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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兴起 第十五章
基督教成长的五大原因。适宜于它迅速发展的条件。原始基督教徒的人数和处境。
对于基督教的成长和确立的过程进行一番公正而又合理的探索，可以说是罗马帝国史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在那个巨大的机体或外遭强敌入侵，或内部缓慢腐败的情况下，一种纯洁、低级的宗教却于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在沉静和隐蔽中逐渐成长，因遭到反对而精力倍增，终于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竖起了胜利的十字架的旗帜。基督教的影响也并非仅限于这一时期，或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在经过一场长达十三四个世纪的变革之后，这一宗教至今仍为欧洲一些在艺术、学识以及武力方面在人类中较为优越的民族所信奉。由于欧洲人的努力和狂热，它已经在亚洲、非洲最遥远的海岸广泛传播；并通过他们的殖民地，从加拿大直到智利，在古代人闻所未闻的一个世界中也牢固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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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探索，不论如何有用或有趣，却伴随着两个特殊的困难。教会历史资料的贫乏和众多疑点使我们几乎很难驱散笼罩着基督教开创时期的迷雾。伟大的公正原则，又常常迫使我们不得不揭示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导师和信徒们的不足征信的说法；而且对一个不十分留心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的错误似乎已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阴影。可是只要他们不仅想到神的启示是由何而来，而且想到是对谁作出的时候，那对虔诚基督教徒的攻击和不信教者的虚假的胜利，便都会立即不复存在了。神学家可以纵情描绘宗教仅披着她的天衣冉冉自天而降的愉快情景。而史学家所承担的任务可不那么轻松。他必须揭示出，她在和一个软弱、堕落的族类一起长时间居住在地球上时，不可避免必将沾染上的错误和腐化现象。
我们的好奇心很自然地促使我们要对基督教信仰究竟是通过什么手段对世上所有已建立的宗教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的问题作一番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可以提出一个十分明显但又能令人满意的回答：那就是，这是由于其教义本身具有令人信服的证据，以及它的伟大创造者的支配一切的神力。然而，在这个世界上真理和理性是很难如此顺当便能为人所接受的，而上天的智慧也常常屈尊以人心中的情欲和人类的一般处境，作为执行其旨意的工具，因此我们似乎仍可以带着必须的恭顺，丢开基督教教会何以能迅速发展的第一动因，大胆地问一问其次要原因究竟都有哪些？看来大约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使它处于最有利的地位，给了它极大的帮助：——ⅰ．基督教徒的一成不变和——如果我们可以大胆这样说的话——毫不容人的狂热情绪，这种情绪虽确乎出自于犹太教，但已清除掉了那种非但不设法诱导，反而阻碍非犹太教徒接受摩西戒律①的狭隘的不友好的精神。ⅱ．关于来世生活的教义，这一教义更由于一些能使这一重要真理增加分量和影响的新情况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ⅲ．一般传说原始基督教教会具有的神奇力量。ⅳ．基督教徒纯真、严谨的品德。ⅴ．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它在罗马帝国的中心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日益壮大的国家。
①《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向摩西传十诫。其中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崇拜偶像等等。——译者
得之于犹太人的基督教徒的顽固的宗教狂热
ⅰ．我们前面已经讲述了古代世界在宗教问题上的和谐，以及一些彼此极不相同，甚至互相敌对的民族如何也极容易接受，或至少是尊重，彼此不同的迷信方式。只有一个民族拒绝参与全人类的交往。许多世代以来，被视为最下贱的奴隶，在亚述和波斯王朝的统治下痛苦呻吟的犹太人，在继亚历山大之后的几个王朝时期从阴暗之中走了出来；由于他们的人数先在东方，后又在西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很快便引起了其他民族的好奇和惊愕。他们赖以保持他们的特殊宗教仪式的沉静、顽劣的脾气及其不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种族，不惜公开承认，或毫不掩饰，他们对人类其余部分的不可调和的憎恨。不论是安条克的暴力，①还是希罗德（旧译希律王）的计谋，还是邻近民族的榜样，都未能说服犹太人把希腊人的典雅的神话和摩西的教义结合起来。罗马人根据普遍宽容的原则，保护了一种他们十分厌恶的迷信。宽厚的奥古斯都曾经客气地下令要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为他的繁荣昌盛献祭；而那些同样应向卡匹托里亚丘的朱庇特礼拜的亚拉伯罕后代中最卑贱的人们本应是他自己和他的弟兄们憎恶的对象。然而征服者的温和态度并不足以压制下他们的臣民的带有妒意的偏见，他们看到那些异教的标记不可避免地传入一个罗马行省，不免感到十分惊恐和忿慨。卡利古拉要将自己的雕像供入耶路撒冷神庙中的企图，由于一个对此类偶像崇拜的渎神行为的恐惧，更甚于对死亡恐惧的民族的一致反对而遭到失败。他们对于摩西戒律坚信不疑的程度，不次于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憎恶。宗教狂热和虔诚的细流，如逼入一条狭窄的通道，也会猛力奔流，有时甚至被激成一股巨浪。
①当指叙利亚国王于公元前168年间企图强使犹太人希腊化的斗争。——译者
这种对于古代世界似乎显得如此可厌或可笑的毫不通融的顽固态度，由于上帝有意向我们揭示了他的特选子民②的神秘历史，而更具有了可怕的性质。但是，这种在生活在第二神庙管辖下的犹太人身上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对摩西宗教的衷心或甚至半信半疑的信奉，如果和他们的先辈的绝不轻信的态度相比起来，便显得更为令人吃惊了。当耶和华在西乃山的雷鸣闪电中传授戒律的时候，当海潮和行星为了方便以色列人而暂停活动的时候，当表示信奉或拒绝主将受到尘世的奖赏或惩罚的时候，他们却始终对眼前可见的神王的权威进行反抗，在耶和华的圣所中供奉各民族的偶像，模仿那些常在阿拉伯人的帐篷中或腓尼基的各城市中进行的各种荒诞的仪式。等到上天理所当然地撤回对这个不知感恩的民族的保护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加强和净化。摩西和约书亚①的同时代人曾经丝毫不以为意地目睹了这些无比惊人的奇迹。在各种灾难的压力之下，对于这些奇迹又深信不疑，终于使得后代的犹太人免于沾染普遍流行的偶像崇拜的习气；而且这个十分独特的民族，完全违反已知的一般人类思想的准则，和他们耳闻目睹的实际见证②相比起来，似乎更易屈服于和相信他们的远代祖先的传统。
②即指犹太人。——译者
①圣经所传犹太人的始祖。——译者
②“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民数记第14章，第11节。）从整个摩西的历史来看，要证明这位神灵确有理由抱怨实在再容易不过，只不过那未免有些亵渎了。
犹太教非常适宜于进行自身防卫，但它却从来无意于征服；很有可能新入教的人从来也没有超过叛教者的人数。神的诺言最初仅对一个家庭发出，那特殊的割礼也只限于在一个家庭中进行。当亚伯拉罕的后代繁衍得多如海中沙的时候，那位曾亲口向他们传授一套戒律和各种仪式的神，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以色列全民族的上帝；这样以一种特有的关怀和爱护，把他最喜爱的人民和其余的人类分离开来。对迦南土地的征服，伴随着许多奇妙的，也伴随着许多血腥的情况，以致获得胜利的犹太人便从此和他们所有的邻人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之中。犹太人曾奉命铲除某些偶像崇拜最甚的部落，而他们对于神意的执行，很少由于人性的软弱而迟迟不前。他们被禁止同外族通婚或结盟；对于不得接纳外族参加礼拜仪式的禁令在有些情况下是永久性的，几乎一般都一直要延续到第三代、第七代，甚至第十代。对非犹太人宣讲摩西教义的义务，从来也没有写入律条之中；犹太人自己也无意自愿承担起这一责任。
在接纳新市民的问题上，这个不友好的民族所追随的并非罗马人的宽大政策，而是希腊人的出于自私的虚荣。亚伯拉罕的后代听人说只有他们才是那神的契约①的继承人而感到沾沾自喜，他们担心轻易和世上异族分享他们的遗产，会降低了它的价值。与人类更多的接触虽扩大了他们的知识范围，却并未纠正他们的偏见；以色列的上帝如果获得一个新信徒，他倒更应当感谢多神教的随和的心性，而并非由于他自己的传教士的积极行动。摩西的宗教似乎仅为一个特殊国家和一个独特民族而立；而如果严格按照命令的规定每个男子必须一年三次亲自前往朝拜主耶和华，那犹太人就根本不可能向那片狭窄的希望之乡以外发展了。这一障碍倒是由于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而消除了；但犹太教的绝大部分却也因而随之毁灭；那些许久以来对于关于一个空无一物的圣所的奇异报道感到诧异的异教徒，现在更无法理解一个没有神庙和祭坛，没有祭司和牺牲的宗教能以什么为崇拜对象，又以什么作为崇拜的工具。可是，甚至就在犹太人处境十分恶劣的时候，他们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独自享有的高傲的特权，避免而不是寻求与外族人的交往。他们仍然以不可动摇的毅力尽力执行戒律中他们所能执行的那一部分。他们的一些特殊的节日、只食某些特殊肉类以及其它一些无关紧要但十分繁琐的生活细节，都使其它的民族十分厌恶和反感，而那些民族的不同习惯和偏见他们又绝对反对。仅仅是那个痛苦的甚至具有危险性的割礼一项，就完全足以拒绝一个志愿皈依者于犹太教礼拜堂的大门之外。
①《圣经·出埃及记》第34章中记有耶和华和以色列人“定约”情况。此处所谓“契约”想系指此而言。——译者
在这种情况下，用摩西的戒律的力量武装自己，而又从它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基督教便在世界范围内应运而生了。在新的体系中，也和在古代的旧体系中一样，始终着眼于培养专一的相信宗教的真理和同一上帝的热情；因而现在在关于最高神灵的本质和意旨的问题上，向人们透露的任何情况，都必须有助于增强他们对这一神秘教义的崇敬。摩西和先知们都具有神的权威，这一点已被承认，甚至被确认为基督教的最牢固的基础。自世界之始，便有连续不断的预言向世人昭告救世主即将来临，并为长时间期待着的那一天作好了准备，这救世主，按照犹太人的粗略的理解，常常被表现为一位国王和征服者的形象，而并非一位先知，一个殉道者和上帝的儿子。通过他为世人赎罪作出的牺牲，那些神庙中的不完美的牺牲立即被结束和消除了。现在一种纯洁的，同样适用于一切不同气候的地区，适用于人类所处的一切情况的精神崇拜，代替了那些徒有形式和图象的礼拜仪式；而且在入教礼中使用更为无害的水代替了原来使用的人血。获得神的恩惠的机会不像过去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而被普遍许诺给了自由人和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切能够使一个皈依者由地下升到天上、能增强他的虔诚、保证他的幸福，或甚至能够满足那种在虔诚的幌子下潜入人心的秘密的骄傲的特权，却仍然仅为基督教教会的成员所专有；但是，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容许，甚至被邀请，获得这一光荣的称号，它不仅被作为一种恩惠向人们提供，而且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义务。因而，在亲戚朋友中传播他所得到的无法估量的幸福，告诫他们千万不要拒绝接受，因为那将被视为罪恶地冒犯仁慈的但无所不能的神灵的意旨，而受到严厉惩罚，便成了一个新入教者的最神圣的责任。
不论如何，基督教教会从犹太教堂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却是一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困难的工作。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把耶稣看作是他们的古代神谕所预言的救世主，尊他为品德和宗教方面的先知的导师；但他们又固执地死守着祖先的各种仪式，并试图将它强加于数目日益增多的非犹太人信徒。这些加入基督教的犹太人以摩西戒律起源于神，以及它的伟大创作者的永恒完美为据提出的论证却也有其一定的可信之处。他们肯定，其一，如果在永恒的时间中始终不变的神原打算取消那些曾有助于于众人之中区分出他的选民的神圣仪式，那他在取消它的时候也必会和当初宣告时一样的明确和严肃：其二，那就不但不应一再声明，或者假定，或者肯定摩西的宗教具有永久性，而且应该把它说成是一个仅仅只适用于救世主来临以前这段时间的临时计划，而那位救世主自会教给人类一种更为完美的信仰和宗教：其三，救世主自身以及在人世上和他交往的他的门徒们便不但不应自己作出榜样，不惜繁琐地遵守摩西戒律，倒应公开向世人宣布废除那些陈旧无用的仪式，那也便不致使基督教在那么多年中和犹太教会的许多教派糊里糊涂地混在一起了。这类议论似乎一直被用来为日益失去其存在理由的摩西戒律进行辩护；但是我们的饱学的圣职人员却已不辞辛劳对旧约全书中含糊的语句和使徒们的意义不明的行为作出了大量解释。这里，我们应该逐步揭示福音教义的整个体系，并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态度作出与犹太教的意向和偏见都难以相容的裁决。
耶路撒冷教会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这种谨慎措施的必要，也证明了犹太教在它的各教派的思想上产生的深刻印象。最早的一批15名耶路撒冷主教全都是受过割礼的犹太人；他们所领导的会众完全把摩西的戒律和基督的教义结合起来了。一个在基督死去仅仅40天后建立起来，而且在许多年中一直在他的使徒直接监督下活动的，教会的原始传统，会被看作是正统基督教的一面旗帜，那是很自然的事。远方的教会经常求助于他们的可尊敬的“母会”，并慷慨捐资以解救她的急难。但是，当许许多多富有的教会团体在帝国的各大城市，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弗所、科林斯和罗马建立起来以后，各基督教殖民地对耶路撒冷原有的敬重便在不知不觉中减弱了。曾为教会奠定基础的犹太入教者，或后来所说的拿撒勒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已陷入由多神教的各种教派来到基督的旗帜之下的日益增加的会众的包围之中：而那些经他们的特别使徒的同意，摆脱了摩西宗教仪式的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的非犹太人，最后却又拒绝让他们的更为拘谨的同教弟兄分享当初他们曾为自己的活动苦苦争取的容忍。犹太人的神庙、城市和公共教会的毁灭，使拿撒勒人十分伤心；因为他们在习俗方面，虽然不是在信仰上和那些不敬神的同胞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关于他们这些同胞遭受不幸的原因，异教徒认为是由于最高神灵的鄙弃，而基督教徒却更为恰当地说，是因为他的震怒。拿撒勒人从耶路撒冷的废墟上撤出来，来到约旦河东岸一个名叫佩拉的小镇，在那里，这个古老的教会在寂寞、凄凉之中度过了60多年的时光。他们仍然能享受经常朝拜圣城的欢乐，并抱着有一天还能重建这些天性和宗教都教导他们既爱且敬的神庙的希望。然而，最后在哈德良的统治下，犹太人的不顾死活的宗教狂热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罗马人，为他们屡屡叛乱的行为所激怒，不惜以非同一般的严峻态度行使他们的胜利者的权力。皇帝在锡昂山上修建了一座被称作埃利亚·卡皮托利纳的新城，并赋予它以殖民地的特权；他宣称任何犹太人如果胆敢走近该城便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并在那里安置一队罗马步兵以加强对命令的执行。拿撒勒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开这对他们普遍适用的禁令了，而在这里现世利益的影响增强了真理的力量。他们选举出马尔库斯作为他们的主教，他是一个非犹太民族的高级教士，而且非常可能出生于意大利或某个拉丁省。在他的劝导之下，这个教区的绝大部分人都放弃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奉行的摩西戒律。通过这样自愿牺牲掉旧日的习惯和成见，他们才买得了自由进入哈德良殖民地的权利，并更为牢固地和正统基督教会团结起来。
