作为吉库尤丈夫必须给每个妻子一幢茅屋。我的佃农们常因违反法规受到威胁，要他们离开庄园，他们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其地位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他们非常讨厌茅屋税。我在庄园里替政府收税款时，他们真叫我费劲操心，还得耐着性子听他们满腹的牢骚。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将这些事情视作艰难人生的家常便饭，从不放弃希望以某种方式来逃避纳税。他们从未想象过，世上竟然存在一条普遍的基本原则，对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更不知晓这原则将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自行宣告。他们有时还宁可将庄园新主人的决定视为吓唬人的玩艺儿，不予理睬。

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白人在土著心目中的位置，恰恰是上帝的意愿在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我曾与一位印度的木材商签订一份合同，内中有一句条文：上帝的行为。我不太了解此词的含义，起草合同的律师曾向我作过解释。

“不，不，夫人，”他说，“你还不理解此词的含意。凡是不可预见的、与任何条文、理由相悖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行为，意即不可抗拒之力。”

后来，佃农们终于明悟到庄园新主人要他们撤离的预告并非一纸空文，于是，他们垂头丧气、成群结队来到我的住处。他们认为这是我离开庄园的后果——我的厄运有增无已，现在又波及他们。他们并不为此指责我，因为我早就向他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只是问我，他们何去何从？

我从多方面感到难以回答他们。依照法律，土著自己不得购买任何土地，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庄园足以全部接受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在询问此事时，别人告诉我，他们必须迁往吉库尤保护区，去那里找土地。对此，他们很认真地问我，在保护区能否找到大片无人占有的土地足以容纳他们和所有的牲畜？他们还问，他们能否在同一地方找到土地，以便来自庄园的人都留在一起，不必分离。

他们共同生活的决心如此之大，真令我吃惊。在庄园里，他们很难和睦相处，互相间说好话的也不多。然而，此刻他们却一起来了，素来自高自大的大牧主，诸如卡赛古、卡尼努和马乌盖，与那些贫贱的、既无份额土地也无一头羊的帮工，诸如瓦维鲁和乔萨，携手而来——不妨这么说，同心同德，坚持保留牲口，坚持互不分散。我感觉到他们不但是向我要一块地方居住，而是要求生存的权利。

你从人民那里夺取土地，又岂仅是土地？你夺走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根。如果你掠取他们见惯的、期望见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剜掉了他们的眼珠。这一点更适于尚未开化的人们。就连动物，也会长途跋涉，历尽险阻，饱尝苦难，回到他们熟悉的环境，恢复失去的尊严。

马赛依人从铁路线北面——他们的故土搬迁到现在的保护区时，将故乡山、河、平原的名字也一起带来，重新命名新地方的山河平原，这习俗使旅游者左右为难。马赛依人随身带着草药，在漂泊的生涯中，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

这会儿，我的佃农们团结一致，出自同一自我维护的天性，他们若是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周围必须有了解故土的人，以便验证他们的尊严。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他们仍可谈论庄园的地理、历史。即使一个人忘记了，他人也会记起。基于此，他们不能不感到消亡的耻辱正在降临。

“去吧，姆沙布，”他们对我请求，”为我们找一找政府吧，让他们同意我们把全部牲口带上，到新的地方去。走到哪里，都让我们待在一起。”

为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朝圣，或谓乞讨的旅程，足足耗尽了我在非洲最后几个月的时光。

受吉库尤人的派遣，我先去内罗毕和基亚布两个区的区长那里，然后又去土著局与土地办公室，最后去找总督约瑟夫·伯恩爵士——适逢他刚刚从英国来此地上任，我都忘记了自己奔波的目的。我象是被潮汐冲击，时进时退。有时我一整天泡在内罗毕，有时则一天去两三次，每逢我返回庄园时，总有一群佃农等候在我的宅前，可他们从不打听我有什么消息。他们一直守候在这里，为的是向我表示他们办事的持久力。