当锡昂山重新恢复了耶路撒冷教堂的名声和荣誉的时候，创立异端邪说和制造分裂的罪名便被加在剩余的一小部分拒绝追随拉丁主教的不知名的拿撒勒人身上。他们依然保存着在佩拉的旧日的住地，逐步向大马士革附近一带的村庄扩展，并在叙利亚的现在名叫阿勒颇，当时被称为贝罗依的城市中，组建了一个影响不大的教会。拿撒勒人这个称呼用在那些信仰基督的犹太人身上，被认为未免过于尊贵，因而很快，因为他们被认为智力低下、处境贫困，而获得伊比奥尼派这个轻蔑的称呼。在耶路撒冷教堂重新恢复数年以后，一个衷心承认耶稣为救世主，但仍继续奉行摩西戒律的人，是否也有得救的希望，却成为一个可疑的引起争议的问题了。殉道者查士丁由于天性仁厚，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回答；虽然他讲这话时十分犹豫，但他仍然决定为这种不完全的基督徒着想，表示如果他们只是自己实行摩西的各种仪式，但并不认为它普遍运用或需要而加以推广，则仍可得救。然而当有人追问贾斯丁教会的态度如何的时候，他承认在正统基督教徒中，有很多人不但把那些犹太弟兄排除在得救的希望之外，而且在一般的朋友交往、互相宴请和社交生活中，也拒绝与他们接触。凭常理也可以想到，更为激烈的意见必会压倒一些较温和的看法；因此在摩西的信徒与基督的信徒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使两派分离的鸿沟。不幸的伊比奥尼派被一种宗教视为叛教者加以拒绝，而另一个宗教又认为他们是异端分子而加以排斥，这便使他们看到，他们非采取一个更为明确的立场不可了；因而，虽然迟至公元4世纪时还可以找到这一逐渐消亡的教派的一些残迹，但它实际已在不知不觉中消融在基督教教会或犹太人的教会之中了。
当正统基督教教会对摩西的戒律保持着一种既不过分尊敬也不无端予以藐视的中正态度的时候，许多异端派别都陷入了错误和放肆的相等而又相反的两个极端之中，伊比奥尼派以犹太教的已被普遍接受的真理为据，断言它永远不可能被废除。但是诺斯替教派，却根据他们所想象的不完备之处，同样轻率地推断它从来也不是神的智慧的产物。有些反对摩西和先知权威性的说法极容易被一些抱有怀疑思想的人所接受；虽然这些意见只可能来之于我们对遥远的古代宗教的无知和我们无法对神的安排作出正确判断。诺斯替派的虚妄的科学一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如获至宝，并同样无礼地加以大事宣扬。而由于那些异端派别大多数都反对追求感官乐趣，它们对于早期主教的多妻、大卫的风流韵事和所罗门的嫔妃充斥的内宫，都愤然加以责难。对于迦南土地的征服，以及对那些纯朴的土著居民的灭绝，它们更不知道如何结合正常的人性和正义的观念来加以解释。但是，当它们想到几乎犹太人历史的每一页都为一连串暗杀、处决、屠戮的血淋淋的事件所玷污的时候，它们只得承认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崇拜偶像的仇敌所表现的同情，并不次于他们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所表达的同情。撇开戒律的不同派别，说到戒律本身，他们断言一个仅仅以血腥的牺牲和繁琐的仪式为内容，它的赏与罚又纯粹为肉体和尘世的性质的宗教就决不可能激发起向善之心或使人致力于克制情欲的冲动。对于摩西的上帝创造人类和人类走向堕落的说法，诺斯替教派只是亵渎地加以嘲讽，他们对于神在六天劳动之后便要休息一天之说，一直到亚当的肋骨、伊甸园、生命树和知识之树、会说话的蛇、禁果以及由于第一代祖先犯下轻微的过失因而对全人类进行惩罚的种种说法，他们连听也不耐烦听。诺斯替教派把以色列的上帝亵渎地描写为一个易于冲动和犯错误的灵物，对人喜怒无常，恨则刻骨仇恨，以卑下的妒嫉心情看待人们对他的迷信的礼拜，并使自己有所偏私的恩泽仅施于一个民族，并局限于短促的尘世的一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看不出他在什么地方具有明智的全能的宇宙之父的特征。他们承认，犹太人的宗教不像非犹太人的偶像崇拜那么有罪：但是他们赖以作为基本信念的是，他们视为首次显露的最灿烂的神的光辉而加以崇拜的基督降临人世是为了把人类从他们的种种错误中拯救出来，并向人类昭示一个真理和完善的新体制。最博学的神父，离奇地不惜降低身份，也贸然接受了诺斯替教徒的诡辩。他们承认他们的说法在字面上和任何一条信念和理智的原则都难以相容，但他们认为自己隐藏在一幅宽广的寓言的帷幕后面便绝对安全，不怕会受到任何攻击，因而公然把这种寓言向一切摩西教势力微弱的教区散播。
早有人颇有新意但不一定真实可信地指出，在图拉真或哈德良时代，也就是在基督去世大约一百年之后，教会的处女般的纯真一直还从未受到分裂或异端邪说的破坏。我们可以更恰当地说，在那一时期，救世主的信徒们，不论在信仰还是在实践方面，都享有比以后各个时代所能容许的更多的自由。及至对圣餐的理解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狭窄，得势的教派所发挥的精神影响越来越严酷的时候，它的许多最有名望的追随者，在被要求放弃个人意见时，反被激怒而更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图探求他们的错误原则的结论，并公开竖起了反对教会统一的叛旗。诺斯替教派一向被认为是被称为基督教徒的人群中最和蔼、最博学和最为富有的一部分；而这一显示学识优越的名称①，可能是他们自己以此自豪而自己定下，也可能是他们的嫉妒的对手出于戏弄加在他们头上的。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属于非犹太民族，他们的主要创始人似乎全都不外是叙利亚或埃及人，那地方的温和的气候使得人的身心都倾向于懒散的虔诚的遐想。诺斯替教派把许多从东方哲学，甚至从琐罗亚斯德教②中得来的崇高而晦涩难解的教义，如物质的永恒性，双重原则的存在以及不可见的世界的神秘的神职体系等等，和对基督的信仰混杂在一起了。他们一旦投身于那个广大深渊，他们便完全为一种混乱的想象所支配；而由于错误的道路本来就千变万化、无穷无尽，他们竟于不知不觉中分成了50多个教派，其中最著名的有巴西里德派、瓦伦提尼安派、马西昂派以及更后一段时候的摩尼教派。每个教派都能夸耀自己的主教和会众，医生和殉道者；这些异端教派不理会教会所采用的四福音书，却自行编写了许多历史、按他们各自的教义的需要安排基督和十二使徒的言行。诺斯替教派很快在广阔的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教派遍及亚洲和埃及，也在罗马建立起来，有一段时候甚至深入到西部诸省。他们绝大部分兴起干1世纪，盛行于3世纪，而在4或5世纪，由于更为时髦的争论的流行和政府统治权力的高涨而受到了压制。尽管他们常常扰乱宗教内部的和平，玷辱宗教的声誉，但他们实际却有助于、而非有碍于，基督教的发展。那些非犹太族的信徒，他们虽对摩西戒律怀有强烈的反感和偏见，却仍可以加入许多基督教教派，它们并不要求在他们的未经教化的头脑中找到任何先有神的启示的信念。他们的信仰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强和扩大起来的，而教会通过对许多最顽固的敌手的征服，最终总可以得益不浅的。
①诺斯替教派为存在于公元2世纪的一个重要教派。“诺斯替”原文为gnostic，含有具有丰富知识的人的意思。——译者
②琐罗亚斯德为公元前6世纪一波斯先知。其所创宗教的基本教义为：善与恶均为绝对概念。人可以自行选择善行而达到完美。该教在伊斯兰教兴起以前曾是波斯的国教。——译者
但是，不管在关于摩西戒律的神性或责任问题上，在正统基督教、伊比奥尼派和诺斯替教派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意见分歧，他们却都同样受到一种排他的狂热和对偶像崇拜的憎恶的不断的激励，而这偶像崇拜却正是使犹太人有别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的标志。那个把多神教系统看作是人类的欺骗和谬误相结合的产物的哲学家、尽可以在一副虔诚的面具之下，隐藏着一种鄙视的微笑，而毫不担心这类嘲弄或顺从将会使他自己遭到任何一种看不见的，或按他的理解，凭空想象的神力的痛恨。但是，异教的建立在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眼中却看得更为可厌和可怕。在整个教会和许多异端教派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是，魔鬼是偶像崇拜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也是它所崇拜的对象。那些作乱的神灵①，虽然已失去天使的地位，被投入了地狱，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人世上到处游荡，折磨有罪的人的肉体，迷乱他们的心灵。魔鬼很快就发现人心天然倾向于信仰神灵，便极力加以破坏，他们巧妙地消除人类对他们的创造者的崇拜，篡夺了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和荣誉。由于他这一邪恶计谋的成功，他们立即使自己的虚荣和报复之心得到了满足，并得到了他唯一还渴望得到的一种安慰：有希望使人类的各个民族卷入他们的罪恶和苦难之中。人们已公开声明，或至少是据一般设想，魔鬼已在他们自己之间分割了多神教中的一些最主要的角色：一个拥有朱庇特的名字和特点，另一个装扮成埃斯库拉庇乌斯，第三个变成了维纳斯，第四个也许是阿波罗；而且他们凭借长时间的经验和来去如风的气质，完全能够以熟练的技巧和庄严的姿态扮演他们所担任的角色。他们潜伏在神庙中，创立各种节日和祭礼，编造神话，发表神谕，常常还可以表演一些奇迹。一些由于恶神附体的基督教徒对所有荒唐的现象都能马上作出解释，他们全乐意，甚至极希望能相信异教神话中的最荒唐的故事。但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这类信念却伴随着恐怖，因为对一种民族宗教所表现的极微末的敬意，他也会看成是对魔鬼直接崇拜的表示，并且是一种对上帝的尊严的冒犯。
①关于撒旦纠集堕落的天使作乱的故事，米尔顿在《失去的天堂》中有详细描写。——译者
由于这种意见的存在，一个基督教徒力求保持自己的纯洁，不为偶像崇拜所玷污，便成了他的首要的但颇为艰苦的职责。各民族的宗教并不单纯是在学校中奉行或在神庙中宣讲的抽象信条。多神教的无数神祇和祭祀仪式，都和各种情况的工作、娱乐以及公私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想完完全全避开和它们的联系，而同时又不放弃人类的一切交往，以及自己的一切社会职务和娱乐，似乎是不可能的。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决策，事前或事后都要举行庄严的祭礼，行政长官、元老和军人都必须前往主持或参加①。公开的欢庆场面是异教徒的充满欢乐的礼拜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朝皇帝和人民为庆祝某一神灵的特殊节日而举行的各种竞赛，被看作是诸神必会接受的最好的祭品②。一个出于对神的敬畏，避开那可厌的竞技场或戏院的基督教徒，发现自己在一切欢乐宴会上都会陷入可怕的陷阱的包围之中，因为到处都有他的朋友们在召唤着慈悲的神灵，并纷纷酹酒以相互祝福。当一个新娘假装挣扎着不肯出门被迫在盛大婚礼中跨过她的新居的门坎时，或是当一个凄惨的送丧队缓缓向火化堆③行进时，一个基督教徒在这种十分有趣的场合，却被迫只好离开他的最心爱的亲人，也决不愿去沾染上那些邪教仪式所必然带来的罪过。任何与偶像的制作或装饰有丝毫关系的技术或行业都属罪恶的偶像崇拜活动；这可是一个严厉的判决，因为这将使得社会中从事自由职业或手工业行业的绝大部分人都陷入永恒的苦难之中。如果我们放眼看看那众多的古代遗迹，我们将会觉察到，除了直接表现神灵和用以对他进行礼拜的圣器而外，希腊人凭借他们的想象制作出来用以奉献神明的优美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一开始莫不全是异教徒的房屋、衣服和家具上的最华美的装饰。甚至音乐和绘画艺术以及辩才和诗歌的技巧也莫不出于同一个与神灵无关的来源。在神父们的笔下，阿波罗和缪司是地狱精灵的喉舌；荷马和维吉尔则是它的最出色的奴仆；而充满他们的天才作品并使之生动有力的美丽的神话，则注定只能用以歌颂魔鬼的光荣业绩，甚至在希腊和罗马的普通语言中，也充斥着许多大家熟悉的亵渎的用语，一个粗心的基督教徒也可能一不小心脱口而出，或者听见了也不在意①。
①罗马元老院经常是在庙中或某一圣地举行集会。在他们正式议事之前，每一个元老都得先向圣坛上奠酒和撒乳香。
②参见德尔图良：despectaculis.这位严峻的改革家对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也和对格斗士的打斗一样难以宽容。演员们的服装特别使他反感。脚下穿一双极厚的高底靴，这样对神极不尊重地妄图显得比自己真正的身高高出许多。
③对古代葬礼（在米散努斯和帕拉斯的葬礼中）维吉尔所作的描写，其准确程度不在他的评论家塞菲乌斯的说明之下。火化堆本身就是一个圣坛，在火焰上不停地浇洒各种牺牲的鲜血，每一个协助火化的人身上都洒满了驱邪的法水。
①德尔图良的偶像崇拜。如果一个异教朋友（也许在打喷嚏的时候）按一般的习惯说一声“朱庇特保佑你”，一个基督教徒便应该对这把朱庇特视为神灵的说法表示抗议。
这种到处埋伏着随时准备向不曾提防的信徒发动袭击的危险的诱惑，在庄严的节日里则更以加倍的力量对他们发动进攻了。在整个一年之中，它们都被组合和配置得如此巧妙，以致那迷信活动往往具有娱乐，而且常常还带有善行的外貌。在罗马的宗教仪式中，有些最神圣的节目目的是要庆贺新年，为公众和私人的生活祝福；尽情在神前悼念死者，怀念生者；确定不可侵犯的财产界限；在大地春回的时候求神保佑五谷丰登；表示对罗马城的奠基和共和国的建立这两个重大年月永志不忘；以及在农神节人人纵情狂欢的时候恢复原始人类的平等。通过基督教徒在远非如此令人惊愕的场合也会表现出的犹豫和矜持来看，在这里可以想见他们对这种种渎神的宗教仪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在普通欢庆的节日里，古代人按习俗都得在自己的大门上装饰着灯笼和桂枝，头上戴着花环。这种无害的典雅的风俗可能一直作为一身民间传统而加以宽容了。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大门是在宅神的保护之下，桂枝是月桂女神崇拜者的圣物，而花环虽常常戴在头上作为喜庆或哀悼的象征，最早却使用于迷信活动的仪式之中。在这类问题上被劝说顺从本国风俗、遵守行政长官的命令的战战兢兢的基督教徒不免始终忧心如焚，唯恐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受到教会的责难和被神所抛弃的惩罚。
这就是为了维护福音教义的纯洁，使它丝毫不受偶像崇拜的风气的污染，所必不可少的常备不懈的警惕心情。在公众或私下进行的迷信仪式中的一些旧传统，那些已建立起来的宗教的追随者，由于所受教育和习惯的影响，一直仍在漫不经心地奉行着。但是，每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便给基督教徒提供了一个公开表示和再次肯定他们激烈反对的机会。通过这类经常发生的抗议活动，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的坚贞得到了不断加强；而随着这种宗教狂热的增加，他们也便能以更强大的力量进行那场反对魔鬼帝国的神圣战争，并取得更大的胜利。
关于来世生活的学说