政府官员都是有耐心、乐于助人的。这件事的困难并非他们造成的；在吉库尤保护区确难找到一块空地足以接纳庄园所有的人与牲口。

绝大部分官员在本殖民地多年，对土著非常了解。他们只是含蓄地建议使吉库尤人明瞭出售部分牲畜的好处，因为他们深知吉库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么做的。而将所有的牲口安排在一块小地方，又势必将造成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护区里邻近土著无休止的纠纷，要惊动其他区的区长们前去处理，平息。

可是，当我们讨论佃农们的第二项要求，即继续住在一起时，当局人士却说无此必要。

“唉，何必问有无必要，”我想，“最卑贱的乞丐才乞讨最可怜的东西。”——如此等等。我平生历来认为你尽可以根据人们对李尔王①的态度将他们分类。但你不能去与李尔王论理，也不能与吉库尤老人论理。从一开始，李尔王就向每个人索取过多，但他是一个国王。非洲土著并非落落大方地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白人，这是确实的，因而问题在某些方面异于老国王及其女儿，白人是作为保护国接管殖民地的。然而，我印象颇深的是，在不太遥远的年代，一个可以记起的年代，土著无可争议地占有他们的土地，也从未听说过白人及其法规。他们的生存环境总的来说，不太安全，但土地之于他们却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基石。他们中有些人被奴隶贩子抓去，在奴隶市场出卖，但有些人一直留在故土。那些被贩运出去的土著，在整个东部世界里流放、受奴役，却渴望返回高原，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土地。那年迈黑肤、眼睛明亮的非洲土著，与年迈黑肤、眼睛明亮的大象何等相似。你看他们伫立在大地上，沉稳而魁伟，周围的世象在他们暗淡的心灵上缓缓地积累、堆砌，他们本身就显示出这块土地的特色。他们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为周围正在发生的巨变而感到困惑不解，都可能会问你他身在何处，而你得用一句名言回答；“先生，在你自己的王国里。”

①李尔王，莎士比亚戏剧人物。

到最后，正当我开始感到自己得驱车来回奔波于内罗毕与庄园之间，在政府办公室详谈我的生活时，我突然收到通知，我的申请获准了，政府同意在达戈莱蒂森林保护区拨出一块土地给我庄园的佃农。在那里，他们可以组建新的定居点，而且离老地方不远。在庄园消逝后，他们还能作为一个社团，不忘各自的面容，永志各自的名字。

这一决定的消息在庄园传开，人们怀着深重、沉默的情感接受之。从吉库尤人的脸庞上，看不出他们是否始终对此事抱有信念，也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绝望。事情一定下来，他们就提出五花八门的要求与建议，被我一一婉辞。他们仍在我屋舍附近逗留，以新奇的眼光注视着我。土著对于运气的感觉与信念是这样的：一次成功之后，一切将顺遂。他们居然还相信，我将在庄园呆下去。

至于我，佃农命运的圆满解决，于我是极大的满足，我很少这么心满意足过。

两三天后，我感到自己在肯尼亚的事务己告终，现在我可以走了。庄园的咖啡收完了，碾面厂里静悄悄的，住宅空空如也，佃农们已得到了土地。雨季结束了，草原、山丘上的新草长得老高老高的。

当初我所抱的宗旨是，一切小事都置之度外，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事，这种设想实际上已失败了。我心甘情愿将我的财物一一赠送出去，作为我自己生命的某种赎金。可当我一无所剩时，我又成了命运中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了。

在那些时日里，圆月射进空荡的屋内，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图案。我顿生奇想，月亮也许是在窥视，并想知道在这一切都离去的地方，我打算再耽延多久。“唔，不要多耽搁了，”月亮说，“时不汝待呀。”

我极愿再耽延一阵，好亲眼看到佃农们在新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但勘察土地颇费时日，很难确定他们何时才能搬入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