ⅱ．在有关灵魂永生的问题上，西塞罗在他的著作中以最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古代哲学家的无知、谬误和困惑。他们如果想让他们的门徒免除对死亡的恐惧，便告诉他们一个十分明显但不免有些悲惨的道理：人的生命的最后解脱实际同时也解除了人生的苦难；不复存在的人，也便不再有任何痛苦。但也有少数希腊和罗马的智者对人性抱有一种更崇高，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更正确的理解；尽管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这种崇高的探索中，他们的理智常常为他们的想象所左右，而他们的想象又常为他们的虚荣心所激励。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智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如此广阔而自鸣得意，当他们在极其深刻的思索或极为重要的劳作中，大力施展各种记忆、想象和判断的才能，当他们想到自己对一种超越死亡和坟墓的界限、万古流芳的名声的苦苦追求的时候，他们便绝不愿把自己看成无异于田间野兽，或者认为他们一向对他的高贵无比赞赏的一种生物，也只能被局限在尺土之内和几年的岁月之中。他们带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成见，于是便进而求助于形而上学的科学，或更应该说是形而上学的语言。他们很快发现既然没有任何一种物质的特性可以运用于思维活动，那么，人的灵魂便必然是一种与肉体完全不同的实体，它纯洁、简单、只作为一种精神存在，不可分解，而在脱离形骸的禁锢之后，便必能感受到更高级的美德和幸福。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崇高的原则中，那些踏着柏拉图的足迹前进的哲学家得出了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但肯定人的灵魂将从此永生，而且过去也一直长存，这样他们是十分轻易地把人的灵魂看作是弥漫和支持着整个宇宙的无限的自在的精神的一部分了。这样一种脱离人的感官和经验的学说，也许可以为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消闲解闷；或者，在寂寞无聊之中，它有时也能为低沉的心志带来一丝安慰；但是人在学习时所获得的淡薄印象却很快便被现实生活中的事务和各种交往所磨灭。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生活在西塞罗和最初几位恺撒时代的著名人物，包括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动机，使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他们在人世上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也完全没有因认真相信死后将受到赏或罚而有所考虑。在罗马法庭上以及在元老院中，最有能力的演说家丝毫不怕引起听众的反感，公开揭露这种学说纯属荒唐的无稽之谈，并说它早已被每一个受过开明教育、头脑清醒的人所摒弃。
因此，既然哲学所能作出的最崇高的努力也只不过是模模糊糊地向人指出，人们有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愿望、希求，或至多是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除了神的启示，也便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肯定那个据说所有脱离肉体的灵魂都将前往的不可见的世界的存在，并对它的具体情况作一番描述了。但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和罗马的民间宗教也有一些固有的缺点，使它难以承担它自身的重任。1．它们的神话的整个体系没有任何一个确凿的牢固的支架；异教徒中最明智的人早已否认了它所窃取的权威。2．关于地狱情况的描写早已任凭画家和诗人的幻想去处理，他们在其中安置的是许多幽灵和妖魔，而加之于他们的奖赏和惩罚又毫无公正可言，以致一个对人心来说最为亲切的严肃的真理，竟被一堆乱七八糟的幻想所压抑和玷污了。3．希腊和罗马的虔诚的多神教教徒也很少把关于来世生活的学说看作是一个基本信条。众神的意旨，就其与公共社会的关系而非与私人的关系而言，主要显现在这个世界的可见的舞台上。人们在朱庇特或阿波罗的圣坛前祈求的愿望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崇拜者所关心的只是今世的幸福，而对于来世的生活则或者毫无所知，或者毫无兴趣。关于灵魂不灭这一重要真理，在印度、亚述、埃及和高卢一直大事宣扬，并获得一定的成功；但既然我们不能把这种差别归之于那些野蛮人的超越的知识，我们也便只能把它归之于一个已确立的祭司制度的影响，那些祭司拿道德的动机用作一种推动人的野心的工具。
我们或许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对宗教来说如此重要的原理，神灵早该以毫不含糊的词句向巴勒斯坦的选民们讲明了，也或许毫无疑问已将这事托付给亚伦①的世袭的祭司身份了。当我们发现，在摩西戒律中并没有灵魂不灭一说，我们便只能赞美天意的神秘安排了；关于这一问题，先知们言辞隐讳；而在从遭受埃及人的奴役到遭受巴比伦人的奴役的漫长岁月中，犹太人的希望和恐惧似乎始终仅仅限制在今世生活的狭窄范围之内。在居鲁士允许这个被放逐的民族回到希望之乡以后，以及在埃兹拉②重新恢复他们的宗教的古代记录以后，在耶路撒冷不声不响出现了两个著名的教派，撒都该派和法利赛派。前者的成员多来自社会中较为高贵和富裕的人家，他们严格遵守摩西戒律的明文规定，虔敬地拒绝承认灵魂不灭之说，原因是，他们奉为他们的信仰的唯一准则的圣书并未肯定这一说法。法利赛派则在圣经之外又加上了一些权威性的传统说法，他们在传统的名义下，接受了一些东方民族的哲学或宗教的纯推理性的教条。于是关于命运或宿命论、天使和精灵，以及死后将受到奖或惩的等等说法，都被列入新的信条之中；而由于法利赛派处世态度严肃，早已把犹太人团体纳入他们的教派中来，灵魂不灭之说因而在亚斯漠尼家族的君主和大祭司的统治时期成为在犹太教中普遍存在的情绪。让犹太人为使多神教者满意，满足于表示一种冷漠的，不动感情的同意，这是和他们的性格不能相容的；而一旦他们承认有一个死后世界的观念，他们就会以一向被视他们的整个民族特点的狂热全力信奉。不过，他们的狂热情绪并没有为它增加可信的证据，甚至也没有加强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这个为自然所提供、为理性所赞同，并为迷信所接受的关于生命和永生的学说，仍须依靠基督的权威和榜样来肯定它具有神的真实。
①《圣经·出埃及记》中所讲摩西的哥哥。——译者
②居鲁士和埃兹拉分别为公元前6世纪波斯皇帝和公元前5世纪犹太人领袖。——译者
现在向人类提出，只要接受福音教的信仰并遵守它的教条，便保证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对于如此优厚的条件，罗马帝国中各种宗教、各个等级，以及各个行省都有为数众多的人欣然接受，那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古代基督教徒，由于受到对现世生活的鄙弃的激励，很自然地相信灵魂的永生，而关于这一点，近代多疑的、不完备的信仰，却不能使我们具有任何充分的概念。在原始基督教教会中，真理的影响因有一种不论它的实用价值和古老程度如何值得我们尊重，但与实际经验却难以相容的意见，而大为加强了。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世界的末日和天国已近在眼前了。这一奇妙事件的即将发生在使徒们的预言中原已说到，而且那说法由他们的最早期的信徒一直保存下来，那些对基督自己的言论一字一句都能理解的人们，则不得不盼望着，在曾目睹基督混迹人间，并尚可为犹太人在韦伯芗或哈德良治下所受苦难作见证的那一代人完全去世之前，“人的儿子”将第二次光辉灿烂地在云端中出现。17个世纪的变革已经教会我们不要对神秘的预言和启示过于深究；但只要我们容许这一错误为了明智的目的在教会中继续存在下去，它便会对基督教徒的信仰和实践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他们将永远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期待着一个新时刻的来临，那时整个地球和各个人种的人类都将在他们的神圣的审判者面前颤栗。
古代在民间普遍流行的千年盛世说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创造世界的工作是在6天之内完成的，根据据说起源于先知以利亚的传统说法，这6天的长度按规定的情况来计算，应共合6000年。按这同一比例推算，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用于劳作和竞争的漫长时期现在差不多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便将是欢乐、安息的1000年了；那时基督将带着大队功德圆满的圣徒和少数逃脱死亡、或神奇地得以复活的一些人，同来治理人世，一直到指定最后让人类全部复活的那一天。这种希望是如此使信徒们喜不自胜，于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幸福天国的所在地，很快便以人的想象所及的最轻快的色彩装饰起来了。但这种仅仅只有纯净的精神欢乐的幸福，对于这里的看来还仍然具有人的天性和感情的居民来说，似乎未免过于清高了。一个充满田园生活乐趣的伊甸园已经不再适合于已在罗马帝国中普遍存在的先进的社会生活。于是一座用金子和宝石做成的城市被修建起来，而且要使附近的郊区到处都超现实地堆满谷物和美酒；这里的幸福、善良的人民，在自由享受那自天而降的物产的时候，绝不会受到任何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限制。这种肯定千年盛世必将来临的说法，从曾经亲自和使徒们的嫡传弟子有过交往的殉教者查士丁和伊里奈乌斯，直到曾充当君士坦丁的儿子的师傅的拉克坦提乌斯，一代一代的神父都曾不厌其详地反复加以申说。尽管这个说法可能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似乎在正统基督教信徒中，它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且它似乎正好和人类的希望和恐惧心理一拍即合，因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信仰的发展。但是，在基督教会的庞大结构已临近完成的时候，这种临时的支撑便被抛到一边去了。基督亲自治理人世的论点，最初被当作是一个奥秘的寓言看待，后来渐被看作是一种可疑而且无用的意见，到最后更被看作是异端和宗教狂热分子的荒唐杜撰而被抛弃了。这是一个至今仍构成神圣教义的一部分的神秘的预言，但它也被认为可能有利于那已被破除的思想，因而一直勉强逃脱了遭到教会禁止的命运。
在基督的门徒得到许诺可以得到暂时统治人间的幸福和光荣的时候，那不信奉基督教的世界，却被指明将遭受最可怕的灾难的袭击。新耶路撒冷的修建工作将和神秘的巴比伦的毁灭①同步前进；而只要在君士坦丁以前进行统治的皇帝信奉偶像崇拜，那适用于巴比伦的一切就会同样落到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头上。一连串凡能损害一个繁荣的民族的道德和肉体方面的灾害已准备就绪；内部纷争和来自北部蛮荒地区的最凶恶的野蛮人的入侵；疫疠和饥荒；彗星和日蚀、月蚀；以及地震和洪水。所有这些还都仅仅不过是罗马将面临的空前浩劫的先兆和预警，到那时候，西庇阿和恺撒家族统治过的国土便将被天火焚毁；那七座山之城，连同它的宫殿、它的神庙和它的凯旋门都将埋葬在火和硫磺的巨泊之中。不过，好虚荣的罗马倒还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帝国正好与整个世界共存亡；这世界一如它曾一度毁灭于洪水一样，注定要经历第二次由火带来的迅速的毁灭。关于这将普遍出现的天火问题，基督教徒的信念有幸和东方的传统说法，和斯多噶派的哲学，以及和大自然的通则十分符合；甚至这个从宗教的角度考虑选作大火发生的起点和主要场地的国家，从自然和物质的条件来看，也最适合于达到此一目的——那里有深邃的洞穴，有硫磺的矿床，以及连爱特纳、维苏威、利帕里等也不过只能算得其中一部分的众多的火山。一个最冷静、最无所畏惧的怀疑论者，也难以拒不承认，非常可能现在的世界体系将最后毁灭于一场大火。至于那些更多的以传统的权威和对圣书的解释，而非以理智的不尽可信的推断，作为自己的信念基础的基督教徒，则怀着恐惧的心情十分相信并随时期待着这个必然的、即将来临的事件发生；而由于他们的心中永远记着这个可怕的想法，因而他们认为在帝国发生的一切灾祸，全都是这个世界已濒临毁灭的无可置疑的先兆。
①《圣经·启示录》第18章曾预言巴比伦将忽然遭到毁灭的情景。——译者
仅由于对神的真实性的无知或不信，而对异教徒中一些最明智、最高尚的人便治以重罪的做法，似乎是现代人的理性和人道的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始终具有更为坚定的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教会本来就毫不犹豫地把在人类中绝大部分归之于应受永恒惩罚的一类。在福音之光升起之前曾求助于理性之光的苏格拉底或其他一些古代哲人，也许还可以容许抱有获得善果的希望。但是谁都肯定，那些在基督诞生或去世以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崇拜魔鬼的人，便既不配，也不可能得到被激怒的神的正义的宽恕了。这种在古代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严酷情绪似乎在爱和和谐的体系之中注入了一种酸苦的精神。血缘和友情的纽带常常被不同的宗教信仰的怨恨所折断了。而基督教徒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始终遭受到异教势力的压迫，有时出于愤恨和精神上的自傲，便尽量使自己陶醉在未来的胜利之中。“你们喜爱热闹场面，”态度严厉的德尔图良叫喊着说：“那就等候那最庞大的热闹场面，世界末日最后的永恒审判的到来吧。当我们看到那么多骄傲的君王和出自幻想的神灵呻吟在最底层的黑暗的深渊之中，那么多曾经迫害过上帝的名声的长官消熔在比他们用以焚烧基督教徒的更为猛烈的火焰之中，那么多明智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受其愚弄的门徒一起在炽热的烈火中面红耳赤，那么多著名的诗人在基督的而不是在密诺斯①的法庭上战栗，那么多的悲剧家显然都更善于表达他们自己的痛苦，那么多舞蹈家——等等的时候，我将会多么快慰，如何大笑，如何欢乐，如何狂喜啊。”但是，这位狂热的非洲人用以描绘地狱情景的虚妄的、毫无情感的俏皮话还远不止此，我们的读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定会允许我将其余部分掩藏起来吧。
①希腊神话中所说克里特国王，死后成为阴曹的法官。——译者
毫无疑问，在原始基督教徒中，有许多人的性情更适合于他们所信奉的温善和慈爱精神。有许多人会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面临的危险抱有真切的同情，不惜竭尽最真挚的热情，把他们从迫在眉睫的毁灭之中拯救出来。冒失的多神教徒在遭受到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恐怖的袭击的时候，不论是他们的祭司还是他们的哲学家都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可靠的保护，便常常很容易被永世折磨说的威胁所吓倒。他们的恐惧可能会有助于推进他们的信仰和理智的发展；而如果他们有一天忽然想到，基督教徒的宗教也许可能确是真的，这样一来，要让他们相信，信奉这一宗教可能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完全、最明智的选择，便不过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原始基督教教会的神奇的力量
ⅲ．据认为基督教徒甚至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便具有非常人所有的超自然的神力的说法，必然曾使他们自己得到安慰，而且也常常促使一些教外的人改而信奉基督教。除了一些偶然的，至高的神有时为了宗教的利益暂时停止自然法则的作用，亲自干预而形成的奇迹之外，基督教教会从使徒和他们的最早的弟子们的时代开始，便一直宣称自己始终不间断地拥有各种法力：有言能道神意、眼能见神灵显圣和预言吉凶的天赋，并有降伏魔鬼、医治疾病和使死者复生的能力。和伊里奈乌斯同时代的人经常有神传授他们通晓外语的能力，不过伊里奈乌斯本人在向高卢的土著宣讲福音教的时候，却被野蛮民族的方言弄得十分狼狈了。得自神的灵感、无论是在清醒时，还是在睡梦中见到神灵显形的人传达的，都被认为是一种十分慷慨的旋与，包括妇女和老人，儿童和主教在内的，各个等级的信徒的恩典。当他们的虔敬之心通过长时间的祈祷、禁食和守夜，充分做好接受异乎寻常的感情冲动的准备的时候，他们便在一种迷糊状态中完全失去理智，于极度兴奋中说出从神那里得到的灵感，完全和任人吹奏的喇叭和笛子一样，成了神灵的喉舌。我们可以附带说明一下，这些幻境的目的绝大多数都不外或是揭示教会未来的历史，或是指导教会当前的教务。从那些被允许魔鬼加以折磨的不幸的人们身上驱除魔鬼，被看作不过是宗教的一项寻常的但极为重要的胜利；而且一再被古代护教者指之为基督教的真实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种可怕的驱鬼仪式通常都在众多的观众面前公开进行。患者的苦痛会当场由驱魔师的法力或法术消除，观众还可以听到被降伏的魔鬼供称自己原是一个古代神话中的小神，不该亵渎神灵妄自窃取了人类的崇拜。但我们只要想一想，大约在公元2世纪末的伊里奈乌斯时代，死人复活也完全不被认为是什么希罕事；而且只要情况需要，当地的教会便会组织大批斋戒的会众一同祈祷，以重演这种奇迹，连那个依靠他们的祈祷死而复活的人也能从此在人们中间长时间生活下去，那么这种神奇的治病的法术，不论治愈的是什么痼疾怪病，也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惊奇了。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教的人可以拿出那么多战胜死亡的例证来，而那些怀疑派的哲学家却仍然拒绝和嘲笑人能复活的说法，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理解。有一位出身贵族的希腊人便曾拿这一点作为全部争论的重要基点，他对安条克的主教提奥菲卢斯说，如果他能够让他亲眼看到有一个人确实死而复生，他便将立刻信奉基督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东部的第一个教会的主教，尽管迫切希望能使他的这位朋友皈依基督教，还是觉得以拒绝这一公平合理的挑战为好。
原始教会的奇迹，在得到许多代人的承认之后，近来有人通过极其开明的深入的研究，对它接连进行了攻击；这种研究虽然得到公众的普遍赞许，但在我们自己的以及欧洲其它地方的新教教会的神职人员中，似乎引起了广泛的责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并不完全是来之于某种特殊的论点，而倒是因为受到我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影响，尤其是我们一向惯于，要让我们相信一件神奇的事情便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行的影响。一个历史家的职责却并不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隐瞒，要采取一种可以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也难以将这种理论恰当地加以运用，难以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如实准确地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而不致倾向于把它的成因归之于超自然的天赋。从第一个神父到最后一位教皇，一代接一代的主教、圣徒、殉道者和奇迹，从未有片刻间断；而迷信的进程是如此徐缓，几乎让人无从觉察，使我们根本不知道应当从那个特定环节截断这传统的链条。每个时代都能为那些使它有别于其它时代的奇易事件充作见证，而它的见证在分量和可信程度上似乎并不低于前代所提，这样一来，如果我们不用2世纪时我们慷慨施之于查士丁或伊里奈乌斯①的同等程度的信赖，来对待8世纪的尊敬的比德或12世纪神圣的伯纳德，那我们就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领上一条责怪自己前后矛盾的道路。如果任何这类奇迹的真实性得依靠它表面上的实用性和正当程度来得到承认，那我们知道，每个时代也都有许多不信教的人需要劝化。许多异端分子需要驳斥，以及一些偶像崇拜的民族需要使它皈依；所以什么时候都不能找到上天应当插手其事的足够的动机。然而，既然每一个接受神的启示的人无不相信神奇法力的真实性，而每一个有理性的人又无不肯定那种法力已不复存在，那么十分明显，那就必然有过某一个时期，这种力量或者突然一下，或者逐渐地在基督教教会中消失了。而我们不管把那一时期安排在那一时代，使徒去世的时代，罗马帝国改奉基督教的时代，或者阿里乌斯邪说归于消灭的时代②全都一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徒竟会毫无所感，这同样都会未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或者，他们在失去神奇力量之后仍然假装着具有那种力量。这样，轻信代替了信仰的职能，狂热被允许冒用神灵感召的言语，把一个偶然事件或人为的安排产生的效果全归之于出于超自然的原因。对于新发生的真正奇迹的经验，应该可以教会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认清天道的规律，并使他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很不恰当的说法的话）习惯于“天工”的风格。如果近代的一位最有才能的意大利画家妄自用拉斐尔或科勒乔的名字来装扮他的拙劣的摹拟之作，这狂妄的欺骗行为一定会很快被揭穿，并遭到愤怒的斥责。
①也许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克莱尔沃的伯纳德，记录了那么多有关他的朋友圣马拉奇的奇迹，却从不提到关于他自己的情况，而和他自己有关的奇迹则又由他的朋友和门徒们详加叙述。在连篇累牍的宗教史中，我们能找到一位圣徒肯定自己具有实现奇迹的能力吗？
②新教徒们一般都把这一时期定在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的时代。更理智的神职人员不愿承认在4世纪出现的奇迹，而那些更为轻信的却对5世纪的奇迹也不愿加以否认。
不管自使徒时代以后原始基督教教会对于奇迹问题抱有何种想法，这种在2—3世纪的信徒中如此显著存在的什么都信的温和性格，无疑对宗教的事业和真实性都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利作用。在现代，一种潜在的、甚至无意的怀疑主义始终纠缠着最虔诚的人的思想。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的真实性的承认，多半都不是积极的欣然同意，而只是一种冷漠、被动的认可。我们的理智，或至少是我们的想象，已长时间习惯于观察并尊重大自然始终不变的秩序，对于亲自去观看可见的神的行动实在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是在基督教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情况是绝对不同的。在异教徒中，最有好奇心或最易轻信的人，常常被劝说去参加一个声称确实具有神奇的法力的团体。原始基督教教徒永远立足在神秘的土地上，而他们的思想经过训练已习惯于相信绝对违反常情的事物。他们感觉到，或者自以为感觉到，在他们的四周到处有魔鬼在不断对他们进行袭击，他们依靠从神的显灵中得到安慰，从预言中获得教导，并依靠教会的祈祷使自己出乎意外地从危险、疾病，甚至死亡中被解救出来。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其目标、工具，或目睹者的真实或想象的奇异事迹，使他们十分愉快地以同样的轻松但却更为合理地去接受福音教历史上确凿有据的奇闻；在这种情况下，不曾超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范围的奇迹就能启发他们，使他们以高度的信心去接受显然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不可知的奥秘。正是这种超自然的真实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直在信仰的名义下得到了百般赞赏，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当时被视为获得神的恩典和未来幸福的最可靠的保证，并被描绘为一个基督教徒的最高或唯一的美德。按照更为严厉的学者们的说法，一些非基督教徒也同样可以实行的美德，在证明我们正确的工作中是没有任何价值或功效的。
首批基督教徒的严厉的道德观
ⅳ．但是，原始基督教教徒总以美德来显示他们的信仰；他们十分正确地认为，能够启发或压制人的理解能力的对神的信念必然同时能净化信徒的心灵，并指导他的行动。基督教中第一批肯定他们的兄弟们的纯洁性的辩护士，以及稍后一个时期赞扬他们的先辈的圣洁的作家，都曾以极其生动的色彩展示了通过对福音教的传播向世人推荐的习俗的改革。既然我的目的只在于说明一些可以用以支持启示说的影响的人的因素，我这里只打算简略地提出可以很自然地使得原始基督教教徒和他们同时代的异教徒或他们的堕落的后代相比起来，显得更为纯洁和更为严肃的两种动力——为过去的罪恶忏悔，以及值得称许的维护自己所属社团名誉的意愿。
很早以前，便有一种由非基督教徒的无知或恶意引起的对基督教徒的责难，说他们诱使一些罪大恶极的罪犯来参加他们的组织，而他们一旦稍有悔改之意便极易被说服，依靠受洗用的净水冲洗掉他们所犯的、各个庙宇的诸神决不会轻予宽恕的罪行。然而这种责难，在对它的歪曲之处获得澄清之后，却和过去曾扩大教会的人数一样，更提高了它的声誉。基督教的朋友们可以毫无愧色地承认，许多最出色的圣徒，在受洗以前，都是最不可救药的罪人。那些过去在尘世上，虽不够完善，却一直遵循着仁爱、宽厚的原则的人，现在从自己行为端正的意识中便可以得到一种恬静的满足，并进而使他们再不易受到那种忽然暴发出来的羞愧、悲伤和恐惧情绪的侵扰，而正是这种情绪促成了许多激动人心的突然的皈依。福音教的教士，效法他们的神圣的主子，对于那些因过去的罪恶行为受到良心谴责，而且常常是自食其果的男人，尤其是女人，并不采取鄙弃的态度。当他们一旦从罪恶和迷信中挣脱出来，并看到光荣的永生的时候，他们便会决心不仅终生致力于善行而且将终生忏悔。追求完美将成为他们的灵魂的主导情绪。谁都知道，理智只关心冷漠无情的平庸，而我们的热情，却促使我们以勇猛的步伐跨越过两个最遥远的极端中的空间。
当新的信教者已经加入信徒的队伍，并已能参与教堂的各种礼拜活动的时候，他们便会发现，由于另一种不全是宗教，而是一种无害的具有不可忽视的性质的考虑，使他们不致再次陷入他们旧时的混乱生活中去；任何一个特定的会社一旦和自己所属的民族大家庭或宗教脱离，马上就会受到普遍的和招人忌恨的注意。一个会社的人数愈少，它的名声便愈会受到其成员的善行或恶行的影响；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极为警惕地注意他本人的行为，同时也要注意他的同教弟兄们的行为，因为他既然可以希望分享大家共同的荣誉，也便必须准备蒙受共同的耻辱。当比提尼亚的基督教徒被带到小普林尼的法庭上的时候，他们恳切地向这位前执政官保证，他们绝不可能进行任何违法的阴谋，因为他们已立下庄严的誓言决不偷窃、抢劫、通奸、作伪证和诈骗等等扰乱社会公众和私人安宁的罪行。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候，德尔图良还带着真诚的骄傲夸耀说，除了宗教的原因，很少有基督教徒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他们的严肃的独居生活使他们憎恶当时人的骄奢，而习惯于奉行廉正、淡泊、俭朴，以及一切平凡的家庭美德。由于大部分教徒都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他们便有责任以最大的诚实和最公平的交易方式，消除世俗的人对他们的外表的圣洁极易产生的怀疑。世人对他们的鄙视锻炼了他们的谦虚、温和和忍耐的习惯。他们愈是受到迫害，便愈是紧密地彼此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互相关怀和毫无猜忌的信赖使许多非基督教徒都十分感佩，也常给一些假情假义的朋友以可乘之机。
关于原始基督教徒的品德，有一个情况确实是真实可信的，那便是连他们的过失，或者可以说他们的错误，都是由于过分重视自己的品德造成的。那些他们的言辞可以证实他们的权威性可以用来影响其同时代人的信念、原则、甚至具体实践的教会的主教和学者们，对圣书的研究全都可说是诚敬有余而技能不足；他们常常对基督和使徒们的严格的教义死板地按字面加以理解，而后来的注释家却明智地以更灵活、更为形象化的方式予以解释。狂热的神父，希图使福音教义的完美性超出哲学的智慧之上，把自我修炼、净化和忍耐的职责推到了一个在我们今天这种虚弱、腐败的状态中几乎不可能达到、更是无法长期保持的高度。一种如此非同一般、如此崇高的教义，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博得人民的尊崇；但是却又不容易取得那些世俗哲学家的赞许，他们在这短暂的人生中的作为始终只从自然感觉和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在最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我们又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喜爱欢乐和喜爱行动。前一种爱好如果受到学术和艺术的熏陶、社交游乐的陶冶，并通过对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而予以纠正，便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绝大部分幸福的来源。对行动的喜爱是一种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原则。它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行动；但是如能有公正、仁爱之心加以指导则它又将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源泉，而且这些品德如果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国、或一个帝国便可能因他一人的无所畏惧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繁荣。因此，我们可以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之于喜爱欢乐一类，而把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归之于喜爱行动一类。二者兼备而且彼此和谐地相互结合的性格便似乎就是最完美的理想的人性了。那种冷漠无情和无所作为的性格，自然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它既不能使个人获得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任何公共的福利。但是，原始基督教教徒却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
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一般总把他的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锻炼理智或想象以及和别人进行无保留的、快意的交谈。但是，这类有趣的消遣却被那些厌恶一切无益于灵魂获救的知识、把一切轻快的谈话说成是罪恶地滥用天赋语言才能的严厉的神父们，或者厌恶地加以拒绝，或者极其小心地勉强接受。在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中，肉体与灵魂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似乎全都有兴趣，以一种无害的温和的方式领略它的最忠实的伴侣也能体会的各种肉体的享受。然而，我们的虔敬的先辈对这个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看法；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厌恶、或装作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些感官乃为我们的自我保存所必需，另一些我们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为我们获得信息；在此种情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称为对感官的滥用。那些没有感觉的、等待进入天堂的人所接受的教导是，不仅要抗拒味觉或嗅觉这类平凡的诱惑，而且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和声，并以冷漠的态度来看待人类艺术的最完美的成就。华丽的衣服、豪华的住宅、优美的陈设，都被看作是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对于肯定自己有罪却不能肯定一定得救的基督教徒来说，俭朴、苦恼的外观对他们更为合适得多。神父们对于奢侈的斥责是非常细致和详尽的；在激起他们的虔诚的愤怒的多种物体中，我们这里可以列举出：假发、除白色以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乐器、金银制作的花瓶、鸭绒枕头（雅各就把头枕在石头上睡觉）、白面包、外国酒、公众场合的颂扬、温水浴以及剃须；关于这一点，按德尔图良的说法，这是对自己的面容进行欺骗，并大不敬地妄图改进创世主的作品。但当基督教渐为富有的上流社会人所接受的时候，这些奇怪的规矩，也便如现在的情况一样，只有急于表明自己圣洁过人的少数人去遵守了。但是，要让人类中的低级阶层自称有一种对（命运不容他们得到的）豪华、享乐生活十分鄙弃的美德，那是十分容易，而且他们也十分乐意的。原始基督教徒的美德和早期的罗马人的一样，常常受着贫穷和愚昧的保护。
神父们在任何有关两性交往问题上的严酷的贞操所依据的也是同一个原则——他们对一切可以满足人的情欲，降低人的精神气质的欢乐都深感厌恶。他们常爱津津乐道的一个意见是，如果亚当一直谨守创世主的严命，他便会永远生活在童贞状态之中，而通过其它某种无罪的繁殖方式也会让天国中住满一个无害的永生的种族。婚姻制度只容许作为延续人种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对于自然的无餍情欲的虽是极不完备的一种约束，在他的堕落的后代中进行。正统的道德家在这个有趣的问题上所表现的犹豫，表明了人们在不愿赞同一项他们不能不予以容忍的制度时所感到的窘困。那些为夫妻同床所制定的各种极为荒唐的条款，如果在这里一一列举出来必会使青年人忍不住大笑，而使妇女们为之脸红。他们一致认为一个人结一次婚便完全足以满足自然和社会的一切需要了。情欲的结合被美化为有如基督与教会的神秘结合，并声称这种结合一旦形成便既非离婚也非死亡所能予以解除。再婚被斥责为合法的通奸；任何人犯下如此严重的侮辱基督教纯洁性的罪行的人会立即被排除在教会的荣誉，甚至教会的怀抱之外。既然情欲已被视为罪恶，而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勉强被容忍的过失，那么按同一原则把独身生活看作是最易接近神的完美境界的途径也便合情合理了。古罗马要经常维持着6个童女灶神的制度常感到困难重重①；而原始基督教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身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②在内，认为这是使魔鬼无用武之地的最明智的办法。③在肉欲的进攻面前，有些人无所感觉，有些人却始终能保持坚不可摧。处于非洲温暖气候条件下的童女们，因为鄙弃可耻的逃走行为，便不免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她们只得允许教士和执事跟她们同床，以这样在欲火中仍能保持着清白的贞洁而自鸣得意。但是受屈辱的自然法则有时不免要伸张自己的权利，而这类新的殉教者只不过给教会增添一些新的丑闻④而已。可是，在基督教的苦行者（由于他们的十分痛苦的修练，他们很快便获得这一称号）之中，许多人，由于他们不是那么冒失，很可能取得较大的成功。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从精神上的满足得到了补足和补偿。甚至广大的异教徒也止不住对这种显然不易实行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表示赞赏；那些神父们，也正是在对这些贞洁的基督信徒的颂扬声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有似泥沙俱下的悬河般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教禁欲生活的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它们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的利益起着平衡的作用。
①尽管给予这些处女以极高的荣誉和极丰厚的报酬，要找到足够的自愿者始终十分困难；而对最可怕的死亡的恐惧也并不总能管住她们不犯戒。
②早期（3世纪初）基督教神学家。——译者
③在奥利金的名声引起嫉妒和迫害以前，这种作法一直不但很少受到责难，倒颇受推崇。他一向本来总将圣书作为寓言看待，但唯独在这个问题上他却采取了坐实文字的态度，这似乎是太不幸了。
④很久以后人们还一直认为丰特夫罗拉特派的创建人也曾企图采取类似的冒失行动。贝勒为了自娱和为他的读者消遣曾大谈这一微妙问题。
基督教徒对尘世的俗务的厌恶程度不次于他们对享乐的厌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我们对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权和要求大家无限宽恕旧日的冤仇、并命令他们一次受辱不怕再次受辱的忍让精神协调起来。赌咒发誓、地方行政官府的排场以及公众生活中的激烈斗争都为他们的俭朴生活所不容；他们的仁慈的无知使他们怎么也难以相信，在某些人的罪恶行径或敌意企图已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时候，利用正义的剑或战争手段把我们的这些同类置于死地是完全合法的。普遍认为，犹太体制的权力是依据一种不很完善的法令，经上天许可，由得到神的启示的先知和有神授权力的国王来行使的。基督教徒们感觉到，也公开承认，对现今的世界体系来说，这样一种制度可能是必要的；他们因而愉快地承认他们的异教总督的权威性。但是，他们虽然念念不忘消极服从的箴言，却拒绝积极参与帝国的民政或军事防御工作。有些人在改变宗教之前便已从事这类残暴和血腥的职业，对他们也许可以不予深究；但是让一些基督教徒在不曾放弃所负担的更为神圣的职责之前，便去充当兵士、行政长官或国王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①。这种对公共福利的无情的甚至是犯罪的冷漠态度，使他们因而遭受异教徒的鄙视和谴责；他们经常问道，如果所有的人都抱着这个新教派的怯懦态度，那么这个到处受到野蛮民族攻击的帝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对于这个带侮辱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辩护士只能作出含糊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因为他们不愿透露他们的秘密的安全保障；那就是他们料定，不等到使全人类皈依基督教的工作完成，战争、政府、罗马帝国以及世界本身都将不复存在了。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也完全一样，最初一批基督教徒的处境和他们在宗教上的疑虑是完全吻合的，他们对积极的生活的反感只是有助于使他们免于在政府和军队中服役，而并不妨碍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享有荣誉。
①德尔图良建议他们采取弃教的从权办法；这个主意，如果普遍传开，对于赢得皇帝对基督教教派的支持是不太合适的。
教会管理机构的发展
ⅴ．但是人的性格，不论会因暂时的情感变化而兴奋或消沉到何种程度，终归会逐渐回到它的正常的自然水平，恢复最适合于它当前状态的情绪。原始基督教教徒对人世的事务和欢乐全都毫不动心；但他们的永不可能完全灭绝的对行动的爱好却很快又重新复活，并在教会的管理机构中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一个对帝国已建立的宗教进行攻击的独立的社团不可能不采取某种形式的内部政策，并任命足够数量的教士，让他们不仅在这个基督教共和国中行使精神职能，而且还要在其中行使世俗的领导职能。这个社团的安全、荣誉和壮大，即使是在最为虔诚的人的头脑中，也会引起一种有如早期罗马人对共和国所抱有的那种爱国精神，有时也同样会产生只要可能达到所希求的目的而对所使用的手段如何漠不关心。力图使自己或自己的朋友获得教会荣誉和职位的野心被用一种冠冕堂皇的意图掩盖起来，那就是，他们是把他们为此目的而有责任求得的权力和影响全部用以谋取公共福利。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要负责查找出异端邪说的谬误或制造分裂的计谋，反对心怀叵测的同教弟兄的阴谋，用恰如其分的斥责点明它们的性质，并把他们从他们试图破坏其内部和平与幸福的社团中驱逐出去。基督教会的神职领导人物所受教育告诉他们，要集蛇的机智和鸽子的纯洁于一身；可是，统治的习惯既会使前者更趋精细，同时也会使后者于不知不觉中遭到腐蚀。任何人不论是在教会里，或是在尘世上被推上任何公共职务的高位，都会使自己由于能言善辩、行动果敢、阅历丰富和精于世务而为人所敬重；当他们对别的人，也许也对自己，隐瞒自己的行为的秘密动机的时候，他们常常也会陷入积极生活的混乱情绪中去，只不过它们由于渗入了宗教狂热而增加了一定程度的苦涩和顽固的味道罢了。
教会的治理常常就既是宗教争论的题目，又是宗教斗争的对象。罗马、巴黎、牛津以及日内瓦的互相敌对的论战者，全都无不力图使原始的使徒时代的教会模式①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政策的标准。少数以诚恳、公正的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人则认为使徒们放弃了立法的职权，宁愿忍受某种不公正的指责和分裂，也不愿剥夺掉未来时代的基督教徒的自由，不让他们按自己时代和环境的特点来改变他们的教会管理机构的形式。一种得到他们许可，曾在1世纪被采用的政策模式，现在也还可能在耶路撒冷、以弗所或科林斯教会的做法中找到。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城市中建立的宗教团体之间，仅只有共同的信仰和仁爱精神作为彼此联系的纽带。独立和平等形成它的内部组织的基础，而纪律和人类知识的缺乏，则不时靠一些先知的帮助来加以补充，不分年龄、性别，或天生的不同才能，所有的人都能被召去担任这一职务，每当他们感到得到神力的冲动的时候，就可以在由信徒组成的大会上尽量倾吐神灵的意旨。不过这类非同一般的天赋常被这类先知的师长们滥用或误用。他们常在极不恰当的场合显露他们的天赋，任意打乱大会做礼拜的程序，并由于他们的傲气和错误的狂热，特别是在科林斯的使徒教会中，制造了一长串可悲的混乱。等到先知的制度已变得无用甚至有害的时候，他们的权力就被剥夺，他们的职位也被撤销了。宗教的公务此后便完全交托给了已建立起来的教会管事人，主教和长老；而这两个称呼，一开始似乎是用来指明同一职位和同一个人的。长老这个名称表示他们年龄较大或者更表明他们稳重和聪慧。主教这个头衔，表明他们对属于他们管辖的教区中的基督教徒的信仰和为人负有监督的责任。按照各教区信徒人数的多少，便有或多或少的一批主教团长老以平等的权力和共同协商的态度，指导着每一个新形成的教会团体。
①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派都一直强烈主张主教职位的神的起源。但加尔文派教会的长老不能容忍忽然出来一位上司；而且罗马的教皇也不承认有人能和他平起平坐。
但是，最完美的平等的自由必须有一个上级长官加以领导才行：群众会商的制度很快就导致主席职位的设立，这样至少可以授权给一个人，由他来收集会众的意见和执行大会的决议。对于常被每年一度或临时的选举打破的公众宁静的关心早已使得原始基督教徒建立起了一个极受尊重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并从他们的长老中选出一位最明智、最圣洁的人，让他终生执行教会最高长官的职务。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主教这个崇高的头衔才开始从长老这一平凡的称号中冒了出来，后者仍是每一个基督教元老会成员的最自然的尊称，前者则被专用于它的新设立的高贵的主席职位。这种似乎在1世纪①结束之前便已开始采用的主教统治形式的优点是如此明显，对于基督教未来的宏大和当前的平静来说是如此重要，因而马上就毫不迟疑地为早已散在帝国各处的会社所采纳，在很早以前便因合乎古制而得到承认②，而且直到现在仍被东方和西方最有影响的教会看作是原始的，甚至是神圣的机构而加以尊重③。我们用不着说，最早荣膺主教头衔的虔诚、谦卑的长老们是并不可能享有，也或者他们拒绝了，现在环绕罗马教皇的三重冕或德国大主教的主教冠那种权势和排场的。但我们可以十分简略地概括说明一下，他们最初的，虽有时也带有世俗性质，但主要属于宗教方面的十分狭窄的权力范围。它包括掌理教会的礼拜活动和纪律、监督数量和名目都无形中日益增多的宗教仪式、任命由主教分别给他们指派职务的各种教堂执事、管理公共基金，以及处理一些虔诚的教徒们之间不愿在法庭上向偶像崇拜的法官暴露的纠纷。在一个短时期中，这些权力是根据长老团的建议，并经教徒大会的同意和批准后行使的。原始教会的主教只不过被看作是他们的同辈中的排头兵，是自由的人民的忠实的仆人。无论何时，如主教位置因原主教死亡而空缺，便由全体教徒大会从长老中选出一位新主教；其中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具有神圣的担任圣职的资格。
①参看启示录。被称作安琪儿的主教当时已在7个亚洲城市中设立。然而克莱门斯的书信（这信写作的时间也可能同样古老）却又不曾帮助我们在科林斯或罗马发现任何主教制度的遗迹。
②nullaecclesiasineepiscopo自德尔图良和伊里奈乌斯的时代以来一直便存在，并作为最大的限度。
③我们在度过了1世纪的难关之后，便发现主教管理制，直到它受到瑞士的天才和德国的改革家的破坏以前，已普遍建立起来。
在使徒们死后的一百多年中，基督教会所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温和、平等的制度。每一个社团本身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尽管在一些最遥远的小邦之间也相互保持着友好的文书和使臣来往，整个基督教世界却并没有任何最高权威或立法会议把大家统一起来。由于信徒的人数日渐增加，他们发现把他们的利益和计划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到2世纪末期，希腊和亚洲的教会便采取了省宗教会议这个有用的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这种形式是以他们自己国家的尽人皆知的一些先例，如希腊的城邦代表会议、亚该亚同盟①，或爱奥尼亚诸城市代表会为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独立教会的主教必须在指定的春、秋两季在各自的省会集会的作法，很快就成为一种惯例和法律。他们对问题的考虑可以得到少数几位卓越的长老的帮助，也因有旁听的群众在场而受到一些限制。他们制定的被称为教规的法令决定着有关信仰和纪律问题的任何重大争论；人们很自然地会相信，圣灵的灵感必会大量地向这个基督教人民代表的联合会倾注。这种宗教会议制度既符合个人野心，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因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便在整个罗马帝国各地被普遍采用。在各省的会议之间也建立了经常的信函联系，以便彼此就会议进行情况互通信息、沟通意见；不久，正统基督教教会也采取了一个大联邦共和国的形式并获得名副其实的力量。
①希腊伯罗奔尼撒城邦的联盟。——译者
当某些教会的立法权力在不知不觉中为宗教会议所取代的时候，主教们却通过他们的联合行动获得了更多的行政和决断的权力；而且，在他们一旦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便可以采用联合的力量，侵犯教士和人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了。3世纪高级教士在不知不觉中已改劝告的口气为命令口气，为未来撒下了篡夺权力的种子，并用圣书中的寓言故事和武断的词藻来弥补他们的力量和理智方面的不足。他们提高了主教职位所代表的教会的团结和权力，对它每个主教都享有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常说，君主和行政长官可以吹嘘自己享有尘世的转瞬即逝的统治权：而只有主教的权威得自于神，并可以从这个世界延续到死后的世界。主教是基督的摄政者、使徒的继承人，也是摩西戒律中高级祭司的神秘的替身。他们专有的除授圣职的特权，同时侵犯了教士和人民选举的自由：而如果他们在教会管理工作上仍在征询长老的意见和人民的意向，他们一定先得反复思考这样主动去屈尊求教会有什么好处。主教们承认他们的同教弟兄的大会握有最高权力；可是在他的特定教区的管理问题上，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样迫使他的羊群对他绝对服从，仿佛教民真就是这个习惯用的比喻中的羊群，同时也仿佛牧羊人就是比羊群更高一等。而且这种服从也并非在一方无需强制，另一方毫不抗拒的情况下形成的。教会组织中的民主部分，在许多地方一直得到教士内部热心的或利害相关的反对派的热烈支持。但是，他们对教会的一片忠心，却被加上了自立宗派和分裂的恶名，而主教的事业得依靠一些积极主动的高级教士的努力才得以迅速发展，这些人，如迦太基的西普里安，能把最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谋略和似乎仅为圣徒和殉教者所有的基督徒美德协调起来①。
①如果被迦太基的主教从他的教会中、并从非洲驱逐的罗法图斯、费利奇西穆斯等等并非最可恶的恶魔，那西普里安的宗教热情大约有时也会胜过他的严酷了。
最初破坏长老之间的平等地位的那些原因，同样也在主教中造成了特别显赫的地位，从而也便产生了最高的管辖权力。每当他们于春秋两季在行省宗教会议上集会的时候，各个人在才能和声望方面的差别，与会成员无不了然于心；广大会众则常为少数人的才智和辩才所控制。但是为使公共会议顺利进行，要求有一种比较正常的不那么招人忌恨的才德；各省宗教会议的永久主席的职位总由该省省城的主教担任；而这些野心勃勃的；很快就会获得总主教和首席主教高级头衔的高级教士于是全暗中准备，从他们的同辈主教弟兄的手中篡夺下不久前主教们所获得的凌驾于长老团之上的同样的权威。而且没有多久，一种争夺最高权势和权力的斗争便在那些总主教们自己之间展开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尽力用最夸张的语言、陈述自己所管辖的城市的人间荣誉和优越性；由他负责管教的基督徒的人数之多和富足；从他们中产生了多少圣徒和殉教者，以及他们如何圣洁地保存了，经过一连串正统的主教，从一向被视为他们教会的奠基人的使徒或使徒的门徒传下来的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无论从哪个方面，也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谁都很容易预见到，罗马必会受到各省的尊重，并且很快就会使各省臣服。教徒团体在帝国首都占有适当的比例；罗马教会在所有基督教组织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而且在西部，还最为古老，许多其它的基督教组织都是通过罗马教会传教士的虔诚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安条克、以弗所或科林斯，常以有一个使徒作为奠基人而百般自豪，而第伯河的两岸却可能曾获得有两位最杰出的使徒在此传道和殉教的光荣；罗马的主教们总都很谨慎地要求继承凡是圣彼得本人或他的职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①。意大利和各省的主教都愿承认他们在基督教的贵族政治中具有按顺序和联合上的首席地位（他们的原话便是如此）。但是专制君主的权力却被厌恶地拒绝了，雄心勃勃的罗马的守护神从亚洲和非洲各民族身上体会到了一次比她过去抵制她的世俗统治时还要更为激烈的对她的精神统治的抵制。那位以最绝对的权威统治迦太基教会和省宗教会议的爱国的西普里安人坚决而有效地反对罗马教皇的野心，巧妙地把自己的事业和东方主教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而且像汉尼拔一样，在亚洲心腹地带寻找新的同盟。如果说这场布匿战争①并没有流血，那主要不是由于斗争双方的高级教士态度温和，而是由于他们无此能力。他们仅有的武器是互相辱骂和开除教籍；这种武器，在整个争论的过程中，他们可是也以同样的愤怒和激情拼命向对方投掷的。每当现代的正统基督教徒不得不把那些宗教卫士，以如此突出的、似乎只有在元老院或兵营中才有可能出现的激烈情绪，进行争论的细节，和一个教皇或一个圣徒和殉教者连系起来，对他们进行谴责的时候，总感到十分苦恼。
①只有在法语中这个著名的对彼得的名字的隐喻是明确的。tuespierre，etsurcettepierre——在希腊、拉丁和意大利语中都不完备，而在条顿语系的语言中则全然不可理解。
①指公元前3世纪和2世纪罗马与迦太基所进行的三次战争。迦太基为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故名。——译者
教会权威的发展引起了僧俗之间的重大差别，而这一点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却是根本不知道的②。这里俗人这个名称包括全体基督教人民；而僧人，按字义来理解，则专指特别选出让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那一部分人；正是这一类值得赞美的人民构成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但不一定总是最有启迪意义的主题。他们相互的敌对情绪，有时会破坏新生的教会的安宁，但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却会在共同的事业中联合起来，而必然侵入主教和殉教者胸怀的对权力的爱好（经过最巧妙的伪装）自会推动他们去增多他们的教民的人数，扩大基督教帝国的疆界。他们并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他们只是受到民政当局的制裁和压迫，而很少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他们却早已得到，并已在他们自己的社团内部加以运用两种最有效的治理的武器，赏赐和惩罚；前者来自信徒们的虔诚的慷慨捐献，后者则出自他们的虔敬的恐惧。
②clerus和laicus（拉丁语：僧人和俗人——译者）的区分，在德尔图良以前便已形成了。
1．曾使柏拉图为之醉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严酷的艾塞尼派①之中的资财共有制度，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曾被原始教会采用。最早一批信徒的狂热促使他们卖掉自己深感厌恶的世俗的财产，并把卖得的价款呈献在使徒们的脚下，自己则满足于接受大家平均分配的一份。随着基督教的进步，这种慷慨捐赠的制度便逐渐松弛并终于废除了，因为当它后来落到不似使徒那么纯洁的一些人手中的时候，重新回来的人性中的自私很快就会使它被滥用和遭到破坏；因而后来改信这一新宗教的教徒都准许保有其原有的世袭财产，可以接受遗产和遗赠，并可以通过一切合法的商业和工业，扩大他们各自独有的财产的数额。福音教的执事们只接受适当的一部分，而不要求全部捐献；而在每周或每月的集会上，各个信徒，可以根据需要的紧迫性、财产的多少和虔敬的程度，自愿适当捐助以充实公共基金之用。捐赠数量不论如何微薄，都不会被拒绝；但根据大家经常受到的教诲，谁都知道，摩西戒律中关于按什一制捐赠的条款仍是每一个人的神圣义务；另外，既然在一种不很完备的纪律要求之下，所有犹太人都奉命要交出他们所有财产的十分之一，那么基督的门徒就应该使自己显得更加慷慨，并通过放弃反正很快必将随整个世界一同毁灭①的多余的财富以立下功绩。几乎无须说明，每一个教会的忽多忽少没有定准的收入，必会随着教徒的贫或富而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本身在偏僻的乡村十分分散、而在帝国的大城市又非常集中。在德基乌斯皇帝时代，行政官员们都认为，罗马的基督教徒拥有十分可观的财富，他们在作宗教仪式时使用金银器皿；他们的新教徒中有许多，为了增加这个教派共有的财富，卖掉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完全置不幸的儿女们的利益于不顾，而他们则常因父母成了圣徒，自己却当了乞丐。对于局外人和敌人的猜测，我们本不应完全信以为真，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从下述我们仅知的，曾提出具体数字或表示明确概念的两个情况来看，这种猜测倒是可信，或有可能属实的。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迦太基主教忽然发出募款赎回被沙漠地带的野蛮人所俘虏的努米底亚弟兄的号召，竟然能从一个远不如罗马富足的社团募集到了十万塞斯特斯（约850英镑）。大约在德基乌斯时代一百年之前，罗马教会一次从一个希望在首都定居的本都人手中，获得了一笔数逾二十万塞斯特斯的巨额捐款。这些捐献绝大部分都是现金；当时的基督教社团既不愿要，也无能力承受，一定份额的地产的拖累。当时有不止一项法令和我们规定的永久管业权的目标一样，禁止任何团体不经皇帝或元老院特许或特殊命令，擅自接受不动产的捐献或遗赠；而对于最初受到皇帝和元老院的蔑视，后来又成为他们的畏惧和妒嫉对象的一个教派，他们是不会轻易给予那种恩惠的。不过，据记载，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期出现的一件事，表明这种限制有时并不起作用或被人钻了空子，也表明基督教徒也可以在罗马境内占有土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和帝国日益增加的政治混乱，这类法律的严格性渐趋松弛；以至到3世纪结束之前，已有许多数量可观的地产被赠与罗马、米兰、迦太基、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以及意大利和各省大城市的一些富裕的教会了。
①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存在于死海附近的一个犹太教派，教徒们在独自建立的居住区中实行财产公有制，追求与上帝的神秘沟通。——译者
①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盛行的同样的意见，也产生了完全相同的效果。绝大多数捐赠人都表示他们知道，“appropinquantmundifine”。（拉丁语：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译者）
主教是教会的当然掌财人，公共钱财，既无帐目，也无人监督，全交他一人掌管。长老们只限于进行一些教务活动，更无权的一些执事只是专门雇用来管理和分发教会平日的进项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西普里安的激烈说法，那就不知道在他的非洲弟兄们之中，有多少人在执行职务时，不仅违反了福音主义的每一条戒律，而且更违反了一切道德原则。这些不忠实的管事，有的把大量教会的财富用以买得肉体上的享乐，有的利用它谋取私利，或任意盗用，或利用它大放高利贷。但是，只要教民的捐献还是出于自愿，不受任何强制，那也便不可能随意滥用他们的信任，对他们的慷慨捐献的一般用途，表明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仍是可信的。有相当一部分款项专供维持主教和教士们的生活之用；另拨出足够的数量用于公众礼拜仪式，这种仪式中最愉快的一部分是一般称作agapoe的爱的宴会。此外全部余款都是属贫民所有的神圣财产，这份财产由主教考虑决定，按一定比例用以维持本区的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生活；用以接济外来游子和朝圣者，以及缓解囚徒和被俘人员，特别是因忠于宗教事业而遭受苦难的人们的不幸。一种慷慨的互通有无的做法把最遥远的省区也相互联接起来，规模较小的教会愉快地接受比较富裕的兄弟们的捐赠的帮助。这样一种重在解救人们的苦难，而不重其才德的制度，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异教徒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虽然嘲笑这个新教的这一原则，却也承认它有其仁德之处①。眼前可以得到救济、将来还可以得到保护的前景，使许多在尘世，由于被忽视，行将沦入贫病和衰老之中的不幸的人们，投入教会的温暖的怀抱。我们同样也还有理由相信，按照当时流行的不人道的作法，常有许多婴儿被父母遗弃，他们也常被虔诚的基督教徒，依靠公共积累的资金，救出死亡，使他们接受洗礼，得到教育，并维持了他们的生计②。
①尤利安似乎很不安地指出，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不止是救济了他们自己的，也同样救济了异教徒的穷人。
②至少对更现代的传教士们来说，他们在同样情况下所进行的类似活动是颇值得称道的。在北京街头每年被遗弃的初生婴儿不下3000名。
2．一切社团，对于拒不遵守或违犯经大家一致确认的规章制度的成员，都有不容怀疑的权力将他们排除在社团的组织和享受福利的圈子之外。基督教会在行使这种权力时，锋芒所向主要是一些重要罪犯，特别是那些犯有谋杀、诈骗或淫乱罪的罪犯；那些宣扬已经主教团明确斥责过的异端邪说的制作者及其追随者；以及那些在受洗之后，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进行偶像崇拜活动以玷污自身圣洁的不幸的人们。开除教籍将会产生世俗和宗教两种性质的后果。凡受到这种处分的基督教徒将无权再参与信徒们的任何献祭活动。原来的教友关系和私人友谊关系都将会被全部切断：他将会发现在原来他所最崇敬的人或曾经最喜爱他的人中，自己已成了不敬神灵的他们所厌恶的对象，而且，仅是被一个体面的团体开除这一点就足以在他的品格上留下一个可耻的污点，一般人也都会尽量躲开他，或对他怀有戒心。这些不幸的被驱逐的人的处境也是十分痛苦和悲惨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恐惧常常更远甚于他们的苦难。参加基督徒会社的最大好处是有希望获得永生；有一种可怕的说法，说是神灵已把天堂和地狱的钥匙交给了那些有权判定谁有罪的教会统治者了，而他们却无法从自己的心中抹去这一说法。异端分子则由于自己原有明确的目标，并可以自我陶醉，认为只有自己才有真正发现得救的道路的希望，力图在自己另行组织的会众中，重新得到他们已不再可能从基督教徒的大团体中得到的世俗和宗教上的安慰。但那些一时失足犯下过失，或进行偶像崇拜的人，几乎无不感到自己的堕落处境，所以总殷切希望重新回到基督教徒的大家庭中去。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悔罪者的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者主张力求公正，一者主张宽大为怀，因而使得原始的教会分成了两派。严格、固执的道德家，永远毫无例外地拒绝他们，即使以最卑下的身份，重新回到曾经被他玷污或背叛的神圣的教会中来；让他们带着有罪的良心永远处于悔恨之中，而只让他们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或许他们从生到死的忏悔也可能会感动至高的神①。教会中最纯洁、最体面的人，则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抱着较温和的态度。天堂的和解的大门一般都不会对重新回来的悔罪者紧闭；但是，为此而建立的一种严厉、庄重的惩罚方式一方面帮着清除他的罪过，一方面却可以有效地儆戒旁观的人们起而效尤。悔罪的人要难堪地公开认罪，因禁食而形容憔悴，身穿麻布衣服，匍匐在会场门口，含泪请求恕罪，并恳求信徒们代他祈祷②。如果罪行的性质十分恶劣，接连几个年头的忏悔，也不足以满足神的正义要求；因而，一些罪人、异端分子或叛教者必须经历缓慢的痛苦的过程和步骤才允许逐步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之中。至于永远开除教籍的处分，只专用于罪行异常严重，特别是那些已曾体验并玷辱了他们的教会官员对他们的宽厚处理的屡教不改的罪犯。基督教会的惩戒条例的施行，视犯罪情节的轻重和次数的多少，由主教考虑做出不同的裁决。安锡拉和伊利贝里斯两个宗教会议，一在加拉提亚，一在西班牙，差不多于同一时间举行；但是，他们各自的现在还可以见到的教规则似乎代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精神。一个受洗后还一再向偶像献祭的加拉提亚人，经过7年悔罪便可能得到宽恕；而如果他曾引诱别人效仿，也只在被驱逐的年限之外再加3年。但是，一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如果犯了同样的罪行却完全被剥夺掉了和解的希望，甚至直到他死后；他所犯的这种偶像崇拜罪，名列十八大罪之首，而其它17项罪过的处罚也都同样可怕。我们在这里不妨指出，其中也包括了诽谤主教、长老，乃至教堂执事等的无可缓解的罪过。
①一直以最严格、固执的态度坚持这一看法的蒙丹派和诺瓦替安派最后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列入被驱逐出教的异端分子的名单之中。
②厚古薄今的人对这种公开悔罪办法的消失颇感到惋惜。
慷慨和严格的十分合理的搭配、根据政策原则，同时也根据正义执行的公正严明的赏罚，构成了教堂的人的力量。以慈爱之心掌管着两个世界治理大权的主教，完全体会到这类特权的重要性；他们用爱护秩序的堂皇的借口掩盖着自己的野心，在行使必要的教规以防止已经集结在十字架旗帜之下、人数日益增多的部队有人逃离的时候，是不能容许有任何对手和他们抗衡的。从西普里安的武断的文告中，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开除教籍和悔罪的教规是构成宗教的最主要成分的结论；而且对基督的信徒来说，违反道德规范的危害性远不如蔑视主教的谴责和权威为大。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着我们听到摩西的声音，正下令让地球裂开，在销毁一切的火焰中吞没掉那拒绝服从亚伦祭司的叛逆的种族；而有时我们又会假想，我们听到一个罗马执政官在重申共和国的权威，宣称他已不可改易地下定决心，要严格执法。“如果我们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听之任之，不加惩罚，”（迦太基的主教曾这样斥责他的过于宽厚的同僚）“如果我们对这种行为听之任之，那无疑便将带来主教的严厉权威的灭亡，统治教会的崇高而神圣的权力的灭亡和基督教本身的灭亡。”西普里安曾经放弃了那些很可能是他永远也不会得到的世俗的荣誉；但能对一群不论如何卑微或遭世人鄙视的会众的良心和思想，获得如此绝对的控制权，却比靠武力和征服强加于心中怀恨的人民的专制的绝对权力，更能满足人的内心的骄傲。
在对这个虽然也许令人厌烦却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试图展示出一些非常有效的，有助于阐明基督教真理的第二位的原则。如果我们在这些原因中发现任何人为的渲染，任何出于偶然的情况，或任何错误和个人情感混杂其中，我们对于人类竟会如此易于为最适合于他们的不完善的天性的外力所动，似乎也不应深感诧异。正是在——专一的热忱、对即将来临的死后世界的憧憬、对各种奇迹的传闻、实行严格的德行规范，以及原始教会的那套体制——这些原因的帮助下，基督教才得以如此成功地在罗马帝国内发展起来。正是由于这第一个原因，基督教徒们才具有了不屈不挠的勇气，使他们决不向他们决心要加以征服的敌人屈服。接下去的三个原因为他们的勇气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个原因则把他们的勇气团结在一起，指挥他们如何运用他们的武器，并使他们的努力具有那种一小队训练有素、勇猛的志愿兵，常可以据以击败一大群既不知战斗目的何在，也不在意战斗结果如何的乌合之众的不可抗拒的威力。在多神教的各种教派中利用群众轻信的迷信思想诱骗他们的埃及和叙利亚遊方的狂热教徒，也许是唯一一种全凭他们的教职获得全部声誉和支持、对自己的保护神的安全和昌盛真正亲切关怀的僧侣。罗马和各省的多神教教士，绝大多数出身高贵家庭、富有资财，他们把出面管理某一著名神庙或公众献祭活动完全看作是一件极光采的事，十有八九都是自己花钱举行祭神的赛会，而以十分冷漠的态度，按照他们本地区的法律和风尚举行古老的宗教仪式。由于他们在生活中自有正常职业，他们的热情和虔诚很少会为个人利益或与教职有关的习惯所左右。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各自的神庙和城市之中，所以始终也没有使自己受到纪律约束或管辖的联系；而当他们接受元老院、大祭司团和皇帝的管辖权的时候，那些行政长官总满足于能轻而易举地在和平和庄严的气氛中维持住人民一般的宗教活动也便行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多神教信徒的宗教情绪是多么彼此各异、多么松散和多么没有定准。他们几乎是毫无控制地听任自己随着迷信的幻想的自然趋势浮沉。他们的生活和处境中的偶然情况决定他们的虔诚的对象和程度；只要他们的崇拜始终可以如此接连滥用在一千个神灵的身上，那他们的心也便几乎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一位真具有真诚的或生动的感情。
对基督教发展有利的条件
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甚至这些微弱的不完全的印记原有的力量也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没有外力的帮助原不可能洞察信仰的奥秘的人类的理智，已经在揭开异教徒的愚昧问题上，获得了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而在德尔图良和拉克坦提乌斯致力于揭露它的虚假和妄诞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借用了西塞罗的辩才和琉善的机智。这些怀疑主义的作品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读者的范围。怀疑思想的风气，从哲学家传到一心享乐或经商的凡人，从贵族传到平民，从主人传到在他饭桌边侍候、全神贯注倾听着他的放纵的谈论的奴仆。在公众场合，人类中具有哲学头脑的一部分人表面上都装着很尊重他们国家的正当的宗教制度，但透过那单薄的勉强的伪装，他们内心的鄙视却不免会显露出来，甚至一般人民，一旦发现他们崇拜的神，不但不被那些从地位或知识角度为他们所尊敬的人们所接受，而且还受到他们的嘲笑的时候，也不免会对他们一向衷心信仰的教义满怀疑虑和恐惧。古老的偏见的衰落，使得很大一部分人面临陷于痛苦不安境地的危险。怀疑思想和悬而不决的状态，可能使少数喜爱深思的人感到开心。但是，一般群众对各种迷信活动却是那样如鱼得水，如果勉强把他们唤醒，他们则只会因他们所喜爱的幻境的消失而为之痛苦。他们对怪异和超自然事物的喜爱、他们对未来情景的好奇，以及他们总爱把希望和恐惧向这个可见世界之外延伸的强烈倾向都是使多神教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信仰对于凡俗的人是一种如此迫切的需要，因此任何一种神话体系的瓦解，十有八九很快就会有另一种形式的迷信起而代之。如果在紧要关头，充满智慧的上天不曾显露一个真正的完全足以唤起最合乎理性的尊敬和信服，同时又具有可以吸引人民的好奇心、惊异和敬仰的一切的启示，那很快便必会有某些更新、更时髦的神灵出来，占据那些荒废的朱庇特和阿波罗神庙。从人们的实际倾向来看，已有许多人几乎已从他们的人为的偏见中解脱出来，但他们却同样念念不忘并迫切希望使自己的信仰有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更无价值的目标、也完全可以填补他们心中的空缺，满足他们的无着落的急切情绪。任何人如愿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深思，那他对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不但不会感到惊奇，却可能会惊异地感到，它为什么没有获得更加迅速、更加普遍的成功。
前面已经确切而公正地说过，罗马的征服为基督教的征服准备了条件，并加速了它的进程。在本书的第二章，我们曾试图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最文明的省份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统一起来，以及后来又如何通过法律、习俗、语言等最亲密的纽带，团结在一起。一直天真地热望有一个尘世救世主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于神圣先知的奇迹表现得如此冷漠，以致人们认为出版或至少是保存任何希伯来文的福音书都已完全不必要了。关于基督言行的真实历史是在距耶路撒冷相当远的地方，在非犹太族信教人已有极大数量之后，用希腊文编写成的。这些历史一经译成拉丁语，罗马臣民，只除开埃及和叙利亚的农民之外，便全都完全理解，而为了那些农民，后来又专出了特别译本。原为供罗马军团使用的公路，也为基督教传教士开辟了从大马士革到科林斯、从意大利到西班牙极边远地区或不列颠的便利的通道；而且这些宗教征服者也从未遇到过那种通常在把一种外国宗教传入一个遥远地区时所遇到的障碍和阻挠。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之前，便已有人在帝国各省和所有大城市中传播对基督的信仰；不过关于一些教会建立的情况、组成这些教会的信徒的人教以及他们在不信教的群众中所占比例等等，现在却已无从查考，或者被幻想和虚夸的浮词所淹没了。我们对于基督教的声望在亚洲和希腊、在埃及、在意大利以及在西方日渐增高的情况，尽管所掌握的资料是如此极不完备，下面仍将尽力加以叙述；同时也不会忽略掉它在罗马帝国疆界以外获得的真实或假想的成就。
由幼发拉底河向爱奥尼亚海边延伸的那些富裕省份，是那位非犹太族的使徒显露他的热情和虔诚的主要场所。他播种在肥沃土壤上的福音的种子得到了他的门徒们的辛勤培植；而且看来在最初的两个世纪中，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社团似乎也就建立在这个区域之内。在建立于叙利亚的社团中，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大马士革、贝罗依或阿勒颇和安条克所属的教会。《启示录》的先知的前言描述了亚洲的以弗所、西麦拿、帕加马、提阿提拉、萨尔代斯、拉奥狄凯亚和菲拉德尔菲亚的七个教会，并使它们得以扬名后世；它们的派出单位也便很快遍布于那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各处。在很早一段时期中，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色雷斯省和马其顿省都曾热心接受这个新宗教；基督教共和体也很快在科林斯、斯巴达和雅典等城市建立起来。希腊和亚洲教会的古老经历容许它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和扩大组织；甚至诺斯替派和其它一些异端教派的蜂起，也足以表明正统基督教会的兴旺状况，因为所谓异端这个名称总不外是用以指那些人数较少的派别而已。在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自己的供状、抱怨和他们所表现的恐惧。从一位曾研究过人类，并以极生动的笔墨描绘过人类行状的哲学家琉善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便充满了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基督死后80年之内，仁慈的普林尼慨叹他曾经徒然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皇帝图拉真的极为奇特的信中，他肯定神庙几乎全已荒废，神圣的作祭品的牺牲几乎无人购买，一种迷信活动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传遍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旷野了。
用不着去对那些，对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表示颂扬或哀叹的作家的说法或动机，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他们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使我们可以据以正确判断出那些省份的信徒的确切人数。但不论如何，有一个情况总算有幸保存下来，它似乎使我们对这个隐蔽而有趣的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在提奥多西统治时期，在基督教沐浴在皇恩的阳光之中长达60余年之后，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共有会众十万人的安条克教会竟有三千人依靠公众的捐款为生。东方皇后的荣华和体面、公认为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和亚历山大里亚诸城，以及在老贾士丁时期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二十五万人的事件，都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全部居民恐不下五十万人；而基督教徒人数，不论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也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我们如若拿被迫害的教会和胜利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信徒们最早接受基督教称号的地方作一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应当采取的比例数会是多么不同了！然而，我们也不能忘掉，在我们从中获得这些有用资料的克里索斯托的作品的另一节中，所列信徒会众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犹太人和异教徒人数。但要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答的难题其实是很容易，也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善于巧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在因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众捐献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了比较。前者之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一种名单中他们却全然不包括在内。
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广泛的商业活动以及它和巴勒斯坦的邻近，使得新宗教极易传入。首先信奉新教的是许许多多马里乌特湖区的特拉普提人，或艾塞尼人；这个犹太教的教派本来对摩西的宗教仪式的尊重已大不如前了。艾塞尼派的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爱好、热中于殉教、以及他们的虽不纯洁但十分热烈的信仰，便已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了一幅极其生动的图象。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规的、科学的形式的；而当哈德良访问埃及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其重要性完全足以吸引住这位好问的君主的注意。但是，基督教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一直仅限于这一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殖民地的城市之内，而直到二世纪末，德米特里乌斯的几个前任仍是埃及教会仅有的几位高级教士。德米特里乌斯亲自任命了三位主教，他的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人。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当地人民冷漠地勉强接受了这种新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也很少可能遇见一个埃及人，他已战胜过去的偏见不再去杀害当地用以祭神的动物了。但是，等到基督教一旦登上统治的宝座，那些野蛮民族的热情也立即屈服于普遍流行的情绪之下；很快埃及的城市中充满了主教；连蒂巴伊斯的沙漠地带也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从外族和外省来的人流永远不停地流入罗马城的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离奇的或丑恶可憎的事物，任何一个犯罪的或有犯罪嫌疑的人都可以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逍遥法外。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任何一个传播真理或虚妄的教师，任何一个道德的或罪恶的社团的创建者，都极容易找到大批的门徒或从犯。罗马的基督教徒，按塔西佗的记述，在无端遭到尼禄的迫害的时候，数量已经很大，而这位大历史学家的用语，几乎和李维在叙述，始而接受继而又排除酒神巴克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引起元老院采取严厉措施之后，人们也同样担忧，已有数量极大的简直称得上另一个民族的人群，介入那些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但若细加深究，我们马上便会发现，实际加入的并未超过七千人；当然，如果考虑到他们将是按国家法令加以处置的对象，那却仍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数字。我们也应以同样真诚的宽容态度来解释塔西佗和较早时候的普林尼，在他们过分夸大受骗的狂热分子有多少放弃原来对诸神的崇拜时所采取的含糊的措辞。罗马教会无疑是帝国中第一个，也是会众最多的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3世纪中叶，38年和平时期过去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这个教会的教士共有主教1人，长老46人，执事7人，副执事7人，仪式助手42人，以及读经师、驱邪师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们的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人和穷人共有一千五百名之多。按理推算，或拿安条克作个比较，我们可以大致肯定，罗马的基督教徒约为5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难以作出准确的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这里的居民想也决不可能少于一百万人，其中基督教徒最多占1/20.
西方诸省对基督教的了解似乎来之于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非洲，还有高卢，都逐渐趋向于步首都的后尘。然而，尽管有许多有利的时机，可能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拜访他们的拉丁诸省，而他们实际前往却仍是在他们渡海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不久的事；另外，在那些广阔的地区，我们也无法找到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比两安东尼统治时期更高的信教热或迫害活动。福音教在高卢严寒地带的缓慢发展，和它在非洲的炙热的沙漠中被迫不及待地接受的情况是极不相同的。非洲的基督教徒很快就形成了原始教会的主要集体之一。在这个省份开始采用的，在不重要的市镇，常常还是在最偏僻的乡村，安置主教的做法大大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宗教社团的声望和重要性，而这些社团在整个3世纪中更受到德尔图良的宗教热情的鼓舞、受到才能过人的西普里安的领导，并由巧于辞令的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然而如果反过来，我们转眼看看高卢，我们能够看到的也就只是马尔库斯·安东尼统治时期的里昂和维埃纳的人数不多、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基乌斯时代，我们也只知道，只是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中确有一些零散的、由少数虔诚的教徒维持着的教会存在。沉默说来倒是适合虔诚的心灵的；但由于它和宗教热情难以相容，我们不免看到，并为那些，由于在头3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而改克尔特语为拉丁语的省区的，基督教的委靡不振状况而慨然悲叹。从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诸国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的确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省份的福音的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德尔图良的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治下的行政长官发表他的辩解书的时候，这些省份便已在基督教信仰的日光的照耀之下了。但是关于欧洲西部教会的模糊和不完备的起源问题，现有的记载是那么草率，以致我们若要对它们建立的时间和情况作一番叙述，便必须用很久以后在阴暗的修道院中无所事事的僧侣，在贪婪或迷信的支配之下胡乱编写的传说来填补古代文献的空白。在这些神圣的传奇中，只有关于使徒圣詹姆士的一种，由于它的出奇的妄诞，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他从金纳萨雷特湖边的一个过着平静生活的渔夫，忽然被变成一个勇敢的武士，在对摩尔人的战斗中率领西班牙骑兵冲锋陷阵。最严肃的历史学家们都曾颂扬他的功绩；康波斯特拉带有奇迹色彩的神龛显示了他的威力；表示某一军阶的宝刀，再加上宗教法庭的可怕的拷问，已足以消除任何表示反对的亵渎神灵的议论了。
基督教的发展也不仅限于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而按照用预言来说明事实的早期神父的说法，这个新宗教，在它的神圣的创立者死后的一百年中，已遍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不存在任何一个民族，”殉教者圣查斯丁说，“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或任何其它人种，不论他们叫什么名字，以及在习俗上如何与众不同，也不管他们如何对工艺和农业一无所知，也不管他们是生活在帐篷中，还是住在大篷车上四处流浪，在他们之中绝不可能没有人曾经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向天父和万物的创造主进行祈祷。”不过这种即使在今天也极难和人类的真实状况相一致的过分夸大的炫耀之辞，只能看作是把信仰建立在自己的愿望的基础上的一个虔诚而粗心的作家轻率发出的议论而已。但是，不论是这些神父的信念，还是他们的愿望，却都不能改变历史真实。至今仍然丝毫不容怀疑，后来推翻罗马君主国家的西徐亚和日耳曼的野蛮人，当时完全处在异教思想的黑暗之中；而且，甚至试图使伊比利亚、亚美尼亚或埃塞俄比亚改变宗教的做法，一直到国家的权杖落入一位正统基督教的皇帝手中之前，就不曾取得任何程度的成功。在那个时期之前，由于多次发生的战争和商业活动，倒也可能曾向喀里多尼亚地区的一些部落和莱因河、多瑙河以及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区，传播过有关福音教的不完备的知识。在幼发拉底河的彼岸，只有埃德萨在很早就在坚决接受基督教信仰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正是从埃德萨出发，基督教的教义才较为容易地传入了臣服于阿塔薛西斯的几位继位者的希腊和叙利亚的一些城市；但这些教义在波斯人的心灵上似乎并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波斯人的宗教体系，通过一个训练有素的僧侣集团的努力，和希腊、罗马的不确切的神话传统相比起来，已显然更为巧妙，也更为牢固地建立起来。
原始基督教徒的人数和处境
根据这种虽不完备却很公正的对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说，由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一方面是由于恐惧，一方面也由于虔诚心理，一直都被过分夸大了。按照奥利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信徒人数和广大未信教的人群相比起来，仍然是微乎其微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信的资料，我们根本不可能确定，甚至也难以猜测出原始基督教徒的确切人数。不过，即使以安条克和罗马为例作出最高的估计，我们也难以设想在关系重大的君士坦丁皇帝改信基督教以前，帝国居民中已有1/20以上的人站到十字架的旗帜之下来了。不过，他们的信仰、热情和团结的习惯，似乎使他们的人数大为增多了；这些同样也将有助于他们的未来发展的缘由，使他们的实际力量显得更加突出，更为强大了。
少数人因拥有财富、地位和知识而十分显赫，广大的人民都沦于寒微、无知和穷困之中，这便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基督教既然是面向整个人类的宗教，也便必然会从下层社会中得到远比从上层社会更多得多的信徒。这一无关紧要的自然情况慢慢竟然变成一种十分可憎的污蔑的借口；对于这种污蔑，基督教的敌人一直大肆渲染，而基督教的辩护者似乎也并不曾全力否认。他们污蔑说，新的基督教派几乎完全由农民和工匠、儿童和妇女、乞丐和奴隶等等人类的渣滓所组成，其中只有奴隶也许还有可能把传教士引进他们所属的富有、高贵的家庭中去。那些无名的教师（这是心怀恶意的、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攻击）在公开场合虽然沉默寡言，在私下却全都滔滔不绝，武断蛮横。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哲学家发生危险的交锋，却尽量混在粗鲁无知的群众之中，向那些由于他们的年龄、性别或所受教育最易接受迷信的恐怖思想的人们灌输他们的学说。
这幅不友好的描绘，虽不能说毫无近似之处，从它对所歪曲的情节的阴暗渲染来看，显然出自一个敌人之手。由于卑微的基督教信仰广被整个世界，也有一些天赋过人或财产丰富而有一定地位的人成为它的信徒。曾向皇帝哈德良呈献明快的护教书的阿里斯提得斯便是雅典的一位哲学家。殉教者查斯丁，直到他幸运地遇见一位老人，或者说遇见天使，改变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开始对犹太的先知们进行研究以前，就曾向芝诺、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以及柏拉图等学派求教过关于神学的知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莱门斯过去曾阅读过多种希腊文作品，德尔图良也读过许多拉丁文书籍。朱利叶斯·阿非利加努斯和奥利金大量掌握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学问；而尽管西普里安的风格和拉克坦提乌斯的极不相同，我们仍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位作家都是公众的修辞学教师。他们最后甚至也在基督教徒中推广对哲学的研究；只不过并不总是产生最有益的效果罢了；知识可以导致虔诚之心，但也同样可以产生异端邪说，原用以形容阿特蒙的追随者的那番描述，同样也可以完全适用于抵制使徒的继承者的各个教派。“他们妄图修改圣书，放弃古老的信条，并根据奇异的逻辑概念来组成他们的意见。教会的科学遭到忽视，却致力于几何学的研究，当他们忙于对大地进行测量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天上。他们永远只记得欧几里德。他们景仰的对象是亚里士多德和狄奥夫拉斯图斯①；对于伽伦②的著作他们更是百般赞赏。他们的错误来之于滥用不信教的人的技艺和科学，他们还通过对人类的理性进行过于精细的研究，败坏了福音教义的纯朴。”
①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译者
②2世纪帕加马的希腊医师。——译者
我们倒也并不能完全肯定，出身高贵和富有的人永远和基督教信仰无缘。由于有几个罗马公民曾被带上普林尼的法庭，他很快就发现，在比提尼亚，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人背弃了他们的祖辈的宗教。德尔图良曾利用那位非洲前执政的恐惧心理和人道主义思想明确对他说：如果他坚持这种残酷的用心，那他就必须将迦太基人口除去1/10，而且他将在罪犯中找到许多和自己身份相同的人，找到出身最高贵家庭的元老和贵妇人，以及他的最亲密朋友的朋友或亲戚，但德尔图良的这种大胆的挑战，在这里却不如普林尼的这个从不曾遭人怀疑的证词更为可信。不过，现在看来大约到40年之后，皇帝瓦勒良才真相信了这种说法，因为在他的一道命令中，他显然认为已经有许多元老、罗马骑士以及一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参加了基督教的活动。教会虽已逐渐丧失其内部的纯结性，但外部的声势却仍然有增无已；以至到了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皇宫、法院、甚至军队中，都隐藏着大批的基督教徒，他们都试图把现世利益同未来生活的利益协调起来。
然而，这些例外，或者数量太少，或者时间太晚，都不能完全消除掉横加于第一批基督教信徒头上的卑贱和无知的诽谤。我们不应该利用较晚时候的一些虚构的传说来为自己辩护，更明智的办法倒应是把遭受诽谤的情况变成一个可以使大家受到教育的题目。我们只要严肃地想一想便会认识到，使徒们本身本是上天从加利利渔人中挑选出来的，那么把第一批基督教徒在尘世的处境降得越低就使我们越有理由敬佩他们的品德和业绩了。我们有责任时刻记住，总的说来，天国的门是专为穷人敞开的；受过灾难和人类鄙视的磨练的心灵，听到神灵许诺给他的未来的幸福会无比振奋；而与此相反，幸运的人满足于自己在尘世的所有，聪明人则会在怀疑和争论之中，胡乱消磨掉他们在理性和知识方面的狂傲的优越性。
我们现在需要用这样一些想法，以安慰我们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的悲伤，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似乎才最配接受上天的那种恩赐。塞内加、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奴隶埃皮克泰图斯，以及皇帝马尔库斯·安东尼等等名字，都为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了人性的尊严。他们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的生活方面，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了光辉；他们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哲学从他们的思想中清除了一般人的迷信的成见；他们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既是一个令人惊异，又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都忽视了使基督教的体系趋于完善的问题，或对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他们所讲的话或他们的沉默，都同样表现出他们对这个在当时已遍布罗马帝国各地的日益扩大的教派的鄙视。在他们中间，那些肯于屈尊提到基督教徒的人，也只是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贴耳，屈从他们的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一条真正能触动一位有见识、有学问的人的理论来。
这些哲学家是否曾仔细读过原始基督教徒一再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宗教发布的护教言论，至少是可疑的；但十分值得惋惜的是，竟没有一些更有才能的辩护人出来捍卫这一事业。他们为揭露多神教的荒诞花费了过多的机智和辩才。他们只是通过揭示他们的受害教友的无辜和痛苦来激起我们的同情。但在他们应当讲明基督教的神圣起源的时候，他们却大力强调宣告救世主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曾讲清伴随救世主来临的各种奇迹。他们经常爱谈的理论或许能有助于启迪一位基督教徒，或使一个犹太人改教，因为他们两者都承认预言的权威性，都不得不带着虔敬的心情来寻求它的含义和它应验的情况。不过，这种劝导方式，如果用于一些既不理解也不尊重摩西的道路和预言风格的人身上，便会大大减弱它的力量和影响了。在贾斯丁及其后的护教者的拙劣的把握之中，希伯来神谕的崇高意义化作了遥远的形象、装模作样的自满，和冷冰冰的寓言；对于一个思想蔽塞的非犹太人来说，由于混杂着一些以奥尔甫斯①、赫尔姆斯②和女先知③的名义强加于他的，似乎和来自上天的真正的灵感具有同等价值的出于虔诚的伪作，因而甚至连那些神谕的真实性也变得可疑了。采取欺诈和诡辩的手段来保卫上帝的启示，总使我们想起那些给自己笔下的百战百胜的英雄，加上沉重、笨拙、易碎、无用的盔甲的诗人们的不明智的做法。
①希腊神话中能以歌声感动鸟兽木石的歌手。——译者
②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递信息的神。——译者
③那些对更古老的女先知们的预言进行嘲笑的哲学家们应该很容易看出，自殉教者贾斯丁到拉克坦提乌斯，许多神父曾一再得意地加以引用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作品全属伪作。在女先知的诗文已完成了它应当完成的职务之后，也便像千年盛世说一样，被不声不响地抛在一边了。基督教的女先知不幸把罗马毁灭的年代定在195年，罗马城建成后948年了。
但是，异教和哲学世界对于万能的上帝，不是向他们的理性，而是向他们的感觉亲手提出的证据，竟如此毫不在意，我们又如何能原谅呢？在基督时代，他的使徒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第一批门徒的时代，他们宣讲的教义都曾为无数的神的奇迹所证实。跛脚的能走路了，盲人能看见了，有病的痊愈了，死者复生了，恶魔被驱除了，自然规律也往往为教会的利益而暂时不起作用了。但是，希腊、罗马的圣哲们却不理睬这些惊人的奇迹，只一味忙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对于受着精神或物质统治的世界的任何改变，似乎完全无所觉察。在提比略统治时期，整个世界，或至少在罗马帝国的一个著名的省份，出现过3小时违反自然的天地一片漆黑的情景①。甚至如此神奇的，理应引起人类的惊愕、好奇和虔诚的事件，在一个注重科学和历史的时代，竟然无人注意，就那么过去了。这件事发生在塞内加和老普林尼在世的时代，他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奇异事件，或很快便得到关于这事的信息。这两位哲学家都曾在他们的苦心经营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的不倦的好奇心所能收集到的一切重大自然现象，如地震、流星、彗星和日月蚀等等。但是他们俩对于自世界被创造以来，凡人的眼睛所曾亲见的那一最伟大的奇观，却都略而未谈。普林尼的作品中专有一章讲述一些性质奇特、历时较久的日蚀；但他却仅只满足于描述在恺撒被刺后奇特的天光反应，说是在那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太阳都显得暗淡无光。这一晦暗的季节，显然不能和耶稣受难时反自然的天昏地暗相比，但那个值得记忆的时代的大多数诗人和历史学家，却倒都对它大书特书了。
①当指圣经所讲在耶稣受难时出现的情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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